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蔺其磊律师说，这次北京市针对今年来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而被控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维权人士，採取单独分开审判的方式，即同案也分开为开庭。这样极大地浪费了司法资源，浪费了纳税人的钱财。
赵常青因参与公民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呼吁活动，于今年4月17日被北京警方先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后来改为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提起诉讼.下面是来自蔺其磊律师微博的检察院起诉书：
2013年12月20日星期五
民主维权人士赵常青被起诉到海淀法院
（维权网信息员雷震报导）今天（12月20日）本网信息员从民主维权人士赵常青代理律师蔺其磊处获悉，赵常青被控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案在12月8日被移送海淀区检察院后，海淀检察院已经于近日将案子起诉到海淀区法院，估计下周（圣诞节期间）将开庭审理。
据蔺其磊律师说，这次北京市针对今年来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而被控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维权人士，採取单独分开审判的方式，即同案也分开为开庭。这样极大地浪费了司法资源，浪费了纳税人的钱财。
赵常青因参与公民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呼吁活动，于今年4月17日被北京警方先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后来改为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提起诉讼.下面是来自蔺其磊律师微博的检察院起诉书：
据蔺其磊律师说，这次北京市针对今年来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而被控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维权人士，採取单独分开审判的方式，即同案也分开为开庭。这样极大地浪费了司法资源，浪费了纳税人的钱财。
赵常青因参与公民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呼吁活动，于今年4月17日被北京警方先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后来改为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提起诉讼.下面是来自蔺其磊律师微博的检察院起诉书：
2013年10月4日星期五
肖国珍：“如果我失去自由”——记忆中的赵常青
2013年4月13日肖国珍律师为赵常青拍摄的照片
（一）
第一次见到常青，是在一次小范围的聚会上。常青座位紧临我右，他满怀激情、容光焕发，让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已三进牢狱，历时八年。
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心志、理念如出一辙，对专制极权的憎恶与对自由人权的向往惊人相似，不禁大喜。从此我们几乎每天联系，共同探讨国事，合作办理个案。为某事某人，我们同喜同悲。
有多少次，由于当局的破坏，我们或步行、或乘车，一起寻找公民聚餐的新地点？
有多少次，我们呼朋引伴，举办活动？
有多少次，我们为某一个议题争论得风生水起，甚或面红耳赤？
有多少次，常青是我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又在第一时间帮我发出去？
（二）
对常青的了解，随着与他的交往日渐增加，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我讲的一些小故事。
1989年6月，因参与学生运动被囚的他，突然被拉去照相，他与同道狱友们误以为是要被枪毙，就商量好：被执行枪决前，一定要喊口号“民主万岁！自由万岁！”——时年二十岁的他，已经立定了终生的志向。
在牢狱中，由于他拒绝“悔改”，四次被单独监禁，长达十个月。面对禁闭中非人道的饥饿惩罚，他高喊“反饥饿！反虐待！要吃饱！要健康！”经过斗争，狱方被迫答应解决他的吃饱问题。心系他人的常青，直到狱方同意让所有的囚犯都吃饱后，才放心进食。他还为服刑人员争取到了监狱图书馆免费借书的权利；而此前，服刑人员借书，需要付款。
有一次，他在北京地铁站里散发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传单，正遇马新立（因要求官员财产公示而于3月31日被捕）也在发放。这两位同道战友，当时并不相识，孩子气的常青，装作便衣国保，对马新立进行“讯问”。
“马新立反应怎么样？”我不禁好奇。
“马新立非常镇定，应答得体，”常青开心地回答，“问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就说明了真实身份，说我是赵常青，也是来发传单的。于是两人相与大笑。”
（三）
在第三次系狱期间，他同监一名涉毒犯的母亲送来一本圣经，毒犯搁置不学，常青用一条宝贵的烟换下了这本经书，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读经笔记写道：“我必须醒来，必须从牢狱之苦的现实迷蒙中，回归我主的怀抱”：“祈求我主，重新点亮我心灵的灯塔”：“穿越夜的黑暗，清醒而有力量地走向前方，走向充满光耀与爱的前方。”他告诉我，在一次绝食抗争中，面临死亡，他向神祷告，就在祷告的一瞬间，突然他全身充满了力量。他也常常向神祷告，求神指引中国民主化的道路。
常青不只是一名“自学成才”的基督教徒，他的受洗也与众不同。中国的狱中当然没有牧师。平安夜，在狱中，常青洗了个冷水澡，他称之为“自行施洗，归到主的名下”。后来他出狱，大家都笑说这个不算，常青遂接受牧师的施洗。
常青多次对我背诵圣经里的一句话，以相勉励——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太10：16）他天性善良、质本纯洁，他希望自己能灵巧一些。
为了追求民主事业，屡遭当局迫害的常青，学业被耽误、恋爱被中断、八载余牢狱、被开除工作、户口被打回原籍——他陕西的农村老家。这位充满士大夫情怀的高才生，因此之故，常被我笑称“农夫”。常青告诉我，他也曾有过软弱，就是“恨”；但他成为基督徒后，恨如冰雪消融，大爱充溢心胸——尽管，中国的专政党从来就不曾停止过迫害他。
对他人的痛苦，他常怀悲悯；对不平之事，他难掩义愤。有一次，当他得知胡佳被国保毒打时，他的心疼、他的关爱，溢于言表。他忧心忡忡地对我说：“胡佳那样的身体，怎么经得起打啊。”
在别人需要帮助时，他从不缺位。教会一位弟兄告诉我，常青的人缘非常好。他如同冬日阳光，温暖着他人。有一次家庭教会聚会中，一位姐妹突然晕倒了，这位弟兄赶紧去找车，待他车到时，心急的常青早已把这位姐妹扛起，从三层楼下到一层，在等他。
他告诉我，国保曾向他承认，他们查遍了他所有的银行帐户，发现他除了有限的稿费外，并无其他进项。尽管收入微薄，经济上并不宽裕的他，朋友们聚餐时，总是抢着付帐。他乐呵呵地说：“神必供应。”
（四）
常青是有很深造诣的理论家，他发表了多篇时政文章，发人深省。他在《谁是万物的尺度》中写道：在我们以为成吉思汗们的压迫是错误的时候，不要以为朱元璋们的压迫就是正确的；同样，在我们用铁与血对日本鬼子的侵略奴役进行顽强抵抗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同样勇敢的对蒋介石、毛泽东们的强权统治大声说“不”！
他说：“必须建立起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为核心价值的政治架构……中国大陆……依然笼罩在共产党的威权体制下，而将传统的这种威权体制，改造成为现代的民主自由体制，便是当代中国有识之士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他又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公民社会的建设者。他用他的行动实践和见证他的信念。
各种维权活动，从来不乏他忙碌的身影；他组织研讨会，探讨国事；他整理研讨内容，并发布在网上，启迪民智；他参与公民运动，不论事大事小，无不殚精竭虑、亲力亲为。
他时常忙得喘不过气来，几乎每天工作到深夜——我与他常在深夜通过网络沟通——令我担心他的身体。直到今年4月，因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他与丁家喜律师等诸友同时系狱。
（五）
常青长于诗词，以其文字之胜，堪称一代才子。应我请求，他曾把作品（多未发表）拷给我，供我鉴赏。他写的小说，情节曲折，引人入胜；他的诗词，兼有婉约与豪放，前者纤细温柔、多咏淡风明月；后者勇猛精进、大气豪放，多济世救人之心、吞吐天地之志，兹摘几首如下——
蝶恋花·小雨
小雨点点点前窗，
燕子飞处，
云水两茫茫。
重重远山难遮挡，
心伴佳人归梦乡。
情到深处书不香，
纤纤秀笔，
难画相思长。
只盼两袖化翅膀，
乘风南去浴芬芳。
卜算子·咏松
遥遥百丈崖，
雄立一青松，
亭亭华盖险峰上，
臂指万里程。
朝饮天边露，
暮浴夕阳红。
一俟烈风雷电起，
抖擞舞长空。
一剪梅
又逢一年冷冷冬，
狂吹西风，
狂吹北风。
虽有昏天搅恶雪，
竹是绿竹，
松是青松。
人生如歌唱大风，
去去惆怅，
笑笑伤痛。
待到策马纵横日，
更拔长剑，
更扯长弓。
尽管如此，他非常谦卑，常常表示喜欢读我的文章，有时还请我帮他“润色”，而我何曾能易其一字？
（六）
“六四”屠城，使他确立了一生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国的民主。他多次对我说：“民主就是我的生命”。尽管为此一次又一次地被当局抓捕、处刑，他始终痴心未改，矢志不渝。
有司曾试图“策反”常青，游说他：如与有司合作，将获得何等大的好处。我与丁家喜律师曾大笑当局的因无耻而致的无知：居然连对常青也敢动“策反”的念头——且不说常青是何等的理念坚定；至情至性、清澈通灵的常青绝不可能忍受以灵魂换取世俗功利的人格分裂。
家喜常说：“常青是一个圣徒。”是的，他的眼神，他的脸庞，他的文字，他的行为，无不发出自由的光辉。
他曾多次对我说过：“尽管我没有违法，我也知道我随时可能进去。”为了防备突然被抓的情形，2012年10月1日，常青手写了一份委托书交给我：“自即日起，本人若成为任何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委托肖国珍律师为我的代理人或辩护人，为我提供法律帮助。”他知道他随时会因说真话、做义事被抓捕，却依然坚持独立思考、真诚表达、果敢行动。他视牢狱为无物。
今年4月13日，我们有个小型聚会，当时形势已是险恶，我对朋友们说：“为了防止被抓而无法公布照片，现在我给你们一一拍照”。我为常青拍下了照片——他右手握笔，端坐桌前，笑容灿烂。事后我对常青说：“我给你拍了一张最满意的照片。”还没来得及发给他，就惊闻他被抓了！
4月17日晚八点，我收到常青的邮件。“如果我失去自由”——是他邮件的第一句话。他预感到自己会立即被捕，匆匆对我们几位朋友托付他的九个月的幼子小象。此前，他也曾多次叮嘱我：如他出事，希望我与朋友们一起帮他照顾孩子。我故做轻松，淡笑答应，暗暗有一种如同迷信似的担忧——怕我答应了的话，他真的进去。
现在，他进去了。每回上网，看到常青的图标——那不知何时才能响应我的图标——我心如刀割。
有一次，我与王德邦君谈到常青，德邦安慰我说：“好在常青不是第一次进去，他能挺过来的。”
我突然情绪失控，迸发出凄厉的哭声——
“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总是他？！”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5期2013年10月4日—10月17日）
2013年9月25日星期三
古川：记把宪政民主当“爱情”的赵常青
2013年4月17日，我的好友赵常青被北京当局抓捕。第二天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5月24日，又被以“非法集会罪”批准逮捕。从4月17日到9月17日，赵常青已经失去自由五个月了，但他却依然还被中共当局关押着，并且目前还没有被释放的迹象。
2010年10月8日，在北京地坛东门举行庆祝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活动（左一为赵常青）
赵常青被抓走时，儿子小象才十个月大。由于其妻子刘晓冬上班，小象于2012年六月出生后一直由赵常青照看。赵常青本来是不会照顾小孩的，但却因为小象的出生而使他成为超级“奶爸”。因此，小象与他很有感情。在赵常青被抓走第二天，小像还到处找赵常青。在《赵常青的儿子小象的哭与笑》一文中这样描述：“小象整个下午都在找爸爸，对于每个来到家中探访的戴着眼镜的男子，都误认为是爸爸，并努力发出声音，以吸引来人的注意。”
当我看到这篇文章时，感到十分伤心，也让我想起自己的经历。 2011年2月19日，中共当局开始进行疯狂的“茉莉花”大镇压，北京昌平分局的20多位国保和警察，强行闯入家中，强行将我绑架抬走。当我被抬走时，当时才21个月大的大儿子洛洛，因为看到我被人围住并被抬出了门，哭着喊：“爸爸！爸爸！……”；而当时躺在床上才3个多月大的小儿子恩恩，也因为受到惊吓而大声地哭了起来。在我“被失踪”的63天里，大儿子洛洛的喊声与小儿子恩恩的哭声，时时在敲打着我的心。
因为我“被失踪”，妻子李昕艾照看不了两个孩子，只好把大儿子送到教会，请弟兄姊妹帮助照看，后来大儿子因为顽皮去碰饮水机水龙头，导致其手腕处被烫伤。后来，当国保把大儿子被烫伤的消息告诉我时，当时我还差点哭了。而小儿子因为我“被失踪”，一直肚子拉稀，直到我回家时都没有好。现在回想我自己的经历，我还会觉得伤痛。我不知道，大儿子看着我被绑架抬走的一幕，究竟会在他心里留下什么阴影。
在我“被失踪”63天的时候，赵常青给了李昕艾很多帮忙。其中，特别需要提及的时，2011年4月4日，李昕艾抱着当时才5个月的小儿子恩恩去东小口派出所绝食抗议，并在派出所度过一夜。为此，赵常青在半夜打车赶过来探望李昕艾，当时他住的地方离东小口派出所很远，夜深了也已经没有公交车运行，为此他打车花去了七、八十块。但是，赵常青去了之后，派出所却不让他见李昕艾，也不同意他把孩子带走，无奈他只好在网吧委屈了一宿，等天亮后有公交车运行的时候才回了家。
赵常青被抓走时，小象可能没有像我大儿子一样，看到爸爸被绑架抓走的场景，至少不会在心里留下巨大阴影。但赵常青已经被抓走五个月了，小像也已经五个月没见到爸爸了，虽然他现在还不能清楚的表达，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但我想在他十分幼小的心里，肯定是十分想念爸爸的，而且肯定一直很奇怪，“爸爸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来抱我？”而赵常青已经被拘留五个月了，他也肯定十分想念妻子，十分想念小象。
我与赵常青第一次见面是在2010年5月初。当时，我和李昕艾一起在朋友家见到了赵常青。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我在此之前却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在此之前，我看到他在“民主中国”网刊发表的文章，其中最有印象的就是他当时刚发表《谁是“林昭”呀？ ！ ——4月29日未名湖畔采访记》。
后来，没过多久，赵常青要搬到天通苑来住，我还开着车去帮他搬家。当时我们一家也住在天通苑，就这样我与赵常青就成了邻居。一年以后，赵常青搬到北七家居住，我们也搬到北七家，又成为邻居。也就是说，从2010年到2012年，在将近两年的时间的内，我们和赵常青是邻居，并在同一家教会聚会，因此成为好友。
2010年7月10日，赵常青还与李昕艾在同一天受洗，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在受洗之前，赵常青曾对我们说，他在监狱中的时候，就自己读《圣经》。那是在赵常青第三次入狱的时候，2004年夏天，他从狱友那里得到一本《圣经》，然后开始阅读，先读《新约》，再读《旧约》。通读了一遍之后，又挑选了一些章节来读，还做了读经笔记。在其2005年10月6日做的读经笔记这样写道：“从去年夏天，到今年春，我已经断断续续的把《圣经》读过一遍。”在监狱里，没有办法受洗，也没人敢给他施洗。在2004年圣诞节，赵常青就自己洗了个冷水澡，然后就宣布自己受洗了。
加上现在这次被拘留，赵常青已经是四次入狱了。其第一次入狱是因为参与“六四”民主运动，被关入著名的秦城监狱三个多月。
赵常青是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人，出生于1969年4月6日。 1988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1989年5月3日，当时才是大一的赵常青，起草并张贴了《五四宣言》和《告师大老师书》，号召陕西师大老师和学生在“五四”进行大游行。 “五四”大游行时，赵常青制作了一面写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八个大字的旗帜，并行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5月16日，陕西师大学生自治会成立，赵常青担任首任宣传部长。当天晚上，在学校教学大楼前召开的学生动员大会上，赵常青还第一个登上桌子进行演讲，号召第二天全校罢课，去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活动。
在5月19日李鹏宣布北京戒严之后，赵常青于5月23日来到北京，担任“外高联”秘书长。因为要将北京的情况向西安汇报，赵常青在6月2日回了西安。在中共军队于6月3日晚上在北京进行“大屠杀”之后，赵常青获得消息后，决定回北京进行支援。 6月5日到达北京后，开始对北京“屠杀”的真实情况进行调查。因为那时还断断续续听到枪声，赵常青还写了封遗书，以便一旦被打死了，好给父母有个交代。
但他的调查才进行了两天，却于6月7日在西单被戒严部队拦下，从其身上搜出调查笔记和遗书。戒严部队因此将他带到新华门外、长安街路边的树丛中，对他进行殴打，将他打得头破血流。然后，赵常青被五花大绑，被五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带到天安门的戒严部队指挥部，然后交给北京市公安局，拉到劳动人民文化宫。 6月12日晚上转到半步桥监狱呆了一个晚上，13日被转入秦城监狱。在秦城，他被关在六号牢房，与清华大学的孙建伟、北京师范大学的陈来、北京语言学院的张前进、政法大学的龚志中、清华大学的梁煜、北京大学的熊焱以及连胜德关在同一牢房。由于北京当局没能找到他参加其他抗议活动的证据，赵常青在9月下旬被释放，并回到陕西师大继续上学。
1992年从陕西师大毕业之后，赵常青被分配到位于汉中市的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下属的813厂的子弟中学工作。 1995年，赵常青报考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研究生，其考试成绩排第二，其报考的导师也给他说录取没有问题。但后来却因为“政审”而不被录取。其导师给他写信说：“不行了，北大之上的有关部门，将你的情况，告诉了北京大学保卫处，北大保卫处又将你的情况告诉了研究生院，结果是在政审的关口上，把你给掐掉了。”
