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福建维权人士游精佑到北京旅游，北京的网友们决定以聚餐会“饭醉”的形式欢迎这位傑出维权人士的到来。时间定在7月26日晚上6点到9点，地点在地铁双井站附近的一家海鲜酒楼一层大厅里。
我与友人大概在6点左右来到“饭醉”现场，整个一层大厅的半壁江山已经被网友们所“盘踞”，有维权人士、有学者、有法律人、有媒体人，总计大概六、七十人，就连已经八十多岁的老学者杜光先生也赶来“饭醉”。大家围了七、八桌，先是向北上京城的游精佑先生表示了欢迎，接下来，大家的主要任务便是吃饭、喝啤酒，间或祝酒、合影、发名片、侃大山，现场气氛犹如过节，甚为欢乐“和谐”。
觥筹交错间我也注意到在“饭醉”大厅的南侧有一张桌子坐了六、七位身份似乎有些“特殊”的人士，他们也叫了一桌子饭菜，但是他们的注意力好像都集中在“饭醉”现场的网友们身上，我和几个有些阅历的网友们相互交流了一下，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那就是这六七位“特殊人士”便是当局委派的“便衣”了。这种现像大家见怪不怪，早已习以为常。而且根据我的了解多数网友们是欢迎他们的光顾的，所以大家熟视无睹，该吃菜吃菜，该喝酒喝酒。
网友们酒醉饭饱后，情绪高涨，气氛热烈，有网友提议大家唱歌，于是先用小喇叭播放了一曲《草泥马之歌》，接下来我提议大家一块来唱“革命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得到网友们的赞同，于是我自告奋勇拿起小喇叭给大家起了一个头，网友们便大声唱起来，当“朝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歌声飘扬整个大厅时、当“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的歌声回荡在整个大厅时，
网友们响起了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甚至我注意到坐在南侧餐桌的便衣先生们也情不自禁的鼓起了掌、喊起了“好”……！
大概九点左右，网友们陆续退场，我因为住的地方较远，也与另外两位网友（其中一位是刘京生先生）一块准备回家，就在我们三个人一块向门口走动时，我发现南侧饭桌上的两位便衣先生也站起来向外走，其中一位戴眼镜的先生边向外走边用手机打电话。我们走到门外的时候他们也从后面跟了出来，我当时就提醒另外两位网友说“我们被盯上了！”，他们？？认可我的看法，但是我当时还弄不清他们到底是冲着我来的，还是冲着另外两位网友来的，我们在丁字路口叫了一辆出租车，上车后我们发现他们也上了一辆车从后面跟着我们。在车上我综合了一下各种信息我认为他们冲着我的可能性比较大，考虑到刘京生先生年龄较大、身体又不太舒服，我便建议另外一位网友将刘先生护送到家，我准备下车坐地铁将他们甩掉，他们两位也同意了。于是当出租车行驶到“金台夕照”地铁站时我便下了车，下车时我注意到后面那辆车也停了下来，我没有停留，径直下电梯，进了地铁通道，然后我回头望了一下，那两位便衣先生也从电梯上下来了。为了准确判断他们两位到底是不是跟踪我的，在地铁通道上我故意向前面飞奔了10来米，然后突然停住猛的回头一看，发现他们正飞奔在我的身后约5米左右，我突然地停下来给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他们也突然的停下来，我们面面相觑，看着他们不太自然的表情，我笑了一下，然后回头向检票口走去，他们装模作样的向相反的方向走了几步也迅速回头再次跟上了我，并掏出手机打电话。
在等车的几分钟我发现我的旁边又陆续来了两位便衣，当我进车后，他们也随之进了车厢并分散在我的四周。在判断已经非常准确的情况下，我便掏出手机给几位友人打电话，但连着好几位友人的手机都拨不通，最后拨通了范亚峰先生的手机，亚峰听说后要我与他保持联系，一会儿他打电话来说他已经在“推推”上将我被跟踪的信息发了出去，时间不长一些友人将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甚至一家加拿大的媒体记者也将电话打过来询问情况。我感谢这些友人们的关心，但我当时思考的重心是“怎么办”的问题。回想起来，我认为我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当局和便衣先生们的事情，虽然前几天，西安的警官先生曾打电话给我说要到北京来“看望”我，但他们是“老朋友”了，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过来就过来吧，自己的同胞弟兄，喝喝茶、吃个便饭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今天晚上我觉得很不正常，因为我以前的几次被逮捕判刑都没有发生被一路跟踪的事情（不管是98年的汉中市国家安全局还是2002年的西安市公安局，他们都是一看到我就直接把我控制起来并向我出示相关证件，或宣布对我传唤、或宣布对我刑事拘留、或直接逮捕。而不是偷偷摸摸的进行跟踪盯梢，这种跟踪盯梢很让我瞧不起）.
