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常青：“通过民主来解决腐败问题和不平等问题！”——“天安门大爷”张燕生采访记

本文首发于《民主中国》2010.2.15.

“通过民主来解决腐败问题和不平等问题！”

——“天安门大爷”张燕生采访记

赵常青

“天安门大爷”这个概念好像是“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会长孙立勇先生最早叫出来的，就像“天安门母亲”的概念有着特定的内涵与外延一样，“天安门大爷”是特指在1989年为声援学生和保护学生而被当局以所谓“打砸抢烧”等罪名逮捕入狱的北京市民们，他们不仅在当年遭遇到严重的身体摧残，而且承担了包括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包括死缓）在内的惩罚。就他们对89民主运动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来说，“天安门大爷”的称呼是当之无愧的。本文所要谈及的张燕生先生便是这些“大爷”中的一位。

张燕生，男，祖籍山东，1967年出生于北京，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展览馆工作，工作轻松，收入稳定。如果没有1989年的残酷遭遇的话，人生的轨迹也许就跟大多数北京市民一样，早过上一种舒适温暖的“小康”生活了。但是他碰上了1989年，碰上了“人民军队”进城镇压“人民”这件事——“那怎么能行？！”于是他像一个真正的“人民卫士”一样冲到了保卫学生、保卫“人民”的“最前线”……

结果，他被当局处以“无期徒刑”赶进大牢……

2010年元月29日，在一家小茶馆，笔者见到张燕生，我们的交流开门见山——就从89年的悼胡运动开始……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烈火：1989年4月15日，因胡耀邦逝世在北京引发了一场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这场运动迅速波及全国。你作为一名北京青年，在学潮起来的时候是怎样反应的？

燕生：1989年我22岁，和你们学生一样，正处于一种血气方刚的年龄，因此当学潮发生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好！”。

烈火：为什么说“好”呢？

燕生：因为当时国家存在着许多让老百姓反感的问题，比如说“官倒”呀、腐败呀，我作为老百姓中的一员，当然对这些问题也是不满的，所以学生起来闹学潮的时候，我就站出来支持学生了。

烈火：但学生首先是起来悼念胡耀邦，你当时对胡耀邦是怎样认识的？

燕生：胡耀邦人很不错。我虽然了解不多，但我知道他很开明，而且他是因为“自由化”问题被老邓赶下台的，我认为这对于胡耀邦来说是很委屈、很不公平的事，所以学生去广场悼念胡耀邦，要求为他平反，这是很好的事。而且4月22 号的追悼会我也去广场参加了，就当时的心情来说，说不清是一种悲愤还是一种抗议，也许两者都有吧。

烈火：追悼会结束以后不久，《人民日报》发了一篇社论，题目叫《要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估计你当时也注意到了这篇社论，看到这篇社论后，你当时有什么想法？

燕生：我觉得“上面”太缺乏智慧了，这不是火上浇油吗？我当时就估计学生不干了，肯定不干了，“动乱”是个啥概念呀，能随便用吗？

烈火：你说得很对，当时的学生特别反感这个社论，所以在第二天，也就是4月27号，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游行，到五月中旬，学潮进一步升级，学生到广场静坐、绝食，学生的静坐绝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广大的北京市民也纷纷起来声援支持学生，请问你当时做了些什么事？

燕生：我当时经常去广场了解情况，5月13号学生开始绝食静坐以后，广场学生一天比一天增多，尤其是外地来北京声援的学生越来越多，广场可以说是人山人海、非常拥挤，而且外地学生来北京以后还直接面临着生活问题，没吃、没喝、住露天地，生活卫生条件非常差，在这种情况下，我和许多北京市民一样，开始自发的对学生进行各种各样的支援活动，当时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相互动员往广场送什么包子呀、烙饼呀、水呀、大衣呀、饮料呀，总之，能送什么就送什么，就是想帮助学生解决一些很现实、很实际的问题。


我认为学生反腐败是特别正确的。

烈火：你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要去做这种支援？

燕生：因为我觉得学生做得对，是正确的。

烈火：能不能说具体一些？

燕生：学生反腐倡廉、反腐败当然正确。你看当官的儿子依靠特权开公司、走私，一倒腾就是一大堆钱；而老百姓辛辛苦苦上班，累死累活也就那么一点死工资，不够人家一个零头，这叫人心里怎么平衡呢？因为他们利用特权将国家资源、将公共资源倒腾到自己腰包里去了，这不是腐败是什么？不反腐败，老百姓就要一直吃亏下去，这当然是不合理的。所以我认为学生反腐败是特别正确的。

烈火：就你当时的思考来说，你认为咱们这个国家到底应该向哪个方向前进？

燕生：思考过，别看我文化不高，这个问题还真是思考过，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应该是民主的。

烈火：“应该是民主的”，什么意思？

燕生：也就是说，从现实层面上讲，我们这个国家是缺乏民主的，是缺乏自由和人权的，也因此才导致官场的严重腐败。因此，国家应该通过改革走向民主，通过民主来解决腐败问题和不平等问题。

不让他们进去镇压学生。

烈火：89年5月19号晚上，李鹏发布《戒严令》，宣布从5月20号凌晨开始在首都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你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燕生：听到戒严令后，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感到他们要对学生下手了，要对民主运动开始镇压了。我就觉得政府又把事情办错了，调集军队只能激化矛盾，正确的做法是政府应该正视学生提出的系列问题，应该平心静气的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镇压。镇压是不对的。

烈火：在做了这样的心理判断后，你又做了些什么事？

燕生：因为我们家就在车公庄附近，听说部队要进城了，市民们也都自发的起来了。在市郊的各个路口进行阻击工作。我和另外一些人就骑着摩托车到处查看哪里有军车、哪里有军队，然后互相通知邻里、街坊、朋友，便开始设路障，堵军车，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军队进城。有些人干脆就把附近的公交车推过来，放到交通要道处，这样军队就被挡在外面了。

烈火：你当时参加过什么组织没有？比如说“飞虎队”、“工自联”一类的工人组织？

燕生：这个没有。我们当时是自发的，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

烈火：你当时为什么要去堵军车呢？因为军队向市中心的挺进是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下的命令。

燕生：我当时也想过，他们会不会就是做做样子——难倒人民军队真要镇压人民吗？我心里确实怀疑过。但因为军队就在面前，顾不得细想，觉得还是要把他们堵在外面，不让他们进城。同时也想通过我们的喊话、通过我们的说服工作，使当兵的能够明白：不要盲目的执行上面的命令，因为上面的命令是错误的。你们（当兵的）应该回去。拦住他们就是想让他们掉转头回去，不让他们进去镇压学生。

