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常青：谁是万物的尺度？——追问普罗泰格拉

（本文首发于《北京之春》2009.2月号 总189期）



上篇 普罗泰格拉的结论

在人类思想史上，普罗泰格拉是一个里程碑，当他在希腊的某个地方向全世界宣布自己的结论——“人是万物的尺度”时，他实际上是第一个为人类高扬人本主义大旗的人。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开创了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先河，他将人类提升到万物中心的位置，并赋予人类为自然界立法的主权者地位。

其实，从宗教学的角度讲，在万事万物中人类是最重要的思想在上帝造人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据《圣经·创世纪》记载——在创造大地万物后的第六天，神说：“我要照着我的形象，按照我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在造完人类后便对他们说：“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而在人类经历了堕落并招致洪水灾难后，上帝又对幸存者诺亚一家人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

在这里，上帝在处理人类和自然万物的关系上规定了这样两条法则：

其一，自然万象（动植物等）将服从于人类的管理，人类对于自然万象拥有主权者的地位；

其二，人类将依赖自然万象而生存，尤其是依赖动物和植物（菜蔬、果子等）这两类“可吃”的东西而生存。

显然，在上帝所创造的物种世界里，人类具有神赋的优越性和高贵性（想一想吧，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的，而不是按照猪狗的形象来造人的，更没有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除人以外的任何其他物种）。正因此，既就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在蛇的引诱犯下原罪后，上帝对于自己所确立的上述两条法则仍然没有改变。由此可见，相对于其它物种而言，上帝对人类确实有着一种异常的关爱和偏爱——从此角度讲，人类对上帝无论抱着何等的感恩之心都是应该的、合情合理的。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想过多地谈论宗教问题。从进化论的角度讲，人类的高贵地位大概并非上帝的功劳，而是通过漫长的物种进化而自然选择出来的。进化论认为人类的始祖是象猴子那样用四脚着地的类人猿。从四肢着地的角度讲，类人猿大概与其它的四脚兽类动物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问题在于类人猿通过漫长岁月的努力，最终从地上站立起来了，这时它和其他动物就有了本质的区别，因为他腾出了双手，并借助双手制造出了各种各样的斗争工具。在物竞天择、强者为王的丛林法则支配下，拥有大脑、双手和斗争工具（如弓箭、石制刀具、棍棒等）的人类逐渐地获取了征服自然界其他物种的物质力量。虎狼虽然凶残，但在拥有工具力量和组织力量的人类面前，那份凶残就算不上什麽了。正因为人类拥有征服其他物种的超强力量，因而也就逐渐形成了对于其他物种的主权者地位——人类不仅成为大地的管理者，而且成为自然界的立法者。在此情况下，《圣经·创世纪》中上帝所说的“一切菜蔬”和“果子”、一切“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也就成为人类进化史中的理论总结了（其实我想类人猿时代的类人猿大概也是靠吃“果子”、“菜蔬”以及被征服的“活着的动物”而过来的）。

由此可见，“人类”并不是从普罗泰格拉时代才成为“万物的尺度”的，无论是神创说还是进化论中关于人类中心论的观点其实都是有关人类生活常识的经验性总结。一切价值和意义只能是相对于人类的存在而言的，离开了人类，再美丽的花、再甜美的果子以及上帝在前五天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普罗泰格拉的贡献在于他首先以人类的声音宣布了这一真理，当人作为“尺度”而为万物立法的时候，自然万物的等级秩序很自然地将以该物种对于人类“贡献”的大小来度量，用经济学术语说，人类将根据自然万象的使用价值来决定它们各自的价值和地位。比如说，玫瑰花有美丽的颜色和香味，能让人赏之于心、悦之于目，因而人们喜欢在庭院加以种植和培养；羊因为能够提供人类肉食、增强人类的体能、满足人类的口腹之欲，所以会有专人放养并使之免于豺狼的伤害。而垃圾因为会污染环境、损害人体健康，因而人们会远离之、抛弃之。总之，一切以人类为中心，一切服务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当然，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人为自然立法，并不等于人类可以对于大自然为所欲为甚至胡作非为。特别是进入工业化以来的近200年人类对自然的使用发展成了人类对于自然的肆意掠夺，并因这种掠夺而导致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沙华、草场退化、气候变暖等等自然灾害。我想当上帝立人类作为大地的管理者时，上帝的意思是让人类管理好大地物种并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人类，而不是让人类对之胡作非为而使之反过来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一种威胁和伤害。好在是人类中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分贪欲对人类自身所造成的伤害（如绿色和平组织、环保人士等），他们不停地呼吁人类应该检讨和修正自己对于自然界的掠夺行为，呼吁重新建立人类与自然间的良性循环秩序，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下篇 谁是万物的尺度？

