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民主中国》2009.12.28.）
前不久，笔者在网上闲逛时，看到一篇原北京大学教授钟哲明批判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的文章，经过网上“侦查”，我发现钟教授对普世价值的抵触由来已久，早在1991年，当钟教授还在香港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就先后在《文汇报》和《大公报》上发表多篇文章攻击普世价值并因此得到北京当局的特别重视。在他从香港回北大不久，北大党委就授意他负责筹建一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院——这便是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学院的名字是钟教授取的），为什么取名“马克思主义学院”呢？钟教授解释说“不论今后怎样发展，我们总是马克思主义，也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当今各国党的指导思想，说法有所不同。但只要是共产党，就得信奉马克思主义，这是国际公认的提法……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十五周年时，钟教授还专门写了一篇题目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来抵制普世价值，来捍卫所谓的“马克思主义”。
联系到当代中国社会还有相当一批人迷信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乌有之乡”的乡民们），联想到执政党的寡头们还在各种场合高声大唱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联想到在中国宪法里仍然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的规定，这使我意识到中国的民主化事业依然会遇到强度不小的思想阻力。为了唤醒冥顽不化的钟教授们，为了促进“乌有之乡”的乡民们幡然觉悟，为了促进执政党的改弦更张，我认为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一番清理，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学说进行一番清理，以此为普世价值开路，为《零八宪章》开路，为《零八宪章》所指导的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开路！
在我看来马克思国家社会学说的误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五种社会形态问题；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第五种社会形态问题
马克思从他的唯物史观出发，将人类社会已有的进程和未来的进程总共划分为众所周知的五个阶段，认为人类各群体都要从原始社会依次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其中奴、封、资三种社会形态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以阶级压迫和阶级对抗为鲜明特征的，而人类的开始和未来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人类的平等互爱为特征的——区别在于人类的原始阶段物质产品高度匮乏，而最高阶段则实现了社会财富的高度丰裕而已。马克思以他的祖先——希伯莱人先知摩西般的口吻向人类宣示了他的第五种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的种种美丽图景：全民所有制；人人都占有生产资料，因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产品极大丰裕，丰裕到什么程度呢？马克思回答说——能够按需分配。同时，人们的道德心灵世界也完全洋溢着美与真、善与爱的人性光辉，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都能达到至圣至公的境界。此外，由于财产公有且能够各取所需因而犯罪也没有了，相应地阶级、军队、警察、监狱乃至家庭、国家本身也都消失了，于是全世界就变成了一个全人类的天堂——“自由人的联合体”了。
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的确是无限美妙的，但这个“美妙”的学说却存在着如下几个“不妙”的甚至是致命的误区：
其一，前提的错误。
马克思从他的历史决定论出发，认为社会化的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构成了不可调合的矛盾，但由于生产力的革命性，由于生产的社会化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因而这种矛盾冲突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分配、人群关系等要素）必须给生产力的发展让路，其具体表现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不能容纳生产力继续发展的国家即资本主义最发达国家首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这种革命除了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外，还在于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因受压迫和剥削因而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是不可调合的，其结果无产阶级因其先进性和革命性必然对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最终战胜资产阶级从而进入到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合的，相反由于私有制符合人性中关于财富的积累和追求，由于私有制能够很好地调动人们从事物质生产和财富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而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对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繁荣实际上起着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和资本家有矛盾和利益冲突，但这种冲突并非你死我活、不可调合的，在民主宪政条件下，双方可以通过工会谈判、游行、示威、罢工或解雇等形式解决分歧；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产者和资产者的地位也不是永远不变的，有产者、资本家、业主有可能因为经营决策失误而破产从而降入无产者群体当中，而无产者劳动工人（无论白领、蓝领）也可以通过勤劳、节俭和智慧开办出自己的公司并上升为成功的有产者——在资本主义经济史上这不是什么新闻或奇迹。而且二战后，自由经济国家还普遍采用凯恩斯经济理论、股份制和社会福利的形式有效地解决了资本主义起始阶段在经济上存在的一些弊端，因而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更快更好的发展，所以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及相关的阶级斗争理论出发是无法推导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
其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产品的极大丰裕是不会实现的。
马克思以为消灭了私有制，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实行全民所有制，人民成为社会经济主人和政治主人后，一定会表现出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并造成社会产品的极大丰裕。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实践无一例外地证明了公有制在具体操作中实际上是一种无主经济类型，它除了为共产主义党政官僚提供腐败专制的经济资源外，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因为缺乏现实的利益刺激而造成广大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普遍降低或消失，并因此导致社会经济的长期萧条、国家的终极性衰落和广大人民的普遍贫穷（苏联、中国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历史均可证明）。所以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物质天堂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其三，按需分配更是一个美丽的白日梦。
这是因为在公有制条件下不仅难以实现社会产品的极大丰裕，而且假定能够实现这种丰裕，也难以实行按需分配。马克思在这里犯了人性方面的错误，他过高地估计了人性的进化，过多地赋予了人性中有关真、善、美的内涵。俗话说“天高不为高，人心比天高”，得寸进尺、得陇望蜀这些民间口头语恰当地概括了无论作为个体的人类还是群体的人类其欲望都是没有终点、没有止境的。一个人有了自行车他还想有汽车，有了汽车他还想有飞机，有了飞机呢他还想拥有宇宙飞船等等等等，如果每个人都有这种欲求的话，“按需分配”又怎么能够实现。而话又说回来，只要是一个思维正常的人谁又会没有这种浮土德式的欲求呢？
如果钟教授们反驳说到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有着非常高尚的、见利互让的思想道德境界，因而不会出现欲海难填的情况，这种反驳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诺言而已，要知道互相礼让（如孔融让梨）并不是真的不想要，而是想要却又不好意思——说穿了还是社会产品满足不了人们生存、发展和享受的需要，因而怎么去“按需分配”呢？
其四，至于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私有制消灭了，剥削、压迫不存在了，同时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产品极大丰裕，因而各种各样的犯罪行为也不会存在了，于是警察、军队、国家、监狱等也就自然消失了。由于前述一、二、三点的证伪这里就不再批驳了。我在这里只想指出的一点就是人类在“人性”方面的进化历史表明——几万年或几千年以来人性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伴随着人性深处美、真、善、爱内涵前进的永远都是丑、假、恶、恨，只是在不同的教育环境，生活环境和社会生活规则（如法律和道德）的导引或束缚下不同的人表现出质和量的不一，但永远不会有只保留真、善、美、爱的“单性”人类（无论个体还是群体）的出现——就如各国共产党人一方面从口头上宣称自己是最大公无私的人类精英但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共产党人在做着损国利已、损民利已和损人利已的勾当一样（如当今中国的普遍腐败）——因而马克思的幻想性结论只能当作茶余饭后的笑谈，而永远不能能去做“认真”的努力和实践，否则不仅无益，反而祸害人类了。
总之，马克思的第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不仅没有科学依据，而且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就如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孔夫子的“大同社会”、康有为的“太平世界”一样，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只是反映了人类富于幻想、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意志和愿望。但由于它在实践上的行不通，或者因为它一旦实行起来对于人类会造成巨大的危害，因而我认为历史陈旧馆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最好归宿。
阶级斗争理论的误区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根据他的唯物史观作出的。马克思从经济决定论出发，认为人们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因而他将三个私有制社会形态中的人类根据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占有的多少笼统地划分为两大相互对立的阶级，即奴隶社会的奴隶主阶级——奴隶阶级、封建社会中的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种类型的阶级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上是根本对立的，其中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使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对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形成残酷的榨取和剥削，而且还在政治上对之进行凶残的压迫和奴役。而这必然激起受剥削受压迫和受奴役阶级的反抗。这种不可调合的阶级斗争将成为推动阶级社会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其结果奴隶阶级对奴隶主阶级的反抗导致了奴隶社会被封建社会所取代，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反抗又导致了封建社会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取代，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又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并进而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没有阶级压迫、没有阶级斗争甚至连阶级本身也不存在的共产主义大同社会。
通过对历史的学习和初步考察，我认为马克思的上述阶级斗争理论至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误区）：
第一，我认为在各个历史阶段，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里最根本的社会矛盾冲突并不是阶级间的对抗与斗争，而是人民大众与国家、政府或执政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在专制国家（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表现为以帝王将相或党政官僚为代表的贵族特权集团与劳动大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由于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治体制因而从根本上讲它是对抗性的，是难以调合的，这种对抗性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激发起人民大众的暴力反抗，从而造成旧的专制政权的灭亡。而反抗队伍中的强者又会建立一个新的专制政权，如此反复，直到人民中的觉悟者意识到这种专制政权的循环往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时，他们便会转换思维角度而开始尝试一种完全不同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其结果便是近现代民主国家的诞生。
在近现代民主国家，人民大众和政府间的矛盾仍然是最主要的社会矛盾。只不过这种矛盾可以随时通过国家和社会的民主自由体制加以沟通和解决，矛盾不会长期积压，因而从根本上讲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譬如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一直是由这一对抗性的矛盾主导完成的。而近现代欧美民主国家如英、法、美等国由于其国家政权是在近现代民主自由理论指导下建构起来的，人民对于政府这样或者那样的不满可以及时地通过立法、司法、舆论批评、谈判协商、游行示威、弹劾罢免以及税收、社会福利等多种和平而又合法的途径来解决，整个社会不会出现长期的矛盾积累，因而这些国家自确立民主自由的立国原则后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暴力革命。而且在民主自由原则指导下国家愈加富强、人民愈加幸福、社会愈加繁荣（但人民和政府间的矛盾还会存在）。但是马克思却把私有制社会的阶级冲突都说成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再说奴隶反抗奴隶主阶级的斗争事实上是反抗那种不合理、不人道的国家政权（政府），这种反抗除了奴隶自身的参予外，还有大量的自由民、平民，甚至奴隶主贵族本身也会参加到其中去，并有可能扮演主导角色。同理马克思所说的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事实上也是人民大众反抗封建专制政权的斗争，这种反抗并不是某一特定行业或身份的人的斗争，它是由人民大众的共同利益所造成的。正因此，我认为贯彻人类社会始终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和国家政权（政府）的矛盾。这就如同美国民主思想家托马斯?潘思在《常识》中谈到政府的消极方面时说的那样“既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区别在于这种矛盾（即人民大众和政府的矛盾）在专制国家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而在民主自由国家则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和政府间的任何具体矛盾都是可以通过和平合法手段得到合理解决和消融的。
第二，近现代欧美民主自由国家（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国家）内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关系并非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对抗性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关系。我认为他们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斗争又会相互转化的关系。之所以是“相互依赖”的关系是因为有产阶级开办公司需要一定量的劳动者也就是自由雇工的存在，否则公司难以营运下去，而无产者劳工群体首先要解决衣、食、住、行等温饱问题，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是靠提供各种劳务（脑力或体力）来维持生计，而有产者群体则恰恰通过开办公司而提供了谋生机会，因而彼此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二者之间之所以又是一种“相互斗争”关系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利益冲突，雇主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利润总是会设法压低工人工资，而劳动工人为了改善生存发展条件也会设法促使涨薪，这就必须会产生矛盾冲突。但这种矛盾冲突在民主自由体制下又会通过协商、谈判、辞职、解雇或有组织的罢工、游行示威等和平合法方式得到及时解决，还会通过国家立法、社会福利、政府财经政策来进行协调和规范。因而这种冲突斗争最终还会回到互利合作的位置上来，因而这两个“阶级”间的斗争不会是一种根本对抗关系。之所以说有产者雇主群体和无产者劳工群体之间还有一种相互转化的关系，是因为雇主资本家有可能因为决策失误经营不善而破产，从而沦落到无产者雇工阶层中去，而无产者也可以通过就业劳动掌握专门技术，并通过勤奋、节俭、智慧和毅力在某个时间开办出自己的公司并发财致富而上升为有产者“资本家”阶层。尤其是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为这种转化提供了可靠的体制环境。所以资本家也不一定是永远的有产者富豪，而劳动雇工也不一定是永远的无产者穷人，他们之间也存在一种相互转化的关系。
至于马克思从政治角度分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斗争我认为更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凭借自己的经济地位而控制了国家政权，从而对无产阶级形成了压迫和统治，因而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不可妥协的反抗斗争。但事实上在自由民主国家，不仅有产阶级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影响国家的内政、外交，劳工阶级也可以通过组织自己的工会、政党或参加公职竞选（如议员、总统、州长等等）而对国家政治产生同样的影响。如恩格斯还健在时，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德国共产党）就利用合法竞选而成为德国国会里的最大党（也正因此伯恩斯坦才提出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主张），英国的工党直到现在也是英国最主要的政党之一，并在麦克唐纳和梅杰时期数度当政。而美国的劳联一产联也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影响着美国的外交和内政。至于以个人或政党提名的方式参加公职竞选而获成功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如不仅出身富豪家族的老小罗斯福、肯尼迪及老小布什等人能够当选合众国总统，而且出身贫寒的林肯、尼克松、奥巴马等人也同样能够通过艰苦奋斗而入主白宫。因此，说欧美民主国家是资产阶级专政国家，是富人的天下，不仅于理不通，而且于事不符，自然马克思从政治角度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理论分析也是不成立的。
第三，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最终结果的分析结论也是错误的。
马克思认为，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而他们的斗争也必将是你死我活的。而由于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斗争性、组织性最强，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这两个阶级斗争的结果必然是无产阶级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并建立起本阶级的专政。但我在前面已经分析过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是最能促进生产发展和社会经济繁荣的；又分析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矛盾并非对抗性的，还分析过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赖、相互斗争又相互转化的关系，并论述了在民主自由体制下，无论是有产者还是无产者都可以通过人民的选票而影响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因而在这种民主自由国家根本不会爆发剧烈对抗性的“革命”，自然这些国家的劳资冲突也不会导致马克思所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出现。而从世界历史的近现代演化进程来看，我的这个结论也是成立的。
第四，我认为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社会政治学说灌输给人们的是一种仇恨哲学。这种仇恨哲学对于推翻专制的国家和政府来说能起到一种革命宣传鼓动的作用。但问题在于在利用这种学说推翻了旧的专制国家和政府后往往建立的是新的专制国家和专制政府，而无论是哪一种专制国家和专制政府，它都会给人民造成新的剥削、压迫和奴役。中国、苏联及诸多持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其结果人民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经济主人、政治主人和国家社会主人，因而也就难以得到真正的解放和幸福。问题还在于这种仇恨哲学不仅不利于在人的心中培置真、善、美及博爱、和平、人道主义的思想根基，还会对民主、自由、平等思想造成巨大的伤害。因而我认为阶级斗争理论无论从逻辑上讲还是从实践上讲只会导致专制政权的往复更迭，而不会给人民带来真正的解放、幸福、自由、和平。所以我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与他的共产主义理论一样最好还是扫到历史垃圾堆上去！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误区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治学说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从他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仅使资产阶级从经济上对无产阶级形成剥削，而且从政治上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形成了压迫和专政，因而两大阶级间的对立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斗争的结果必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出现，而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是无产阶级利用国家机器发展生产力、消灭各种差别，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那么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究竟应该怎样具体地去发展经济、组织国家政权呢？马克思的答案是这样的：
在经济上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认为这样既可以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又可以免除剥削，还可以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在政治上，马克思从民主是带有阶级性的错误结论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来说是毫无民主可言的，至于竞选政治、分权制衡更是骗人的花衣，不仅浪费钱财，而且互相争论、互相扯皮降低了工作办事效率。因而他根据所谓的“巴黎公社经验”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应实行议行合一的无产阶级集权制（即不是分权制衡，而是立法、行政两种职能一体化，即议即决、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集中统一使用），认为无产阶级及其先进组织共产党最大公无私、最具先进性和革命性因而对于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民主。并且由于这种政治民主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无产阶级政权作保证，因而马克思才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人民大众才第一次拥有了真正的民主，第一次真正地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主人。至于具体的政权组织形式在巴黎公社时期是议行合一制，在后来的苏联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制，而在中国则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但无论叫什么名字，无论变幻什么花样，这些政权的代表人物都把自己的政权说成是天底下最能为人民谋福利的、最民主的政权。
我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存在以下几点误区：
第一，用“阶级性”的有色眼镜去观察近代民主理论和实践肯定会造成一种想当然的错误。
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及其弟子列宁等共产党人普遍使用的一种国家政治解析法。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也就是他的私有制社会）民主总是带有阶级性的，并且总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享有民主，而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只有压迫和专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产阶级享有民主，而无产阶级劳动大众则不会拥有民主，也就是说不会存在全体公民拥有同样标准的民主权利，这当然是错误的。近代民主理论用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天赋人权论等批驳了君权神授论、朕即国家论，论述了政府和国家的权威来自于人民的授意，人民组织政府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促使政府利用各种公共资源更好地保障人权并为人民谋福利。而为了保证政府忠实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一些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如卢梭、孟德斯鸠、华盛顿、杰弗逊等在近代政治实践中便确立和发展了一整套的民主程序和制度措施如分权制衡、竞选监督、弹劾罢免、舆论批评等——通过这一系列可操作性的制度立法和建树，不仅有产者拥有了民主权利，而且无产者也拥有了同样的民主权利，都可以通过公平合法的程序、通过人民选票的支持而管理国家和社会，这在前面多有论述，这里就不再多论了。
第二，马克思没有客观全面地看待人性的陷阱，因而错误地估计了无产阶级、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的先进性。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著作中认为无产阶级不仅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而且是大公无私的阶级，而共产党作为先进的无产阶级中的先进人物组成的政党自然是最先进、最能奉献和牺牲、最大公无私、最能为人民服务的先进集体了。由这样一个不会为自己谋私利的政党去领导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
在这里，马克思显然错误地估计了人性的陷阱，他认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一切统治阶级的本性都是恶的、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则完全相反——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会表现出完全的善和大公无私。其实这种看法既不客观也不公正。前面我曾说过：人类作为生物群体中的一类和其它生物体类一样都带有先天性的趋利避害性。只是由于受后天教育、生活环境、制度环境和道德修养的影响，每个人会表现出不同的趋利避害程度，因而无论在哪个社会形态、无论在哪个层次的群体当中都会有程度不同的“好人”“坏人”及不好不坏的“常人”。“好人”之所以“好”是因为他的道德修养高，在趋利避害过程中更多的想到的是他人及公众的利益，因而在行为实践中能够表现出大公无私、多公少私甚至能够损私肥公，这需要一种非常高尚的道德境界，非一般常人所能企及。而“坏人”之所以“坏”，是因为受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在趋利避害过程中，更多的想到的是如何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而且是不择手段损害他人或公众的利益来肥壮自己的企图。在制度约束较差的情况下，人类的这种“趋利”天性将会使相当一部分的“好人”和“常人”向这类“坏人”转变。而“常人”之所以是“常人”是因为这类人的道德修养不那么高，但也不那么低，而且出于对行为风险的考虑，因而在“趋利避害”的过程中恪守自己的“本分”，也就是说追求正当的合法利益，避免做损公肥私、损人利已的事情。无论是哪个社会形态中，这类“常人”都属于人口中的多数。在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后就会解释为什么在封建王朝专制时代也会出现一些为百姓所拥爱的帝王将相（如范仲淹身为宰相就提出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会解释为什么在资本家群体中也会出现大办社会福利事业和公益事业的现象，就会解释为什么各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道德楷模；同样也会解释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腐败现象和犯罪现象。
问题在于一个国家和社会应该怎样尽可能多地减少或降低“坏人”的生存率，从而使“好人”和“常人”有一个安宁、和平、自由、幸福的生存环境呢——对于这个问题，人类是以“法”治的形式来解决的。只不过在专制国家采用“王法”来处理，这种“王法”对于普通民众确实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对于“十恶不赦”类的“坏人坏事”也能起到一定惩戒作用，但这种“王法”对于以帝王将相为代表的官僚贵族阶层的腐恶问题却是无能为力的，各级官僚会利用“王法”的这种先天性缺陷而肆无忌惮地剥削、压迫和奴役人民，其结果必将是人民的铁血反抗或“光荣革命”。但在近现代民主国家，则是用“民法”取代“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即通过人民大众自己的立法、凭借民主自由的社会政治体制作保证来约束惩戒各种“坏人坏事”，并从制度、体制及实践上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我认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是既不科学也不公平的。
同时，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表扬和肯定也同样犯了绝对化的错误。劳动工人作为人类群体中的一部分也同样具有“趋利避害”的生物属性，每个劳动工人作为人也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人性弱点，其中道德修养高、自律性强的确能象铁人王进喜那样大公无私地牺牲和奉献，但道德修养低、自律性差的人也会堕落为罪犯，大多数劳动者在“趋利避害”过程中还是愿意做一个恪守本分、谋求正当合法权益的正常人。尤为关键的是如果制度、体制、法律等刚性约束跟不上的话，工人群体中的先进者、正常人也会转化到自己的对立面中去。同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既就是在其创业阶段具有先进性、公而忘私性，却不能保证它始终如一地具有这样高尚的品质。因为根据马克思理论，多党竞争、分权制衡的西方民主政治是虚伪的，因而在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共产党便成为唯一的不容争论的领导党和执政党，在不受实际监督制约的情况下，不管说得多么好听，这样一个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领导党将会很快堕落成为一个腐败的侵犯人民利益的政党。这就如在专制时代一个清明的开国皇帝也会因为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大权而很快地大杀异已、大搞冤狱、大行腐化堕落之能事一样。一个垄断政权、难以监督和制约的政党也会这样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更何况共产党执行的是所谓“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就拿中国共产党来说，虽然名义上规定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完全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那一套。其结果所谓党内民主生活会在具体操作中被各级、各部门党的领袖人物的独裁专制所取代，自然对党的最高领袖人物的迷信、崇拜活动也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斯大林、金日成等人曾被其党内徒子徒孙肉麻地吹捧为“父亲”，在中国，共党首脑人物、实权人物也会被众奴仆说成是什么“导师”、“舵手”、“核心”），而该党的最高领袖人物又不是通过真正的民主程序竞选产生，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当政的共产党还是该党的高级首脑人物都会有一种难以监督和制约的绝对权力，这种绝对权力的拥有者就如同专制时代的帝王一样，自然会因素质不同而给国家、社会和人民造成这样或者那样的苦痛和灾难（如专制、腐败）这已经为各共产党国家的不幸历史实践所证明，因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对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所做出的结论都是不对的。
第三，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阶段民主制度的设想也是完全错误的。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如分权制衡、议会政治、竞选制度（个人或党派）、弹劾罢免等都是虚伪的。认为分权制衡造成相互扯皮、议会政治争吵不休、效率低下，竞选制度不论谁当选都代表有钱人的利益等，而弹劾罢免制度不过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富人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等。因而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只可能是打倒分权、代之以集权，打倒公平竞选制度、代之以共产党及其实权人物的绝对领导（因马克思认为共产党是绝对先进、绝对正确的、是绝对为工人阶级及劳动大众的利益而存在的），以为这样不仅能提高效率、而且能够体现真正的民主、能够有效地“预防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人民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在这方面，马克思就比洛克、孟德斯鸠以及后来的阿克顿、罗素等人差得远了。如阿克顿勋爵就曾敏锐地指出：“权力造成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同为英国大哲的伯特兰?罗素也断言：“权力意味着腐败，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将不受监督和制约的腐败”。而洛克、孟德斯鸠等人正是看到了专制帝王绝对权力的可怕性，因而才最早提出了三权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理论，它虽然从表面上看好像有可能降低工作效率（马克思认为三权分立、政党政治会互相扯皮和推诿、因而会降低国家机关办事效率，因而主张议行合一，由共产党说了算，从而提高行政效率），但事实上分权制衡、议会、政党就某项具体国策进行“争吵”论证是为了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而一旦确立了某项国策，则能够顺利贯彻执行，因而从长远讲，分权制衡、议会政治更能提高工作效率。
但在共产党一党集权制度下，重大国策勿须争论、论证很快就能执行下去，然而由于缺乏平权制衡力量，难以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因而一旦错误的国策被执行就会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重大损失。如中共的反右、社教、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镇压民主运动的决策全部是错误的，却全部被执行，结果给中华民族、给中国的现代化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因而从根本上讲，这种缺乏平权制约的独党决策才会降低、甚至大大降低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这还不计共产党党政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工作作风对工作效率的影响问题。而分权制衡、议会政治表面上看好像纷争不休，但经实践证明却能够有效防止绝对集权的专制主义灾难。同时由于近代民主自由国家没有哪个政党处于法定的绝对领导地位，各个党派都是平等的，各党派要想取得执政权必须通过人民的选票——而人民的眼睛总是雪亮的，通过比较鉴别，很容易选择出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执政，而一旦这个党在任期内不能实现承诺、或者有其它违法乱纪、对不起公众的事，那么在下一轮竞选中就会被赶到在野的位置，而在野党及社会舆论都会密切注视执政党在台上的一举一动，在竞选过程中都会想方设法寻找对方的弱点、缺点进行攻击，因而双方都会尽可能约束自己的党和党的成员少出问题，以免造成众矢所攻的口实。可见这种民主制度只会造成一种有利于民众的良性互动机制（正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但马克思却从自己的一厢情愿出发，一口认定无产阶级政党是最先进、最大公无私的，根本没有考虑到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人物因为缺少体制和制度的有效制约，必然造成专制、独裁、腐败、蜕化等问题——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无论这个党如何专制、腐败，无论它给人民造成多大的利益伤害，人民却无法用合法手段对之进行淘汰，反之人民稍有不满招来的却是国家机器（如特务、军队、警察等）的镇压。后来各共产党国家的历史实践也充分证明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制度不仅难以从实际上维护人民的利益，不仅难以从实际上保证人民的主人地位，反而会在更大程度上造成共产党政权及其官僚贵族对人民进行严重的剥削、压迫和奴役。而这种剥削、压迫和奴役在民主自由国家是绝对难以长期发生的。
至于马克思所说的竞选过程中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的问题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这种花费无论对于参选人员、参选政党或人民大众来说都是一种必要的“成本”投资，如果大多数选民都投资买某一个候选人或某一个政党的定期服务，说明这个人或这个政党有较大可能提供人民所需要的服务（如振兴经济、发展教育、操办公共事业等等），当然民众在买到这个“商品”后在定期使用过程中若发现其有“质量”问题（如严重腐败、治国无术等）也可以中途“退货”（如弹劾罢免），如果质量问题不太严重，就将就使用到期、过期作废（不再选其连任）行了。而参选政党和个人为了获得荣誉、地位、施展才华和抱负的机会以及体面良好的生活工作条件当然也需要包括一定财力在内的投资，而为了防止名誉和地位的丧失，一旦当选也会在任期内尽可能好地维护自身“商品”的“质量”问题。因此，马克思的所有批评和指责都是站不住脚的，他所开出的民主药方不仅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行不通的。
第四，在共产党专政国家里，人民在政治上丧失了公平公正的上升发展机会。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概是每位父亲和母亲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都会经常运用的民间格言。的确，追求幸福、追求发展和成功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为近现代人类文明做光荣奠基的《独立宣言》开篇就说：“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幸福不仅包括经济地位的改善，而且包括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改善和上升。在自由民主国家（如英、美、法、德），每个人——既就是平民的孩子也完全可以通过奋斗而成为经济领域的比尔?盖茨和政治领域的奥巴马。但在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实质上是共产党专制国家——注“专政”和“专制”在英文里是同一个单词dictator，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专制”，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无产阶级专制”被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的专制、独裁所取代），由于共产党的绝对集权，由于没有可操作性的体制和制度上的制约，因而使马克思眼中的“先进”政党会很快蜕化堕落成为一个专制腐败的政客集团。而共产党腐败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不能借助公开、公正、公平的途径而选拔出真正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人才。共产党官场是一个通过血缘亲友关系以及利益交换（权、钱、色等）关系编织而成的一个庞大的、无处不在的官僚特权体系。一个人要进入这个体系大概需要三种渠道：
第一种渠道是这个人和掌握用人、掌握晋升枢纽的人存在比较良好的血缘亲友关系，俗话说“朝中有人好作官”，有了这样的亲友作靠山，也就有了比较容易攀升的官梯，如各层各级广泛存在的“太子党”想象。
第二种渠道是这个人有比较雄厚的财源，通过各种方式去买通实权人物作靠山，这样也会混上去，在共产党官场，买官卖官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根本不需要举例子来说明。
第三种渠道是在你没有任何背景和金钱铺路的情况下，你只要善于察言观色、善于溜须拍马、善于投领导所好、善于为领导提供这样或者那样的“特殊服务”你也有可能获取政治晋升的机会，如著名的湖南女贪官蒋艳萍就是靠充分“开发”自己的姿色而从仓库管理员位置爬到厅局级干部的位置上的。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也会凭借真才实学而跃居官场某个宝座，但在实际上，这个人要么会被充满腐败气息的共产党官场所同化俘虏而沦为一个新的无视人民痛痒的官僚，要么这个人在这个权力宝座上呆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群丑们“边缘化”或干脆排挤掉——假如这个人还想保持自己的纯洁品质的话）。
如果一个人不具备上述三方面主观条件或客观条件，要想在共产主义官场获得发展和晋升就太困难了。尤其当你对共产主义不感兴趣，当你不愿加入共产党这个组织时，那就更为困难了。而一旦这个人通过上述三种渠道爬上某个重要职位时，在很大程度上又会反过来变本加厉的对自己的手下追随者进行索取。这样整个国家和社会就会在无形中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用人机制，整个国家和社会都将被大大小小的主子和形形色色的奴才所充斥（所谓主子对下是主子，对上则是奴才；所谓奴才对上是奴才，对下则又是面目狰狞的主子），而正直的、真正有益于国、有用于民的人才不仅很难晋升到他应该拥有的那个位置上去，而且常常会被埋没和扼杀。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充分地发掘利用本国人才的话又怎么能够指望这个国家和社会走向发达和繁荣、走向兴旺和富强呢？这一点大概是马克思在进行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的蓝图设计时所没有想到的吧！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学说进行了前述的解析和清理后，我认为不仅“乌有之乡”的乡民们该清醒了，不仅“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钟教授们该偃旗息鼓了，更重要的是，执掌中国国家大权的政治寡头们也该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了。果断的将共产主义乌托邦理论、将阶级斗争理论、将无产阶级专政专政理论——一句话，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清除到历史垃圾堆上去，果断地为中华民族数万万同胞高高扬起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的大旗，团结朝野上下、国内国外的一切民主力量，迅速启动以《零八宪章》为主要内容的政体改革，为中华民族开辟出骄傲于炎黄老祖的光荣篇章！
2009年12月28日星期一
2009年12月24日星期四
赵常青：草根维权+精英奋斗=中国的民主事业——六四“敢死队长”孔险峰访谈录
本文首发于《民主中国》2010.1.10.