烈火：在拦阻军车的过程中，你们和当兵的是一种面对面的情景，那么你们具体的和他们做了哪些交涉？他们又是怎样回应的？能不能将当时的互动情况谈一谈？

燕生：当兵的其实全是一帮小孩，我们问他们“到北京来干嘛？”他们回答说“拉练”，我们说，怕不是吧，你们怕是去天安门镇压学生吧，学生是反腐败、求民主的，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共同利益的，你们进去镇压合适吗？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执行上面的命令。有一些老头、老太太也在那里参加拦堵军车的事情，就劝他们说，孩子呀，拍着良心想一想吧，端着枪去镇压自己的兄弟姊妹、去镇压那些为了国家社会进步的大学生，那是要不得的，保不准大学生里面就有你们自己的亲人呢，你们能对着自己人开枪吗？回去吧！那些当兵的情绪好像受到了一些感染，但他们也没有后退，而是呆到车上不下来。就那样，士兵们被围堵在那里，看到他们的给养也供应不上，我们市民们又给当兵的送水、送食品，怕他们也饿着。

烈火：这真让人感动。那么，在你们的劝阻下当时有没有当兵的往后退的情况？

燕生：也有，他们的头说，那我们不去天安门了，我们回吧。于是他们后撤，但我们又不放心，害怕他们搞欺诈，便继续采取了尾追的方式近距离包围他们，他们走到哪我们跟到哪。如有一部分当兵的就撤到位于车公庄的新华印刷厂里面去了。于是，我们就在印刷厂的门口围着。觉得唯如此，广场才会更安全些。

烈火：那么在你们当时围堵军车的时候，地方政府比如说像街道办、警察他们是否来找过你们麻烦，说你们不该了？

燕生：没有，当时没有任何人来制止我们。

烈火：你们当时和当兵的发生暴力冲突没有？

燕生：没有，双方处于和平对峙状态，我们也没有进行暴力攻击，当兵的当时也很规矩。

市民们用砖头瓦块进行回击

烈火：你围堵军车做士兵工作持续了多长时间？

燕生：一直到六月初。

烈火：6月3号晚上军队就开始行动了。

燕生：是的，6月3号晚上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广播了政府的“最后通牒”，说是士兵奉命戒严，市民不要外出，都呆在家里，否则一切后果自负。我当时正在家里吃饭，看了这个电视通告后，便立马又奔车公庄去了。

烈火：在车公庄你看到了什么？

燕生：当时的车公庄已经是人山人海，好多人又去把公交车拉过来堵在马路上，一些来往的货车也被拦截下来，然后把车堵在马路上。我看到这种情景，又骑车往西长安街的方向去查看动静，这个时候西长安街往天安门的方向已经过不去了，先头部队已经开始动枪了。

烈火：你看到的第一枪发生在什么地方？

燕生：在复兴门，当时大概是晚上十一、二点。

烈火：是个什么样的具体情况？

燕生：当时看到一个男同志骑着自行车正走着呢，突然前面响起了枪声“当当当”，我们立刻趴下，却看到那个男的从自行车上跳下来了，甩开车就跑，好像没伤着，但吓着了。我们过去一看，发现那辆自行车上的护链板被子弹打了好几个窟窿。

烈火：当枪声真到了眼前的时候，你们当时是怎么反应的？

燕生：枪声一响，大家趴下，或者往小胡同里奔逃。但时间不长，市民们便又迅速集结起来，就地拆墙，砖头瓦块的什么就向士兵扔过去了，当时大家被打红了眼，见到什么能往前砸就扔。

烈火：在部队已经真枪实弹的进行开路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当时可能面临的巨大风险？

燕生：没有，顾不得想。当时只是觉得学生与广场正面临着巨大危险，他们如果去到广场，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就一个信念，拼着命也要和他们干到底，不能让他们进广场去。

烈火：也就是说在车公庄你已经投入到“战斗”中去了？

燕生：是的，在那种情况下，估计你在那里也会捡起砖头扔过去的。

烈火：我认为你说得很对，如果我当时在现场的话，肯定会和你一样。那么，你6月3号晚上就一直在复兴门进行抵抗？

燕生：不是，我在复兴门抵抗了一阵，便急着骑车回车公庄报信去了，不过等我回去时，大家早知道先头部队已经进城了。

烈火：车公庄又是一副什么样的情景？

燕生：和复兴门那边差不多，也是人山人海，市民们和当兵的短兵相接。士兵们向市民仍什么催泪瓦斯罐罐之类的东西，市民们则用砖头瓦块进行回击，就那样对阵了好长时间。由于市民们提前已经用公交车设立了重重路障，军车过不去，大概在凌晨四五点左右，当兵的就下车撤回新华印刷厂了。

烈火：车公庄难道没有开枪？

燕生：车公庄没有开枪，当兵的就是用催泪瓦斯之类的东西毒我们。

烧毁录像带

烈火：他们撤回去后你当时又做了些什么？

燕生：当时和我在一块抵挡的有五六个人，我们继续在车公庄一带坚守，这时候我们碰到几个人扛着大摄像机在进行拍照，我们当然不愿意，便围上去质问他们是干啥的，他们说他们是中央电视台的，搞新闻录制。我们要求他们出示工作证，他们鬼鬼祟祟的不愿意，我们五六个人交流意见后，认定他们是便衣，觉得这个录像带很危险，便过去将那台录像机夺过来，将里面的带子抽出来，又将他们背包里的好几盘录像带搜出来，然后将摄像机与所有的录像带一块扔到一辆正在燃烧的军车上烧毁了。而其他市民知道这些人在搞录像时就不客气的把他们也就地“教训”了一顿，最后让他们走了。

烈火：这是发生在6月4号凌晨的事情？

燕生：是的，当时天还没亮。

烈火：天亮以后你们又做了些什么？

燕生，我们一直在车公庄坚守到天明，这时候由于军队也没有再出来，而且听说天安门广场的清场工作已经完成，军队已经完全控制天安门广场，于是到早晨六七点的时候，大家也就陆续散去，各回各家了。

烈火：你当时也回家了？

燕生：我也回家了，在家吃过早饭后，我便去展览馆上班了。

烈火：6月4日当天你还去单位上班了？

燕生：是的，我当天去上班了，虽然展览馆也让军管了，但我们单位是服务行业，还得留人值班，于是我就主动要求值班，直到6月13号下午我被抓。

天亮前打了我七八顿

烈火：你是6月13号下午被捕的？

燕生：是的，6月13号下午派出所的带了七八个当兵的到我单位来抓我了。

烈火：当时的情景是怎样的？

燕生：当兵的看到我就要冲过来打我，警察挡了，因为警察我认识。然后就把我铐起来了，问我6月3号晚上我干嘛去了，我说没干啥呀，在家呆着。当兵的又要来打我，警察又给挡了，说，先带回派出所再说。就这样把我带回派出所了。

