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30日星期日

赵常青:也谈“我的祖国”——顺致郎朗书

有头脑、有良知、负责任的中国人都会发现,人民大众正在渐次觉醒,以《零八宪章》为旗帜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各路民主维权人士正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向着民主的方向前进、向着自由的方向前进、向着法治与宪政的方向前进!

2011年元月19号晚,在奥巴马总统为“胡主席”举行的国宴上,有一位叫郎朗的中国钢琴家为两国元首和来宾演奏了一曲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我的祖国》,据说,郎朗表演结束后,两国元首都喊了“Yeah!”,甚至,“胡主席”还对钢琴家做了比较夸张的拥抱。但是,郎朗的演奏却在中美民间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钢琴家的表演成了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个笑话,是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公然羞辱——郎朗对此做了否认。有趣的是,白宫发言人在回答外界的质疑时,也认为“羞辱”一说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我在这里并不想谈论由艺术家郎朗弹钢琴所引起的“外交风波”问题。我感兴趣的是郎朗通过媒体採访和微薄记述对此事件所作出的回应——郎朗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採访时称自己“从来都不知道电影《上甘岭》”,“完全不知道《我的祖国》这首歌的背景”,与此同时,郎朗在网络日记中记载了自己在白宫演奏《我的祖国》时的那份感受,他说:“能够在众多贵宾面前演奏这首讚美中国的乐曲,彷彿是在向他们诉说我们中国的强大,我们中国人的团结,我感到深深的荣幸和自豪。”

郎朗的前述文字至少向我们传递出这样几个信息:

其一,他对於朝鲜战争是一无所知的,更不知道《我的祖国》这首歌曲产生的背景;

其二,他认为中国是“强大”的;

其三,他认为“我们中国人是团结的”,并以中国的“强大”和“团结”而“感到深深的荣幸和自豪”。

郎朗对历史问题了解不深、了解不透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是搞艺术的,毕竟历史不是他的专业。但郎朗在这个有关朝鲜战争的问题上应该了解一些常识。朝鲜战争是平壤政权违反有关国际法规定首先挑动起来的侵略战争。当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登陆朝鲜半岛以阻止平壤政权对韩国的入侵时,中国的领导集团不顾国家实力决定出兵朝鲜以抗击所谓“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联合国部队。结果在整个朝鲜战争中,有一百多万中国青年在朝鲜战场洒下了鲜血,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毛泽东之所以敢打朝鲜战争,是因为他相信“人多力量大”,相信中国有的是人。这场战争,官方资料显示志愿军战斗伤亡损失近40万人,民间资料保守统计为阵亡和死於重伤人数在70万左右,负伤的不计——参颜昌海:《韩媒籲纠正朝鲜战争被歪曲的历史》)。不仅如此,中国因为朝鲜战争还大肆向苏联借债(毛泽东向苏联举债为志愿军提供了64个陆军师、22个空军师的武器装备),到1959年中苏反目断交时,苏联大举逼债,而中国政府为了还债又不得不加大对农村的搜刮,结果加大了中国农村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产生的飢荒,导致数千万中国公民因飢饿而死亡,甚至在中国大地发生了多起活人偷食死人屍体、活人吃活人的惨剧,这便是朝鲜战争带给中国人的第一个恶果。

朝鲜战争带给中国人的第二个恶果便是在此后数十年的时间里,朝鲜成了中国无法甩掉的包袱。为了扶持平壤金氏独裁政权,截止目前,中国政府已向朝鲜无偿援助累计8000亿元人民币。而这8000亿中国人民的纳税钱只是养肥了金日成—金正日家族,绝大部分朝鲜人民在这个独裁政权的压迫下却过着一种飢寒交迫、黑暗无边的生活……我想,郎朗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艺术家,他在了解了有关《我的祖国》这支曲子的相关背景资料后,就不会再为这支曲子的“优美”旋律所迷惑了。不过郎朗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终究是可以原谅的——我再说一遍,他毕竟是艺术家,而不是搞历史的。

但是,这个搞艺术的钢琴家却在其他两个方面犯了我所不能容忍的常识性错误,即他所引以为自豪的有关“中国的强大”和“中国人的团结”的问题。

中国真的“强大”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所谓中国的“强大”的问题。

这几年(其实是若干年以来),在某些中国人的心里有一种甚为虚幻的“自大”感,这种意识认为中国经过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已经突飞猛进,中国不仅成了所谓的“世界工厂”,而且中国的GDP也已经跑到世界第二的位置上了,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不仅能够慷慨的免除几十个非洲国家所借取中国的几百亿元的到期债务,而且中国领导人也敢於背着鼓鼓囊囊的钱袋子去为发达国家增加GDP,甚至,中国人成了这个世界奢侈品的最大消费群体。除此之外,中国人的军事力量好像也发展起来了,不仅坦克、飞机、二炮令人眼红,而且中国隐形战机歼—20也已经高调展露在世人面前,於是乎,以郎朗为代表的某些中国人便激动了——你看,中国崛起了,中国强大了,多自豪呀!多骄傲呀!

中国真的“强大”了吗?

且慢,做这种结论最好谨慎些,否则会贻笑天下的!

一个强大的国家首先意味着这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强大的国家意味着这个国家一旦受到利益伤害会以勿容讨价的动作予以坚决回击的。如美国是强大的,包括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在内的邪恶力量一旦公开挑战和损害美国的利益,其结果在短时间里就被美国收拾得如同过街老鼠一样到处乱窜。可是中国呢?尽管也有飞机大炮、尽管也有这弹那弹,可是这些武器对外能够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吗?我看未必,不说远的,但就最近十来年便发生了多少损害国家利益、丢尽国家脸面的事情,请郎朗细看如下事实:

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国政府乾什么了呢? “抗议”而已!