草根维权+精英奋斗=中国的民主事业
——六四“敢死队长”孔险峰访谈录
赵常青（中国公民）
二十年前的1989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数十万学生卷入其中。六四大屠杀后，几乎所有的学生领袖与学运骨干都被当局“秋后算账”，很多学生被捕入狱。
孔险峰，对外经贸大学日语外贸专业87级学生。1989年夏天，他不仅积极参与了学潮，而且还是北高联学生“敢死队”的重要负责人之一。六四惨案发生后，他与同学又一块去往天津向集会群众做演讲说明北京屠杀之真相，结果被便衣警察跟踪逮捕送往秦城监狱。1991年2月他被北京市中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之后被解往臭名昭著的辽宁省凌源监狱服刑。在监狱里由于抗拒改造等原因被残酷迫害，落下了很多疾病，如慢性胃病、肾炎等。2009年12月当我和友人前去看望他时，他告诉我们他在监狱落下的慢性肾炎已经在两年前转化为尿毒症，医院大夫说“必须换肾”。由于巨额医疗开支无着落，手术拖到现在也无法进行。两年来，每天都要做几次透析，不仅很麻烦，而且同样花费巨大……
这让我的心里感到非常的沉重，一种阴影渐升心头——我想起了蒲勇先生，蒲勇先生因抗议北京当局的六四大屠杀行为而被四川地方当局处刑十年，在狱中落下胃病，后转化为胃癌。由于缺乏医疗保障，更由于经济贫困——2002年11月终于不医而逝……
现在，同样为中国民主事业做出巨大牺牲的孔险峰先生又因尿毒症而病倒了，同样因为难以负担的巨大医疗开支而不得不看着自己的疾病一天比一天恶化，这是令人难以容忍的事。我不希望蒲勇先生曾经的悲剧在孔险峰先生身上继续上演。也因此，2009年的12月24日我对孔险峰先生作了一次专门采访，现将本次采访内容整理出来发表，以期海内外所有良心人士能够关注孔先生的疾病，并给予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帮助。
“也要对内开放”
——峥嵘少年孔险峰
常青：你好，险峰，咱们今天随便聊聊，就从童年开始吧。
险峰：好。我祖籍山东曲阜，为逃荒，爷爷奶奶举家迁往东北。在大连，奶奶遇到了一位传教士，开始信仰并传播基督福音，此后我奶奶成为辽西传教第一人。既就是今天，当地老辈人提到孔老太太时还会赞口不已。我父母是到处流动的基建工程兵，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到七十年代前期参加了西南“大三线”建设。1970年的3月1日，我就出生在父母工作过的贵州六盘水市，77年父母调往唐山工作，我也就随之来到唐山，此后在唐山了度过了自己的小学时代和中学时代。
常青：估计中小学时代你也是“好学生”吧。
险峰：呵呵，坦率的说，在整个中小学时代，我都一直是“三好学生”，学习总在前面，身体特棒，老师夸奖，同学喜欢，甚至有些嫉妒。
常青：当过班干部吗？
险峰：当得不多，最多当过生活委员，我不是当“官”的料。
常青：你在中学时代的思想状况如何？
险峰：我的思想一直比较活跃，除了学习外，还积极参加学生社团的活动，学校有诗社，我写过一些诗、散文，曾经萌生过当“诗人”或“作家”的想法。85年元旦还在学校与其他同学组织过一次“交谊舞会”受到老师批评，学校从此不再召开晚会了。
常青：在高中时代，是否有过思想“异动”的苗头？
险峰：有，还在高二时我就萌芽过“对内开放”的想法，邓小平不是提出要“对外开放”吗？我觉得光“对外开放”是不够的，也要对内开放，尤其是言论自由的开放。而且我当时还认为雷锋是靠不住的，我感到雷锋只不过是上面有意塑造的一个先进人物而已，雷锋的故事里包含着许多人为的夸张和想象。
常青：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异端”的思想端倪呢？
险峰：我当时读过一些很好的书和杂志，如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还有《读书》杂志、《新华文摘》等，还接触过尼采、萨特的东西，读过尼采专家周国平的文章。尽管有些东西我并不能完全理解和消化，但对于我的独立思考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常青：在86年底的合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发生过一次规模不小的学潮，你当时是如何反应的？
险峰：我当时正上高三（第一学期），由于功课紧张，没有过多关心，但我觉得“自由化”是个好东西，对于方励之也很认同。
“邓小平思想已经不适合改革了”
——“天之骄子”孔险峰
常青：87年你参加高考时，年仅17岁，你为什么会报考“对外经贸大学”呢？
险峰：有三点原因，其一，觉得名字好听，新鲜；其二，整个八十年代官方都在喊搞经济建设，这对自己是有影响的；其三，自己有“想出国”的想法，而对外经贸大学能够从这三个方面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所以就报考了。
常青：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因为从数量上讲还很少，中学毕业生只有少数人能够进入高校深造，所以当时的大学生被社会赞誉为“天之骄子”，请问你当时的感受如何？
险峰：我倒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家里人不这样看，觉得我为他们争光了，因此给我单独腾了间房子，待遇跟以前很不一样了。
常青：谈谈你初入学时的情况。
险峰：87年秋天入学后有几个文化事件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是第一次看麦当娜和杰克逊的演唱录像，觉得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美的音乐和舞蹈，也因此对美国的看法也不一样了；还有一个文化事件就是第一次看《007》，因为它是反共的，觉得：“哦，还有这种观念！”觉得很震撼。
常青：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化讨论很热，校园文化活动也很多，你们学校的情况怎样？
险峰：我们学校里的文化活动也很多，几乎每天都有文化讲座。象刘心武就来做过讲座，讲他的创作历程及对一些不健康文化现象的批评。不过给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刘晓波的一次讲座。
常青：刘晓波去过你们学校做报告？
险峰：是的，刘晓波演讲的题目好像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那天，刘晓波一口气讲了四个多小时，平时只能容纳三四百人的阶梯教室不仅座无虚席，而且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有上千人听讲，大家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刘晓波在台上敢说敢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连许多听讲的老教授们也不停地击节赞赏。我也认真的做了笔记。
常青：听刘晓波的演讲有什么收获？
险峰：听完报告，我有一种冲动，觉得中国社会是该变了。回过头来，我的自由主义思想大概受刘晓波的影响最大。
常青：当时的官方舆论喉舌像曲啸、李燕杰等人是否去过你们学校演讲？
险峰：没有，外经贸大学是经济类院校，号称是“中国红色商人的摇篮”，所以校园的商业文化发达，很多学生都忙着做生意挣钱，如做家教、做翻译、倒外汇、倒电视机什么的，强调实际，对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兴趣不大。老师讲课时，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人爱听，但若讲亚当斯密、李嘉图的古典自由主义贸易理论，大家都爱听。记得有一节课老师提问一个问题让一个同学回答，这个同学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回答，结果老师打断了这个同学的发言，说“别说了，这个不是经济学，经济学要解决实际问题，你这个能解决实际问题吗？”这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们学校要说先进它也很先进，要说堕落它是很堕落的，就是“现实”、就是“钱”，呵呵……
常青：当时北京的文化沙龙特别活跃，你是否去过北大参加沙龙方面的活动？
险峰：我当时属于大学低年级，学校里面的文化讲座已经很多，而且就我本人而言，对政治层面的东西本来就没有太多的兴趣，所以当时没有去过北大听讲座。
常青：十三大之后有一部政论片《河殇》引起全国性的关注，这部片子对你有什么影响？
险峰：这部片子对我影响很大，对好多同学的影响也很大，因为它是一种新的历史观。记得好像苏晓康也到我们学校去演讲了，可惜我当时在忙别的事，没顾得去听。但这个片子对我们触动都很大，觉得很有意思，原来历史也可以这样去写的。
常青：88年下半年经济形势很热，包括物价大涨、通货膨胀、抢购风潮等等，这些现象在你的心里有没有产生一些社会危机的暗示？
险峰：应该说当时心里有些忧患，但还不是很强烈。
常青：看没看过苏晓康的《神圣忧思录》？还有李泽厚与温元凯关于改革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对话，读过没有？
险峰：苏晓康的这本书可能看过，但印象不深。但温元凯与李泽厚的对话我看过，当时的《新华文摘》收录了这篇文章，我觉得温、李二人都有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都在呼唤更进一步的社会改革。
常青：李泽厚作为八十年代的启蒙大师，曾经提出过让官方很不高兴的“西体中用”理论，对此你是否了解？
险峰：了解一些，当时我们购买的比较多的书籍便是“走向未来丛书”，谈的是“三个面向”的问题，觉得很好。我当时就认为资本主义化是必由之路、私有化是必由之路，西化就是自由化，自由化就是好！
常青：读过严家其与其夫人高翱合著的《文革十年史》没有？这是文革后第一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专著。
险峰：读过，但感觉很粗糙。在历史问题上倒是一位给我们开设近代史课的历史老师给我影响很大，他告诉我们八年抗战，国民党的军队是主力军，是“国军”在支撑着中国抗战，这让我有了一个新的历史观，因为原来的中学教科书只是讲共产党多么多么勇敢伟大，说的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现在却不是那回事。这让我开始对历史、世界、中国进行新的独立思考，思想开始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全面的碰撞，这应该算作我上大学之后在思想层面的一个很大的收获。
常青：在89年学潮发生以前，还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影响了你在学潮中的选择？
险峰：有，那就是88年底在我们学校里发生了一次小学潮，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个学生被社会上的流氓打死了，学生群情激愤，纷纷在校园集会进行抗议，最后学校召开了追悼会，当时的外经贸部副部长李岚清出席了这一次追悼会，当时他们领导都坐在前排主席台上，结果中途一个学生站起来发言，要求那些领导都站起来哀悼——领导们面面相觑了一阵子，尽管脸色很难看，也只好站起来。这件事我觉得很受鼓舞，原来学生也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表达政见的。它可以看作是89学潮在一个小范围内的预演。
常青：当时关于改革你都做过什么样的思考？
险峰：89年春关于改革的话题很多，怎么推进改革，新旧思想交锋很激烈。我曾经对邓小平是很迷信的，但89年春我便开始反思邓小平了，我觉得邓小平思想已经不适合改革了，再往前，我觉得邓小平思想开始成为中国改革的最大阻力和改革的桎梏了。
“保卫广场学生，保卫民主运动”
——“敢死队长”孔险峰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
由于胡耀邦在真理标准大讨论问题上、在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在改革问题上的巨大贡献，使得他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留下了很好的改革开明的印象，他的突然辞世，在中国大地尤其是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以高校学生为主体的悼胡运动迅速由北京波及全国。而孔险峰也随着学生运动的演进，由一个“对政治不是很感兴趣”的学生而一步步地迈向了学运的前沿、迈向了历史的深处——
常青：请你谈谈胡耀邦逝世当天的情况。
险峰：胡耀邦作为改革的旗手给人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而且他87年下台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搞改革的人为什么会被赶下台呢？因此他的突然辞世给人震撼很大。记得4月15日耀邦逝世当天，北京下着小雨——真是老天垂泪、大地举哀呀！上苍对耀邦的辞世也感到难过。当天傍晚，校园里就出现了悼念耀邦的条幅、挽联，此后几天有一些学生开始书写大字报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及86年的反自由化思潮。但总体上外经贸大学要比北大、清华、北师大慢半拍，大部分同学都觉得自己的前途很好，将来毕业后去安心的做一个“红顶商人”就是，又能挣钱，又能出国，有社会地位、很风光，因此在前期悼胡阶段，我们学校绝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大的动作。
常青：4月20号，所谓的“冲击新华门”事件，你在场没有？
险峰：没有，我当时不在场。
常青：4月22号的悼胡活动你参加了吗？那一天，当局迫于压力召开了胡耀邦追悼会。
险峰：是的，4月22号的悼念活动我参加了，好多同学、包括好多老师也参加了。我和一些学生的心理一样，觉得胡耀邦就这样走了很遗憾，当局应该有个新的说法。
常青：谈谈你个人对耀邦的认识？
险峰：我觉得他是个改革家，是改革旗手，是邓小平一手把他拉下马的，我觉得邓小平变成了改革的桎梏和障碍，逻辑很简单，你把改革的旗手往下拉，那你还能是什么人？
常青：4.22追悼会结束后，你又参加了哪些活动？
险峰：追悼会结束后，我们学校停了两天课，但很快又复课了。4月25号我去到当时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找同学，却看到他们学校有很多学生在集会演讲，谈腐败问题、官倒问题和改革问题，这让我心里很激动。回到学校后我就开始找其他系的同学商量我们学校的运动问题。4.26社论出来后，大家都很气愤，但我们学校还依然没有什么大的动静。
常青：那么，4.27大游行你们学校参加了吗？
险峰：没有人来组织，学校继续上课，我想参加游行抗议，便独自跑出学校去到北师大，“混”到北师大的队伍里参加抗议游行，那一天的游戏队伍真壮观！
常青：4.27大游行结束后你的生活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参加了哪些活动？
险峰：4.27游行结束后直到五四大游行的这段时间，我们学校处于一种半停课状态，学校内部也有一些小规模的集会演讲，我呢，上午上课，下午和晚上便去到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听演讲、看大字报，再做些串联活动。五四游行结束后，学校又基本全面恢复了教学秩序，直到5月13日北京所有高校的全面罢课！
常青：你们外经贸大学的首次全面罢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险峰：5月13号，当时北京高校已经有好多学生开始在广场绝食、静坐，场面非常感人。
常青：5月18号赵紫阳去广场看望学生时你见到了吗？
险峰：我当时就在广场东北口，离他很近，看到他神情很抑郁，他讲的话也叫人很悲愤，他流泪的时候，我的心里真是很难过的，感到改革派被逼向墙角了。
常青：你对赵紫阳的认识前后有什么变化没有？
险峰：有变化，应该说我对他的印象不是太好，首先，我觉得他在政治上有些骑墙派的色彩，尤其在促使胡耀邦下台的问题上他给我的印象很不好，觉得他好像是抵制自由化的，而我却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其次，关于腐败问题，他们家的问题也出来了，虽然没有得到证实，但民间的大量传说一般不会是空穴来风。所以在学潮前期我对他是谈不上什么好印象的。后来当然不一样了，他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谈话尤其是他拒绝出席万人大会，拒绝军队进城让我感到了他的伟大，感到了他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人道主义者。
常青：我听说你是学生“敢死队”队长，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组织“敢死队”的？能否谈谈你组织敢死队时的心理动机和相关活动？
险峰：5月13号，数千学生在广场纪念碑下宣布绝食，同学们开始以生命为代价呼吁当局进行政治改革，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这让我十分感动，看到每天都有因绝食而被送上救护车的学生，我觉得自己必须将自己的青春也奉献给这一伟大的事业！5月19号晚当局召开万人大会，李鹏、杨尚昆在会上发表了阴森森的讲话，宣布从5月20号凌晨开始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我想到戒严部队会对绝食学生的生命构成巨大威胁，于是决定组织“敢死队”，以保卫广场学生，保卫民主运动。
常青：在你组织敢死队时，有没有意识到组织敢死队的后果和风险？
险峰：意识到了，最严重的风险便是丢掉生命。但当时不管那么多了，我们有那么多男女同学在绝食，他们都能为理想、为改革而牺牲，我为什么就不能？于是决定组织敢死队，决定以血肉之躯来抵挡军队进城，保证学生民主运动不至中途夭折。
常青：听说当时你家里人给你打电报了。
险峰：是的，我母亲害怕我出事，从辽宁给我发电报要我回家，还让我舅舅到北京来找我，可是我能回去吗？我已经决定用行动——用“敢死”的行动来捍卫学生民主运动，我当然不会被母亲的一纸电报就叫回去。
常青：于是你便坚持下去了？
险峰：是的，民主运动正在危急中，我怎么能溜走呢？当时自己的那种牺牲精神现在想起来还会让我自己感动的，比如说，连续几天几夜巡回视察，几天几夜不睡觉，结果有一天因为太疲劳，骑车时，骑着骑着便 “咣当”一下撞在树上了……为什么呢？太疲劳，骑在车上便睡着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当时并不是敢死队长，敢死队长是北京体育学院的一个叫张健的学生，据说他现在在英国，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我只是崇文门地区的敢死队负责人，在5月20号以后军队要进城时，我直接带领其他学生去做军队的工作，比较成功地阻止了军队的入城。
常青：塑造女神像的时候你在不在？
险峰：在，时间应该是在5月29号晚上。
常青：请谈谈你看到女神像时的心理感受。
险峰：中国人被压抑得太久，因此最需要的就是民主和自由。看到女神像在广场竖起，心里很有些激动，觉得今后的中国人再来天安门广场时就不仅仅会看到那些象征专制的符号了（如毛像、毛尸），还会看到民主女神高举的圣火。不过塑像本身很粗糙，仿佛很脆弱，经不起风吹雨打，这可能和当时的条件有关系。希望将来重新塑造女神像时能够塑造成永久性的建筑物。
常青：我认为你的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在将来民主实现了的时候，一定会在原地重新塑造起一座宏伟庄严的民主女神像。同时会将毛像扔到余杰所说的那个“毛厕”中去的。
“向外界宣传北京屠杀真相”
——“反革命宣传分子”孔险峰
1989年5月20号凌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由于广大北京市民和学生的顽强抵挡，特别是由于有着大量的象孔险峰一样准备将青春和生命奉献给中国民主事业的“敢死队员”的存在，导致军队在近乎十余天的时间里无法有效地执行戒严命令，这应该说是孔险峰们和广大市民所创造的奇迹。但是让险峰和广大学生市民都没有想到的是，独裁者实施镇压的意志决绝，于是在公元1989年的6月3日夜晚和6月4清晨，在北京发生了惨绝人寰的血腥一幕……孔险峰，也因为当局的血腥镇压而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革命分子”……
常青：六四大屠杀发生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险峰：说来奇怪，六四大屠杀的时候我刚好错过了，我在6月2号便回到唐山去了。因为从5月20号当局发布戒严令到6月初的这十来天时间里，军队都被成功的阻止在城外，大部分学生都想到军队可能不会进城了，我也是这样想的，因此大家从思想上都松懈下来了，放松了警惕。而且当时的自己已经很疲惫，广场上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也让人很困惑，比如说有三个湖南人往毛像上投掷鸡蛋，却被纠察队员扭送公安局了，我就觉得很不理解，为什么要把他们扭送公安，他们不是反独裁吗，我们不是争民主吗？争民主的怎么把反独裁的送交官府了呢，我觉得这让人很困惑。由于这种思想上的困惑、松懈加上身心两方面的极度疲惫，我于6月2号离开北京回唐山了，但也就在我回唐山的日子里，最血腥的大屠杀却开始了！
常青：你是什么时间知道北京发生了镇压？又是怎样反应的？
险峰：我回唐山后在家呆了两天，6月4号晚上乘火车回到北京，在火车上我听说了北京所发生的事情，当时心里很急，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于是带着一种焦灼的心情从北京站下车后直奔崇文门。沿途还听到此起彼伏的枪声，回到崇文门后看到原来每天聚集的人群早已被冲散，还剩下十来个人，其中有原来的敢死队员。听他们说，军队开枪了，死了很多人，我看到崇文门附近我们原来设为路障的多辆公共汽车已经被烧毁，有的还在燃烧，有的在冒烟，地面上有很明显的血迹，一滩一滩的，防护栏被冲得七扭八咧的。于是我又带着两个人想前往天安门广场了解情况。可走到东单、东长安街一看，发现整个大街的水泥路面已经（被坦克）掀成浮土，地面上还有一些燃烧瓶、石砾、砖头一类的东西，被烧毁的公共汽车到处都是。巷子里面还有一些人在观望，大规模的抵抗已经过去。而通往天安门广场的街面已经被军队控制，广场那边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同时有枪声不断划过夜空，气氛恐怖。
常青：在此情况下，你当时准备怎么办？
险峰：大家都心情沉重、压抑、悲愤满腔，又不敢贸然行事，只好折回崇文门，去到社科院宿舍楼楼顶，当时楼顶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在观望——只见大街上出现了一支大约上百人的部队分三个方阵向广场方向前进，只见他们身着迷彩，头戴钢盔，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步伐整齐地向前走着，看起来和希特勒的党卫军差不多。这时我们对面楼房里的人们开始喊口号，“打到李鹏！”“不许镇压学生！”等等，结果，下面带队的军官一声令下，一百多人的部队齐刷刷地斜端着枪开始向对面楼上射击，“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响了好一阵子，楼上静默了一会儿，又开始响起宏伟的《国际歌》歌声……
常青：你当时注意到有人受伤没有？
险峰：有，附近有一所同仁医院，我没有进去查看，但医院门口停放着许多担架。
常青：请你谈谈6月5号的情况。
险峰：6月4号晚我就住在社科院地下室，6月5号一大早我便赶回学校。但当时的学校已经没有多少人，留下来的人都也人心惶惶，大多同学也都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回家。我当时想，不能回家，北京既然已经发生严重流血事件，那就要将这个情况带出去，让外界了解真相，鼓动更多的人来声援北京。于是我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行李，便和在崇文门结识的一个叫“王**”的工人敢死队员一块乘火车去天津了，这个工人后来被判了七年，但多年来一直为能够联系上。
常青：你去天津开展了一些什么活动？
险峰：当时就两个想法：其一是向外界宣传北京屠杀真相；其二是鼓动，鼓动更多的人起来声援北京。天津是计划中的第一站，然后准备南下济南、上海，甚至前往西安、成都。6月5号晚上到达天津，便去了天津大学，第二天上午在南开大学附近的一个立交桥上向在此集会的数千市民做了宣传和鼓动，号召天津人民起来声援北京，抗议政府的屠杀行为，并带领大家呼喊口号，口号中有“打到李鹏！”“打到共产党！”的内容，结果被便衣警察盯上，当天晚上在天津西站被四五个便衣逮捕。
常青：他们逮捕你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险峰：过来四五个便衣到跟前，其中一个人对我说：“走，跟我们走一趟！”便把我们带走了，简单登记后即将我送往一个看守所关押，6月9号又将我转移到天津监狱关押，到6月14号便将我们在天津被逮捕的几个人转往北京的秦城监狱。
常青：我是6月13号被关进秦城监狱的，我关在六号监室，你关在几号？
险峰：我被关在14号。我进去的时候号子里还没有人，后来又陆陆续续地关进去七个人，他们分别是：
王立刚，首钢工人，17岁。
潘 强，山东大学学生。
刘 俭，廊坊师专学生。
方 克，人民大学博士生，和江棋生是同学。
陶永仪，社科院经济学博士。
哈 斯，内蒙古师范大学学生，外高联负责人之一。
贾爱民，北师大高联秘书长。
这些人在半年之内也都陆陆续续的被放出去了，到89年11月号子还剩下哈斯、贾爱民和我三个人时，把我们又给转了新号子，但时间不长，那两个也被释放了，到90年春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常青：对于秦城监狱你还有哪些记忆深刻的事情？
险峰：还记得七月中旬的那个油腔滑调的头头在走廊里给我们训话，还记得有一天全部囚徒齐声高唱《国际歌》，还记得那个“猪大夫”很坏，不管谁生病了都是给两片什么去痛片、阿司匹林什么的；尤其是12月底从广播里听到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被枪毙了的时候，心里感到很振奋——这件事对管教干部的影响也很大，因为从那以后，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明显要比以前要好得多。
常青：你关押的时间比较长，当时关于个人人生方面的思考有哪些？
险峰：当时的我感到很绝望，我想我可能会被拉出去枪毙，也可能会就这样关押一辈子，因而反而懒得去思考，云里雾里糊里糊涂地往前过吧。
常青：他们当时主要审查你哪些问题？
险峰：两个方面，一个是六四期间的活动，另一个是都和哪些人联络。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只承认我一个，和别人没关系。关于六四期间的活动问题，我承认我演讲了，我承认我在演讲中号召“打倒李鹏”、“打倒邓小平”、“打倒反动政府”的事实，并愿意为此承担责任。
常青：能否谈谈起诉和宣判的情况？
险峰：我是91年春节前由北京市检察院发的起诉，当时官方给我指定了两名律师，一个叫彭刚，还有一个忘了，非常恶心，律师对我说什么：家里人好着呢，你要在这里好好反思，认清形势，前途还会有的等等，非常恶心。过完春节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便开始审判，我是第一批审判的。当天把我和我的同案、张铭、王有才一块拉往法庭，法庭只走了一下形式，前后审理总共不到两小时就结束了。尤其是法庭辩论非常糟糕，律师表现极为恶劣。几乎不让我说话。我回到号子后将这个情况讲给大家听，弄得群情激愤。其结果是到第二天审理郑旭光时，郑旭光当庭辞掉律师，开了历史先河。
常青：郑旭光为什么要辞掉律师？
险峰：因为律师开始辩护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郑旭光在学校上学时表现一向良好，并非顽劣”，郑旭光一听炸了，说给我辩护怎么还用“顽劣”这个概念呀，不能接受，当庭要求辞退律师，搞得律师、法官、公诉人都很愕然。郑旭光给自己做了无罪辩护，而且郑旭光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非常有力，表现非常好。由于郑旭光的影响，后来的人如张前进、姚军岭都辞掉律师，都给自己做了无罪辩护。
常青：什么时候宣判的？
险峰：91年3月24日。
常青：单独宣判还是集体宣判？
险峰：20多人集体宣判。
常青：你判了几年？
险峰：三年。
常青：什么罪名？
险峰：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常青：定罪的主要根据是什么？
险峰：就是我6月6号在天津所作的演讲，因为我在演讲中曾带领大家喊口号“打倒李鹏”、“打倒邓小平”、“打倒反动政府”、“打倒共产党”，结果让便衣逮住了。
常青：上诉了吗？
险峰：上诉了，但高院裁定“维持原判”。
狱内的罢考和绝食斗争
—— 铮铮铁骨孔险峰
孔险峰因为在戒严后组织敢死队，特别是由于六四大屠杀后外跑到天津向数千集会群众演讲，要求天津人民起来抗议北京屠杀，并呼口号要求“打倒李鹏”、“打倒邓小平”乃至于“打倒共产党”，最终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所谓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在剩余刑期只剩下一年多时间的情况下，当局竟然把他转往东北凌源监狱，使他生命历程上迎来了至为黑暗的一段受迫害时期！
常青：你是什么时间从秦城监狱转往东北监狱的？
险峰：91年4月当北京高院维持中院的判决裁定书下发后，由于刘刚、张铭还有我老家都是东北人，当局就把我们三个人从秦城监狱转监到东北执行。当时刘刚判刑最长，6年；张铭判刑3年。当局把我们三个人先从北京拉到沈阳第一监狱，会合了从长春监狱转过来的唐元隽、冷万宝、李维、梁立维、安福兴（均因六四而被判刑，其中一汽职工唐元隽被当局重判徒刑20年）等人，最后在91年4月10号将我们一车政治犯送往辽宁省的凌源监狱凌源劳改二支队。
常青：我看过刘刚前不久写出来的一篇回忆性文章，里面谈到凌源监狱的干部非常恶，使你们吃了不少苦头，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险峰：凌源监狱确实有不少很恶的干部管教，尤其是两个姓杨的干部十分恶劣，他们对北京的六四屠杀是拍手称快的，是十足的党棍，他们除了自己直接下手对我们进行殴打、电击、虐待外，还撺掇教唆牢头狱霸及监督我们的普通刑事犯人对我们进行殴打迫害。比如说，4月10号傍晚刚把我们转到凌源监狱，一下车，其中一个干部（后来知道他姓杨）就拿着电警棍直击瘦弱的李维，我们齐声抗议，打人的干部却说“老实点，看我们怎么收拾你们，好戏还在后面！”还把冷万宝、梁立维等人踹了几脚！
接着下来便是所谓的“入监学习”，将我们政治犯都集中关在一个大号子，这些政治犯里除了学生、工人外，还有一个教师、一个乞丐，他们都是支持学生，反对镇压的。
常青：请谈一下91年4月29日罢考的事。
险峰：监狱让我们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便进行考试，但我们提前已经商量好了，不参加考试，拒绝答卷。临考试时，我们全部政治犯集体罢考，监狱当局恼羞成怒，在考试快结束时监狱领导带领好多干部及牢头狱霸来到考试现场，他们带着警犬、挥舞着警棍、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只见他们三人一组分别走到每一个政治犯的座位前，问“答不答卷？”当得到对方“不答”的回答时，他们便象一群疯狗一样扑过来开始殴打，包括脚踹、拳击、警棍击打，进行非人折磨后，开始区别处理，将刘刚单独关了小号，由于大家齐心，死不认错，监狱又让我们参加劳动，糊火柴盒。但大家又继续团结起来，抗拒劳动。当局没办法，只好不让我们劳动，继续让我们进行所谓的“学习”。
常青：后来11月的绝食斗争是怎么回事？
险峰：由于管教干部唆使其他刑事犯人给我们找茬、穿小鞋，想尽办法侮辱我们、虐待我们，我们觉得忍无可忍，于是到91年11月15日，我们又开始集体绝食抗议。当天上午姓杨的管教大队长进监舍来劝我们吃饭，大家没人理他，刘刚则干脆背着手与他开展针锋相对的辩论。到下午监舍里来了大批武警和刑事犯，他们将每位政治犯都戴上背铐拖出去毒打、审讯，当天晚上又将几个主要人物包括刘刚、张铭、我、唐元隽、安福兴等人关进地下室小号，三四个干部加五六个犯人对我们每一个人进行审讯、殴打，我被带着背铐，打倒地上无数次，几个人摁住我们，其他人则轮番对我进行践踏、电击、棍打，真可谓是受尽了折磨。
那天晚上他们把我打了个半死不活，但我还是坚持不吃，第二天、第三天，他们继续对我进行折磨，我仍然坚持不吃，他们便开始给我插胃管灌浆，把人弄得生不如死，只好开始恢复进食。
常青：你的牙齿是不是就是在里面受折磨的结果？（交谈过程中我注意到他的牙齿掉了很多）
险峰：是的，狱警下手非常残忍，他们不光用拳头击打我，而且还用电警棍击打我的腮帮和耳根，记得绝食当天他们用电警棍将我的头部和耳根处打得鲜血直流，我的槽牙被他们打得严重松动，腮帮处肿胀了半年，直到出狱还是肿胀的，吃饭都是将窝头用开水泡软后吞服的。因为吃不成饭，他们又让狱医给看，结果这些松动的牙齿便被狱内牙医直接一个一个地敲掉了……他们还用电警棍击打我的前胸、后背、腰部、腹部，黒捅、黑戳、黑打，我估计我后来的肾病就是在监狱受虐待而种下的祸根。因为我后来出狱不到半个月，突然有一天晚上跑了十几趟厕所，肾病就此而生……
常青：这次绝食斗争有没有收获？
险峰：应该有，因为后来基本平静了，除了让张铭脱光衣服在小号里冻了一宿外，再没有对我们采取过其他虐待。而且十分奇怪的是我们绝食抗争的事情在绝食当天就被外电报道了，我到现在也不清楚是怎么报道出去的，我猜想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刘刚的弟弟在绝食当天就将消息发了出去。再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别的狱警的良心发现，将这事给捅出去了！由于外电的关注，听说也由于大赦国际的关注，最后我们的服刑环境有所缓和。后来他们把我又单独关押了几个月，但92年春便发生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事情，风向又一次发生重大变化，加上我又快出狱了，他们就把我从严管号给释放了。不过，刘刚继续单独关押小号，一直不让回队。
常青：你是什么时间出狱的？
险峰：92年6月8号。出狱前那个特别恶毒的杨姓管教还找我威胁说：“这里面的规矩你也知道，别看你现在要出去了，但你的家还在辽宁，你要是不安分，我们还会随时把你抓回来，无产阶级专政机器是随时随地准备‘伺候’你们的！”
草根维权+精英奋斗=中国的民主事业
——二十年后的反思和期望
常青：回过头来，89年的民主运动和三年艰苦的牢狱生活对你个人的人生有哪些影响？
险峰：影响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让我认识到在中国，政治距离每一个人都很近。我原来是一个对政治并不十分关心的人，上大学后，只是想到将来怎样做一个“红色商人”，但学潮的爆发以及六四大屠杀让我意识到——你可以冷淡政治，但政治可能很关心你，它和我们每个国家公民的关系都很近。同时它也使我对现行政治看得更透，思想上更坚定，极权体制是靠不住的，对它不要抱任何希望，必须打破。一些圈内人士要求当局对“六四”进行平反，这等于是让罪犯为受害者恢复名誉，哪有这样的逻辑，想都不要想。
其次，我走的不是政治家的路子，象刘刚、唐元隽等人可能走的是政治家的路子，但我不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可能更喜欢哈维尔，做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有尊严的人，但也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第三，在经济上的影响就更大了，你知道我原来是对外经贸大学的学生，学的又是外贸专业，如果我不参与89年的事情的话，红色商人的路子一定是很不错的。但现在我连治病的能力都没有。
第四，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身体垮了，我过去的身体是非常棒的，但几年牢狱的折磨使我现在落下了一身的疾病。但我没有仇恨，我不会因为自己曾经遭遇的那些苦难便会产生仇恨，我不会。我唯一感到痛心的是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因为六四镇压而出现了夭折、出现了停滞，这让我十分地痛心。
常青：你92年出狱以来感到很郁闷、很忧心的事情是什么？
险峰：社会的犬儒化，这最让人揪心，就是说大家对于大屠杀、大镇压后的社会现实给予默认了、接受了，就像当年的德国犹太人接受了德国法西斯的现实一样，这很可怕。如果当权的向北朝鲜看齐，再利用一下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左的东西，那么中国走向法西斯化的可能性都是有的。尤其中国现在强调什么民族复兴、强调什么和平崛起，同时强调所谓国家利益、集体主义，这实际上在把中国引向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因为极权、集权总是和集体主义相联系的，集体主义的极致便是极权和法西斯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中国的民主自由事业是不太乐观的，不过我们还得努力。
常青：你对教育问题好像很感兴趣，你认为中国的教育领域存在什么问题？
险峰：从教育角度讲，九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个令人非常痛心的大倒退，大学校园的学生被洗脑非常严重，校园里的思想禁锢更为严格。表面上看好像有些自由思想的空间，但事实上，好多人对共产党的信任、对现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更加推崇，用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话来说就是——现行制度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很多所谓的精英人士、既得利益者甚至温饱小民都在说现行体制的好话，都在叨叨什么要维持现状，维护所谓的“社会稳定”。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政治不解放、社会不自由的话，镇压的大棒及思想的禁锢会随时落下来。经过六四大屠杀，当局已经彻底撕破了温情的假面，对异端的镇压已经成了惯性常态，没有了道德禁锢，专制的魔力被彻底“解放”了。具体到执行层面，专制机器更加完备，手段更加恶毒，警察政治更加有恃无恐，凌源劳改二支队杨大队长之流反倒更有市场了。
常青：根据你这么多年的观察和思考，你认为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方式来更好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变革事业？
险峰：关于这个问题说来复杂，根据我的观察，有几条道路已经被堵死：其一，所谓经济决定政治的路子是不对的，原来认为只要经济自由化了，政治自由化就会自动到来，但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是错误的。
其次，精英改制的路子也是行不通的，期望共产党内出一个戈尔巴乔夫，我认为很不现实。而且知识精英阶层离广大的底层民众也越来越远。
其三，宗教复兴的路子在中国社会层面的价值显而易见，人民信仰心中的上帝比依靠腐败的政府对中国人更为可靠，虽任重道远，但前途光明；在政治层面的影响，不要抱太多奢望，毕竟中国的文化政治传统不同于东欧诸国。希求依靠宗教力量来改变中国政治现实的可能性有些渺茫。
尤其糟糕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禁锢，中国的普通百姓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对大一统的政府与强权的依赖，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始终无法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这种依附关系不打破，极权的根基就不会动摇，全社会的“犬儒化”就不会改变。因此营造便于公民意识成长的公民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便是精英阶层当前的首要历史使命。只有每个人都站起来为自己负责，不放弃哪怕最简单的权利，并且有尊严的活着，中国才有希望。
不过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3年以来，草根维权运动正蓬勃开展，民间力量正借助于互联网的发展而不断地冲击着着现政权的统治边界，这是一个好事。而从精英层面讲，2008年底自由主义知识界推出了影响广泛的《零八宪章》，为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提供了一个宏观框架和总体思路，如果精英奋斗和草根维权能够产生有效的结合的话，中国的民主事业还是很有希望的。
2009.1.6.