烈火：回到派出所是个什么情况？

燕生：回到派出所后那几个警察又继续问我6月3号晚上干什么去了，我继续说什么也没做，结果警察说，那好，你就再考虑考虑吧，然后他们就进去了。但不一会儿，三个当兵的就进来了，他们还是问我同一个问题，我仍然是同样的回答，结果，他们拿起枪托子、棍子就把我一顿狠砸。

烈火：你当时被铐着，只能挨？

燕生：是的，他们将我铐在暖气管上，往我头部、脊背、腹部、大腿狂砸了二十多分钟。我还是不交代。最后他们说到晚上12点之前再不交代就直接拉到戒严指挥部枪毙，以拒捕的名义，死了白死。我还是不交代，最后他们歇一会，再把我打一顿，然后再歇一会，再把我打一顿，到第二天早晨天亮前打了我七八顿。最后打得我实在受不了了，真的生不如死，我就说，你们也别打了，你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给你签字就是。就那样，他们嚓嚓一写，我也懒得看，就把字签了，等于认了。反正是个死，不想忍受那非人的毒打和折磨了。

烈火：然后呢？

燕生：然后6月14号下午就把我送到西城分局看守所了。

烈火：你进看守所的时候，里面已经关了多少人？

燕生：二十多个人，一个个鼻青脸肿，有一个人的眉骨被当兵的用枪托子砸开一个大口子；还有一个人的腮帮子被当兵的砸了一枪托，结果一下子牙齿掉了七八个，脸肿得非常恐怖。总之，没有一个不带伤的。

烈火：你在西城分局呆了多长时间？

燕生：七天，到6月21号又把我转到市局看守所了。

烈火：K字楼？

燕生：是的，把我关在3筒。

地质大学的一个教授都挨打了。

烈火：“K字楼”的情况怎样？是不是进去的人也被殴打过？

燕生：一样，里面的人没有谁没被殴打过，连中国地质大学的一个教授都挨打了。

烈火：怎么回事？

燕生：6月3号下午不是派出所的警察、街道办的人组织人拆除路障吗？这个教授看见了，说你们怎么能拆除路障呢，难倒你们想让军队进城来屠杀学生吗？结果当天这个教授就被抓到派出所了。因为派出所也已被军管，警察说了不算，当兵的想怎么打就怎么打，结果这个教授不仅牙齿被打掉好几颗，而且当兵的用大头皮鞋跺他的后背，因为是夏天，衣服单薄，这个教授后背上留下的青色皮鞋印直到三个月后他出狱时还能看得很清楚。

烈火：哦，这个教授后来释放了？

燕生：是的，他因为只说了这样几句话，没有别的事情，学校就把他保出去了。

烈火：还能记得这个教授叫什么名字吗？

燕生：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叫“师奇政”，老师的“师”、刘少奇的“奇”、政治的“政”。

烈火：你在“K字楼”的这段时间遭遇到暴力没有？

燕生：遭遇过，我在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实在忍受不了那种殴打，便让他们想咋写就咋写，不是等于认了罪吗？

被北京市中院判了无期徒刑

烈火：你是什么时间被判刑的？

燕生：89年11月8日。被北京市中院判了无期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烈火：什么罪？

燕生：破坏国家财物罪。

烈火：就是抢夺摄像机、录像带并加以烧毁的事？

燕生：是的。

烈火：你当时上诉了没有？

燕生：上诉了。当时宣判时有高院的人在，他把无期徒刑判决书递到我的手上后问我上诉不上诉，我说上诉，你猜他怎么着？他当时就对我说：“我代表高院先口头宣布对你维持原判，过几天就给你把裁定书送来。”果然，没几天，就直接把终审裁定书送来了，无期，没变。

烈火：高院根本没有经过重新审理就直接宣布你“维持原判”？

燕生：是的。

烈火：什么时间把你送到监狱的？

燕生：大概是90年春节前，当时把我送到北京市第一监狱去了。但时间不长，又把我们转到第二监狱去了。

烈火：为什么转到第二监狱去呢？

燕生：因为第一监狱在市中心，而90年要召开亚运会吧，当局为了面子上的事情，就把我们转到二监去了，然后好像是把一监给拆了。

把屁股打得黑紫黑紫的

烈火：转到二监后的情况怎样，才开始肯定不适应吧？

燕生：是的，我们转到二监去了以后对我们进行了集中管理，被称为“暴徒”的一百多人放在一个中队，被其他刑事犯罪的犯人称为“暴徒队”。干部对我们进行了入监训练，非常苛刻。而且他们使用普通刑事犯人对我们进行管理，这些刑事犯其实就是干部的打手，他们为了立功受奖，也动不动就对我们这些所谓的“暴徒”施加拳脚。干部对于这些则是视而不见，甚至是暗中怂恿。

烈火：干部是怎样具体惩罚你们的？

燕生：比如说我们认为有什么不合理向他们提出来时，干部就会把我们这些“刺头”拉出来，然后让刑事犯们把“刺头”单独拉到厕所用大皮管子抽打，把屁股打得黑紫黑紫的，肿胀得很大。有些人的屁股由于打得非常严重，淤血无法化解，最后就化脓溃烂，睡觉走路都成问题，真是坐卧不安哪！

烈火：能举一两个例子吗？

燕生：比如说，有一个人叫“刘怀中”，就因为提了一个什么问题被他们拉到厕所去抽皮管子，把他从厕所拉回来时，整个屁股乌黑，过没两天就开始溃烂，最后化脓，监狱医疗又跟不上，他的屁股也好长时间好不起来。

完不成任务干部就会收拾你

烈火：你们在监狱里参加劳动不？

燕生：才开始我们不参加劳动，主要是学习、反思、背诵监规，什么司法部58条、还有一些“顺口溜”什么的。就这样学习了半年，到90年7月份就开始参加劳动了，就是所谓“劳动改造”吧。