2001年,南海发生撞机事件,中国战斗机飞行员王伟被撞飞失踪了,中国政府乾什么了呢? “抗议”而已!

若干年来,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等三流国家大肆侵犯中国所属南海诸岛的利益,中国政府乾什么了呢? “抗议”而已! “抗议”完了,还要说什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云云……

又如被日本佔领的钓鱼岛问题,北京政府做了什么呢? “抗议”而已!还不如台湾、香港及大陆民间人士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表现。

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在1991年和2004年,北京政府竟然置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於不顾,悍然与俄罗斯政府签订了中俄边界划分协议(主要是江泽民氏与俄国人签订的《五.一六协定》),协议确定两国边界划分以两国当前实际控制线为原则进行勘定,这实际上意味着北京共产党政府在事实上承认了沙俄帝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其以后战争中所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等,要知道,沙俄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掠夺掉中国东北及西北将近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些领土相当於今天四十多个台湾省的面积,而且这些地方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森林、水资源都很丰富,这些条约既就是在北洋政府、蒋介石、毛泽东等人手中也没敢承认它的合法性,但是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手里却不假思索的接受了这些“卖国条约”的合法性——面对“强大中国”的如此表现,敢问郎朗先生还能高谈阔论什么“骄傲和自豪”吗? !

有意思的是前不久,中国的官方网站还在自己的新闻里用大字标题报导说“塔吉克斯坦退还中国1000平方公里领土”,这可能会令以郎朗为代表的“爱国主义者”惊喜无比吧,这难道不是中国“强大”的表现吗?且慢,要知道事实上中塔两国涉及争端的领土面积多达28500平方公里,塔国退还给中国的1000平方公里领土实际还不到争议领土零头的八分之一,而塔国祇不过是中亚地区的一个甚为落后的弹丸小国……读到这里,郎朗先生又会对自己的“强大”中国结论作何感想呢?难道中国的机枪坦克只是在北京市民和学生面前才能表现出自己的“强大”?难道中国的导弹只是喜欢在台湾同胞面前炫耀自己的威力?

前不久,一位网友在发给我的手机短信中转引了这样一个段子来谈论“世界各国的实力”——

1、美国人的实力:想打谁就打谁;
2、英国人的实力:美国打谁我打谁;
3、法国人的实力:谁打我我打谁;
4、日本人的实力:谁打我我让美国打谁;
5、韩国人的实力:谁打我我和美国一块演习;
6、朝鲜人的实力:谁惹我我就打韩国;
7、中国人的实力:谁打我我就向谁提出强烈抗议。

虽然段子不乏辛辣和幽默,但对於衡量中国的“强大”实力来说,不失为一语道破天机!现将此段子特地抄录给钢琴家郎朗先生,免得动不动就在国际舞台上盲目地激动起来了!骄傲起来了!自豪起来了!

势同水火的官民关系

我们再来看一下令郎朗“深感荣幸和自豪”的所谓中国人的“团结”问题。

郎朗所谓的中国人的“团结”是什么意思呢?郎朗并没有解释,根据百度词典中的解释,“团结”有如下四层意思:

A. 唐宋时的地方民兵或民兵组织;
B. 和睦、友好;
C. 联合起来以完成共同目标;
D. 指分散物聚拢成团。

很显然,郎朗所谓中国人的“团结”应该是第二层和第三层意思,即:中国人内部不仅是和睦友好的,而且能够联合起来完成共同目标,所以郎朗很“自豪”。

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人内部是不是“和睦友好”的。

根据我的观察,中国人现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层,即处於统治者、剥削者、和压迫者地位的官僚贵族暴富集团阶层和处於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大众了。权贵阶层佔全国人口的比例大概不到百分之五,即大约在5000万人左右,这5000万人因为各种利益关系而结成了一个既得利益共同体,他们因为垄断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各种优质资源,所以从总体上讲他们是“团结”的,至少是相互关心、相互照顾的,从新疆克拉玛依大火中“让领导先走”的命令到“照顾领导干部子女就业”的红头文件都可以看到权贵集团内部的“友好”与“和睦”。

除过这个佔人口百分之五的权贵阶层,剩下的便是佔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了。人民大众——不管是工业劳动者、农业劳动者、失业大学生,还是包括“性工作者”在内的服务行业人士,由於他们都是社会的中下层劳动者,他们之间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的利益冲突,因此人民大众内部也可以说是友好的、和睦的、团结的。

但是在权贵阶层与人民大众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是友好的、和睦的、团结的关系吗?

答案是否定的:NO!

在当代中国,权贵集团与人民大众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赤裸裸的压迫和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官僚阶层通过权力寻租(腐败)和各种各样的自我奖赏和自我照顾(如各种各样的福利补贴)早已成为中国社会的“致富”先锋军。除此之外,在近十来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还造就了一个“掌勺者私分大锅饭”乃至於“私佔大锅饭”的暴富集团,他们通过国家权力槓桿将大量国有资产变相据为己有,并造成大量企业工人下岗而成为一无所有的城市无产者。更有甚者,在近二十年的城市化运动中,以出身於权贵阶层为主体的地产开发商借助政府军警力量和地方黑社会流氓力量对城市贫民区的居民和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形成了“宰你没商量”的血腥“圈地运动”,几乎每一片被强制拆迁和强制徵收的土地上都洒下了该地人民的泪水和鲜血,甚至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合法权利不受非法侵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公平正义早已荡然无存。当官僚们叫嚣“你们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的时候、当官僚们侮辱人民“算个屁”的时候,当官二代叫嚣“我爸是李刚”的时候,当杨佳们有冤无处诉的时候,当通钢管理层不管工人死活的时候,当唐福珍们一个又一个的在烈火中倒下还要背上“暴力抗法”的罪名的时候,当钱云会、李莉们被公然碾压在载重车和挖掘机的滚滚车轮之下的时候,在中华大地引发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群众性抗议浪潮。无论瓮安事件、邓玉娇事件、石首事件、杨佳事件、通钢事件、苏州高新区事件、江西宜黄事件还是乐清钱云会事件,无一不折射出权贵集团的贪婪、冷酷和暴虐,无一不折射出人民的抗议和怒火——马克思当年曾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髒的东西”,这也是对中国权贵集团强取豪夺人民大众各种财富的真实写照。

