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常青：《零八宪章》：中国民主维权运动的共同纲领和旗帜——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布六十三周年暨《零八宪章》颁布三周年

今天是12月10日。63年前的今天，联合国大会第217号决议以零票反对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鑑於各种非民主的专制统治对各国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和伤害，《世界人权宣言》具体规定了各国人民应该享有的基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社会经济文化权利，这些权利包括思想与信仰的自由权利，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权利，集会与结社的自由权利，以及公正选举政府、免於非法逮捕的权利等等。自此，“人权”便成为一面最为神圣的世界性旗帜，引领着整个人类向着民主、自由、法治与宪政的方向前进。经过战后六十多年的民主人权运动，今天，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国家已经成为民主或半民主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也在很大程度上享受到了《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基本权利。毫无疑问，这是人类人权事业的伟大胜利。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在《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后的第二年，有着“亚洲第一共和国”美誉的中华民国政府便被共产党人成功颠覆，以马列主义为圭臬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华大地建立了苏式社会主义政体，从此，极权主义独裁统治与寡头集团的威权主义统治便笼罩了这个国家，执政党不仅垄断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各种优质资源，而且先后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这样严重的人权灾难，数千万人在这些难以数计的红色灾难中悲惨的死去，伟大的世界人权事业在中国大陆遭遇了一次又一次来自执政党和执政府的严酷打击。

但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尊严和天赋良心，六十多年来，我们的人民从来没有放弃对基本人权的维护和抗争，既就是在最为严酷的毛太祖时代，依然有林昭、遇罗克等伟大先驱的拼死呐喊和斗争。

毛太祖时代结束后，鑑於“被开除球藉”的严重局面，执政党宣布进行“改革开放”，不但在经济领域加入WTO、进行市场化改革，而且在社会政治领域宣布要“以法治国”， “尊重和保障人权”。但是，由於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拒绝民主和法治，使得这场开局良好的改革事业逐渐蜕变成为一场严重扭曲变形的权贵资本主义改革，不仅“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而且官场的腐败、道德的沦丧、社会的两极分化、对人权的侵犯正将这个国家和民族引向灾难性的深渊。正是在这样严重的时代大背景下，200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六十周年的发布纪念日，《零八宪章》横空出世。

《零八宪章》分析揭示了“新中国”“党天下”的丑陋本质及其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系列人权灾难，公开宣布了六项基本理念（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和十九条基本主张，正确指出“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并号召“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鑑於《零八宪章》的科学分析与光辉论断，蔔一诞生，便引起了体制内外各界良心人士的高度关注。不仅在12月10号，有张祖桦、刘晓波等303位中国公民联署签名，而且此后又有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的连续签名跟进；截至目前，总共有二十六批、总计一万二千多名中国公民签名支持《零八宪章》，中华大地兴起了一场伟大的引领中国社会民主转型的“宪章运动”。着名学者李凡先生认为：“在中国知识分子近期的迫求自由民权的发展中，应该说'零八宪章'所得到的支持程度是最高的。”（注1）而着名民主人士秦永敏先生则认为：“在当今世界，《零八宪章》真正是政治正确的典范……它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就国际影响和国内参与人数来看，应该说，在当代中国反对运动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丰碑。”（注2）他认为“《零八宪章》的问世为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提供了一个共同纲领”。 （注3）正是在此背景下，漂泊海外的中国民主党於2010年的12月10日讨论决定，将《零八宪章》作为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政治纲领。

由於《零八宪章》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一经诞生便受到了执政当局的野蛮打压，不仅宪章主要发起人张祖桦先生被抄家，并被长年软禁和严密监控；不仅数千名宪章联署人士被传唤调查，而且北京当局直接逮捕了《宪章》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刘晓波。之后又置广大民意与社会舆论的不顾，公然於2009年的“世界人权日”开庭审判刘晓波，并於同年12月25日以“煽颠罪”名义判处刘晓波有期徒刑十一年。

令当局大失所望的是，重判刘晓波不仅没有达到遏制“宪章运动”的目的，反而在更大范围扩大了《零八宪章》的影响力，海内外迅速掀起了提名刘晓波为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提名运动，这一运动成功推动诺奖评委会於去年的今天将“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还在狱中受难的刘晓波。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大在授奖演讲中指出：“他（刘晓波）是《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之一，而《零八宪章》是在2008年12月10日发表的”，“《零八宪章》呼籲保护基本人权”，“刘晓波所获的严刑，使他不仅仅是人权运动的一个重要代言人，几乎一夜之间，他就成了非暴力运动在中国国内外的那个像徵”，“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再一次决定通过和平奖的颁发，来支持为我们全人类利益而奋斗的人们。”由此可见，《零八宪章》不仅成为中国化的《世界人权宣言》，而且成为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的“共同纲领”和共同旗帜！

可悲的是执政党还在执迷不悟，还沉浸在“打江山坐天下”并希求永远执政的幻想中。在“维稳”的破旗下，不仅继续将刘晓波等民主人士关在狱中，而且继续制造系列对抗《世界人权宣言》、对抗《零八宪章》的反人权事件。仅今年茉莉花革命以来，不仅数十名民主维权人士先后被强迫失踪并施加酷刑，而且先后判处刘贤斌、王荔蕻等《零八宪章》联署人入狱，并以各种藉口打压艾未未、陈光诚，侵犯他们的人身权利和基本公民权利——甚至在全国范围打压国家公民以“独立候选人”的方式参选基层人大代表，妄图将以《零八宪章》为灵魂的中国民主维权运动禁锢在“有中国特色的”官僚资本主义暴政体制下。

我们认为，执政当局恶意对抗人权的行径不仅是不科学、不理智的，而且将是非常危险的，有学者明确指出执政当局的死维权、死保守、不作为的状态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更有不少学者喊出“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是一点也不假的！

当执政当局洋洋自得的沉浸在“世界老二”的GDP泡沫中的时候，殊不知，官僚掠夺体制、权贵分脏体制、强权维稳体制正为中国社会生产出天量人权悲剧——杨佳袭警事件、钱明奇炮炸政府大楼事件正成为中国底层社会反抗压迫、反抗暴政的区域性信号弹！面对如此危局，执政当局如果还是无动於衷，一味“维稳”，一味沉湎於“这人肉的盛宴”的话，新一波“人民革命”不仅会“掀掉这宴席，毁坏这厨房”，而且必将“扫荡这些食人者”……！这决不是恫吓，更不是危言耸听！

2010年代注定是大民主、大维权的年代，注定是中国民主人权事业全面开花、全面结果的年代，注定是《零八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缔造中国大文明、大辉煌的年代！在此历史背景下，执政党当幡然猛醒、改弦更张，顺应《世界人权宣言》与《零八宪章》所宣布的普世人权法则，高扬民主大旗，高扬人权大旗，以主动政改宣示自己对民意的尊重和服从，庶几，可避免人民革命所带给自己的毁灭性灾难。

而对於各届民主维权力量来说，笔者希望在总结既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发扬民间政治智慧，以各种创造性的形式稳步推进民主维权运动，并牢固掌握属於我们自己的“人民革命主权”，以箭在弦上的革命压力促使执政当局进行民主化改革，落实《世界人权宣言》，践行世界人权公约，深入推行《零八宪章》所宣示的普世理念和基本主张，如此，中国民主人权事业方可实现朝野互动、和解双赢；如此，中华民族才能迎来自由、民主、宪政的未来；如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大业”才会在海峡两岸获得最后的成功！

赵常青（《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
2011年12月10日於西湖新村


註释：
注1：见李凡《当代中国的自由民权运动》第二章：“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的自由民权运动”；（2011年7月出版）

注2：见秦永敏：《当代中国政治反对派的经验教训和不足》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1/11/blog-post_5221.html)
《零八宪章》月刊总36期首发

注3：见秦永敏：《当代中国政治反对派的经验教训和不足》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1/11/blog-post_5221.html)
《零八宪章》月刊总36期首发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10/2011

赵常青：我所见证的北京选举

我是一个对“选举”很感兴趣的人，既喜欢直接参与“选举”，也喜欢观察和研究“选举”。1998年我曾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南郑县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八一三厂选区的竞选，因为我的竞选导致两位正式候选人全部落选（我得票第二，但我们的票数都不过半），我因此而被八一三厂“开除厂籍”，并被汉中地方当局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同在1998年姚立法竞选成功，后来又有若干国家公民如许志永、吕邦列等人在2003年与2006年的换届选举中竞选成功。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又到了各地基层人大换届选举的时间.北京地方人大换届选举就在今年11月举行。北京今年的选举很热闹，不仅在高校选区，先后有乔木、许志永、仝宗锦、张映伟等老师出来参加竞选；而且在维权界，也有野靖春、韩颖等数十位北京市民公开站出来参加各自所在的选区竞选.我在振奋之余，决定做点选举观察，并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我所认识的两位“独立候选人”助选——这两人一个是北邮的许志永，我们曾在一个派出所被关过；另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乔木，他是我在西安求学时的大学校友。

第一次被赶出北邮大门

鑑于11月8号就是投票日，于是在11月6日下午，我前往北京邮电大学观察选前情况，我于下午4点左右进入北邮主校区.转了一圈后，我发现在北邮学生会附近的广告栏上已经张榜公佈了包括北邮党委书记和校长方滨兴在内的四位正式候选人的简历并照片，简历确实很简单，八股文似地，内容寥寥数百字——上面没有许志永的相关内容。之后，我来到树立有毛泽东塑像的校园广场上，先后与多位学生、老师交流与选举有关的话题.在和一些老师（多数是退休老师）谈论这个话题时，他们纷纷表示知道许志永，认为“许老师不错，热心公益，人挺好的”，到时候“投他一票”。对于那些张榜公佈的正式候选人，他们意见则很大，认为平时都不了解他们做了些什么，也没有见过“他们”为自己说过什么话、办过什么事，不会选他们的。其中一个家住“南院”的老太太很气愤的谈到有关“南院”的拆迁问题，说自己住的那些危房根本就没人去管，没人去关心他们的现实问题，现在选代表，选什么呀？“那四个张榜公佈的候选人有谁把自己的电话和联系方式公开了，没有，谁都没有公佈，这还选什么呀，有问题了，找谁解决，影儿都找不到”，老太太说，她到时候弃权。

在和学生交谈中了解到有一些学生“了解”许志永，有一些“听说过”，还有一些“不知道”、“不了解”，对那些已经有所了解的学生，我请他们届时投许志永一票，多数表示同意，也有的说“到时候再看吧”。而对那些对许志永还缺乏了解的学生，我则建议他们上网“搜一下”，我说许志永给你们北邮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写的很好，一定要去读一下，我也大致向这些同学介绍了许志永的维权事蹟，这些同学表示下去了解之后再做决定。

最后，在我正与一对恋人同学谈论这个话题时，突然被一只手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位头发梳理得很齐整的中年男子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的后面，他对我说：“你干什么的？怎么老讲这些话题呀，快走！”说完就拽着我的胳膊往外拉，我反问：“你是乾什么的？把手松开！”他说“你不要问我干什么，现在是选举前的非常时期，你不要在这里活动了。”我说“我谈论的事情违法吗？”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开始打电话，说“过来两个人！”我弄不清他的身份，也许是校园便衣，也许是学校政工干部。打完电话，他继续拽着我的胳膊往前走，我说：“你别拉，我自己走！”他放下了手，一会儿，过来两个穿着制服的校园保安，只见这位便衣说“将他送出去！”那两个保安就从两边上来准备拽我，我知道自己的助选活动搞不成了，就说：“别拉，我自己出去”，他们也就放下了手，但径直将我“礼送”出学校大门……

第二次、第三次被逐出北邮大门

11月8号是投票的日子，我决定前往北邮、北外去观察选举.

大概早上九点左右赶到北邮.一到大门，我老远就看见学校门口站着几位保安，入口处的桌子上放着登记薄，进去的人受到盘查登记，11月6号是没有这个登记程序的，我利用别人在登记的时候，大摇大摆的往里闯，竟然“混”了进去。

进到校园后，我在路上边走边打听投票站是什么地方，有同学告诉我投票站设在学生会并告诉了我该怎么走。我问他投票了了没有，他说自己要上课，晚上再去投，我问他知道许志永竞选不，他说知道，我请他晚上投许志永一票，他说“许老师这人我了解，投他没问题”。

就在我快到投票站的时候，老远我就注意到6号晚上“驱逐”我的那位便衣就站在路边，他已经註意到我，故在我还没有走到投票站的地方，他就主动快步来到我面前，“你怎么又来了呀？”他问，我说：“我是许志永的朋友，来这里看看不可以吗？”他说：“你是公盟的？”，我说：“不是，一个朋友而已。”他说：“你快走，今天选举，大家正在投票，你不要来干扰.”我说：“选举是正大光明的事情，我来观察一下不行吗？怎么是'干扰'呢？”，他说：“我不想争论，？？你赶紧走！”这时，又围上来几个人，胸前都挂着“选举工作人员”的小牌子，其中有一位还拿出照相机给我拍了照，我说：“你是乾什么的呀，凭什么拍我照片？”他不理我，旁边的便衣则拉着我的手让我走，两个保安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其中那位“带头大哥”说：“我送你从后门出去，这里近。”我知道没办法进行选举观察了，只好往后门的方向走去。

因为前往后门必须路过投票站，我注意到，投票站的右门口已经用丝带拉起了通道线，一些学生正在排队等候投票，两侧的工作人员则站在门口登记发放选票，排队的人领到选票后便进到学生会里面去投票了，里面的情况看不清，但左侧的大门则是出口。陆续有人从左边的大门出来。

我拿出相机准备拍张照片，结果被身边的便衣制止，我说：“你们的选举怎么这样见不得人呀？”他也不说话，只是催着我快走。没办法，我就这样被他们第二次“赶”出了北邮校园.