在考研道路不通之后，赵常青在1997年开始参加汉中市的人大代表选举，却在正式投票（1998年元月14日）前一天晚上，遭到汉中市国家安全局抄家并传唤。 14日下午被释放。赵常青的得票排在第二，只比一位副厂长少四十多票，比另一位副厂长多200多票。但由于三人都没有过半，需要进行第二次选举。为了防止赵常青当选，厂里干脆把第二次选举取消了，上级为厂里指定一人做“列席代表”。
被释放之后，赵常青被监视居住。过了几天，又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刑事拘留。一个月后又将他释放，继续监视居住。 3月25日，被正式逮捕，不追究他合法参与选举，而追究他在1997年8月中共十五大召开之前写的《改革政治体制，走民主化道路》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建议中共走台湾道路，用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民主化转型。同年7月，陕西汉中市中级法院因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赵常青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同年9月，被送进汉中监狱服刑，同时被813工厂开除厂籍，其户口被打回山阳县农村。由于赵常青拒不认罪，不认为自己违反了法律，导致他在监狱服满了整整三年刑期，一天刑也没有减。直到2001年2月24日才出狱。
出狱之后，赵常青在西安打工，继续从事一些民主人权方面的活动。 2002年6月28日，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发出赵常青组织的有全国各地170名民运人士签名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闯关回国的杨建利的公开信。因为这封公开信，赵常青在同年11月7日被再次抄家，并秘密逮捕。 2003年7月10日，西安中院以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进行不公开审理，8月4日作出有期徒刑五年的判决。
随后，赵常青被送进陕西省第二监狱，即渭南监狱服刑。在服刑期间，由于他拒不认罪，拒绝唱红歌，拒绝队列训练，拒绝劳动，导致他被四次被单独关禁闭，总共长达十个月。在其2006年2月19日第四次被关禁闭时，赵常青还进行了成功的维权。由于关禁闭时，监狱当局每天只给半斤粮吃，把人饿得头晕眼花，饿多半死。为此，赵常青决定抗争，并决定在绝食之前高喊：“反饥饿，反虐待，要吃饱，要健康。”
但是，当他准备喊口号时，却突然感到底气不足，喊不出来。为此，他就开始祷告说：“主啊！我要斗争，求你给我勇气！给我力量！主啊！我要斗争，求你给我勇气！给我力量！”在他祷告的那一瞬间，他感到一种铺天盖地的的力量，从头顶源源不断的落下来，充满了他整个的心胸。他感到浑身都充满了力量，然后用最高声音喊出：“反饥饿！反虐待！要吃饱！要健康！”每一句都重复三遍。
他的喊声立即把看守全部惊动了，监狱的督察也过来了。他们把铁栅栏们打开，将他往墙上一推，给他用背铐铐起来。由于督察也在场，他这次没有挨打。
负责人就问他，“你喊啥？”他说：“我喊啥！我要吃饱。我肚子饿。《监狱法》也是这样规定的呀！你们一天给半斤粮食，怎么能吃饱？吃得健康呀？这是虐待！所以我要抗议。”负责人就说：“你不要喊了，我今天晚上就给你解决。”他说：“不是给我解决一个人的，要把那些所有严管的、关禁闭的都要解决。”负责人就说：“行！统一解决。”于是，他的抗争就成功了。
后来，监狱长又找他谈话说：“你前半生吃了不少苦，知识文化也比较高，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前途，你看监狱有什么工作需要改善，也请你提下意见。 ”当时，渭南监狱图书室的一本书借给服刑人员看，一天要两毛钱，一本杂志一天要一毛钱。赵常青觉得这不合理，于是就对监狱长说：“服刑人员本身是家庭的负担，他哪里来钱呀？家庭有亲人来会见的，带来一些钱来，他们想学点文化，看本书呢，还有能力看。但那些长年没有家人探监，没有汇款的这些人，他到哪去弄钱来看书呢？有好些服刑人员想在监狱里面学点文化，为出狱后重建家园，做点准备的，你们收费这就让好多服刑人员，没有办法为自己出狱之后，重新做人，重返社会，做一些预备。”
赵常青还表示：“根据我了解的一些情况，监狱的文化建设、图书建设，这样的一些建设是纳入国家财政开支的，你现在这种收费是明显的不合理收费。如果你们监狱认为这收费是合理的，我保留向省司法厅，乃至司法部反映这个问题的权力。” 监狱长一听这话，就说：“你别急，我下去调查。如果真有这事，我们改！”半个月之后，从2006年6月1日开始，渭南监狱的所有图书杂志，免费向所有的服刑人员开放了。 2007年11月27日，赵常青刑满出狱。
2007年11月27日，赵常青第三次出狱照片
对于赵常青的第三次入狱，我感到遗憾的是，当时我没有关注到他。虽然我从2002年大学毕业之后，从2003年开始关注各种维权事件，但我却没有看到过有关他入狱的报导，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这实在让我现在都感到遗憾，当时没有为他发出呼吁。
在出狱之后，赵常青继续参与各种维权活动，2008年《零八宪章》发布，赵常青成为首批签名人员。不仅如此，赵常青还参与了《零八宪章》的修改，其提出关于各界公民都应该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的建议还被采纳。对于“公民运动”，早在2002年，赵常青就起草了一个《中国公民运动宣言》，后来第三次入狱，这份宣言还成为其罪证之一。
对于《零八宪章》，赵常青撰写了十多篇评论文章。 2009年11月18日，赵常青在“民主中国”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零八宪章〉与我的“爱情”》的文章表示：“爱之若何？曰：若初恋，若寻之而不得、寻之又寻的爱情！是的，《零八宪章》，我的美丽的’爱情’！”
在这篇文章中，赵常青称他将民主和自由当作“政治爱情”来进行追求，叙述了他三次入狱的经历。赵常青表示，“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不仅仅成为规范和引导他所有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最高宪法，而且还成为他的“政治初恋”，成为二十年来他始终不渝的“政治爱情”。赵常青当时表示：“既然二十年前就拥抱了这份爱情，二十年后，我自然会更加热烈地拥抱这份爱情！”为了追求终身不渝的“政治爱情”，赵常青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坚贞不屈，令人感佩！
也正是因为追求“政治爱情”，导致赵常青失去了真正的爱情。当他1998年入狱时，本来他的女朋友已经怀了孕，后来却因为他的入狱导致女友在家人压力之下，将孩子打掉，并选择离开他。当我与赵常青刚认识之时，他看到我的大儿子洛洛，还很痛心地对我们说，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第二次入狱，他的孩子也已经十来岁了。
我们认识后不久，在朋友的介绍之下，他开始与刘晓冬女士谈恋爱。然后，他们之间的恋爱却经常被国保打断。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被宣布获得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赵常青、王荔蕻、屠夫等一批网友为此在北京进行“饭醉”庆祝，却因此与王荔蕻、屠夫一起被拘留八天。 10月17日拘留期满后，赵常青被强行遣送回山阳老家。 10月24日，赵常青回到北京，当天又再次被遣送回山阳老家。随后，由山阳国保将他软禁在山阳一家招待所，直到同年12月31日才被释放。
在恋爱半多时间之后，赵常青与刘晓冬终于在2011年7月16日结婚。那时，正值中共对“茉莉花”进行大规模镇压之后，原计划在位于天通苑的北京爱加倍教会的礼堂举行，却遭到昌平区国保的骚扰，不让在昌平地盘上举行。后来，被迫改在立水桥附近属于朝阳区的一家饭馆举行。婚礼举行之前，北京国保就告知胡石根、何德普、查建国、高洪明、刘京生、徐永海、王国齐等异议人士，称“北京市公安局的决定，不许参加赵常青的婚礼”。当时参加婚礼张博树，在致贺词时讲道：今天亲朋好友欢聚一堂，这也许是今年以来我们大家最值得高兴的事情之一！
我和李昕艾也参加了他的婚礼。这时赵常青已经42岁。在其43岁之时，小象才出生。这就是说，因为被“政治爱情”耽搁，才导致他人到中年才收获爱情，才喜得贵子。
正是看到中共镇压“茉莉花”之后，民间社会的冷清，赵常青从2011年8月开始发起北京公民“饭醉”活动。为此，赵常青2013年1月在《零八宪章月刊》上发表的《北京年末“公民聚餐会”发言纪要》表示：“2011年春，中国’茉莉花革命’遭遇当局严酷打压后，一时间黑云压城、万马齐喑，北京形势一片肃杀。连本人7月16号的婚礼地点都受到有关方面干预而不得不临时转移。我觉得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为了去除笼罩在北京上空的恐怖氛围，从2011年8月份开始，我决定每个月底邀请部分民主维权人士在一块吃饭聊天。通过几个月的坚持，到2011年12月底敢来参加’公民聚餐’活动的人士达到30多人。 2012年我继续坚持，期间虽然有过一些波折，转移过几处聚餐地点，但聚餐活动还想对顺利，是故这个’公民聚餐’活动就慢慢的有些影响了。特别是2012年春夏之际，当’新公民运动’蓬勃兴起后，’公民聚餐’活动作为公民运动的一种最为简单的形式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扩展和推广。至岁末，公民聚餐活动在北京、上海及许多省会城市如广州、郑州、西安等地都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也正是赵常青发起“饭醉”活动以及他参与的“公民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活动，导致赵常青现在被拘留。实际上，赵常青并没有参与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街头举牌活动，只是在2012年12月24日平安夜组织一些人“饭醉”时，讨论了财产公开的问题。后来，赵常青将这次讨论的文字以《205名高官必须带头公布财产！ ——北京“财产公开”问题座谈会纪要》为题发表在《零八宪章月刊》。
由于赵常青参加的各种维权活动，妻子刘晓冬一直比较担心。当2012年三月中共当局在其召开的“两会”上通过“被失踪”的“73条”时，几个朋友在一起讨论这一条款。当刘晓冬听说这一条款消息之后，她的脸色一下子就变白了。
在赵常青被拘留后的第三天，即4月20日，刘晓冬发出一封要求各界紧急关注赵常青的呼吁信。刘晓冬表示：“现在我和我的孩子每天都在盼望和等待着他平安回到我们身边，可我们面临如此境况，既对真相一无所知又深感无能为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先生没有回到我们身边的日子里，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支撑起这个家庭，直到我先生回到我们身边。”
刘晓冬本来期望赵常青早日回家，但赵常青在4月23日会见律师时却表示准备再次坐牢。代理律师蔺其磊对美国之音表示，看上去赵常青非常乐观，精神状态也很好，而且对政府如果判他坐牢也有心理准备。
对于中共当局再一次抓捕赵常青，作为朋友，我们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将他无罪释放。在此，我高声呼吁：“自由赵常青！”“释放赵常青！”“赵常青，你妻子刘晓冬喊你回家吃饭！”“赵常青，你儿子小象喊你回家抱他！”
为此，9月14日，李昕艾和我带着两个孩子，到纽约时代广场，举起了“自由赵常青（Free Zhao Changqing）”、“释放赵常青（Release Zhao Changqing）”的牌子抗议。李昕艾还决定，今后每周六晚上去时代广场举起“自由赵常青”、“释放赵常青”的牌子抗议。
李昕艾在纽约时代广场举起“自由赵常青”的牌子
写于2013年9月17日赵常青被拘留整整五个月的日子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25/2013
2010年10月8日，在北京地坛东门举行庆祝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活动（左一为赵常青）
赵常青被抓走时，儿子小象才十个月大。由于其妻子刘晓冬上班，小象于2012年六月出生后一直由赵常青照看。赵常青本来是不会照顾小孩的，但却因为小象的出生而使他成为超级“奶爸”。因此，小象与他很有感情。在赵常青被抓走第二天，小像还到处找赵常青。在《赵常青的儿子小象的哭与笑》一文中这样描述：“小象整个下午都在找爸爸，对于每个来到家中探访的戴着眼镜的男子，都误认为是爸爸，并努力发出声音，以吸引来人的注意。”
当我看到这篇文章时，感到十分伤心，也让我想起自己的经历。 2011年2月19日，中共当局开始进行疯狂的“茉莉花”大镇压，北京昌平分局的20多位国保和警察，强行闯入家中，强行将我绑架抬走。当我被抬走时，当时才21个月大的大儿子洛洛，因为看到我被人围住并被抬出了门，哭着喊：“爸爸！爸爸！……”；而当时躺在床上才3个多月大的小儿子恩恩，也因为受到惊吓而大声地哭了起来。在我“被失踪”的63天里，大儿子洛洛的喊声与小儿子恩恩的哭声，时时在敲打着我的心。
因为我“被失踪”，妻子李昕艾照看不了两个孩子，只好把大儿子送到教会，请弟兄姊妹帮助照看，后来大儿子因为顽皮去碰饮水机水龙头，导致其手腕处被烫伤。后来，当国保把大儿子被烫伤的消息告诉我时，当时我还差点哭了。而小儿子因为我“被失踪”，一直肚子拉稀，直到我回家时都没有好。现在回想我自己的经历，我还会觉得伤痛。我不知道，大儿子看着我被绑架抬走的一幕，究竟会在他心里留下什么阴影。
在我“被失踪”63天的时候，赵常青给了李昕艾很多帮忙。其中，特别需要提及的时，2011年4月4日，李昕艾抱着当时才5个月的小儿子恩恩去东小口派出所绝食抗议，并在派出所度过一夜。为此，赵常青在半夜打车赶过来探望李昕艾，当时他住的地方离东小口派出所很远，夜深了也已经没有公交车运行，为此他打车花去了七、八十块。但是，赵常青去了之后，派出所却不让他见李昕艾，也不同意他把孩子带走，无奈他只好在网吧委屈了一宿，等天亮后有公交车运行的时候才回了家。
赵常青被抓走时，小象可能没有像我大儿子一样，看到爸爸被绑架抓走的场景，至少不会在心里留下巨大阴影。但赵常青已经被抓走五个月了，小像也已经五个月没见到爸爸了，虽然他现在还不能清楚的表达，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但我想在他十分幼小的心里，肯定是十分想念爸爸的，而且肯定一直很奇怪，“爸爸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来抱我？”而赵常青已经被拘留五个月了，他也肯定十分想念妻子，十分想念小象。
我与赵常青第一次见面是在2010年5月初。当时，我和李昕艾一起在朋友家见到了赵常青。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我在此之前却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在此之前，我看到他在“民主中国”网刊发表的文章，其中最有印象的就是他当时刚发表《谁是“林昭”呀？ ！ ——4月29日未名湖畔采访记》。
后来，没过多久，赵常青要搬到天通苑来住，我还开着车去帮他搬家。当时我们一家也住在天通苑，就这样我与赵常青就成了邻居。一年以后，赵常青搬到北七家居住，我们也搬到北七家，又成为邻居。也就是说，从2010年到2012年，在将近两年的时间的内，我们和赵常青是邻居，并在同一家教会聚会，因此成为好友。
2010年7月10日，赵常青还与李昕艾在同一天受洗，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在受洗之前，赵常青曾对我们说，他在监狱中的时候，就自己读《圣经》。那是在赵常青第三次入狱的时候，2004年夏天，他从狱友那里得到一本《圣经》，然后开始阅读，先读《新约》，再读《旧约》。通读了一遍之后，又挑选了一些章节来读，还做了读经笔记。在其2005年10月6日做的读经笔记这样写道：“从去年夏天，到今年春，我已经断断续续的把《圣经》读过一遍。”在监狱里，没有办法受洗，也没人敢给他施洗。在2004年圣诞节，赵常青就自己洗了个冷水澡，然后就宣布自己受洗了。
加上现在这次被拘留，赵常青已经是四次入狱了。其第一次入狱是因为参与“六四”民主运动，被关入著名的秦城监狱三个多月。
赵常青是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人，出生于1969年4月6日。 1988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1989年5月3日，当时才是大一的赵常青，起草并张贴了《五四宣言》和《告师大老师书》，号召陕西师大老师和学生在“五四”进行大游行。 “五四”大游行时，赵常青制作了一面写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八个大字的旗帜，并行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5月16日，陕西师大学生自治会成立，赵常青担任首任宣传部长。当天晚上，在学校教学大楼前召开的学生动员大会上，赵常青还第一个登上桌子进行演讲，号召第二天全校罢课，去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活动。
在5月19日李鹏宣布北京戒严之后，赵常青于5月23日来到北京，担任“外高联”秘书长。因为要将北京的情况向西安汇报，赵常青在6月2日回了西安。在中共军队于6月3日晚上在北京进行“大屠杀”之后，赵常青获得消息后，决定回北京进行支援。 6月5日到达北京后，开始对北京“屠杀”的真实情况进行调查。因为那时还断断续续听到枪声，赵常青还写了封遗书，以便一旦被打死了，好给父母有个交代。
但他的调查才进行了两天，却于6月7日在西单被戒严部队拦下，从其身上搜出调查笔记和遗书。戒严部队因此将他带到新华门外、长安街路边的树丛中，对他进行殴打，将他打得头破血流。然后，赵常青被五花大绑，被五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带到天安门的戒严部队指挥部，然后交给北京市公安局，拉到劳动人民文化宫。 6月12日晚上转到半步桥监狱呆了一个晚上，13日被转入秦城监狱。在秦城，他被关在六号牢房，与清华大学的孙建伟、北京师范大学的陈来、北京语言学院的张前进、政法大学的龚志中、清华大学的梁煜、北京大学的熊焱以及连胜德关在同一牢房。由于北京当局没能找到他参加其他抗议活动的证据，赵常青在9月下旬被释放，并回到陕西师大继续上学。
1992年从陕西师大毕业之后，赵常青被分配到位于汉中市的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下属的813厂的子弟中学工作。 1995年，赵常青报考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研究生，其考试成绩排第二，其报考的导师也给他说录取没有问题。但后来却因为“政审”而不被录取。其导师给他写信说：“不行了，北大之上的有关部门，将你的情况，告诉了北京大学保卫处，北大保卫处又将你的情况告诉了研究生院，结果是在政审的关口上，把你给掐掉了。”