当官僚集团和暴富集团习惯於在人民身上作威作福、横徵暴敛的时候,当人民大众的“仇官”、“仇富”心理成为社会常态的时候,中国社会孕育的恐怕不是友好、和睦、和谐、团结,而是“势同水火的官民关系”,这个关系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中国社会的前景恐怕会有一场大泽乡式的全民抗议。到那时,高声为权贵集团背书而无视民间疾苦的郎朗们恐怕连自己的钢琴都会被愤怒的大铁鎚砸得稀巴烂!

可见,令郎朗们引以为自豪的中国人之间的“和睦友好”是有些说不通了。

那么,关於“团结”的另一层意思“联合起来以完成共同目标”是否能够名副其实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到执政党那里去寻找答案。

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的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

在整个毛太祖时代,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联合起来”完成了哪些“共同目标”呢?

曰反右,导致55万文化精英长期失去发展权甚至失去生存权;

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高徵购,导致四千多万中国公民因飢饿而死亡;

曰“文化大革命”,造成一场祸患全中华民族的“十年浩劫”。

到毛太祖死亡的时候,中国人在执政党的领导下“联合起来”所能完成的“共同目标”便是——“一穷二白,到了要被开除球籍的地步”!

毛死后,邓小平上台“拨乱反正”,开始搞经济建设。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共同目标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中共十七大时又增加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可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过去了,执政当局除了造就一个欺压人民和掠夺人民的权贵暴富集团外,“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又有哪一个实现了呢?

有关“富强”的概念前面已经说过,这里就不提了,我们来看一下“民主”吧。什么是“民主”,民主在本质上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少数服从多数,并保护少数人的基本人权。民主在程序上表现为竞选,即国家重要公职人员(如各级行政长官、各级民意代表等)由公平竞选产生。与此同时,为保证人民多数确实能够当家作主还必须建立起分权制衡、人权至上、司法独立、法治宪政及任期制、罢免制等一系列法制规范。但是,试看我们的国家,在政治生活中,共产党一党垄断国家政权,所谓的换届选举,人民只能是形式主义的填填选票而已,各级官长实质上均由“上面”任命产生。不要说多党竞选了,人民甚至连宪法35条所规定的言论自由都没有,胆敢批评执政党、胆敢批评政府、胆敢批评各级党政权要,轻则丢掉饭碗(如最近发生的南周记者长平被下岗的事情),重则送进监狱,这便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欺人现实!

至於执政党想带领大家寻求“文明”社会的想法就更是一个笑话了。

大凡专制社会都是一个官本位社会,在官僚权贵主宰一切的社会里,无论把孔夫子的泥巴像或烂铜像树在哪里,都无法阻止权贵阶层的腐朽、败坏与堕落,他们除了吃喝嫖赌、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便是无恶不作。想一想贵州等地嫖奸幼女的官僚们的败坏,想一想湘西凤凰城跳楼少女的悲剧,想一想厦门“红楼”、北京“天上人间”里的肮髒龌龊,想想“男人就得'提前(钱)进步'、女人就得'日'后提拔”等官场潜规则的疯狂性,就会知道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已经沦丧到何种地步了,就会明白为什么人民大众会有越来越强烈的“仇官”、“仇富”心理了。自古以来,中国人有“以吏为师”的传统(正所谓“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的是村干部”),但在当代中国,不仅各级官僚羞辱了这份传统、羞辱了人类“文明”二字,而且中国的执政党也同样羞辱了这份传统、羞辱了人类文明——我认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根本不配谈论“文明”,执政党必须为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承担全部的责任!

中共十七大,执政党还高调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建设“和谐社会”自然是正确的。中华文化的传统审美主调便是“美即和谐”。但什么是“和谐”呢?有人望文生义说,所谓“和谐”就是人人有饭吃(“和”)、人人敢说话(“谐”),这种解释还是有些道理的。在一个衣食无忧、言论自由的社会里,社会矛盾自然会大为减少,引起阶层对立冲突的事件也会大为减少,社会自然会逐步“和谐”起来,但在我们这个国家又有多少人会因为强拆、强迁而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呢?又有多少人因为受到不公平待遇而上访省城、京城乃至於在三九严冬天气露宿於街头或地下通道呢(到北京南站附近看看吧)?又有多少人因为上访而被戴上黑头套、送进黑监狱乃至於赶进真监狱呢?又有多少人因为言论问题而被冠之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而被逮捕判刑呢?当官僚权贵集团无视民间疾苦、无视公平正义而企图以专制高压手段来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时,不仅“稳定”会破产,不仅“和谐”变成了“被和谐”,而且“草泥马之歌”会传唱於“河蟹”横行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个角落!

由此可见,钢琴家郎朗有关“团结”概念的第二层内涵“联合起来以完成共同目标”的愿望也只能是自欺欺人的一厢情愿而已!

行文至此,郎朗也许该明白了不仅你所炫耀的“中国的强大”是虚幻的,而且“中国人的团结”也是大打折扣的——至少就目前而言,官僚权贵集团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已经势同水火,已经上升为影响中国未来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郎朗也必须明白,执政党所许诺给人民大众的美好愿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不仅没有变成现实,而且有日益走向其反面的徵象。

怎么办?