从后门出来后，我很有些不甘心，我又绕到学校大门口，又作旁若无人状“混”了进去，但没走多远，我就发现两个保安追上来了，我拿出相机，装作要给不远处的老毛雕像拍照，结果保安说不能拍，我说：“这也不能拍吗？”“不能，你赶紧出去吧。”我问“为什么要我出去呢？”他回答“是领导吩咐的，我也不知道”。我知道争辩是没有用的，只好配合他们的工作，第三次被他们“礼送出境”。

在北外投票站巧遇吴青老师

被从北邮“驱逐”出来后，我心里有些郁闷，本来为了避免惊动有关方面，我到北邮为许志永助选既没有拉横幅，也没有发传单，我只是很低调的去和老师同学交谈，这种方法能为许志永拉几张选票呢，充其量只具有像徵性意义，但没想到这样低调的助选和观选活动也被他们几次三番地驱离，我觉得很有些好笑，我感到执政党太脆弱了，进而感到他们如此防范许志永的竞选，我想北邮的人民代表许志永是肯定选不上了，一种惋惜感油然而生，于是我决定赶到北外去看看老校友乔木的选情如何。

北外的戒备情况和北邮差不多，门口有保安登记进入校园的人员.我还是侥倖混进去了。进到校园后，我向一学生打听投票站在什么地方，学生说，投票站设在“文体中心”，我问他投票了没有？他说就去投，我说那好，你带我一块进去吧。

我们行走在路上，我问他：“听说你们学校有一位叫乔木的老师出来参加竞选人民代表，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问：“你会选他吗？”这位男同学不假思索的回答说：“我会选他。”“乔木在学生中的知名度高吗？你估计会有多少学生选他？”我这样问道，他说：“乔木老师的知名度高，估计80%的同学都会选他。”听到这个我很高兴，既为乔木感到高兴，又为北外的学生感到骄傲。

一会儿，我们就走到文体中心了，只见二楼墙壁悬挂着“珍惜民主权利，投好庄严一票”的大型横幅广告，一楼大厅上面的横幅则写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街道第十选区北京外国语大学选举站”。在另一面墙上则悬挂着“人民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这样的广告，拉着红丝带的投票站的入口周围已经站满了表情各异的工作人员.

我慢慢地走到一位老太太身边，我才开始以为他是“北京大妈”一类的工作人员，我试探着搭话问道：“请问老师投票了吗？”没想到她高声说道：“投了，我投了自己神圣一票！”看到她很自豪的样子，而且高声宣布自己投了自己一票，完全不忌讳旁人听见。我感到有些纳闷，又很兴奋，就试探的问道：“老师，您投了自己一票，非常难得，请问您贵姓？”，“我姓吴，我叫吴青！”，“吴青”，我头脑立马反应出她是谁了，没想到在这种场合竟然碰到冰心的女儿——我感到一种非常意外的“收穫”，便和她多聊了起来。她说自己多年来一直是敢说敢为的海淀区人大代表，上面觉得她“刺头”，便要求北外今年无论如何不能让吴青出现在候选人名单上，她以揶揄的口气说道：“把我从候选人名单上弄下来，他们取得了'又一次伟大胜利'！”我们都会心的笑了。

图1吴青老师和本文作者

这时，陆续有一些离退休老师从投票大厅出来，他们老远就向吴青老师打招呼，到跟前后，只见他们说：“我们都投了你一票！”并向吴青老师竖起大拇指。随后又有一些学生陆续从投票大厅出来，也纷纷向吴青老师致意！吴青老师笑着对我说：“这些人都是我的粉丝”，我也笑了，说：“好，我来给你们照张相！”她们都说好，于是我给吴老师和她的“粉丝们”合了几张影，我本人也和吴老师合了影以作留念。我试探着问吴老师：“听说乔木今年也参选了，您估计他的情况如何？”吴老师说：“这个不好说，因为我们都受到防范。”我说：“北外还是厉害，由于您的榜样，年轻人现在也出来参选了。”吴老师说：“这不是我的功劳，是年轻人开始觉醒了。”

图片2吴青老师和北外的学生

乔木受到打压

过了一会儿，一群女孩来到吴青老师的身旁，我看到她们和吴老师关系亲密，便往旁边转了转，去询问一个刚从里面出来的学生，问他说：“请问你投票了吗？”他说：“投了。”我又问道：“你投乔木了吗？”话一出口，我便觉得自己问了一个不合适的问题，果然，这个学生回答说：“对不起，这个不好告诉你！”我看他的眼光有些狐疑，我忙说：“请别误会，我是乔木老师的同学，只是想来看看情况.”接着我改口问道：“乔木老师在学生中受欢迎吗？”他说：“应该还可以吧”，“你估计他能当选吗？”他说：“我估计他的得票应该不错的。”

接着，我又去询问另一个从旁边经过的同学，问他投票了没有，他说还没有，我说“你知道乔木老师竞选吗？”他说知道；我说：“乔木老师是一个勇于说真话、敢做敢为的老师，请你支持他一票，一定要对自己手中的选票负责。”说这话时，我注意到一位中年男人在我不远处的地方听着，我不管这些，继续与学生交谈相关话题，那个学生说：“乔木老师的情况我了解，我会投他票的。”

之后，我又回到吴青老师这里，见吴老师还在与几个女孩子交谈，其中一个女孩的眼睛竟然流泪了，我不知道她们刚才说了些什么，因为关心乔木的选情，我就问她们说：“乔木老师竞选的事情你们知道吗？”他们说：“知道”，我接着问：“你们选举前有老师给你们开会吗？告诉你们选谁不选谁吗？”吴青老师插话说：“开过会了，告诉他们不要选我。”那位眼角还有泪水的女同学说：“我们昨天开会了，主要是防范乔木老师，让我们不要选乔木，说乔木和美国大使馆关系複杂等等。”

这种情况让我想起了13年前我自己的那场竞选，当时“上面”知道我要竞选人民代表后，首先下发文件规定“男性初步候选人必须是中共党员，厂级干部”，在我依法反驳继续竞选后，安全部门来到厂里召集中高层干部会议说什么我与“海外敌对组织有联系，是89那批学生打着'合法性'的旗号公开与共产党进行较量！”要求与会干部做好各车间处室职工的工作，“一定不要让赵常青当选！”可？？是后来，广大职工在高压下还是给了我很大支持，以至于我在第一轮的选票数进入前两名

没曾想到，13年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进行竞选的乔木会遭遇类似情况，有关方面还在使用这些吓唬人的“概念”来威胁学生，竟然以乔木“与美国大使馆的关系複杂”来阻止学生投票给乔木——这是什么逻辑？！中国政府难道和美国大使馆没有“複杂”的关系，国家领导人还和“美帝国主义”的无数头子频频握手呢？这关系就更複杂了——如果使用上面的逻辑反观诸己的话，是不是在后年进行国家层面的换届选举时，要求全国人大代表不要投这些国家领导人的票呢？！

也被北外“礼送出境”

就在我们正在谈论这些话题时，一位年龄不大、胸前挂着卡片的工作人员来到跟前说：“吴老师，请你不要在这里谈论这些话题，请不要干扰选举.”吴老师很生气，说：“我说什么违反法律的话啦。”这位表情很难看的选举工作人员说：“我们昨天就跟你谈过，你今天还这样，这不好，我们不好交代。”吴青老师笑了，也不想为难他，说：“好了，我们走吧！”于是吴老师对我说了“再见！”便与这群女同学走了。

吴青老师走后不久，那个“工作人员”又来到我跟前，问我说：“你是乾什么的？”我坦率的说：“我和乔木是大学同学，我今天来是想为他助选的”，他说“今天不能搞助选活动，你不能为乔木拉票，这会干扰我们的正常选举.”我问他：“有这么严重吗？”我接着说：“你年轻，想奔前程，想升迁，这很正常，但一定要有远见！”他竟然严厉的对我说什么：“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不想和他这种纯粹侮辱北外的人进行争论，我去到旁边拿出相机准备再拍两张照片，结果另外两个工作人员过来制止了，说不能拍照，我说公开的选举也不能拍照呀，他们说不行。接着，这两位身穿便衣的“工作人员”对我说：“你是北外的吗？”我说不是，其中一位说：“我们今天在搞严肃的选举，你赶紧走吧，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说完这个话后，他们叫来两位保安，很客气的说：“把这位先生送出去！”于是，被“驱逐”的画面再次发生，两位保安径直将我“礼送”出学校大门。

抱起投票箱掉了个过儿

离开“北外”后，我沿着大街向北走去，大概一站路后，在一个公交站的旁边，看到有一个帆布棚搭建起来的街区投票站，四个工作人员坐在简易木桌后面的椅子上，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有一个小小投票箱，那些街道大妈们面无表情的等待着人们的投票。我观察了半天，这里人来人往，没有像北外、北邮那样将选举弄得如临大敌、紧张异常。

等了半天见不到有人去投票，我便到跟前去搭话，我说：“老师，今天上午有多少人投票？”刚才还面无表情的大妈们立刻警觉起来，问：“你是乾什么的？”我说：“我是一个研究人员，想了解与选举有关的问题.”大妈立即板起脸来，严肃的说：“我们拒绝任何採访.”一听这话的口气就是专门训练过的，我说：“我不是採访，我只是想了解一些很简单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这个选区有多少选民，有多少人来投票之类的。”另外一位大妈白了我一眼，说：“我们拒绝任何採访，也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我说：“按照规定应该设立秘密投票间，请问你们这里怎么不设立秘密投票间呢？”大妈不高兴了，说：“这里没有你的事，你快走吧，别影响我们的工作。”

这时，一位中年妇女来投票了，只见她领了选票后，就弯着腰在那张简易桌子上填写选票，其他几个工作人员就在那里看着。中年妇女写完后，往投票箱里一塞，便完成了五年才有一次的“选举”。

我拿出相机准备拍照，几个大妈赶紧说：“不许拍照！”我说：“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怎么连选举也不许拍照呀？”一个大妈说：“就是不许！”，我指了指投票箱说：“这个总可以拍吧？”说着我举起了照相机，结果那位大妈迅速的将投票箱抱起来掉了个过儿，将投票箱的背面朝外，而另外一个站在我旁边的大妈则将我往外推了推，说你快走吧。我觉得非常好笑，却也不想将这样精彩的喜剧再演下去，我尊重大妈的“命令”，拧转身走了。

后记

我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助选和观选工作，其他选区的情况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估计也差不多。应该说，我的心里很感慨！但我不想再说什么了，我只想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如实地记录在这里，至于评论的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交给各位看家吧。

2011-11-9于北京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1/12/2011

赵常青：刘迪与六四

“四五英雄”——刘迪先生因肺癌医治无效于2011年10月18日晚间在北京去世，享年61岁。

10月20日下午，刘迪先生的妻子张永冠女士，以及生前好友张前进、刘凤刚、王京龙、王国齐、赵昕、朱红、陈天石、胡石根、赵常青、张少梅、陈青林、孟元昕、孔险峰、楚元庆等人前往八宝山殡仪馆向刘迪先生的遗体告别。当日晚间，刘迪先生“追思会”在北京丰台某宾馆召开。

由于刘迪先生及其夫人张永冠女士在晚年都信仰了上帝，而参加追思会的亲朋好友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是故“追思会”按照基督教的相关仪式进行。

追思会一开始，弟兄姊妹们进行了唱诗、读经和祈祷活动。随后刘迪的狱中难友王国齐、赵昕进行了相关回忆。王国齐在追念中充分肯定了刘迪先生为中国民主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他认为刘迪先生是一位充满高超“政治智慧”的人。赵昕在回忆中简单介绍了刘迪先生的生平，他特别回忆到1992年2月29日，为组织“六四1000天祭日”纪念活动，他与刘迪、王国齐被数十位警察在街头暴打的情况。赵昕认为，刘迪是一位特别忠厚的长者，长期默默无闻的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民主人权事业，甘当幕后英雄，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远在美国的华人牧师张前进先生也不远万里赶回北京参加追思会。