草根维权+精英奋斗=中国的民主事业
——六四“敢死队长”孔险峰访谈录
赵常青（中国公民）
二十年前的1989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数十万学生卷入其中。六四大屠杀后，几乎所有的学生领袖与学运骨干都被当局“秋后算账”，很多学生被捕入狱。
孔险峰，对外经贸大学日语外贸专业87级学生。1989年夏天，他不仅积极参与了学潮，而且还是北高联学生“敢死队”的重要负责人之一。六四惨案发生后，他与同学又一块去往天津向集会群众做演讲说明北京屠杀之真相，结果被便衣警察跟踪逮捕送往秦城监狱。1991年2月他被北京市中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之后被解往臭名昭著的辽宁省凌源监狱服刑。在监狱里由于抗拒改造等原因被残酷迫害，落下了很多疾病，如慢性胃病、肾炎等。2009年12月当我和友人前去看望他时，他告诉我们他在监狱落下的慢性肾炎已经在两年前转化为尿毒症，医院大夫说“必须换肾”。由于巨额医疗开支无着落，手术拖到现在也无法进行。两年来，每天都要做几次透析，不仅很麻烦，而且同样花费巨大……
这让我的心里感到非常的沉重，一种阴影渐升心头——我想起了蒲勇先生，蒲勇先生因抗议北京当局的六四大屠杀行为而被四川地方当局处刑十年，在狱中落下胃病，后转化为胃癌。由于缺乏医疗保障，更由于经济贫困——2002年11月终于不医而逝……
现在，同样为中国民主事业做出巨大牺牲的孔险峰先生又因尿毒症而病倒了，同样因为难以负担的巨大医疗开支而不得不看着自己的疾病一天比一天恶化，这是令人难以容忍的事。我不希望蒲勇先生曾经的悲剧在孔险峰先生身上继续上演。也因此，2009年的12月24日我对孔险峰先生作了一次专门采访，现将本次采访内容整理出来发表，以期海内外所有良心人士能够关注孔先生的疾病，并给予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帮助。
“也要对内开放”
——峥嵘少年孔险峰
常青：你好，险峰，咱们今天随便聊聊，就从童年开始吧。
险峰：好。我祖籍山东曲阜，为逃荒，爷爷奶奶举家迁往东北。在大连，奶奶遇到了一位传教士，开始信仰并传播基督福音，此后我奶奶成为辽西传教第一人。既就是今天，当地老辈人提到孔老太太时还会赞口不已。我父母是到处流动的基建工程兵，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到七十年代前期参加了西南“大三线”建设。1970年的3月1日，我就出生在父母工作过的贵州六盘水市，77年父母调往唐山工作，我也就随之来到唐山，此后在唐山了度过了自己的小学时代和中学时代。
常青：估计中小学时代你也是“好学生”吧。
险峰：呵呵，坦率的说，在整个中小学时代，我都一直是“三好学生”，学习总在前面，身体特棒，老师夸奖，同学喜欢，甚至有些嫉妒。
常青：当过班干部吗？
险峰：当得不多，最多当过生活委员，我不是当“官”的料。
常青：你在中学时代的思想状况如何？
险峰：我的思想一直比较活跃，除了学习外，还积极参加学生社团的活动，学校有诗社，我写过一些诗、散文，曾经萌生过当“诗人”或“作家”的想法。85年元旦还在学校与其他同学组织过一次“交谊舞会”受到老师批评，学校从此不再召开晚会了。
常青：在高中时代，是否有过思想“异动”的苗头？
险峰：有，还在高二时我就萌芽过“对内开放”的想法，邓小平不是提出要“对外开放”吗？我觉得光“对外开放”是不够的，也要对内开放，尤其是言论自由的开放。而且我当时还认为雷锋是靠不住的，我感到雷锋只不过是上面有意塑造的一个先进人物而已，雷锋的故事里包含着许多人为的夸张和想象。
常青：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异端”的思想端倪呢？
险峰：我当时读过一些很好的书和杂志，如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还有《读书》杂志、《新华文摘》等，还接触过尼采、萨特的东西，读过尼采专家周国平的文章。尽管有些东西我并不能完全理解和消化，但对于我的独立思考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常青：在86年底的合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发生过一次规模不小的学潮，你当时是如何反应的？
险峰：我当时正上高三（第一学期），由于功课紧张，没有过多关心，但我觉得“自由化”是个好东西，对于方励之也很认同。
“邓小平思想已经不适合改革了”
——“天之骄子”孔险峰
常青：87年你参加高考时，年仅17岁，你为什么会报考“对外经贸大学”呢？
险峰：有三点原因，其一，觉得名字好听，新鲜；其二，整个八十年代官方都在喊搞经济建设，这对自己是有影响的；其三，自己有“想出国”的想法，而对外经贸大学能够从这三个方面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所以就报考了。
常青：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因为从数量上讲还很少，中学毕业生只有少数人能够进入高校深造，所以当时的大学生被社会赞誉为“天之骄子”，请问你当时的感受如何？
险峰：我倒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家里人不这样看，觉得我为他们争光了，因此给我单独腾了间房子，待遇跟以前很不一样了。
常青：谈谈你初入学时的情况。
险峰：87年秋天入学后有几个文化事件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是第一次看麦当娜和杰克逊的演唱录像，觉得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美的音乐和舞蹈，也因此对美国的看法也不一样了；还有一个文化事件就是第一次看《007》，因为它是反共的，觉得：“哦，还有这种观念！”觉得很震撼。
常青：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化讨论很热，校园文化活动也很多，你们学校的情况怎样？
险峰：我们学校里的文化活动也很多，几乎每天都有文化讲座。象刘心武就来做过讲座，讲他的创作历程及对一些不健康文化现象的批评。不过给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刘晓波的一次讲座。
常青：刘晓波去过你们学校做报告？
险峰：是的，刘晓波演讲的题目好像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那天，刘晓波一口气讲了四个多小时，平时只能容纳三四百人的阶梯教室不仅座无虚席，而且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有上千人听讲，大家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刘晓波在台上敢说敢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连许多听讲的老教授们也不停地击节赞赏。我也认真的做了笔记。
常青：听刘晓波的演讲有什么收获？
险峰：听完报告，我有一种冲动，觉得中国社会是该变了。回过头来，我的自由主义思想大概受刘晓波的影响最大。
常青：当时的官方舆论喉舌像曲啸、李燕杰等人是否去过你们学校演讲？
险峰：没有，外经贸大学是经济类院校，号称是“中国红色商人的摇篮”，所以校园的商业文化发达，很多学生都忙着做生意挣钱，如做家教、做翻译、倒外汇、倒电视机什么的，强调实际，对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兴趣不大。老师讲课时，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人爱听，但若讲亚当斯密、李嘉图的古典自由主义贸易理论，大家都爱听。记得有一节课老师提问一个问题让一个同学回答，这个同学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回答，结果老师打断了这个同学的发言，说“别说了，这个不是经济学，经济学要解决实际问题，你这个能解决实际问题吗？”这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们学校要说先进它也很先进，要说堕落它是很堕落的，就是“现实”、就是“钱”，呵呵……
常青：当时北京的文化沙龙特别活跃，你是否去过北大参加沙龙方面的活动？
险峰：我当时属于大学低年级，学校里面的文化讲座已经很多，而且就我本人而言，对政治层面的东西本来就没有太多的兴趣，所以当时没有去过北大听讲座。
常青：十三大之后有一部政论片《河殇》引起全国性的关注，这部片子对你有什么影响？
险峰：这部片子对我影响很大，对好多同学的影响也很大，因为它是一种新的历史观。记得好像苏晓康也到我们学校去演讲了，可惜我当时在忙别的事，没顾得去听。但这个片子对我们触动都很大，觉得很有意思，原来历史也可以这样去写的。
常青：88年下半年经济形势很热，包括物价大涨、通货膨胀、抢购风潮等等，这些现象在你的心里有没有产生一些社会危机的暗示？
险峰：应该说当时心里有些忧患，但还不是很强烈。
常青：看没看过苏晓康的《神圣忧思录》？还有李泽厚与温元凯关于改革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对话，读过没有？
险峰：苏晓康的这本书可能看过，但印象不深。但温元凯与李泽厚的对话我看过，当时的《新华文摘》收录了这篇文章，我觉得温、李二人都有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都在呼唤更进一步的社会改革。
常青：李泽厚作为八十年代的启蒙大师，曾经提出过让官方很不高兴的“西体中用”理论，对此你是否了解？
险峰：了解一些，当时我们购买的比较多的书籍便是“走向未来丛书”，谈的是“三个面向”的问题，觉得很好。我当时就认为资本主义化是必由之路、私有化是必由之路，西化就是自由化，自由化就是好！
常青：读过严家其与其夫人高翱合著的《文革十年史》没有？这是文革后第一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专著。
险峰：读过，但感觉很粗糙。在历史问题上倒是一位给我们开设近代史课的历史老师给我影响很大，他告诉我们八年抗战，国民党的军队是主力军，是“国军”在支撑着中国抗战，这让我有了一个新的历史观，因为原来的中学教科书只是讲共产党多么多么勇敢伟大，说的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现在却不是那回事。这让我开始对历史、世界、中国进行新的独立思考，思想开始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全面的碰撞，这应该算作我上大学之后在思想层面的一个很大的收获。
常青：在89年学潮发生以前，还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影响了你在学潮中的选择？
险峰：有，那就是88年底在我们学校里发生了一次小学潮，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个学生被社会上的流氓打死了，学生群情激愤，纷纷在校园集会进行抗议，最后学校召开了追悼会，当时的外经贸部副部长李岚清出席了这一次追悼会，当时他们领导都坐在前排主席台上，结果中途一个学生站起来发言，要求那些领导都站起来哀悼——领导们面面相觑了一阵子，尽管脸色很难看，也只好站起来。这件事我觉得很受鼓舞，原来学生也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表达政见的。它可以看作是89学潮在一个小范围内的预演。
常青：当时关于改革你都做过什么样的思考？
险峰：89年春关于改革的话题很多，怎么推进改革，新旧思想交锋很激烈。我曾经对邓小平是很迷信的，但89年春我便开始反思邓小平了，我觉得邓小平思想已经不适合改革了，再往前，我觉得邓小平思想开始成为中国改革的最大阻力和改革的桎梏了。
“保卫广场学生，保卫民主运动”
——“敢死队长”孔险峰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
由于胡耀邦在真理标准大讨论问题上、在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在改革问题上的巨大贡献，使得他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留下了很好的改革开明的印象，他的突然辞世，在中国大地尤其是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以高校学生为主体的悼胡运动迅速由北京波及全国。而孔险峰也随着学生运动的演进，由一个“对政治不是很感兴趣”的学生而一步步地迈向了学运的前沿、迈向了历史的深处——
常青：请你谈谈胡耀邦逝世当天的情况。
险峰：胡耀邦作为改革的旗手给人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而且他87年下台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搞改革的人为什么会被赶下台呢？因此他的突然辞世给人震撼很大。记得4月15日耀邦逝世当天，北京下着小雨——真是老天垂泪、大地举哀呀！上苍对耀邦的辞世也感到难过。当天傍晚，校园里就出现了悼念耀邦的条幅、挽联，此后几天有一些学生开始书写大字报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及86年的反自由化思潮。但总体上外经贸大学要比北大、清华、北师大慢半拍，大部分同学都觉得自己的前途很好，将来毕业后去安心的做一个“红顶商人”就是，又能挣钱，又能出国，有社会地位、很风光，因此在前期悼胡阶段，我们学校绝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大的动作。
常青：4月20号，所谓的“冲击新华门”事件，你在场没有？
险峰：没有，我当时不在场。
常青：4月22号的悼胡活动你参加了吗？那一天，当局迫于压力召开了胡耀邦追悼会。
险峰：是的，4月22号的悼念活动我参加了，好多同学、包括好多老师也参加了。我和一些学生的心理一样，觉得胡耀邦就这样走了很遗憾，当局应该有个新的说法。
常青：谈谈你个人对耀邦的认识？
险峰：我觉得他是个改革家，是改革旗手，是邓小平一手把他拉下马的，我觉得邓小平变成了改革的桎梏和障碍，逻辑很简单，你把改革的旗手往下拉，那你还能是什么人？
常青：4.22追悼会结束后，你又参加了哪些活动？
险峰：追悼会结束后，我们学校停了两天课，但很快又复课了。4月25号我去到当时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找同学，却看到他们学校有很多学生在集会演讲，谈腐败问题、官倒问题和改革问题，这让我心里很激动。回到学校后我就开始找其他系的同学商量我们学校的运动问题。4.26社论出来后，大家都很气愤，但我们学校还依然没有什么大的动静。
常青：那么，4.27大游行你们学校参加了吗？
险峰：没有人来组织，学校继续上课，我想参加游行抗议，便独自跑出学校去到北师大，“混”到北师大的队伍里参加抗议游行，那一天的游戏队伍真壮观！
常青：4.27大游行结束后你的生活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参加了哪些活动？
险峰：4.27游行结束后直到五四大游行的这段时间，我们学校处于一种半停课状态，学校内部也有一些小规模的集会演讲，我呢，上午上课，下午和晚上便去到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听演讲、看大字报，再做些串联活动。五四游行结束后，学校又基本全面恢复了教学秩序，直到5月13日北京所有高校的全面罢课！
常青：你们外经贸大学的首次全面罢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险峰：5月13号，当时北京高校已经有好多学生开始在广场绝食、静坐，场面非常感人。
常青：5月18号赵紫阳去广场看望学生时你见到了吗？
险峰：我当时就在广场东北口，离他很近，看到他神情很抑郁，他讲的话也叫人很悲愤，他流泪的时候，我的心里真是很难过的，感到改革派被逼向墙角了。
常青：你对赵紫阳的认识前后有什么变化没有？
险峰：有变化，应该说我对他的印象不是太好，首先，我觉得他在政治上有些骑墙派的色彩，尤其在促使胡耀邦下台的问题上他给我的印象很不好，觉得他好像是抵制自由化的，而我却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其次，关于腐败问题，他们家的问题也出来了，虽然没有得到证实，但民间的大量传说一般不会是空穴来风。所以在学潮前期我对他是谈不上什么好印象的。后来当然不一样了，他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谈话尤其是他拒绝出席万人大会，拒绝军队进城让我感到了他的伟大，感到了他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人道主义者。
常青：我听说你是学生“敢死队”队长，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组织“敢死队”的？能否谈谈你组织敢死队时的心理动机和相关活动？
险峰：5月13号，数千学生在广场纪念碑下宣布绝食，同学们开始以生命为代价呼吁当局进行政治改革，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这让我十分感动，看到每天都有因绝食而被送上救护车的学生，我觉得自己必须将自己的青春也奉献给这一伟大的事业！5月19号晚当局召开万人大会，李鹏、杨尚昆在会上发表了阴森森的讲话，宣布从5月20号凌晨开始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我想到戒严部队会对绝食学生的生命构成巨大威胁，于是决定组织“敢死队”，以保卫广场学生，保卫民主运动。
常青：在你组织敢死队时，有没有意识到组织敢死队的后果和风险？
险峰：意识到了，最严重的风险便是丢掉生命。但当时不管那么多了，我们有那么多男女同学在绝食，他们都能为理想、为改革而牺牲，我为什么就不能？于是决定组织敢死队，决定以血肉之躯来抵挡军队进城，保证学生民主运动不至中途夭折。
常青：听说当时你家里人给你打电报了。
险峰：是的，我母亲害怕我出事，从辽宁给我发电报要我回家，还让我舅舅到北京来找我，可是我能回去吗？我已经决定用行动——用“敢死”的行动来捍卫学生民主运动，我当然不会被母亲的一纸电报就叫回去。
常青：于是你便坚持下去了？
险峰：是的，民主运动正在危急中，我怎么能溜走呢？当时自己的那种牺牲精神现在想起来还会让我自己感动的，比如说，连续几天几夜巡回视察，几天几夜不睡觉，结果有一天因为太疲劳，骑车时，骑着骑着便 “咣当”一下撞在树上了……为什么呢？太疲劳，骑在车上便睡着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当时并不是敢死队长，敢死队长是北京体育学院的一个叫张健的学生，据说他现在在英国，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我只是崇文门地区的敢死队负责人，在5月20号以后军队要进城时，我直接带领其他学生去做军队的工作，比较成功地阻止了军队的入城。
常青：塑造女神像的时候你在不在？
险峰：在，时间应该是在5月29号晚上。
常青：请谈谈你看到女神像时的心理感受。
险峰：中国人被压抑得太久，因此最需要的就是民主和自由。看到女神像在广场竖起，心里很有些激动，觉得今后的中国人再来天安门广场时就不仅仅会看到那些象征专制的符号了（如毛像、毛尸），还会看到民主女神高举的圣火。不过塑像本身很粗糙，仿佛很脆弱，经不起风吹雨打，这可能和当时的条件有关系。希望将来重新塑造女神像时能够塑造成永久性的建筑物。
常青：我认为你的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在将来民主实现了的时候，一定会在原地重新塑造起一座宏伟庄严的民主女神像。同时会将毛像扔到余杰所说的那个“毛厕”中去的。
“向外界宣传北京屠杀真相”
——“反革命宣传分子”孔险峰
1989年5月20号凌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由于广大北京市民和学生的顽强抵挡，特别是由于有着大量的象孔险峰一样准备将青春和生命奉献给中国民主事业的“敢死队员”的存在，导致军队在近乎十余天的时间里无法有效地执行戒严命令，这应该说是孔险峰们和广大市民所创造的奇迹。但是让险峰和广大学生市民都没有想到的是，独裁者实施镇压的意志决绝，于是在公元1989年的6月3日夜晚和6月4清晨，在北京发生了惨绝人寰的血腥一幕……孔险峰，也因为当局的血腥镇压而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革命分子”……
常青：六四大屠杀发生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险峰：说来奇怪，六四大屠杀的时候我刚好错过了，我在6月2号便回到唐山去了。因为从5月20号当局发布戒严令到6月初的这十来天时间里，军队都被成功的阻止在城外，大部分学生都想到军队可能不会进城了，我也是这样想的，因此大家从思想上都松懈下来了，放松了警惕。而且当时的自己已经很疲惫，广场上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也让人很困惑，比如说有三个湖南人往毛像上投掷鸡蛋，却被纠察队员扭送公安局了，我就觉得很不理解，为什么要把他们扭送公安，他们不是反独裁吗，我们不是争民主吗？争民主的怎么把反独裁的送交官府了呢，我觉得这让人很困惑。由于这种思想上的困惑、松懈加上身心两方面的极度疲惫，我于6月2号离开北京回唐山了，但也就在我回唐山的日子里，最血腥的大屠杀却开始了！
常青：你是什么时间知道北京发生了镇压？又是怎样反应的？
险峰：我回唐山后在家呆了两天，6月4号晚上乘火车回到北京，在火车上我听说了北京所发生的事情，当时心里很急，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于是带着一种焦灼的心情从北京站下车后直奔崇文门。沿途还听到此起彼伏的枪声，回到崇文门后看到原来每天聚集的人群早已被冲散，还剩下十来个人，其中有原来的敢死队员。听他们说，军队开枪了，死了很多人，我看到崇文门附近我们原来设为路障的多辆公共汽车已经被烧毁，有的还在燃烧，有的在冒烟，地面上有很明显的血迹，一滩一滩的，防护栏被冲得七扭八咧的。于是我又带着两个人想前往天安门广场了解情况。可走到东单、东长安街一看，发现整个大街的水泥路面已经（被坦克）掀成浮土，地面上还有一些燃烧瓶、石砾、砖头一类的东西，被烧毁的公共汽车到处都是。巷子里面还有一些人在观望，大规模的抵抗已经过去。而通往天安门广场的街面已经被军队控制，广场那边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同时有枪声不断划过夜空，气氛恐怖。
常青：在此情况下，你当时准备怎么办？
险峰：大家都心情沉重、压抑、悲愤满腔，又不敢贸然行事，只好折回崇文门，去到社科院宿舍楼楼顶，当时楼顶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在观望——只见大街上出现了一支大约上百人的部队分三个方阵向广场方向前进，只见他们身着迷彩，头戴钢盔，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步伐整齐地向前走着，看起来和希特勒的党卫军差不多。这时我们对面楼房里的人们开始喊口号，“打到李鹏！”“不许镇压学生！”等等，结果，下面带队的军官一声令下，一百多人的部队齐刷刷地斜端着枪开始向对面楼上射击，“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响了好一阵子，楼上静默了一会儿，又开始响起宏伟的《国际歌》歌声……
常青：你当时注意到有人受伤没有？
险峰：有，附近有一所同仁医院，我没有进去查看，但医院门口停放着许多担架。
常青：请你谈谈6月5号的情况。
险峰：6月4号晚我就住在社科院地下室，6月5号一大早我便赶回学校。但当时的学校已经没有多少人，留下来的人都也人心惶惶，大多同学也都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回家。我当时想，不能回家，北京既然已经发生严重流血事件，那就要将这个情况带出去，让外界了解真相，鼓动更多的人来声援北京。于是我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行李，便和在崇文门结识的一个叫“王**”的工人敢死队员一块乘火车去天津了，这个工人后来被判了七年，但多年来一直为能够联系上。
常青：你去天津开展了一些什么活动？
险峰：当时就两个想法：其一是向外界宣传北京屠杀真相；其二是鼓动，鼓动更多的人起来声援北京。天津是计划中的第一站，然后准备南下济南、上海，甚至前往西安、成都。6月5号晚上到达天津，便去了天津大学，第二天上午在南开大学附近的一个立交桥上向在此集会的数千市民做了宣传和鼓动，号召天津人民起来声援北京，抗议政府的屠杀行为，并带领大家呼喊口号，口号中有“打到李鹏！”“打到共产党！”的内容，结果被便衣警察盯上，当天晚上在天津西站被四五个便衣逮捕。
常青：他们逮捕你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险峰：过来四五个便衣到跟前，其中一个人对我说：“走，跟我们走一趟！”便把我们带走了，简单登记后即将我送往一个看守所关押，6月9号又将我转移到天津监狱关押，到6月14号便将我们在天津被逮捕的几个人转往北京的秦城监狱。
常青：我是6月13号被关进秦城监狱的，我关在六号监室，你关在几号？
险峰：我被关在14号。我进去的时候号子里还没有人，后来又陆陆续续地关进去七个人，他们分别是：
王立刚，首钢工人，17岁。
潘 强，山东大学学生。
刘 俭，廊坊师专学生。
方 克，人民大学博士生，和江棋生是同学。
陶永仪，社科院经济学博士。
哈 斯，内蒙古师范大学学生，外高联负责人之一。
贾爱民，北师大高联秘书长。
这些人在半年之内也都陆陆续续的被放出去了，到89年11月号子还剩下哈斯、贾爱民和我三个人时，把我们又给转了新号子，但时间不长，那两个也被释放了，到90年春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常青：对于秦城监狱你还有哪些记忆深刻的事情？
险峰：还记得七月中旬的那个油腔滑调的头头在走廊里给我们训话，还记得有一天全部囚徒齐声高唱《国际歌》，还记得那个“猪大夫”很坏，不管谁生病了都是给两片什么去痛片、阿司匹林什么的；尤其是12月底从广播里听到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被枪毙了的时候，心里感到很振奋——这件事对管教干部的影响也很大，因为从那以后，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明显要比以前要好得多。
常青：你关押的时间比较长，当时关于个人人生方面的思考有哪些？
险峰：当时的我感到很绝望，我想我可能会被拉出去枪毙，也可能会就这样关押一辈子，因而反而懒得去思考，云里雾里糊里糊涂地往前过吧。
常青：他们当时主要审查你哪些问题？
险峰：两个方面，一个是六四期间的活动，另一个是都和哪些人联络。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只承认我一个，和别人没关系。关于六四期间的活动问题，我承认我演讲了，我承认我在演讲中号召“打倒李鹏”、“打倒邓小平”、“打倒反动政府”的事实，并愿意为此承担责任。
常青：能否谈谈起诉和宣判的情况？
险峰：我是91年春节前由北京市检察院发的起诉，当时官方给我指定了两名律师，一个叫彭刚，还有一个忘了，非常恶心，律师对我说什么：家里人好着呢，你要在这里好好反思，认清形势，前途还会有的等等，非常恶心。过完春节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便开始审判，我是第一批审判的。当天把我和我的同案、张铭、王有才一块拉往法庭，法庭只走了一下形式，前后审理总共不到两小时就结束了。尤其是法庭辩论非常糟糕，律师表现极为恶劣。几乎不让我说话。我回到号子后将这个情况讲给大家听，弄得群情激愤。其结果是到第二天审理郑旭光时，郑旭光当庭辞掉律师，开了历史先河。
常青：郑旭光为什么要辞掉律师？
险峰：因为律师开始辩护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郑旭光在学校上学时表现一向良好，并非顽劣”，郑旭光一听炸了，说给我辩护怎么还用“顽劣”这个概念呀，不能接受，当庭要求辞退律师，搞得律师、法官、公诉人都很愕然。郑旭光给自己做了无罪辩护，而且郑旭光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非常有力，表现非常好。由于郑旭光的影响，后来的人如张前进、姚军岭都辞掉律师，都给自己做了无罪辩护。
常青：什么时候宣判的？
险峰：91年3月24日。
常青：单独宣判还是集体宣判？
险峰：20多人集体宣判。
常青：你判了几年？
险峰：三年。
常青：什么罪名？
险峰：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常青：定罪的主要根据是什么？
险峰：就是我6月6号在天津所作的演讲，因为我在演讲中曾带领大家喊口号“打倒李鹏”、“打倒邓小平”、“打倒反动政府”、“打倒共产党”，结果让便衣逮住了。
常青：上诉了吗？
险峰：上诉了，但高院裁定“维持原判”。
狱内的罢考和绝食斗争
—— 铮铮铁骨孔险峰
孔险峰因为在戒严后组织敢死队，特别是由于六四大屠杀后外跑到天津向数千集会群众演讲，要求天津人民起来抗议北京屠杀，并呼口号要求“打倒李鹏”、“打倒邓小平”乃至于“打倒共产党”，最终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所谓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在剩余刑期只剩下一年多时间的情况下，当局竟然把他转往东北凌源监狱，使他生命历程上迎来了至为黑暗的一段受迫害时期！
常青：你是什么时间从秦城监狱转往东北监狱的？
险峰：91年4月当北京高院维持中院的判决裁定书下发后，由于刘刚、张铭还有我老家都是东北人，当局就把我们三个人从秦城监狱转监到东北执行。当时刘刚判刑最长，6年；张铭判刑3年。当局把我们三个人先从北京拉到沈阳第一监狱，会合了从长春监狱转过来的唐元隽、冷万宝、李维、梁立维、安福兴（均因六四而被判刑，其中一汽职工唐元隽被当局重判徒刑20年）等人，最后在91年4月10号将我们一车政治犯送往辽宁省的凌源监狱凌源劳改二支队。
常青：我看过刘刚前不久写出来的一篇回忆性文章，里面谈到凌源监狱的干部非常恶，使你们吃了不少苦头，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险峰：凌源监狱确实有不少很恶的干部管教，尤其是两个姓杨的干部十分恶劣，他们对北京的六四屠杀是拍手称快的，是十足的党棍，他们除了自己直接下手对我们进行殴打、电击、虐待外，还撺掇教唆牢头狱霸及监督我们的普通刑事犯人对我们进行殴打迫害。比如说，4月10号傍晚刚把我们转到凌源监狱，一下车，其中一个干部（后来知道他姓杨）就拿着电警棍直击瘦弱的李维，我们齐声抗议，打人的干部却说“老实点，看我们怎么收拾你们，好戏还在后面！”还把冷万宝、梁立维等人踹了几脚！
接着下来便是所谓的“入监学习”，将我们政治犯都集中关在一个大号子，这些政治犯里除了学生、工人外，还有一个教师、一个乞丐，他们都是支持学生，反对镇压的。
常青：请谈一下91年4月29日罢考的事。
险峰：监狱让我们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便进行考试，但我们提前已经商量好了，不参加考试，拒绝答卷。临考试时，我们全部政治犯集体罢考，监狱当局恼羞成怒，在考试快结束时监狱领导带领好多干部及牢头狱霸来到考试现场，他们带着警犬、挥舞着警棍、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只见他们三人一组分别走到每一个政治犯的座位前，问“答不答卷？”当得到对方“不答”的回答时，他们便象一群疯狗一样扑过来开始殴打，包括脚踹、拳击、警棍击打，进行非人折磨后，开始区别处理，将刘刚单独关了小号，由于大家齐心，死不认错，监狱又让我们参加劳动，糊火柴盒。但大家又继续团结起来，抗拒劳动。当局没办法，只好不让我们劳动，继续让我们进行所谓的“学习”。
常青：后来11月的绝食斗争是怎么回事？
险峰：由于管教干部唆使其他刑事犯人给我们找茬、穿小鞋，想尽办法侮辱我们、虐待我们，我们觉得忍无可忍，于是到91年11月15日，我们又开始集体绝食抗议。当天上午姓杨的管教大队长进监舍来劝我们吃饭，大家没人理他，刘刚则干脆背着手与他开展针锋相对的辩论。到下午监舍里来了大批武警和刑事犯，他们将每位政治犯都戴上背铐拖出去毒打、审讯，当天晚上又将几个主要人物包括刘刚、张铭、我、唐元隽、安福兴等人关进地下室小号，三四个干部加五六个犯人对我们每一个人进行审讯、殴打，我被带着背铐，打倒地上无数次，几个人摁住我们，其他人则轮番对我进行践踏、电击、棍打，真可谓是受尽了折磨。
那天晚上他们把我打了个半死不活，但我还是坚持不吃，第二天、第三天，他们继续对我进行折磨，我仍然坚持不吃，他们便开始给我插胃管灌浆，把人弄得生不如死，只好开始恢复进食。
常青：你的牙齿是不是就是在里面受折磨的结果？（交谈过程中我注意到他的牙齿掉了很多）
险峰：是的，狱警下手非常残忍，他们不光用拳头击打我，而且还用电警棍击打我的腮帮和耳根，记得绝食当天他们用电警棍将我的头部和耳根处打得鲜血直流，我的槽牙被他们打得严重松动，腮帮处肿胀了半年，直到出狱还是肿胀的，吃饭都是将窝头用开水泡软后吞服的。因为吃不成饭，他们又让狱医给看，结果这些松动的牙齿便被狱内牙医直接一个一个地敲掉了……他们还用电警棍击打我的前胸、后背、腰部、腹部，黒捅、黑戳、黑打，我估计我后来的肾病就是在监狱受虐待而种下的祸根。因为我后来出狱不到半个月，突然有一天晚上跑了十几趟厕所，肾病就此而生……
常青：这次绝食斗争有没有收获？
险峰：应该有，因为后来基本平静了，除了让张铭脱光衣服在小号里冻了一宿外，再没有对我们采取过其他虐待。而且十分奇怪的是我们绝食抗争的事情在绝食当天就被外电报道了，我到现在也不清楚是怎么报道出去的，我猜想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刘刚的弟弟在绝食当天就将消息发了出去。再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别的狱警的良心发现，将这事给捅出去了！由于外电的关注，听说也由于大赦国际的关注，最后我们的服刑环境有所缓和。后来他们把我又单独关押了几个月，但92年春便发生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事情，风向又一次发生重大变化，加上我又快出狱了，他们就把我从严管号给释放了。不过，刘刚继续单独关押小号，一直不让回队。
常青：你是什么时间出狱的？
险峰：92年6月8号。出狱前那个特别恶毒的杨姓管教还找我威胁说：“这里面的规矩你也知道，别看你现在要出去了，但你的家还在辽宁，你要是不安分，我们还会随时把你抓回来，无产阶级专政机器是随时随地准备‘伺候’你们的！”
草根维权+精英奋斗=中国的民主事业
——二十年后的反思和期望
常青：回过头来，89年的民主运动和三年艰苦的牢狱生活对你个人的人生有哪些影响？
险峰：影响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让我认识到在中国，政治距离每一个人都很近。我原来是一个对政治并不十分关心的人，上大学后，只是想到将来怎样做一个“红色商人”，但学潮的爆发以及六四大屠杀让我意识到——你可以冷淡政治，但政治可能很关心你，它和我们每个国家公民的关系都很近。同时它也使我对现行政治看得更透，思想上更坚定，极权体制是靠不住的，对它不要抱任何希望，必须打破。一些圈内人士要求当局对“六四”进行平反，这等于是让罪犯为受害者恢复名誉，哪有这样的逻辑，想都不要想。
其次，我走的不是政治家的路子，象刘刚、唐元隽等人可能走的是政治家的路子，但我不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可能更喜欢哈维尔，做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有尊严的人，但也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第三，在经济上的影响就更大了，你知道我原来是对外经贸大学的学生，学的又是外贸专业，如果我不参与89年的事情的话，红色商人的路子一定是很不错的。但现在我连治病的能力都没有。
第四，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身体垮了，我过去的身体是非常棒的，但几年牢狱的折磨使我现在落下了一身的疾病。但我没有仇恨，我不会因为自己曾经遭遇的那些苦难便会产生仇恨，我不会。我唯一感到痛心的是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因为六四镇压而出现了夭折、出现了停滞，这让我十分地痛心。
常青：你92年出狱以来感到很郁闷、很忧心的事情是什么？
险峰：社会的犬儒化，这最让人揪心，就是说大家对于大屠杀、大镇压后的社会现实给予默认了、接受了，就像当年的德国犹太人接受了德国法西斯的现实一样，这很可怕。如果当权的向北朝鲜看齐，再利用一下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左的东西，那么中国走向法西斯化的可能性都是有的。尤其中国现在强调什么民族复兴、强调什么和平崛起，同时强调所谓国家利益、集体主义，这实际上在把中国引向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因为极权、集权总是和集体主义相联系的，集体主义的极致便是极权和法西斯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中国的民主自由事业是不太乐观的，不过我们还得努力。
常青：你对教育问题好像很感兴趣，你认为中国的教育领域存在什么问题？
险峰：从教育角度讲，九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个令人非常痛心的大倒退，大学校园的学生被洗脑非常严重，校园里的思想禁锢更为严格。表面上看好像有些自由思想的空间，但事实上，好多人对共产党的信任、对现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更加推崇，用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话来说就是——现行制度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很多所谓的精英人士、既得利益者甚至温饱小民都在说现行体制的好话，都在叨叨什么要维持现状，维护所谓的“社会稳定”。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政治不解放、社会不自由的话，镇压的大棒及思想的禁锢会随时落下来。经过六四大屠杀，当局已经彻底撕破了温情的假面，对异端的镇压已经成了惯性常态，没有了道德禁锢，专制的魔力被彻底“解放”了。具体到执行层面，专制机器更加完备，手段更加恶毒，警察政治更加有恃无恐，凌源劳改二支队杨大队长之流反倒更有市场了。
常青：根据你这么多年的观察和思考，你认为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方式来更好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变革事业？
险峰：关于这个问题说来复杂，根据我的观察，有几条道路已经被堵死：其一，所谓经济决定政治的路子是不对的，原来认为只要经济自由化了，政治自由化就会自动到来，但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是错误的。
其次，精英改制的路子也是行不通的，期望共产党内出一个戈尔巴乔夫，我认为很不现实。而且知识精英阶层离广大的底层民众也越来越远。
其三，宗教复兴的路子在中国社会层面的价值显而易见，人民信仰心中的上帝比依靠腐败的政府对中国人更为可靠，虽任重道远，但前途光明；在政治层面的影响，不要抱太多奢望，毕竟中国的文化政治传统不同于东欧诸国。希求依靠宗教力量来改变中国政治现实的可能性有些渺茫。
尤其糟糕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禁锢，中国的普通百姓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对大一统的政府与强权的依赖，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始终无法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这种依附关系不打破，极权的根基就不会动摇，全社会的“犬儒化”就不会改变。因此营造便于公民意识成长的公民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便是精英阶层当前的首要历史使命。只有每个人都站起来为自己负责，不放弃哪怕最简单的权利，并且有尊严的活着，中国才有希望。
不过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3年以来，草根维权运动正蓬勃开展，民间力量正借助于互联网的发展而不断地冲击着着现政权的统治边界，这是一个好事。而从精英层面讲，2008年底自由主义知识界推出了影响广泛的《零八宪章》，为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提供了一个宏观框架和总体思路，如果精英奋斗和草根维权能够产生有效的结合的话，中国的民主事业还是很有希望的。
2009.1.6.