面对充满危机和危险的社会现实,我们该怎么办?退却吗?显然会更危险,那只有让亿万人民觉醒起来,向着一切危害中国社会的现在、向着一切危害中华民族未来的强权力量和腐败力量大声——

说“不!”
说“滚!”
说“草泥马!”
说民主、说自由、说人权、说宪政、说法治、说普世价值!

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忍无可忍的人民大众也可以捡起地上的臭鞋和烂袜子掷向对方……!

只有人民拥有民主权利、能够挑选并制约执政者和执政党的时候,各级官员才能够真正的眼睛向下并老老实实的服务於人民;只有人民不仅拥有言论自由而且能够自由结社组党的时候,国家政权才不会被霸权主义政治集团所垄断,只有人权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国家和政府的主要作用和目的才算实现;只有以法治国、厉行宪政,才会结束千年人治和党治所带来的系列灾难;只有普世价值得到光大,中国文明和人类文明才会得到进一步的弘扬。而只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在中国充分实现了,飞扬跋扈、强取豪夺的官僚社会主义权贵集团才会消解,只有这类掠夺大众、压迫大众的权贵集团消解了,社会积怨才会消解——在此情况下,不仅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机和危险得以解除,而且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一定会迎来一个光荣、灿烂与辉煌的未来!

当然,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宪政都还只是目标,一党独大的现实还没有改变,权贵集团的腐败和罪恶还在继续,弱势群体的苦难还在加深,但是,有头脑、有良知、负责任的中国人都会发现,人民大众正在渐次觉醒,以《零八宪章》为旗帜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各路民主维权人士正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向着民主的方向前进、向着自由的方向前进、向着法治与宪政的方向前进!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可能还会遇到一些障碍、可能还有一些挫折,但是我们不能再耽误了、不能再落后了,中华帝国五千年的专制老病该根除了,否则我们不仅会被欧美人士窃笑为新世纪的“东亚病夫”,不仅会被苏东国家耻笑为新世纪的“东亚病夫”,甚至当今世界的突尼斯人乃至於埃及人也会耻笑我们说:唉,中国人,只要有碗饭吃就行了……!

所以,包括执政党内部的开明人士在内,??包括艺术家郎朗在内的各路中国“精英人士”应该充分意识到,发端於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不仅为埃及、为伊斯兰世界的独裁者敲响了警钟,而且也对以中国为首的东亚社会主义国家链(朝鲜——中国——越南——老挝)发出了警告,甚至我认为开启於北非小国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会带来人类历史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而在这解放人类的第四波也许是最后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中,我炎黄子孙是勇做弄潮儿、在2010年代将中国推向民主和自由的彼岸呢?还是依然陶醉在所谓“强大中国”的幻像中,这是每一个中国公民在2010年代必然面临的选择!

愿郎朗能够重新作出正确的选择!
愿我们大家都能够作出正确的选择!

最后,我将自己写於狱中的一首旧体词贴在这里,也许会被弄词高手所窃笑,但没关系,只不过借之以勉励我同胞、勉励郎朗、勉励我自己而已——

木兰花慢

中华帝国

阅中华帝国,
代相叠,
史洋洋。
望三皇五帝,
周秦汉唐,
具披辉煌。
蒙元满清胡人,
也曾经纠纠服番邦。
故国形同满月,
列星拱之中央。

庞然帝国民咋样?
兴废百姓殃。
王者横四海,
芸芸众生,
诺诺文章。
如此千年老病,
今不除,
更待几时康。
各路英雄何在?
快造民主华疆。

2011年1月30日於武汉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2/5/2011

2011年1月23日星期日

赵常青:致“纳米诺奖”委员会的答谢词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月23日 来稿)

元月21号晚11点45分,我正在网上闲逛,突然接到张辉先生通过聊天室传来的信息,他说:“赵老师,祝贺你成为纳米诺贝尔奖首届获奖人!”,我还以为张先生在跟我开玩笑,因为我确实没有听说过国内外存在这样一个奖项,但张先生说这是真的,获得首届纳米诺奖的共有三人,即王荔蕻、吴淦和我,并将他在推特上祝贺我们三人获奖的文字以及王荔蕻大姐在推上回谢的文字拷贝过来——到这时,我才知道中国民间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奖项,而我也确实成为纳米诺奖的首届获奖人之一了。

谢谢!这当然是好事,对于我这个俗人来说,这个奖让我意外的获得了3000元人民币的收入,我想我可以用这3000个大洋购买一部电脑了——自从去年8月5号“他们”将我和我的电脑一块“传唤”一个下午后,我的电脑就再也没有健康过……

当然,如果仅仅从经济角度去理解“纳米诺奖”,不仅太俗,而且简直就是对东道主“无中生有家族”的侮辱,是对纳米诺奖委员会的侮辱,我想我自己还不会低俗至此。所以我会珍惜这份荣誉,并向纳米诺奖委员会表示我的至诚的敬意和深深的谢意!

不过,我个人认为纳米诺奖委员会在授奖词中对“我”的表彰实在有些言过其实了——认为我(们)在“维护公民权利、要求司法公正、追求社会公平、表达个人良知”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我确实有些面红耳赤、诚惶诚恐。我认为,作为中国公民,我只不过是在尽自己的公民责任而已——无论89年我以学生身份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还是98年我在汉中市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人大代表,还是2002年联络组发致中共十六大的公开信,还是2010年10月参与庆祝刘晓波得诺奖——所有这些行为都没有超越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我也只不过是在尽一个普通公民的责任而已(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矣)。至于执政党和执政府对我等民主维权公民进行一而再、再而三的迫害和打击,那是因为执政党和执政府本身缺乏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只能说明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政权的非法性和自私性,却不能得出我等公民因为坚持维权便“卓越”的结论——我再说一遍,我所做的,只是在尽一个普通公民的责任而已!