烈火：你都参加过哪些劳动？

燕生：摘棉丝，做乳胶手套，搞出口加工之类的。

烈火：有生产任务没有？

燕生：不但有任务，而且任务很重。比如说，一个人一天要检验一大箱乳胶手套，一箱手套是两盒，一盒1000双，两盒就是2000双，一天到晚就用滑石粉之类的检验材料检验手套，弄得好多人都得了肺结核、结肠炎之类的疾病。而且由于任务指标是一天2000双合格产品，但检验过程中会出现许多废品，这样实际工作量就会远远超过2000双，一般都在3000左右，有时甚至达到4000双。由于工作量大，导致许多人在车间完不成任务，于是晚上六点下班后，还得用纸箱子将没完成的任务拿回宿舍晚上加班干，好些人常常是加班到晚上两三点，甚至加班通宵，第二天又接着去上班。把一些人累得半死还是完不成任务，完不成任务干部就会收拾你，就会说你消极怠工什么的，然后便用电警棍电你、打你，这种恶性循环甚至会导致有些人自杀。

烈火：“自杀”，因为任务完不成而“自杀”吗？

燕生：是的，一些完不成任务的人既休息不好，又要挨打，打得实在没办法了，有的人就在出工之前把缝衣服用的针藏到棉袄里，看到干部又要惩罚自己时干脆将针从口腔吞下，或者拿针往自己胸口处扎，就像去年有些人为了抗拒拆迁，用火烧自己一样，没办法，抗拒不过，只好采取自伤自残的路子。

一个严重的生产事故甚至是所谓的“政治事件”

烈火：你刚才谈到你们的产品是“出口”的，主要往哪里“出口”？

燕生：主要出口到美国，因为那些纸箱子上写的是U.S.A.，当然是美国了。一些人因为受不了这种劳动的虐待，看到手套是出口到美国的，就往纸箱子里塞纸条，也就是写给美国人的短信吧，希望能够引起美国人的注意。

烈火：纸条上面写的什么内容?

燕生：也就是要求自由、民主、人权，向民主的美国致敬等等。

烈火：后面的署名呢？

燕生：后面一般不会书写真名，而用“自由民主战士”或“六四战士”之类的名称。

烈火：做这些事干部没有发现吗？

燕生：最后被发现了，一个50多岁的老头实在干不了这种活，任务老完成不了，老受惩罚，于是，他便往纸箱子里塞了这种纸条。由于这些出口商品到天津海关后都要进行“关检”，结果在这种检查中老头塞纸条的箱子被抽检了，而且恰恰将塞有纸条的手套给检查出来了，于是海关就将这些商品给打回来了，这便是一个严重的生产事故甚至是所谓的“政治事件”，于是监狱开始严厉追查这件事。由于这些纸箱子里面的产品都分别标记了生产人的身份代码，结果很快就追查到这个老头身上，这下老头就惨了，被关到监狱专门收拾人的小号里去了，天天打、天天电，把老头几乎给弄出神经病。

烈火：这老头叫啥名字？

燕生：“石学知”，石头的“石”、学习的“学”、知识的“知”。这个老头从小号出来后，对我们说，“我再也不去那种地方了，那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再也不去了！”

烈火：我当年也被关过四次禁闭小号，但没有收到过这种暴力虐待。

燕生：你们这些人跟我们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就说孙立勇吧，他被送进来后，也是死活不参加劳动，不但不参加，还喜欢为我们这些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打抱不平，弄得监狱很恼火，关他小号也没用，最后监狱就进行调整，把我们这个所谓的“暴徒队”里的那些喜欢煽动的、抗拒改造的统统调离到其他普通刑事犯的中队里去了。孙立勇当然也被调走了。

头发哗哗的直往下掉

烈火：你还参加过哪些劳动？

燕生：那可多了，大多是加工活，什么糊纸袋、糊药盒、制作苹果袋等等杂七杂八的。

烈火：在这漫长的刑期中，肯定有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你是怎样解决心理危机的？有没有跟人打过架?

燕生：没有跟人打过架，因为都是难兄难弟，都是从“一个战壕”里出来的，所以不会发生互相打架的事情。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是发愁，尤其是才进监狱的那几年，真是愁呀，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不知道这种煎熬何日才是一个尽头，结果头发哗哗的直往下掉。我年轻时本来头发非常好，就因为这种发愁和各种各样的煎熬，不到三年，头发就掉光了。唉，想起来，真让人心里难受。

烈火：你被逮捕后经过多长时间才和家里人联系上的？

燕生：半年吧。我和家里人的联系还挺富有戏剧性的。我在“七处”（即K字楼，北京市看守所）的时候，看到有些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后由于没事或事情不大便放出去了，就想往外捎个信。恰好不久地质大学的那位“师奇政”教授因为学校保护也要出去，我便想办法在晚上躲到被窝里给家里人写了封信（看守所、监狱晚上都是不关灯的），告诉爸妈他们不管自己被判什么刑期，请他们都要保重。然后就将这个布条塞到师教授的被子里用针缝起来。后来师教授出去后还真把这封信送到我们家里去了，我爸妈他们就利用往看守所给我送衣服的机会，给我送了一件上面有好多英文字母的背心，他们在那些字母的阴影里写了一些字，上面说：信已收到，不要操心我们等等，我当时那个高兴呀，眼泪“哗哗”的就流下来了，终于跟家里人联系上了。

没有后悔！但身体垮了！

烈火：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你在监狱里的心态应该还是非常好的，为了能够早点出来，你排除了一切干扰，一心一意的瞄准了减刑这个目标。

燕生：是的，我当时确实看不到六四短时间能够“平反”的希望，因此只有想办法减刑，才能缩短刑期，才能看到出狱的希望，因此我当时干活非常卖力，非常下功夫，最后我也减了好几次刑。我是93年从无期改为15年，最后陆陆续续的减了5年刑，到2003年4月25日便出来了，总共坐了13年10月的牢。

烈火：应该说在同时被判无期的难友里，你大概是出来得比较早的。

燕生：是的，当年被一块判无期死缓的，现在还有在里面呆着的。

烈火：你被判无期这件事对家里造成了什么影响？

燕生：一言难尽。首先是我父亲因为我被判无期而患上脑梗塞，93年就去世了；其次，我母亲也因为我身体也垮了，她本来就有糖尿病，我一出事，她的病就加重了，有一度时间走路都成问题。还有就是给家里添加了好多经济负担，我坐牢后，我父母、我哥还有我妹他们便经常来看我，我一个大小伙子不能为家庭减轻负担，反而要给他们增加负担，心里真是不舒服。这也是我拼命减刑的一个重要原因。