张前进先生在追思会上谈到了刘迪先生非常崇高的个人品质，他和刘迪先生在8964后被关押于秦城监狱的同一间屋子。在监狱里面，刘迪先生将自己的“窝头”省下来留给被捕的青年学生吃；在冬天，刘迪先生在自己很冷的情况下还把自己的棉大衣脱下来让生病的学生穿……其情其景，实在感人。

在谈到自己从美国回来的动机时，张前进说刘迪先生与张永冠女士在一起共同生活了20多年，但由于有关方面始终不给刘迪先生办理身份证，致使二人一直没有能够在民政部门领取结婚证，这是一件很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考虑到两人都已从内心确立了对上帝的信仰，故想赶回来为刘迪弟兄和张永冠姊妹主办一次主内婚礼，却想不到刘迪先生在他赶回北京的头一天晚上竟然不辞而别，说到这里，张前进先生已是泣不成声……

但是张前进先生还是以牧师的身份当着张永冠女士和我们大家的面宣布了二人婚姻的有效性，并将自己准备的礼物——一个“十字架”形的项链送给张永冠女士，所有参加追思会的人士以热烈的掌声表达了自己对这场“特别”婚礼的衷心祝福！

最后大家在充满宗教气氛的唱诗声中，列队前往追思会场前的刘迪先生肖像前献花，并向张永冠女士一一话别。

2011/10/22

附录：刘迪简历

刘迪1950年7月6日出生于中国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刘隽湘是中国微生物奠基人汤飞凡先生的得意门生和助手，曾为保存中国防疫资料免予内战毁灭而做出傑出贡献，并因此成为民主人士。

刘迪1957年-1963年在北京实验小学学习，1963年-1968年在北京第二中学读书

刘迪1968年-76年在山西插队

1976年4月初，刘迪参加四五运动，在4月5日反对警察镇压的事件中？？组织群众喊口号抗议，是被报纸点名的着名反革命“小平头”。运动被镇压后被公安机关作为要犯在全国通缉。

1976年10月被捕入狱，1977年8月出狱.

1977年出狱后，刘？？迪参与推动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活动和“四五运动”的诗词《天安门诗抄》和画册的编辑工作。

1978年底，刘迪和陈子明、韩志雄、周为民、王军涛、李胜平等一批四五运动的参与者创办民主墙运动中的独立刊物《北京之春》。刘迪的家是《北京之春》编辑部开会和刻印刊物的地方。

1979年，刘迪曾经考上南京大学历史系清史专业研究生，但他听说大陆要镇压民主墙运动，为了与《北京之春》同仁共进退，他放弃了读书机会，继续参与《北京之春》的编辑、印制和发行工作。

1980年刘迪参与陈子明、胡平、王军涛、李胜平等策划和组织北京市高校学生竞选活动

80年代中期，刘迪协助陈子明创办当时最大民间独立实体群“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基金会并参与一些项目。

1989年学生运动爆发，刘迪作为学生顾问，策划和组织了一系列事件。学生绝食开始后，他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旁做学生顾问。5月下旬，刘迪参与筹组首都各界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为天安门广场建立指挥系统和民主运动建立和平秩序，做出独特贡献

六四屠杀发生后，刘迪1989年7月10日被捕，和许多高校的学生一起关在秦城监狱，1990年4月出狱.在秦城监狱期间，对同一牢房的年轻体弱的青年学生爱护有加，常常将自己省下的窝头给学生吃，将自己身上的棉大衣脱给生病的学生穿。

出狱以后对来找他帮忙的学生也是从不拒绝，曾经帮助北京语言学？？院的工人王国齐和学生张前进寻找住处和工作。也热心帮助还在狱中的陈子明和王军涛等联系律师，安抚家属。

1990年出狱后，刘？？迪作为政治犯亲属的主要顾问，设计了请求国际社会关注救援的行动策略，通过向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政要呼籲，在国际社会提出中国人权问题特别是六四受害者的人权问题，成功地将一些国际人权救援机制引进中国，改善了中国政治犯保护机制。

1992年，因组织“六四一千天祭日”纪念活动，在现场与警察发生冲突，与赵昕，王国齐等一起惨遭警察长时间毒打。

2011年夏天，刘迪开始生病，咳嗽，气短，接着出现肺水肿，说话断断续续，不时要吸氧。现住在北京玉泉医院，完全靠吸氧维持。医生一直没有确诊，怀疑是肺癌晚期。

2011年10月18日晚，刘迪先生辞世。

上图说明：追思会结束时，亲友们与张永冠女士合影（前排座椅上是张永冠女士，她怀抱镜框是刘迪先生生前肖像），中间身着牧师袍的是张前进牧师

上图说明：追思会现场大家沉痛怀念

【转载纵览中国】时间：10/23/2011

张裕：赵常青竞选首煽颠

赵常青（1969年4月6日－），教师、自由撰稿人、编辑、社会活动家；1998年因参选人大代表并写信举报地方选举中的违法问题被捕，被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成为1997年修改《刑法》纳入此罪名后判决的首例。

参加“八九民运”

赵常青于1969年出生在陕西省山阳县板岩镇红藤村，四岁时父亲去世。

1988年9月，赵常青高中毕业后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1989年“八九民运”期间，赵常青从胡逝世次日起就开始参加本校和西安的悼念活动，及随之而起的学生运动。5月16日，他参与发起成立“陕西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并担任宣传部长。

1989年5月19日，北京宣布戒严，赵常青于次日参与组织该校四、五千人抗议戒严的大游行，后辞去自治会职务，另组织学生成立一个“赴京声援团”，于5月23日到达北京，随后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刚成立几天的“外地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外高联”），一度任联络部祕书长。

“六四屠杀”后，赵常青于6月7日在北京大街上被戒严部队士兵抓捕殴打，6月13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关入秦城监狱。9月25日，他被陕西师范大学公安处接回学校释放。

1992年7月，赵常青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陕西省南郑县的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八一三”厂子弟学校高中部任教师。1993年4月，他被陕西省国家安全厅立案侦查。

199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赵常青撰写了〈改革政治体制，走民主化道路──致中共中央并各省省委的公开信〉，详细地列举了“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给国家、给人民、给中共本身所造成的巨大危害，详尽地论证了民主政体对于国家、对于人民、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未来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奉劝中共顺应民主朝流、效法台湾国民党的做法，及早地在大陆施行民主改革，并具体地提出了六条政改建议，如平反‘六四’，释放魏京生、王丹等政治犯，还赵紫阳以政治自由，允许海外流亡人士回国，修改《选举法》，允许县市级人民代表及其行政长官实行民主竞选制”等等，全文计一万六余字。随后将信分寄给中共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参选人民代表

1997年12月23日，赵常青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宣布参选陕西省南郑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获得“八一三”厂六十一位选民提名，被列入该厂初步候选人名单。

1998年1月6日，赵常青散发题为〈民意就是真理〉的竞选公开信，并公布了上月对“八一三”厂多方面问题的职工民意调查结果及调查过程中遭遇的阻难。针对他被该厂“选举指导小组”排出在所谓“酝酿协商”后的四名正式候选人之外，他继续以“独立候选人”参选，于同月11日又散发〈为了心中的那份良知，我请求支持──致八一三厂全体职工的第二封公开信〉，揭露“选举指导小组”违反《选举法》的一系列规定和做法，如发文件公开规定：“男性人民代表候选人必须是中共党员、厂级干部”等。在竞选过程中，赵常青遭到多方面的施压和骚扰，有关方面负责人在“八一三”厂中高层干部会议上公开指责赵常青，指明他有“八九学潮”背景，竞选人民代表是“打着合法性旗号公开与共产党进行较量”。

1998年1月14日为投票日，赵常青在前一天下午就被传唤到汉中市公安局二分局扣押，并于当晚被抄家，投票当天则由厂方把投票箱送到公安局供他投票，下午释放后又被汉中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监视居住。因该厂选民在压力下投票有大量弃权，两名代表席位无一候选人得票过半当选；虽然赵常青因名字不在正式选票上而导致得票中出现数十张因选民填写错误导致的废票，但仍以九百六十多票排名第二，比排名第一的正式候选人仅少几十票，比排名第三的另一位正式候选人多二百多票。当局为了避免他很可能当选，取消了《选举法》规定应有的第二次投票选举程式，结果使该厂失去了那两个人民代表席位，南郑县仅指派一位该厂领导人作为列席代表。

同年1月19日，赵常青被汉中市公安局拘传，次日以相同罪嫌刑事拘留，三十天期满释放后又改为监视居住，同时，他也被学校解除教学工作。3月25日，赵常青再次被汉中市国家安全局正式逮捕。逮捕后的提审中，警方承认他的参选活动合法，但却转为追究他前一年8月所写的那封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7月10日，他被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涉及国家祕密”为由不公开审理，7月25日判决书认定：

赵常青无视国家法律，以言论自由为藉口，书写〈改革改治体制，走民主化道路〉的公开信，攻击共产主义体制危害了国家、危害了人民、危害了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危害中华民族的未来，煽动多党政治，驱中共下台，向境外反动刊物和反动组织和个人传播，与境外敌对组织联络。

因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这是1997年修改《刑法》在名义上“取消反革命罪”，实际上包括将“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换名以来，已知的首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决。

1998年9月，赵常青被送到陕西省汉中监狱服刑，同时被“八一三”厂开除厂籍。

串联连署公开信

2001年2月底，赵常青刑满释放后被警方押送回原籍山阳县农村。不久，赵常青为谋生到西安打工，先后在民办西京大学教务处、《人生导报》社採编部工作。

2002年4月26日，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杨建利化名回国考察东北工潮后被捕；6月28日，赵常青起草〈还杨建利自由，还“良心犯”自由──我们的呼籲〉公开信，在电话徵集连署后通过互联网转送美国的“中国人权”主席刘青，后以〈释放杨建利废除黑名单──中国170名异议人士致中共当局公开信〉发表于《北京之春》八月号。

自2002年8月下旬起，赵常青开始在美国《民主论坛》陆续发表政论和时评，并起草〈中国公民运动宣言〉（草案）徵求朋友意见。10月，他修改了由四川民运人士欧阳懿起草的〈欢迎一个“与时俱进”，推进民主政治的执政党十六大的召开〉的公开信，并徵集全国各地一百九十二人连署，于11月5日由《中国人权》以〈十七省市反对派人士连署致十六大公开信促重新评价六四〉为题的新闻稿全文发表，主要有六点意见和建议：

重新评价1989年的爱国民主运动，抚恤“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

允许海外流亡者回归祖国。

籲请执政党恢复赵紫阳先生作为国家公民的所有权利。

努力改善国内人权状况，释放一切政治犯和良心犯，逐步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保障《宪法》三十五条所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以及居住、迁徙、通信和资讯传播的自由。

批准中国政府早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据此修改相关法律法规，使之同两个人权国际公约相一致。

在县市级（包括县市级）以下政权机关实行公开直接的民主竞选制度，……并通过修改《宪法》和《选举法》等相关法律，……用五到十五年时间逐步完成大陆重要公共职位的全部开放（包括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全国人大代表等）。

两天后的11月7日，在陕西省公安厅直接督办下，赵常青被西安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祕密逮捕并抄家。

2002年8月4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认定：赵常青在《民主论坛》发表〈一个美丽而光荣的梦想〉，“诬衊中国的政权是‘极权专制体制’，叫嚣‘造就一个东方的美利坚’”；在上述两篇连署信中“诽谤中国政府”，“诬衊中国共产党对‘六四’事件的处理‘使大批爱国民主青年及和平公民或流血牺牲，或入狱受难，或流亡海外’”，诬衊并造谣“中国社会正处在危机四起的边缘”；“撰写具有纲领性、组织性的〈中国公民运动宣言〉，公然提出‘以结束共产主义极权体制，建立现代公民社会为己任’”；11月3日，“在得知四川的蒲勇因患病死亡的消息后，串联全国各地二十八人签名在互联网上发表所谓中国政府迫害‘政治犯’的〈紧急呼籲〉，以损害中国政府形象”；“赵常青之行为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且系累犯，依法应从重惩处”，因此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此后，他被押送到陕西省渭南监狱服刑。

在监狱中，赵常青因拒绝认罪，不服管教，曾遭四次“严管”虐待，被单独禁闭总计长达十个月。

国际笔会等人权团体对赵常青案一直非常关注，将这个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的已知首案作为中国当局侵犯言论自由的典型案例，独立中文笔会于2005年12月授予他“荣誉会员”称号。