在考研道路不通之后，赵常青在1997年开始参加汉中市的人大代表选举，却在正式投票（1998年元月14日）前一天晚上，遭到汉中市国家安全局抄家并传唤。 14日下午被释放。赵常青的得票排在第二，只比一位副厂长少四十多票，比另一位副厂长多200多票。但由于三人都没有过半，需要进行第二次选举。为了防止赵常青当选，厂里干脆把第二次选举取消了，上级为厂里指定一人做“列席代表”。
被释放之后，赵常青被监视居住。过了几天，又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刑事拘留。一个月后又将他释放，继续监视居住。 3月25日，被正式逮捕，不追究他合法参与选举，而追究他在1997年8月中共十五大召开之前写的《改革政治体制，走民主化道路》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建议中共走台湾道路，用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民主化转型。同年7月，陕西汉中市中级法院因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赵常青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同年9月，被送进汉中监狱服刑，同时被813工厂开除厂籍，其户口被打回山阳县农村。由于赵常青拒不认罪，不认为自己违反了法律，导致他在监狱服满了整整三年刑期，一天刑也没有减。直到2001年2月24日才出狱。
出狱之后，赵常青在西安打工，继续从事一些民主人权方面的活动。 2002年6月28日，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发出赵常青组织的有全国各地170名民运人士签名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闯关回国的杨建利的公开信。因为这封公开信，赵常青在同年11月7日被再次抄家，并秘密逮捕。 2003年7月10日，西安中院以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进行不公开审理，8月4日作出有期徒刑五年的判决。
随后，赵常青被送进陕西省第二监狱，即渭南监狱服刑。在服刑期间，由于他拒不认罪，拒绝唱红歌，拒绝队列训练，拒绝劳动，导致他被四次被单独关禁闭，总共长达十个月。在其2006年2月19日第四次被关禁闭时，赵常青还进行了成功的维权。由于关禁闭时，监狱当局每天只给半斤粮吃，把人饿得头晕眼花，饿多半死。为此，赵常青决定抗争，并决定在绝食之前高喊：“反饥饿，反虐待，要吃饱，要健康。”
但是，当他准备喊口号时，却突然感到底气不足，喊不出来。为此，他就开始祷告说：“主啊！我要斗争，求你给我勇气！给我力量！主啊！我要斗争，求你给我勇气！给我力量！”在他祷告的那一瞬间，他感到一种铺天盖地的的力量，从头顶源源不断的落下来，充满了他整个的心胸。他感到浑身都充满了力量，然后用最高声音喊出：“反饥饿！反虐待！要吃饱！要健康！”每一句都重复三遍。
他的喊声立即把看守全部惊动了，监狱的督察也过来了。他们把铁栅栏们打开，将他往墙上一推，给他用背铐铐起来。由于督察也在场，他这次没有挨打。
负责人就问他，“你喊啥？”他说：“我喊啥！我要吃饱。我肚子饿。《监狱法》也是这样规定的呀！你们一天给半斤粮食，怎么能吃饱？吃得健康呀？这是虐待！所以我要抗议。”负责人就说：“你不要喊了，我今天晚上就给你解决。”他说：“不是给我解决一个人的，要把那些所有严管的、关禁闭的都要解决。”负责人就说：“行！统一解决。”于是，他的抗争就成功了。
后来，监狱长又找他谈话说：“你前半生吃了不少苦，知识文化也比较高，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前途，你看监狱有什么工作需要改善，也请你提下意见。 ”当时，渭南监狱图书室的一本书借给服刑人员看，一天要两毛钱，一本杂志一天要一毛钱。赵常青觉得这不合理，于是就对监狱长说：“服刑人员本身是家庭的负担，他哪里来钱呀？家庭有亲人来会见的，带来一些钱来，他们想学点文化，看本书呢，还有能力看。但那些长年没有家人探监，没有汇款的这些人，他到哪去弄钱来看书呢？有好些服刑人员想在监狱里面学点文化，为出狱后重建家园，做点准备的，你们收费这就让好多服刑人员，没有办法为自己出狱之后，重新做人，重返社会，做一些预备。”
赵常青还表示：“根据我了解的一些情况，监狱的文化建设、图书建设，这样的一些建设是纳入国家财政开支的，你现在这种收费是明显的不合理收费。如果你们监狱认为这收费是合理的，我保留向省司法厅，乃至司法部反映这个问题的权力。” 监狱长一听这话，就说：“你别急，我下去调查。如果真有这事，我们改！”半个月之后，从2006年6月1日开始，渭南监狱的所有图书杂志，免费向所有的服刑人员开放了。 2007年11月27日，赵常青刑满出狱。
2007年11月27日，赵常青第三次出狱照片
对于赵常青的第三次入狱，我感到遗憾的是，当时我没有关注到他。虽然我从2002年大学毕业之后，从2003年开始关注各种维权事件，但我却没有看到过有关他入狱的报导，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这实在让我现在都感到遗憾，当时没有为他发出呼吁。
在出狱之后，赵常青继续参与各种维权活动，2008年《零八宪章》发布，赵常青成为首批签名人员。不仅如此，赵常青还参与了《零八宪章》的修改，其提出关于各界公民都应该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的建议还被采纳。对于“公民运动”，早在2002年，赵常青就起草了一个《中国公民运动宣言》，后来第三次入狱，这份宣言还成为其罪证之一。
对于《零八宪章》，赵常青撰写了十多篇评论文章。 2009年11月18日，赵常青在“民主中国”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零八宪章〉与我的“爱情”》的文章表示：“爱之若何？曰：若初恋，若寻之而不得、寻之又寻的爱情！是的，《零八宪章》，我的美丽的’爱情’！”
在这篇文章中，赵常青称他将民主和自由当作“政治爱情”来进行追求，叙述了他三次入狱的经历。赵常青表示，“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不仅仅成为规范和引导他所有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最高宪法，而且还成为他的“政治初恋”，成为二十年来他始终不渝的“政治爱情”。赵常青当时表示：“既然二十年前就拥抱了这份爱情，二十年后，我自然会更加热烈地拥抱这份爱情！”为了追求终身不渝的“政治爱情”，赵常青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坚贞不屈，令人感佩！
也正是因为追求“政治爱情”，导致赵常青失去了真正的爱情。当他1998年入狱时，本来他的女朋友已经怀了孕，后来却因为他的入狱导致女友在家人压力之下，将孩子打掉，并选择离开他。当我与赵常青刚认识之时，他看到我的大儿子洛洛，还很痛心地对我们说，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第二次入狱，他的孩子也已经十来岁了。
我们认识后不久，在朋友的介绍之下，他开始与刘晓冬女士谈恋爱。然后，他们之间的恋爱却经常被国保打断。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被宣布获得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赵常青、王荔蕻、屠夫等一批网友为此在北京进行“饭醉”庆祝，却因此与王荔蕻、屠夫一起被拘留八天。 10月17日拘留期满后，赵常青被强行遣送回山阳老家。 10月24日，赵常青回到北京，当天又再次被遣送回山阳老家。随后，由山阳国保将他软禁在山阳一家招待所，直到同年12月31日才被释放。
在恋爱半多时间之后，赵常青与刘晓冬终于在2011年7月16日结婚。那时，正值中共对“茉莉花”进行大规模镇压之后，原计划在位于天通苑的北京爱加倍教会的礼堂举行，却遭到昌平区国保的骚扰，不让在昌平地盘上举行。后来，被迫改在立水桥附近属于朝阳区的一家饭馆举行。婚礼举行之前，北京国保就告知胡石根、何德普、查建国、高洪明、刘京生、徐永海、王国齐等异议人士，称“北京市公安局的决定，不许参加赵常青的婚礼”。当时参加婚礼张博树，在致贺词时讲道：今天亲朋好友欢聚一堂，这也许是今年以来我们大家最值得高兴的事情之一！
我和李昕艾也参加了他的婚礼。这时赵常青已经42岁。在其43岁之时，小象才出生。这就是说，因为被“政治爱情”耽搁，才导致他人到中年才收获爱情，才喜得贵子。
正是看到中共镇压“茉莉花”之后，民间社会的冷清，赵常青从2011年8月开始发起北京公民“饭醉”活动。为此，赵常青2013年1月在《零八宪章月刊》上发表的《北京年末“公民聚餐会”发言纪要》表示：“2011年春，中国’茉莉花革命’遭遇当局严酷打压后，一时间黑云压城、万马齐喑，北京形势一片肃杀。连本人7月16号的婚礼地点都受到有关方面干预而不得不临时转移。我觉得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为了去除笼罩在北京上空的恐怖氛围，从2011年8月份开始，我决定每个月底邀请部分民主维权人士在一块吃饭聊天。通过几个月的坚持，到2011年12月底敢来参加’公民聚餐’活动的人士达到30多人。 2012年我继续坚持，期间虽然有过一些波折，转移过几处聚餐地点，但聚餐活动还想对顺利，是故这个’公民聚餐’活动就慢慢的有些影响了。特别是2012年春夏之际，当’新公民运动’蓬勃兴起后，’公民聚餐’活动作为公民运动的一种最为简单的形式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扩展和推广。至岁末，公民聚餐活动在北京、上海及许多省会城市如广州、郑州、西安等地都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也正是赵常青发起“饭醉”活动以及他参与的“公民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活动，导致赵常青现在被拘留。实际上，赵常青并没有参与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街头举牌活动，只是在2012年12月24日平安夜组织一些人“饭醉”时，讨论了财产公开的问题。后来，赵常青将这次讨论的文字以《205名高官必须带头公布财产！ ——北京“财产公开”问题座谈会纪要》为题发表在《零八宪章月刊》。
由于赵常青参加的各种维权活动，妻子刘晓冬一直比较担心。当2012年三月中共当局在其召开的“两会”上通过“被失踪”的“73条”时，几个朋友在一起讨论这一条款。当刘晓冬听说这一条款消息之后，她的脸色一下子就变白了。
在赵常青被拘留后的第三天，即4月20日，刘晓冬发出一封要求各界紧急关注赵常青的呼吁信。刘晓冬表示：“现在我和我的孩子每天都在盼望和等待着他平安回到我们身边，可我们面临如此境况，既对真相一无所知又深感无能为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先生没有回到我们身边的日子里，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支撑起这个家庭，直到我先生回到我们身边。”
刘晓冬本来期望赵常青早日回家，但赵常青在4月23日会见律师时却表示准备再次坐牢。代理律师蔺其磊对美国之音表示，看上去赵常青非常乐观，精神状态也很好，而且对政府如果判他坐牢也有心理准备。
对于中共当局再一次抓捕赵常青，作为朋友，我们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将他无罪释放。在此，我高声呼吁：“自由赵常青！”“释放赵常青！”“赵常青，你妻子刘晓冬喊你回家吃饭！”“赵常青，你儿子小象喊你回家抱他！”
为此，9月14日，李昕艾和我带着两个孩子，到纽约时代广场，举起了“自由赵常青（Free Zhao Changqing）”、“释放赵常青（Release Zhao Changqing）”的牌子抗议。李昕艾还决定，今后每周六晚上去时代广场举起“自由赵常青”、“释放赵常青”的牌子抗议。
李昕艾在纽约时代广场举起“自由赵常青”的牌子
写于2013年9月17日赵常青被拘留整整五个月的日子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25/2013
古川：记把宪政民主当“爱情”的赵常青
2013年4月17日，我的好友赵常青被北京当局抓捕。第二天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5月24日，又被以“非法集会罪”批准逮捕。从4月17日到9月17日，赵常青已经失去自由五个月了，但他却依然还被中共当局关押着，并且目前还没有被释放的迹象。
2013107image002.jpg （468×323）
2010年10月8日，在北京地坛东门举行庆祝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活动（左一为赵常青）
赵常青被抓走时，儿子小象才十个月大。由于其妻子刘晓冬上班，小象于2012年六月出生后一直由赵常青照看。赵常青本来是不会照顾小孩的，但却因为小象的出生而使他成为超级“奶爸”。因此，小象与他很有感情。在赵常青被抓走第二天，小像？？还到处找赵常青。在《赵常青的儿子小象的哭与笑》一文中这样描述：“小象整个下午都在找爸爸，对于每个来到家中探访的戴着眼镜的男子，都误认为是爸爸，并努力发出声音，以吸引来人的注意。”
当我看到这篇文章时，感到十分伤心，也让我想起自己的经历. 2011年2月19日，中共当局开始进行疯狂的“茉莉花”大镇压，北京昌平分局的20多位国保和警察，强行闯入家中，强行将我绑架抬走。当我被抬走时，当时才21个月大的大儿子洛洛，因为看到我被人围住并被抬出了门，哭着喊：“爸爸！爸爸！……”；而当时躺在床上才3个多月大的小儿子恩恩，也因为受到惊吓而大声地哭了起来。在我“被失踪”的63天里，大儿子洛洛的喊声与小儿子恩恩的哭声，时时在敲打着我的心。
因为我“被失踪”，妻子李昕艾照看不了两个孩子，只好把大儿子送到教会，请弟兄姊妹帮助照看，后来大儿子因为顽皮去碰饮水机水龙头，导致其手腕处被烫伤。后来，当国保把大儿子被烫伤的消息告诉我时，当时我还差点哭了。而小儿子因为我“被失踪”，一直肚子拉稀，直到我回家时都没有好。现在回想我自己的经历，我还会觉得伤痛。我不知道，大儿子看着我被绑架抬走的一幕，究竟会在他心里留下什么阴影。
在我“被失踪”63天的时候，赵常青给了李昕艾很多帮忙。其中，特别需要提及的时，2011年4月4日，李昕艾抱着当时才5个月的小儿子恩恩去东小口派出所绝食抗议，并在派出所度过一夜。为此，赵常青在半夜打车赶过来探望李昕艾，当时他住的地方离东小口派出所很远，夜深了也已经没有公交车运行，为此他打车花去了七、八十块.但是，赵常青去了之后，派出所却不让他见李昕艾，也不同意他把孩子带走，无奈他只好在网吧委屈了一宿，等天亮后有公交车运行的时候才回了家。
赵常青被抓走时，小象可能没有像我大儿子一样，看到爸爸被绑架抓走的场景，至少不会在心里留下巨大阴影。但赵常青已经被抓走五个月了，小像也已经五个月没见到爸爸了，虽然他现在还不能清楚的表达，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但我想在他十分幼小的心里，肯定是十分想念爸爸的，而且肯定一直很奇怪，“爸爸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来抱我？”而赵常青已经被拘留五个月了，他也肯定十分想念妻子，十分想念小象。
我与赵常青第一次见面是在2010年5月初。当时，我和李昕艾一起在朋友家见到了赵常青。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我在此之前却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在此之前，我看到他在“民主中国”网刊发表的文章，其中最有印象的就是他当时刚发表《谁是“林昭”呀？！——4月29日未名湖畔採访记》。
后来，没过多久，赵常青要搬到天通苑来住，我还开着车去帮他搬家。当时我们一家也住在天通苑，就这样我与赵常青就成了邻居。一年以后，赵常青搬到北七家居住，我们也搬到北七家，又成为邻居。也就是说，从2010年到2012年，在将近两年的时间的内，我们和赵常青是邻居，并在同一家教会聚会，因此成为好友。
2010年7月10日，赵常青还与李昕艾在同一天受洗，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在受洗之前，赵常青曾对我们说，他在监狱中的时候，就自己读《圣经》。那是在赵常青第三次入狱的时候，2004年夏天，他从狱友那里得到一本《圣经》，然后开始阅读，先读《新约》，再读《旧约》。通读了一遍之后，又挑选了一些章节来读，还做了读经笔记。在其2005年10月6日做的读经笔记这样写道：“从去年夏天，到今年春，我已经断断续续的把《圣经》读过一遍。”在监狱里，没有办法受洗，也没人敢给他施洗。在2004年圣诞节，赵常青就自己洗了个冷水澡，然后就宣布自己受洗了。
加上现在这次被拘留，赵常青已经是四次入狱了。其第一次入狱是因为参与“六四”民主运动，被关入着名的秦城监狱三个多月。
赵常青是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人，出生于1969年4月6日。1988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1989年5月3日，当时才是大一的赵常青，起草并张贴了《五四宣言》和《告师大老师书》，号召陕西师大老师和学生在“五四”进行大游行。“五四”大游行时，赵常青制作了一面写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八个大字的旗帜，并行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5月16日，陕西师大学生自治会成立，赵常青担任首任宣传部长.当天晚上，在学校教学大楼前召开的学生动员大会上，赵常青还第一个登上桌子进行演讲，号召第二天全校罢课，去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活动。
在5月19日李鹏宣布北京戒严之后，赵常青于5月23日来到北京，担任“外高联”秘书长.因为要将北京的情况向西安汇报，赵常青在6月2日回了西安。在中共军队于6月3日晚上在北京进行“大屠杀”之后，赵常青获得消息后，决定回北京进行支援。6月5日到达北京后，开始对北京“屠杀”的真实情况进行调查。因为那时还断断续续听到枪声，赵常青还写了封遗书，以便一旦被打死了，好给父母有个交代。
但他的调查才进行了两天，却于6月7日在西单被戒严部队拦下，从其身上搜出调查笔记和遗书。戒严部队因此将他带到新华门外、长安街路边的树丛中，对他进行殴打，将他打得头破血流。然后，赵常青被五花大绑，被五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带到天安门的戒严部队指挥部，然后交给北京市公安局，拉到劳动人民文化宫. 6月12日晚上转到半步桥监狱呆了一个晚上，13日被转入秦城监狱.在秦城，他被关在六号牢房，与清华大学的孙建伟、北京师范大学的陈来、北京语言学？？院的张前进、政法大学的龚志中、清华大学的梁煜、北京大学的熊焱以及连胜德关在同一牢房。由于北京当局没能找到他参加其他抗议活动的证据，赵常青在9月下旬被释放，并回到陕西师大继续上学.
