2002年11月4日星期一

赵常青:许万平先生被重庆市警方抓捕抄家

(本文首发于2002.11月《民主通讯》)

今天中午12点多,重庆许万平先生的友人陈女士给我打来电话说,许万平先生被警方带走了。

陈女士在电话中说:“今天上午10点钟来了4个警察将许万平带走了。”我忙问:“对方是哪里人?”“重庆市大渡口区安全局的人。他们将万平带走10多分钟后,又来把我也带去盘问了几个小时。”我说:“他们问了你一些什么问题?”陈女士说:“主要问万平最近做了些什么事?写过什么东西?到外地串联过没有?家里来过哪些人等。对于这些问题,我说我不知道,于是他们便把我放了。”我给她说:“请保持联系。有什么情况请立即打电话过来。”

下午5点,也就是刚才,我按照她提供的联系方式(13047387464)将电话打过去。陈女士接了电话。我问万平的情况怎么样。她说:“警方正在抄家。这已经是第二次抄家了。今天中午已经抄过了一次。”我问:“万平人呢?”她说:“警方带着他抄他家呢。”我请他继续关注事情的进展并保持联系。

许万平先生生于1961年,原是重庆市大渡口区某印刷厂的工人。1989年因从事民主活动、带头抗议北京的“6.4”大屠杀、而被重庆地方当局以反革命罪判处8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97年刑满出狱后,他继续从事民主人权活动,结果,98年又被当地警方判处3年劳动教养。去年结束劳动教养后,他继续为中国的民主化和现代化事业而奋斗,不意现在又被重庆地方当局拘捕抄家。
在此,我谨向长期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艰苦奋斗的许万平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我呼吁海内、外友人及国际人权组织对许万平先生的情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同时,我也郑重提请重庆地方当局,不要肆意践踏公民权利,不要在执政党即将召开16大的“喜庆”日子里,做一些丢重庆警方“脸面”的事情,请他们牢记执政党总书记10月25日在美国布什图书馆前所说的豪言壮语——“中国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扩大民主,建设法治国家,维护人民当家做主的各项权利。”——为了能将执政党总书记的“最高指示”落到实处,我提请重庆地方当局迅速放人,还许万平先生以中国公民的所有权利和自由!

(2002年11月4日晚)

2002年11月2日星期六

赵常青:蒲勇先生,请慢走!

(本文首发于2002.11.2.的《民主论坛》)


在我写这篇悼文的时候,我的双眼充满着泪水,因为我刚才得知,在为中国民主化做艰苦奋斗的历程上,又一位杰出的战士倒下了——他就是今天早晨7点钟去世的蒲勇先生。

我对于蒲勇先生虽然早就有所耳闻,但由于未曾有过直接联系,因而对于他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10月下旬,当我从外地办完事后回到西安,林牧先生告诉我说,四川的蒲勇病情严重,需要大家帮助,并带头作了捐款。接着,我又从《民主通讯》上获悉了蒲勇先生病危的详细情况。于是,我迅速将此情况通知了一些朋友。经过几天的筹集,最后大家凑了1,000元钱。10月27日,我根据《民主通讯》上所提供的联系方式( 0827-8226284  0827-8226284 )打电话到蒲勇先生家里。我向他作了问
候,并说西安的几个朋友凑了一点钱,请他提供一个帐号,我好给他寄过去。于是他便给了我一个农业银行的帐号。我在电话中要他乐观些、坚强些,一定要有信心去战胜疾病。他说自己很乐观,把一切都看得很开,并要我向林牧先生问好,向西安的朋友表示感谢——同时,他在知道我还在做一些事情后,反而要我多加保重。