我们这块土地因为民主维权问题已经发生了不少的灾难和悲剧了,如8964死难于北京的学生和市民,如9298组党被大批逮捕的中国民主党人,如因信仰问题而被劳教、判刑的法轮功人士和家庭教会人士,以及因为征地、拆迁问题而被关、被打、被死的上访人士——就是我自己,也已经历数次牢狱之灾!

为什么类似悲剧一再发生而我自己却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呢?
曰:为了人类正义而已!
“正义”者何?
曰自由、人权、平等!
曰共和、民主、宪政!

一个国家倘若无民主、无自由、无人权、无宪政,则这个国家的存在便是对人类的羞辱、便是对地球的羞辱,在其内部则必定会发生数不胜数的人权灾难和人道悲剧。而有这种人为的悲剧和灾难的发生,大多数人便休想过上好日子、休想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种局面如果不改变,现在还在上中学、上小学、上幼儿园的孩子们乃至于刚刚出生或尚孕育在襁褓中的婴儿们便会一波又一波、一代又一代的遭遇这种制度陷阱,他们中的很多人还会继续遭遇因维权而被殴打、被伤害、被劳教、被逮捕、被判刑乃至于被挖掘机、载重车、装甲车甚至坦克碾压的情形。而在这些遭遇国家悲剧的后代儿女中,可能会有我的孩子,也可能会有他的孩子,还可能会有你的孩子。无论你现在是执政党领袖、中央政府总理、还是公安部长、国家安全部部长、还是我等普通公民,只要国家制度不被民主化和法治化,孩子们中的很多人便会摆脱不了这种宿命般的的命运——“胡主席”也许不相信自己的后代儿女会遭遇这样的悲剧,但我想说的是,不要以为后代子孙出身于“皇族”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只要想一想邓小平的大公子邓朴方是怎样坐上轮椅的——就可以知道这种制度的恐怖性和残忍性了!

这是我在多次牢狱生活中常常思考的问题!
每当我想到这些问题时,我的灵魂便在颤抖,便有些不寒而栗……
我们的国家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的制度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子孙儿女们的未来更不应该是这样的!!!

为了改变这样不人道的制度,为了民主和自由,为了美好的未来,为了亲爱的孩子们,我选择了坚持!选择了奋斗!虽然付出了一些代价和牺牲,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我对这份理想的执着和爱情!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我对这片土地的梦想和爱情!希望已经付出这样或者那样努力的朋友们和同志们继续坚持下去,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同胞——无论你是“胡主席”还是“张麻子”,无论你是50后还是90后、无论你是在朝的还是在野的、无论你是精英人士还是普罗大众、无论你在国内还是国外、也无论你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只要你能意识到中国民主维权事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都请你参与到这一伟大而不朽的事业中来,让我们大家共同——
为孩子们的未来而奋斗!
为祖国的美好未来而奋斗!
为人类的尊严和幸福而奋斗!!

愿上帝保佑我的祖国!
Amn!

赵常青 2011年1月23日于西安

2011年1月2日星期日

赵常青:和平奖、拘留与68天软禁

提到“软禁”,我经历的并不多,记忆中就是在“六四”二十周年的时候,西安市警方将我弄到秦岭深山中的朱雀国家森林公园里住了四、五天,此外便是一系列的与“软禁”相对的“硬禁”的记忆了,如刑事拘留、逮捕、判刑、入狱乃至於多次的狱内禁闭了。但是这一次因为“和平奖”的原因,党国机器在对我处分了八天行政拘留后,竟然又一口气将我“软禁”了68天,这实在是没有想到的事情,下面我就将10月8日以来我与党国之间的交往简单的向读者诸君介绍一下,看看我都经历了哪些让人感到可笑可叹的“囧事”。

庆祝晓波获奖与行政拘留

10月8日是年度“和平奖”宣布得主的日子。此前关於刘晓波是否应该得奖的问题在网上有些争议,就我而言,当然是支持的,并曾经写过一篇《为刘晓波辩护》的文章来谈这个问题。 9月20号,在哈维尔、图图等国际知名人士再度致电诺委会要求把本年度和平奖颁给刘晓波的时候,我还协助国内友人联络了部分在京人士向诺委会发出了同样的呼籲。因此我对10月8日这一天是关心的,我希望在这一天听到好的消息。

很快10月8日这一天就来临了,当天上午,我与胡石根、刘京生两位老师陪同从贵州北上的廖双元、吴玉琴夫妇一块游历了30多年前的西单“民主墙”旧地,刘京生老师作为民主墙时期的直接参与者向我们讲述了“民主墙”的具体位置及相关问题,之后我们又游历了天安门等地。午饭后,我告诉几位师友说在旧鼓楼大街凤凰竹餐吧可能会有一次“饭醉”活动,问他们是否有兴趣参加,他们问活动内容与具体时间,我说是网友们准备在那里聚餐等候有关刘晓波的消息——如果晓波得奖了,我们就庆祝一下;如果晓波没有得奖,就搞一次常规“饭醉”活动,时间是下午5点左右。大家都表示有兴趣参加,於是3点左右我们便乘车前往旧鼓楼大街。

我们到达凤凰竹餐吧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那里只来了一位网友,但是我们发现该餐吧紧闭大门,上面张贴了一张纸条,说是“因为停电停止营业一天”,而在餐吧附近却游荡着几位形迹可疑的便衣,他们时而不时地望着我们。根据经验,我们当然明白所谓“停止营业”是党国机器做的手脚了,我们觉得有些头痛。一会儿,王荔蕻大姐也来了,我们便商量该怎么办的问题,我当时说不让我们在室内搞活动,我们可以在露天地搞活动,并问这附近哪里有公园,一位网友说,这附近有地坛公园,我说:“那好,我们就去地坛公园吧”,王大姐等人也同意了并在推特上发了消息,於是我们便去了地坛公园东门外(胡石根老师因为片警数次电话催逼,不得已只好回去了),一些网友得知我们临时改在地坛公园东门外聚会,也陆续赶来,其中有王荔蕻、许志永、刘京生、王国齐、阿尔、张永攀、吴淦、徐小路、天天、赵枫生以及来自贵州的廖双元、吴玉琴夫妇等人,还有两位外媒记者。