2007年11月27日，赵常青刑满获释。2008年起，在友人主办的《华商》杂志做编辑，同时作为自由撰稿人在《北京之春》、《民主中国》、《博讯》、《民主论坛》、《议报》等海外华文媒体发表回忆录、政论、诗评等文章。2008年12月，赵常青参加首批三百零三人签署〈零八宪章〉。2009年10月，他前往北京打工，次年6月加入独立中文笔会，10月因庆祝独立笔会荣誉会长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被北京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八天。

参考资料：

1.刘青，〈释放杨建利废除黑名单──中国170名异议人士致中共当局公开信〉，《北京之春》2002年8月号。

2.赵常青，〈赵常青小档案》，《民主论坛》2002年8月24日。

3.赵常青，〈为民主辩护──致中队干部的一封信〉，《民主中国》2010年4月14日。

4.赵常青，〈神圣的一票──我在1998年的民主竞选〉，《议报》415至418期（2010年5月8、15、22、29日）。

5.赵常青，〈“八九一代”的历史责任〉，《民主中国》2012年4月24日。

赵常青：谁在抽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在秦永敏先生被拘留之后

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这段时间我一直不曾上网.待我从外地回到西安，打开电脑一看，才获悉秦永敏先生又被武汉当局拘留了，心中着实吃惊不小——我这才明白了2月6号晚上我在武汉拨打秦先生的手机和座机都一直不通的原因（手机关机、座机无人接）。

我心中很感慨，也很好笑。感慨的是湖北地方当局是如此的脆弱，以至于害怕一个刚出狱的国家公民在家过上一个安宁的春节——据说“邓大人”曾经讲过“社会主义是最人道的”，据说“胡主席”最近几年也在大力倡导“以人为本”，并要求各级官僚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可是“最人道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国家公民的，在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春节”到来的前一天，将已经连续12年在狱中过年的秦永敏先生再次推向冰冷大牢，理由是秦先生出狱后发表的有关文字声明触犯了所谓“政治剥权期”的管理规定——可问题在于秦永敏先生发表《出狱声明》是在2010年的12月5日，这个时间到2011年的2月1日间隔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武汉地方当局都不过问，偏偏在春节来临之际将秦先生行政拘留，这不是残酷得近乎冷血吗？

难道——

难道“胡主席”的“和谐社会”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构建的？

再说，秦永敏先生12月5日所发表的《出狱声明》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内容呢？我认为很“给力”，很光明正大，让我们再来共同“参观”一下这份声明的主要内容：

其一，秦先生回顾了自己自70年代以来投身中国民主事业的大致历程和重要事件，其？？中包括78年在武汉发起的“民主墙”运动，93年发起《和平宪章》运动，98年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活动。

其二，高扬人类正义和普世价值的旗帜，他说：“人类社会生活的最高价值是正义”，“为了实现正义，不能不建立正义的制度”，并指出“好制度”与“好党”之间的关系：“世上没有好党，只有好制度，制度不好，好党也会为所欲为越来越坏，多党公平竞争的宪政民主制下，坏党为了得人心得政权也不能不变得越来越好”；强调自己“将一如既往地以普世价值为据”，为中国架构一道通向宪政民主的和平转型桥樑。

其三，为“民主志士们”提出了“首要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任务”——那便是用和平理性的非暴力抗争使中国社会接受“选票出政权”的正义观念，并争得“言论、出版、结社等公民自由权”。

这便是秦永敏先生在《出狱声明》中所要陈述的主要内容。

今天早晨醒来后，我躺在床上又反复琢磨了这三方面的内容，我看不出半点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东西。相反，我觉得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公民在向全体中国同胞深沉倾诉良心话。武汉地方当局如果稍有良知、稍微爱国的话，应该在秦永敏先生发出这份声明后向他送去一篮美丽的鲜花而不是一副冰冷的手铐……

现在就让我来简单的分析一下秦永敏先生所发出的前述几点“出狱声明”为什么是合理合法的：

关于第一点即秦先生为中国民主事而奋斗的部分这里就不用多讲了。不管是民主墙活动、《和平宪章》活动还是98组党活动，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执政党为了使自己的既得利益成为世袭的永久利益，也已经强加给秦先生22年的“有期徒刑”——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武汉地方当局不可能因此“旧账”（已算过）而再次拘留秦先生了，那么秦永敏的“不当言论”当属第二点和第三点了。

第二点是什么呢？秦永敏先生强调了人类正义和普世价值的意义.秦先生认为“正义”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最高价值”。那么“正义”的内涵又是什么呢？秦曰：“让一切人随时得其所应得”。这当然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社会状态，几近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描述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社会状态——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把秦先生的“正义”理想与马克思的“痴心妄想”相提并论显然是对秦先生的侮辱。秦先生是没有这种“妄想”的，他的“正义”观的核心落脚点在于“好制度”的建立，这个“好制度”便是“多党公平竞争的宪政民主制”，这便是关乎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真理，这便是关乎中华民族未来兴衰的关键，而这个“真理”和“关键”又是多么的常识性。中国共产党喜欢自我吹嘘什么“伟大、光荣、正确”，可惜因为看不到这份常识性真理，顽固垄断政权，拒绝多党公平竞争、拒绝宪政民主制，其结果不仅在“毛太祖”时代弄出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不仅在“邓太宗”时代搞出“六四”大屠杀这样反人民、反国家的血腥悲剧，而且在宋祖英氏所谓“走进新时代”的主旋律中，又接连不断地“和谐”出一大堆群体性事件（懒得举例）。官场腐败年甚一年、两极分化持续拉大、暴力拆迁肆无忌惮、进京访民络绎于途，维稳经费赶超国防预算，各级政府的公信力也已经败坏到了让人民不断说“呸！”的程度……难道这些事实还不足以证明秦先生结论的真理性吗？

如果说共产党当年在反抗蒋介石的独裁和国民党的专制时期还是个相对不错的“好党”的话，可惜“坐了江山”后这个党却建立了一套反人类的共产主义政治制度，“共产主义”什么东西？美国前总统里根曾有一段精彩的评价，他说：“我相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可悲而怪异的一页——仍在进行中的最后一页。与人类历史的潮流相背，抹灭其人民的自由和尊严”——这种“坏制度”的建立导致不受制约的执政党有着越来越多的作恶冲动和作恶表现.其结果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当初的“伟光正”渐次走向了它的反面——诚如秦先生在《出狱声明》中所言：“世上没有好党，只有好制度，制度不好，好党也会为所欲为越来越坏”。而已经“越来越坏”的执政党如果不想断送自己的前程和未来，那就必须痛改前非，启动实质政改，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唯如此，执政党才能一俊遮百丑、才能起死回生、才能创造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最后光荣！这也同样如秦永敏先生所言：“在多党公平竞争的宪政民主制下，坏党为了得人心、得政权也不能不变得越来越好。”从这个意义上讲，秦永敏先生的《出狱声明》实际上为中国共产党充满危机的未来指明了一条“解套”路径——执政党感激还来不及呢，却怎么又把秦先生弄到监狱里去了！这是谁干的好事？！

话到这里，我认为武汉地方当局如果还对自己所听命的执政党负责任的话，就应该赶快手拿鲜花前往秦宅向秦先生连说三声“对不起！”

至于秦永敏先生谈论自己要一如既往地遵循“普世价值”原则，这更是常识性表述了，就如同我们说我们应该吃饭穿衣那样简单。否则的话，中央政府领袖温家宝先生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倡导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了。既然执政党内最得民心的温家宝以总理身份都在大谈“普世价值”准则，秦先生谈论“普世价值”又有何不当呢？如果秦先生谈论普世价值就要拘留他十天的话，根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根据执政党“没有任何人能够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说教，武汉地方当局是不是也该给总理先生送去一副手铐呢？如果武汉警方认为温总理说“普世价值”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秦永敏先生的同样言论怎么就惹上麻烦了呢？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真是岂有此理！

我们再来看一下秦永敏先生在《出狱声明》中所倡导的第三点，即号召“民主志士们”用“和平理性的非暴力抗争使中国社会接受'选票出政权'的正义观念”，认为民主人士“首要的历史任务是争得言论、出版、结社等公民自由权”。

这一段话实际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和平理性的非暴力抗争使中国社会接受'选票出政权'的正义观念”，第二层意思是争取“言论、出版、结社等公民自由权”。

我们先来看第一层意思，“选票出政权”是什么意思呢？不就是通过民主的方式产生政权和政府吗？不就是在强调政府产生的合法性基础吗？一个真正的人民政府其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只能是人民的选票授权，哪怕某一个政党依靠武装力量推翻了旧的专制政权，也必须遵循依靠人民的选票来产生执政党和执政府的原则，而不能以当然的“老大”自居，并梦想一世而万世的统治下去。只有野兽世界才不得不遵循这种弱肉强食般的“丛林法则”。我们是人类，自然要遵循人类社会的文明法则，而近现代世界文明人类产生政权的法则便是尊重民意的“选票法则”，中国的执政党和执政府由于长期缺乏这种民意基础，缺乏这种“选票出政权”的正义观念和实践，结果弄得中国政府与文明世界的文明法则格格不入，不仅如此，霸权主义政治实践还弄得国内社会腐败丛生、官民矛盾势同水火、穷富裂痕越来越大、群体事件此起彼伏……在此情况下，执政党应该怎么办？我想不能再执迷不悟、一错到底了，应该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团结朝野一切力量来共同寻找通向文明世界、通向“选票法则”的有效途径。

想什么办法呢？

秦永敏先生认为中国民间应该用“和平理性的非暴力抗争”手段来达到“选票出政权”的目的，并且提出民主人士“首要的历史任务是争得言论、出版、结社等公民自由权”。

这有什么错呢，不主张用“和平理性的非暴力抗争”手段来解决中国社会的民主问题，难道主张用“暴力”抗争乃至于使用“全民起义”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民主和选票问题吗？当然，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选择“大泽乡”式“暴力革命”道路的，但这条武装“夺取民主”的道路不仅对于人民和国家不是一种最佳选择，而且对于执政党和执政府来说也肯定不是福音，对于现在的公检法司等“大盖帽”部门恐怕会是一种灾难和噩耗——千万别忘记了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老百姓一旦走上全民起义的道路是有着广泛的烧杀传统的，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杀人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伴随着“杀杀杀杀杀杀杀”的旋律，官僚贵族地主老爷们的巨额财产如“阿房宫”一类的东西不是被充公就是被付之一炬了。倘若在“起义”高潮中碰上一群流氓无产者，恐怕连官僚贵族地主老爷们的太太小姐二奶们也会遭遇空前劫难（想一想刘宗敏们是怎样掳走吴三桂的“二奶”陈圆圆的，就会知道“暴力”革命对于官僚贵族们的巨大危险性了）……

正因此，我认为秦永敏先生所主张的“和平理性的非暴力抗争”道路是非常明智、非常负责任的言论，毕竟执政党及其领导的官僚贵族太太小姐“二奶”们也是我中国同胞、也是炎黄子孙，他们的基本人权也应该得到国家和法律的尊重和保障（其中有犯下罪行的当然另当别论、必须依法清算），如果秦永敏先生因为说了这些话就被送进拘留所，那武汉地方当局看样子是在为中华民族准备第二次“武昌起义”的大礼了——如果这样的话，呵呵……赵某倒是乐观其成。

我们再来看第二层意思，秦先生认为民主人士“首要的历史任务是争得言论、出版、结社等公民自由权”。难道这些言论也触犯了党国的法律法规了吗？如果武汉地方当局因此言论便将秦永敏先生投进拘留所的话，那简直是在抽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耳光——进而也是在抽打中国共产党的耳光！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秦先生所谈的这些东西根本不是他的发明，这些东西早已载入执政党所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秦先生的《出狱声明》实际上是在推广普及执政党所制定的最高大法，何罪之有呢？武汉地方当局如果不信，请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是《宪法》中的白纸黑字呀，人民要求落实《宪法》中早已规定的东西又有什么错误呢？

其实，不光秦先生希冀“民主志士”所要首先争取的“言论、出版、结社等公民自由权”早已写入最高大法，就是他所倡导的“选票政权”内容也早已写入共产党所制定的最高大法，请看——

《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宪法》第三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除了前述相关《宪法》条文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以及为中国政府所认可的《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有类似规定，在这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所制定或认可的白纸黑字面前，武汉地方当局硬是假装无知，硬是将宣传《宪法》相关内容的秦永敏先生推进冰雪牢房，这不是很荒谬吗？

这不是在抽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是在干什么呢？

这不是在抽打中国共产党又是在干什么呢？

因此，我再次提醒武汉地方当局赶紧拿着鲜花、放着鞭炮去向秦永敏先生赔礼道歉，否则的话，执政党如果问罪下来，问题恐怕有些不好解决了！

当然武汉地方当局如果认为中国共产党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值得去尊重和维护的话，赵某倒有一个建议，那就是请你们去集体学习《零八宪章》。《零八宪章》是一群有？？良知、负责任的中国公民以普世价值为指导，以人类正义为旋律，以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为基本理念而为全体中国同胞书写的一份开放性政治公约.这份公约已经于2008年12月10号公佈。《宪章》公佈后不仅得到国内民众的热情“给力”，而且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尊重和崇高评价，因参与起草《零八宪章》而入狱的刘晓波先生还因此获得2010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殊荣！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意识到《零八宪章》对于未来中国的伟大意义，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集结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如果武汉地方当局已经洞明了《零八宪章》为中国社会所指引的光辉前景，从而不惜暂时委屈秦永敏先生几天而乾出抽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壮举”，赵某人表示谨慎欢迎。但在欢迎你们改弦更张的同时，还是得提醒你们以“同志＋兄弟”的身份左手放着鞭炮、右手举着鲜花去秦宅门前赔礼道歉——诚如是，在2011年的10月10号——也就是在英雄的武昌起义10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时，赵某定将手捧花篮前往武汉向你们、向秦永敏先生、向英雄的江城儿女錶示我最崇高的敬意和敬礼！

未完的话

我与秦永敏先生的私交已经很久了。

1993年秋，因为一位北京朋友的介绍，使我同时结识了武汉的秦永敏、合肥的沈良庆及长春的冷万宝等人，彼时没有手机、也没有互联网，我和秦先生等人就通过原始的书信联系而交流思想，寻求共识.自93年到97年，秦先生先后为我寄来了《和平宪章》、《废除劳教制度》呼籲书以及一些来自香港和美国的刊物，这让我了解了一些国内外的思想动态和政治动态，开阔了视野、启迪了思维、增长了见识.