但是这种跟踪却实实在在的第一次发生在我的身上，而且是在北京，又是在晚上，怎么办？他们就在我的四周，如果我犯罪了，他们在向我出示相关手续后完全可以直接上来逮捕我——那是完全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和我说话，当我故意盯着他们看时，他们便转移目光，好像还有些害羞似的，有好几次我都想上前去搭话，想直接询问一下他们为什么跟踪我，但我又担心自己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们就是“便衣”警察，会和他们在地铁吵起来，那样好像有些不太合适。那么只能是让他们跟踪到底了，但是这么晚了，他们跟踪我到底想干什么呢？猜不出来，我很恼火，而地铁却在以自己固有的速度向前狂奔，怎么办？正在这时亚峰将电话打过来，让我到他那里去——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于是立即决定到他那里去过夜。
这时地铁已经行驶到知春路站，我从从容容的下了火车，自然他们几个人也从后面跟了上来，出站后我上了一辆出租车并通知亚峰我快到了。几位便衣先生也挡了一辆车跟踪在后面。大概十分钟后，我们的车来到亚峰住房的楼下马路边，我下了车便发现后面的车也停下了，其中两个人迅速下了车。
我向亚峰住处走去，那两个便衣也从后面跟了上来，我才走几步，突然听到前面楼下阴影处有人在大喊“常青！”，我仔细一看原来亚峰正在楼下等我，他望瞭望那两个便衣，便拉着我的手向他的住房走去，走了大概五六米快进楼道的时候，我回头望了一下，那两个便衣一前一后都停止了前进，其中一个在打电话。我们没理他们，径直上了楼，平安到“家”……
整个晚上便衣先生们也没有再来骚扰我（们）。
我和亚峰聊了一会儿，亚峰在“推推”上报了“平安”，又聊了一会，我们便睡了。
今天一大早我回到了自己的住处，躺在床上思考了半天，我觉得这种被跟踪的生活是不正常的，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且也影响我正常的生活，这种情况不应该再次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希望北京有关方面本着“尊重人权”和“依法治国”的理念，来光明正大的处理一切涉及基本人权的问题，如果当局认为我在北京的言行触犯了法律，直接启动相关法律程序好了，我既不会逃跑，也不会抗拒。我认为一个政府，尤其是一个宣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它的所有施政行为都应该能够很阳光、很光明，就像温总所说的那样“像太阳一样光辉”，而不应该採取一些很让人瞧不起的类似当年“中统”、“军统”特务那样的手段，今天跟踪张三、明天跟踪李四，今天把倪玉兰打一顿、明天把刘沙沙打一顿，这是真正的自毁长城，不仅很不符合“人民政府”的身份、而且也很不符合建设“法治国家”、“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的。
当然如果昨天晚上（7月26日晚上）跟踪我的不是便衣警察先生，不是政府行为，那当然是我错怪了，我愿意为自己的错误怀疑向北京市政府表示我的歉意，并愿意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继续督责“人民政府”切切实实地“为人民服务”、切切实实地向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方向前进！
2010-7-27于北京
【维权网】时间：7/28/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