2009年12月21日星期一
赵常青：也谈“普世价值”的源流和实质——驳钟哲明教授对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的错误批判
作者按 2009年11月14日，教育部网站挂出了钟哲明教授一篇极其令人醒目的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钟教授应有关方面邀请在北京交通大学做的一场攻击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的专题报告。教育部关工委理论中心秘书处在“编者按”中说：“钟教授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以非常具体的事例，给大家做了一场深刻的报告，其中透彻的理论分析对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有很多启示”。
由于事关“开展关心下一代”的工作问题，由于此文涉及“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的大是大非问题，本人冒着开罪于曾经的“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北大学术委员会委员”、现在的“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资深博士生导师”钟哲明教授的风险，不得不将钟教授《报告》中的错误、混乱乃至于自相矛盾之处指出来，以免谬种流传、祸害于国人，祸害于钟教授本人的下一代以及更多人的下一代了。
上篇 关于普世价值的源流背景
什么是“普世价值”？
望文生义，“普”，普及、普遍；“世”，世界，世人。所谓“普世价值”就是普及世界和人类的价值观念，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念，也可以说是“普适价值”，普遍适用，这种价值是适用于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只要是人类、是人，这种价值就是有意义的。比如说食物是有价值的，它对于全人类都适用，人人都要吃，那么“食物”的价值对于全人类来说就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衣服是有价值的，它对于全人类都适用，人人都离不开衣服，对于人类来说，衣服的价值便是一种普世价值。
把人要吃饭、要穿衣这种生活常识说成是“普世价值”，是否有一点“俗气”，甚至有些牵强附会的嫌疑？不，一点也不，普世的，就应该是生活的、常识的，只不过因为衣食住行问题太生活、太常识，反而为一些思想家、哲学家所忽略。但“普世价值”绝不仅仅是衣食住行这些“形而下”的东西，自古及今的思想家、哲学家们更多的是从“形而上”的角度来思考全人类应该共同遵循的价值准则。如著名的“摩西十诫”便是上帝耶和华借摩西之口与人类的立法，认为孝敬父母、不偷盗、不奸淫、不杀人、不诬陷等等便是选民们应该普遍遵守的法则。前希腊时代的普罗泰格拉则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所有的人对于自然万物都具有“主权者”的地位。孔子在《礼记．礼运》中高声宣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讲信修睦，选贤与能”，认为天下是大家的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天下为公”便是孔子的普世价值观。孟子也提出了他的人类常识，如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人皆有之”的心灵法则便是一种普及人类的伦理价值。这些伦理价值就是到今天也依然不失其意义，依然闪耀着真理性的光辉！
但在古代和中世纪社会，王侯将相官僚贵族集团及其知识附庸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和既得利益，却硬是编撰了一些封建教条来进行愚民统治。他们宣扬什么“天子主权论”、“君权神授论”、“朕即国家论”，还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认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中国的董仲舒、朱熹之流还为王贵集团建构了一整套的官方意识形态，说什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这种执政集团与犬儒文人的联合表演，使得中世纪的黑暗绵延了漫漫数千年……！
但是，从文艺复兴开始，一部分人文精英首先开始了“人”的觉醒，人性、人道成为他们思考的主题。及至十七世纪晚期到十八世纪中期，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如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康德、杰斐逊等人掀起了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他们以“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为武器，针锋相对地颠覆了“天子主权论”、“君权神授论”的思想桎梏，认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是反人道的，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和暴政——这种压迫和暴政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抑制这种压迫，为了消除这种暴政，洛克、孟德斯鸠等人天才地提出了“分权制衡”学说。他们将过去统一于帝王一身的绝对权力分解成行政、立法、司法这三种相互平行又相互制约的部分，通过权力之间的“以恶制恶”来消解权力的危害性，从而保持国家权力更好地为人民多数服务。
而为了防止人对人的压迫（不管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还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在启蒙运动和社会变革的大潮中还先后提出了对基本人权的保护问题。英国的《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及《人权修正案》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基本人权的神圣性。如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就明确宣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经被治者同意所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而1789年8月出台的法国《人权宣言》也明确指出“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从此时开始，自由与人权的旗帜便开始高高的飘扬在人类的上空。经过英美法等国近代革命运动，保护人民大多数利益的民主国家和民主政体相继建立，“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政治伦理作为全新的、政治性的“普世价值”开始为地球五大洲的人民所不断接受！
就在以民主、自由、人权、平等为核心价值的政治变革风行欧美大陆的时候，一个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犹太人创立了另一套颠覆性的政治革命学说。他看到了早期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弊病，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定期爆发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认为民主、自由、人权等只是资产阶级和富人的专利，受压迫的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逐渐过渡到人人解放、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
从动机上看，马克思当时是在为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工人阶级说话，因而在19世纪中后期很快兴起了一个席卷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导思想的各国共产党人开始努力寻求马克思所指引的解放之路。但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人始终没能实现马克思的愿望，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人都渐次走上了伯恩斯坦的民主社会主义改良道路。
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却在资本主义最落后的沙皇俄国取得了“成功”，列宁及其“学生”斯大林们承继了马克思所十分推崇的巴黎公社原则，建立了“议行合一”的所谓“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在政治上完全颠覆了英美民主制度，建立了布尔什维克的专制乃至于斯大林式的独裁——在经济上依靠国家机器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集体化和国有化的公有制形式。
列宁们的“成功”冒险使奉马列主义为圭臬的中国共产党看到了自己的前途，经过28年的奋斗，1949年的10月1日，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扯开嗓子宣布了一个新的政权的诞生。
苏联与中国“红色革命”的成功，使得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马恩列斯被当做救世主供奉于各国共产党的神龛上。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建立了自己的专制统治后，毛泽东在政治上执行了一整套的打击异己乃至于从肉体上消灭异己的政策，在经济上模仿苏联“老大哥”，消灭私有制，割资本主义尾巴，建立了“一大二公”的“纯洁”社会主义，同时大搞阶级斗争，大搞政治运动，反右、大跃进、四清、及至发动史无前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近三十年的折腾，到毛泽东死亡的时候，中国贫穷落后到要被“开除球籍”的地步！
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崛起，他看到了将马恩列斯毛当做神灵敬拜的危险性，看到了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当做“普世价值”和普遍真理的危害性，他开始大力强调国情的“特殊性”。为了向世界发达国家学习经济而又不失面子，他巧妙的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强调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结果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邓小平为中国开辟市场经济道路无疑是正确的，这也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结果（价值规律），市场经济发端于近代自由贸易制度，先进发达国家借助于市场经济走向了繁荣，中国也借助市场体制迅速提示了生产力、综合国力——应该说这是邓对于中国的一个功劳。
但实用主义的邓小平只是有选择的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而对于马列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其核心内容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则是死死咬住不放。当他搞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他给新修订的中国宪法强行塞入了十分可怕的“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人权等邓小平一概斥之为“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
邓小平在政治上的顽固保守引起了部分知识分子的不满，他们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传统，主持了凄美无比的八十年代。方励之、许良英、刘宾雁、金观涛、李泽厚、严家其、温元凯、刘再复等学界精英引导中国青年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争民主、争人权、呼唤普世价值的抗议活动。这种呼唤和抗议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达到了高潮——当人们要求“垂帘听政”的邓小平下台的时候，邓恼羞成怒，一声令下，数十万大军搬着机枪坦克开进了北京——美丽的八十年代终于淹没在机枪坦克所制造的血泊中……！！！
此后数年，在政治高压下，中国陷入到了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闷罐车中。对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批判连篇累牍、铺天盖地，异议人士持续遭到打压，“红太阳”现象卷土重来、甚嚣尘上。在官方的默许纵容下，伪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张牙舞爪、恣意喧嚣。与此同时，在“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的国企改革盛宴中，金钱与权力互为联姻，到世纪之交，一个新的权贵资本主义集团逐渐成型。他们垄断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官场的普遍腐败、下岗工人的日益增多、农民负担的连年加重，两极分化的持续拉大……所有这些不利因素的大合唱为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未来投下了深深的阴影——怎么办？这是摆在世纪之交每个有良心的中国公民面前的一个非常艰巨的课题！
但是，具有传统“士人”情怀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没有为“六四”的枪声和鲜血所吓倒，在他们挣脱九十年代初的黑暗和沉闷后，逆寒流而动，奔道义而行，通过各种方式，不遗余力地宣传普世价值，宣传民主宪政。刘军宁、秦晖、张祖桦、刘晓波、徐友渔、朱学勤、钱理群、贺卫方乃至于余杰、韩寒等文化精英堪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界的杰出代表。他们杜鹃啼血般的呼唤和呐喊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重要性，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加入到寻求民主、人权、寻求普世价值的行列中——2008年12月10日，《零八宪章》的成功面世并在较短时间吸引万余中国公民的签名支持便是“普世”力量迅速发展的最好证明！
通过前述对普世价值的定义、源流所进行的归纳和梳理，我认为在涉及国家政权的核心政治伦理上人类历史大致经历了三次“颠覆”——
第一次颠覆是17、18世纪的政治伦理（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对古代社会和中世纪封建政治伦理的颠覆。它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理论（“天子主权论”、“君权神授论”、“朕即国家论”以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颠覆为少数对多数的服从，同时少数人的基本人权得到同样的保护。这一次伟大的哥白尼式革命为人类的健康发展在政治制度和政治伦理上提供了无限光明的方向。
第二次颠覆则是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本文未加涉及）对近代自由主义的颠覆，其主要内容是将以自由、平等、人权等为核心价值的近代民主制度转变为少数寡头及其利益集团的专制独裁。第二次颠覆使人类在其历史进程中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
第三次颠覆则是发端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对于苏联东欧等传统社会主义非常失败的国家来说，由于各国人民的反抗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使得这些国家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全部完成了从共产主义极权体制向民主自由体制的转变，顺利地实现了从共产主义政治伦理向近代普世价值伦理的回归，这是十分令人可喜的事情。
而在这第三次颠覆中，中国成了一只“跛腿鸭”，由于执政集团的自私自利性，它毫无顾忌的选择了经济市场化、政治寡头化的前进模式。权贵集团以所谓的“国情特殊”为挡箭牌，在政治伦理上依然顽固地坚持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依然顽固的敌视所谓“西方的民主自由”。
——御用学者钟哲明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中篇 关于“普世价值”争论的实质
钟哲明教授在报告中多次谈到“普世价值”争论的实质问题，如他说“现在有人鼓吹普世价值论，归根到底就是要动摇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次争论的实质就在于此。”又说：“问题的本质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同时多次强调“普世价值”是“西方的那一套”，宣传普世价值“就是要把西方那一套政治观念、政治制度和盘地搬到中国来。具体地说就是要把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一套西方的价值观念搬过来”，甚至认为普世价值“是由于西方特别是美国鼓吹的结果”。
其实钟教授的结论并不新鲜，自从三十年前邓小平推倒“民主墙”时代以来，这种老生常谈式的论调已一次又一次地被中共发言人及类似于钟教授这样的红顶学者所复制。只不过在八十年代好像还没有“普世价值”这种说法，如果说钟教授的结论有什么“别致”的话，只不过新添了“普世价值”这四个字而已。
钟教授说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是“西方的”，这话究竟对不对呢？辩证地说，这话又对又不对。说“对”是因为“人权”、“自由”、“平等”这些概念确实是在近代西方反对中世纪的王权压迫过程中才明确出现的（“民主”则在古雅典时就存在），从这些概念的“发明权”角度讲，“西方”的确应该享有“专利权”。但钟教授的核心旨意并非如此，而是指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这些政治伦理价值只适合于“西方”、是不适合东方——至少是不适合中国的，这就大错特错了。
我在前文曾说过，所谓“普世价值”，广义的说就是普适价值，就是这种价值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人人都需要、人人都认可的价值。如吃的、穿的、住的东西都具有普世价值性，因为人人都离不开它。少了它，人们就会遭遇饥饿、寒冷、风吹雨打的折磨，就会感到痛苦。那么“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这些东西是不是对于每个人都是必须的呢？是不是人们有了它就增加了自己的幸福度，少了它就会增加种种的痛苦呢？答案是肯定的。让我们来具体的分析一下这一组概念的内涵和它们对于每个人是否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先来看“平等”。
钟教授从所谓阶级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平等的实质就是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认为“平等，最根本的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必然流于荒谬，走向平均主义。”钟教授甚至照搬老祖宗恩格斯的只言片语，将“平等”歪曲成为经济收入方面的“平均”，这当然是错误的。
什么是“平等”？
《零八宪章》认为“平等”就是“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这意味着“平等”的主要内涵是人格的平等，是机会的公平，不仅包括经济层面的内容，也包括政治、文化方面的内容。就经济层面而言，就是人们有公平的发财致富的机会；就文化层面而言，就是大家有公平的受教育的机会；就政治层面而言，是指大家权利平等、上升机会公平。就“平等”的指向而言，它是反等级、反特权、反专制压迫的最有力武器。斯巴达克起义不就是反抗不平等吗？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就是第三等级对第一、第二等级的反叛吗？陈胜大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正是农民工对“平等”的呐喊和追求吗？这种追求是天经地义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依然是这样！
就拿今天的中国来说，几乎就是党政官僚权贵阶层及其子弟们的天下。这个权贵阶层及依附于这个阶层的各色关系户几乎垄断了整个国家和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所有优质资源，各个层级大大小小的权贵及其“太子党”们凭借血统关系对其周围环境、对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咄咄逼人的压迫态势——他们要挣钱，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犹如囊中取物；他们钱挣烦了想当官，摇身一变便会是厅局级、省部级的显赫高官；他们想出国、想移民，犹如从这个房间抬腿进入隔壁的房间。而平民阶级、下岗职工、进城农民工则要为生计、为孩子上学、为住房、为医疗而栉风沐雨、历尽艰辛。扫视整个国家和社会，可以发现由于机会不平等而导致的两极分化正在不断加大，官民矛盾日益突出，群体事件此起彼伏——在此情况下，钟教授难道还要继续弘扬“特权”吗？还有继续将“平等”理念说成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专利吗？
再看“自由”。
什么是“自由”呢？简单的说，所谓“自由”就是“由自”（由自己）的意思，即凡事由自己决定，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有关“自由”概念的最直接表述。但由于人是一种生活在社会中的群体性动物，这种“随心所欲”的自由就一定会有边界限制的。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第四条载明：“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法学家孟德斯鸠也同样认为“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可见“自由”的最大边界便是“法律”了，越过法律“自由”便会走向它的反面。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法律”必须体现人民公意，必须是在民主制度下通过一定程序立定的“良法”，制定法律的人必须是全体公民或由全体公民通过民主竞选产生的民意代表，而不是非民主体制下所产生的“王法”、恶法。比如说，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就不具有“公意性”，因为那些所谓的“人民代表”不是由民主竞选产生的，而是由共产主义政治集团指定或变相指定的，带有极大的民意欺骗性。
“自由”在普世价值中是最为关键和核心的内容。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自由”价值都是至高无上的。在北美独立战争时期，弗吉尼亚的州议员帕特里克．亨利公开的发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呐喊；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诗歌更是鼓舞了千百万争取“自由”的人们——“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为了“自由”，不仅可以舍弃“生命”，而且连美好的“爱情”也可以“抛弃”！
为什么“自由”的价值这么宝贵？
这是因为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人们才会活得轻松、幸福，才会充分发掘自己的潜能和价值。没有人喜欢呆在监狱里，因为监狱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也没有人天性就喜欢做奴隶，同样因为奴隶无法享受人身自由。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人们不仅应该享受人身自由，还应该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精神生活里享受各种各样的自由，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迁徙自由等等。只有这些自由实现了，只有国家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文化生活里实现了自由的“多元化”，这个国家才会进入现代文明，才会实现持久的和谐稳定与发展繁荣。
可惜钟教授中“阶级分析法”的毒太深，非要给“自由”戴上“阶级性”的黑帽子，认定在所谓的“阶级对立社会里，自由不过是剥削阶级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自由。只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使部分人所享受的自由，变为绝大多数人能真正拥有的自由。”按照钟教授的观点，当代中国早已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人民肯定早已拥有真正的自由了——钟教授的结论要么是公然“睁着眼睛说瞎话”，要么是丢了良知胡说八道了。只要看一看每年有多少人被以所谓的“诽谤罪”、“煽动罪”赶进劳教所和监狱，就可以知道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言论自由”了；只要数数每年有多少人被以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赶进监狱，就知道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享有“结社自由”了；只要看看每年有多少教会被打压、有多少宗教修炼人士被逮捕判刑就知道中国人的“信仰自由”有几何了。当然，钟教授个人的自由是有的，但那只不过是一个学术奴才讨好主子的自由而已。我想提醒钟教授的是，不要忘记总结历史教训——在一个专制国家里，奴才的“自由”也是非常不稳定的，甚至具有很大危险性——只要查一查“梁效写作组”的人因主子换人而遭遇的下场就可以知道钟教授所面临的潜在危险了。在此情况下，钟教授还不悬崖勒马、幡然醒悟乎？！
再来看看“人权”。
“人权”是什么？简单的说，“人权”就是人的权利，只要是人就应该享有的权利。“人权”是一个含义很广泛的概念，既包括政治方面的权利，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权利，而且人们在这些方面的权利是平等的。
但在古代、中世纪及一切专制压迫的社会里，绝大部分“人权”被“君权”、“神权”、“王权”及权贵集团所剥夺，人民长期生活在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里。权贵的压迫导致人民的反抗，如斯巴达克起义、大泽乡起义等。在古代人民的反抗中，也有个别政权会进行某些改良，如在公元前494年，罗马贵族被迫同意设立“保民官”来保障平民的权利；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但在漫长的古代及中世纪社会里，这种“保民”举措如沧海一粟，转瞬即逝。只有在人类进入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人权”的大旗才渐次张开，人权运动此起彼伏，人权的花果飘香整个世界。如英国在“光荣革命”中诞生了《权利法案》，美国在独立战争、法国在大革命中分别结晶出了光辉的《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进入二十世纪，人类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终于于1948年12月10日出台了一部伟大的政治文献，那就是《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1967年联合国又先后出台了以《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人权的普世推广提供了良好的国际法依据。
其实，“人权”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它只是一种人类常识，既就是没有这些人权文献和人权公约，一个国家也必须尊重和保护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正如《零八宪章》所说“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就连中国共产党也在自己主持制定的《宪法》里装模作样地写明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中国政府还于1998年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人权”的普世性价值正在深入人心。
遗憾的是钟教授冥顽不化，在人权问题上，简单地抽出邓小平的大棒，以邓小平的所谓人权理论来为自己撑腰，说什么讲“人权”的时候，“首先是争取国权”。其实在“人权”和“国权”的关系上，肯定是人权高于国权，因为人的出现在国家出现之前，没有人，何来国。而且国家的正义目的只能是保护人权、发展人权，而不是让帝王将相及共产主义官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而且按照钟教授的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人站立起来之前，根本没 有国权，谈何人权？那个时候对外首先是争国权。”那意思是说，只要有了国权，就该普及人权了——中国现在早已是世界大国，而且是安理会及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可是在人权问题上又表现得怎样呢?不说2008年以前的事，单说今年（2009）就发生了多少执政集团侵犯人权的事——5月份，邓玉娇遭遇性侵犯，六月份，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逮捕，8月份，民女李蕊蕊上访竟然被关进黑监狱且被公务人员悲惨地强奸，许志永因维权被拘留、公盟被解散，官方搞建政六十年庆典却把许多维权人士赶出首都，就连美总统访华也迫使许多国家公民离开北京，甚至最近深圳市还公然出台了一部打压上访行为的“十四条通知”（全名是《关于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在所谓“国权”早已挣来的时候还发生了这么多侵犯“人权”的事件，请问钟教授又该如何解释呢？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钟教授所批判的另一个普世价值“民主”。钟教授在有关“民主”问题上的系列概念和立论也是非常错误的。他同样用所谓的阶级分析的方法解说民主，说民主是具有阶级性的，认为“世上没有抽象的民主。民主是和国家政治连在一起的。民主指一种国体，即国家的阶级性质；也指一种政体，即政权的组织形式；也指一种权利、作风和方法，如民主权利、民主作风、民主方法等。”接着把中国的国体、政体乃至于政党制度表扬了一通，最后说到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伴随着国家的消亡，民主也就消失了。
钟哲明作为北大教授，实在是愧对北大先贤如陈独秀们的相关教导。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高呼“民主”与“人权”，而且完全是普世意义上的“民主”与“人权”。陈到晚年更加强调了民主价值的普世性，他说：“民主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都是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那么，“民主”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简而言之，“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意思，就其斗争指向而言，“民主”反对一切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压迫和暴政。人人平等是民主的前提，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是民主的底线和边界。而一个政权的所有权力与合法性也必须来自人民的民主授权。这种授权从具体操作层面讲就是民主选举——而且是竞选。各级政府的主要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只有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才可能真正地服务于人民，才可能保护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
这个道理不仅陈独秀懂，而且毛泽东也是懂的。还在抗日战争时期，毛就对中外记者说过：“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自由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见《历史的先声：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但这样浅显的道理，钟教授就是假装不懂，不但要假装不懂，还要非常恶意的去攻击民主和民主选举，如他在报告中说民主国家的选举“看起来是自由选举，但选来选去，当总统、总理、首相的大都出自世家、豪门、望族”，对于这种“富人民主”论，让我们来看看100多年前的列宁是怎样批判的——说沙俄时代的警察民粹派攻击西欧的民主自由是虚伪的，说什么西方“统治机关是选举的，但选出来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情很不公平，他们欺压穷人。而俄国的统治机关不是选举的，一切都由专制沙皇来管，沙皇对一切人都是公道的，不论对穷人和富人都一样。”面对如此胡言乱语，列宁批评说：“这种话完全是撒谎，哪一个俄国人都知道，俄国统治的‘公道’是怎么回事……可是在欧洲其它一切国家里，工厂的工人和种田的雇农也都能参加国会，他们在全体人民面前，自由地讲工人的贫苦生活，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争取过比较好的生活。谁也不敢禁止人民代表讲这种话，没有一个警察敢动他们一根毫毛。”（见秦晖《问题与主义》147-148页）。
钟哲明教授虽然曾经尊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但鉴于他连上述的马列主义常识都不懂，我郑重建议他还是回到马列学院去好好地做一名虚心的学生吧。
在弄清楚了“平等、自由、人权、民主”这些概念的基本内涵后，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价值就不仅仅是“西方人”的价值了——它也是“东方人”的价值，它还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价值，当然，它也是中国人的价值——一句话，它是全人类都应该尊重的价值观。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人，包括钟教授在内都不愿意被人压迫，不愿意因为言论问题而入狱，不愿意基本人权被剥夺，不愿意被统治者当做愚民而统治。那为什么钟教授还在大学讲坛上公开批判平等、自由、人权、民主这些最珍贵的价值理念呢？这就牵涉到这次争论的“本质”问题。
争论的本质是什么呢？
钟教授认为“问题的本质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我说一点也不是，问题的本质在于钟教授是在为谁说话——是在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说话呢？还是为占人口少数的党政权贵集团在说话。就如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向记者所问的问题一样：“你是准备替党说话呢，还是准备替人民说话？”
不难看出钟教授正是在“给党说话”，在为一个官僚贵族集团说话。他的心中是不会有人民大众及人民大众的普遍利益的，所谓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只不过是权贵集团为了永保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灌输给人民的尼古丁甚或海洛因罢了。当我们的人民与美国人民、英国人民、法国人民乃至于台湾（省）的人民一样寻求平等、自由、人权、民主的时候，为虎作伥的钟教授就会站出来大声喊叫什么——民主是抽象的、民主是带有阶级性的、民主是西方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是有毒的、是不能用的，我们这里有社会主义民主，有共产党的领导，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这里多民主呀，资本主义是要灭亡的，我们的前途是共产主义！
不仅如此，钟教授还认为宣扬普世价值论，“归根到底就是要动摇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次争论的实质就在于此。”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钟教授的判断是基本正确的，普世价值论和四项基本原则是绝对冲突的，二者之间没有可调合的余地。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普世价值就没有生存空间；同样的，要接受普世价值，就必须取消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
那么是否应该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呢？这里有一个判断的标准问题，即看它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切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人民利益具有唯一的至上性，而不是从某个党派或贵族集团的利益出发，更不存在所谓的“三个至上”的问题。凡符合人民利益的，我们就坚持，反之，我们就放弃。现在就来具体地分析一下“四项基本原则”究竟是有利于人民的利益还是相反。
先看第一条，所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1979年邓小平提出这条原则的时候，大概是他自己也搞不清的。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就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道路不仅在苏联东欧那里遭到了失败，而且在中国遭遇到同样的失败，甚至是更大更严重的失败。因为它反价值规律、反市场经济。正因为失败，走不下去，所以邓小平崛起后才要进行改革，才果断的改弦更张，向西方学习经济，发展多种所有制，搞市场经济，并加入WTO，才使得中国经济起死回生——由此可见，传统的经济社会主义已经被中国共产党自己抛弃，“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已经不存在，难道钟教授本人就看不出来吗？
再看第二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来修改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里的“人民民主”实质上已经被抽取内容，只剩下形式主义的外衣。因为民主意味着竞选和结社自由，意味着人民对执政者的挑选和授权，毫无疑问，在我们这个国家，这些都是不存在的。那么剩下的就是所谓的“专政”了。这个专政是权贵集团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打击异己的代名词，其理论依据就是所谓“阶级和阶级斗争还会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凭着这种虚构的“阶级斗争”理论来从国家机器上加强权贵集团的专制独裁——在中共建政六十年的历史上，我们的人民因为这样的“专政”而付出太多太沉重的代价，如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等，因此，这样的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只意味着无尽的灾难，请问钟教授，这样的“人民民主专政”难道不应该取消吗？
第四条，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从意识形态上官方还在这么讲，但事实上马列毛已经被逐渐修正和放弃，而代之以实用主义的思想指导，如江泽民上台后搞了个什么“三代表”，将共产党祖宗级人物视为剥削者的私人企业主——资本家也拉进了共产党的队伍，请问钟教授这还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吗？早就不是啦！