“人是万物的尺度”虽然强调的是人类对于自然界的主权者地位，强调的是人类对于其它物种的本体属性和至上属性，突出人类的高贵和尊严，但如果再向前追问一步的话——“谁是万物的尺度？是你还是我？”时，新的问题便立马出来了。

当人类还只有亚当的时候，人类作为大地万物的管理者，并不存在这样被追问的问题，因为答案是唯一的，即“亚当”是万物的尺度，由亚当行使主权为自然立法，并赋予自然物种以相应的价值。但问题在于上帝不仅造出了亚当，又马上造出了其夫人夏娃，并明确地对对他们说“你们要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样问题就来了——在只有亚当的时候由亚当说了算，但夏娃出现后，还能继续由亚当说了算吗？如果亚当只喜欢吃牛肉，只想养牛，而夏娃只喜欢吃苹果，只想种苹果时，问题怎么解决？当亚当对夏娃说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时，夏娃会不会反问一句“凭什么要我服从你的命令？你以为你是谁呀？”（当然在《圣经》里并没有这样的记载，有的是亚当和夏娃遵从耶和华的命令，两人和和气气、生儿育女，并且活到八、九百岁才去世——亚当活到930岁才去世），如果亚当以神权和夫权的绝对命令来回答夏娃，夏娃如果相信神权、尊重夫权，也许会迁就老公的意志，但如果她持怀疑的态度又该怎么办？如果夏娃争起女权、妻权和平等的人权又该怎么办？特别是当子孙后代繁衍众多、“遍满地面”的时候，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张三、李四、王麻子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的时候，由“人是万物的尺度”而派生出的“究竟谁是万物的尺度？是你还是我？”的问题便会以更加尖锐的形式摆在人们面前，在此情况下又该怎么办呢？

从人类的全部经验历史我发现答案不外以下三种：

第一，以神道的方式来解决，如希伯来人就基本上借助耶和华的神谕和启示来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亚伯拉罕、摩西还是大卫、所罗门，无不借助耶和华的力量来实现自己作为“万物的尺度”的主权者角色。因为先知对祸福吉凶的预示总能在希伯来人中变成现实，因而神的意志便能够在希伯来人的国度里显示他不可抗拒的权威，顺耶和华者昌，如摩西、大卫、所罗门等；逆耶和华者亡，如约雅敬父子做王行恶导致以色列亡国，自己也于公元前586年成了著名的“巴比伦之囚”。

第二，以“王道”（仁政）或“霸道”（暴政）的方式来解决。

当张三、李四、王麻子为“谁是万物的尺度”而各执己见、争执不下的时候，王麻子便凭借自身的野蛮体魄将张三、李四打到在地下，以暴力手段夺取了主权者的地位，并建立起一整套暴力体系来维护自己的主权垄断，最后同样借助于暴力机器及意识形态灌输（如天子主权论、君权神授论、朕即国家论等）将自己的王位传承于子孙后代。在这王位世袭的过程中，“王麻子”及某个小王麻子也许会因为某些原因而搞点亲民政治，采取一些仁政措施，以所谓“王道”的形式（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来驾驭邦国，但这种“仁慈”的“王麻子”在帝王世系中如凤毛麟角、屈指一二，大部分“王麻子”们则是借助血腥杀戮的高压政策霸占着国家的主权者宝座，通过国家机器来解决“谁是万物的尺度”。