1997年底，我在核工业总公司813厂准备竞选县级人大代表，秦永敏、何德普等友人知？？道后对我表示了大力支持。何德普先生为我寄来了当年付申奇先生在上海竞选人民代表的回忆性文章，而武汉的秦永敏先生则在我投入竞选后连续十次向国际社会报导有关我竞选过程中所遭遇的系列打压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不仅如此，在我被汉中市国家安全局执行逮捕后，秦永敏先生还致书当时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先生及当时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卢宾逊夫人，呼籲他们关注我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人大代表而引起的人权迫害问题.因为这些关注使得汉中地方当局最后给我定罪时都不好再以“竞选人民代表”的名义，而是翻出了我的一篇旧文（《改革政治体制，走民主化道路》），从中断章取义后就将我以“煽颠”的名义推进了监狱……

初进汉中监狱服刑时，很怀念秦先生等人，不料98年12月底我偶然从一张《汉中日报》上看到一则新华社电讯，说秦永敏先生因为组建“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而被判刑12年（同一张报纸还报导了北京徐文立、杭州王有才因为同样原因而被判处重刑的消息），我的心里甚为震动和悲凉，转而又想到自己如果不是先期因为竞选被捕的话，以自己的理念、个性、及与秦先生的私交，也一定会踊跃参加到1998年的组党大业的——其结果，自然会与秦先生一样，混上一顶“颠覆国家政权”的大帽子戴在头上。

2001年2月我出狱，2002年11月又因为从事一？？些民主人权活动再度被“人民法院”判刑五年，2007年底出狱——这样，在从98年春到2010年冬的十多年时间里，我和秦先生完全失去了联系.

2010年11月，秦先生将刑满释放，之前我曾与北京有人谈论过届时去武汉迎接秦先生出狱，不期因为庆祝晓波得诺奖而被北京方面拘留8天，此后又将我遣送陕西原籍软禁68天，到上年12月31日才将我释放……也因此，迎接秦先生出狱的计划就泡汤了……

今年春节我因私事去了一趟湖北，由于与秦先生的深层私交，元月30号我抵达武汉后便于当天晚上前往秦宅看望了秦先生。去前为不增加当地警方的工作量，我没有给秦先生打电话。很幸运，大概在晚上8：40分左右我顺利找到了秦先生的家。秦先生住的楼房很破旧，室内的简陋与寒碜会令写作《陋室铭》的作者感到分外“脸红”。我们相谈甚欢，因为吃过饭了，秦先生便为我拿出了准备过年用的瓜子和水果糖，说：“我们就提前过年庆祝吧！”（不想一语成谶，两天后他就被送进拘留所了……！）

秦先生思维敏捷、谈古论今，精神状态十分良好，五十七、八岁的人看上去竟然和我这个四十二、三的人差不多。他说这是自己坚持锻炼身体的结果。他在狱中坚持洗凉水澡，出狱后，坚持每天只穿短裤和背心长跑5000米，还继续洗冷水澡，他说这是锻炼身体和意志所必须的。我很认同他的观点，我们甚至同时说出了毛某人在长沙读书时所留下的名言“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我们因此而哈哈大笑……

但不管怎么样，我感到秦先生太清瘦了，这当然是长期牢狱生活迫害的结果。看到秦先生激情澎湃不减当年，我一方面很高兴——为武汉出了这样一位真英雄而高兴，为中国民主事业拥有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战士而高兴，为我自己拥有这样一位老师和朋友而高兴.但同时我又为他的生活担心、为他的健康担心。我建议他先休息一段时间，古语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中国的事情并不是今年明年就能解决的，与执政党的“良性互动”还需要一个相互“博弈”的过程。因此我建议他先休息一段时间、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秦先生表示接受我的意见和建议，准备先写点东西……

临走前，我告诉他我将于正月初四再来看望他，到时一块吃个饭，却没想到我正月初三下午在武汉联系他时出现了电话打不通的情况，后来才知道是武汉地方当局做了这种天下共愤的事情……由于无法舒散自己心中的郁闷，便信手写下了这篇文字，一则向秦先生表示自己的敬意，二则表示自己对武汉地方当局的谴责。我希望，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上，还是要依靠“正义”的力量，诚如秦先生所言：“人类社会生活的最高价值是正义……正义充分实现，社会才能持续和谐”！

2011年2月9日草于西安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2/12/2011

赵常青：也谈“我的祖国”——顺致郎朗书

有头脑、有良知、负责任的中国人都会发现，人民大众正在渐次觉醒，以《零八宪章》为旗帜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各路民主维权人士正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向着民主的方向前进、向着自由的方向前进、向着法治与宪政的方向前进！

2011年元月19号晚，在奥巴马总统为“胡主席”举行的国宴上，有一位叫郎朗的中国钢琴家为两国元首和来宾演奏了一曲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我的祖国》，据说，郎朗表演结束后，两国元首都喊了“Yeah!”，甚至，“胡主席”还对钢琴家做了比较夸张的拥抱。但是，郎朗的演奏却在中美民间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钢琴家的表演成了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个笑话，是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公然羞辱——郎朗对此做了否认。有趣的是，白宫发言人在回答外界的质疑时，也认为“羞辱”一说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我在这里并不想谈论由艺术家郎朗弹钢琴所引起的“外交风波”问题。我感兴趣的是郎朗通过媒体採访和微薄记述对此事件所作出的回应——郎朗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採访时称自己“从来都不知道电影《上甘岭》”，“完全不知道《我的祖国》这首歌的背景”，与此同时，郎朗在网络日记中记载了自己在白宫演奏《我的祖国》时的那份感受，他说：“能够在众多贵宾面前演奏这首讚美中国的乐曲，彷彿是在向他们诉说我们中国的强大，我们中国人的团结，我感到深深的荣幸和自豪。”

郎朗的前述文字至少向我们传递出这样几个信息：

其一，他对於朝鲜战争是一无所知的，更不知道《我的祖国》这首歌曲产生的背景；

其二，他认为中国是“强大”的；

其三，他认为“我们中国人是团结的”，并以中国的“强大”和“团结”而“感到深深的荣幸和自豪”。

郎朗对历史问题了解不深、了解不透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是搞艺术的，毕竟历史不是他的专业。但郎朗在这个有关朝鲜战争的问题上应该了解一些常识。朝鲜战争是平壤政权违反有关国际法规定首先挑动起来的侵略战争。当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登陆朝鲜半岛以阻止平壤政权对韩国的入侵时，中国的领导集团不顾国家实力决定出兵朝鲜以抗击所谓“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联合国部队。结果在整个朝鲜战争中，有一百多万中国青年在朝鲜战场洒下了鲜血，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毛泽东之所以敢打朝鲜战争，是因为他相信“人多力量大”，相信中国有的是人。这场战争，官方资料显示志愿军战斗伤亡损失近40万人，民间资料保守统计为阵亡和死於重伤人数在70万左右，负伤的不计——参颜昌海：《韩媒籲纠正朝鲜战争被歪曲的历史》）。不仅如此，中国因为朝鲜战争还大肆向苏联借债（毛泽东向苏联举债为志愿军提供了64个陆军师、22个空军师的武器装备），到1959年中苏反目断交时，苏联大举逼债，而中国政府为了还债又不得不加大对农村的搜刮，结果加大了中国农村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产生的飢荒，导致数千万中国公民因飢饿而死亡，甚至在中国大地发生了多起活人偷食死人屍体、活人吃活人的惨剧，这便是朝鲜战争带给中国人的第一个恶果。

朝鲜战争带给中国人的第二个恶果便是在此后数十年的时间里，朝鲜成了中国无法甩掉的包袱。为了扶持平壤金氏独裁政权，截止目前，中国政府已向朝鲜无偿援助累计8000亿元人民币。而这8000亿中国人民的纳税钱只是养肥了金日成—金正日家族，绝大部分朝鲜人民在这个独裁政权的压迫下却过着一种飢寒交迫、黑暗无边的生活……我想，郎朗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艺术家，他在了解了有关《我的祖国》这支曲子的相关背景资料后，就不会再为这支曲子的“优美”旋律所迷惑了。不过郎朗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终究是可以原谅的——我再说一遍，他毕竟是艺术家，而不是搞历史的。

但是，这个搞艺术的钢琴家却在其他两个方面犯了我所不能容忍的常识性错误，即他所引以为自豪的有关“中国的强大”和“中国人的团结”的问题。

中国真的“强大”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所谓中国的“强大”的问题。

这几年（其实是若干年以来），在某些中国人的心里有一种甚为虚幻的“自大”感，这种意识认为中国经过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已经突飞猛进，中国不仅成了所谓的“世界工厂”，而且中国的GDP也已经跑到世界第二的位置上了，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不仅能够慷慨的免除几十个非洲国家所借取中国的几百亿元的到期债务，而且中国领导人也敢於背着鼓鼓囊囊的钱袋子去为发达国家增加GDP，甚至，中国人成了这个世界奢侈品的最大消费群体。除此之外，中国人的军事力量好像也发展起来了，不仅坦克、飞机、二炮令人眼红，而且中国隐形战机歼—20也已经高调展露在世人面前，於是乎，以郎朗为代表的某些中国人便激动了——你看，中国崛起了，中国强大了，多自豪呀！多骄傲呀！

中国真的“强大”了吗？

且慢，做这种结论最好谨慎些，否则会贻笑天下的！

一个强大的国家首先意味着这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强大的国家意味着这个国家一旦受到利益伤害会以勿容讨价的动作予以坚决回击的。如美国是强大的，包括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在内的邪恶力量一旦公开挑战和损害美国的利益，其结果在短时间里就被美国收拾得如同过街老鼠一样到处乱窜。可是中国呢？尽管也有飞机大炮、尽管也有这弹那弹，可是这些武器对外能够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吗？我看未必，不说远的，但就最近十来年便发生了多少损害国家利益、丢尽国家脸面的事情，请郎朗细看如下事实：

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国政府乾什么了呢？ “抗议”而已！

2001年，南海发生撞机事件，中国战斗机飞行员王伟被撞飞失踪了，中国政府乾什么了呢？ “抗议”而已！

若干年来，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等三流国家大肆侵犯中国所属南海诸岛的利益，中国政府乾什么了呢？ “抗议”而已！ “抗议”完了，还要说什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云云……

又如被日本佔领的钓鱼岛问题，北京政府做了什么呢？ “抗议”而已！还不如台湾、香港及大陆民间人士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表现。

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在1991年和2004年，北京政府竟然置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於不顾，悍然与俄罗斯政府签订了中俄边界划分协议（主要是江泽民氏与俄国人签订的《五.一六协定》），协议确定两国边界划分以两国当前实际控制线为原则进行勘定，这实际上意味着北京共产党政府在事实上承认了沙俄帝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其以后战争中所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等，要知道，沙俄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掠夺掉中国东北及西北将近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些领土相当於今天四十多个台湾省的面积，而且这些地方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森林、水资源都很丰富，这些条约既就是在北洋政府、蒋介石、毛泽东等人手中也没敢承认它的合法性，但是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手里却不假思索的接受了这些“卖国条约”的合法性——面对“强大中国”的如此表现，敢问郎朗先生还能高谈阔论什么“骄傲和自豪”吗？ ！