最后还剩下第三条，也是最为关键的、被中共不断强化的一条就是所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共建政六十年来的所有悲剧从其根源上讲也都是因为坚持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垄断地位造成的，什么反右、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镇压民主墙、反所谓精神污染、反自由化、搞六四大屠杀、镇压宗教修炼人士、迫害维权上访人士、以及普遍的官场腐败和道德沦丧——这哪一件事情不是由于共产党的专制造成的，哪一样悲剧不是由于缺乏民主造成的，而哪一件悲剧里面不包含着、浸染着无数中华儿女的斑斑血泪！正因此，这一条充满血腥的“基本原则”也必须取消，一党独大的霸权主义内政局面必须结束！
相反的，在认同了普世价值，实现了民主、自由特别是实现了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在各政党和各政治团体之间实现了法律地位的平等关系后，不仅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会得到很好的保障，而且悲剧和灾难会极大地减少，腐败会得到很好地遏制，人们的幸福会得到制度和体制上的良好保证。
因此，当钟教授在喊叫什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时，他的眼睛是不会有人民的利益的存在的，当他跟着喊叫什么“党的利益至上”的时候，其实际动机只不过是通过这种方式的“讨好”以取悦于主子，从而分得一杯羹罢了——果然，为虎作伥的钟教授先后获得了很多赏赐，什么“宣传部长”、“院长”、“学术委员”、“中央专家”、“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等等，只不过——将来人民还要追加给他另一顶帽子：马屁文人！
下篇 关于《零八宪章》及其它几个是非问题
钟教授在“报告”中除了对普世价值给予逻辑混乱的批判外，还开辟了一大节专门用来对《零八宪章》进行竭尽攻击之能事，这里有一个小的背景——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自进入新世纪以来民主、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的认同。不仅自由主义学者、持不同政见者大力宣传普世价值，而且一批体制内的精英人士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展普世价值的宣传。如2006年底，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就公开撰文称赞“民主是个好东西”，他认为“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俞可平宣扬“民主”的这篇文章不仅在中央党校的机关刊物《学习时报》上得以发表，而且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还加以转载。更为令人瞩目的是温家宝总理也先后在不同场合表达了自己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如2007年2月26日温家宝在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在同年的3月18日答法国《世界报》记者提问时，温家宝再次重申：“社会主义与民主、法制不是相悖离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到2008年12月10日，在张祖桦、刘晓波等人的推动下，303位体制内外的中国公民（包括学者、律师、作家、公务员、工人、农民、企业家等）联署公布了《零八宪章》，《宪章》总结了近代以来百年中国历史进程的经验和教训，钩沉了中共建政以来所制造的诸多人权灾难和国家悲剧，分析了中国社会当下面临的诸多矛盾和危机，最后提出了六项基本理念和十九条基本主张。《宪章》公布后，一方面得到了众多民间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如潮好评，另一方面，由于《宪章》对近代以来的普世价值进行了系统的陈述和编列，并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提出了总体方案和具体目标，因而它一经诞生，便引起了官方保守集团的集体围剿。不仅执政党的头面人物发话“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外，御用学者如陈奎元之流也纷纷撰文批判普世价值论，以抵制《零八宪章》的影响。
而钟哲明教授在北京交通大学对《零八宪章》的攻击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钟教授认为《零八宪章》的出台是“一件不能掉以轻心的事情”，认为“《08 宪章》把这些年来他们鼓吹的西方普世价值、政治制度和私有制，通通集中起来成为对抗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认为“有人也想把社会主义中国搞乱、搞散、搞垮”，并不怀好意地把“军队”抬出来，十分阴险地指出：《08宪章》出笼后的12月下旬，胡锦涛同志在军队一次重要的会议上提出当代革命军人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意思是提请最高当局在某个适当的时候，再把军队搬出来对付《零八宪章》！
在这里我不想更多地揣测钟教授的险恶用心，我只想再次指出判断一切是非成败的标准就看它是否符合最广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错《零八宪章》确实是一部有关“普世价值”的宣言，无论是其中的六项基本理念，还是十九条具体主张，只要它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需要，只要它能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和现代化，只要它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和繁荣，那么不管它叫“七七宪章”还是“零八宪章”，先“拿来”用了再说，毕竟中国改革“老大”邓小平自己就说过“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而《零八宪章》中所提到的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以及分权制衡、开放党禁、撤销政法委、军队国家化等政治主张的伟大意义已经为众多的自由民主国家所证明，它也是中国人民的需要，也必将为中国人民的未来实践所证明。因此，《零八宪章》并不是如钟教授所宣扬的那样“想把中国搞散、搞垮”，相反它是为了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繁荣的中国，是为了十三亿中国人民及其子孙后代的永久福祉而书写的一部伟大宣言！
当然钟教授对《零八宪章》的公开批判不完全是坏事，因为《零八宪章》公布后，执政当局采取了“鸵鸟政策”，表面上假装不屑一顾，不许官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宪章》的文章，同时利用“防火墙”将与《零八宪章》有关的信息一律过滤掉。但11月14号，钟教授批“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的文章被挂在了教育部网站上，这等于教育部与钟教授联手再一次为《零八宪章》的传播做了一次免费广告。毕竟钟教授在自己的“报告”中比较详尽的将《零八宪章》的主要理念和主张说出来了（如钟教授在文章中自问自答地说到：“08宪章”是什么内容？它的基本理念是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基本主张是修改宪法，要把那些普世价值弄到宪法里面去。再就是搞分权制衡，司法独立，撤销党的政法委， 实现军队国家化，共产党退出军队，公务员保持政治中立，设立人权委员会，保障人权，开放党禁，政党活动自由，搞多党制等等。还要把刑法里面的“煽动颠覆国 家政权罪”条款废除。除此，还提出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推进土地私有化，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给钟教授颁发一个荣誉奖章，哪怕他是歪打正着，我们也该向他表示感谢！
在钟教授的这篇报告里还有其它一些非常错误的观点，如污蔑台湾、韩国、泰国乃至伊拉克的民主化，认为在伊拉克搞民主把伊拉克变成了“战争地狱”，可是钟教授也不想一想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又制造了多少人道主义灾难，面对几十个万人坑中的累累白骨，钟教授是不是也认为他们都死得活该呢？更何况，发生在今天伊拉克的诸多爆炸并不能为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理念提供反证——它进一步说明了在伊拉克建立民主制度具有重大的现实紧迫性！
再看钟教授对台湾、韩国、泰国民主的污蔑，说什么“大家看看新闻就知道现在台湾搞的政党模式多么混乱，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动不动就游行、打斗。韩国、泰国都是多党制国家，现在的局面有目共睹。上台都靠金钱投入，下台后互相倾轧，贪腐坐牢的，跳崖自杀的，出国逃亡的，什么都有。”从这些经不起推敲的的言论里可看出钟教授现在糊涂到什么程度。如果不是“党外有党”，如果不是党派之间的相互监督，如果不是分权制衡——一句话，如果不是民主制度的话，请问大肆贪污公帑的陈水扁“总统”及其家人能被关进监狱吗？执政者因腐败问题被依法送进监狱——这不是民主的优越性反而成了民主的罪过？真是让人“郁闷”！我猜想钟教授大概是在大陆的一党政治下被“和谐”出了心理惯性，看到大陆领导人下台后没有一个人被揭露出有贪腐问题，没有一个人因为腐败问题而被送进监狱，所以就一口咬定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甚至为当今的陈水扁叫屈，这实在是“脑残”得有些夸张，连江泽民、李鹏都会感到脸红的。至于攻击他信流亡国外、特别是攻击卢武铉跳崖自杀，可以说是钟教授脑残得有些丧心病狂了。建议钟教授最好不要去伊拉克、台湾、韩国等地去旅游公干，否则说不准会像那个曾经鼓吹满清帝王大搞文字狱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阎崇年一样——冷不丁挨上路人一个嘴巴子。
钟教授在文中还谈到所谓的“执政合法性”问题，钟教授说“现在西方有些反华的人也承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实现了历朝历代都做不到的富强。什么叫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这就是！”
好一个“这就是”，我想告诉钟教授的是，首先，中国现在是既不“富”。若说富的话，只是一小部分官僚贵族集团及其依附势力因掠夺鲸吞国家和人民的财富而“先富”起来了，如《上海证券报》、《时代周报》、《人民政协报》、《青年时报》等4家报纸近年均报道过中国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富人及高干子弟的手中这一事实——报道说0.4%（约150万）的家庭占有了70%的国民财富。广东《时代周报》在2009年6月25日的报道中说，“中国财富的确在以全球最快的速度流入富人钱包。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而大部分人民也就是一个温饱水平，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连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据温家宝总理的数据，若按625元脱贫线划分，中国农村仍有贫困人口3000万左右，如果把标准再提高200元（年收入达825元——官僚们的一顿饭钱），那么农村贫困人口就是9000万。 而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贫困标准的话，中国农村每人每天生活费低于1美元的贫困人口至少在1.7亿人。
其次，中国现在也不“强”，不管中国现在有多少核武器，有多少飞机、坦克和大炮，钟教授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在2001年前后，中国最高当局竟然将满清时代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给合法化了，因为中国政府与今天俄罗斯政府在东北边境上的重新划界就是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的，从而使150多万平方公里被沙俄侵占的土地再一次被中国政府从国际法的意义上“出卖”掉了。除此之外，中国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在钓鱼岛问题上、在南海列岛等问题上更是表现得软弱无力，甚至还不如香港、台湾在这些问题上的表现。
可见中国并没有“富强”起来，钟教授所自鸣得意的“富强”感只不过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游戏而已，欲以“政绩”突出来为专制强权做辩护，以为让老百姓生活整体改善了一点，专制政权就取得了“合法性基础”，就可以继续理直气壮的专制下去，这实在是缺乏有关“合法性”的政治常识。
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什么？
答曰：来自于人民的民主授权——这是唯一的答案。请钟教授翻开《零八宪章》有关“民主”的章节里，《宪章》说：“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甚至早在240多年前的杰斐逊就在《独立宣言》中宣布道：“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而且杰斐逊明确说“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可惜的是钟教授既不思考读书，又不调查研究，远离人民群众，结果耳目失聪，连有关政权“合法性”的基本常识都弄错了，实在是该打板子。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中国被什么“包围”的问题。
钟教授引用新加坡学者郑永年的话说：“如果看一下地图，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核武器所包围的国家”。是的，客观上讲，中国的周边是分布着四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如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也许再加上半个朝鲜。但除了俄罗斯外，其它所有国家的所谓核武器都不足以威胁中国。当然钟教授的问题落脚点并不在核武器，而是说，美国通过中国周边的民主国家和半民主化国家的扩张，正在对中国形成包围，且这种民主的“包围”圈越来越小。这话是有道理的。今天的中国周边除了朝鲜、越南、老挝、缅甸四个国家与中国属“同类项”外，其它如东边的韩国、日本、台湾，南边的菲律宾、泰国、印度、尼泊尔，西边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北边、西北面的蒙古及前独联体国家等均是民主化或半民主化的国家或地区，不仅如此，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印度、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也唯有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中国——我的祖国确实处在“民主世界”的包围中！
怎么办？
是继续抵制“普世价值”，还是顺应历史潮流？在这个问题上，我想邀请钟教授聆听一下半个多世纪前的共产党人的声音——在美国国庆日的1944年的7月4日，中共领袖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说：“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在当年的3月30日，同一个《新华日报》还载文说：“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有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也正因此，希望钟教授不要再固执己见、冥顽不化，不要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不要再犯世界观、价值观与方法论的错误，不要再抱着阶级分析的方法不放手、不要再站在人民利益的对立面，不要再为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去做破绽百出的辩护；回归人权、人性和人道，回归以民主、自由、人权、平等为核心价值的普世价值中来，以实际行动响应《零八宪章》的号召，“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铸造中华民族骄傲于人类的繁荣、灿烂与辉煌！
（本文分上中下三篇分别刊发在《民主中国》2009.11.28.、2009.12.6. 2009.12.21.）
由于事关“开展关心下一代”的工作问题，由于此文涉及“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的大是大非问题，本人冒着开罪于曾经的“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北大学术委员会委员”、现在的“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资深博士生导师”钟哲明教授的风险，不得不将钟教授《报告》中的错误、混乱乃至于自相矛盾之处指出来，以免谬种流传、祸害于国人，祸害于钟教授本人的下一代以及更多人的下一代了。
上篇 关于普世价值的源流背景
什么是“普世价值”？
望文生义，“普”，普及、普遍；“世”，世界，世人。所谓“普世价值”就是普及世界和人类的价值观念，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念，也可以说是“普适价值”，普遍适用，这种价值是适用于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只要是人类、是人，这种价值就是有意义的。比如说食物是有价值的，它对于全人类都适用，人人都要吃，那么“食物”的价值对于全人类来说就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衣服是有价值的，它对于全人类都适用，人人都离不开衣服，对于人类来说，衣服的价值便是一种普世价值。
把人要吃饭、要穿衣这种生活常识说成是“普世价值”，是否有一点“俗气”，甚至有些牵强附会的嫌疑？不，一点也不，普世的，就应该是生活的、常识的，只不过因为衣食住行问题太生活、太常识，反而为一些思想家、哲学家所忽略。但“普世价值”绝不仅仅是衣食住行这些“形而下”的东西，自古及今的思想家、哲学家们更多的是从“形而上”的角度来思考全人类应该共同遵循的价值准则。如著名的“摩西十诫”便是上帝耶和华借摩西之口与人类的立法，认为孝敬父母、不偷盗、不奸淫、不杀人、不诬陷等等便是选民们应该普遍遵守的法则。前希腊时代的普罗泰格拉则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所有的人对于自然万物都具有“主权者”的地位。孔子在《礼记．礼运》中高声宣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讲信修睦，选贤与能”，认为天下是大家的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天下为公”便是孔子的普世价值观。孟子也提出了他的人类常识，如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人皆有之”的心灵法则便是一种普及人类的伦理价值。这些伦理价值就是到今天也依然不失其意义，依然闪耀着真理性的光辉！
但在古代和中世纪社会，王侯将相官僚贵族集团及其知识附庸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和既得利益，却硬是编撰了一些封建教条来进行愚民统治。他们宣扬什么“天子主权论”、“君权神授论”、“朕即国家论”，还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认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中国的董仲舒、朱熹之流还为王贵集团建构了一整套的官方意识形态，说什么“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这种执政集团与犬儒文人的联合表演，使得中世纪的黑暗绵延了漫漫数千年……！
但是，从文艺复兴开始，一部分人文精英首先开始了“人”的觉醒，人性、人道成为他们思考的主题。及至十七世纪晚期到十八世纪中期，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如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康德、杰斐逊等人掀起了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他们以“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为武器，针锋相对地颠覆了“天子主权论”、“君权神授论”的思想桎梏，认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是反人道的，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和暴政——这种压迫和暴政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抑制这种压迫，为了消除这种暴政，洛克、孟德斯鸠等人天才地提出了“分权制衡”学说。他们将过去统一于帝王一身的绝对权力分解成行政、立法、司法这三种相互平行又相互制约的部分，通过权力之间的“以恶制恶”来消解权力的危害性，从而保持国家权力更好地为人民多数服务。
而为了防止人对人的压迫（不管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还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在启蒙运动和社会变革的大潮中还先后提出了对基本人权的保护问题。英国的《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及《人权修正案》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基本人权的神圣性。如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就明确宣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经被治者同意所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而1789年8月出台的法国《人权宣言》也明确指出“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从此时开始，自由与人权的旗帜便开始高高的飘扬在人类的上空。经过英美法等国近代革命运动，保护人民大多数利益的民主国家和民主政体相继建立，“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政治伦理作为全新的、政治性的“普世价值”开始为地球五大洲的人民所不断接受！
就在以民主、自由、人权、平等为核心价值的政治变革风行欧美大陆的时候，一个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犹太人创立了另一套颠覆性的政治革命学说。他看到了早期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弊病，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定期爆发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认为民主、自由、人权等只是资产阶级和富人的专利，受压迫的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逐渐过渡到人人解放、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
从动机上看，马克思当时是在为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工人阶级说话，因而在19世纪中后期很快兴起了一个席卷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导思想的各国共产党人开始努力寻求马克思所指引的解放之路。但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人始终没能实现马克思的愿望，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人都渐次走上了伯恩斯坦的民主社会主义改良道路。
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却在资本主义最落后的沙皇俄国取得了“成功”，列宁及其“学生”斯大林们承继了马克思所十分推崇的巴黎公社原则，建立了“议行合一”的所谓“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在政治上完全颠覆了英美民主制度，建立了布尔什维克的专制乃至于斯大林式的独裁——在经济上依靠国家机器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集体化和国有化的公有制形式。
列宁们的“成功”冒险使奉马列主义为圭臬的中国共产党看到了自己的前途，经过28年的奋斗，1949年的10月1日，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扯开嗓子宣布了一个新的政权的诞生。
苏联与中国“红色革命”的成功，使得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马恩列斯被当做救世主供奉于各国共产党的神龛上。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建立了自己的专制统治后，毛泽东在政治上执行了一整套的打击异己乃至于从肉体上消灭异己的政策，在经济上模仿苏联“老大哥”，消灭私有制，割资本主义尾巴，建立了“一大二公”的“纯洁”社会主义，同时大搞阶级斗争，大搞政治运动，反右、大跃进、四清、及至发动史无前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近三十年的折腾，到毛泽东死亡的时候，中国贫穷落后到要被“开除球籍”的地步！
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崛起，他看到了将马恩列斯毛当做神灵敬拜的危险性，看到了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当做“普世价值”和普遍真理的危害性，他开始大力强调国情的“特殊性”。为了向世界发达国家学习经济而又不失面子，他巧妙的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强调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结果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邓小平为中国开辟市场经济道路无疑是正确的，这也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结果（价值规律），市场经济发端于近代自由贸易制度，先进发达国家借助于市场经济走向了繁荣，中国也借助市场体制迅速提示了生产力、综合国力——应该说这是邓对于中国的一个功劳。
但实用主义的邓小平只是有选择的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而对于马列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其核心内容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则是死死咬住不放。当他搞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他给新修订的中国宪法强行塞入了十分可怕的“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人权等邓小平一概斥之为“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
邓小平在政治上的顽固保守引起了部分知识分子的不满，他们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传统，主持了凄美无比的八十年代。方励之、许良英、刘宾雁、金观涛、李泽厚、严家其、温元凯、刘再复等学界精英引导中国青年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争民主、争人权、呼唤普世价值的抗议活动。这种呼唤和抗议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达到了高潮——当人们要求“垂帘听政”的邓小平下台的时候，邓恼羞成怒，一声令下，数十万大军搬着机枪坦克开进了北京——美丽的八十年代终于淹没在机枪坦克所制造的血泊中……！！！
此后数年，在政治高压下，中国陷入到了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闷罐车中。对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批判连篇累牍、铺天盖地，异议人士持续遭到打压，“红太阳”现象卷土重来、甚嚣尘上。在官方的默许纵容下，伪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张牙舞爪、恣意喧嚣。与此同时，在“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的国企改革盛宴中，金钱与权力互为联姻，到世纪之交，一个新的权贵资本主义集团逐渐成型。他们垄断了几乎所有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官场的普遍腐败、下岗工人的日益增多、农民负担的连年加重，两极分化的持续拉大……所有这些不利因素的大合唱为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未来投下了深深的阴影——怎么办？这是摆在世纪之交每个有良心的中国公民面前的一个非常艰巨的课题！
但是，具有传统“士人”情怀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没有为“六四”的枪声和鲜血所吓倒，在他们挣脱九十年代初的黑暗和沉闷后，逆寒流而动，奔道义而行，通过各种方式，不遗余力地宣传普世价值，宣传民主宪政。刘军宁、秦晖、张祖桦、刘晓波、徐友渔、朱学勤、钱理群、贺卫方乃至于余杰、韩寒等文化精英堪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界的杰出代表。他们杜鹃啼血般的呼唤和呐喊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重要性，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加入到寻求民主、人权、寻求普世价值的行列中——2008年12月10日，《零八宪章》的成功面世并在较短时间吸引万余中国公民的签名支持便是“普世”力量迅速发展的最好证明！
通过前述对普世价值的定义、源流所进行的归纳和梳理，我认为在涉及国家政权的核心政治伦理上人类历史大致经历了三次“颠覆”——
第一次颠覆是17、18世纪的政治伦理（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对古代社会和中世纪封建政治伦理的颠覆。它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理论（“天子主权论”、“君权神授论”、“朕即国家论”以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颠覆为少数对多数的服从，同时少数人的基本人权得到同样的保护。这一次伟大的哥白尼式革命为人类的健康发展在政治制度和政治伦理上提供了无限光明的方向。
第二次颠覆则是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本文未加涉及）对近代自由主义的颠覆，其主要内容是将以自由、平等、人权等为核心价值的近代民主制度转变为少数寡头及其利益集团的专制独裁。第二次颠覆使人类在其历史进程中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
第三次颠覆则是发端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对于苏联东欧等传统社会主义非常失败的国家来说，由于各国人民的反抗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使得这些国家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全部完成了从共产主义极权体制向民主自由体制的转变，顺利地实现了从共产主义政治伦理向近代普世价值伦理的回归，这是十分令人可喜的事情。
而在这第三次颠覆中，中国成了一只“跛腿鸭”，由于执政集团的自私自利性，它毫无顾忌的选择了经济市场化、政治寡头化的前进模式。权贵集团以所谓的“国情特殊”为挡箭牌，在政治伦理上依然顽固地坚持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依然顽固的敌视所谓“西方的民主自由”。
——御用学者钟哲明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中篇 关于“普世价值”争论的实质
钟哲明教授在报告中多次谈到“普世价值”争论的实质问题，如他说“现在有人鼓吹普世价值论，归根到底就是要动摇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次争论的实质就在于此。”又说：“问题的本质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同时多次强调“普世价值”是“西方的那一套”，宣传普世价值“就是要把西方那一套政治观念、政治制度和盘地搬到中国来。具体地说就是要把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一套西方的价值观念搬过来”，甚至认为普世价值“是由于西方特别是美国鼓吹的结果”。
其实钟教授的结论并不新鲜，自从三十年前邓小平推倒“民主墙”时代以来，这种老生常谈式的论调已一次又一次地被中共发言人及类似于钟教授这样的红顶学者所复制。只不过在八十年代好像还没有“普世价值”这种说法，如果说钟教授的结论有什么“别致”的话，只不过新添了“普世价值”这四个字而已。
钟教授说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是“西方的”，这话究竟对不对呢？辩证地说，这话又对又不对。说“对”是因为“人权”、“自由”、“平等”这些概念确实是在近代西方反对中世纪的王权压迫过程中才明确出现的（“民主”则在古雅典时就存在），从这些概念的“发明权”角度讲，“西方”的确应该享有“专利权”。但钟教授的核心旨意并非如此，而是指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这些政治伦理价值只适合于“西方”、是不适合东方——至少是不适合中国的，这就大错特错了。
我在前文曾说过，所谓“普世价值”，广义的说就是普适价值，就是这种价值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人人都需要、人人都认可的价值。如吃的、穿的、住的东西都具有普世价值性，因为人人都离不开它。少了它，人们就会遭遇饥饿、寒冷、风吹雨打的折磨，就会感到痛苦。那么“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这些东西是不是对于每个人都是必须的呢？是不是人们有了它就增加了自己的幸福度，少了它就会增加种种的痛苦呢？答案是肯定的。让我们来具体的分析一下这一组概念的内涵和它们对于每个人是否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先来看“平等”。
钟教授从所谓阶级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平等的实质就是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认为“平等，最根本的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必然流于荒谬，走向平均主义。”钟教授甚至照搬老祖宗恩格斯的只言片语，将“平等”歪曲成为经济收入方面的“平均”，这当然是错误的。
什么是“平等”？
《零八宪章》认为“平等”就是“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这意味着“平等”的主要内涵是人格的平等，是机会的公平，不仅包括经济层面的内容，也包括政治、文化方面的内容。就经济层面而言，就是人们有公平的发财致富的机会；就文化层面而言，就是大家有公平的受教育的机会；就政治层面而言，是指大家权利平等、上升机会公平。就“平等”的指向而言，它是反等级、反特权、反专制压迫的最有力武器。斯巴达克起义不就是反抗不平等吗？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就是第三等级对第一、第二等级的反叛吗？陈胜大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正是农民工对“平等”的呐喊和追求吗？这种追求是天经地义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依然是这样！
就拿今天的中国来说，几乎就是党政官僚权贵阶层及其子弟们的天下。这个权贵阶层及依附于这个阶层的各色关系户几乎垄断了整个国家和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所有优质资源，各个层级大大小小的权贵及其“太子党”们凭借血统关系对其周围环境、对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咄咄逼人的压迫态势——他们要挣钱，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犹如囊中取物；他们钱挣烦了想当官，摇身一变便会是厅局级、省部级的显赫高官；他们想出国、想移民，犹如从这个房间抬腿进入隔壁的房间。而平民阶级、下岗职工、进城农民工则要为生计、为孩子上学、为住房、为医疗而栉风沐雨、历尽艰辛。扫视整个国家和社会，可以发现由于机会不平等而导致的两极分化正在不断加大，官民矛盾日益突出，群体事件此起彼伏——在此情况下，钟教授难道还要继续弘扬“特权”吗？还有继续将“平等”理念说成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专利吗？
再看“自由”。
什么是“自由”呢？简单的说，所谓“自由”就是“由自”（由自己）的意思，即凡事由自己决定，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是有关“自由”概念的最直接表述。但由于人是一种生活在社会中的群体性动物，这种“随心所欲”的自由就一定会有边界限制的。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第四条载明：“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法学家孟德斯鸠也同样认为“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可见“自由”的最大边界便是“法律”了，越过法律“自由”便会走向它的反面。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法律”必须体现人民公意，必须是在民主制度下通过一定程序立定的“良法”，制定法律的人必须是全体公民或由全体公民通过民主竞选产生的民意代表，而不是非民主体制下所产生的“王法”、恶法。比如说，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就不具有“公意性”，因为那些所谓的“人民代表”不是由民主竞选产生的，而是由共产主义政治集团指定或变相指定的，带有极大的民意欺骗性。
“自由”在普世价值中是最为关键和核心的内容。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自由”价值都是至高无上的。在北美独立战争时期，弗吉尼亚的州议员帕特里克．亨利公开的发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呐喊；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诗歌更是鼓舞了千百万争取“自由”的人们——“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为了“自由”，不仅可以舍弃“生命”，而且连美好的“爱情”也可以“抛弃”！
为什么“自由”的价值这么宝贵？
这是因为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人们才会活得轻松、幸福，才会充分发掘自己的潜能和价值。没有人喜欢呆在监狱里，因为监狱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也没有人天性就喜欢做奴隶，同样因为奴隶无法享受人身自由。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人们不仅应该享受人身自由，还应该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精神生活里享受各种各样的自由，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迁徙自由等等。只有这些自由实现了，只有国家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文化生活里实现了自由的“多元化”，这个国家才会进入现代文明，才会实现持久的和谐稳定与发展繁荣。