烈火：听说你的身体也很不好？

燕生：很糟糕，为了减刑我拼命干活，结果身体也给整垮了。首先是02年还没有出狱的时候就患上了糖尿病，现在血糖高达十六点多；还有胆囊炎也很严重。

烈火：遭遇到这么多苦难，你对自己在89年的选择后悔不？

燕生：有什么后悔的，我是坐过牢，但这又不是什么“寒碜事”，我现在仍然认为89年的学生运动是对的，反对官倒、反对腐败、要求民主，这都是合理的，都是应该的。政府使用机枪坦克镇压民主运动当然是不对的。很自然，我觉得自己在当时的选择也是正义的，我有什么可后悔的。没有后悔！但身体垮了！

烈火：那么，20年后来反思89年的学潮，你认为有哪些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同时你又希望我们这个国家向哪个方向前进？

燕生：说实在的，我现在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因为我被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弄得很头疼，我只想能挣点钱把老人孝敬一下，也想把身体疾病解决一下，但我现在却十分的力不从心，很艰难。

烈火：你现在的收入靠什么？

燕生：找工作很难，靠打零工，在旧社会叫“打短工”吧，主要是给一个装潢公司开货车，但由于公司不景气，有活的时候通知我去“上班”，没活的时候就只好在家里呆着。特别是由于自己患有糖尿病和胆囊炎，疾病发作的时候，根本干不了活。非常恼火，一个月收入几百块钱。

烈火：有社保没有？

燕生：社保有，但一个月也就400元，物价这样高，简直难以解决生活问题。原指望能挣点钱孝敬母亲，但现在却反而拖累母亲，全家人主要靠母亲的那点退休金支撑着，每想到这些，我感到自己的心里就像刀扎一样，淌血！疼啊……

烈火：你出狱后，警方还来找你的麻烦没有？

燕生：有，去年六四前几天，外电采访我，第二天，安全局的就来找我，问我为什么要接受外电采访，我说我的困难你们又不给解决，工作没工作，收入没收入，病没办法看，我只不过说了自己的困难，说了些真话而已，又咋了？又惹谁了？你们不是整天喊叫要搞“和谐社会”吗？给过我“和谐”没有？他们一看说不过我，也就走了。不过，在六四那天他们派了两个人在我家门前蹲了一整天，生怕我再给他们弄点什么事。

病看不好就没办法要孩子

烈火：你成家了没有？

燕生：成了，去年十月结的婚，爱人是一个四川农村姑娘。

烈火：恭喜你，成家毕竟是个大事情。这样，老太太也是高兴的。

燕生：问题大着呢，首先户籍问题解决不了，北京的规定是与外地人结婚，需要十年婚龄且年龄满45岁才能迁入北京。户口解决不了，其他的福利问题也就解决不了，包括看病都要自己承担。这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我现在也已经44岁了，该要孩子了吧，但是却没办法要孩子，糖尿病严重，血糖高达十六点多，又有胆囊炎，根本没办法要孩子。尤其是没钱看病，病看不好就没办法要孩子，前几天，我又去医院检查问医生我能不能要孩子，医生说你现在这样的身体怎么要孩子，先看病吧，大夫给我开了一大堆药，我去一划价，上千元，我拿不出，只好空着手从医院出来了。唉，说过来说过去，让经济问题把人给绊倒了。

采访后记

对“天安门大爷”张燕生的采访就这样结束了，说心里话，这种采访是很叫人心疼的，特别是面对贫病交加的现实，我感到自己的采访很难继续下去……

当燕生说他出狱后想挣点钱孝敬一下老太太又力不从心时；

当他说到自己到医院看病却因费用太高而空着双手走出医院时；

尤其是当他说到自己想要一个孩子，却由于严重的糖尿病和胆囊炎无钱治疗，从而无法了却自己做父亲的愿望时——

我觉得人世间的残酷有时真是局外人所无法想象的。在结束这篇采访的时候，我诚挚的希望海内外一切良知人士都能够来关心一下“天安门大爷”张燕生的现实窘境，给他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使他能够早日治好疾病，早日实现做“父亲”的愿望。

张燕生的电话：13381185322（北京）

赵常青：周文王的“革命”与赵紫阳的“改良”

（本文首发于《民主中国》2010.1.26.）



“西伯拘而演周易”

我们先来看一个“西伯拘而演周易”的故事。

话说商王朝的最后一任“国家主席”商纣王不仅非常好色，而且非常残暴。他不仅发明了炮烙之刑惩罚犯人，而且喜欢乱杀无辜，对于他所看中的女孩子，稍有不从，便会处死甚至连尸骨也荡然无存。有一次，这个“国家主席”又看上了九侯的女儿便征召入宫，不料这个漂亮的女孩子性“不喜淫”，惹得这个老家伙一怒之下不仅将女孩杀了，而且将女孩的尸体做成肉酱送还给了她的父亲。有一个叫“鄂侯”的大臣就此事说了纣王几句，商纣王干脆也将这个进谏的大臣处死并将他的肉也做成了肉酱！

这事传到被封为“西伯”的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耳里，姬昌碍于当时的国家恐怖政策，只轻轻地发了一声叹息来表达自己心中对“国家主席”反人道主义行径的强烈不满，不料西伯之叹被佞臣崇侯虎告发。结果纣王大怒，便将年龄已届82岁的姬昌老头赶进一个叫“羑里”的地方监禁起来——羑里监狱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国家监狱也因此而闻名至今！

姬昌入狱后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潜心于历史哲学的研究。通过对“古典文献”伏羲八卦的深入研究而结晶出一部新的伟大历史文献，那就是作为中华文化总源头的《周易》。

姬昌在《周易》里总结了上古时期人们关于阴阳变化发展的一些具有规律性的高深学问，指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思想，尤其是通过对既往历史的考察，姬昌充分的肯定了广大人民的“革命”权——他在《周易﹒革》卦中响亮地提出了“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的著名论断。指出商汤灭夏、汤武革命有着“顺天应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身为“国家囚徒”的“西北王”姬昌其不便明挑的玄机不在论古，而在谈今。既然当今圣上如此荒淫残暴，听不进臣下的批评和建议，不愿走改革从良的道路，那么剩下的命运就只能是等待人民的革命了。

好在是姬昌入狱七年后——到89岁时，他的亲友们通过向纣王行贿财货美女而将姬昌救了出来。姬昌走出国家监狱后，便开始进行狱中思考的“革命”大业。考虑到自己已是九十余岁的老翁了，便把“革命”理想寄托在儿子姬发（即后来的周武王）身上。他不仅对儿子大力进行革命政治学的教育，指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而且还为儿子聘请了一位大国师——姜太公。虎父无犬子，姬发不负乃父遗志，经过艰苦准备，终于在姬昌死后的第十二年（B.C1105年）与商纣王在牧野展开战略大决战，结果，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国家元首战败自杀，商朝灭亡，周室得控天下，令后世大儒孔夫子礼拜有加的周王朝开始了自己的“礼治”时代。