第三，以民主的公共选择的方式来解决。

当“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人们为充当“尺度”、为充当“立法者”和大地的管理者而争执不下的时候，他们既不借助于神谕启示，也不借助于暴力打斗，而是借助于人类理性通过“投票”的方式“选贤与能”来解决这个难题。非但如此，他们还通过任期制、弹劾制来保证执政者不敢也不能为所欲为、胡作非为，如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

在这三种方式中，神道和王（霸）道的方式都远离了人本主义开山大师普罗泰格拉的本意，因为当普氏宣布“人是万物的尺度”时，这里的“人”显然不是特指某一个人如国王，而是指“每一个人”即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万物的尺度”，每一个人在自然面前都能充任立法者和执政者的角色。“人是万物的尺度”不仅宣示着作为整体的人类对于自然物种的主权地位，而且必然隐含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生来就具有高于他人的特权，大家都有着同样的人格和尊严。但神道方式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则以神的意志指挥调度着全世界，而且从《旧约》所记载的以色列人历史看，耶和华选中的以色列人经历了太多的灾难，尤其是这种灾难完全由耶和华神的意志所支配——如他先施法让居住在耶路撒冷的18000余人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俘虏做囚七十年，接着却又怪罪巴比伦王对耶路撒冷及其居民的凌辱而降罪于巴比伦王及其民众——这种由神意所导演的灾难不仅缺乏逻辑性与合理性，而且完全无法防患于未然，一切都是冥冥中的注定，在此情况下，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便丧失殆尽，“人是万物的尺度”便实际异化为“神是万物的尺度”了，人类只不过是供神意驱使的工具而已。因而在神道统治下，“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实际情况是没有一个人能成为万物的尺度。当然从上帝造完人类后所规定的两条法则（及人类管理大地；人类以动植物为生）来说，人类对于自然界其他物种的主权者地位还是存在的，但这仍然体现的是神意的尊贵。

而以王道或霸道的方式（仁政或暴政）来解决主权归属问题，它只是让人类中的个别人或极少数人获得了主权者地位。由于这种主权者地位是通过暴力或战争的手段从别人手中强取豪夺来的，显然是缺少合法性的。尤其是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支配下，胜利者便会象周天子那样自豪地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时，胜利者不仅攫取了对于自然万物的主权地位，而且拥有了对其他人（失败者、臣服者、平民等）的主权者地位，并且为了给自己的非法行为进行辩护，还会寻找几个巫婆神汉或“硕学通儒”之类的怪物制造出什么“奉天承运”“君权神授”等等谬论，企图给自己的非法掠夺披上既合法又神圣的外衣，就象周天子那样自吹自擂什么自己是“天”的儿子，是代表上天对人间实行统治，因而普天之下，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属于自己的。相应的，被暴力征服的臣民不仅会失去作为人类的主体性尊严，而且连自己对自己的所有权都有可能失去，于是“人是万物的尺度”便异化为“王是万物的尺度”，这里的万物就不仅包括自然物种，还包括人类自身中的绝大多数了。对于哲学家普罗泰格拉来说，面对这种情况只能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要想赢得大哲学家的会心微笑只能是第三种解决方式，即通过民主的方式来选举大地的管理者。民主的前提是“众生平等”，没有人生来就比别人拥有更多的特权，只有资质能力的区别，没有天生的贵种。因为大家是平等的且是区别于四脚动物的高级理性动物，便会通过说理、辩论、投票来进行“公共选择”，同时通过分权制、任期制、罢免制等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来使执政者服务于自己的意志，并通过相应人权立法来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不受多数人的侵犯。在此情况下，每一个人的尊严都得到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都得到尊重，每一个人的机会都是平等的。举个例子吧——