可惜钟教授中“阶级分析法”的毒太深，非要给“自由”戴上“阶级性”的黑帽子，认定在所谓的“阶级对立社会里，自由不过是剥削阶级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自由。只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使部分人所享受的自由，变为绝大多数人能真正拥有的自由。”按照钟教授的观点，当代中国早已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人民肯定早已拥有真正的自由了——钟教授的结论要么是公然“睁着眼睛说瞎话”，要么是丢了良知胡说八道了。只要看一看每年有多少人被以所谓的“诽谤罪”、“煽动罪”赶进劳教所和监狱，就可以知道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言论自由”了；只要数数每年有多少人被以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赶进监狱，就知道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享有“结社自由”了；只要看看每年有多少教会被打压、有多少宗教修炼人士被逮捕判刑就知道中国人的“信仰自由”有几何了。当然，钟教授个人的自由是有的，但那只不过是一个学术奴才讨好主子的自由而已。我想提醒钟教授的是，不要忘记总结历史教训——在一个专制国家里，奴才的“自由”也是非常不稳定的，甚至具有很大危险性——只要查一查“梁效写作组”的人因主子换人而遭遇的下场就可以知道钟教授所面临的潜在危险了。在此情况下，钟教授还不悬崖勒马、幡然醒悟乎？！
再来看看“人权”。
“人权”是什么？简单的说，“人权”就是人的权利，只要是人就应该享有的权利。“人权”是一个含义很广泛的概念，既包括政治方面的权利，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权利，而且人们在这些方面的权利是平等的。
但在古代、中世纪及一切专制压迫的社会里，绝大部分“人权”被“君权”、“神权”、“王权”及权贵集团所剥夺，人民长期生活在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里。权贵的压迫导致人民的反抗，如斯巴达克起义、大泽乡起义等。在古代人民的反抗中，也有个别政权会进行某些改良，如在公元前494年，罗马贵族被迫同意设立“保民官”来保障平民的权利；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但在漫长的古代及中世纪社会里，这种“保民”举措如沧海一粟，转瞬即逝。只有在人类进入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人权”的大旗才渐次张开，人权运动此起彼伏，人权的花果飘香整个世界。如英国在“光荣革命”中诞生了《权利法案》，美国在独立战争、法国在大革命中分别结晶出了光辉的《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进入二十世纪，人类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终于于1948年12月10日出台了一部伟大的政治文献，那就是《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1967年联合国又先后出台了以《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人权的普世推广提供了良好的国际法依据。
其实，“人权”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它只是一种人类常识，既就是没有这些人权文献和人权公约，一个国家也必须尊重和保护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正如《零八宪章》所说“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就连中国共产党也在自己主持制定的《宪法》里装模作样地写明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中国政府还于1998年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人权”的普世性价值正在深入人心。
遗憾的是钟教授冥顽不化，在人权问题上，简单地抽出邓小平的大棒，以邓小平的所谓人权理论来为自己撑腰，说什么讲“人权”的时候，“首先是争取国权”。其实在“人权”和“国权”的关系上，肯定是人权高于国权，因为人的出现在国家出现之前，没有人，何来国。而且国家的正义目的只能是保护人权、发展人权，而不是让帝王将相及共产主义官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而且按照钟教授的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人站立起来之前，根本没 有国权，谈何人权？那个时候对外首先是争国权。”那意思是说，只要有了国权，就该普及人权了——中国现在早已是世界大国，而且是安理会及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可是在人权问题上又表现得怎样呢?不说2008年以前的事，单说今年（2009）就发生了多少执政集团侵犯人权的事——5月份，邓玉娇遭遇性侵犯，六月份，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逮捕，8月份，民女李蕊蕊上访竟然被关进黑监狱且被公务人员悲惨地强奸，许志永因维权被拘留、公盟被解散，官方搞建政六十年庆典却把许多维权人士赶出首都，就连美总统访华也迫使许多国家公民离开北京，甚至最近深圳市还公然出台了一部打压上访行为的“十四条通知”（全名是《关于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在所谓“国权”早已挣来的时候还发生了这么多侵犯“人权”的事件，请问钟教授又该如何解释呢？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钟教授所批判的另一个普世价值“民主”。钟教授在有关“民主”问题上的系列概念和立论也是非常错误的。他同样用所谓的阶级分析的方法解说民主，说民主是具有阶级性的，认为“世上没有抽象的民主。民主是和国家政治连在一起的。民主指一种国体，即国家的阶级性质；也指一种政体，即政权的组织形式；也指一种权利、作风和方法，如民主权利、民主作风、民主方法等。”接着把中国的国体、政体乃至于政党制度表扬了一通，最后说到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伴随着国家的消亡，民主也就消失了。
钟哲明作为北大教授，实在是愧对北大先贤如陈独秀们的相关教导。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高呼“民主”与“人权”，而且完全是普世意义上的“民主”与“人权”。陈到晚年更加强调了民主价值的普世性，他说：“民主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都是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那么，“民主”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简而言之，“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意思，就其斗争指向而言，“民主”反对一切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压迫和暴政。人人平等是民主的前提，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是民主的底线和边界。而一个政权的所有权力与合法性也必须来自人民的民主授权。这种授权从具体操作层面讲就是民主选举——而且是竞选。各级政府的主要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只有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才可能真正地服务于人民，才可能保护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
这个道理不仅陈独秀懂，而且毛泽东也是懂的。还在抗日战争时期，毛就对中外记者说过：“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自由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见《历史的先声：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但这样浅显的道理，钟教授就是假装不懂，不但要假装不懂，还要非常恶意的去攻击民主和民主选举，如他在报告中说民主国家的选举“看起来是自由选举，但选来选去，当总统、总理、首相的大都出自世家、豪门、望族”，对于这种“富人民主”论，让我们来看看100多年前的列宁是怎样批判的——说沙俄时代的警察民粹派攻击西欧的民主自由是虚伪的，说什么西方“统治机关是选举的，但选出来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情很不公平，他们欺压穷人。而俄国的统治机关不是选举的，一切都由专制沙皇来管，沙皇对一切人都是公道的，不论对穷人和富人都一样。”面对如此胡言乱语，列宁批评说：“这种话完全是撒谎，哪一个俄国人都知道，俄国统治的‘公道’是怎么回事……可是在欧洲其它一切国家里，工厂的工人和种田的雇农也都能参加国会，他们在全体人民面前，自由地讲工人的贫苦生活，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争取过比较好的生活。谁也不敢禁止人民代表讲这种话，没有一个警察敢动他们一根毫毛。”（见秦晖《问题与主义》147-148页）。
钟哲明教授虽然曾经尊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但鉴于他连上述的马列主义常识都不懂，我郑重建议他还是回到马列学院去好好地做一名虚心的学生吧。
在弄清楚了“平等、自由、人权、民主”这些概念的基本内涵后，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价值就不仅仅是“西方人”的价值了——它也是“东方人”的价值，它还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价值，当然，它也是中国人的价值——一句话，它是全人类都应该尊重的价值观。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人，包括钟教授在内都不愿意被人压迫，不愿意因为言论问题而入狱，不愿意基本人权被剥夺，不愿意被统治者当做愚民而统治。那为什么钟教授还在大学讲坛上公开批判平等、自由、人权、民主这些最珍贵的价值理念呢？这就牵涉到这次争论的“本质”问题。
争论的本质是什么呢？
钟教授认为“问题的本质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我说一点也不是，问题的本质在于钟教授是在为谁说话——是在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说话呢？还是为占人口少数的党政权贵集团在说话。就如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向记者所问的问题一样：“你是准备替党说话呢，还是准备替人民说话？”
不难看出钟教授正是在“给党说话”，在为一个官僚贵族集团说话。他的心中是不会有人民大众及人民大众的普遍利益的，所谓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只不过是权贵集团为了永保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灌输给人民的尼古丁甚或海洛因罢了。当我们的人民与美国人民、英国人民、法国人民乃至于台湾（省）的人民一样寻求平等、自由、人权、民主的时候，为虎作伥的钟教授就会站出来大声喊叫什么——民主是抽象的、民主是带有阶级性的、民主是西方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是有毒的、是不能用的，我们这里有社会主义民主，有共产党的领导，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这里多民主呀，资本主义是要灭亡的，我们的前途是共产主义！
不仅如此，钟教授还认为宣扬普世价值论，“归根到底就是要动摇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次争论的实质就在于此。”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钟教授的判断是基本正确的，普世价值论和四项基本原则是绝对冲突的，二者之间没有可调合的余地。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普世价值就没有生存空间；同样的，要接受普世价值，就必须取消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
那么是否应该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呢？这里有一个判断的标准问题，即看它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切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人民利益具有唯一的至上性，而不是从某个党派或贵族集团的利益出发，更不存在所谓的“三个至上”的问题。凡符合人民利益的，我们就坚持，反之，我们就放弃。现在就来具体地分析一下“四项基本原则”究竟是有利于人民的利益还是相反。
先看第一条，所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1979年邓小平提出这条原则的时候，大概是他自己也搞不清的。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就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道路不仅在苏联东欧那里遭到了失败，而且在中国遭遇到同样的失败，甚至是更大更严重的失败。因为它反价值规律、反市场经济。正因为失败，走不下去，所以邓小平崛起后才要进行改革，才果断的改弦更张，向西方学习经济，发展多种所有制，搞市场经济，并加入WTO，才使得中国经济起死回生——由此可见，传统的经济社会主义已经被中国共产党自己抛弃，“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已经不存在，难道钟教授本人就看不出来吗？
再看第二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来修改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里的“人民民主”实质上已经被抽取内容，只剩下形式主义的外衣。因为民主意味着竞选和结社自由，意味着人民对执政者的挑选和授权，毫无疑问，在我们这个国家，这些都是不存在的。那么剩下的就是所谓的“专政”了。这个专政是权贵集团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打击异己的代名词，其理论依据就是所谓“阶级和阶级斗争还会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凭着这种虚构的“阶级斗争”理论来从国家机器上加强权贵集团的专制独裁——在中共建政六十年的历史上，我们的人民因为这样的“专政”而付出太多太沉重的代价，如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等，因此，这样的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只意味着无尽的灾难，请问钟教授，这样的“人民民主专政”难道不应该取消吗？
第四条，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从意识形态上官方还在这么讲，但事实上马列毛已经被逐渐修正和放弃，而代之以实用主义的思想指导，如江泽民上台后搞了个什么“三代表”，将共产党祖宗级人物视为剥削者的私人企业主——资本家也拉进了共产党的队伍，请问钟教授这还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吗？早就不是啦！
最后还剩下第三条，也是最为关键的、被中共不断强化的一条就是所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共建政六十年来的所有悲剧从其根源上讲也都是因为坚持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垄断地位造成的，什么反右、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镇压民主墙、反所谓精神污染、反自由化、搞六四大屠杀、镇压宗教修炼人士、迫害维权上访人士、以及普遍的官场腐败和道德沦丧——这哪一件事情不是由于共产党的专制造成的，哪一样悲剧不是由于缺乏民主造成的，而哪一件悲剧里面不包含着、浸染着无数中华儿女的斑斑血泪！正因此，这一条充满血腥的“基本原则”也必须取消，一党独大的霸权主义内政局面必须结束！
相反的，在认同了普世价值，实现了民主、自由特别是实现了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在各政党和各政治团体之间实现了法律地位的平等关系后，不仅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会得到很好的保障，而且悲剧和灾难会极大地减少，腐败会得到很好地遏制，人们的幸福会得到制度和体制上的良好保证。
因此，当钟教授在喊叫什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时，他的眼睛是不会有人民的利益的存在的，当他跟着喊叫什么“党的利益至上”的时候，其实际动机只不过是通过这种方式的“讨好”以取悦于主子，从而分得一杯羹罢了——果然，为虎作伥的钟教授先后获得了很多赏赐，什么“宣传部长”、“院长”、“学术委员”、“中央专家”、“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等等，只不过——将来人民还要追加给他另一顶帽子：马屁文人！
下篇 关于《零八宪章》及其它几个是非问题
钟教授在“报告”中除了对普世价值给予逻辑混乱的批判外，还开辟了一大节专门用来对《零八宪章》进行竭尽攻击之能事，这里有一个小的背景——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自进入新世纪以来民主、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的认同。不仅自由主义学者、持不同政见者大力宣传普世价值，而且一批体制内的精英人士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展普世价值的宣传。如2006年底，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就公开撰文称赞“民主是个好东西”，他认为“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俞可平宣扬“民主”的这篇文章不仅在中央党校的机关刊物《学习时报》上得以发表，而且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还加以转载。更为令人瞩目的是温家宝总理也先后在不同场合表达了自己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如2007年2月26日温家宝在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在同年的3月18日答法国《世界报》记者提问时，温家宝再次重申：“社会主义与民主、法制不是相悖离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到2008年12月10日，在张祖桦、刘晓波等人的推动下，303位体制内外的中国公民（包括学者、律师、作家、公务员、工人、农民、企业家等）联署公布了《零八宪章》，《宪章》总结了近代以来百年中国历史进程的经验和教训，钩沉了中共建政以来所制造的诸多人权灾难和国家悲剧，分析了中国社会当下面临的诸多矛盾和危机，最后提出了六项基本理念和十九条基本主张。《宪章》公布后，一方面得到了众多民间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如潮好评，另一方面，由于《宪章》对近代以来的普世价值进行了系统的陈述和编列，并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提出了总体方案和具体目标，因而它一经诞生，便引起了官方保守集团的集体围剿。不仅执政党的头面人物发话“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外，御用学者如陈奎元之流也纷纷撰文批判普世价值论，以抵制《零八宪章》的影响。
而钟哲明教授在北京交通大学对《零八宪章》的攻击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钟教授认为《零八宪章》的出台是“一件不能掉以轻心的事情”，认为“《08 宪章》把这些年来他们鼓吹的西方普世价值、政治制度和私有制，通通集中起来成为对抗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认为“有人也想把社会主义中国搞乱、搞散、搞垮”，并不怀好意地把“军队”抬出来，十分阴险地指出：《08宪章》出笼后的12月下旬，胡锦涛同志在军队一次重要的会议上提出当代革命军人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意思是提请最高当局在某个适当的时候，再把军队搬出来对付《零八宪章》！
在这里我不想更多地揣测钟教授的险恶用心，我只想再次指出判断一切是非成败的标准就看它是否符合最广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错《零八宪章》确实是一部有关“普世价值”的宣言，无论是其中的六项基本理念，还是十九条具体主张，只要它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需要，只要它能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和现代化，只要它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和繁荣，那么不管它叫“七七宪章”还是“零八宪章”，先“拿来”用了再说，毕竟中国改革“老大”邓小平自己就说过“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而《零八宪章》中所提到的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以及分权制衡、开放党禁、撤销政法委、军队国家化等政治主张的伟大意义已经为众多的自由民主国家所证明，它也是中国人民的需要，也必将为中国人民的未来实践所证明。因此，《零八宪章》并不是如钟教授所宣扬的那样“想把中国搞散、搞垮”，相反它是为了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繁荣的中国，是为了十三亿中国人民及其子孙后代的永久福祉而书写的一部伟大宣言！
当然钟教授对《零八宪章》的公开批判不完全是坏事，因为《零八宪章》公布后，执政当局采取了“鸵鸟政策”，表面上假装不屑一顾，不许官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宪章》的文章，同时利用“防火墙”将与《零八宪章》有关的信息一律过滤掉。但11月14号，钟教授批“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的文章被挂在了教育部网站上，这等于教育部与钟教授联手再一次为《零八宪章》的传播做了一次免费广告。毕竟钟教授在自己的“报告”中比较详尽的将《零八宪章》的主要理念和主张说出来了（如钟教授在文章中自问自答地说到：“08宪章”是什么内容？它的基本理念是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基本主张是修改宪法，要把那些普世价值弄到宪法里面去。再就是搞分权制衡，司法独立，撤销党的政法委， 实现军队国家化，共产党退出军队，公务员保持政治中立，设立人权委员会，保障人权，开放党禁，政党活动自由，搞多党制等等。还要把刑法里面的“煽动颠覆国 家政权罪”条款废除。除此，还提出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推进土地私有化，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给钟教授颁发一个荣誉奖章，哪怕他是歪打正着，我们也该向他表示感谢！
在钟教授的这篇报告里还有其它一些非常错误的观点，如污蔑台湾、韩国、泰国乃至伊拉克的民主化，认为在伊拉克搞民主把伊拉克变成了“战争地狱”，可是钟教授也不想一想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又制造了多少人道主义灾难，面对几十个万人坑中的累累白骨，钟教授是不是也认为他们都死得活该呢？更何况，发生在今天伊拉克的诸多爆炸并不能为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理念提供反证——它进一步说明了在伊拉克建立民主制度具有重大的现实紧迫性！
再看钟教授对台湾、韩国、泰国民主的污蔑，说什么“大家看看新闻就知道现在台湾搞的政党模式多么混乱，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动不动就游行、打斗。韩国、泰国都是多党制国家，现在的局面有目共睹。上台都靠金钱投入，下台后互相倾轧，贪腐坐牢的，跳崖自杀的，出国逃亡的，什么都有。”从这些经不起推敲的的言论里可看出钟教授现在糊涂到什么程度。如果不是“党外有党”，如果不是党派之间的相互监督，如果不是分权制衡——一句话，如果不是民主制度的话，请问大肆贪污公帑的陈水扁“总统”及其家人能被关进监狱吗？执政者因腐败问题被依法送进监狱——这不是民主的优越性反而成了民主的罪过？真是让人“郁闷”！我猜想钟教授大概是在大陆的一党政治下被“和谐”出了心理惯性，看到大陆领导人下台后没有一个人被揭露出有贪腐问题，没有一个人因为腐败问题而被送进监狱，所以就一口咬定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甚至为当今的陈水扁叫屈，这实在是“脑残”得有些夸张，连江泽民、李鹏都会感到脸红的。至于攻击他信流亡国外、特别是攻击卢武铉跳崖自杀，可以说是钟教授脑残得有些丧心病狂了。建议钟教授最好不要去伊拉克、台湾、韩国等地去旅游公干，否则说不准会像那个曾经鼓吹满清帝王大搞文字狱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阎崇年一样——冷不丁挨上路人一个嘴巴子。
钟教授在文中还谈到所谓的“执政合法性”问题，钟教授说“现在西方有些反华的人也承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实现了历朝历代都做不到的富强。什么叫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这就是！”
好一个“这就是”，我想告诉钟教授的是，首先，中国现在是既不“富”。若说富的话，只是一小部分官僚贵族集团及其依附势力因掠夺鲸吞国家和人民的财富而“先富”起来了，如《上海证券报》、《时代周报》、《人民政协报》、《青年时报》等4家报纸近年均报道过中国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富人及高干子弟的手中这一事实——报道说0.4%（约150万）的家庭占有了70%的国民财富。广东《时代周报》在2009年6月25日的报道中说，“中国财富的确在以全球最快的速度流入富人钱包。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而大部分人民也就是一个温饱水平，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连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据温家宝总理的数据，若按625元脱贫线划分，中国农村仍有贫困人口3000万左右，如果把标准再提高200元（年收入达825元——官僚们的一顿饭钱），那么农村贫困人口就是9000万。 而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贫困标准的话，中国农村每人每天生活费低于1美元的贫困人口至少在1.7亿人。
其次，中国现在也不“强”，不管中国现在有多少核武器，有多少飞机、坦克和大炮，钟教授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在2001年前后，中国最高当局竟然将满清时代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给合法化了，因为中国政府与今天俄罗斯政府在东北边境上的重新划界就是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的，从而使150多万平方公里被沙俄侵占的土地再一次被中国政府从国际法的意义上“出卖”掉了。除此之外，中国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在钓鱼岛问题上、在南海列岛等问题上更是表现得软弱无力，甚至还不如香港、台湾在这些问题上的表现。
可见中国并没有“富强”起来，钟教授所自鸣得意的“富强”感只不过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游戏而已，欲以“政绩”突出来为专制强权做辩护，以为让老百姓生活整体改善了一点，专制政权就取得了“合法性基础”，就可以继续理直气壮的专制下去，这实在是缺乏有关“合法性”的政治常识。
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什么？
答曰：来自于人民的民主授权——这是唯一的答案。请钟教授翻开《零八宪章》有关“民主”的章节里，《宪章》说：“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甚至早在240多年前的杰斐逊就在《独立宣言》中宣布道：“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而且杰斐逊明确说“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可惜的是钟教授既不思考读书，又不调查研究，远离人民群众，结果耳目失聪，连有关政权“合法性”的基本常识都弄错了，实在是该打板子。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中国被什么“包围”的问题。
钟教授引用新加坡学者郑永年的话说：“如果看一下地图，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核武器所包围的国家”。是的，客观上讲，中国的周边是分布着四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如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也许再加上半个朝鲜。但除了俄罗斯外，其它所有国家的所谓核武器都不足以威胁中国。当然钟教授的问题落脚点并不在核武器，而是说，美国通过中国周边的民主国家和半民主化国家的扩张，正在对中国形成包围，且这种民主的“包围”圈越来越小。这话是有道理的。今天的中国周边除了朝鲜、越南、老挝、缅甸四个国家与中国属“同类项”外，其它如东边的韩国、日本、台湾，南边的菲律宾、泰国、印度、尼泊尔，西边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北边、西北面的蒙古及前独联体国家等均是民主化或半民主化的国家或地区，不仅如此，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印度、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也唯有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中国——我的祖国确实处在“民主世界”的包围中！
怎么办？
是继续抵制“普世价值”，还是顺应历史潮流？在这个问题上，我想邀请钟教授聆听一下半个多世纪前的共产党人的声音——在美国国庆日的1944年的7月4日，中共领袖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说：“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在当年的3月30日，同一个《新华日报》还载文说：“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有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也正因此，希望钟教授不要再固执己见、冥顽不化，不要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不要再犯世界观、价值观与方法论的错误，不要再抱着阶级分析的方法不放手、不要再站在人民利益的对立面，不要再为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去做破绽百出的辩护；回归人权、人性和人道，回归以民主、自由、人权、平等为核心价值的普世价值中来，以实际行动响应《零八宪章》的号召，“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铸造中华民族骄傲于人类的繁荣、灿烂与辉煌！
（本文分上中下三篇分别刊发在《民主中国》2009.11.28.、2009.12.6. 2009.12.21.）
2009年11月19日星期四
赵常青：一代不如一代——简评奥巴马访华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1月19日首发）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大陆的访问大戏行将落幕，昨天下午奥总统参观了故宫，今天上午与温家宝总理做了面谈。现在的他（11.18.下午）正在长城上散步，估计今天晚上或明天早晨也就开始本次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了。
在奥巴马访华前，就有国际观察人士指出，奥巴马访华的象征意义将会大于实际意义，除了经济气候问题外，不要指望此次行程会在民主人权问题上取得多大的成果！
果不其然，纵观奥巴马此次访华行程，无论在上海还是北京，与中方领导人交流的重点都是金融问题、贸易问题、气候问题、新能源问题、太空利用问题、军事交流及反恐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在两国元首的交谈中都有痛快的表述，奥巴马在这些领域内也均有所收获，只是成果不多——及至民主人权方面，大总统的收获就更少了，甚至少得不值一提。
本来奥巴马初到上海刚下飞机时的画面还挺让人动心的——面对雨雪交加的恶劣天气，奥巴马这位民主“帝国”的国家元首竟然自己打着一把伞走下飞机舷梯，这不仅会让金正日们笑掉大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七品芝麻官”们也会窃笑不已的。但大总统的这一行为却感动了很多中国老百姓，有网友干脆发帖说：“当美国总统还要自己亲手打伞，还不如做我们的县长呢！”
的确，奥巴马给中国人留下的“第一印象”确实令人难忘，但这仅仅是奥巴马个人的生活修养问题。对于依然生活在极权体制下的中国人来说，更重要的期盼当然是希望美利坚总统的访问能够为中国人带来一些民主人权方面的福音——如在奥巴马访华前就有数百名中国公民致信奥巴马，要求他向中国政府提出释放政治犯、停止宗教迫害、会见中国民间人士等；上海访民致奥巴马的公开信中要求奥巴马关注“世博难民”及“全国各地上访公民”的基本人权；“天安门母亲”代表丁子霖女士在致奥巴马信中明确呼吁奥巴马关注因起草《零八宪章》而入狱的刘晓波博士；六四伤残者齐志勇先生则以“抗议”的形式来呼吁奥巴马关注处于困境中的中国人权。
但所有这些呼吁对于大总统奥巴马先生来说都似乎如泥牛入海、消弭于无形。奥巴马在上海访问时有一个议程是与所谓的“中国青年”的当面交流，这些复旦、同济的高材生们在党国的驯化下没有一个人提及本国公民的基本人权问题，最后还是美国驻华大使提及了“防火墙”问题，大总统才有机会阐述了自己的某些“普世价值”理念。如他说：“我认为越是能够自由的信息流通，社会就变得越强，因为这样，世界各地的公民能让自己的政府负责，有一个问责制度，他们自己会思考，这样会有新的想法，鼓励创造性。所以我一直是坚定地支持互联网开放的使用，我是非常支持不审查内容的。……在美国，我们的互联网使用没有受到限制，这是我们力量的来源，也是应该受到鼓励的。”但可惜的是大总统的这段唯一“出彩”的言论竟被中国官媒“和谐”掉了，不仅中央电视台没有播出这段言论，各大网站也没有播出，有少数几家网站如“网易”将此文挂出时间不长也被当局“喝令”撤掉。
至于奥巴马到北京后与胡锦涛等人的会面也没有具体论及民主人权问题，在11月17日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还是老调重弹，说什么“双方强调各国及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应相互尊重对方对于发展模式的选择。双方都认识到，中国与美国在人权领域存在分歧。”也因此，刘晓波们依然被关押，“世博难民”依然是“世博难民”，甚至民间维权人士如王德邦、李海、齐志勇等人会在奥巴马眼皮底下失去最起码的人身自由！
奥巴马在中国的表现及其访问成果确实令人不敢恭维。与他在白宫的几位前任比较起来，奥氏不仅逊色，而且逊色许多。我们可以将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这四位美国总统在相关问题上的表现做个简单比较——
老布什1989年2月访问北京，在2月27日举行的答谢中国当局的宴会上，老布什除了邀请中国最高当局的头面人物参加宴会外，还直接邀请了当时著名的持不同政见领袖方励之先生（还要于浩成等），以表明自己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关注和支持——试问本次访华的奥巴马总统有这样的勇气吗？
1998年6月克林顿访华，虽然他没有邀请持不同政见者参加宴会，但克林顿注意到了他6月25日访问西安时，几位民主人士（杨海、张鉴康等人）被当局控制起来的事实，并在6月27日与中国领导人举行的人权辩论会上公开提出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克林顿通过“斗争”而争取到了中国官方电视台实况直播他和江泽民于6月27日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让中国人民见证了两位国家元首就“六四”、“人权”等敏感问题所作的公开电视辩论；不仅如此，在6月29日，克林顿又使得中国中央电视台同步直播了他对北大学生的演讲实况——请问奥巴马行吗？不要说直播与胡锦涛的“人权辩论”了，就是在上海发表的一段“互联网”高论也被中国当局“贪污”掉了。
至于小布什访华时，虽然在人权领域没有大的作为，但2005年11月和2008年8月两次访问北京时也都分别去了缸瓦胡同教堂与宽街教堂做礼拜，以此行为来表明自己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支持。据说奥巴马也是信仰基督的，他难道不知道就在他访问中国期间，北京的“守望教会”正受到当局的打压？他怎么也不象征性的去教堂作一下礼拜或类似活动以表明自己对中国家庭教会及法轮功修炼者的关注呀？！
由此可见，在从老布什到奥巴马的四任总统里，就对中国民主人权的关注度而言，老布什是最积极的，邀请方励之赴宴表现了足够的魄力和勇气；克林顿等而下之，但也还不错；小布什逊于乃父；到现在的奥巴马则连“串”也提不上了。要是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活到现在的话，她准会感慨地说——“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其实，也难怪，早在2008年2月奥巴马政府的“外交部长”——希拉里访华时就明确的说过，在美国争取中国的帮助、处理气候变化、全球经济衰退和安全危机的问题上，“人权”问题“不能进行干预”。如此看来，奥巴马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简直可以和孔夫子主义称兄道弟了。这也就不难理解在大国首脑们隆重集会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的时候，最大的民主“帝国”总统会令人奇怪的缺席了！甚至也不难理解奥巴马在日本天皇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十分夸张的九十度大弯腰了……
我认为，“一代不如一代”的美国人权外交不仅不利于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而且对于美国建国先贤们的“普世价值”观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奥巴马对日本天皇的柔软鞠躬，对于中国民主人权的漠视不仅是一种严重的短视行为，而且长此下去——我敢说，他想获得第二届连任，也是很困难的！
当然，奥巴马总统上台时间并不长，假以时日，他也许会成为一个世界民主事业的实干家——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但是，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并不能寄希望于民主大国的外交干预——中国人的事还得中国人来办，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还得靠我们自己！因此我们不能惆怅于奥巴马总统对中国人权的漠视和无争了。有志气的中国人必须勇敢地站出来，必须将开辟于孙中山时代的中国民主人权事业进行到底，直到人权的普及，直到“德谟克拉西”的胜利！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大陆的访问大戏行将落幕，昨天下午奥总统参观了故宫，今天上午与温家宝总理做了面谈。现在的他（11.18.下午）正在长城上散步，估计今天晚上或明天早晨也就开始本次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了。