有意思的是前不久，中国的官方网站还在自己的新闻里用大字标题报导说“塔吉克斯坦退还中国1000平方公里领土”，这可能会令以郎朗为代表的“爱国主义者”惊喜无比吧，这难道不是中国“强大”的表现吗？且慢，要知道事实上中塔两国涉及争端的领土面积多达28500平方公里，塔国退还给中国的1000平方公里领土实际还不到争议领土零头的八分之一，而塔国祇不过是中亚地区的一个甚为落后的弹丸小国……读到这里，郎朗先生又会对自己的“强大”中国结论作何感想呢？难道中国的机枪坦克只是在北京市民和学生面前才能表现出自己的“强大”？难道中国的导弹只是喜欢在台湾同胞面前炫耀自己的威力？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发给我的手机短信中转引了这样一个段子来谈论“世界各国的实力”——

1、美国人的实力：想打谁就打谁；
2、英国人的实力：美国打谁我打谁；
3、法国人的实力：谁打我我打谁；
4、日本人的实力：谁打我我让美国打谁；
5、韩国人的实力：谁打我我和美国一块演习；
6、朝鲜人的实力：谁惹我我就打韩国；
7、中国人的实力：谁打我我就向谁提出强烈抗议。

虽然段子不乏辛辣和幽默，但对於衡量中国的“强大”实力来说，不失为一语道破天机！现将此段子特地抄录给钢琴家郎朗先生，免得动不动就在国际舞台上盲目地激动起来了！骄傲起来了！自豪起来了！

势同水火的官民关系

我们再来看一下令郎朗“深感荣幸和自豪”的所谓中国人的“团结”问题。

郎朗所谓的中国人的“团结”是什么意思呢？郎朗并没有解释，根据百度词典中的解释，“团结”有如下四层意思：

A. 唐宋时的地方民兵或民兵组织；
B. 和睦、友好；
C. 联合起来以完成共同目标；
D. 指分散物聚拢成团。

很显然，郎朗所谓中国人的“团结”应该是第二层和第三层意思，即：中国人内部不仅是和睦友好的，而且能够联合起来完成共同目标，所以郎朗很“自豪”。

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人内部是不是“和睦友好”的。

根据我的观察，中国人现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层，即处於统治者、剥削者、和压迫者地位的官僚贵族暴富集团阶层和处於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大众了。权贵阶层佔全国人口的比例大概不到百分之五，即大约在5000万人左右，这5000万人因为各种利益关系而结成了一个既得利益共同体，他们因为垄断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各种优质资源，所以从总体上讲他们是“团结”的，至少是相互关心、相互照顾的，从新疆克拉玛依大火中“让领导先走”的命令到“照顾领导干部子女就业”的红头文件都可以看到权贵集团内部的“友好”与“和睦”。

除过这个佔人口百分之五的权贵阶层，剩下的便是佔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了。人民大众——不管是工业劳动者、农业劳动者、失业大学生，还是包括“性工作者”在内的服务行业人士，由於他们都是社会的中下层劳动者，他们之间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的利益冲突，因此人民大众内部也可以说是友好的、和睦的、团结的。

但是在权贵阶层与人民大众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是友好的、和睦的、团结的关系吗？

答案是否定的：NO!

在当代中国，权贵集团与人民大众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赤裸裸的压迫和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官僚阶层通过权力寻租（腐败）和各种各样的自我奖赏和自我照顾（如各种各样的福利补贴）早已成为中国社会的“致富”先锋军。除此之外，在近十来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还造就了一个“掌勺者私分大锅饭”乃至於“私佔大锅饭”的暴富集团，他们通过国家权力槓桿将大量国有资产变相据为己有，并造成大量企业工人下岗而成为一无所有的城市无产者。更有甚者，在近二十年的城市化运动中，以出身於权贵阶层为主体的地产开发商借助政府军警力量和地方黑社会流氓力量对城市贫民区的居民和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形成了“宰你没商量”的血腥“圈地运动”，几乎每一片被强制拆迁和强制徵收的土地上都洒下了该地人民的泪水和鲜血，甚至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合法权利不受非法侵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公平正义早已荡然无存。当官僚们叫嚣“你们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的时候、当官僚们侮辱人民“算个屁”的时候，当官二代叫嚣“我爸是李刚”的时候，当杨佳们有冤无处诉的时候，当通钢管理层不管工人死活的时候，当唐福珍们一个又一个的在烈火中倒下还要背上“暴力抗法”的罪名的时候，当钱云会、李莉们被公然碾压在载重车和挖掘机的滚滚车轮之下的时候，在中华大地引发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群众性抗议浪潮。无论瓮安事件、邓玉娇事件、石首事件、杨佳事件、通钢事件、苏州高新区事件、江西宜黄事件还是乐清钱云会事件，无一不折射出权贵集团的贪婪、冷酷和暴虐，无一不折射出人民的抗议和怒火——马克思当年曾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髒的东西”，这也是对中国权贵集团强取豪夺人民大众各种财富的真实写照。

当官僚集团和暴富集团习惯於在人民身上作威作福、横徵暴敛的时候，当人民大众的“仇官”、“仇富”心理成为社会常态的时候，中国社会孕育的恐怕不是友好、和睦、和谐、团结，而是“势同水火的官民关系”，这个关系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中国社会的前景恐怕会有一场大泽乡式的全民抗议。到那时，高声为权贵集团背书而无视民间疾苦的郎朗们恐怕连自己的钢琴都会被愤怒的大铁鎚砸得稀巴烂！

可见，令郎朗们引以为自豪的中国人之间的“和睦友好”是有些说不通了。

那么，关於“团结”的另一层意思“联合起来以完成共同目标”是否能够名副其实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到执政党那里去寻找答案。

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的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

在整个毛太祖时代，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联合起来”完成了哪些“共同目标”呢？

曰反右，导致55万文化精英长期失去发展权甚至失去生存权；

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高徵购，导致四千多万中国公民因飢饿而死亡；

曰“文化大革命”，造成一场祸患全中华民族的“十年浩劫”。

到毛太祖死亡的时候，中国人在执政党的领导下“联合起来”所能完成的“共同目标”便是——“一穷二白，到了要被开除球籍的地步”！

毛死后，邓小平上台“拨乱反正”，开始搞经济建设。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共同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中共十七大时又增加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可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过去了，执政当局除了造就一个欺压人民和掠夺人民的权贵暴富集团外，“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又有哪一个实现了呢？

有关“富强”的概念前面已经说过，这里就不提了，我们来看一下“民主”吧。什么是“民主”，民主在本质上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少数服从多数，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民主在程序上表现为竞选，即国家重要公职人员（如各级行政长官、各级民意代表等）由公平竞选产生。与此同时，为保证人民多数确实能够当家作主还必须建立起分权制衡、人权至上、司法独立、法治宪政及任期制、罢免制等一系列法制规范。但是，试看我们的国家，在政治生活中，共产党一党垄断国家政权，所谓的换届选举，人民只能是形式主义的填填选票而已，各级官长实质上均由“上面”任命产生。不要说多党竞选了，人民甚至连宪法35条所规定的言论自由都没有，胆敢批评执政党、胆敢批评政府、胆敢批评各级党政权要，轻则丢掉饭碗（如最近发生的南周记者长平被下岗的事情），重则送进监狱，这便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欺人现实！

至於执政党想带领大家寻求“文明”社会的想法就更是一个笑话了。

大凡专制社会都是一个官本位社会，在官僚权贵主宰一切的社会里，无论把孔夫子的泥巴像或烂铜像树在哪里，都无法阻止权贵阶层的腐朽、败坏与堕落，他们除了吃喝嫖赌、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便是无恶不作。想一想贵州等地嫖奸幼女的官僚们的败坏，想一想湘西凤凰城跳楼少女的悲剧，想一想厦门“红楼”、北京“天上人间”里的肮髒龌龊，想想“男人就得'提前（钱）进步'、女人就得'日'后提拔”等官场潜规则的疯狂性，就会知道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已经沦丧到何种地步了，就会明白为什么人民大众会有越来越强烈的“仇官”、“仇富”心理了。自古以来，中国人有“以吏为师”的传统（正所谓“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的是村干部”），但在当代中国，不仅各级官僚羞辱了这份传统、羞辱了人类“文明”二字，而且中国的执政党也同样羞辱了这份传统、羞辱了人类文明——我认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根本不配谈论“文明”，执政党必须为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承担全部的责任！

中共十七大，执政党还高调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建设“和谐社会”自然是正确的。中华文化的传统审美主调便是“美即和谐”。但什么是“和谐”呢？有人望文生义说，所谓“和谐”就是人人有饭吃（“和”）、人人敢说话（“谐”），这种解释还是有些道理的。在一个衣食无忧、言论自由的社会里，社会矛盾自然会大为减少，引起阶层对立冲突的事件也会大为减少，社会自然会逐步“和谐”起来，但在我们这个国家又有多少人会因为强拆、强迁而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呢？又有多少人因为受到不公平待遇而上访省城、京城乃至於在三九严冬天气露宿於街头或地下通道呢（到北京南站附近看看吧）？又有多少人因为上访而被戴上黑头套、送进黑监狱乃至於赶进真监狱呢？又有多少人因为言论问题而被冠之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而被逮捕判刑呢？当官僚权贵集团无视民间疾苦、无视公平正义而企图以专制高压手段来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时，不仅“稳定”会破产，不仅“和谐”变成了“被和谐”，而且“草泥马之歌”会传唱於“河蟹”横行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个角落！

由此可见，钢琴家郎朗有关“团结”概念的第二层内涵“联合起来以完成共同目标”的愿望也只能是自欺欺人的一厢情愿而已！

行文至此，郎朗也许该明白了不仅你所炫耀的“中国的强大”是虚幻的，而且“中国人的团结”也是大打折扣的——至少就目前而言，官僚权贵集团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已经势同水火，已经上升为影响中国未来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郎朗也必须明白，执政党所许诺给人民大众的美好愿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不仅没有变成现实，而且有日益走向其反面的徵象。

怎么办？

面对充满危机和危险的社会现实，我们该怎么办？退却吗？显然会更危险，那只有让亿万人民觉醒起来，向着一切危害中国社会的现在、向着一切危害中华民族未来的强权力量和腐败力量大声——

说“不！”
说“滚！”
说“草泥马！”
说民主、说自由、说人权、说宪政、说法治、说普世价值！

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忍无可忍的人民大众也可以捡起地上的臭鞋和烂袜子掷向对方……！

只有人民拥有民主权利、能够挑选并制约执政者和执政党的时候，各级官员才能够真正的眼睛向下并老老实实的服务於人民；只有人民不仅拥有言论自由而且能够自由结社组党的时候，国家政权才不会被霸权主义政治集团所垄断，只有人权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国家和政府的主要作用和目的才算实现；只有以法治国、厉行宪政，才会结束千年人治和党治所带来的系列灾难；只有普世价值得到光大，中国文明和人类文明才会得到进一步的弘扬。而只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在中国充分实现了，飞扬跋扈、强取豪夺的官僚社会主义权贵集团才会消解，只有这类掠夺大众、压迫大众的权贵集团消解了，社会积怨才会消解——在此情况下，不仅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机和危险得以解除，而且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一定会迎来一个光荣、灿烂与辉煌的未来！

当然，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宪政都还只是目标，一党独大的现实还没有改变，权贵集团的腐败和罪恶还在继续，弱势群体的苦难还在加深，但是，有头脑、有良知、负责任的中国人都会发现，人民大众正在渐次觉醒，以《零八宪章》为旗帜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各路民主维权人士正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向着民主的方向前进、向着自由的方向前进、向着法治与宪政的方向前进！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可能还会遇到一些障碍、可能还有一些挫折，但是我们不能再耽误了、不能再落后了，中华帝国五千年的专制老病该根除了，否则我们不仅会被欧美人士窃笑为新世纪的“东亚病夫”，不仅会被苏东国家耻笑为新世纪的“东亚病夫”，甚至当今世界的突尼斯人乃至於埃及人也会耻笑我们说：唉，中国人，只要有碗饭吃就行了……！

所以，包括执政党内部的开明人士在内，??包括艺术家郎朗在内的各路中国“精英人士”应该充分意识到，发端於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不仅为埃及、为伊斯兰世界的独裁者敲响了警钟，而且也对以中国为首的东亚社会主义国家链（朝鲜——中国——越南——老挝）发出了警告，甚至我认为开启於北非小国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会带来人类历史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而在这解放人类的第四波也许是最后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中，我炎黄子孙是勇做弄潮儿、在2010年代将中国推向民主和自由的彼岸呢？还是依然陶醉在所谓“强大中国”的幻像中，这是每一个中国公民在2010年代必然面临的选择！