1992年从陕西师大毕业之后，赵常青被分配到位于汉中市的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下属的813厂的子弟中学工作。1995年，赵常青报考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研究生，其考试成绩排第二，其报考的导师也给他说录取没有问题.但后？？来却因为“政审”而不被录取。其导师给他写信说：“不行了，北大之上的有关部门，将你的情况，告诉了北京大学保卫处，北大保卫处又将你的情况告诉了研究生院，结果是在政审的关口上，把你给掐掉了。”
在考研道路不通之后，赵常青在1997年开始参加汉中市的人大代表选举，却在正式投票（1998年元月14日）前一天晚上，遭到汉中市国家安全局抄家并传唤。14日下午被释放。赵常青的得票排在第二，只比一位副厂长少四十多票，比另一位副厂长多200多票。但由于三人都没有过半，需要进行第二次选举.为了防止赵常青当选，厂里干脆把第二次选举取消了，上级为厂里指定一人做“列席代表”。
被释放之后，赵常青被监视居住。过了几天，又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刑事拘留。一个月后又将他释放，继续监视居住。3月25日，被正式逮捕，不追究他合法参与选举，而追究他在1997年8月中共十五大召开之前写的《改革政治体制，走民主化道路》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建议中共走台湾道路，用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民主化转型。同年7月，陕西汉中市中级法院因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赵常青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同年9月，被送进汉中监狱服刑，同时被813工厂开除厂籍，其户口被打回山阳县农村。由于赵常青拒不认罪，不认为自己违反了法律，导致他在监狱服满了整整三年刑期，一天刑也没有减.直到2001年2月24日才出狱.
出狱之后，赵常青在西安打工，继续从事一些民主人权方面的活动。2002年6月28日，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发出赵常青组织的有全国各地170名民运人士签名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闯关回国的杨建利的公开信。因为这封公开信，赵常青在同年11月7日被再次抄家，并秘密逮捕。2003年7月10日，西安中院以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进行不公开审理，8月4日作出有期徒刑五年的判决.
随后，赵常青被送进陕西省第二监狱，即渭南监狱服刑。在服刑期间，由于他拒不认罪，拒绝唱红歌，拒绝队列训练，拒绝劳动，导致他被四次被单独关禁闭，总共长达十个月。在其2006年2月19日第四次被关禁闭时，赵常青还进行了成功的维权。由于关禁闭时，监狱当局每天只给半斤粮吃，把人饿得头晕眼花，饿多半死。为此，赵常青决定抗争，并决定在绝食之前高喊：“反飢饿，反虐待，要吃饱，要健康。”
但是，当他准备喊口号时，却突然感到底气不足，喊不出来。为此，他就开始祷告说：“主啊！我要斗争，求你给我勇气！给我力量！主啊！我要斗争，求你给我勇气！给我力量！”在他祷告的那一瞬间，他感到一种铺天盖地的的力量，从头顶源源不断的落下来，充满了他整个的心胸。他感到浑身都充满了力量，然后用最高声音喊出：“反飢饿！反虐待！要吃饱！要健康！”每一句都重複三遍。
他的喊声立即把看守全部惊动了，监狱的督察也过来了。他们把铁栅栏们打开，将他往墙上一推，给他用背铐铐起来。由于督察也在场，他这次没有挨打。
负责人就问他，“你喊啥？”他说：“我喊啥！我要吃饱。我肚子饿.《监狱法》也是这样规定的呀！你们一天给半斤粮食，怎么能吃饱？吃得健康呀？这是虐待！所以我要抗议.”负责人就说：“你不要喊了，我今天晚上就给你解决.”他说：“不是给我解决一个人的，要把那些所有严管的、关禁闭的都要解决.”负责人就说：“行！统一解决.”于是，他的抗争就成功了。
后来，监狱长又找他谈话说：“你前半生吃了不少苦，知识文化也比较高，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前途，你看监狱有什么工作需要改善，也请你提下意见。”当时，渭南监狱图书室的一本书借给服刑人员看，一天要两毛钱，一本杂志一天要一毛钱.赵常青觉得这不合理，于是就对监狱长说：“服刑人员本身是家庭的负担，他哪里来钱呀？家庭有亲人来会见的，带来一些钱来，他们想学点文化，看本书呢，还有能力看。但那些长年没有家人探监，没有汇款的这些人，他到哪去弄钱来看书呢？有好些服刑人员想在监狱里面学点文化，为出狱后重建家园，做点准备的，你们收费这就让好多服刑人员，没有办法为自己出狱之后，重新做人，重返社会，做一些预备。”
赵常青还表示：“根据我了解的一些情况，监狱的文化建设、图书建设，这样的一些建设是纳入国家财政开支的，你现在这种收费是明显的不合理收费.如果你们监狱认为这收费是合理的，我保留向省司法厅，乃至司法部反映这个问题的权力。”监狱长一听这话，就说：“你别急，我下去调查。如果真有这事，我们改！”半个月之后，从2006年6月1日开始，渭南监狱的所有图书杂志，免费向所有的服刑人员开放了。2007年11月27日，赵常青刑满出狱.
2007年11月27日，赵常青第三次出狱照片
对于赵常青的第三次入狱，我感到遗憾的是，当时我没有关注到他。虽然我从2002年大学毕业之后，从2003年开始关注各种维权事件，但我却没有看到过有关他入狱的报导，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这实在让我现在都感到遗憾，当时没有为他发出呼吁。
在出狱之后，赵常青继续参与各种维权活动，2008年《零八宪章》发布，赵常青成为首批签名人员.不仅如此，赵常青还参与了《零八宪章》的修改，其提出关于各界公民都应该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的建议还被採纳.对于“公民运动”，早在2002年，赵常青就起草了一个《中国公民运动宣言》，后来第三次入狱，这份宣言还成为其罪证之一。
对于《零八宪章》，赵常青撰写了十多篇评论文章。2009年11月18日，赵常青在“民主中国”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零八宪章〉与我的“爱情”》的文章表示：“爱之若何？曰：若初恋，若寻之而不得、寻之又寻的爱情！是的，《零八宪章》，我的美丽的'爱情'！”
在这篇文章中，赵常青称他将民主和自由当作“政治爱情”来进行追求，叙述了他三次入狱的经历.赵常青表示，“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不仅仅成为规范和引导他所有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最高宪法，而且还成为他的“政治初恋”，成为二十年来他始终不渝的“政治爱情”。赵常青当时表示：“既然二十年前就拥抱了这份爱情，二十年后，我自然会更加热烈地拥抱这份爱情！”为了追求终身不渝的“政治爱情”，赵常青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坚贞不屈，令人感佩！
也正是因为追求“政治爱情”，导致赵常青失去了真正的爱情。当他1998年入狱时，本来他的女朋友已经怀了孕，后来却因为他的入狱导致女友在家人压力之下，将孩子打掉，并选择离开他。当我与赵常青刚认识之时，他看到我的大儿子洛洛，还很痛心地对我们说，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第二次入狱，他的孩子也已经十来岁了。
我们认识后不久，在朋友的介绍之下，他开始与刘晓冬女士谈恋爱。然后，他们之间的恋爱却经常被国保打断。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被宣布获得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赵常青、王荔蕻、屠夫等一批网友为此在北京进行“饭醉”庆祝，却因此与王荔蕻、屠夫一起被拘留八天。10月17日拘留期满后，赵常青被强行遣送回山阳老家。10月24日，赵常青回到北京，当天又再次被遣送回山阳老家。随后，由山阳国保将他软禁在山阳一家招待所，直到同年12月31日才被释放。
在恋爱半多时间之后，赵常青与刘晓冬终于在2011年7月16日结婚。那时，正值中共对“茉莉花”进行大规模镇压之后，原计划在位于天通苑的北京爱加倍教会的礼堂举行，却遭到昌平区国保的骚扰，不让在昌平地盘上举行。后来，被迫改在立水桥附近属于朝阳区的一家饭馆举行。婚礼举行之前，北京国保就告知胡石根、何德普、查建国、高洪明、刘京生、徐永海、王国齐等异议人士，称“北京市公安局的决定，不许参加赵常青的婚礼”。当时参加婚礼张博树，在致贺词时讲道：今天亲朋好友欢聚一堂，这也许是今年以来我们？？大家最值得高兴的事情之一！
我和李昕艾也参加了他的婚礼.这时赵常青已经42岁.在其43岁之时，小象才出生。这就是说，因为被“政治爱情”耽搁，才导致他人到中年才收穫爱情，才喜得贵子。
正是看到中共镇压“茉莉花”之后，民间社会的冷清，赵常青从2011年8月开始发起北京公民“饭醉”活动。为此，赵常青2013年1月在《零八宪章月刊》上发表的《北京年末“公民聚餐会”发言纪要》表示：“2011年春，中国'茉莉花革命'遭遇当局严酷打压后，一时间黑云压城、万马齐喑，北京形势一片肃杀。连本人7月16号的婚礼地点都受到有关方面乾预而不得不临时转移。我觉得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为了去除笼罩在北京上空的恐怖氛围，从2011年8月份开始，我决定每个月底邀请部分民主维权人士在一块吃饭聊天。通过几个月的坚持，到2011年12月底敢来参加'公民聚餐'活动的人士达到30多人。2012年我继续坚持，期间虽然有过一些波折，转移过几处聚餐地点，但聚餐活动还想对顺利，是故这个'公民聚餐'活动就慢慢的有些影响了。特别是2012年春夏之际，当'新公民运动'蓬勃兴起后，'公民聚餐'活动作为公民运动的一种最为简单的形式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扩展和推广.至岁末，公民聚餐活动在北京、上海及许多省会城市如广州、郑州、西安等地都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也正是赵常青发起“饭醉”活动以及他参与的“公民要求官员公佈财产”的活动，导致赵常青现在被拘留。实际上，赵常青并没有参与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街头举牌活动，只是在2012年12月24日平安夜组织一些人“饭醉”时，讨论了财产公开的问题.后来，赵常青将这次讨论的文字以《205名高官必须带头公佈财产！——北京“财产公开”问题座谈会纪要》为题发表在《零八宪章月刊》。
由于赵常青参加的各种维权活动，妻子刘晓冬一直比较担心。当2012年三月中共当局在其召开的“两会”上通过“被失踪”的“73条”时，几个朋友在一起讨论这一条款。当刘晓冬听说这一条款消息之后，她的脸色一下子就变白了。
在赵常青被拘留后的第三天，即4月20日，刘晓冬发出一封要求各界紧急关注赵常青的呼吁信。刘晓冬表示：“现在我和我的孩子每天都在盼望和等待着他平安回到我们身边，可我们面临如此境况，既对真相一无所知又深感无能为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先生没有回到我们身边的日子里，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支撑起这个家庭，直到我先生回到我们身边。”
刘晓冬本来期望赵常青早日回家，但赵常青在4月23日会见律师时却表示准备再次坐牢。代理律师蔺其磊对美国之音表示，看上去赵常青非常乐观，精神状态也很好，而且对政府如果判他坐牢也有心理准备。
对于中共当局再一次抓捕赵常青，作为朋友，我们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将他无罪释放。在此，我高声呼吁：“自由赵常青！”“释放赵常青！”“赵常青，你妻子刘晓冬喊你回家吃饭！”“赵常青，你儿子小象喊你回家抱他！”
为此，9月14日，李昕艾和我带着两个孩子，到纽约时代广场，举起了“自由赵常青（Free Zhao Changqing）”、“释放赵常青（Release Zhao Changqing）”的牌子抗议.李昕艾还决定，今后每周六晚上去时代广场举起“自由赵常青”、“释放赵常青”的牌子抗议.
李昕艾在纽约时代广场举起“自由赵常青”的牌子
写于2013年9月17日赵常青被拘留整整五个月的日子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9/25/2013
2013107image002.jpg （468×323）
2010年10月8日，在北京地坛东门举行庆祝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活动（左一为赵常青）
赵常青被抓走时，儿子小象才十个月大。由于其妻子刘晓冬上班，小象于2012年六月出生后一直由赵常青照看。赵常青本来是不会照顾小孩的，但却因为小象的出生而使他成为超级“奶爸”。因此，小象与他很有感情。在赵常青被抓走第二天，小像？？还到处找赵常青。在《赵常青的儿子小象的哭与笑》一文中这样描述：“小象整个下午都在找爸爸，对于每个来到家中探访的戴着眼镜的男子，都误认为是爸爸，并努力发出声音，以吸引来人的注意。”
当我看到这篇文章时，感到十分伤心，也让我想起自己的经历. 2011年2月19日，中共当局开始进行疯狂的“茉莉花”大镇压，北京昌平分局的20多位国保和警察，强行闯入家中，强行将我绑架抬走。当我被抬走时，当时才21个月大的大儿子洛洛，因为看到我被人围住并被抬出了门，哭着喊：“爸爸！爸爸！……”；而当时躺在床上才3个多月大的小儿子恩恩，也因为受到惊吓而大声地哭了起来。在我“被失踪”的63天里，大儿子洛洛的喊声与小儿子恩恩的哭声，时时在敲打着我的心。
因为我“被失踪”，妻子李昕艾照看不了两个孩子，只好把大儿子送到教会，请弟兄姊妹帮助照看，后来大儿子因为顽皮去碰饮水机水龙头，导致其手腕处被烫伤。后来，当国保把大儿子被烫伤的消息告诉我时，当时我还差点哭了。而小儿子因为我“被失踪”，一直肚子拉稀，直到我回家时都没有好。现在回想我自己的经历，我还会觉得伤痛。我不知道，大儿子看着我被绑架抬走的一幕，究竟会在他心里留下什么阴影。
在我“被失踪”63天的时候，赵常青给了李昕艾很多帮忙。其中，特别需要提及的时，2011年4月4日，李昕艾抱着当时才5个月的小儿子恩恩去东小口派出所绝食抗议，并在派出所度过一夜。为此，赵常青在半夜打车赶过来探望李昕艾，当时他住的地方离东小口派出所很远，夜深了也已经没有公交车运行，为此他打车花去了七、八十块.但是，赵常青去了之后，派出所却不让他见李昕艾，也不同意他把孩子带走，无奈他只好在网吧委屈了一宿，等天亮后有公交车运行的时候才回了家。
赵常青被抓走时，小象可能没有像我大儿子一样，看到爸爸被绑架抓走的场景，至少不会在心里留下巨大阴影。但赵常青已经被抓走五个月了，小像也已经五个月没见到爸爸了，虽然他现在还不能清楚的表达，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但我想在他十分幼小的心里，肯定是十分想念爸爸的，而且肯定一直很奇怪，“爸爸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来抱我？”而赵常青已经被拘留五个月了，他也肯定十分想念妻子，十分想念小象。
我与赵常青第一次见面是在2010年5月初。当时，我和李昕艾一起在朋友家见到了赵常青。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我在此之前却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在此之前，我看到他在“民主中国”网刊发表的文章，其中最有印象的就是他当时刚发表《谁是“林昭”呀？！——4月29日未名湖畔採访记》。
后来，没过多久，赵常青要搬到天通苑来住，我还开着车去帮他搬家。当时我们一家也住在天通苑，就这样我与赵常青就成了邻居。一年以后，赵常青搬到北七家居住，我们也搬到北七家，又成为邻居。也就是说，从2010年到2012年，在将近两年的时间的内，我们和赵常青是邻居，并在同一家教会聚会，因此成为好友。
2010年7月10日，赵常青还与李昕艾在同一天受洗，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在受洗之前，赵常青曾对我们说，他在监狱中的时候，就自己读《圣经》。那是在赵常青第三次入狱的时候，2004年夏天，他从狱友那里得到一本《圣经》，然后开始阅读，先读《新约》，再读《旧约》。通读了一遍之后，又挑选了一些章节来读，还做了读经笔记。在其2005年10月6日做的读经笔记这样写道：“从去年夏天，到今年春，我已经断断续续的把《圣经》读过一遍。”在监狱里，没有办法受洗，也没人敢给他施洗。在2004年圣诞节，赵常青就自己洗了个冷水澡，然后就宣布自己受洗了。
加上现在这次被拘留，赵常青已经是四次入狱了。其第一次入狱是因为参与“六四”民主运动，被关入着名的秦城监狱三个多月。
赵常青是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人，出生于1969年4月6日。1988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1989年5月3日，当时才是大一的赵常青，起草并张贴了《五四宣言》和《告师大老师书》，号召陕西师大老师和学生在“五四”进行大游行。“五四”大游行时，赵常青制作了一面写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八个大字的旗帜，并行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5月16日，陕西师大学生自治会成立，赵常青担任首任宣传部长.当天晚上，在学校教学大楼前召开的学生动员大会上，赵常青还第一个登上桌子进行演讲，号召第二天全校罢课，去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活动。
在5月19日李鹏宣布北京戒严之后，赵常青于5月23日来到北京，担任“外高联”秘书长.因为要将北京的情况向西安汇报，赵常青在6月2日回了西安。在中共军队于6月3日晚上在北京进行“大屠杀”之后，赵常青获得消息后，决定回北京进行支援。6月5日到达北京后，开始对北京“屠杀”的真实情况进行调查。因为那时还断断续续听到枪声，赵常青还写了封遗书，以便一旦被打死了，好给父母有个交代。
但他的调查才进行了两天，却于6月7日在西单被戒严部队拦下，从其身上搜出调查笔记和遗书。戒严部队因此将他带到新华门外、长安街路边的树丛中，对他进行殴打，将他打得头破血流。然后，赵常青被五花大绑，被五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带到天安门的戒严部队指挥部，然后交给北京市公安局，拉到劳动人民文化宫. 6月12日晚上转到半步桥监狱呆了一个晚上，13日被转入秦城监狱.在秦城，他被关在六号牢房，与清华大学的孙建伟、北京师范大学的陈来、北京语言学？？院的张前进、政法大学的龚志中、清华大学的梁煜、北京大学的熊焱以及连胜德关在同一牢房。由于北京当局没能找到他参加其他抗议活动的证据，赵常青在9月下旬被释放，并回到陕西师大继续上学.