五点整,两位美联社记者通过自己收听的广播同时说出了“刘晓波”三个字,我们追问了一下,两位记者肯定的回答说“刘晓波获奖!”,而推特上也传来了网友发布的同样的消息,在场各位当然很激动,大家又是欢呼、又是拥抱,并接受了记者的採访。我在採访中说:“刘晓波获奖既是刘晓波的光荣,也是我们大家的光荣,既是挪威的光荣,??也是中国的光荣;我们希望执政党能够以刘晓波获奖为契机,团结朝野,开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共同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

接着,我们都系上黄丝带,并当街打出“庆祝刘晓波获诺奖”的广告牌,大家同声高唱《国际歌》,我还带领大家一块呼喊了“民主万岁!”、“自由万岁!” 、“和平万岁!”、“释放晓波!”一类的口号,小路还举着小喇叭在前面引领大家唱歌。当时正是下班时间,我们的庆祝活动引来了一些路人的围观,其中有些人还向我们打听详细情况并发出了同样的欢呼。

就在我们兴高采烈的搞庆祝活动的时候,大批警察赶来了,他们开始阻止我们的活动并因此与支持我们的观众发生冲突,其中有一位中年男性观众还和警察争吵起来,他大声抗议警察的拦阻活动,并表示对刘晓波的支持、对获奖的支持。王大姐、许志永等人本着高度理性的原则,同意中止庆祝活动,大家决定前往附近的一家饭店“饭醉”去。

就在我们十多人去到饭店不到十分钟,大概有四、五十位警察蜂拥到我们聚餐的大厅,他们看到王荔蕻大姐正在电脑上忙碌就来指责王大姐,王大姐与之理论,张永攀也站起来与他们大声讲理,结果那位身穿便衣的“领头大哥”恼羞成怒,声嘶力竭的大喊一声“给我全部拿下!”,於是七八位警察就涌上前来,首先揪押着张永攀往外走去,其他警察则以两个夹一个的方式将我们带出饭店。街边早已停满了警车,我们被“请”到车上。在车上,我掏出手机向胡石根与范亚峰通报了我们被警察包围上车的情况。一会儿我和同车的许志永又被喝令下车上到另外一辆车上,不久这辆车就把我们拉到了东直门派出所,我和许志永被分开在不同的房子接受审讯。

在审讯中,我坦率承认在凤凰竹餐吧被迫停止营业后,改在地坛公园东门外搞庆祝活动是我的主意,并带领大家喊了口号等,我说我愿意承担搞这次庆祝活动的责任,但是应该把大家释放了,他们把我们折腾了大半夜,到10月9日凌晨4点左右,他们安排了两个小年轻看管我们便各自回去睡觉了。

我由於困倦便伏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大概早晨八、九点了,两位中年人来看管我们,却没有人来管我们的早餐,我们饿到中午一点的时候还没有人来管饭,我感到飢肠辘辘,便掏出钱给其中一位看守说,能否帮我们买点饭,那位看守倒挺好的,说可以,於是我便让他买来两份盒饭,其中一盒拿给斜对面房间的许志永。饭后,看管放松,我和志永有了一些简单的交流,我们从看守那里了解到东直门派出所就关了我们两个人。在闲谈中志永还问我身上有钱没有,我说不多,他便给了我500元钱以备急用。

下午我没事,大概五点的时候,许志永也让看守买来两份盒饭,并将其中的一份盒饭送给我,许说自己不太饿,还将自己的盒饭给我拨了些。饭后不一会,许志永被叫到我对面的房间谈话,我听到志永大声与警察争吵,表示愿意承担本次活动的所有后果,希望不要连累别人。谈话结束出来后,我问志永处理结果,志永说警方给了他一个行政警告处分。一会儿,我也被叫去对面的房间谈话,结果说我非法集会、扰乱社会秩序,宣布给我行政拘留八天的处分。

出房间后,我向志永通报了警方对我的处理决定,志永让我别急,说会去拘留所看我的,我说我已久经沙场,此乃小菜一碟,勿须挂怀。末了,志永说:“我只留下打车钱,这里还有300块钱,你也拿上,里边用得上。”我也没有客气,就又收下了这300元钱。之后不久,志永??就被释放了。

大概晚上九点半左右,我被请上警车,押送警察去到东城分局办了个什么手续,便开着车往位於昌平某地的拘留所驶去,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并换上囚服后,我被送到二楼的一间囚室,里面灯光昏暗,两排通铺已经睡了十多位因为醉酒驾车、发帖招嫖或聚众赌博的人员……这是我第二次在北京被关进笼子,上一次被关是在1989年,地点则是秦城监狱。

我在拘留所呆了八天,这期间在放风时还看到因为同样原因被拘留的王荔蕻大姐及吴淦兄弟,他们二人精神状态都很好,其中吴淦兄弟於10月16号晚间被释放,后来听说他被福建警方接回,不知他现在情况如何,甚念!而王荔蕻大姐被释放后听说一直被有关方面软禁到现在,真是过分呀!

在被拘留期间,听说许志永、陈天石、孟元昕及刘沙沙等人还去到拘留所为我送衣服(没送进去),我心里很感动——同志们,谢谢啦!