愿郎朗能够重新作出正确的选择！
愿我们大家都能够作出正确的选择！

最后，我将自己写於狱中的一首旧体词贴在这里，也许会被弄词高手所窃笑，但没关系，只不过借之以勉励我同胞、勉励郎朗、勉励我自己而已——

木兰花慢

中华帝国

阅中华帝国，
代相叠，
史洋洋。
望三皇五帝，
周秦汉唐，
具披辉煌。
蒙元满清胡人，
也曾经纠纠服番邦。
故国形同满月，
列星拱之中央。

庞然帝国民咋样？
兴废百姓殃。
王者横四海，
芸芸众生，
诺诺文章。
如此千年老病，
今不除，
更待几时康。
各路英雄何在？
快造民主华疆。

2011年1月30日於武汉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2/5/2011

赵常青：致“纳米诺奖”委员会的答谢词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月23日 来稿)

元月21号晚11点45分，我正在网上闲逛，突然接到张辉先生通过聊天室传来的信息，他说：“赵老师，祝贺你成为纳米诺贝尔奖首届获奖人！”，我还以为张先生在跟我开玩笑，因为我确实没有听说过国内外存在这样一个奖项，但张先生说这是真的，获得首届纳米诺奖的共有三人，即王荔蕻、吴淦和我，并将他在推特上祝贺我们三人获奖的文字以及王荔蕻大姐在推上回谢的文字拷贝过来——到这时，我才知道中国民间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奖项，而我也确实成为纳米诺奖的首届获奖人之一了。

谢谢！这当然是好事，对于我这个俗人来说，这个奖让我意外的获得了3000元人民币的收入，我想我可以用这3000个大洋购买一部电脑了——自从去年8月5号“他们”将我和我的电脑一块“传唤”一个下午后，我的电脑就再也没有健康过……

当然，如果仅仅从经济角度去理解“纳米诺奖”，不仅太俗，而且简直就是对东道主“无中生有家族”的侮辱，是对纳米诺奖委员会的侮辱，我想我自己还不会低俗至此。所以我会珍惜这份荣誉，并向纳米诺奖委员会表示我的至诚的敬意和深深的谢意！

不过，我个人认为纳米诺奖委员会在授奖词中对“我”的表彰实在有些言过其实了——认为我（们）在“维护公民权利、要求司法公正、追求社会公平、表达个人良知”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我确实有些面红耳赤、诚惶诚恐。我认为，作为中国公民，我只不过是在尽自己的公民责任而已——无论89年我以学生身份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还是98年我在汉中市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人大代表，还是2002年联络组发致中共十六大的公开信，还是2010年10月参与庆祝刘晓波得诺奖——所有这些行为都没有超越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我也只不过是在尽一个普通公民的责任而已（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矣）。至于执政党和执政府对我等民主维权公民进行一而再、再而三的迫害和打击，那是因为执政党和执政府本身缺乏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只能说明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政权的非法性和自私性，却不能得出我等公民因为坚持维权便“卓越”的结论——我再说一遍，我所做的，只是在尽一个普通公民的责任而已！

我们这块土地因为民主维权问题已经发生了不少的灾难和悲剧了，如8964死难于北京的学生和市民，如9298组党被大批逮捕的中国民主党人，如因信仰问题而被劳教、判刑的法轮功人士和家庭教会人士，以及因为征地、拆迁问题而被关、被打、被死的上访人士——就是我自己，也已经历数次牢狱之灾！

为什么类似悲剧一再发生而我自己却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呢？
曰：为了人类正义而已！
“正义”者何？
曰自由、人权、平等！
曰共和、民主、宪政！

一个国家倘若无民主、无自由、无人权、无宪政，则这个国家的存在便是对人类的羞辱、便是对地球的羞辱，在其内部则必定会发生数不胜数的人权灾难和人道悲剧。而有这种人为的悲剧和灾难的发生，大多数人便休想过上好日子、休想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种局面如果不改变，现在还在上中学、上小学、上幼儿园的孩子们乃至于刚刚出生或尚孕育在襁褓中的婴儿们便会一波又一波、一代又一代的遭遇这种制度陷阱，他们中的很多人还会继续遭遇因维权而被殴打、被伤害、被劳教、被逮捕、被判刑乃至于被挖掘机、载重车、装甲车甚至坦克碾压的情形。而在这些遭遇国家悲剧的后代儿女中，可能会有我的孩子，也可能会有他的孩子，还可能会有你的孩子。无论你现在是执政党领袖、中央政府总理、还是公安部长、国家安全部部长、还是我等普通公民，只要国家制度不被民主化和法治化，孩子们中的很多人便会摆脱不了这种宿命般的的命运——“胡主席”也许不相信自己的后代儿女会遭遇这样的悲剧，但我想说的是，不要以为后代子孙出身于“皇族”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只要想一想邓小平的大公子邓朴方是怎样坐上轮椅的——就可以知道这种制度的恐怖性和残忍性了！

这是我在多次牢狱生活中常常思考的问题！
每当我想到这些问题时，我的灵魂便在颤抖，便有些不寒而栗……
我们的国家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的制度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子孙儿女们的未来更不应该是这样的！！！

为了改变这样不人道的制度，为了民主和自由，为了美好的未来，为了亲爱的孩子们，我选择了坚持！选择了奋斗！虽然付出了一些代价和牺牲，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我对这份理想的执着和爱情！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我对这片土地的梦想和爱情！希望已经付出这样或者那样努力的朋友们和同志们继续坚持下去，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同胞——无论你是“胡主席”还是“张麻子”，无论你是50后还是90后、无论你是在朝的还是在野的、无论你是精英人士还是普罗大众、无论你在国内还是国外、也无论你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只要你能意识到中国民主维权事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都请你参与到这一伟大而不朽的事业中来，让我们大家共同——
为孩子们的未来而奋斗！
为祖国的美好未来而奋斗！
为人类的尊严和幸福而奋斗！！

愿上帝保佑我的祖国！
Amn!

赵常青 2011年1月23日于西安

赵常青：和平奖、拘留与68天软禁

提到“软禁”，我经历的并不多，记忆中就是在“六四”二十周年的时候，西安市警方将我弄到秦岭深山中的朱雀国家森林公园里住了四、五天，此外便是一系列的与“软禁”相对的“硬禁”的记忆了，如刑事拘留、逮捕、判刑、入狱乃至於多次的狱内禁闭了。但是这一次因为“和平奖”的原因，党国机器在对我处分了八天行政拘留后，竟然又一口气将我“软禁”了68天，这实在是没有想到的事情，下面我就将10月8日以来我与党国之间的交往简单的向读者诸君介绍一下，看看我都经历了哪些让人感到可笑可叹的“囧事”。

庆祝晓波获奖与行政拘留

10月8日是年度“和平奖”宣布得主的日子。此前关於刘晓波是否应该得奖的问题在网上有些争议，就我而言，当然是支持的，并曾经写过一篇《为刘晓波辩护》的文章来谈这个问题。 9月20号，在哈维尔、图图等国际知名人士再度致电诺委会要求把本年度和平奖颁给刘晓波的时候，我还协助国内友人联络了部分在京人士向诺委会发出了同样的呼籲。因此我对10月8日这一天是关心的，我希望在这一天听到好的消息。

很快10月8日这一天就来临了，当天上午，我与胡石根、刘京生两位老师陪同从贵州北上的廖双元、吴玉琴夫妇一块游历了30多年前的西单“民主墙”旧地，刘京生老师作为民主墙时期的直接参与者向我们讲述了“民主墙”的具体位置及相关问题，之后我们又游历了天安门等地。午饭后，我告诉几位师友说在旧鼓楼大街凤凰竹餐吧可能会有一次“饭醉”活动，问他们是否有兴趣参加，他们问活动内容与具体时间，我说是网友们准备在那里聚餐等候有关刘晓波的消息——如果晓波得奖了，我们就庆祝一下；如果晓波没有得奖，就搞一次常规“饭醉”活动，时间是下午5点左右。大家都表示有兴趣参加，於是3点左右我们便乘车前往旧鼓楼大街。

我们到达凤凰竹餐吧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那里只来了一位网友，但是我们发现该餐吧紧闭大门，上面张贴了一张纸条，说是“因为停电停止营业一天”，而在餐吧附近却游荡着几位形迹可疑的便衣，他们时而不时地望着我们。根据经验，我们当然明白所谓“停止营业”是党国机器做的手脚了，我们觉得有些头痛。一会儿，王荔蕻大姐也来了，我们便商量该怎么办的问题，我当时说不让我们在室内搞活动，我们可以在露天地搞活动，并问这附近哪里有公园，一位网友说，这附近有地坛公园，我说：“那好，我们就去地坛公园吧”，王大姐等人也同意了并在推特上发了消息，於是我们便去了地坛公园东门外（胡石根老师因为片警数次电话催逼，不得已只好回去了），一些网友得知我们临时改在地坛公园东门外聚会，也陆续赶来，其中有王荔蕻、许志永、刘京生、王国齐、阿尔、张永攀、吴淦、徐小路、天天、赵枫生以及来自贵州的廖双元、吴玉琴夫妇等人，还有两位外媒记者。

五点整，两位美联社记者通过自己收听的广播同时说出了“刘晓波”三个字，我们追问了一下，两位记者肯定的回答说“刘晓波获奖！”，而推特上也传来了网友发布的同样的消息，在场各位当然很激动，大家又是欢呼、又是拥抱，并接受了记者的採访。我在採访中说：“刘晓波获奖既是刘晓波的光荣，也是我们大家的光荣，既是挪威的光荣，??也是中国的光荣；我们希望执政党能够以刘晓波获奖为契机，团结朝野，开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共同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

接着，我们都系上黄丝带，并当街打出“庆祝刘晓波获诺奖”的广告牌，大家同声高唱《国际歌》，我还带领大家一块呼喊了“民主万岁！”、“自由万岁！” 、“和平万岁！”、“释放晓波！”一类的口号，小路还举着小喇叭在前面引领大家唱歌。当时正是下班时间，我们的庆祝活动引来了一些路人的围观，其中有些人还向我们打听详细情况并发出了同样的欢呼。

就在我们兴高采烈的搞庆祝活动的时候，大批警察赶来了，他们开始阻止我们的活动并因此与支持我们的观众发生冲突，其中有一位中年男性观众还和警察争吵起来，他大声抗议警察的拦阻活动，并表示对刘晓波的支持、对获奖的支持。王大姐、许志永等人本着高度理性的原则，同意中止庆祝活动，大家决定前往附近的一家饭店“饭醉”去。

就在我们十多人去到饭店不到十分钟，大概有四、五十位警察蜂拥到我们聚餐的大厅，他们看到王荔蕻大姐正在电脑上忙碌就来指责王大姐，王大姐与之理论，张永攀也站起来与他们大声讲理，结果那位身穿便衣的“领头大哥”恼羞成怒，声嘶力竭的大喊一声“给我全部拿下！”，於是七八位警察就涌上前来，首先揪押着张永攀往外走去，其他警察则以两个夹一个的方式将我们带出饭店。街边早已停满了警车，我们被“请”到车上。在车上，我掏出手机向胡石根与范亚峰通报了我们被警察包围上车的情况。一会儿我和同车的许志永又被喝令下车上到另外一辆车上，不久这辆车就把我们拉到了东直门派出所，我和许志永被分开在不同的房子接受审讯。

在审讯中，我坦率承认在凤凰竹餐吧被迫停止营业后，改在地坛公园东门外搞庆祝活动是我的主意，并带领大家喊了口号等，我说我愿意承担搞这次庆祝活动的责任，但是应该把大家释放了，他们把我们折腾了大半夜，到10月9日凌晨4点左右，他们安排了两个小年轻看管我们便各自回去睡觉了。

我由於困倦便伏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大概早晨八、九点了，两位中年人来看管我们，却没有人来管我们的早餐，我们饿到中午一点的时候还没有人来管饭，我感到飢肠辘辘，便掏出钱给其中一位看守说，能否帮我们买点饭，那位看守倒挺好的，说可以，於是我便让他买来两份盒饭，其中一盒拿给斜对面房间的许志永。饭后，看管放松，我和志永有了一些简单的交流，我们从看守那里了解到东直门派出所就关了我们两个人。在闲谈中志永还问我身上有钱没有，我说不多，他便给了我500元钱以备急用。

下午我没事，大概五点的时候，许志永也让看守买来两份盒饭，并将其中的一份盒饭送给我，许说自己不太饿，还将自己的盒饭给我拨了些。饭后不一会，许志永被叫到我对面的房间谈话，我听到志永大声与警察争吵，表示愿意承担本次活动的所有后果，希望不要连累别人。谈话结束出来后，我问志永处理结果，志永说警方给了他一个行政警告处分。一会儿，我也被叫去对面的房间谈话，结果说我非法集会、扰乱社会秩序，宣布给我行政拘留八天的处分。