1992年从陕西师大毕业之后，赵常青被分配到位于汉中市的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下属的813厂的子弟中学工作。1995年，赵常青报考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研究生，其考试成绩排第二，其报考的导师也给他说录取没有问题.但后？？来却因为“政审”而不被录取。其导师给他写信说：“不行了，北大之上的有关部门，将你的情况，告诉了北京大学保卫处，北大保卫处又将你的情况告诉了研究生院，结果是在政审的关口上，把你给掐掉了。”
在考研道路不通之后，赵常青在1997年开始参加汉中市的人大代表选举，却在正式投票（1998年元月14日）前一天晚上，遭到汉中市国家安全局抄家并传唤。14日下午被释放。赵常青的得票排在第二，只比一位副厂长少四十多票，比另一位副厂长多200多票。但由于三人都没有过半，需要进行第二次选举.为了防止赵常青当选，厂里干脆把第二次选举取消了，上级为厂里指定一人做“列席代表”。
被释放之后，赵常青被监视居住。过了几天，又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刑事拘留。一个月后又将他释放，继续监视居住。3月25日，被正式逮捕，不追究他合法参与选举，而追究他在1997年8月中共十五大召开之前写的《改革政治体制，走民主化道路》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建议中共走台湾道路，用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民主化转型。同年7月，陕西汉中市中级法院因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赵常青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同年9月，被送进汉中监狱服刑，同时被813工厂开除厂籍，其户口被打回山阳县农村。由于赵常青拒不认罪，不认为自己违反了法律，导致他在监狱服满了整整三年刑期，一天刑也没有减.直到2001年2月24日才出狱.
出狱之后，赵常青在西安打工，继续从事一些民主人权方面的活动。2002年6月28日，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发出赵常青组织的有全国各地170名民运人士签名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闯关回国的杨建利的公开信。因为这封公开信，赵常青在同年11月7日被再次抄家，并秘密逮捕。2003年7月10日，西安中院以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进行不公开审理，8月4日作出有期徒刑五年的判决.
随后，赵常青被送进陕西省第二监狱，即渭南监狱服刑。在服刑期间，由于他拒不认罪，拒绝唱红歌，拒绝队列训练，拒绝劳动，导致他被四次被单独关禁闭，总共长达十个月。在其2006年2月19日第四次被关禁闭时，赵常青还进行了成功的维权。由于关禁闭时，监狱当局每天只给半斤粮吃，把人饿得头晕眼花，饿多半死。为此，赵常青决定抗争，并决定在绝食之前高喊：“反飢饿，反虐待，要吃饱，要健康。”
但是，当他准备喊口号时，却突然感到底气不足，喊不出来。为此，他就开始祷告说：“主啊！我要斗争，求你给我勇气！给我力量！主啊！我要斗争，求你给我勇气！给我力量！”在他祷告的那一瞬间，他感到一种铺天盖地的的力量，从头顶源源不断的落下来，充满了他整个的心胸。他感到浑身都充满了力量，然后用最高声音喊出：“反飢饿！反虐待！要吃饱！要健康！”每一句都重複三遍。
他的喊声立即把看守全部惊动了，监狱的督察也过来了。他们把铁栅栏们打开，将他往墙上一推，给他用背铐铐起来。由于督察也在场，他这次没有挨打。
负责人就问他，“你喊啥？”他说：“我喊啥！我要吃饱。我肚子饿.《监狱法》也是这样规定的呀！你们一天给半斤粮食，怎么能吃饱？吃得健康呀？这是虐待！所以我要抗议.”负责人就说：“你不要喊了，我今天晚上就给你解决.”他说：“不是给我解决一个人的，要把那些所有严管的、关禁闭的都要解决.”负责人就说：“行！统一解决.”于是，他的抗争就成功了。
后来，监狱长又找他谈话说：“你前半生吃了不少苦，知识文化也比较高，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前途，你看监狱有什么工作需要改善，也请你提下意见。”当时，渭南监狱图书室的一本书借给服刑人员看，一天要两毛钱，一本杂志一天要一毛钱.赵常青觉得这不合理，于是就对监狱长说：“服刑人员本身是家庭的负担，他哪里来钱呀？家庭有亲人来会见的，带来一些钱来，他们想学点文化，看本书呢，还有能力看。但那些长年没有家人探监，没有汇款的这些人，他到哪去弄钱来看书呢？有好些服刑人员想在监狱里面学点文化，为出狱后重建家园，做点准备的，你们收费这就让好多服刑人员，没有办法为自己出狱之后，重新做人，重返社会，做一些预备。”
赵常青还表示：“根据我了解的一些情况，监狱的文化建设、图书建设，这样的一些建设是纳入国家财政开支的，你现在这种收费是明显的不合理收费.如果你们监狱认为这收费是合理的，我保留向省司法厅，乃至司法部反映这个问题的权力。”监狱长一听这话，就说：“你别急，我下去调查。如果真有这事，我们改！”半个月之后，从2006年6月1日开始，渭南监狱的所有图书杂志，免费向所有的服刑人员开放了。2007年11月27日，赵常青刑满出狱.
2007年11月27日，赵常青第三次出狱照片
对于赵常青的第三次入狱，我感到遗憾的是，当时我没有关注到他。虽然我从2002年大学毕业之后，从2003年开始关注各种维权事件，但我却没有看到过有关他入狱的报导，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这实在让我现在都感到遗憾，当时没有为他发出呼吁。
在出狱之后，赵常青继续参与各种维权活动，2008年《零八宪章》发布，赵常青成为首批签名人员.不仅如此，赵常青还参与了《零八宪章》的修改，其提出关于各界公民都应该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的建议还被採纳.对于“公民运动”，早在2002年，赵常青就起草了一个《中国公民运动宣言》，后来第三次入狱，这份宣言还成为其罪证之一。
对于《零八宪章》，赵常青撰写了十多篇评论文章。2009年11月18日，赵常青在“民主中国”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零八宪章〉与我的“爱情”》的文章表示：“爱之若何？曰：若初恋，若寻之而不得、寻之又寻的爱情！是的，《零八宪章》，我的美丽的'爱情'！”
在这篇文章中，赵常青称他将民主和自由当作“政治爱情”来进行追求，叙述了他三次入狱的经历.赵常青表示，“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不仅仅成为规范和引导他所有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最高宪法，而且还成为他的“政治初恋”，成为二十年来他始终不渝的“政治爱情”。赵常青当时表示：“既然二十年前就拥抱了这份爱情，二十年后，我自然会更加热烈地拥抱这份爱情！”为了追求终身不渝的“政治爱情”，赵常青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坚贞不屈，令人感佩！
也正是因为追求“政治爱情”，导致赵常青失去了真正的爱情。当他1998年入狱时，本来他的女朋友已经怀了孕，后来却因为他的入狱导致女友在家人压力之下，将孩子打掉，并选择离开他。当我与赵常青刚认识之时，他看到我的大儿子洛洛，还很痛心地对我们说，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第二次入狱，他的孩子也已经十来岁了。
我们认识后不久，在朋友的介绍之下，他开始与刘晓冬女士谈恋爱。然后，他们之间的恋爱却经常被国保打断。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被宣布获得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赵常青、王荔蕻、屠夫等一批网友为此在北京进行“饭醉”庆祝，却因此与王荔蕻、屠夫一起被拘留八天。10月17日拘留期满后，赵常青被强行遣送回山阳老家。10月24日，赵常青回到北京，当天又再次被遣送回山阳老家。随后，由山阳国保将他软禁在山阳一家招待所，直到同年12月31日才被释放。
在恋爱半多时间之后，赵常青与刘晓冬终于在2011年7月16日结婚。那时，正值中共对“茉莉花”进行大规模镇压之后，原计划在位于天通苑的北京爱加倍教会的礼堂举行，却遭到昌平区国保的骚扰，不让在昌平地盘上举行。后来，被迫改在立水桥附近属于朝阳区的一家饭馆举行。婚礼举行之前，北京国保就告知胡石根、何德普、查建国、高洪明、刘京生、徐永海、王国齐等异议人士，称“北京市公安局的决定，不许参加赵常青的婚礼”。当时参加婚礼张博树，在致贺词时讲道：今天亲朋好友欢聚一堂，这也许是今年以来我们？？大家最值得高兴的事情之一！
我和李昕艾也参加了他的婚礼.这时赵常青已经42岁.在其43岁之时，小象才出生。这就是说，因为被“政治爱情”耽搁，才导致他人到中年才收穫爱情，才喜得贵子。
正是看到中共镇压“茉莉花”之后，民间社会的冷清，赵常青从2011年8月开始发起北京公民“饭醉”活动。为此，赵常青2013年1月在《零八宪章月刊》上发表的《北京年末“公民聚餐会”发言纪要》表示：“2011年春，中国'茉莉花革命'遭遇当局严酷打压后，一时间黑云压城、万马齐喑，北京形势一片肃杀。连本人7月16号的婚礼地点都受到有关方面乾预而不得不临时转移。我觉得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为了去除笼罩在北京上空的恐怖氛围，从2011年8月份开始，我决定每个月底邀请部分民主维权人士在一块吃饭聊天。通过几个月的坚持，到2011年12月底敢来参加'公民聚餐'活动的人士达到30多人。2012年我继续坚持，期间虽然有过一些波折，转移过几处聚餐地点，但聚餐活动还想对顺利，是故这个'公民聚餐'活动就慢慢的有些影响了。特别是2012年春夏之际，当'新公民运动'蓬勃兴起后，'公民聚餐'活动作为公民运动的一种最为简单的形式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扩展和推广.至岁末，公民聚餐活动在北京、上海及许多省会城市如广州、郑州、西安等地都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也正是赵常青发起“饭醉”活动以及他参与的“公民要求官员公佈财产”的活动，导致赵常青现在被拘留。实际上，赵常青并没有参与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街头举牌活动，只是在2012年12月24日平安夜组织一些人“饭醉”时，讨论了财产公开的问题.后来，赵常青将这次讨论的文字以《205名高官必须带头公佈财产！——北京“财产公开”问题座谈会纪要》为题发表在《零八宪章月刊》。
由于赵常青参加的各种维权活动，妻子刘晓冬一直比较担心。当2012年三月中共当局在其召开的“两会”上通过“被失踪”的“73条”时，几个朋友在一起讨论这一条款。当刘晓冬听说这一条款消息之后，她的脸色一下子就变白了。
在赵常青被拘留后的第三天，即4月20日，刘晓冬发出一封要求各界紧急关注赵常青的呼吁信。刘晓冬表示：“现在我和我的孩子每天都在盼望和等待着他平安回到我们身边，可我们面临如此境况，既对真相一无所知又深感无能为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先生没有回到我们身边的日子里，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支撑起这个家庭，直到我先生回到我们身边。”
刘晓冬本来期望赵常青早日回家，但赵常青在4月23日会见律师时却表示准备再次坐牢。代理律师蔺其磊对美国之音表示，看上去赵常青非常乐观，精神状态也很好，而且对政府如果判他坐牢也有心理准备。
对于中共当局再一次抓捕赵常青，作为朋友，我们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将他无罪释放。在此，我高声呼吁：“自由赵常青！”“释放赵常青！”“赵常青，你妻子刘晓冬喊你回家吃饭！”“赵常青，你儿子小象喊你回家抱他！”
为此，9月14日，李昕艾和我带着两个孩子，到纽约时代广场，举起了“自由赵常青（Free Zhao Changqing）”、“释放赵常青（Release Zhao Changqing）”的牌子抗议.李昕艾还决定，今后每周六晚上去时代广场举起“自由赵常青”、“释放赵常青”的牌子抗议.
李昕艾在纽约时代广场举起“自由赵常青”的牌子
写于2013年9月17日赵常青被拘留整整五个月的日子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9/25/2013
2013年6月1日星期六
郭飞雄：肩扛命运、为民主四次坐牢的赵常青
1989年6月4日北京长安街上的枪声，撕裂了当代中国历史，也催生了一代肩扛命运的奋斗者。
胡石根，当时的北京语言大学教师，学潮积极参与者之一，在南下疏散到武汉时，转身返回，扯起义旗，两年内，他秘密发起并组建了中国自由民主党。轰动一时的天安门广场上空模航飞机撒传单计划，即出自他们团队的创意策划。1992年，他被逮捕、判刑二十年。
在此前后，另一位稚嫩的学生、未来的英雄，默默地出场了，向着危险走去。
赵常青，当时的陕西师大历史系一年级学生，天安门广场外高联联络部的秘书长。六四前一日，他刚从北京回到西安，六四上午听到开枪的消息，又转身赶赴北京，当他在长安街上取证调查屠杀真相时，被戒严部队抓住，打得浑身是血。就这样，他一路前行，三次走进监狱：
第一次，因六四事件被关在北京秦城监狱4个月。
他认为，这是他的人生的一个里程碑，他的理想既酝酿于学潮，也酝酿于秦城监狱。“民主成为高高地飘扬在我心灵大地上的一面旗帜。从那一刻开始，从1989年起，从六四起，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一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唯一一件能做的事情，就是要将民主的事业进行到底。”
第二次，1998年元月，因参加竞选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人大代表，而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并判刑3年。从此，他走上了“坐牢专业户”的道路。
第三次，2002年中共十六大前夕，他发起了有192人联署的公开信，提出了重审“六四”、逐步实行全民普选等六项政治改革要求。2002年11月28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他有期徒刑5年。
24年中，失去了近八年半的自由，赵常青对当代历史做出了实在的、有分量的担当。他的三次坐牢历程，早已突破了个体际遇，而构成为一代人命运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其间蕴藏着丰富深厚的精神价值：
它表徵着一种永不屈服的抗争精神——坦克压不垮人类的尊严，压不倒民众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在履带下崛起的一代，将永远昂住头，永远不向滥杀无辜的强权者妥协。
它展示了一种担当和受难的悲剧美学——我们的生命之树，要深深地紮在这块土地上，要在这块土地上，开出我们的权利之花，结出宪政民主之果。炼狱的陶冶，不过是光和盐的生命历程，令受难者的担当凝结为巨大的道德价值，焕发出壮烈的英雄美学之光。
它锻造出一种崇高的理性人道情怀——赵常青的温和转型理念，在狱中受宗教启示而生，也与自由民主精神本质一脉相承。在这个厌恶杀伐的和平年代，温和转型理念掌握了真理，也最具渗透力，它将使极权主义的铜墙铁壁冰消雪融。赵常青那颗被厄运和牢狱之灾反复捶打、却又在纯正的基督教信仰养育下日益透明灿烂、晶莹剔透的心灵，堪称当今中国的无价之宝。
赵常青，从89.6.4分界线上走出来的政治英雄，真正的道义抵抗者，他的三次牢狱之灾，为他的自由民主信念和基督教信仰做了最切实的见证。
在此意义上，赵常青正成为89一代的一个重要像徵符号：面对危险，践行，担当，持续，冲击，昇华。做人理当如此，命运必须肩扛！
正是由于赵常青和千万个赵常青们的行为见证，24年来，六四并未被遗忘。24年来，89一代精神不死。24年来，民间日益走向成熟，做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政治反对社会。
这一代人，因为过去的坚守和付出，必将担当起历史的挑战，充任中国民主转型的中坚支撑，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中国社会之福。正因为有着他们的存在和他们所推动的民间兴盛格局，展望未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悲观。
2013年4月17日，赵常青再次被北京市公安局以非法集会嫌疑刑事拘留。
5月下旬，他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逮捕。这是他第四次坐牢，目前尚未判刑。
赵常青，这位坚韧的民主斗士，虔诚的基督徒，以肉身再次为我们民族承受厄运的打压，背负起自由的十字架。我们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我们也对丁家喜、李蔚、孙含会、王永红、袁冬等“北京公示财产十君子”的未来，对那些经历了神圣的89考验、又重新站到自由民主运动一线的良知人士们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不有险阻，何以别利器？
2013年6月1日
胡石根，当时的北京语言大学教师，学潮积极参与者之一，在南下疏散到武汉时，转身返回，扯起义旗，两年内，他秘密发起并组建了中国自由民主党。轰动一时的天安门广场上空模航飞机撒传单计划，即出自他们团队的创意策划。1992年，他被逮捕、判刑二十年。
在此前后，另一位稚嫩的学生、未来的英雄，默默地出场了，向着危险走去。
赵常青，当时的陕西师大历史系一年级学生，天安门广场外高联联络部的秘书长。六四前一日，他刚从北京回到西安，六四上午听到开枪的消息，又转身赶赴北京，当他在长安街上取证调查屠杀真相时，被戒严部队抓住，打得浑身是血。就这样，他一路前行，三次走进监狱：
第一次，因六四事件被关在北京秦城监狱4个月。
他认为，这是他的人生的一个里程碑，他的理想既酝酿于学潮，也酝酿于秦城监狱。“民主成为高高地飘扬在我心灵大地上的一面旗帜。从那一刻开始，从1989年起，从六四起，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一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唯一一件能做的事情，就是要将民主的事业进行到底。”
第二次，1998年元月，因参加竞选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人大代表，而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并判刑3年。从此，他走上了“坐牢专业户”的道路。
第三次，2002年中共十六大前夕，他发起了有192人联署的公开信，提出了重审“六四”、逐步实行全民普选等六项政治改革要求。2002年11月28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他有期徒刑5年。
24年中，失去了近八年半的自由，赵常青对当代历史做出了实在的、有分量的担当。他的三次坐牢历程，早已突破了个体际遇，而构成为一代人命运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其间蕴藏着丰富深厚的精神价值：
它表徵着一种永不屈服的抗争精神——坦克压不垮人类的尊严，压不倒民众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在履带下崛起的一代，将永远昂住头，永远不向滥杀无辜的强权者妥协。
它展示了一种担当和受难的悲剧美学——我们的生命之树，要深深地紮在这块土地上，要在这块土地上，开出我们的权利之花，结出宪政民主之果。炼狱的陶冶，不过是光和盐的生命历程，令受难者的担当凝结为巨大的道德价值，焕发出壮烈的英雄美学之光。
它锻造出一种崇高的理性人道情怀——赵常青的温和转型理念，在狱中受宗教启示而生，也与自由民主精神本质一脉相承。在这个厌恶杀伐的和平年代，温和转型理念掌握了真理，也最具渗透力，它将使极权主义的铜墙铁壁冰消雪融。赵常青那颗被厄运和牢狱之灾反复捶打、却又在纯正的基督教信仰养育下日益透明灿烂、晶莹剔透的心灵，堪称当今中国的无价之宝。
赵常青，从89.6.4分界线上走出来的政治英雄，真正的道义抵抗者，他的三次牢狱之灾，为他的自由民主信念和基督教信仰做了最切实的见证。
在此意义上，赵常青正成为89一代的一个重要像徵符号：面对危险，践行，担当，持续，冲击，昇华。做人理当如此，命运必须肩扛！
正是由于赵常青和千万个赵常青们的行为见证，24年来，六四并未被遗忘。24年来，89一代精神不死。24年来，民间日益走向成熟，做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政治反对社会。
这一代人，因为过去的坚守和付出，必将担当起历史的挑战，充任中国民主转型的中坚支撑，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中国社会之福。正因为有着他们的存在和他们所推动的民间兴盛格局，展望未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悲观。
2013年4月17日，赵常青再次被北京市公安局以非法集会嫌疑刑事拘留。
5月下旬，他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逮捕。这是他第四次坐牢，目前尚未判刑。