被飞回西安

10月17号应该是释放我的日子,因此我那天晚上也睡得很香,但就在我还在呼呼大睡的时候,我被看守警察叫醒,我说乾什么,看守说“收拾东西”,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才凌晨四点半,窗外的天空还黑乎乎的,我说:“这么早就走呀,外面连公交车都没有!”看守却催着我收拾东西,我有些嘀咕,也只能是穿好衣服跟着看守出了监舍。

来到一楼大厅后,大厅聚了十多位警察,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看到了一张比较熟悉的面孔,那是来自老家山阳县的国保大队大队长,我顿时明白了,我要被接回老家。在办完了出所手续后,我穿上自己的衣服跟随他们四个(其中两个是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上了车。车启动后在依稀微明的晨光里径直驶向首都国际机场,由於我没有身份证,北京市局的警察又与机场公安分局取得联系为我办理了一张临时身份证明,这样我才在两位老家警察的陪同下登上了从北京开往西安的飞机。

坦率的说,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本来去年4月13号,张辉先生要我与他一块去福建马尾围观三网友开庭案,并为我订购了去福州的机票,结果由於身份证遗失而被从机场挡??回),我没有想到自己人生行程中的第一次飞行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心中虽有万千感慨却是无从说起……

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下飞机后,径直上了停留在机场分局门口的警车,到下午一点左右,终於回到老家山阳。警方安排我到一家宾馆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有关方面组织了有镇领导及村干部在内的一些人向我做了谈话,意思是北京现在很敏感,希望我留在老家??生活并随时向他们报告我的情况,还说希望我转移人生的重心,将精力转移到家庭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来,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帮助老家发展经济……谈话结束后,我便回到老家呆了两天,之后我便去到西安拜会了一些老朋友。 10月22日晚上我便乘上了由西安开往北京的232次列车。

再次被飞回西安

我是10月23号上午十点到达北京西站的,12点到达我所居住的天通苑,然后电话告知了北京的一些朋友,准备晚上凑到一块聊聊天,没想到,下午三点左右,我的房间便来了四位便衣,他们自称是北京市局的,接着向我宣读了三条“命令”:

第一,不能离开自己的房间,吃饭问题他们帮助解决;

第二,不能让别人到我这里来;

第三,不能外出,若确实有事外出,他们将全程陪同。

我问他们这种情况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他们说“等候通知!”然后他们便下楼了,我从窗户??向下看了一下,只见楼门前停了一辆车,他们进了车子便不动了,我想自己也被他们“站岗了!”

糟糕的是,一会儿房东来了,逼着我退房——我是8月12号住进该房子的,当时与房东签订了一年的合同,我预交了三个月的房租并一个月的押金,按照合同的约定,第二季度的房租应该提前一个月,也就是10月12日应该预交下一个季度的房租,当时房东还告诉我,以后缴纳房租如果经济一时紧张,晚交几天也是可以的。但是10月9号我就被拘留了,没办法如期缴纳房租,按理房东应该不会计较的,只要再将房租补上就行,但10月23号,房东非常生硬,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以我迟交房租10天为由,限令我24小时之内搬出房子,而且还不退还我的押金,我明知这背后有警方施压的原因,却也只能是乾生气,这时警察来到房子,以“好人”的样子让房东退给我500元钱,让我另外找房子,但时间仍然限令在24小时之内。没办法,我只好认“倒霉”,答应第二天晚上八点前退出房子。

这事情交涉完毕后,我便电话与几位教会里的弟兄联系,他们答应第二天帮我出去找房子。一会儿,一个年轻点的警察为我送来了一份盒饭,我由於生闷气吃了几口便剩下了。然后我准备下楼转转,但刚出门口,就被两位坐在楼梯台阶上的年轻警察挡住了,他们不让我下楼,说这是上面的命令,我不想为难他们,就退到房间里,想到他们坐在冰冷的水泥台阶上值班,我又动了恻隐之心,便回到房子,将自己房间里的唯一一把椅子端出去让他们换着坐……

第二天(10月24日)早晨我还在睡梦中的时候,突然被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又是一队警察鱼贯而入,最让我吃惊的是进到房子来的人里竟然有两位来自陕西老家的警察,看到这一阵势,我想他们的速度和效率太惊人了,老家的警察对我说:“快收拾东西跟我们回!”我知道抗拒也没用,也就只好匆匆忙忙的收拾了几件衣物跟他们下了楼——天色跟10月17号早晨的情况一样——在依稀微明中,北京市局的两位便衣开车将我们再次送往首都机场,大概8点半左右,我们一行三人乘上了前往西安的航班,100分钟的飞行后,我们到达咸阳机场,接着乘警车直奔山阳。

68天的软禁

10月24日下午2点左右到达商洛市山阳县,入住一家商务酒店后,便开始了68天的软禁生活。

为了防止我再次“不辞而别”,有关方面成立了一个专门监护小组(组长由一位副县长担任、副组长由县政法委书记和一位副局长担任)来执行“上面”的意图。每天有两位工作人员与我同吃同住同生活……坦率的说,我与这些基层工作人员是相互尊重的,时间长了,“混”熟了,他们也能带我出去转转。山阳县城背后靠的是苍龙山,山上苍松翠柏、幽木森森,很是漂亮,现在已经开闢为森林公园。我和工作人员去苍龙山散步的次数很多,大家登山时的兴致都很高并间或说笑。有几次他们下到乡镇去办公也把我带上,我也乘机对农村的一些具体情况作了一些感性的了解,虽然农村还是很贫困的,但执政党在农村执行的一些民生政策(如免除农业税、种地补贴、合作医疗等等)还是得到了村民的肯定。

软禁期间,他们还为我送来一些书,主要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一些洗脑教材如《六个“为什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就其内容而言,无非是在宣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扬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当然对多党制的批判、对分权制衡的批判也是书中喋喋不休的内容,这里就不细说了。除此之外,我还买了一些书看,如有关历史、诗词一类的书籍,有时候也和他们打打牌、下下象棋。