出房间后，我向志永通报了警方对我的处理决定，志永让我别急，说会去拘留所看我的，我说我已久经沙场，此乃小菜一碟，勿须挂怀。末了，志永说：“我只留下打车钱，这里还有300块钱，你也拿上，里边用得上。”我也没有客气，就又收下了这300元钱。之后不久，志永??就被释放了。

大概晚上九点半左右，我被请上警车，押送警察去到东城分局办了个什么手续，便开着车往位於昌平某地的拘留所驶去，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并换上囚服后，我被送到二楼的一间囚室，里面灯光昏暗，两排通铺已经睡了十多位因为醉酒驾车、发帖招嫖或聚众赌博的人员……这是我第二次在北京被关进笼子，上一次被关是在1989年，地点则是秦城监狱。

我在拘留所呆了八天，这期间在放风时还看到因为同样原因被拘留的王荔蕻大姐及吴淦兄弟，他们二人精神状态都很好，其中吴淦兄弟於10月16号晚间被释放，后来听说他被福建警方接回，不知他现在情况如何，甚念！而王荔蕻大姐被释放后听说一直被有关方面软禁到现在，真是过分呀！

在被拘留期间，听说许志永、陈天石、孟元昕及刘沙沙等人还去到拘留所为我送衣服（没送进去），我心里很感动——同志们，谢谢啦！

被飞回西安

10月17号应该是释放我的日子，因此我那天晚上也睡得很香，但就在我还在呼呼大睡的时候，我被看守警察叫醒，我说乾什么，看守说“收拾东西”，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才凌晨四点半，窗外的天空还黑乎乎的，我说：“这么早就走呀，外面连公交车都没有！”看守却催着我收拾东西，我有些嘀咕，也只能是穿好衣服跟着看守出了监舍。

来到一楼大厅后，大厅聚了十多位警察，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看到了一张比较熟悉的面孔，那是来自老家山阳县的国保大队大队长，我顿时明白了，我要被接回老家。在办完了出所手续后，我穿上自己的衣服跟随他们四个（其中两个是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上了车。车启动后在依稀微明的晨光里径直驶向首都国际机场，由於我没有身份证，北京市局的警察又与机场公安分局取得联系为我办理了一张临时身份证明，这样我才在两位老家警察的陪同下登上了从北京开往西安的飞机。

坦率的说，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本来去年4月13号，张辉先生要我与他一块去福建马尾围观三网友开庭案，并为我订购了去福州的机票，结果由於身份证遗失而被从机场挡??回），我没有想到自己人生行程中的第一次飞行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心中虽有万千感慨却是无从说起……

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下飞机后，径直上了停留在机场分局门口的警车，到下午一点左右，终於回到老家山阳。警方安排我到一家宾馆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有关方面组织了有镇领导及村干部在内的一些人向我做了谈话，意思是北京现在很敏感，希望我留在老家??生活并随时向他们报告我的情况，还说希望我转移人生的重心，将精力转移到家庭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来，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帮助老家发展经济……谈话结束后，我便回到老家呆了两天，之后我便去到西安拜会了一些老朋友。 10月22日晚上我便乘上了由西安开往北京的232次列车。

再次被飞回西安

我是10月23号上午十点到达北京西站的，12点到达我所居住的天通苑，然后电话告知了北京的一些朋友，准备晚上凑到一块聊聊天，没想到，下午三点左右，我的房间便来了四位便衣，他们自称是北京市局的，接着向我宣读了三条“命令”：

第一，不能离开自己的房间，吃饭问题他们帮助解决；

第二，不能让别人到我这里来；

第三，不能外出，若确实有事外出，他们将全程陪同。

我问他们这种情况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他们说“等候通知！”然后他们便下楼了，我从窗户??向下看了一下，只见楼门前停了一辆车，他们进了车子便不动了，我想自己也被他们“站岗了！”

糟糕的是，一会儿房东来了，逼着我退房——我是8月12号住进该房子的，当时与房东签订了一年的合同，我预交了三个月的房租并一个月的押金，按照合同的约定，第二季度的房租应该提前一个月，也就是10月12日应该预交下一个季度的房租，当时房东还告诉我，以后缴纳房租如果经济一时紧张，晚交几天也是可以的。但是10月9号我就被拘留了，没办法如期缴纳房租，按理房东应该不会计较的，只要再将房租补上就行，但10月23号，房东非常生硬，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以我迟交房租10天为由，限令我24小时之内搬出房子，而且还不退还我的押金，我明知这背后有警方施压的原因，却也只能是乾生气，这时警察来到房子，以“好人”的样子让房东退给我500元钱，让我另外找房子，但时间仍然限令在24小时之内。没办法，我只好认“倒霉”，答应第二天晚上八点前退出房子。

这事情交涉完毕后，我便电话与几位教会里的弟兄联系，他们答应第二天帮我出去找房子。一会儿，一个年轻点的警察为我送来了一份盒饭，我由於生闷气吃了几口便剩下了。然后我准备下楼转转，但刚出门口，就被两位坐在楼梯台阶上的年轻警察挡住了，他们不让我下楼，说这是上面的命令，我不想为难他们，就退到房间里，想到他们坐在冰冷的水泥台阶上值班，我又动了恻隐之心，便回到房子，将自己房间里的唯一一把椅子端出去让他们换着坐……

第二天（10月24日）早晨我还在睡梦中的时候，突然被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又是一队警察鱼贯而入，最让我吃惊的是进到房子来的人里竟然有两位来自陕西老家的警察，看到这一阵势，我想他们的速度和效率太惊人了，老家的警察对我说：“快收拾东西跟我们回！”我知道抗拒也没用，也就只好匆匆忙忙的收拾了几件衣物跟他们下了楼——天色跟10月17号早晨的情况一样——在依稀微明中，北京市局的两位便衣开车将我们再次送往首都机场，大概8点半左右，我们一行三人乘上了前往西安的航班，100分钟的飞行后，我们到达咸阳机场，接着乘警车直奔山阳。

68天的软禁

10月24日下午2点左右到达商洛市山阳县，入住一家商务酒店后，便开始了68天的软禁生活。

为了防止我再次“不辞而别”，有关方面成立了一个专门监护小组（组长由一位副县长担任、副组长由县政法委书记和一位副局长担任）来执行“上面”的意图。每天有两位工作人员与我同吃同住同生活……坦率的说，我与这些基层工作人员是相互尊重的，时间长了，“混”熟了，他们也能带我出去转转。山阳县城背后靠的是苍龙山，山上苍松翠柏、幽木森森，很是漂亮，现在已经开闢为森林公园。我和工作人员去苍龙山散步的次数很多，大家登山时的兴致都很高并间或说笑。有几次他们下到乡镇去办公也把我带上，我也乘机对农村的一些具体情况作了一些感性的了解，虽然农村还是很贫困的，但执政党在农村执行的一些民生政策（如免除农业税、种地补贴、合作医疗等等）还是得到了村民的肯定。

软禁期间，他们还为我送来一些书，主要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一些洗脑教材如《六个“为什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就其内容而言，无非是在宣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扬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当然对多党制的批判、对分权制衡的批判也是书中喋喋不休的内容，这里就不细说了。除此之外，我还买了一些书看，如有关历史、诗词一类的书籍，有时候也和他们打打牌、下下象棋。

酒店里的电视比较高档，数字化电视，能够搜索、点播，快进快退，由於禁止我上网，所以这一段时间我点看了很多经典电影如《甘地传》《黑郁金香》、《茜茜公主》，也看了一些电视节目如江苏台的《非诚勿扰》、上海台的“周立波秀”等等，当然更多的时间是在浏览新闻，对於前不久发生的延坪岛危机我很关注，希望美国派来的三艘航母群不只是做做样子的，希望韩国能够借助国际力量早日实现朝鲜半岛的民主和统一；同时，对於浙江乐清发生的上访村长蹊跷死亡事件感到很揪心，希望浙江省政府能够尽早及时的查明真相，给关注这一事件的广大村民和网友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当然，我的内心也很焦躁，12月8号上午陕西省公安厅来了四五个人到我入住的房间，由於其中的负责人在2002年督办过我的案件，这一次的“相会”算是“故乡遇故交”了，我很严肃的向这位负责人及其同事从下述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和“抗议”：

我说现在这样长时间的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中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任何“软禁”条款的规定，同时早在1999年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就已经把“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国家最高大法，2004年，国家还将“尊重和保护人权”写入宪法，但现在将我以如此的方式“看管”起来，又怎样去建设法治国家，又怎样去“保护人权”呢？这不是对公民基本人权的非法侵犯又是什么？ ！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讲，我说我们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有关方面将我交给地方政府看管，挤占了地方政府的有限资源，使我成了地方政府的一个“包袱”，我认为这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按照司法管辖权，所有案件都应该由事发地的司法部门来处理，我说若干年来我几乎没有在山阳县生活过，更没有在山阳和商洛做过任何对不起法律和良知的事情，干嘛要把我送回山阳凭空增加地方政府的“负担”？

从我个人的生活角度讲，我现在靠打工为生，国家和政府在我面前几乎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现在把我圈在这里，你们都有工资、衣食无忧，我现在无法打工挣钱又该怎样打发未来的生活？由此可见，你们於法於理都说不过去，还是赶紧归还我的自由吧。

这位负责人有些尴尬，只好说，我们以后再专门抽时间跟你谈这些道理，今天只是来看看你，希望你在这一段时间能够通过休息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前半生，希望你能够清醒回头将未来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你的家庭建设和经济建设上，之后他们便走了。

我当时猜想，12月10号（既是国际人权日，又是和平奖颁奖日）快到了，省厅来人可能是为了提醒地方政府更好的看管我，不要让我在“人权日”弄出什么让他们难堪的事情来。

12月10号一大早，四位工作人员带上我乘车前往“天竺山国家森林公园”游玩了。其实对於天竺山我并不陌生，我很早就知道天竺山是全商洛最高的山，我上初中时的母校就坐落在天竺山下，很遗憾，当年一直不曾上过天竺山。谁知几十年后的2008年，天竺山已经升格为“国家级森林公园”——现在在“世界人权日”这一天，我“有幸”被政府工作人员“陪同”游览天竺山，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託他们的福，我还在天竺山顶照了一些照片。

大概在12月21号下午，“自由亚洲电台”对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採访，结果第二天，上面就下来人将我的手机没收了，说我接受采访给他们惹了麻烦，为了保险期间，他们要“替我将手机保管几天”……直到12月31日解除我的软禁状态后才将我的手机归还给我。

12月31日下午，“上面”下来了两个人在酒店对我做了一个简单谈话，他们说，今天你可以自由了，希望你不要到北京去，同时也希望你确实意识到我们是为了你好，希望你今后转换思维方式，多搞经济建设，早日成个家，早日过上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谈话完毕，他们说，你将东西收拾一下就可以走了。刚好我们县的警方要到西安办事，他们就顺路又把我送到了西安……

未完的话

68天的软禁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最近两天了解到自从10月8日后，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面积的“软禁”活动，张祖桦、刘霞、胡石根、范亚峰、王荔蕻以及刚出狱不久的秦永敏等知名民主人士都遭到了长时间的软禁，滕彪等人甚至还遭遇到严重的暴力威胁，我认为这是严重违反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行为，是对广大公民基本人权的蔑视和侵犯！前不久，温家宝先生做客中国广播网时再次谈到人民“尊严”问题，我希望执政党和政府能够早日意识到我国人权问题的严重性，早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以实际行动保障人权和人民尊严，以实际行动建设民主法治国家，以实际行动建设文明和谐社会！

2011-1-2於西安

民主维权人士赵常青在被软禁66天后获释

2011年1月01日

（维权网信息员蒋理报导）2011年元旦，本网获悉陕西省山阳县民主维权人士赵常青在被非法软禁两个多月后，于2010年12月31日被山阳县国保送到西安，获得行动自由。这是至今了解到的因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而被带走非法软禁的最久的人士。

本网信息员元旦中午打通赵常青电话，他首先感谢各界朋友对他的关心，同时委託“维权网”代向各界朋友通报他已经平安回到西安的情况.据赵常青在电话中说，他是12月31日上午被看守他的山阳县国保送到西安的。他从去年10月25日被带回山阳后，这段时间一直被控制在山阳县城的一招待中，每天有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值班看守他，通讯也一度被中断。

赵常青因为于2010年10月8日傍晚，在北京准备庆祝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被北京警方带走，并于10月9日被行政拘留8天。10月17日拘留期满的当日，被陕西山阳国保到北京接回。之后赵常青又于10月24日返回北京，结果就在回到北京当天，他又被北京警方看守，并让山阳国保于第二天再次前往接回，之后一直被控制在山阳县城一招待所中，直到去年年末31日方解除软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