我之所以在本文开头首先提及“西伯拘而演周易”的故事，是因为我认为“西伯拘而演周易”的悲喜剧与赵公紫阳先生的晚年遭遇在许多方面有得一比。

首先，被商纣王封为“西伯”的姬昌是一位很能干的“封疆大吏”，他把关中大地治理得井井有条，为周王朝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赵紫阳也是由于在治理四川时因敢于改革、政绩突出而跃升为国家总理职务的。

其次，姬昌因为对商纣王的严重反人道行径表示了自己的非议（一声叹息而已），就被赶进羑里监狱关押。而赵紫阳呢，就比姬昌要做得好得多了——面对数千在广场绝食抗议的学生，他以执政党总书记的身份首先力劝同学们恢复进食，希望同学们能够“看到国家实现四化的那一天”，同时在保守派们决定调集军队进城戒严时，赵紫阳从人道主义出发，采取了坚决的抵制政策，不仅拒绝主持决定戒严的万人大会，而且根本拒绝出席会议，其结果，恼羞成怒的“纣王”们不仅罢黜了赵紫阳的所有职务，而且从1989年5月下旬开始，长期将他软禁在北京市富强胡同六号“监所”。

第三，周文王入狱时已是82岁高龄，但商纣王只将他关押了七年时间便释放了；赵紫阳入“狱”时也已71岁高龄。尽管中共强权集团换了好几代，却都一如既往的将赵紫阳软禁在富强胡同六号“监所”——从1989年一口气关押了十六年，直到2005年他去世时，也未能恢复他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这一点上，赵紫阳又比周文王要悲惨多了。

最重要的是两位老人被关进监狱后都没有垮掉。周文王在监狱里为后世子孙贡献了一部《周易》，强调了“穷则思变”的人心法则，指出了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合理性，并在出狱后将自己的“革命”思想授受给儿子周武王，促使周武王率兵对不愿改革、听不进臣民批评建议的商纣王行使了庄严的革命权，并最终开辟了一个新的、相对进步的周王朝。那么同为国家囚徒的赵紫阳又在著名的“富强胡同六号监所”里作了些什么样的思考呢？这便是我在本文中要探究的第二个大问题——

赵紫阳的“政治遗嘱”

1989年5月下旬，七十一岁的赵紫阳因反对戒严被最高当局非法软禁，直到2005年2月去世。在长达16年的软禁岁月里，赵公没有放弃关于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思考。在一些老部下的建议下，赵公就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作了一些讲话录音，录音经过杜导正等人的文字整理于2009年5月在香港公开出版，书的名字叫《改革历程》（在国外也有将书名说成是《国家囚徒》的）。

我有幸在前不久读到了这本书，全书共分六个部分，分别涉及八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反自由化、十三大、治理整顿、89六四等问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但对我本人吸引力最大的乃是全书的第六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在这一章节里，作者首先反思了邓小平的政改思路，多次指出邓小平的所谓政体改革并非民主改革，而不过是做些行政改革，赵紫阳说：“他（邓）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的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赵公充分肯定胡耀邦的政治思想，认为“民主是耀邦追求的目标”。而本章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乃是我称之为赵紫阳“政治遗嘱”的第四小节，即作者“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过程”。

坦率的说，我在读到这本书以前对赵紫阳的定位只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2005年2月我在狱内得到赵紫阳逝世的消息时所写的缅怀文字也是这样的思想认识。我从来没有认为赵紫阳是像胡耀邦那样认可民主制度的，赵所做的十三大报告虽然提出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设想，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被确定为“两个基本点”中的一个。赵在1989年抗拒戒严的有限行为并不能证明赵是在追求民主，而只能证明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这正如周文王看到商纣王煲人肉羹时所发出的人道主义叹息并不能证明周文王具有民主思想一样，赵在89年的作为还不能说成是他对民主的追求，只能说赵在89年与刽子手们的决裂闪耀的是人性的光芒、人道的光辉！

但从赵紫阳的“政治遗嘱”里我明显的读出了他在漫长幽禁岁月中通过思考所发生的重大思想升华和转变。那就是通过富强胡同六号“监所”的多年软禁使得赵公完全抛弃了原来的共产主义思想包袱，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政治哲学的共产党员成功的转变成一个信奉普世价值的民主人士——凤凰在烈火中实现了涅槃、重生和永生！

那么，赵紫阳的“政治遗嘱”究竟是什么内容呢？

简单的说就一句话：必须在中国建立起“议会民主制”，而在这之前要有一个较长时期的过渡。

赵紫阳在89年下台以前跟许多保守的共产党领袖一样，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也正因此，他说：“我当时所想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到1987年，不是想在中国搞多党制，搞西方的议会民主制”。但经过“六四”及其以后黑暗岁月的洗礼，赵公终于意识到“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既然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本来面目让他识破了，那么出路在哪里呢？

赵紫阳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认为诸如君主制、法西斯独裁、军人政权都已被历史淘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他还说：“为什么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实行另外一种制度呢？这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

由此可见，赵紫阳已完全由一个共产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了，他不仅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达”中认识到了议会民主制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而且也认识到了当今中国社会所存在的系列问题——包括权力市场化、腐败问题、两极分化问题等均是由于缺少这种议会民主制造成的，正因为“西方议会制是现在可以找到的最好的政治体制”，赵紫阳才会斩钉截铁的宣布“在中国目前条件下，首先必须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实行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这便是赵紫阳“政治遗嘱”的最核心内容——首先确立议会民主制的改革目标。

与此同时，赵紫阳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也提出了在实行议会民主制以前是需要创造一定条件的，不能仓促贸然的一下子建立。尤其是为了避免社会国家在转型时期的过于动荡而导致过多的改革成本的付出，赵紫阳认为需要一个稳定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里，人民应该继续支持共产党执政，继续保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是，执政党必须改变自己的“执政方式”，必须在社会政治领域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从而为建立良好的议会民主制创造必须的条件。具体说来，在这个过渡期里，执政党应该解决以下问题：

增加党和国家决策工作的透明度，使人民享有知情权；

培育社会团体，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更多更好的容纳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