在通话的第2天(10月28日)上午,我便去一家小银行办理汇款的事情。结果,由于没有对方银行的详细地址,我只好又打电话到蒲勇先生家里询问,结果恰逢成都的欧阳懿先生也赶到蒲勇家里去看望他。于是,欧阳先生接过电话和我通了话。欧阳先生说,蒲勇的病情确实很严重,急需各方的关照。我说,西安的朋友也很穷,大家只凑了1,000元钱算做一份心意吧。于是,欧阳先生从电话里向我提供了电子汇款的详细地址和帐号,并说:“要是大家都能关注一下蒲勇的情况就好了。”最后,我们又谈到致中共16大的公开信问题。由于我当时正在做全国性的签名联络工作,便问欧阳先生,不知蒲勇先生能否在这封公开信上签个名。欧阳先生说:“这要征求蒲勇本人的意见,让我问一下。”不一会儿,欧阳先生说:“蒲勇说给签上。他就在旁边,你和他说吧。”于是,我便听到蒲勇先生在电话中说:“赵先生呀,请把我的名字也签上吧”。我想了想说:“你现在的身体很不好,要不这一次就算了吧。”但他很坚定的说:“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虽然垮了,但我的精神并没有垮,一定要把我也签上!”

“一定要把我也签上!”——这便是我从蒲勇先生口中听到的最后一句遗言。

10月29日上午,我通过银行将那微薄的1,000元人民币电汇到农行四川省南江县支行。3天后——也就是刚才(11月2日晚7点)我又打电话到蒲勇先生家里,想询问一下电汇是否到位了。想不到一个女的接了电话说:“你找蒲勇吗?他今天早上去世了。”我一下子惊呆了,怔了半天又忙问:“你刚才说什么?”对方哭着说:“蒲勇今天早上7点钟去世了”……

我一下子眼泪就出来了:怎么事情变化会如此之快、说走就走了呢?不是大前天还在和我说话吗?不是要求我一定要把他的名字也签上吗?不是还嘱咐我“要多加保重”吗?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我想自己可能是听错了,于是又打一次电话到蒲勇先生的家里。一个男的接了电话,我颤抖着声音说:“我找蒲勇有事,我是他的好朋友。”对方以非常低沉的声音说:“蒲勇……他已经于早上7点钟去世了……”

——蒲勇先生是真的走了,而且是永远的走了……

话到这里,我想问的是:蒲勇先生为什么会走呢?他今年才35岁呵,为什么会这么早就去世了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曾饱受执政当局的政治迫害。13年前,22岁的蒲勇曾因为以副乡长的身分而号召民众起来抗议北京的“6.4”大屠杀行径,而被执政当局野蛮判刑10年。狱内的苦役及种种迫害,使得蒲勇先生落下了满身的疾病。99年出狱后,又因为失去工作,为生计而挣扎——在此艰难困苦的生存条件下,终致旧病急剧恶化而落得英年早逝,怅然而去!

如果蒲勇先生在89年对执政当局的“6.4”大屠杀行为不进行抗议的话,如果他对于执政党俯首帖耳、忠心耿耿的话,如果他只追求作官而无视人间真理和正义的话,我想,他恐怕早已爬到县市级、甚至更高的位置上了,当然,也就不会遭受政治迫害而入狱10年,也不会轻易患病——即使是患上大病,也有医疗保障。但是,在关键时刻,他没有选择卑躬屈膝、点头哈腰的官场道路,而是振臂高呼,坚守了良知、正义和真理。试问,在今日之共产主义官场上,能有几人怀有蒲勇先生那样的勇气呢?

更为可贵的是,10年牢狱生活后,蒲勇先生在艰难生存的同时,继续忠于自己的社会理想,为中国的民主化事业而奋斗——即使是在明知自己身患绝症的情况下,他依然坚决要求在吁请执政党进行民主改革的公开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一定要把我的名字也签上!”——这是他对我的最后留言;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限对执政党的期望、对祖国的期望、对中国民主化事业的期望!

为此,作为蒲勇的朋友,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我诚挚地希望——

第一,四川地方当局能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给蒲勇先生的家属以较好的慰问和抚恤。

第二,执政党及中国政府能够切实考虑包括蒲勇先生在内的190多位中国公民签名的公开信,努力改善国内的人权状况,停止一切人权侵犯和政治迫害,给包括政治异议人士在内的国家公民以人道主义救助和关心。

第三,一切愿意报效祖国的中国公民,都应向蒲勇先生学习,从蒲勇先生的身上汲取一种人格力量和道义力量,为祖国的民主化、现代化和世界化事业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蒲勇先生慢走!

蒲勇先生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中国公民:赵常青

2002.11.2.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