在奥巴马访华前，就有国际观察人士指出，奥巴马访华的象征意义将会大于实际意义，除了经济气候问题外，不要指望此次行程会在民主人权问题上取得多大的成果！
果不其然，纵观奥巴马此次访华行程，无论在上海还是北京，与中方领导人交流的重点都是金融问题、贸易问题、气候问题、新能源问题、太空利用问题、军事交流及反恐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在两国元首的交谈中都有痛快的表述，奥巴马在这些领域内也均有所收获，只是成果不多——及至民主人权方面，大总统的收获就更少了，甚至少得不值一提。
本来奥巴马初到上海刚下飞机时的画面还挺让人动心的——面对雨雪交加的恶劣天气，奥巴马这位民主“帝国”的国家元首竟然自己打着一把伞走下飞机舷梯，这不仅会让金正日们笑掉大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七品芝麻官”们也会窃笑不已的。但大总统的这一行为却感动了很多中国老百姓，有网友干脆发帖说：“当美国总统还要自己亲手打伞，还不如做我们的县长呢！”
的确，奥巴马给中国人留下的“第一印象”确实令人难忘，但这仅仅是奥巴马个人的生活修养问题。对于依然生活在极权体制下的中国人来说，更重要的期盼当然是希望美利坚总统的访问能够为中国人带来一些民主人权方面的福音——如在奥巴马访华前就有数百名中国公民致信奥巴马，要求他向中国政府提出释放政治犯、停止宗教迫害、会见中国民间人士等；上海访民致奥巴马的公开信中要求奥巴马关注“世博难民”及“全国各地上访公民”的基本人权；“天安门母亲”代表丁子霖女士在致奥巴马信中明确呼吁奥巴马关注因起草《零八宪章》而入狱的刘晓波博士；六四伤残者齐志勇先生则以“抗议”的形式来呼吁奥巴马关注处于困境中的中国人权。
但所有这些呼吁对于大总统奥巴马先生来说都似乎如泥牛入海、消弭于无形。奥巴马在上海访问时有一个议程是与所谓的“中国青年”的当面交流，这些复旦、同济的高材生们在党国的驯化下没有一个人提及本国公民的基本人权问题，最后还是美国驻华大使提及了“防火墙”问题，大总统才有机会阐述了自己的某些“普世价值”理念。如他说：“我认为越是能够自由的信息流通，社会就变得越强，因为这样，世界各地的公民能让自己的政府负责，有一个问责制度，他们自己会思考，这样会有新的想法，鼓励创造性。所以我一直是坚定地支持互联网开放的使用，我是非常支持不审查内容的。……在美国，我们的互联网使用没有受到限制，这是我们力量的来源，也是应该受到鼓励的。”但可惜的是大总统的这段唯一“出彩”的言论竟被中国官媒“和谐”掉了，不仅中央电视台没有播出这段言论，各大网站也没有播出，有少数几家网站如“网易”将此文挂出时间不长也被当局“喝令”撤掉。
至于奥巴马到北京后与胡锦涛等人的会面也没有具体论及民主人权问题，在11月17日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还是老调重弹，说什么“双方强调各国及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应相互尊重对方对于发展模式的选择。双方都认识到，中国与美国在人权领域存在分歧。”也因此，刘晓波们依然被关押，“世博难民”依然是“世博难民”，甚至民间维权人士如王德邦、李海、齐志勇等人会在奥巴马眼皮底下失去最起码的人身自由！
奥巴马在中国的表现及其访问成果确实令人不敢恭维。与他在白宫的几位前任比较起来，奥氏不仅逊色，而且逊色许多。我们可以将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这四位美国总统在相关问题上的表现做个简单比较——
老布什1989年2月访问北京，在2月27日举行的答谢中国当局的宴会上，老布什除了邀请中国最高当局的头面人物参加宴会外，还直接邀请了当时著名的持不同政见领袖方励之先生（还要于浩成等），以表明自己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关注和支持——试问本次访华的奥巴马总统有这样的勇气吗？
1998年6月克林顿访华，虽然他没有邀请持不同政见者参加宴会，但克林顿注意到了他6月25日访问西安时，几位民主人士（杨海、张鉴康等人）被当局控制起来的事实，并在6月27日与中国领导人举行的人权辩论会上公开提出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克林顿通过“斗争”而争取到了中国官方电视台实况直播他和江泽民于6月27日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让中国人民见证了两位国家元首就“六四”、“人权”等敏感问题所作的公开电视辩论；不仅如此，在6月29日，克林顿又使得中国中央电视台同步直播了他对北大学生的演讲实况——请问奥巴马行吗？不要说直播与胡锦涛的“人权辩论”了，就是在上海发表的一段“互联网”高论也被中国当局“贪污”掉了。
至于小布什访华时，虽然在人权领域没有大的作为，但2005年11月和2008年8月两次访问北京时也都分别去了缸瓦胡同教堂与宽街教堂做礼拜，以此行为来表明自己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支持。据说奥巴马也是信仰基督的，他难道不知道就在他访问中国期间，北京的“守望教会”正受到当局的打压？他怎么也不象征性的去教堂作一下礼拜或类似活动以表明自己对中国家庭教会及法轮功修炼者的关注呀？！
由此可见，在从老布什到奥巴马的四任总统里，就对中国民主人权的关注度而言，老布什是最积极的，邀请方励之赴宴表现了足够的魄力和勇气；克林顿等而下之，但也还不错；小布什逊于乃父；到现在的奥巴马则连“串”也提不上了。要是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活到现在的话，她准会感慨地说——“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其实，也难怪，早在2008年2月奥巴马政府的“外交部长”——希拉里访华时就明确的说过，在美国争取中国的帮助、处理气候变化、全球经济衰退和安全危机的问题上，“人权”问题“不能进行干预”。如此看来，奥巴马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简直可以和孔夫子主义称兄道弟了。这也就不难理解在大国首脑们隆重集会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的时候，最大的民主“帝国”总统会令人奇怪的缺席了！甚至也不难理解奥巴马在日本天皇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十分夸张的九十度大弯腰了……
我认为，“一代不如一代”的美国人权外交不仅不利于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而且对于美国建国先贤们的“普世价值”观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奥巴马对日本天皇的柔软鞠躬，对于中国民主人权的漠视不仅是一种严重的短视行为，而且长此下去——我敢说，他想获得第二届连任，也是很困难的！
当然，奥巴马总统上台时间并不长，假以时日，他也许会成为一个世界民主事业的实干家——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但是，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并不能寄希望于民主大国的外交干预——中国人的事还得中国人来办，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还得靠我们自己！因此我们不能惆怅于奥巴马总统对中国人权的漠视和无争了。有志气的中国人必须勇敢地站出来，必须将开辟于孙中山时代的中国民主人权事业进行到底，直到人权的普及，直到“德谟克拉西”的胜利！
2009年11月13日星期五
赵常青：《零八宪章》与我的“爱情”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零八宪章》与我的“爱情”
赵常青（中国公民）
作者：赵常青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1/18/2009 7:40:05 AM
在我的简陋的书桌上，靠左边的位置摆放着一本书。
这本书的封面是天蓝色的，上面印有淡蓝色的中国地图图案，而辉映在这幅地图上面的四个镶红大字便是“零八宪章”。
是的，这是一本名为《零八宪章》的“珍藏本”图书，由张祖桦、李晓蓉两位老师编撰，由香港开放出版社于2009年5月出版。2009年5月底，一位北京的朋友来西安送了我一本，捎书的朋友说：因为第一版印数有限，所以在大陆只有少数人才能得到。
物以稀为贵！
今年的我虽然搬了好几次家，有两个月时间几乎连固定的住所也没有，但这本书却始终不离我的左右——它或者在我的枕边躺着，或者在我的旅行箱里躺着，或者放在我的书桌上，或者干脆就拿在我的手上。在我所有的图书里，除了《圣经》外，恐怕就数这本书让我如此如此地爱之不已了。
爱之若何？
曰：若初恋，若寻之而不得、寻之又寻的爱情！
是的，《零八宪章》，我的美丽的“爱情”！
（一）
其实，客观地说，早在二十年前，我就开始了自己的“爱情”历程。
彼时，我二十岁，如日之升，如月之华，朝气蓬勃、青春灿烂。在反思、批判与变革的时代主旋律中，我有了自己的思考，有了自己的忧患，继而便表现出切合时代脉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时间不长，胡星陨落，举国同悲。为革除千年老病，为挽救民族危机，我中国青年掀起了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之时代怒潮，希冀通过呼唤、呐喊、请愿乃至生命的抗争以求自由之花开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岂料执政当局竟搬来机枪坦克对付我血肉之躯，一时间枪弹乱发、碧血横飞、六月飞霜、万民染泪……在大屠杀和大清洗中，我亦被“反动”军警捆绑，重刑折磨后推进高墙电网“保护”下的秦城监狱。
但也正是在二十年前的这场被屠戮的民主运动中，我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爱情。在89年的五四大游行中，我为游行队伍制作了第一面大旗，并亲自高扬着这面写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八个大字的旗帜行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此后，这八个大字便成了规范我、引导我所有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最高宪法，“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不仅仅成为我的政治初恋，而且成为二十年来我始终不渝的政治爱情！
1998年初，为了这份美丽的爱情，我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了南郑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的竞选，结果被汉中市国家安全局逮捕，不久便被汉中市地方法院盗用“人民”的名义判处我三年有期徒刑，使我成了中国当代史上因为竞选人民代表而被判刑的第一人！
2001年出狱后，我又继续从事民主人权活动，不料执政当局再次表现出它的野蛮性，于2002年底第三次加我以镣铐，并于2003年8月再次盗用“人民”的名义判我五年徒刑，并处剥夺三年政治权利！
这样，在从89学潮以来的二十年时间里，为了寻求民主、自由，为了我那美丽的政治爱情，我竟前后三次被执政当局赶进监狱，先后被十三所监狱（包括看守所）关押，失去人身自由比八年抗战时间还长。不仅如此，在监狱里，因为拒不认罪和抗拒改造等原因，我还先后被监狱当局关过四次禁闭，睡过十个月的水泥地板！
Oh,我的民主、自由！
Oh,我的那凄美无限的政治爱情！
（二）
但所有的打压都没有减少我对民主的热爱、哪怕一丝儿！
所有的磨难都没有摧毁掉我对自由的向往、哪怕一丝儿！
不仅没有一丝儿减少，而且相反，在经历了诸多的打压和磨难后，我对民主和自由的爱情更加浓烈了，因为我知道，得不到民主和自由，不仅我会经历那样多的苦难，而且我的孩子（尽管还没有）、我的邻居的孩子、我的朋友、同学、同事乃至一切中国公民的孩子（包括江泽民、胡锦涛的子孙）都有可能因为类似的制度性原因而去承受同样的灾难和磨难！
这是反人道的！
这是反人类常识的！
这样的苦难我们的下一代不应该再去承受！
这样的悲剧我们这一代必须演完！
也因此，我将继续自己的理想！我将继续自己的“爱情”！
（三）
2008年10月12日，我收到了《零八宪章》的征求意见稿，我是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看完这个文本的。我激动是因为《零八宪章》草案不仅勾起了我对既往苦难的回忆，而且在我内心身处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和共鸣。
《宪章》草案不仅总结了中国近代化以来的经验和教训，不仅揭露了“新中国”乃“党天下”的实质，不仅历数了执政党执政五十余年来所制造的人权灾难，而且直接剖析了中国社会“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的“政治现实”。尤其重要的是《宪章》起草人系统地重申了“六项基本理念”即“自由、人权、平等、民主、共和、宪政”，这使我想起了1989年我为游行队伍所扬起的大旗上面所写的八个大字——“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我想我在89年所提出的“八字宪法”与《宪章》草案的六项基本理念在精神上是完全相通的，只不过《宪章》草案更为系统地进行了理论解释和建构，有着更为缜密的政治哲学基础。
读罢《宪章》草案，我以拥抱恋人的态度热烈的拥抱了“她”，随后我积极的参与到《宪章》草案的讨论和修改中，最后在12月上旬我向《宪章》发起人表示愿意以“中国公民”的身份签上我的名字——尽管当时我还处在政治权利被剥夺的时期！
2008年12月10日，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六十周年的纪念日，由303位中国公民签署的《零八宪章》终于向全世界庄严公布。当我在网络上看到自己也成为首批签名人之一时，我的心里真是有些骄傲。不过，当看到发起人将我的身份说成是“作家”时，我的心里又感到十分的不安，我哪发表什么作品呀，我只不过是一个热衷于寻求理想的普通中国公民而已，说我“作家”，不仅使我有“滥竽充数”之嫌，就是警察先生也会笑话我的（果然，不几天时间，警方就对我进行了传唤，开口便是“哎呀，你现在成了‘大作家’呀……”把我弄了个面红耳赤……呵呵！）
尽管我的身份被搞错了，但我还是十分高兴，我感到在寻求理想的道路上我不仅不孤独，而且“同志们”越来越多，在此情况下，我咋能不为新诞生的《零八宪章》而激动呢？我咋能不为自己早已拥抱的理想和爱情而欢呼呢？！
（四）
马克思在草拟《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宣布“共产主义”象“幽灵”一样“徘徊在欧洲的上空”。的确，“共产主义”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折磨人类的“幽灵”，这个幽灵至今还在中国大地上游荡着、肆虐着。但是《零八宪章》一经诞生便如惊雷、如闪电、如旋风一样给游荡在中国的“共产主义幽灵”以沉重打击。在《零八宪章》面前，奉“共产主义”为圭臬的执政当局如临大敌，一阵手忙脚乱后，便开始了全局性的围追堵截——
先是拘押了《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刘晓波先生；
接着传唤了作为《宪章》主要发起人和起草人的张祖桦先生，并查抄了他的家；
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对《零八宪章》签署人进行了大面积的传唤和讯问。
同时调动大量“五毛党”人对互联网进行“信息”过滤和技术屏蔽（《零八宪章》初公布时，随便一个引擎搜索都会是成千上万条甚至几十、几百万条，但现在在“谷歌”中输入“零八宪章”词条，只有几百条相关信息且多为负面信息，而在“百度”网站中则连一条也搜不出来）。
不仅如此，各层各级各单位还或明或暗地开展了对《零八宪章》的清剿活动，秦晖、徐友渔、刘军宁等自由主义学者均分别“被谈话”或“内部警告”，北大法学院的头头甚至发邮件要求全院师生抵制《零八宪章》的影响。
到6月23号，北京地方当局更是明目张胆地正式逮捕了《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刘晓波先生！
但是——
但是当局的围追堵截和高压态势并未能阻止《零八宪章》的迅速传播，相反，自第一批303人签过名后，又有第二批409名、第三批519名、第四批1183名真名实姓的中国公民跟上来了……截止2009年10月2日，签名支持《零八宪章》的中国公民共有十六批，总计人数接近10000人。签名人中不仅有男性，也有女性；不仅有老人，也有学生、甚至是中学生；不仅有汉族人，也有少数民族人；不仅有高层知识界、文化界人士，也有下岗职工和进城农民工；不仅有持不同政见者、维权人士、宗教修炼者，也有中共党员、官场人士及军人；——犹如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先生所说的那样“《宪章》所提出的观点有着广泛的支持度”。
令人难忘的是，在这场伟大的签名运动中，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有许多人是在突破了重重心理障碍、克服了种种心理恐惧的情况下才完成签名“程序”的，如上海的波斯小昭（唐小昭）女士就经历了反复的心理斗争，最后经过一场“花若听见，花也溅泪；鸟若听见，鸟也惊心”的“嚎啕大哭”后，若凤凰涅磐、若浴火重生，毅然决然地在《零八宪章》上签署了自己的大名……！（参阅波斯小昭《大哭一场，签上我名》）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有的人不仅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且以不可抗拒的勇气走上街头宣传和散发《零八宪章》，及至被地方当局拘捕，如河南南阳的刘沙沙女士……
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程上，《零八宪章》正以其独特的风景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团结在她的旗帜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正以其罕见的动力和勇气在为这个古老的民族书写着新的历史、新的爱情和新的神话！
（五）
至于我，不用说，既然二十年前就拥抱了这份爱情，二十年后，我自然会更加热烈地拥抱这份爱情！
前面说过，《零八宪章》公布后，官方开始传唤所有能够找得到的签署人，我当然也未能“漏网”。不过，为了保护《宪章》的主要发起人，我始终保持自己“一问三不知”的既定方针。当然，由于自己是首批签名者，我无法说自己是从互联网上看到文本并签名的——而是说有无名人士将《零八宪章》发到我的邮箱里来征求签名的，我认为《宪章》代表了我的政治诉求，所以我便签了名；而对于所有其它问题如“谁是发起人？”、“谁起草的？”等等我一概回答“不知道！”
但是6月23日，北京地方当局对刘晓波先生的正式逮捕引起了我的巨大愤怒！
还在学生时代我就对刘晓波先生甚为尊敬。我读过他的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特别是他所写的《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给我的影响非常大（因为这本书，我本来特别敬仰的李泽厚先生开始在我心灵的圣殿上倒塌）。89学潮中，他以“广场四君子”之一的身份见证了当代中国最黑暗的一夜，六四之后，他被清洗……二十年来，他过着一种入狱、再入狱、被骚扰、再被骚扰的生活。但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刘先生始终不渝地在做着自己的批判、呐喊、牺牲、奋斗，这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真是“罕有其匹”的现象。
2008年12月9日，刘晓波先生又因为起草《零八宪章》而被北京当局拘捕——本来我以为当局在对他进行一段时间的监视居住后就会恢复他的人身自由，却想不到在进行了半年多时间的拘押后，当局依然罔顾民间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强大呼声，仍然对刘晓波先生执行了正式逮捕——呜呼，是可忍乎？！尤其，晓波先生是因为《零八宪章》被逮捕的，而《零八宪章》又是什么呢？她是我的“八字宪法”呀，她是我为之奋斗了将近二十年的“爱情”呀——当局要扼杀我的爱情，行吗？当然不行！为了我那美丽的爱情，我必须挺身而出——没有什么可商量的！
于是在今年6月29日和7月1日我分别在《博讯》和《民主中国》杂志上连发了两篇文章，我认为逮捕刘晓波就是逮捕《零八宪章》。在刘晓波先生被逮捕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每一个签署人都应该站出来去勇敢地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我呼吁所有的签署人都能够像圣雄甘地那样，以实际行动开展一场非暴力的“自请入狱”运动，从而证明我们与刘晓波先生的不可分割，证明我们对于《零八宪章》的爱情和忠诚！而为了方便当局对我的逮捕行动，我在文章的最后，特意公布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果然，文章刊出的第二天，穿着便衣的“国保”先生们便找上门来。在饭桌上，他们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我“脑子进水了，有毛病”，警告我说“这样下去很危险！”，我说：“你们也不用说多余话，直接逮捕我好了，我愿意为《零八宪章》付出任何代价！”想不到他们却说：“看把你玩的大的，你说逮捕你就逮捕你，你不让逮捕就不逮捕，你以为你是谁呀！”在他们“拒绝”逮捕的情况下，我之“抗议”无效，“自请入狱”行动也就只好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六）
窗外的天空正飘着羽毛似的雪花，今年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早，还没到正常供暖时间，就已经下了两场雪，而且是两场很威风、很暴虐的雪。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
不知正在牢狱受难的晓波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以我数度牢狱生活的经验，只能以“冷酷”二字加以总括。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古拉格群岛”是“苦难”的代名词，中国的劳改营也绝好不到哪儿去，甚至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更加疯狂的冷酷性和残酷性。不幸的是刘晓波先生现在正身临其境——正在承受由中国共产主义庞然大物所强加给他的铁血牢房，正在为《零八宪章》编织着一部不朽的传说！
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想到狱中的晓波，再看看摆在我面前桌子上的《零八宪章》，我感到自己的眼睛有些湿润，甚至，此时此刻，泪水竟然无声无息的顺着面颊淌下来……对于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来说，眼泪也许是不合适的，甚至会令人笑话的，但是谁又能否认得了这眼泪不是我的呢?谁又能否认得了我现在的心里很难受呢？没人，连上帝也不会否认的！想一想吧，在从“民主墙”至今的三十年多年时间里，有多少中华儿女在为这个国家的民主理想去坐牢、去流亡甚至直接付出生命的代价呢?!魏京生、徐文立、刘青、胡石根、王丹、秦永敏、王有才、胡佳、刘晓波等等等等，这个名单能列得完吗？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能不让人触目惊心吗？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能不让人黯然下泪吗？
但泪水是必须擦干的!
“革命”确未成功，我们必须“努力”！
擦干了眼泪，我再次拿起了《零八宪章》，再次翻阅了其中的六项“基本理念”和十九条“基本主张”，再一次感觉到了她的厚度和分量！
前几天我曾与友人一块去看望了曾被中共当局一口气关押了将近十八年的胡石根先生，在谈到《零八宪章》时，胡先生断然指出：“《零八宪章》绝不仅仅是一部历史文献！”的确，《宪章》绝不仅仅具有“历史文献”的意义，就如《权利法案》背后的故事是“光荣革命”、《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书写的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光辉历史一样，《零八宪章》必将开辟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新纪元！
尽管当局逮捕了刘晓波，并对《宪章》主要发起人的张祖桦先生给予常年的全天候监控，但这种政治高压并不能扼杀《宪章》的生命力，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宣布自己的信仰、尊严和承诺！
今天（11月13日）早晨，西安警方还给我打电话说想找我“聊聊”——电话那边说“能不能见个面，咱们交流交流”——有什么可“聊”的，有什么可“交流”的，无非是想了解我的动态，从而更好地控制我罢了。我想借此机会告诉警察先生：有时间的话多读会书，多研究一下200多年前的《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多研究一下60多年前的《世界人权宣言》和40多年前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多研究一下《零八宪章》，我可以免费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并免费充当这方面的顾问！若要问我将来有何打算，我也会坦诚相告：开展《宪章》运动，将“爱情”进行到底！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在《零八宪章》面前，我的曾经的政治爱情，不仅获得了新的形式，而且必将增添新的内容。我相信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中国——也是我的那古老的祖国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必将开辟出骄傲于整个人类的光辉前景!
2009.11.13.
《零八宪章》与我的“爱情”
赵常青（中国公民）
作者：赵常青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1/18/2009 7:40:05 AM
在我的简陋的书桌上，靠左边的位置摆放着一本书。
这本书的封面是天蓝色的，上面印有淡蓝色的中国地图图案，而辉映在这幅地图上面的四个镶红大字便是“零八宪章”。
是的，这是一本名为《零八宪章》的“珍藏本”图书，由张祖桦、李晓蓉两位老师编撰，由香港开放出版社于2009年5月出版。2009年5月底，一位北京的朋友来西安送了我一本，捎书的朋友说：因为第一版印数有限，所以在大陆只有少数人才能得到。
物以稀为贵！
今年的我虽然搬了好几次家，有两个月时间几乎连固定的住所也没有，但这本书却始终不离我的左右——它或者在我的枕边躺着，或者在我的旅行箱里躺着，或者放在我的书桌上，或者干脆就拿在我的手上。在我所有的图书里，除了《圣经》外，恐怕就数这本书让我如此如此地爱之不已了。
爱之若何？
曰：若初恋，若寻之而不得、寻之又寻的爱情！
是的，《零八宪章》，我的美丽的“爱情”！
（一）
其实，客观地说，早在二十年前，我就开始了自己的“爱情”历程。
彼时，我二十岁，如日之升，如月之华，朝气蓬勃、青春灿烂。在反思、批判与变革的时代主旋律中，我有了自己的思考，有了自己的忧患，继而便表现出切合时代脉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时间不长，胡星陨落，举国同悲。为革除千年老病，为挽救民族危机，我中国青年掀起了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之时代怒潮，希冀通过呼唤、呐喊、请愿乃至生命的抗争以求自由之花开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岂料执政当局竟搬来机枪坦克对付我血肉之躯，一时间枪弹乱发、碧血横飞、六月飞霜、万民染泪……在大屠杀和大清洗中，我亦被“反动”军警捆绑，重刑折磨后推进高墙电网“保护”下的秦城监狱。
但也正是在二十年前的这场被屠戮的民主运动中，我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爱情。在89年的五四大游行中，我为游行队伍制作了第一面大旗，并亲自高扬着这面写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八个大字的旗帜行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此后，这八个大字便成了规范我、引导我所有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最高宪法，“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不仅仅成为我的政治初恋，而且成为二十年来我始终不渝的政治爱情！
1998年初，为了这份美丽的爱情，我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了南郑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的竞选，结果被汉中市国家安全局逮捕，不久便被汉中市地方法院盗用“人民”的名义判处我三年有期徒刑，使我成了中国当代史上因为竞选人民代表而被判刑的第一人！
2001年出狱后，我又继续从事民主人权活动，不料执政当局再次表现出它的野蛮性，于2002年底第三次加我以镣铐，并于2003年8月再次盗用“人民”的名义判我五年徒刑，并处剥夺三年政治权利！
这样，在从89学潮以来的二十年时间里，为了寻求民主、自由，为了我那美丽的政治爱情，我竟前后三次被执政当局赶进监狱，先后被十三所监狱（包括看守所）关押，失去人身自由比八年抗战时间还长。不仅如此，在监狱里，因为拒不认罪和抗拒改造等原因，我还先后被监狱当局关过四次禁闭，睡过十个月的水泥地板！
Oh,我的民主、自由！
Oh,我的那凄美无限的政治爱情！
（二）
但所有的打压都没有减少我对民主的热爱、哪怕一丝儿！
所有的磨难都没有摧毁掉我对自由的向往、哪怕一丝儿！
不仅没有一丝儿减少，而且相反，在经历了诸多的打压和磨难后，我对民主和自由的爱情更加浓烈了，因为我知道，得不到民主和自由，不仅我会经历那样多的苦难，而且我的孩子（尽管还没有）、我的邻居的孩子、我的朋友、同学、同事乃至一切中国公民的孩子（包括江泽民、胡锦涛的子孙）都有可能因为类似的制度性原因而去承受同样的灾难和磨难！
这是反人道的！
这是反人类常识的！
这样的苦难我们的下一代不应该再去承受！
这样的悲剧我们这一代必须演完！
也因此，我将继续自己的理想！我将继续自己的“爱情”！
（三）
2008年10月12日，我收到了《零八宪章》的征求意见稿，我是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看完这个文本的。我激动是因为《零八宪章》草案不仅勾起了我对既往苦难的回忆，而且在我内心身处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和共鸣。
《宪章》草案不仅总结了中国近代化以来的经验和教训，不仅揭露了“新中国”乃“党天下”的实质，不仅历数了执政党执政五十余年来所制造的人权灾难，而且直接剖析了中国社会“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的“政治现实”。尤其重要的是《宪章》起草人系统地重申了“六项基本理念”即“自由、人权、平等、民主、共和、宪政”，这使我想起了1989年我为游行队伍所扬起的大旗上面所写的八个大字——“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我想我在89年所提出的“八字宪法”与《宪章》草案的六项基本理念在精神上是完全相通的，只不过《宪章》草案更为系统地进行了理论解释和建构，有着更为缜密的政治哲学基础。
读罢《宪章》草案，我以拥抱恋人的态度热烈的拥抱了“她”，随后我积极的参与到《宪章》草案的讨论和修改中，最后在12月上旬我向《宪章》发起人表示愿意以“中国公民”的身份签上我的名字——尽管当时我还处在政治权利被剥夺的时期！
2008年12月10日，在《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六十周年的纪念日，由303位中国公民签署的《零八宪章》终于向全世界庄严公布。当我在网络上看到自己也成为首批签名人之一时，我的心里真是有些骄傲。不过，当看到发起人将我的身份说成是“作家”时，我的心里又感到十分的不安，我哪发表什么作品呀，我只不过是一个热衷于寻求理想的普通中国公民而已，说我“作家”，不仅使我有“滥竽充数”之嫌，就是警察先生也会笑话我的（果然，不几天时间，警方就对我进行了传唤，开口便是“哎呀，你现在成了‘大作家’呀……”把我弄了个面红耳赤……呵呵！）
尽管我的身份被搞错了，但我还是十分高兴，我感到在寻求理想的道路上我不仅不孤独，而且“同志们”越来越多，在此情况下，我咋能不为新诞生的《零八宪章》而激动呢？我咋能不为自己早已拥抱的理想和爱情而欢呼呢？！
（四）
马克思在草拟《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宣布“共产主义”象“幽灵”一样“徘徊在欧洲的上空”。的确，“共产主义”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折磨人类的“幽灵”，这个幽灵至今还在中国大地上游荡着、肆虐着。但是《零八宪章》一经诞生便如惊雷、如闪电、如旋风一样给游荡在中国的“共产主义幽灵”以沉重打击。在《零八宪章》面前，奉“共产主义”为圭臬的执政当局如临大敌，一阵手忙脚乱后，便开始了全局性的围追堵截——
先是拘押了《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刘晓波先生；
接着传唤了作为《宪章》主要发起人和起草人的张祖桦先生，并查抄了他的家；
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对《零八宪章》签署人进行了大面积的传唤和讯问。
同时调动大量“五毛党”人对互联网进行“信息”过滤和技术屏蔽（《零八宪章》初公布时，随便一个引擎搜索都会是成千上万条甚至几十、几百万条，但现在在“谷歌”中输入“零八宪章”词条，只有几百条相关信息且多为负面信息，而在“百度”网站中则连一条也搜不出来）。
不仅如此，各层各级各单位还或明或暗地开展了对《零八宪章》的清剿活动，秦晖、徐友渔、刘军宁等自由主义学者均分别“被谈话”或“内部警告”，北大法学院的头头甚至发邮件要求全院师生抵制《零八宪章》的影响。
到6月23号，北京地方当局更是明目张胆地正式逮捕了《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刘晓波先生！
但是——
但是当局的围追堵截和高压态势并未能阻止《零八宪章》的迅速传播，相反，自第一批303人签过名后，又有第二批409名、第三批519名、第四批1183名真名实姓的中国公民跟上来了……截止2009年10月2日，签名支持《零八宪章》的中国公民共有十六批，总计人数接近10000人。签名人中不仅有男性，也有女性；不仅有老人，也有学生、甚至是中学生；不仅有汉族人，也有少数民族人；不仅有高层知识界、文化界人士，也有下岗职工和进城农民工；不仅有持不同政见者、维权人士、宗教修炼者，也有中共党员、官场人士及军人；——犹如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先生所说的那样“《宪章》所提出的观点有着广泛的支持度”。
令人难忘的是，在这场伟大的签名运动中，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有许多人是在突破了重重心理障碍、克服了种种心理恐惧的情况下才完成签名“程序”的，如上海的波斯小昭（唐小昭）女士就经历了反复的心理斗争，最后经过一场“花若听见，花也溅泪；鸟若听见，鸟也惊心”的“嚎啕大哭”后，若凤凰涅磐、若浴火重生，毅然决然地在《零八宪章》上签署了自己的大名……！（参阅波斯小昭《大哭一场，签上我名》）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有的人不仅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且以不可抗拒的勇气走上街头宣传和散发《零八宪章》，及至被地方当局拘捕，如河南南阳的刘沙沙女士……
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程上，《零八宪章》正以其独特的风景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团结在她的旗帜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正以其罕见的动力和勇气在为这个古老的民族书写着新的历史、新的爱情和新的神话！
（五）
至于我，不用说，既然二十年前就拥抱了这份爱情，二十年后，我自然会更加热烈地拥抱这份爱情！
前面说过，《零八宪章》公布后，官方开始传唤所有能够找得到的签署人，我当然也未能“漏网”。不过，为了保护《宪章》的主要发起人，我始终保持自己“一问三不知”的既定方针。当然，由于自己是首批签名者，我无法说自己是从互联网上看到文本并签名的——而是说有无名人士将《零八宪章》发到我的邮箱里来征求签名的，我认为《宪章》代表了我的政治诉求，所以我便签了名；而对于所有其它问题如“谁是发起人？”、“谁起草的？”等等我一概回答“不知道！”
但是6月23日，北京地方当局对刘晓波先生的正式逮捕引起了我的巨大愤怒！
还在学生时代我就对刘晓波先生甚为尊敬。我读过他的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特别是他所写的《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给我的影响非常大（因为这本书，我本来特别敬仰的李泽厚先生开始在我心灵的圣殿上倒塌）。89学潮中，他以“广场四君子”之一的身份见证了当代中国最黑暗的一夜，六四之后，他被清洗……二十年来，他过着一种入狱、再入狱、被骚扰、再被骚扰的生活。但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刘先生始终不渝地在做着自己的批判、呐喊、牺牲、奋斗，这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真是“罕有其匹”的现象。
2008年12月9日，刘晓波先生又因为起草《零八宪章》而被北京当局拘捕——本来我以为当局在对他进行一段时间的监视居住后就会恢复他的人身自由，却想不到在进行了半年多时间的拘押后，当局依然罔顾民间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强大呼声，仍然对刘晓波先生执行了正式逮捕——呜呼，是可忍乎？！尤其，晓波先生是因为《零八宪章》被逮捕的，而《零八宪章》又是什么呢？她是我的“八字宪法”呀，她是我为之奋斗了将近二十年的“爱情”呀——当局要扼杀我的爱情，行吗？当然不行！为了我那美丽的爱情，我必须挺身而出——没有什么可商量的！
于是在今年6月29日和7月1日我分别在《博讯》和《民主中国》杂志上连发了两篇文章，我认为逮捕刘晓波就是逮捕《零八宪章》。在刘晓波先生被逮捕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每一个签署人都应该站出来去勇敢地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我呼吁所有的签署人都能够像圣雄甘地那样，以实际行动开展一场非暴力的“自请入狱”运动，从而证明我们与刘晓波先生的不可分割，证明我们对于《零八宪章》的爱情和忠诚！而为了方便当局对我的逮捕行动，我在文章的最后，特意公布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果然，文章刊出的第二天，穿着便衣的“国保”先生们便找上门来。在饭桌上，他们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我“脑子进水了，有毛病”，警告我说“这样下去很危险！”，我说：“你们也不用说多余话，直接逮捕我好了，我愿意为《零八宪章》付出任何代价！”想不到他们却说：“看把你玩的大的，你说逮捕你就逮捕你，你不让逮捕就不逮捕，你以为你是谁呀！”在他们“拒绝”逮捕的情况下，我之“抗议”无效，“自请入狱”行动也就只好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六）
窗外的天空正飘着羽毛似的雪花，今年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早，还没到正常供暖时间，就已经下了两场雪，而且是两场很威风、很暴虐的雪。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
不知正在牢狱受难的晓波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以我数度牢狱生活的经验，只能以“冷酷”二字加以总括。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古拉格群岛”是“苦难”的代名词，中国的劳改营也绝好不到哪儿去，甚至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更加疯狂的冷酷性和残酷性。不幸的是刘晓波先生现在正身临其境——正在承受由中国共产主义庞然大物所强加给他的铁血牢房，正在为《零八宪章》编织着一部不朽的传说！
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想到狱中的晓波，再看看摆在我面前桌子上的《零八宪章》，我感到自己的眼睛有些湿润，甚至，此时此刻，泪水竟然无声无息的顺着面颊淌下来……对于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来说，眼泪也许是不合适的，甚至会令人笑话的，但是谁又能否认得了这眼泪不是我的呢?谁又能否认得了我现在的心里很难受呢？没人，连上帝也不会否认的！想一想吧，在从“民主墙”至今的三十年多年时间里，有多少中华儿女在为这个国家的民主理想去坐牢、去流亡甚至直接付出生命的代价呢?!魏京生、徐文立、刘青、胡石根、王丹、秦永敏、王有才、胡佳、刘晓波等等等等，这个名单能列得完吗？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能不让人触目惊心吗？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能不让人黯然下泪吗？
但泪水是必须擦干的!