保障公民权利，尤其是通过有效立法来保障宪法第35条所规定的六大公民政治权利，向法治化前进；

改革选举制度，扩大民主选举范围，执政党在向人大推荐领导人选的时候应多推荐几位，由人大代表从中选择，并且这种差额选举应从基层推广至中央一级；

党内民主关要过，一定要允许不同意见、甚至不同派别在党内的合法存在；

改善多党合作制度，使民主党派真正起到既能参政、又能监督的作用。允许民主党派在人大开会期间，可以以党派、党组的形式活动；

逐步开放舆论、逐步开放报禁；

逐步开放党禁；

军队国家化；

实现司法独立。

这些都是执政党在过渡期必须大力解决的问题。

最后赵紫阳提醒共产党执政集团说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靠宪法的规定来垄断”，而是要靠自己去竞争。议会民主制已是一种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无可阻挡，顺之者昌。“我们自觉这样搞，对党有好处，对社会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反之，那就对党没有好处，对社会没有好处，对人民没有好处”，“如果我们一切都很主动，一切都搞得很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可以保持很久。”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延，“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以上便是赵紫阳在《改革历程》这本书中所要表达的最核心内容，由于这些内容直到他逝世之前都没有公开过，因此，赵紫阳在漫长幽禁岁月里所结晶出来的上述真理性思考便是他对中国共产主义执政集团的嘱托和期望，是他对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最后嘱托和期望！


“改良”还是“革命”？


从前文的表述中，我们知道周文王和赵紫阳作为自己所处时代的国家囚徒在黑暗漫长的囚禁岁月都没有放弃对自己所处国家和社会的命运思考，而且都为自己国家的未来变化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所不同的是周文王果断地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尽管他在狱内大作《周易》里没有明确号召自己的人民起来完成对商纣政权的革命性颠覆，但“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响亮论断则为商纣政权的执政危机提供了历史哲学方面的精辟论证，周文王也在自己的这种“革命”理论中为自己出狱后的“革命”事业寻找到了充分的合法性依据。

而赵紫阳则选择了继续“改良”的道路，通过赵紫阳的“政治遗嘱”，我们虽然发现他在“囚徒”岁月顺利的完成了自己思想的“哥白尼式革命”——顺利的从一个信奉马列的共产主义者转变为一个信奉普世价值的民主主义者，但从内心里他对于他曾长期供职的中国共产党还是非常关心的，尽管这个党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强加给他的是种种虐待和迫害，但他并没有呼吁人民“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而是反复提醒执政当局民主化已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世界性潮流，赶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赶紧向着“议会民主制”的方向前进，并提出了十余条在过渡时期具有很大操作性价值的改革意见和建议。

周文王出狱后领导自己的同志们积极的执行了自己的“革命”事业，虽然文王出狱后不到七年时间就死了，但他的革命理想被包括姜太公和自己儿子在内的同志们所继承，到公元前1105年，也就是在周文王去世后的第十二年，周武王在著名的牧野之战中取得了对纣王的决定性胜利，纣王战败自杀，商纣政权被成功颠覆，周武王掌控了“北京”，这使得周文王在监狱里所谋划的“革命”大业终于得到了理想的实现！

那么，赵紫阳在“狱中”所谋划的民主“改良”事业能否得到很好的执行呢？赵紫阳的改革理想能否实现呢？“议会民主制”的政治蓝图能否在中国成为美丽的现实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则是需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色政治力量来共同回答的。

就中国民间现存的各种比较活跃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来说，绝大部分是认同“议会民主制”这一总体目标的，如自由主义学者、家庭教会人士、法轮功、民间维权人士、NGO组织以及于2008年年底横空出世的“宪章派”都在向这个目标前进。尽管这些力量受到当局不同程度的打压，但都在以自己所能认可的方式向着“议会民主制”的方向“加油”。尤其是“零八宪章”团队作为议会民主制的最健康力量受到当局的高度戒备，其代表人物刘晓波甚至被当局重判11年徒刑。但当局的打压不仅未能达到其所觊觎的战略目标，相反，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集结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从而动员起更多的社会力量向着“议会民主制”的方向前进。而家庭教会力量及民间维权力量作为与“草根阶层”结合最紧密的“步兵”队伍，虽然还没有比较引人瞩目的“将军”行动，但却几乎天天都在做着“攻卒”的训练，大战不见，小战不断，四面出击，到处开花。在未来，如果宪章领袖与家庭教会的领袖们能够从民主战略的高度统合起各色民间维权力量，使之从“自在”的阶级上升为“自为”的阶级，完成思想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则“议会民主制”的目标一定会是为期不远的中国风景！

但从“毛左派”的角度讲，他们是坚决抵制和抗拒“议会民主制”这一目标的，他们虽然也对当下的现实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满，甚至对执政集团也投之以辛辣的批判，但遗憾的是他们将方向搞错了。“毛左派”分子似乎都同时具有“虐待狂”和“受虐狂”的病患嫌疑，他们大都想在中国大地搞“毛泽东主义”复辟，甚至希冀再度动员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派力量不可小觑，它是需要其他各色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警惕的最具危险性的力量。

当然，从赵紫阳的政治理想角度讲，他的“政治遗嘱”显然主要是说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集团听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各色政治力量中的最为强大的力量，其领袖集团是否认可和接受赵紫阳的“政治遗嘱”则直接关系到“议会民主制”的命运，关系到中国未来的政治变革究竟是遵循周文王的“革命”路径还是赵紫阳的“改良”路径！

在本世纪初，我曾对中国共产党的“第四代”领导集团抱有很大的期望，我认为“第四代”领导集团既没有任何直接的政治包袱（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等他们都不是始作俑者），又应该是最具世界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的领导集体。尤其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的2006年底到2007年下半年，中国社会表现出种种的民主转型迹象，如电视片《大国崛起》的制播，民主话题与普世价值的热烈议论，甚至连一向偏左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都转载了《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让全世界都叫好不已的重量级文章。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的2月和3月也分别以论文和答记者问的形式肯定了自由、法制、人权、平等、博爱等价值的普适性问题。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决策集团如果沿着这样的思想路径前进的话，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恐怕现在已开始了实质性的进程。

遗憾的是，在核心决策层里温家宝的声音是如此的孤独和虚弱，以至于在2008年的奥运会闭幕不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为代表的“左”派人士便开始公开批判普世价值，到2008年12月18号，中共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又公开表示中国“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将走向民主的道路定性为“邪路”，这是让世人感到非常震惊的事情，以此逻辑推论，所有采用议会民主制的西方发达国家（包括北美、西欧、北欧及日、韩等）都是走上“邪路”了，呵呵，呵呵，真“晕”呀！随后中共中央的其他几个巨头如吴邦国、贾庆林等人分别公开表示“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多党制”等等。到2009年，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出现了全面的大倒退，不仅经济领域“国进民退”的调子越来越高、力度越来越大，而且在人权领域全面收网，人权个案此起彼伏。不仅对刘晓波、许志永、赵达功等人先后动用专政手段，甚至出现了维权律师高智晟被“失踪”的“雷人”事件；在文化领域，以所谓“扫黄打非”的名义大力压缩“自由传播”的边界，逼迫“谷歌中国”准备“出走”中国，在学术重镇中国社科院甚至出现了法学所的范亚峰、哲学所的张博树先后“被下岗”的事情，还有三十多个律师则被“清理”出律师队伍。