雅典城邦民主政治肇始于梭伦，中间经过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的发展，到伯里克利时代渐入辉煌。伯里克利在前期民主实践的基础上，利用首席执政官的地位对城邦政治进行了一系列深度民主化改革，如规定公民大会为城邦最高权力机关，每九天召开一次公民大会，一切公职人员都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年满三十岁的公民都可以参选；城邦实行“陶片放逐法”（由克里斯提尼创制），即由公民大会投票“选出”可能危害城邦民主的“危险分子”并将之流放境外十年，十年后允许流亡者返回城邦并恢复其一切公民权；伯里克利还扩大400人议事会为500人议事会，50人一组在一年内轮流组成主席团，任期为一年的十分之一（约36天左右），负责日常工作；主席团设主席一人，任期一天，每天早晨通过抽签决定，且不得连任。每届主席团在一个多月任期内，都要由公民大会对执政官和十将军委员会进行一次信任投票，若多数人对某高官投了不信任票，该官员就会受到法庭审查；法庭实行民主，通过投票来表决案件，陪审法庭由6000人组成，分为十二组，每组500人，每组法庭任期一年。审理案件时，临时抽签决定由哪组法庭审理，以防舞弊。

关于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伯里克利于公元前431年冬月在死亡将士葬礼演说中一语中的，他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而是在多数人手中，它顾全的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而是多数人的利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也说：“人民统治的优点首先在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意见均交人民大众来裁决。”

当然，古雅典城邦的直接民主制肯定是有它的缺陷的，学者多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但它所开创的以“民主”方式选择城邦执政官的制度无疑以合理的方式解决了公共权力的来源、属性和目的的问题，它既赋予执政者以合法性，又体现了多数民众的意志，将多数民众提升到为自然立法、为自己立法的“尺度”者角色。而少数人的意志虽然受到“悬置”，但得到了平等的表达意志的机会——而且在定期的民主投票中，少数人的意志也有可能因为时空诸要素的变化而上升为多数人的意志，因而在民主政治下，“人为万物的尺度”才实现了普罗泰格拉的本意——在此情况下，哲学家又有什么理由不发出会心的微笑呢？！

赵常青：魂兮归来！——深切悼念赵公紫阳先生

（本文首发于《民主中国》2010.1.17.）

作者按  本文是我2005年元月20日在渭南监狱所作，在这赵公逝世五周年的日子，特将此文刊出，以志纪念！



赵紫阳先生逝世了!

元月18日晚有人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先生于05.1.17.逝世）并将之悄悄告诉了我。我的心里十分震惊，好几天以来，我的心情感到特别的沉重和疼痛。甚至动笔的现在我觉得自己的双眼滚动着痛心的泪水……

赵公呀，您怎么会现在就走人呢？怎么会在我还在蹲监狱的时候就走人呢？我没有办法去到北京为您献上我的小白花……先生呀，我只能用自己能写出来的有限文字来表达我无上的敬意和无尽的追念！我祈祷我主上帝保佑您的灵魂，保佑您能获得天国的荣光和宁静。

Amn!

(一)

先生，我对您最早的了解应该是在您当总理的时候。当时我大概在上初一，因为我也姓“赵”，因而为“赵”姓人家出了一个大总理而感到自豪。记得有一次和班上几个小同学“抬杠”的时候，姓李的同学说他们李姓历史上有个大人物叫“李世民”，一个姓周的同学说周姓有个“周恩来”，我也不甘示弱，说：“我们‘赵’姓历史上也有大人物呢，你们知道百家姓第一姓为什么是‘赵’吗？就因为宋朝开国皇帝是赵匡胤，这个人厉害得很呢，一杯酒就把将军们的兵权解除了。赵姓不仅出皇帝，还出了个大将军赵子龙呢，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的国家总理也姓‘赵’呢!”……