赵常青，这位坚韧的民主斗士，虔诚的基督徒，以肉身再次为我们民族承受厄运的打压，背负起自由的十字架。我们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我们也对丁家喜、李蔚、孙含会、王永红、袁冬等“北京公示财产十君子”的未来，对那些经历了神圣的89考验、又重新站到自由民主运动一线的良知人士们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不有险阻，何以别利器？
2013年6月1日
2013年5月29日星期三
李昕艾：赵常青：身体力行的“民主”赤子
初识赵常青是在2010年初夏的一次朋友聚会上。那天，我们都受邀来到一位朋友家中，当时我见到穿着斯文的赵常青并不了解他是何许人。接过他的名片，看到名片背面“民主自由统一”几个字的时候，我淡淡地一笑，当时甚是觉得他的名片特别，从来没见人把“统一”二字印在名片上。随后的深入交往中，他的言谈时刻在印证著名片上所书写出的那近乎天真但却怀有赤子般真情的理想。
赵常青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我们相识的时候他还没有正式受洗。他说在监狱度日如年的日子里，《圣经》一直陪伴着他，他在被囚禁的岁月里通过读《圣经》认识了主耶苏，并且在狱中自己为自己受洗。他认为比水洗更重要的是火与圣灵的洗礼。后来，他也加入了我们经常去聚会的“爱加倍”教会。通过与牧师和弟兄姊妹的交通，他知道水洗这种神圣的与上帝立约的仪式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时，已信主三四年的我也一直没机会接受洗礼，来到“爱加倍”教会后就参加了“新生命”课程为洗礼做准备。于是，赵常青、我和其他几位弟兄姊妹于2010年7月的同一天在北京怀柔那边的一个景区的一条小河里接受了洗礼。他的祷告也向来是那么地迫切恳求上帝给中国这个创痕累累的国家一条出路。
赵常青是我在中国关系最好、彼此真心相待的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他有时就像个纯真的大男孩一样可亲可爱，又如兄长般对我给予关怀和帮助。虽然我们在很多事情上的观点不同，有时甚至大相径庭，但却丝毫不会影响我们的友情。他总是说，哪怕有些人混进维权圈就是为了名利，为了出国，无论他（她）怀有什么自私的目的，只要他（她）在做反对共产党专制独裁和争取民主人权的事，我们就不要排斥就该欢迎该团结嘛。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就如老是抛出一些奇谈怪论的以笑蜀等人为代表的公公知识分子一样，我是不能认同的。至于那些钻进维权圈子浑水摸鱼、抢食人血馒头的心机重好算计的人更是为我所鄙弃的。我无法做到像赵常青弟兄那般宽容大度，海纳百川。
我们之间最大的分歧就在于他在自己的名片上所推崇的“统一”。当我们谈到台湾、西藏、新疆等地的问题时，我的观点一向是：支持独立，因为只要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能获得幸福，能活得有尊严像个真正的人就好，属于哪国永远都不重要，就是美国或者日本来佔领中国大陆，我们都不再是中国人也没有关系，国家叫什么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值得你爱。他会立刻反驳，分裂是绝对不可以的，中国必须统一。有时我们会为此争得面红耳赤，可见他的大一统的传统思维之根深蒂固，不过这或许也正是他对祖国中国始终抱有赤子之心的情感来源。
2010年夏天，我曾前往天安门正义路附近的公安局督察部门以及国家信访部门投诉国保非法查抄我们的护照、电脑等私人物品并迟迟不肯归还的问题。当时，赵常青只身前往声援我，一路护送，令孤独的我倍感温暖。
2011年，中国政府的红色恐怖行动“茉莉花大抓捕”期间，我的先生古川也被国保绑架失踪长达63天，由于我在哺育两个婴孩，国保暂且放过了我。有一次，我去派出所绝食抗议当局秘密关押古川不让他回家，赵常青在半夜打车赶过来探望我，当时他住的地方离我家所在地派出所很远，夜深已经没有公交车运行，他打车花去了七八十块，但是派出所不让他见我，无奈他只好在网吧委屈了一宿，等第二天天亮公交车运行的时候才回了家。古川被失踪期间，他曾多次到我的住处探望我们母子三人。这一直令我感动和感恩，并铭记在心。
2012年4月3日，正是我们一家准备出国的前一天，赵常青如约来到我们住处话别。当时，国保的车24小时停在楼下监视以阻止我们出国。他顺利地上了楼，我们谈了一会，决定再一起前往与我们同住一个小区的陈子明老师家会面。他说怕我们一起下楼动静太大会引起国保注意，还是分开行动。于是，他提前两分锺先于我们一家下楼，等到我们到了小区的院子里却怎么也寻不见他了。怕电话已遭监听不安全，只好发短信给他，可是没得到任何回应。我们心里犯了嘀咕，怎么好好的一个人就消失不见了呢？难道被国保绑架了？等我们赶到陈子明老师家，正在那里等我们的另一位朋友说他接到国保的电话有事找他，于是我们更加确定国保已经知道了今天我们会与一些朋友会面的消息，那么赵常青定是下楼后被国保绑架走了。事后，我们得知，赵常青刚走到楼下单元门，一群国保就扑上来将他带进车里载到了附近的派出所问话，恐吓他不要掺和我们的事。但是这丝毫没有吓阻他继续对我们的关心，直到7月6日我们成功出境时，他收到我发去的信息，不禁替我们高兴地忙向其他朋友传递这个好消息。
赵常青是一个很重行动的人，他践行理想的方式不光停留在口头或字面上，他总是敢于积极行动。未出国前，我们一家曾多次参加他主持的公民聚餐活动，每次他都会激情昂扬地发言，他认为公民“饭醉”活动在当下是很重要和很好的一种相互沟通、联络的方式。然而，当局最忌讳敢于行动的人，这也是他自1989年来多次入狱，现今又被收监的直接原因。
赵常青的骨头是硬的，情感却是温柔多情的。他很爱美，外出总是穿得西装革履、斯文利落，有时我会取笑他，他总是笑答穿着还是要讲究的。他的浪漫情怀也很浓，他喜欢写一些华丽煽情的诗词，还写过一部爱情诗体自传式小说。透过他的文字，可以看出他内心热切渴望得到一位理解并支持他的佳偶。但是由于他所从事的人权活动，致使他常年孤身一人，曾经有过的短暂美好爱情也因被捕入狱而不幸夭折。有几次，他羨慕地看着我的孩子而不禁感叹，我的女友曾经怀过我的孩子，要是生下来的话，现在都十几岁了，可惜……
为这个国家的自由民主而牺牲个人幸福的可爱人儿一直为我所敬重，也许在精明世故的中国人眼里，他们是“痴傻”的，可正是由于这份执着坚守的“痴傻”才令这个肮髒不堪的国度还保留下一丝令正常人留连的风景。上帝没有忘记赵常青，2011年7月他终于与佳偶刘晓冬喜结连理，虽然当时二人准备举行婚礼的地点遭到国保干扰而不得不临时更换，但结局还算圆满，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共同见证了他们的幸福时光；他们爱的结晶儿子小像也于2012年6月降生了。他给儿子的大名取作赵耀坤，初闻此名我便领会了他的心思、他对儿子的期许。记得当时我还开玩笑说，好大好中国式霸气的名字，希望你儿子将来能颠倒乾坤、照耀宇宙啊！自从有了孩子，他也升格为了家庭妇男式的超级奶爸，刘晓冬白天上班，孩子吃喝拉撒睡完全由他一人负责。我曾跟他说，你儿子长大了肯定跟你最亲。他骄傲地笑言，那当然，我整天伺候他，敢不跟我亲，我打他屁屁。作为好友，我为他终于在42岁之际拥有家庭、在43岁之际添得贵子而感到高兴和欣慰。
可是幸福对于赵常青这个热心民主人权事业的硬汉是那么得来之不易。2013年4月，他的儿子小象才十个月大的时候，他因为呼籲财产公开和经常举办公民同城聚餐活动而被北京警方逮捕并关押在看守所至今。中共政权自习近平上台执政以来，又掀起了大肆抓捕维权人士之风，习近平所吹嘘的中国梦也不过就是想方设法维持苟延残喘的中共独裁专制政权的破梦噩梦。
维基百科上这样介绍赵常青：人权民运活动家。1989年，他因“六四”事件被关于北京秦城监狱4个月。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人生是一个里程碑，他的理想既酝酿于学潮，也酝酿于秦城监狱。他20岁选择了这个方向，就把它当成一个非常崇高的事业去追求。”1997年，他在陕西地方人大选举中指责当地官员违反选举法，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3年徒刑，而再度入狱。在2002年起草致中共十六大公开信中，提出平反六四等要求。遂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徒刑，关押在陕西省渭南监狱。2007年11月27日，刑满出狱。前一天晚上，吃完饭他就把碗给砸了，当天早上没吃早饭。他在狱中拒绝认罪，不服从狱方对罪犯的管制条例，因此4次被关禁闭，总共时间长达10个月。他表示，他现在不会申诉，除非等到国家真正实现民主法制才会考虑。
在“六四”即将二十四周年之际，我祈愿硬汉赵常青弟兄能早日回家与妻子、儿子团聚。
2013年5月29日于纽约
赵常青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我们相识的时候他还没有正式受洗。他说在监狱度日如年的日子里，《圣经》一直陪伴着他，他在被囚禁的岁月里通过读《圣经》认识了主耶苏，并且在狱中自己为自己受洗。他认为比水洗更重要的是火与圣灵的洗礼。后来，他也加入了我们经常去聚会的“爱加倍”教会。通过与牧师和弟兄姊妹的交通，他知道水洗这种神圣的与上帝立约的仪式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时，已信主三四年的我也一直没机会接受洗礼，来到“爱加倍”教会后就参加了“新生命”课程为洗礼做准备。于是，赵常青、我和其他几位弟兄姊妹于2010年7月的同一天在北京怀柔那边的一个景区的一条小河里接受了洗礼。他的祷告也向来是那么地迫切恳求上帝给中国这个创痕累累的国家一条出路。
赵常青是我在中国关系最好、彼此真心相待的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他有时就像个纯真的大男孩一样可亲可爱，又如兄长般对我给予关怀和帮助。虽然我们在很多事情上的观点不同，有时甚至大相径庭，但却丝毫不会影响我们的友情。他总是说，哪怕有些人混进维权圈就是为了名利，为了出国，无论他（她）怀有什么自私的目的，只要他（她）在做反对共产党专制独裁和争取民主人权的事，我们就不要排斥就该欢迎该团结嘛。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就如老是抛出一些奇谈怪论的以笑蜀等人为代表的公公知识分子一样，我是不能认同的。至于那些钻进维权圈子浑水摸鱼、抢食人血馒头的心机重好算计的人更是为我所鄙弃的。我无法做到像赵常青弟兄那般宽容大度，海纳百川。
我们之间最大的分歧就在于他在自己的名片上所推崇的“统一”。当我们谈到台湾、西藏、新疆等地的问题时，我的观点一向是：支持独立，因为只要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能获得幸福，能活得有尊严像个真正的人就好，属于哪国永远都不重要，就是美国或者日本来佔领中国大陆，我们都不再是中国人也没有关系，国家叫什么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值得你爱。他会立刻反驳，分裂是绝对不可以的，中国必须统一。有时我们会为此争得面红耳赤，可见他的大一统的传统思维之根深蒂固，不过这或许也正是他对祖国中国始终抱有赤子之心的情感来源。
2010年夏天，我曾前往天安门正义路附近的公安局督察部门以及国家信访部门投诉国保非法查抄我们的护照、电脑等私人物品并迟迟不肯归还的问题。当时，赵常青只身前往声援我，一路护送，令孤独的我倍感温暖。
2011年，中国政府的红色恐怖行动“茉莉花大抓捕”期间，我的先生古川也被国保绑架失踪长达63天，由于我在哺育两个婴孩，国保暂且放过了我。有一次，我去派出所绝食抗议当局秘密关押古川不让他回家，赵常青在半夜打车赶过来探望我，当时他住的地方离我家所在地派出所很远，夜深已经没有公交车运行，他打车花去了七八十块，但是派出所不让他见我，无奈他只好在网吧委屈了一宿，等第二天天亮公交车运行的时候才回了家。古川被失踪期间，他曾多次到我的住处探望我们母子三人。这一直令我感动和感恩，并铭记在心。
2012年4月3日，正是我们一家准备出国的前一天，赵常青如约来到我们住处话别。当时，国保的车24小时停在楼下监视以阻止我们出国。他顺利地上了楼，我们谈了一会，决定再一起前往与我们同住一个小区的陈子明老师家会面。他说怕我们一起下楼动静太大会引起国保注意，还是分开行动。于是，他提前两分锺先于我们一家下楼，等到我们到了小区的院子里却怎么也寻不见他了。怕电话已遭监听不安全，只好发短信给他，可是没得到任何回应。我们心里犯了嘀咕，怎么好好的一个人就消失不见了呢？难道被国保绑架了？等我们赶到陈子明老师家，正在那里等我们的另一位朋友说他接到国保的电话有事找他，于是我们更加确定国保已经知道了今天我们会与一些朋友会面的消息，那么赵常青定是下楼后被国保绑架走了。事后，我们得知，赵常青刚走到楼下单元门，一群国保就扑上来将他带进车里载到了附近的派出所问话，恐吓他不要掺和我们的事。但是这丝毫没有吓阻他继续对我们的关心，直到7月6日我们成功出境时，他收到我发去的信息，不禁替我们高兴地忙向其他朋友传递这个好消息。
赵常青是一个很重行动的人，他践行理想的方式不光停留在口头或字面上，他总是敢于积极行动。未出国前，我们一家曾多次参加他主持的公民聚餐活动，每次他都会激情昂扬地发言，他认为公民“饭醉”活动在当下是很重要和很好的一种相互沟通、联络的方式。然而，当局最忌讳敢于行动的人，这也是他自1989年来多次入狱，现今又被收监的直接原因。
赵常青的骨头是硬的，情感却是温柔多情的。他很爱美，外出总是穿得西装革履、斯文利落，有时我会取笑他，他总是笑答穿着还是要讲究的。他的浪漫情怀也很浓，他喜欢写一些华丽煽情的诗词，还写过一部爱情诗体自传式小说。透过他的文字，可以看出他内心热切渴望得到一位理解并支持他的佳偶。但是由于他所从事的人权活动，致使他常年孤身一人，曾经有过的短暂美好爱情也因被捕入狱而不幸夭折。有几次，他羨慕地看着我的孩子而不禁感叹，我的女友曾经怀过我的孩子，要是生下来的话，现在都十几岁了，可惜……
为这个国家的自由民主而牺牲个人幸福的可爱人儿一直为我所敬重，也许在精明世故的中国人眼里，他们是“痴傻”的，可正是由于这份执着坚守的“痴傻”才令这个肮髒不堪的国度还保留下一丝令正常人留连的风景。上帝没有忘记赵常青，2011年7月他终于与佳偶刘晓冬喜结连理，虽然当时二人准备举行婚礼的地点遭到国保干扰而不得不临时更换，但结局还算圆满，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共同见证了他们的幸福时光；他们爱的结晶儿子小像也于2012年6月降生了。他给儿子的大名取作赵耀坤，初闻此名我便领会了他的心思、他对儿子的期许。记得当时我还开玩笑说，好大好中国式霸气的名字，希望你儿子将来能颠倒乾坤、照耀宇宙啊！自从有了孩子，他也升格为了家庭妇男式的超级奶爸，刘晓冬白天上班，孩子吃喝拉撒睡完全由他一人负责。我曾跟他说，你儿子长大了肯定跟你最亲。他骄傲地笑言，那当然，我整天伺候他，敢不跟我亲，我打他屁屁。作为好友，我为他终于在42岁之际拥有家庭、在43岁之际添得贵子而感到高兴和欣慰。
可是幸福对于赵常青这个热心民主人权事业的硬汉是那么得来之不易。2013年4月，他的儿子小象才十个月大的时候，他因为呼籲财产公开和经常举办公民同城聚餐活动而被北京警方逮捕并关押在看守所至今。中共政权自习近平上台执政以来，又掀起了大肆抓捕维权人士之风，习近平所吹嘘的中国梦也不过就是想方设法维持苟延残喘的中共独裁专制政权的破梦噩梦。
维基百科上这样介绍赵常青：人权民运活动家。1989年，他因“六四”事件被关于北京秦城监狱4个月。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人生是一个里程碑，他的理想既酝酿于学潮，也酝酿于秦城监狱。他20岁选择了这个方向，就把它当成一个非常崇高的事业去追求。”1997年，他在陕西地方人大选举中指责当地官员违反选举法，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3年徒刑，而再度入狱。在2002年起草致中共十六大公开信中，提出平反六四等要求。遂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徒刑，关押在陕西省渭南监狱。2007年11月27日，刑满出狱。前一天晚上，吃完饭他就把碗给砸了，当天早上没吃早饭。他在狱中拒绝认罪，不服从狱方对罪犯的管制条例，因此4次被关禁闭，总共时间长达10个月。他表示，他现在不会申诉，除非等到国家真正实现民主法制才会考虑。
在“六四”即将二十四周年之际，我祈愿硬汉赵常青弟兄能早日回家与妻子、儿子团聚。
2013年5月29日于纽约
2013年5月12日星期日
王德邦：赵常青、丁家喜等10君子案是中国真假改革的试金石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5月12日转载）
中国如要开启政改，约制政治权力与张扬公民权利是一体两面、互不可缺的。而公布官员财产与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正是这限权反腐与落实宪法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性的核心内容。如果中共新领导集团是真诚实行政改，决心扼制腐败，那么公民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与敦促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是最好的切入点，也是民间对新领导集团政改的最好、最有力支持与呼应。一种如此真诚支持呼应反腐与政改的公民行动，今天居然遭到抓捕治罪的命运，那么中国新领导集团究竟要干什么？那些反腐与政改的言说究竟是真是假？通过10君子案就可以检验出来。
4月17日晚上，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忽然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拘了民主维权人士赵常青与人权律师丁家喜。后来了解到，与赵常青他们前后一同被抓的还有北京公民王永红、孙含会、李蔚、齐月英等。而早前的3月31日，北京警方就以同样的涉嫌“非法集会罪”刑拘了到西单举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与人大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张宝成、马新立、袁冬、侯欣等四人，其中侯欣在关押期间因心脏病突发入院抢救，后获取保候审出来。至此，北京在短短不到一个月时间，先后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拘了10位公民。从目前已经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这10位公民均被指控参与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及要求全国人大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街头举牌活动。
中共十八大以来，新的领导集团上台伊始就高调宣布要强力反腐并明确承诺要落实宪法保障公民权利。在十八大报告中明明地写着：“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既然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那么依照国际所有在反腐与监督权力上成功有效的国家的经验，官员公布财产是最基本与必须的方法，是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起码要求。所以，十八大后，中国公民掀起呼吁官员公布财产的热情，正是基于对中共十八大所提出的“保障公民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政务公开及加强民主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等承诺的赞同与呼应。
今年4月19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先生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也强调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关键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提高反腐败法律制度执行力，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其中“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正是内涵着官员公布财产，公民有权监督权力？！
可见，公民提出要求官员公布财产是民间呼应中共新领导集团反腐倡廉的举措。至于公民要求全国人大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那是中国民间与国际社会多年来不懈的诉求，也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使中华民族尽早开启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航程，以融入世界现代文明大潮的努力。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早在1998年中国政府就签署了，至今已过去15年，中国全国人大居然迟迟没有批准，甚至都没有拿到大会上讨论。如此行径是要否定中国政府不该签署这个国际公约，还是要欺骗天下，说中国公民不同意这个公约？无论是对政府签约的否定，或者假借人大的名义来意图欺瞒天下，现在中国公民公开站出来呼应政府签署公约并要求人大也批准公约，这是最准确而直接的公民表达，也是对人大假借民意推迟签署公约的控诉！