奥运结束以来中国最高执政集团的这种集体“变脸”行为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拒绝在中国进行民主化改革，拒绝在政治体制上向“议会民主制”方向前进。执政当局不认为“议会民主制”是一种世界潮流，继续认为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这些东西只是西方人的专利，强调中国要走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连越南也不如的顽固保守心态无疑会让已逝世五周年的赵紫阳非常失望，他在“政治遗嘱”里所指出的让执政党和国家都付出最小代价的“改良”路径显然被决策集团所否决。而“第四代”领导集团的常规“做王”时间只有两年多了，在此情况下，指望中央政治局的寡头们在余下的两年时间里来个180°大转弯，高扬起“议会民主制”的改革大旗还有可能吗？

怎么办？

难倒和平改良的民主化道路真的在中国共产党那里行不通？难到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共产党正在等待中国人民的又一次推翻专制制度的“解放战争”？显然，执政党领袖集团是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的出现的，是不希望自己从当年的“革命党”沦为新一轮人民革命的对象的。也因此，自六四以来的20余年时间里，“稳定压倒一切”成为执政集团喊得最多、喊得最响亮的口号，“维稳”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主管的第一使命！

但是，不容怀疑的事实是，“维稳”工作越来越难做。据福建省公安厅统计，2009年上半年，福建全省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462起——以此比例推算，31个大陆省市在2009年的群体性事件大概在20000多起。在这些事件中不仅类似于厦门反污染、重庆的哥罢工那样的和平抗议事件屡有发生，而且因征地、因拆迁、因税改、因企改、甚至因为个体公民遭遇不公或偶发死亡事件便会引发起大规模的暴力抗议活动，如2008年的瓮安事件、、孟连事件、陇南事件、杨佳事件，2009年的石首事件、南康事件、通钢事件等等均属此列。这些事件一旦发生，便会出现局部性的街头革命症状，地方政府机关如公安局、派出所、政府大楼便会首当其冲。堵交通、烧砸警车、乃至冲击政府大楼的事情屡见不鲜。甚至在群情汹汹之下，会发生通钢总经理被殴致死事件。

在这些群体性事件中，除了因直接利益相关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如吉林通钢事件、江西南康事件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是由大量的“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而成，如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等。为什么会发生大量的“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这些事件？2010年度《社会蓝皮书》的主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培林认为是“由于基层财政的薄弱，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当中，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集资等等，这些事情当中都向群众欠了很多债，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所以一旦突发事件产生以后，就造成了所谓的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性的群体冲突。”

其实，这种分析也只是看到了比较肤浅的表层原因。其深层原因正在于中国共产党所引领的改革是经济单行的“跛腿鸭”式改革所造成的，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无动于衷造成的，是由于中国社会民主、法治的缺位造成的。正如赵紫阳在“政治遗嘱”中所分析的那样“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在改革缺乏民主、在人民不能当家作主、在人民对于各级执政者缺乏刚性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所谓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会沦为权贵集团瓜分国家财富、侵吞人民财产的“高端盛宴”，这不仅是近年来所谓人民“仇官”、“仇富”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好多人将今天的中国社会定性为“权贵资本主义”或“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种最坏的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

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如果执政当局仍然执迷不悟，仍然刻意阻挠中国政治体制上的民主化改革，仍然将“议会民主制”视为西方专利而抗拒门外，那么中国社会的腐败问题、两极分化问题、各级权贵集团对人民的掠夺问题就会象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作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的“官民”矛盾会越积越深，其最终结果恐怕不仅仅是发生像现在这样的群体性事件问题，而极有可能是一场新的倾覆整个专制大厦的“汤武革命”——只不过包括“左派”民粹主义者在内的各色政治力量都在等待一个天赐的事件和时机而已，比如说，在“北京”发生某件足以广泛刺激人民神经的“意外”事件……

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恐吓，执政党必须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执政危机性问题，必须清醒的意识到因为土地问题把农民得罪了，因为企改问题把工人得罪了，因为拆迁问题把城市居民得罪了，因为自由问题把知识分子得罪了——总之因为扭曲的“权贵资本主义”改革，而将广大人民得罪了，而且这种得罪行为还在日益扩张和深化，长此以往，其将党乎？其将国乎？一旦“陈胜、吴广”站起来，恐怕执政党连“向隅而泣”的机会都没有——千万别忘了三千年中国历史，人民“革命”总是具有广泛的烧杀传统的。

很自然，这种“革命”对于整个社会财富和社会秩序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扫荡性，执政党和各级权贵集团的利益自然会首当其冲，为了防止新的“革命悲剧”的发生，本人提醒执政党应集体学习赵紫阳的“政治遗嘱”，充分意识到这份“遗嘱”是赵紫阳拯救执政党的最后努力，也是执政党自我救赎的唯一途径，意识到“议会民主制”的先进性、科学性和优越性，掌握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动权，确立“议会民主制”的改革目标，并充分考虑赵紫阳有关“过渡时期”的改革意见和建议，使得中国的民主化改革成为执政党主导下的“光荣革命”（英国式革命），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千年发展和繁荣开辟出全新的康庄大道！

当然，执政党决策集团可以继续固执己见，可以继续将赵紫阳的“政治遗嘱”尘封于富强胡同六号“监所”，可以继续维护权贵集团掠夺于人民的既得利益，可以继续拖延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可以继续无视和蔑视广大人民的正义诉求，但是——

但是人民的耐心是有限的，在赵紫阳式的“改良”道路真走不通的情况下，民间反对派是否会拿起周文王的“革命”武器甚至重张“替天行道”的大旗则只有“天”知道了，也许会，也许不会，但至少也有50%的可能性吧。在“50%”的可能性面前，中南海的衮衮诸公能睡得踏实吗？因此，我希望各位党国领袖在夜半醒来的时候思考这样一个也许很荒唐的问题：

在周文王去世后的第十二年，由他所指导的周武“革命”取得了成功，商朝灭亡；那么在赵紫阳去世后的第十二年——也就是2017年，在我们共同的祖国又会发生什么呢？

天佑民主！天佑中华！

Amn !

赵常青 2010.1.23.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