当然，先生，这些都是少年时代的抬杠游戏（但当时您当总理确实在我的心中引起过自豪感），当您在天国散步的时候，您是否会为我彼时的孩子气而感到好笑呢？

（二）

我上初中的时候，正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广大农村由试验而向全国推广的时候。我家住在秦巴山区的偏僻乡村，分了很多的地。记得在承包土地前的生产队时期，我家老为“缺粮户”，每到一年春天青黄不接时，全家（乃至全村）都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因而我小学放学后的经常性任务就是和妹妹背着筐子到山坡上去寻野菜，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要以菜糊糊为主食——唉，吃不饱的滋味真是很难受的！

但是，土地承包后，我家均把所分土地当自留地耕种，不用怀疑，粮食打得多起来了，吃饱是没有问题了。等我上初中时，除了在学校每天吃两顿玉米粥外，我母亲还会为我烙上五、六个面饼让我当“干粮”吃——但要放在生产队大集体时期，就不会有那种香喷喷的面饼了。正因此，我对农村土地承包制是很感恩的。后来听说这个承包制是您在四川当省委书记时首先在四川试验推广的，且有“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谚在乡间流传。在此情况下，那个在乡村中学读书的孩子对您（和小平）是充满了好感的，若不是您的改革试验，上中学的我肯定会继续饿肚子的。因此，现在请允许蹲在监狱中的我以二十多年前的孩子口气向您真诚的说一声——

谢谢了，先生！

多谢了！先生！

（三）

1985年9月我有幸到我们县中读书了。

86年底合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发生了寻求自由与民主的学潮。我当时虽然身处高二，但我还未能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我以一个共青团员的身份相信老师的说教，相信教科书的说教，因而我还积极响应政治老师的号召，写文章批判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对于中共中央处理耀邦先生并升任您为总书记，我当时相信是正确的（就如我当时相信共产党是正确的一样），1987年10月十三大召开后，我作为即将面临高考的学生，还把您做的政治报告当做必须牢记的时事政治反复择其要点加以诵记——我到现在还能记得您在报告中所作的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要点，如要“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等。

当然我彼时只是把其当做“作业”一样完成的，我对您的认识并没有超越别的同学对您的认识，当然也不会因为您从总理升到总书记的位置上而再去向别的同学做孩子式的心理炫耀了——因为当时我已经是十八岁的成人了。

（四）

1988年9月，我被录取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

通过收音机中的外电报道，我了解到在如何管理这个国家的问题上，您和邓小平、陈云及李鹏等人是有分歧的，但当时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我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既往的世界观和政治人生观。审视的结果是有关共产主义的价值体系开始在我心中动摇崩溃。我迅速地接受了有关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观，这样我便改变了自己原来对86年冬那场自由化学潮的看法。方励之等人成为我心目中的精神导师，同时，我对87年元月被赶下台的胡耀邦开始深表敬意和同情，由于这份敬意和同情我开始对您和邓小平怀有某种敌意和不满，逻辑很简单——因为耀邦先生被赶下台后，是您坐在了他曾经坐过的那把椅子上（总书记），耀邦既然是因为放任自由化而被赶下台的，您的上升只能说明您对自由化思潮是持敌视和打压立场的！

于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开始拉大……！

（五）

89年4月中旬，耀邦先生突然辞世，引发了全国性的悼念活动，而我作为学生中最为积极的悼念者之一，自然借助悼念活动对邓小平、李鹏以及您本人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

悼念活动结束后，人们转向了争民主、反官倒、反腐败的抗议浪潮中。我也积极参与其中并将矛头指向了邓小平、李鹏和您身上。特别是当时盛行的“官倒”腐败行为已经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而民间传闻中的倒卖“黄河”牌彩电的丑闻则和您的家人有关系，这更增加了我对您的不满。而到了4月29日晚上袁木、何东昌两个老官僚与北京部分学生对话时，一个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则突然出示了一本封面为您打高尔夫球的杂志，这让我十分生气，在此后将近两周的时间内我简直把您和邓小平当作了中国腐败专制势力的总代表！

（六）

但是奇迹发生了!