“革命”确未成功，我们必须“努力”！
擦干了眼泪，我再次拿起了《零八宪章》，再次翻阅了其中的六项“基本理念”和十九条“基本主张”，再一次感觉到了她的厚度和分量！
前几天我曾与友人一块去看望了曾被中共当局一口气关押了将近十八年的胡石根先生，在谈到《零八宪章》时，胡先生断然指出：“《零八宪章》绝不仅仅是一部历史文献！”的确，《宪章》绝不仅仅具有“历史文献”的意义，就如《权利法案》背后的故事是“光荣革命”、《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书写的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光辉历史一样，《零八宪章》必将开辟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新纪元！
尽管当局逮捕了刘晓波，并对《宪章》主要发起人的张祖桦先生给予常年的全天候监控，但这种政治高压并不能扼杀《宪章》的生命力，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宣布自己的信仰、尊严和承诺！
今天（11月13日）早晨，西安警方还给我打电话说想找我“聊聊”——电话那边说“能不能见个面，咱们交流交流”——有什么可“聊”的，有什么可“交流”的，无非是想了解我的动态，从而更好地控制我罢了。我想借此机会告诉警察先生：有时间的话多读会书，多研究一下200多年前的《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多研究一下60多年前的《世界人权宣言》和40多年前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多研究一下《零八宪章》，我可以免费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并免费充当这方面的顾问！若要问我将来有何打算，我也会坦诚相告：开展《宪章》运动，将“爱情”进行到底！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在《零八宪章》面前，我的曾经的政治爱情，不仅获得了新的形式，而且必将增添新的内容。我相信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中国——也是我的那古老的祖国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必将开辟出骄傲于整个人类的光辉前景!
2009.11.13.
2009年7月1日星期三
赵常青：逮捕刘晓波就是逮捕《零八宪章》！
（本文首发于《民主中国》2009.7.1.）
逮捕刘晓波就是逮捕《零八宪章》！
——就刘晓波先生被捕事件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紧急呼吁！
中国公民 赵常青
中共中央：
惊悉北京市地方当局在中国共产党诞生88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60周年的前夕，悍然于6月23日将已失去自由半年多时间的著名学者刘晓波先生加以正式逮捕，并冠之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笔者感到特别的震惊，这使全世界再次见证了中国社会“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法律而无法治”的现实！笔者认为逮捕刘晓波就是逮捕《零八宪章》，逮捕《零八宪章》便是对8000中国联署人及其背后数万乃至数亿中国公民的漠视和蔑视，在此情况下，基于中国公民的道德良知和正义立场，笔者不得不就北京地方当局的这一重大的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事件向中共中央作出如下紧急呼吁：
第一，北京地方当局指控刘晓波的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其主要罪证便是刘晓波参与起草了《零八宪章》。不错，刘晓波先生是《零八宪章》众多参与者之一，但是与所有已签名认可《零八宪章》的8000中国公民一样，刘晓波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根本不是为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恰恰相反，《零八宪章》及其起草人、连署人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政权，是在总结近现代中国前进历程中的无数悲剧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理性的提出了六项“基本理念”（即“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和十九条“基本主张”，其核心价值只有四个字，那就是“民主”和“人权”。笔者没有忘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2006年4月在耶鲁大学面对全世界的演讲，他说：“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认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我也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笔者也没有忘记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先生在2007年3月16日回答法国《世界报》记者提问时关于“普世价值”的演讲，他说：“社会主义与民主、法治不是相背离的，也就是说不是相互矛盾的，我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既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都先后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民主价值观”，表达了民主改革的意向，而《零八宪章》只是更系统、更具体地阐明了这种民主价值观和普世价值观，如果因此，北京地方当局便将参与起草《宪章》的刘晓波先生逮捕入狱，认为刘晓波以宣扬民主和普世价值观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话，那么北京地方当局是否也应该将宣扬民主和普世价值观的共和国主席和共和国总理以同样的罪名逮捕入狱呢？如果北京地方当局认为中共领袖们倡议“民主”和“普世价值”是正确的话（当然是正确的！），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应该同样宣布刘晓波先生是无罪的，并以国家和政府的名义向刘晓波先生致以深深的歉意和崇高的敬意——这是笔者的第一条紧急呼吁！
第二，《世界人权宣言》虽然是中华民国政府参与起草并签署的国际性文件，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显然是尊重和肯定这一伟大的国际性文献的。2008年12月，中国人权研究会在北京举行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座谈会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在致人权研究会的信中说：“联合国在60年前发表的《世界人权宣言》，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对推进世界人权事业的共同愿望，对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正因此，中国政府才先后于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以《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的两个国际性人权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还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也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念的重要原则庄严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而《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十九条均明确载明“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这是什么意思呢？说穿了，一句话，便是国家公民具有“言论自由权”。既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充分肯定和尊重《世界人权宣言》以及两个相关的《国际人权公约》的人权保护原则，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自然也应该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保护，现在，刘晓波先生却因参与起草《零八宪章》、行使《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却遭到北京地方当局的逮捕，这难到不是对共产党领袖和中国政府的严重挑战吗？我们认为北京地方当局以言治罪刘晓波先生的行为是非常荒谬的，这不仅是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蔑视，也是对共产党领袖和中国政府的蔑视，也因此，笔者强烈要求北京地方当局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尽快归还刘晓波先生以国家公民的一切合法权利。
第三，撇开《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不谈，我们自己制定的最高大法总是应该不打折扣的执行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六大公民权利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出来的共和国最高大法的严肃规定，既然最高大法规定了人民的言论自由权，那么刘晓波先生在以法行使自己言论自由权的时候，就不应该受到北京地方当局的无理惩罚，这种惩罚不仅是非常违宪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也因此，笔者强烈要求北京地方当局赶快进行自我纠错，还刘晓波先生作为国家公民的一切合法权利，更何况——
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7条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宪法》第41条更是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在此《宪法》指导下，哪怕刘晓波先生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中确实有对国家和国家机关的批评，那也只是行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一项公民权利而已，谈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呢？更何况，我在前面早就说过，包括刘晓波先生在内的由8000中国公民参与联署的《零八宪章》其目的就是呼吁执政党和中国政府正视中国社会危机四伏的现实，呼吁执政党和中国政府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早日启动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和梦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认为参与起草《零八宪章》的刘晓波先生不仅不是国家和民族的罪人，反而是一个非常优秀和光荣的中国公民！正因此，笔者第四次重申北京地方当局赶快释放刘晓波先生，还刘晓波先生以一个国家公民的全部合法权利！
中共中央， 笔者高度认同贵党十三大所提出的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之目标，也同样认同贵党领袖所提出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构想。笔者认为参与起草《零八宪章》的刘晓波先生及所有支持和认同《零八宪章》的中国公民都没有偏离“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方向，甚至笔者认为《零八宪章》更好地代表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代表了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正因此，笔者提请中共中央在建国60周年到来之际，能够高瞻远瞩、顺乎民意民心，妥善解决北京地方当局对刘晓波先生的人权迫害，早日责令北京地方当局及时纠错，还刘晓波先生以国家公民的全部权利和自由，并团结朝野一切力量适时启动以《零八宪章》为基础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共同推动一个伟大的、民主、自由、宪政的“新中国”的到来，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贵党及其领袖们也自然幸甚至哉！
子规半夜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笔者期望着、等待着……!
人民也在期望着、等待着……!
中国公民：赵常青
2009.7.1.
逮捕刘晓波就是逮捕《零八宪章》！
——就刘晓波先生被捕事件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紧急呼吁！
中国公民 赵常青
中共中央：
惊悉北京市地方当局在中国共产党诞生88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60周年的前夕，悍然于6月23日将已失去自由半年多时间的著名学者刘晓波先生加以正式逮捕，并冠之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笔者感到特别的震惊，这使全世界再次见证了中国社会“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法律而无法治”的现实！笔者认为逮捕刘晓波就是逮捕《零八宪章》，逮捕《零八宪章》便是对8000中国联署人及其背后数万乃至数亿中国公民的漠视和蔑视，在此情况下，基于中国公民的道德良知和正义立场，笔者不得不就北京地方当局的这一重大的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事件向中共中央作出如下紧急呼吁：
第一，北京地方当局指控刘晓波的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其主要罪证便是刘晓波参与起草了《零八宪章》。不错，刘晓波先生是《零八宪章》众多参与者之一，但是与所有已签名认可《零八宪章》的8000中国公民一样，刘晓波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根本不是为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恰恰相反，《零八宪章》及其起草人、连署人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政权，是在总结近现代中国前进历程中的无数悲剧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理性的提出了六项“基本理念”（即“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和十九条“基本主张”，其核心价值只有四个字，那就是“民主”和“人权”。笔者没有忘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2006年4月在耶鲁大学面对全世界的演讲，他说：“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认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我也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笔者也没有忘记共和国总理温家宝先生在2007年3月16日回答法国《世界报》记者提问时关于“普世价值”的演讲，他说：“社会主义与民主、法治不是相背离的，也就是说不是相互矛盾的，我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既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都先后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民主价值观”，表达了民主改革的意向，而《零八宪章》只是更系统、更具体地阐明了这种民主价值观和普世价值观，如果因此，北京地方当局便将参与起草《宪章》的刘晓波先生逮捕入狱，认为刘晓波以宣扬民主和普世价值观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话，那么北京地方当局是否也应该将宣扬民主和普世价值观的共和国主席和共和国总理以同样的罪名逮捕入狱呢？如果北京地方当局认为中共领袖们倡议“民主”和“普世价值”是正确的话（当然是正确的！），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应该同样宣布刘晓波先生是无罪的，并以国家和政府的名义向刘晓波先生致以深深的歉意和崇高的敬意——这是笔者的第一条紧急呼吁！
第二，《世界人权宣言》虽然是中华民国政府参与起草并签署的国际性文件，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显然是尊重和肯定这一伟大的国际性文献的。2008年12月，中国人权研究会在北京举行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座谈会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在致人权研究会的信中说：“联合国在60年前发表的《世界人权宣言》，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对推进世界人权事业的共同愿望，对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正因此，中国政府才先后于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以《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的两个国际性人权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还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也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念的重要原则庄严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而《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十九条均明确载明“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这是什么意思呢？说穿了，一句话，便是国家公民具有“言论自由权”。既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充分肯定和尊重《世界人权宣言》以及两个相关的《国际人权公约》的人权保护原则，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自然也应该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保护，现在，刘晓波先生却因参与起草《零八宪章》、行使《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却遭到北京地方当局的逮捕，这难到不是对共产党领袖和中国政府的严重挑战吗？我们认为北京地方当局以言治罪刘晓波先生的行为是非常荒谬的，这不仅是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蔑视，也是对共产党领袖和中国政府的蔑视，也因此，笔者强烈要求北京地方当局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尽快归还刘晓波先生以国家公民的一切合法权利。
第三，撇开《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不谈，我们自己制定的最高大法总是应该不打折扣的执行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六大公民权利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出来的共和国最高大法的严肃规定，既然最高大法规定了人民的言论自由权，那么刘晓波先生在以法行使自己言论自由权的时候，就不应该受到北京地方当局的无理惩罚，这种惩罚不仅是非常违宪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也因此，笔者强烈要求北京地方当局赶快进行自我纠错，还刘晓波先生作为国家公民的一切合法权利，更何况——
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7条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宪法》第41条更是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在此《宪法》指导下，哪怕刘晓波先生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中确实有对国家和国家机关的批评，那也只是行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一项公民权利而已，谈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呢？更何况，我在前面早就说过，包括刘晓波先生在内的由8000中国公民参与联署的《零八宪章》其目的就是呼吁执政党和中国政府正视中国社会危机四伏的现实，呼吁执政党和中国政府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早日启动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和梦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认为参与起草《零八宪章》的刘晓波先生不仅不是国家和民族的罪人，反而是一个非常优秀和光荣的中国公民！正因此，笔者第四次重申北京地方当局赶快释放刘晓波先生，还刘晓波先生以一个国家公民的全部合法权利！
中共中央， 笔者高度认同贵党十三大所提出的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之目标，也同样认同贵党领袖所提出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构想。笔者认为参与起草《零八宪章》的刘晓波先生及所有支持和认同《零八宪章》的中国公民都没有偏离“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方向，甚至笔者认为《零八宪章》更好地代表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代表了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正因此，笔者提请中共中央在建国60周年到来之际，能够高瞻远瞩、顺乎民意民心，妥善解决北京地方当局对刘晓波先生的人权迫害，早日责令北京地方当局及时纠错，还刘晓波先生以国家公民的全部权利和自由，并团结朝野一切力量适时启动以《零八宪章》为基础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共同推动一个伟大的、民主、自由、宪政的“新中国”的到来，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贵党及其领袖们也自然幸甚至哉！
子规半夜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笔者期望着、等待着……!
人民也在期望着、等待着……!
中国公民：赵常青
2009.7.1.
2009年6月28日星期日
赵常青：强烈抗议北京当局对刘晓波先生的正式逮捕！
（本文首发于《博讯》2009.6.29.）
我们每一个签署人都是《零八宪章》!
我们每一个签署人都是刘晓波！
——强烈抗议北京当局对刘晓波先生的正式逮捕！
中国西安 赵常青
因有事回老家住了几天，了事完毕，昨日回到西安，却惊悉刘晓波先生已于6月23日被北京当局正式逮捕！当局对刘先生指控的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主要罪证便是刘晓波起草了《零八宪章》。
真遗憾，这不过是又一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可耻司法案例，不过是又一起光天化日之下的民意强奸哪！
2008年12月10日，在张祖桦、刘晓波先生的积极推动下，303位中国公民集体签名公布了《零八宪章》，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历史性文献。《宪章》公布后在海内外引起热烈反响。截至今年5月底，先后共有八批总计8000多位中国各界公民公开签名表示支持并捍卫《宪章》所宣示的六项“基本理念”和十九条“基本主张”，国内外多位政界及学界人士纷纷撰文表示对《宪章》的理解和认同，如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哈维尔先生就在《华尔街日报》发文说：“最初的三百多名连署人来自全中国的各行各业，这表明《宪章》所提出的观点有着广泛的支持度”。前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政治秘书鲍彤先生则撰文说：“我们的国家不是中华帝国、中华官国，也不是中华党国，他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章》的理念、主张和呼吁，无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宪法》的本义和延伸，套用毛泽东的语言，就是叫做‘题中应有之义’，既使其中有一百处不完美不准确的缺陷，也丝毫无损于宪章的合法性。”而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则公开质问——“称《零八宪章》的签名者‘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有什么法理上的根据？《零八宪章》的哪一条、哪一款、那一段文字的内容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围？”清华大学思想泰斗秦晖先生虽然没有签署《零八宪章》,但他也在《亚洲周刊》上公开著文声明说：“我并未签署《零八宪章》，说我签了那是误传，但是《宪章》的主要精神和诉求我是赞同的。”好了，不用再列举更多的支持者的论证了，我相信所有已经签署了《零八宪章》的8000中国公民都是《零八宪章》的主人和呵护人，我相信更多因各种原因而暂时未能签署姓名的数万乃至数万万中国公民都会是《零八宪章》的主人和呵护人！
可笑的是中国执政当局居然被《零八宪章》吓破了胆，不仅首先软禁了《宪章》起草人之一的刘晓波先生，不仅抄了《宪章》主要发起人、起草人张祖桦先生的私宅，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传唤包括我在内的《零八宪章》签署人，而且，在非法软禁了刘晓波先生半年多时间后，竟然再次逮捕了刘晓波先生——北京当局的这种国家恐怖行为不仅是对国际社会批评与谴责的无视与蔑视，更是对广大中国公民群体正义诉求的蔑视与敌视。正如徐友渔先生所庄严宣告的那样：“这是一场真正的爱国者与反对国家的人的较量，有人想把中国的合法公民变成唯唯诺诺、俯首帖耳的公民，妄图强加给他们可怕的、莫须有的罪名，有人要把祖国忠诚的儿女打成国家的敌人！”
但是，我想警告北京当局，要把我们“打成国家的敌人”是很困难的，或者很干脆的说：你们根本就做不到，不仅仅因为地球上的“共产主义幽灵”正日趋堕落和没落，更重要的是因为正义与真理永远不以强权政治的意志为转移，她永远栖居在人民的心中，有民谣说“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因此，千万不要蔑视人民，千万不要因为仇视人民心中的正义和真理而不自觉地堕落为人民的敌人！
当然，你们掌握着国家机器，你们可以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地对祖国儿女加以逮捕和判刑，但那又有什么用呢？2003年8月4日当西安市中级法院的法官们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我五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的时候，知道我是怎么回答的吗？我对着道貌岸然的法官们、对着前来监听并给我录像的国保警官们庄严地说：
“你们可以把我、把追求民主和人权的中国公民赶进监狱，但你们却无法把中国的民主事业也赶进监狱，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来从事这一伟大的事业的！”
我想我2003年8月说的这番话是一点也没有错的。2004年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维权事件啊——孙志刚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厦门反污染事件、瓮安事件、的哥事件、陇南事件乃至于前不久才告一段落的邓玉娇事件，这哪一桩维权事件不牵动着千千万万的人民的心呢，哪一桩事件的最终结局不宣示着“庶民的胜利”、真理和正义的胜利呢。而这些具体的维权个案，难道不正是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铢积寸累”吗？维权事业的现状和未来难道不正是中国民主事业的现状和未来吗？我为这样的现状而欢呼，因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不仅没有被你们赶进监狱，而且正以星火燎原之势燃烧着腐败政体掩盖下的每一个黑暗肮脏的角落！
现在，你们又将刘晓波先生逮捕了，你们以为将刘晓波先生逮捕了，就可以将宪章运动和中国的民主事业也赶进看守所和监狱了，那是非常可笑的自欺欺人之事！前面说过《零八宪章》的公开签署人有8000呢，仅首批签署人就达303人呢——都逮捕吗？请便！我也是首批签署人之一呢——坦白地说，我不仅是首批签署人，我还直接参与了《零八宪章》的讨论和修改呢，更坦白地说，《零八宪章》的“结语”部分基本上还保留着我撰写的内容呢，请看2008年10月17日我提交给《零八宪章》主要发起人的“结语”原稿——
“我们认为，一个伟大的现代化国家的崛起，不仅仅需要国家层面上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不仅仅需要生产力与综合国力的GDP扩张，更需要确立以自由、平等与人权为核心立国基石，并以民主、共和、宪政为基本政治构架的制度保障，从而促进国家公民的良好生存与发展，保障国家公民作为人类所应该享有的自由、幸福和尊严。
民主潮流，浩浩荡荡，
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之一，应该率先垂范，从各个方面都创建出瞩目于全人类的骄傲，但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一党独大的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因此而造成种种的灾难、悲剧和危机，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公民的生命质量，并影响到中华民族对于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文明创造——这一局面必须得到尽快的改变！
为此，我们本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草此《〇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有着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分轩轾，都能够积极参与到以此《宪章》为共识的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变革，早日建设出一个伟大的、民主、自由、宪政的新国家，实现近代以来国人追求百余年的光荣与梦想，创造出中华民族骄傲于人类的文明、灿烂与辉煌！ ”
除“结语”部分外，还有十余处我也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有些被采纳、有些没有被采纳，其中《宪章》初稿第十八条的部分内容是“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章的架构下建立起一个中华政治共同体”，我在讨论中认为“中华政治共同体”不符合中国人对“国家”概念的惯性思维和审美情趣，因而坚持要将“中华政治共同体”这一概念改为“中华共和国联邦”，幸运的是《宪章》发起人基本认可了这一意见，最后定稿将之表述为“在民主宪章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现在，北京当局以刘晓波先生起草《零八宪章》为理由将之逮捕，我想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刘晓波先生可能只是《宪章》起草人之一，文本内容参与者多多，至少我也是参与者，为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我提醒有关方面也以上述“口供”为证据，早点将我加以逮捕吧，但同时，我也提醒执政当局，逮捕刘晓波是没有用的，逮捕我也是没有用的，逮捕任何人都无法将中国的民主事业赶进监狱，相反，中国民主事业将会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开辟出一个万马千军、凯歌行进的新时代！
最后，我郑重呼吁所有签名支持《零八宪章》的中国公民紧急行动起来，肩负起我们对于《零八宪章》的光荣承诺和神圣责任，不要将属于我们的责任推卸到刘晓波先生身上，不要将属于我们的责任推卸到张祖桦先生身上，不要将属于我们自己的责任推卸到任何别人的身上，我认为我（们）每一个签署人就是《零八宪章》!我们每一个签署人都是刘晓波，如果执政当局能够悬崖勒马、无罪释放刘晓波，并以此为契机重启中共十三大所提出的“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积极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若执政当局一意孤行、坚持反民主、反人民的错误立场，坚持判刘晓波先生入狱受罪，则让我们——所有的宪章派中国公民以印度的甘地先生为榜样，以非暴力的和平抗争方式开展一场捍卫《宪章》、捍卫民主的“自请入狱运动”，以实际行动肩负起我们对于《零八宪章》的光荣责任，以实际行动捍卫我们作为中国公民和世界公民的人格和尊严！
附：为方便有关方面对我的传唤或逮捕，我特此公布自己的电话如下：
手机：150，290，89622
座机：029—8624，2357
2009-6-28．于西安
我们每一个签署人都是《零八宪章》!
我们每一个签署人都是刘晓波！
——强烈抗议北京当局对刘晓波先生的正式逮捕！
中国西安 赵常青
因有事回老家住了几天，了事完毕，昨日回到西安，却惊悉刘晓波先生已于6月23日被北京当局正式逮捕！当局对刘先生指控的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主要罪证便是刘晓波起草了《零八宪章》。
真遗憾，这不过是又一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可耻司法案例，不过是又一起光天化日之下的民意强奸哪！
2008年12月10日，在张祖桦、刘晓波先生的积极推动下，303位中国公民集体签名公布了《零八宪章》，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历史性文献。《宪章》公布后在海内外引起热烈反响。截至今年5月底，先后共有八批总计8000多位中国各界公民公开签名表示支持并捍卫《宪章》所宣示的六项“基本理念”和十九条“基本主张”，国内外多位政界及学界人士纷纷撰文表示对《宪章》的理解和认同，如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哈维尔先生就在《华尔街日报》发文说：“最初的三百多名连署人来自全中国的各行各业，这表明《宪章》所提出的观点有着广泛的支持度”。前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政治秘书鲍彤先生则撰文说：“我们的国家不是中华帝国、中华官国，也不是中华党国，他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章》的理念、主张和呼吁，无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宪法》的本义和延伸，套用毛泽东的语言，就是叫做‘题中应有之义’，既使其中有一百处不完美不准确的缺陷，也丝毫无损于宪章的合法性。”而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则公开质问——“称《零八宪章》的签名者‘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有什么法理上的根据？《零八宪章》的哪一条、哪一款、那一段文字的内容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围？”清华大学思想泰斗秦晖先生虽然没有签署《零八宪章》,但他也在《亚洲周刊》上公开著文声明说：“我并未签署《零八宪章》，说我签了那是误传，但是《宪章》的主要精神和诉求我是赞同的。”好了，不用再列举更多的支持者的论证了，我相信所有已经签署了《零八宪章》的8000中国公民都是《零八宪章》的主人和呵护人，我相信更多因各种原因而暂时未能签署姓名的数万乃至数万万中国公民都会是《零八宪章》的主人和呵护人！
可笑的是中国执政当局居然被《零八宪章》吓破了胆，不仅首先软禁了《宪章》起草人之一的刘晓波先生，不仅抄了《宪章》主要发起人、起草人张祖桦先生的私宅，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传唤包括我在内的《零八宪章》签署人，而且，在非法软禁了刘晓波先生半年多时间后，竟然再次逮捕了刘晓波先生——北京当局的这种国家恐怖行为不仅是对国际社会批评与谴责的无视与蔑视，更是对广大中国公民群体正义诉求的蔑视与敌视。正如徐友渔先生所庄严宣告的那样：“这是一场真正的爱国者与反对国家的人的较量，有人想把中国的合法公民变成唯唯诺诺、俯首帖耳的公民，妄图强加给他们可怕的、莫须有的罪名，有人要把祖国忠诚的儿女打成国家的敌人！”
但是，我想警告北京当局，要把我们“打成国家的敌人”是很困难的，或者很干脆的说：你们根本就做不到，不仅仅因为地球上的“共产主义幽灵”正日趋堕落和没落，更重要的是因为正义与真理永远不以强权政治的意志为转移，她永远栖居在人民的心中，有民谣说“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因此，千万不要蔑视人民，千万不要因为仇视人民心中的正义和真理而不自觉地堕落为人民的敌人！
当然，你们掌握着国家机器，你们可以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地对祖国儿女加以逮捕和判刑，但那又有什么用呢？2003年8月4日当西安市中级法院的法官们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我五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的时候，知道我是怎么回答的吗？我对着道貌岸然的法官们、对着前来监听并给我录像的国保警官们庄严地说：
“你们可以把我、把追求民主和人权的中国公民赶进监狱，但你们却无法把中国的民主事业也赶进监狱，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来从事这一伟大的事业的！”
我想我2003年8月说的这番话是一点也没有错的。2004年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维权事件啊——孙志刚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厦门反污染事件、瓮安事件、的哥事件、陇南事件乃至于前不久才告一段落的邓玉娇事件，这哪一桩维权事件不牵动着千千万万的人民的心呢，哪一桩事件的最终结局不宣示着“庶民的胜利”、真理和正义的胜利呢。而这些具体的维权个案，难道不正是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铢积寸累”吗？维权事业的现状和未来难道不正是中国民主事业的现状和未来吗？我为这样的现状而欢呼，因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不仅没有被你们赶进监狱，而且正以星火燎原之势燃烧着腐败政体掩盖下的每一个黑暗肮脏的角落！
现在，你们又将刘晓波先生逮捕了，你们以为将刘晓波先生逮捕了，就可以将宪章运动和中国的民主事业也赶进看守所和监狱了，那是非常可笑的自欺欺人之事！前面说过《零八宪章》的公开签署人有8000呢，仅首批签署人就达303人呢——都逮捕吗？请便！我也是首批签署人之一呢——坦白地说，我不仅是首批签署人，我还直接参与了《零八宪章》的讨论和修改呢，更坦白地说，《零八宪章》的“结语”部分基本上还保留着我撰写的内容呢，请看2008年10月17日我提交给《零八宪章》主要发起人的“结语”原稿——
“我们认为，一个伟大的现代化国家的崛起，不仅仅需要国家层面上的经济发展与繁荣，不仅仅需要生产力与综合国力的GDP扩张，更需要确立以自由、平等与人权为核心立国基石，并以民主、共和、宪政为基本政治构架的制度保障，从而促进国家公民的良好生存与发展，保障国家公民作为人类所应该享有的自由、幸福和尊严。
民主潮流，浩浩荡荡，
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之一，应该率先垂范，从各个方面都创建出瞩目于全人类的骄傲，但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一党独大的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因此而造成种种的灾难、悲剧和危机，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公民的生命质量，并影响到中华民族对于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文明创造——这一局面必须得到尽快的改变！
为此，我们本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草此《〇八宪章》，我们希望所有有着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分轩轾，都能够积极参与到以此《宪章》为共识的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变革，早日建设出一个伟大的、民主、自由、宪政的新国家，实现近代以来国人追求百余年的光荣与梦想，创造出中华民族骄傲于人类的文明、灿烂与辉煌！ ”
除“结语”部分外，还有十余处我也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有些被采纳、有些没有被采纳，其中《宪章》初稿第十八条的部分内容是“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章的架构下建立起一个中华政治共同体”，我在讨论中认为“中华政治共同体”不符合中国人对“国家”概念的惯性思维和审美情趣，因而坚持要将“中华政治共同体”这一概念改为“中华共和国联邦”，幸运的是《宪章》发起人基本认可了这一意见，最后定稿将之表述为“在民主宪章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现在，北京当局以刘晓波先生起草《零八宪章》为理由将之逮捕，我想这是不公平的，因为刘晓波先生可能只是《宪章》起草人之一，文本内容参与者多多，至少我也是参与者，为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我提醒有关方面也以上述“口供”为证据，早点将我加以逮捕吧，但同时，我也提醒执政当局，逮捕刘晓波是没有用的，逮捕我也是没有用的，逮捕任何人都无法将中国的民主事业赶进监狱，相反，中国民主事业将会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开辟出一个万马千军、凯歌行进的新时代！
最后，我郑重呼吁所有签名支持《零八宪章》的中国公民紧急行动起来，肩负起我们对于《零八宪章》的光荣承诺和神圣责任，不要将属于我们的责任推卸到刘晓波先生身上，不要将属于我们的责任推卸到张祖桦先生身上，不要将属于我们自己的责任推卸到任何别人的身上，我认为我（们）每一个签署人就是《零八宪章》!我们每一个签署人都是刘晓波，如果执政当局能够悬崖勒马、无罪释放刘晓波，并以此为契机重启中共十三大所提出的“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积极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若执政当局一意孤行、坚持反民主、反人民的错误立场，坚持判刘晓波先生入狱受罪，则让我们——所有的宪章派中国公民以印度的甘地先生为榜样，以非暴力的和平抗争方式开展一场捍卫《宪章》、捍卫民主的“自请入狱运动”，以实际行动肩负起我们对于《零八宪章》的光荣责任，以实际行动捍卫我们作为中国公民和世界公民的人格和尊严！
附：为方便有关方面对我的传唤或逮捕，我特此公布自己的电话如下：
手机：150，290，89622
座机：029—8624，2357
2009-6-28．于西安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