中国宪法明确承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而习近平先生在纪念宪法颁布30周年讲话中也强调指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是每个公民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根本保证”，“只有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宪法才能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众，宪法实施才能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我们要依法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可见，公民敦促全国人大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既是对政府签署公约的赞同，也是对习近平先生尊重宪法保障公民权利的响应，是完全践行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是合宪合法也符合习近平先生执政精神的。
由上可知，公民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与敦促人大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目的、动机是正当的，是合法合理也合中央精神的。那么公民具体举牌表达的方式是否就违法呢？对此，我们可以看看律师们的意见。据代理赵常青、丁家喜、孙含会、袁冬、马新立等人案件的10名律师4月26日提交的《和平表达无罪——建议撤销丁家喜、赵常青等涉嫌非法集会罪一案的律师意见书》分析：当事人的行为不属于《集会游行示威法》及《刑法》非法集会意义上的集会；当事人的行为并未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当事人并未拒不服从解散命令。因此，律师的结论是“本案当事人的行为，属于单纯而正当的言论表达，并不构成《刑法》第296条规定的非法集会罪。”律师还认为：“呼吁政府官员公示财产，是言论自由的正当行使，公权力对这种正当行为的打压，不但无法吓阻人们的表达，反而会导致更多人质疑公权力的正当性。”最后律师们指出：“《集会游行示威法》第7条第1款和第9条第1款的规定，任由公安机关专断地决定是否批准公民的集会申请，已经构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剥夺，因而与宪法相抵触；公安机关或许不能以法律违宪为由拒不执行法律，但决不能变本加厉地滥用违宪的法律，肆意扩张对‘集会’的解释。”
律师的意见说明了赵常青等10公民即使的确像警方指控的参与了上街举牌的活动（据目前了解的情况，事实上赵常青并没有直接参与西单街头举牌），那也根本不构成所谓的犯罪。如此看来，北京公民上街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与敦促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目的、动机与行为上都不存在犯罪，在效果上不仅对社会没有造成任何危害，而且有利于激发公民关心国是的热情，消除社会冷漠病症，培育积极向上，承担社会责任，践行宪法权利的现代公民精神，是民间响应中央改革号召的正能量，是不仅无罪而且有功，不仅不该抓押，而且应该鼓励的。
应该看到，自从中共十八大新的中央领导集团上台以来，民间对习近平先生接掌国玺怀抱诸多期待，希望他能将在维稳思维下泥足深陷的中国带出困局，步上实现“中国梦”的坦途。
中国社会几十年来，尤其是八九六四屠杀后的近二十几年来，不受约制的强权肆虐，缺失社会公平正义的单方追求GDP的畸形的经济发展，滋养出强取豪夺的权贵集团，导致社会资源枯竭，环境毁坏，道德沦丧，价值崩溃，人心冷漠，人性扭曲，贫富分化，矛盾激化，自然危机、人性危机与社会危机纷至踏来，权贵的蛮横，贫弱的无助，使整个社会弥漫着失望乃至绝望的情绪，那每年数千万的上访民众，每年数十万起的群体事件及层出不穷、匪夷所思的屠童与毒物事件，无不警示着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濒临亡族灭祖、不堪为人的地步了。在如此亘古未见的危机面前，中华民族期待着能有新思路、新气象、新路径，以重启八九屠杀时中止的政改，使民族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习近平先生正是当此民族危难之际，承其父亲仁厚开明之荫，上台伊始亲民爱民的言行，及强力宣示反腐与政改之决心，温暖着人民久已冰凉的心，点燃着民族熄灭的希望，滋润着人们那干枯的心灵，使这个濒临死寂的民族萌发出丝丝生机。正是籍着这种解冻下的春蕾之气，北京赵常青等人率先站出，表达对新气象的呼应，表达对反腐与政改的支持。于是他们走上街头，以一个普遍公民所能想到与所能做到的形式来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与敦促人大批准公约。
应该说中国今日要开启政改，约制政治权力与张扬公民权利是一体两面，互不可缺的。而公布官员财产与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正是这限权反腐与落实宪法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性的核心内容。如果中国新领导集团是真诚厉行政改，决心扼制腐败，那么公民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与敦促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是最好的切入点，也是民间对新领导集团政改的最好、最有力支持与呼应。一种如此真诚支持呼应反腐与政改的公民行动，今天居然遭到抓捕治罪的命运，那么中国新领导集团究竟要干什么？那些反腐与政改的言说究竟是真是假？通过10君子案就可以检验出来。
当然，抓捕赵常青等优秀公民不排除是权力集团中顽固反动势力的一次对民间呼应反腐与政改的镇压，以借机抹黑习李等新领导集团中改革力量，捆绑新的领导集团沿袭老路。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在赵常青等人被抓之初新领导集团中改革力量可能不知，但是在国内与国际舆论反响如此之大后，如果依然走到逮捕的程序，那么中央权力集团改革势力就再难以推托责任。如果是那样，新的中央领导集团反腐与政改的呼号的真实性就昭然若揭。所以，刑拘赵常青等人及其该案的最后走向，事实已经活生生地检验着中国反腐与政改的真伪。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中国如要开启政改，约制政治权力与张扬公民权利是一体两面、互不可缺的。而公布官员财产与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正是这限权反腐与落实宪法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性的核心内容。如果中共新领导集团是真诚实行政改，决心扼制腐败，那么公民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与敦促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是最好的切入点，也是民间对新领导集团政改的最好、最有力支持与呼应。一种如此真诚支持呼应反腐与政改的公民行动，今天居然遭到抓捕治罪的命运，那么中国新领导集团究竟要干什么？那些反腐与政改的言说究竟是真是假？通过10君子案就可以检验出来。
4月17日晚上，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忽然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拘了民主维权人士赵常青与人权律师丁家喜。后来了解到，与赵常青他们前后一同被抓的还有北京公民王永红、孙含会、李蔚、齐月英等。而早前的3月31日，北京警方就以同样的涉嫌“非法集会罪”刑拘了到西单举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与人大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张宝成、马新立、袁冬、侯欣等四人，其中侯欣在关押期间因心脏病突发入院抢救，后获取保候审出来。至此，北京在短短不到一个月时间，先后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拘了10位公民。从目前已经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这10位公民均被指控参与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及要求全国人大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街头举牌活动。
中共十八大以来，新的领导集团上台伊始就高调宣布要强力反腐并明确承诺要落实宪法保障公民权利。在十八大报告中明明地写着：“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既然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那么依照国际所有在反腐与监督权力上成功有效的国家的经验，官员公布财产是最基本与必须的方法，是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起码要求。所以，十八大后，中国公民掀起呼吁官员公布财产的热情，正是基于对中共十八大所提出的“保障公民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政务公开及加强民主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等承诺的赞同与呼应。
今年4月19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先生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也强调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关键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提高反腐败法律制度执行力，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其中“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正是内涵着官员公布财产，公民有权监督权力？！
可见，公民提出要求官员公布财产是民间呼应中共新领导集团反腐倡廉的举措。至于公民要求全国人大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那是中国民间与国际社会多年来不懈的诉求，也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使中华民族尽早开启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航程，以融入世界现代文明大潮的努力。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早在1998年中国政府就签署了，至今已过去15年，中国全国人大居然迟迟没有批准，甚至都没有拿到大会上讨论。如此行径是要否定中国政府不该签署这个国际公约，还是要欺骗天下，说中国公民不同意这个公约？无论是对政府签约的否定，或者假借人大的名义来意图欺瞒天下，现在中国公民公开站出来呼应政府签署公约并要求人大也批准公约，这是最准确而直接的公民表达，也是对人大假借民意推迟签署公约的控诉！
中国宪法明确承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而习近平先生在纪念宪法颁布30周年讲话中也强调指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是每个公民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根本保证”，“只有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宪法才能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众，宪法实施才能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我们要依法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可见，公民敦促全国人大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既是对政府签署公约的赞同，也是对习近平先生尊重宪法保障公民权利的响应，是完全践行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是合宪合法也符合习近平先生执政精神的。
由上可知，公民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与敦促人大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目的、动机是正当的，是合法合理也合中央精神的。那么公民具体举牌表达的方式是否就违法呢？对此，我们可以看看律师们的意见。据代理赵常青、丁家喜、孙含会、袁冬、马新立等人案件的10名律师4月26日提交的《和平表达无罪——建议撤销丁家喜、赵常青等涉嫌非法集会罪一案的律师意见书》分析：当事人的行为不属于《集会游行示威法》及《刑法》非法集会意义上的集会；当事人的行为并未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当事人并未拒不服从解散命令。因此，律师的结论是“本案当事人的行为，属于单纯而正当的言论表达，并不构成《刑法》第296条规定的非法集会罪。”律师还认为：“呼吁政府官员公示财产，是言论自由的正当行使，公权力对这种正当行为的打压，不但无法吓阻人们的表达，反而会导致更多人质疑公权力的正当性。”最后律师们指出：“《集会游行示威法》第7条第1款和第9条第1款的规定，任由公安机关专断地决定是否批准公民的集会申请，已经构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剥夺，因而与宪法相抵触；公安机关或许不能以法律违宪为由拒不执行法律，但决不能变本加厉地滥用违宪的法律，肆意扩张对‘集会’的解释。”
律师的意见说明了赵常青等10公民即使的确像警方指控的参与了上街举牌的活动（据目前了解的情况，事实上赵常青并没有直接参与西单街头举牌），那也根本不构成所谓的犯罪。如此看来，北京公民上街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与敦促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目的、动机与行为上都不存在犯罪，在效果上不仅对社会没有造成任何危害，而且有利于激发公民关心国是的热情，消除社会冷漠病症，培育积极向上，承担社会责任，践行宪法权利的现代公民精神，是民间响应中央改革号召的正能量，是不仅无罪而且有功，不仅不该抓押，而且应该鼓励的。
应该看到，自从中共十八大新的中央领导集团上台以来，民间对习近平先生接掌国玺怀抱诸多期待，希望他能将在维稳思维下泥足深陷的中国带出困局，步上实现“中国梦”的坦途。
中国社会几十年来，尤其是八九六四屠杀后的近二十几年来，不受约制的强权肆虐，缺失社会公平正义的单方追求GDP的畸形的经济发展，滋养出强取豪夺的权贵集团，导致社会资源枯竭，环境毁坏，道德沦丧，价值崩溃，人心冷漠，人性扭曲，贫富分化，矛盾激化，自然危机、人性危机与社会危机纷至踏来，权贵的蛮横，贫弱的无助，使整个社会弥漫着失望乃至绝望的情绪，那每年数千万的上访民众，每年数十万起的群体事件及层出不穷、匪夷所思的屠童与毒物事件，无不警示着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濒临亡族灭祖、不堪为人的地步了。在如此亘古未见的危机面前，中华民族期待着能有新思路、新气象、新路径，以重启八九屠杀时中止的政改，使民族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习近平先生正是当此民族危难之际，承其父亲仁厚开明之荫，上台伊始亲民爱民的言行，及强力宣示反腐与政改之决心，温暖着人民久已冰凉的心，点燃着民族熄灭的希望，滋润着人们那干枯的心灵，使这个濒临死寂的民族萌发出丝丝生机。正是籍着这种解冻下的春蕾之气，北京赵常青等人率先站出，表达对新气象的呼应，表达对反腐与政改的支持。于是他们走上街头，以一个普遍公民所能想到与所能做到的形式来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与敦促人大批准公约。
应该说中国今日要开启政改，约制政治权力与张扬公民权利是一体两面，互不可缺的。而公布官员财产与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正是这限权反腐与落实宪法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性的核心内容。如果中国新领导集团是真诚厉行政改，决心扼制腐败，那么公民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与敦促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是最好的切入点，也是民间对新领导集团政改的最好、最有力支持与呼应。一种如此真诚支持呼应反腐与政改的公民行动，今天居然遭到抓捕治罪的命运，那么中国新领导集团究竟要干什么？那些反腐与政改的言说究竟是真是假？通过10君子案就可以检验出来。
当然，抓捕赵常青等优秀公民不排除是权力集团中顽固反动势力的一次对民间呼应反腐与政改的镇压，以借机抹黑习李等新领导集团中改革力量，捆绑新的领导集团沿袭老路。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在赵常青等人被抓之初新领导集团中改革力量可能不知，但是在国内与国际舆论反响如此之大后，如果依然走到逮捕的程序，那么中央权力集团改革势力就再难以推托责任。如果是那样，新的中央领导集团反腐与政改的呼号的真实性就昭然若揭。所以，刑拘赵常青等人及其该案的最后走向，事实已经活生生地检验着中国反腐与政改的真伪。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013年5月9日星期四
郭飞雄：北京民主双雄——赵常青、丁家喜
2013年4月17日，北京民主双雄——赵常青、丁家喜被北京市公安局抄家、抓捕，罪名是涉嫌“非法集会”，此一行径纯属构陷，天下滔滔，予以谴责。
读三国，审美亦审丑.从某一方面来看，我们不能不说，中央特务体系选准了北京民间两位最有资质、最具行动力的民主精英加以政治迫害，的确很有眼光。然而，同过去曾经发生的一样，这又何尝不是在愚蠢地帮助自由民主阵营培养新的巨星？
自1989.64至今，二十四年来，迎接政治转型历史挑战的民间道义支点和战略性人才，早已在重叠的囚笼、在大地的深处、在实战的水底诞生了。他们也该陆续浮出水面，总有极左狂流为他们鸣鼓开道。
赵常青，民主运动活动家，《零八宪章》主要五六位起草人之一。八九学生运动的重要领袖，曾经担任外高联联络部的秘书长.他祖籍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这位历经数十年极权炉火陶冶的民主精英，近年成为京城公民圈聚餐、交流和学术活动的主要协调者之一，其人格操守、开放胸襟、文才、组织力，皆为一流，堪称全才。24年来，他为民主先后三次入狱，坐牢长达8年半，却日趋温和、善意，坚定地倡导政治改革和有序转型，其与自由民主精神相一致的人道情怀令人感佩。
丁家喜，湖北宜昌人，近年崛起的优秀的维权律师。他毕业于北航飞机制造专业，却转行为专攻知识产权保护的商业律师，此乃一奇。北航创业家协会秘书长、高尔夫球协会会长的身份，印证了他的确属于转型政治学所亲睐的中产精英。然而，他却成功地运作着中产与底层访民的战略联盟，此乃奇中之奇！自丁家喜和许志永联手后，“新公民运动”似乎便风生水起。如果说许志永是新公民运动的头脑、精神领袖，那么丁家喜可称为新公民运动运行的心脏、卓越的组织家。
赵常青和丁家喜，有着共同的特徵：不坚守传统的待时而动、潜伏爪牙策略，而是坐言起行、公开推动社会运动。他们的透明、笨拙，体现了民主运动所需的真正的道义担当。北京的公民社会，由饭局、沙龙，走向堂堂正正地履行公民政治权利阶段，这中间，许志永、胡石根、胡佳、江天勇——赵常青、丁家喜——李蔚、王永红、孙含会、袁冬、张宝成、侯欣、马新立等积极公民的努力，功不可没.新公民运动发起的第一个街头主题就是，“公民要求官员公佈财产！”数月以来，全国反响热烈，几成不可阻挡之势。此次北京市公安局对公佈财产九君子的刑拘，证明这一街头主题的确击中了中国大陆权贵集团的软肋。新公民运动为中国民间有效地完成了一次战略侦察，而特务体系则不幸暴露了极权政体的底裤。未来大陆多元政治力量，都将从中获得深刻的启迪。赵常青、丁家喜作为北京公民社会结构性链条之一，显示了罕见的胆略、洞察力和执行力，而特务体系的抓捕和政治迫害，则进一步反向将二人塑造为民间的战略性道义支点.此事的后续演变，良多趣味。
我与赵常青和丁家喜二人仅仅只有数面之缘，但印象深刻。
2012年7月底，我在北京见到了赵常青，他在数十人聚会中表现出的组织能量，他的豪迈、开朗、从容、温良、醇厚，令我难忘。后来我了解到，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在监狱中受洗，在磨难中走向虔诚与圣洁。他的温和政治主张，不仅有着自由主义理念支撑，而且有着深厚的宗教信仰内蕴.