1989年5月16日您在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先生时面对电视机和全世界观众，象《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小男孩一样勇敢地说出了大家其实都知道的中国政治生活的真相——一切都还要请邓小平掌舵！（这可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天”字第一号秘密呵——尽管这个“秘密”是家喻户晓的）！

接着您于5月19日去到天安门广场看望了绝食情愿的学生，您要求学生保重身体，恢复进食，您说：“同学们呀，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您甚至向绝食学生鞠躬并流下了泪水——这是您在全世界最大的广场上，在为民主而请愿抗争的数十万学生和市民面前，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面前所作的最后公开亮相，您的声音是伟大的人道主义声音，您的关爱的泪水里闪耀的是不朽的人道主义光芒！

更重要的是在强权派决定召开万人大会进行镇压时，您毅然选择了决裂，您不仅拒绝了强权派要您主持大会并做讲话的要求，甚至根本拒绝出席会议！您以自己的伟大行动捍卫了自己的人道主义立场。也因此，您将赢得全世界文明人类的无上敬意！赢得历史和未来的恒久纪念和缅怀！

自然，您那闪烁着人道主义光辉的声音、泪水和行动及一位慈祥老人的面容也永远地结晶在我的记忆里，永远的定格在我年轻的心灵中！

（七）

六四大屠杀后，我被当局送进秦城监狱关押。大概是6月25号前后，我们得到了一张有关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公报。全会是在6月23-24日召开的，强权派不仅将您赶下总书记的宝座，而且一并撤掉了您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及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您回到了平民生活，但却丧失了普通公民所能够拥有的相对自由——在软禁状态下，您难以自由会客、难以自由旅行、难以自由言论，甚至连简单的户外娱乐也被当局剥夺殆尽——在强权政治的淫威下，您就这样从1989年煎熬到2005年——呜呼，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剧和不幸啊！

2001年2月我从汉中监狱出狱后，曾给您原来的政治秘书鲍彤先生打过电话，在电话里我曾向鲍彤先生打听您的健康状况并请他代向您问好，遗憾的是鲍老在电话中告诉我——他也无法与您联系，因而也不知道您的情况。2002年11月在我组发的192名持不同政见者致中共十六大的公开信中也曾要求执政当局恢复您的全部公民权，我们在公开信中说：

“为中国的现代化曾作出过巨大努力的赵紫阳先生作为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已失去自由十三年多了，这是极不人道和反人类文明的行为，因此，吁请执政党恢复赵紫阳先生作为国家公民的所有权利，还赵紫阳先生以中国公民的所有自由。”

其结果，有关方面不仅置广大民意于不顾，反而将此作为我的一大罪状而将我逮捕入狱——在此情况下，我只能暗自从心里祈祷上苍保佑您身体健康了，我祈祷上帝保佑您能够看到中国实现民主的那一天，然而却没想到您在继耀邦先生带着怅然离开人间的十六年后，也带着深深的怅然离开了您曾生活过八十六年的祖国，离开了人间……

（八）

行文至此，我觉得这篇文章已经写不下去了……

我感到自己的心中充满了悲痛——不仅仅因为身陷囹圄的我无法为您编制一个白色的花环，更因为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依然笼罩在一党专制的强权政治之下。执政党对于自己一手制造的六四大悲剧仍然没有一丝一毫忏悔的迹象。诸多持不同政见的民主人士仍然被一次又一次的逮捕入狱。但是正如乌云不可能永远遮挡太阳的光辉一样，中国的强权政治集团也不可能永远的凌驾于亿万人民的头上。虽然您心怀怅然的离去了，但我相信您在89年5月所点燃的人道主义圣火必将历史性地传承于八九“天安门一代”的手上，传承于我们的心上!我们，必将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奋斗去消解这个强权集团，去重构中国的政治生态，并将您曾生活、奋斗、关怀、热爱的这个国家转变成——

一个伟大的、民主的国度！

一个自由的、法治的国度！

一个人道的、文明的国度！

先生，您，去吧，放心的去吧！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您会在天国的门口看到我们的微笑的，看到中国人民和文明人类的微笑的！

赵常青  2005年元月20日缅怀于陕西省渭南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