酒店里的电视比较高档,数字化电视,能够搜索、点播,快进快退,由於禁止我上网,所以这一段时间我点看了很多经典电影如《甘地传》《黑郁金香》、《茜茜公主》,也看了一些电视节目如江苏台的《非诚勿扰》、上海台的“周立波秀”等等,当然更多的时间是在浏览新闻,对於前不久发生的延坪岛危机我很关注,希望美国派来的三艘航母群不只是做做样子的,希望韩国能够借助国际力量早日实现朝鲜半岛的民主和统一;同时,对於浙江乐清发生的上访村长蹊跷死亡事件感到很揪心,希望浙江省政府能够尽早及时的查明真相,给关注这一事件的广大村民和网友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当然,我的内心也很焦躁,12月8号上午陕西省公安厅来了四五个人到我入住的房间,由於其中的负责人在2002年督办过我的案件,这一次的“相会”算是“故乡遇故交”了,我很严肃的向这位负责人及其同事从下述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和“抗议”:

我说现在这样长时间的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中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任何“软禁”条款的规定,同时早在1999年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就已经把“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国家最高大法,2004年,国家还将“尊重和保护人权”写入宪法,但现在将我以如此的方式“看管”起来,又怎样去建设法治国家,又怎样去“保护人权”呢?这不是对公民基本人权的非法侵犯又是什么? !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讲,我说我们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有关方面将我交给地方政府看管,挤占了地方政府的有限资源,使我成了地方政府的一个“包袱”,我认为这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的。按照司法管辖权,所有案件都应该由事发地的司法部门来处理,我说若干年来我几乎没有在山阳县生活过,更没有在山阳和商洛做过任何对不起法律和良知的事情,干嘛要把我送回山阳凭空增加地方政府的“负担”?

从我个人的生活角度讲,我现在靠打工为生,国家和政府在我面前几乎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现在把我圈在这里,你们都有工资、衣食无忧,我现在无法打工挣钱又该怎样打发未来的生活?由此可见,你们於法於理都说不过去,还是赶紧归还我的自由吧。

这位负责人有些尴尬,只好说,我们以后再专门抽时间跟你谈这些道理,今天只是来看看你,希望你在这一段时间能够通过休息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前半生,希望你能够清醒回头将未来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你的家庭建设和经济建设上,之后他们便走了。

我当时猜想,12月10号(既是国际人权日,又是和平奖颁奖日)快到了,省厅来人可能是为了提醒地方政府更好的看管我,不要让我在“人权日”弄出什么让他们难堪的事情来。

12月10号一大早,四位工作人员带上我乘车前往“天竺山国家森林公园”游玩了。其实对於天竺山我并不陌生,我很早就知道天竺山是全商洛最高的山,我上初中时的母校就坐落在天竺山下,很遗憾,当年一直不曾上过天竺山。谁知几十年后的2008年,天竺山已经升格为“国家级森林公园”——现在在“世界人权日”这一天,我“有幸”被政府工作人员“陪同”游览天竺山,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託他们的福,我还在天竺山顶照了一些照片。

大概在12月21号下午,“自由亚洲电台”对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採访,结果第二天,上面就下来人将我的手机没收了,说我接受采访给他们惹了麻烦,为了保险期间,他们要“替我将手机保管几天”……直到12月31日解除我的软禁状态后才将我的手机归还给我。

12月31日下午,“上面”下来了两个人在酒店对我做了一个简单谈话,他们说,今天你可以自由了,希望你不要到北京去,同时也希望你确实意识到我们是为了你好,希望你今后转换思维方式,多搞经济建设,早日成个家,早日过上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谈话完毕,他们说,你将东西收拾一下就可以走了。刚好我们县的警方要到西安办事,他们就顺路又把我送到了西安……

未完的话

68天的软禁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最近两天了解到自从10月8日后,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面积的“软禁”活动,张祖桦、刘霞、胡石根、范亚峰、王荔蕻以及刚出狱不久的秦永敏等知名民主人士都遭到了长时间的软禁,滕彪等人甚至还遭遇到严重的暴力威胁,我认为这是严重违反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行为,是对广大公民基本人权的蔑视和侵犯!前不久,温家宝先生做客中国广播网时再次谈到人民“尊严”问题,我希望执政党和政府能够早日意识到我国人权问题的严重性,早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以实际行动保障人权和人民尊严,以实际行动建设民主法治国家,以实际行动建设文明和谐社会!

2011-1-2於西安

2011年1月1日星期六

民主维权人士赵常青在被软禁66天后获释

2011年1月01日

(维权网信息员蒋理报导)2011年元旦,本网获悉陕西省山阳县民主维权人士赵常青在被非法软禁两个多月后,于2010年12月31日被山阳县国保送到西安,获得行动自由。这是至今了解到的因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而被带走非法软禁的最久的人士。

本网信息员元旦中午打通赵常青电话,他首先感谢各界朋友对他的关心,同时委託“维权网”代向各界朋友通报他已经平安回到西安的情况.据赵常青在电话中说,他是12月31日上午被看守他的山阳县国保送到西安的。他从去年10月25日被带回山阳后,这段时间一直被控制在山阳县城的一招待中,每天有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值班看守他,通讯也一度被中断。

赵常青因为于2010年10月8日傍晚,在北京准备庆祝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被北京警方带走,并于10月9日被行政拘留8天。10月17日拘留期满的当日,被陕西山阳国保到北京接回。之后赵常青又于10月24日返回北京,结果就在回到北京当天,他又被北京警方看守,并让山阳国保于第二天再次前往接回,之后一直被控制在山阳县城一招待所中,直到去年年末31日方解除软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