丁家喜，我的湖北老乡，和我先后在北京和广州数次见面，广州街头民主人士和律师们对他的操作理念演说评价甚高。他沉着，亲和，颇有微笑中四两拨千斤之概，而无形中又展示包容襟怀。他和许志永所倡导的自由公义爱的精神和对民主转型少流血的呼唤，见证了人性的悲悯和宽阔。
鑑于赵常青和丁家喜在北京公民社会中佔据着重要的结构性地位，特务体系可能会认为，刑拘二人，足可斩断北京自由界理论板块和行动板块之间的衔接桥樑，强力抑制民间的街头化倾向。然而，从其后半个多月来北京和全国举牌、拉横幅要求官员公佈财产的街头活动此起彼伏的态势来看，民间早已铸成多元扁平结构，特务体系的这一目的并没有达到，当然也不可能达到。
然而，真正有洞察力的分析家会观察到，特务体系的此举，还有着更深的战略意图，那就是，打击官民合力推动变革的势头，斩断官民和解的链条. 18大以来，我们一再看到，特务体系特别重视要向民间传达习近平和胡锦涛并无区别的信号。越是主张温和、推崇法治、支持政治改革、鼓励官民互动的民间力量，他们越是重手打压，特务体系的此一做派特别凶险，非常蹊跷，早该引起人们的警觉了！
通过系列文字和行动，赵常青和丁家喜已经显示，他们是温和的民主行动者，是对改革派有原则而坚决支持的建设性民间力量。中共新的领导人习近平具有党国体制的程序延续性，而无人民主权下的合法性。他的政治基础核心基元是彭德怀、胡耀邦、习仲勳、赵紫阳、朱鎔基、温家宝以来的中共体制内右倾势力，体制外浩瀚的右派力量则是体制内右派的战略盟友。左右平衡是政治家的基本权略，但是，全社会的右派则是习近平的社会基础.特务体系打击民间右派，打击赵常青、丁家喜这样明确支持改革派和政治改革的独立自由的温和转型力量，实质上就是在侵削习近平的社会基础，进而给可能的改革家套上精神枷锁和人际囚笼.自古庸人皆为樊笼所拘，能否冲决樊笼？这不仅是对习近平的执政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其自我保存能力的考验。
对赵常青和丁家喜等北京九君子的抓捕激起了民间舆论强烈的道义反弹。然而，局势至此，并非暧昧不明。近期有多重信号表明，业已展开的变革态势无法逆转.
当此之际，民间似不宜错估形势，夸大危险，以为茉莉花式的大镇压又来了，从而惊慌失措，由积极履行公民权利的社会运动立场上后退。见坏就上，坚守温和行动，方为理性抉择。
对于特务体系，我在此珍重地建议，请保持冷静，泼灭兽性，切勿自困绝境，乐祸喜乱，制造敌人，妖魔民间.继续王立军事件以来的缓和进程是明智的，主动寻求和解永远不乏机会，切勿把意识形态冲突转化为丛林生存斗争。
2013年5月4日
【博讯】时间：5/9/2013
读三国，审美亦审丑.从某一方面来看，我们不能不说，中央特务体系选准了北京民间两位最有资质、最具行动力的民主精英加以政治迫害，的确很有眼光。然而，同过去曾经发生的一样，这又何尝不是在愚蠢地帮助自由民主阵营培养新的巨星？
自1989.64至今，二十四年来，迎接政治转型历史挑战的民间道义支点和战略性人才，早已在重叠的囚笼、在大地的深处、在实战的水底诞生了。他们也该陆续浮出水面，总有极左狂流为他们鸣鼓开道。
赵常青，民主运动活动家，《零八宪章》主要五六位起草人之一。八九学生运动的重要领袖，曾经担任外高联联络部的秘书长.他祖籍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这位历经数十年极权炉火陶冶的民主精英，近年成为京城公民圈聚餐、交流和学术活动的主要协调者之一，其人格操守、开放胸襟、文才、组织力，皆为一流，堪称全才。24年来，他为民主先后三次入狱，坐牢长达8年半，却日趋温和、善意，坚定地倡导政治改革和有序转型，其与自由民主精神相一致的人道情怀令人感佩。
丁家喜，湖北宜昌人，近年崛起的优秀的维权律师。他毕业于北航飞机制造专业，却转行为专攻知识产权保护的商业律师，此乃一奇。北航创业家协会秘书长、高尔夫球协会会长的身份，印证了他的确属于转型政治学所亲睐的中产精英。然而，他却成功地运作着中产与底层访民的战略联盟，此乃奇中之奇！自丁家喜和许志永联手后，“新公民运动”似乎便风生水起。如果说许志永是新公民运动的头脑、精神领袖，那么丁家喜可称为新公民运动运行的心脏、卓越的组织家。
赵常青和丁家喜，有着共同的特徵：不坚守传统的待时而动、潜伏爪牙策略，而是坐言起行、公开推动社会运动。他们的透明、笨拙，体现了民主运动所需的真正的道义担当。北京的公民社会，由饭局、沙龙，走向堂堂正正地履行公民政治权利阶段，这中间，许志永、胡石根、胡佳、江天勇——赵常青、丁家喜——李蔚、王永红、孙含会、袁冬、张宝成、侯欣、马新立等积极公民的努力，功不可没.新公民运动发起的第一个街头主题就是，“公民要求官员公佈财产！”数月以来，全国反响热烈，几成不可阻挡之势。此次北京市公安局对公佈财产九君子的刑拘，证明这一街头主题的确击中了中国大陆权贵集团的软肋。新公民运动为中国民间有效地完成了一次战略侦察，而特务体系则不幸暴露了极权政体的底裤。未来大陆多元政治力量，都将从中获得深刻的启迪。赵常青、丁家喜作为北京公民社会结构性链条之一，显示了罕见的胆略、洞察力和执行力，而特务体系的抓捕和政治迫害，则进一步反向将二人塑造为民间的战略性道义支点.此事的后续演变，良多趣味。
我与赵常青和丁家喜二人仅仅只有数面之缘，但印象深刻。
2012年7月底，我在北京见到了赵常青，他在数十人聚会中表现出的组织能量，他的豪迈、开朗、从容、温良、醇厚，令我难忘。后来我了解到，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在监狱中受洗，在磨难中走向虔诚与圣洁。他的温和政治主张，不仅有着自由主义理念支撑，而且有着深厚的宗教信仰内蕴.
丁家喜，我的湖北老乡，和我先后在北京和广州数次见面，广州街头民主人士和律师们对他的操作理念演说评价甚高。他沉着，亲和，颇有微笑中四两拨千斤之概，而无形中又展示包容襟怀。他和许志永所倡导的自由公义爱的精神和对民主转型少流血的呼唤，见证了人性的悲悯和宽阔。
鑑于赵常青和丁家喜在北京公民社会中佔据着重要的结构性地位，特务体系可能会认为，刑拘二人，足可斩断北京自由界理论板块和行动板块之间的衔接桥樑，强力抑制民间的街头化倾向。然而，从其后半个多月来北京和全国举牌、拉横幅要求官员公佈财产的街头活动此起彼伏的态势来看，民间早已铸成多元扁平结构，特务体系的这一目的并没有达到，当然也不可能达到。
然而，真正有洞察力的分析家会观察到，特务体系的此举，还有着更深的战略意图，那就是，打击官民合力推动变革的势头，斩断官民和解的链条. 18大以来，我们一再看到，特务体系特别重视要向民间传达习近平和胡锦涛并无区别的信号。越是主张温和、推崇法治、支持政治改革、鼓励官民互动的民间力量，他们越是重手打压，特务体系的此一做派特别凶险，非常蹊跷，早该引起人们的警觉了！
通过系列文字和行动，赵常青和丁家喜已经显示，他们是温和的民主行动者，是对改革派有原则而坚决支持的建设性民间力量。中共新的领导人习近平具有党国体制的程序延续性，而无人民主权下的合法性。他的政治基础核心基元是彭德怀、胡耀邦、习仲勳、赵紫阳、朱鎔基、温家宝以来的中共体制内右倾势力，体制外浩瀚的右派力量则是体制内右派的战略盟友。左右平衡是政治家的基本权略，但是，全社会的右派则是习近平的社会基础.特务体系打击民间右派，打击赵常青、丁家喜这样明确支持改革派和政治改革的独立自由的温和转型力量，实质上就是在侵削习近平的社会基础，进而给可能的改革家套上精神枷锁和人际囚笼.自古庸人皆为樊笼所拘，能否冲决樊笼？这不仅是对习近平的执政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其自我保存能力的考验。
对赵常青和丁家喜等北京九君子的抓捕激起了民间舆论强烈的道义反弹。然而，局势至此，并非暧昧不明。近期有多重信号表明，业已展开的变革态势无法逆转.
当此之际，民间似不宜错估形势，夸大危险，以为茉莉花式的大镇压又来了，从而惊慌失措，由积极履行公民权利的社会运动立场上后退。见坏就上，坚守温和行动，方为理性抉择。
对于特务体系，我在此珍重地建议，请保持冷静，泼灭兽性，切勿自困绝境，乐祸喜乱，制造敌人，妖魔民间.继续王立军事件以来的缓和进程是明智的，主动寻求和解永远不乏机会，切勿把意识形态冲突转化为丛林生存斗争。
2013年5月4日
【博讯】时间：5/9/2013
2013年5月4日星期六
郭飞雄：北京民主双雄——赵常青、丁家喜
2013年4月17日，北京民主双雄——赵常青、丁家喜被北京市公安局抄家、抓捕，罪名是涉嫌“非法集会”，此一行径纯属构陷，天下滔滔，予以谴责。
读三国，审美亦审丑.从某一方面来看，我们不能不说，中央特务体系选准了北京民间两位最有资质、最具行动力的民主精英加以政治迫害，的确很有眼光。然而，同过去曾经发生的一样，这又何尝不是在愚蠢地帮助自由民主阵营培养新的巨星？
自1989.64至今，二十四年来，迎接政治转型历史挑战的民间道义支点和战略性人才，早已在重叠的囚笼、在大地的深处、在实战的水底诞生了。他们也该陆续浮出水面，总有极左狂流为他们鸣鼓开道。
赵常青，民主运动活动家，《零八宪章》主要五六位起草人之一。八九学生运动的重要领袖，曾经担任外高联联络部的秘书长.他祖籍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这位历经数十年极权炉火陶冶的民主精英，近年成为京城公民圈聚餐、交流和学术活动的主要协调者之一，其人格操守、开放胸襟、文才、组织力，皆为一流，堪称全才。24年来，他为民主先后三次入狱，坐牢长达8年半，却日趋温和、善意，坚定地倡导政治改革和有序转型，其与自由民主精神相一致的人道情怀令人感佩。
丁家喜，湖北宜昌人，近年崛起的优秀的维权律师。他毕业于北航飞机制造专业，却转行为专攻知识产权保护的商业律师，此乃一奇。北航创业家协会秘书长、高尔夫球协会会长的身份，印证了他的确属于转型政治学所亲睐的中产精英。然而，他却成功地运作着中产与底层访民的战略联盟，此乃奇中之奇！自丁家喜和许志永联手后，“新公民运动”似乎便风生水起。如果说许志永是新公民运动的头脑、精神领袖，那么丁家喜可称为新公民运动运行的心脏、卓越的组织家。
赵常青和丁家喜，有着共同的特徵：不坚守传统的待时而动、潜伏爪牙策略，而是坐言起行、公开推动社会运动。他们的透明、笨拙，体现了民主运动所需的真正的道义担当。北京的公民社会，由饭局、沙龙，走向堂堂正正地履行公民政治权利阶段，这中间，许志永、胡石根、胡佳、江天勇——赵常青、丁家喜——李蔚、王永红、孙含会、袁冬、张宝成、侯欣、马新立等积极公民的努力，功不可没.新公民运动发起的第一个街头主题就是，“公民要求官员公佈财产！”数月以来，全国反响热烈，几成不可阻挡之势。此次北京市公安局对公佈财产九君子的刑拘，证明这一街头主题的确击中了中国大陆权贵集团的软肋。新公民运动为中国民间有效地完成了一次战略侦察，而特务体系则不幸暴露了极权政体的底裤。未来大陆多元政治力量，都将从中获得深刻的启迪。赵常青、丁家喜作为北京公民社会结构性链条之一，显示了罕见的胆略、洞察力和执行力，而特务体系的抓捕和政治迫害，则进一步反向将二人塑造为民间的战略性道义支点.此事的后续演变，良多趣味。
我与赵常青和丁家喜二人仅仅只有数面之缘，但印象深刻。
2012年7月底，我在北京见到了赵常青，他在数十人聚会中表现出的组织能量，他的豪迈、开朗、从容、温良、醇厚，令我难忘。后来我了解到，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在监狱中受洗，在磨难中走向虔诚与圣洁。他的温和政治主张，不仅有着自由主义理念支撑，而且有着深厚的宗教信仰内蕴.
丁家喜，我的湖北老乡，和我先后在北京和广州数次见面，广州街头民主人士和律师们对他的操作理念演说评价甚高。他沉着，亲和，颇有微笑中四两拨千斤之概，而无形中又展示包容襟怀。他和许志永所倡导的自由公义爱的精神和对民主转型少流血的呼唤，见证了人性的悲悯和宽阔。
鑑于赵常青和丁家喜在北京公民社会中佔据着重要的结构性地位，特务体系可能会认为，刑拘二人，足可斩断北京自由界理论板块和行动板块之间的衔接桥樑，强力抑制民间的街头化倾向。然而，从其后半个多月来北京和全国举牌、拉横幅要求官员公佈财产的街头活动此起彼伏的态势来看，民间早已铸成多元扁平结构，特务体系的这一目的并没有达到，当然也不可能达到。
然而，真正有洞察力的分析家会观察到，特务体系的此举，还有着更深的战略意图，那就是，打击官民合力推动变革的势头，斩断官民和解的链条. 18大以来，我们一再看到，特务体系特别重视要向民间传达习近平和胡锦涛并无区别的信号。越是主张温和、推崇法治、支持政治改革、鼓励官民互动的民间力量，他们越是重手打压，特务体系的此一做派特别凶险，非常蹊跷，早该引起人们的警觉了！
通过系列文字和行动，赵常青和丁家喜已经显示，他们是温和的民主行动者，是对改革派有原则而坚决支持的建设性民间力量。中共新的领导人习近平具有党国体制的程序延续性，而无人民主权下的合法性。他的政治基础核心基元是彭德怀、胡耀邦、习仲勳、赵紫阳、朱鎔基、温家宝以来的中共体制内右倾势力，体制外浩瀚的右派力量则是体制内右派的战略盟友。左右平衡是政治家的基本权略，但是，全社会的右派则是习近平的社会基础.特务体系打击民间右派，打击赵常青、丁家喜这样明确支持改革派和政治改革的独立自由的温和转型力量，实质上就是在侵削习近平的社会基础，进而给可能的改革家套上精神枷锁和人际囚笼.自古庸人皆为樊笼所拘，能否冲决樊笼？这不仅是对习近平的执政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其自我保存能力的考验。
对赵常青和丁家喜等北京九君子的抓捕激起了民间舆论强烈的道义反弹。然而，局势至此，并非暧昧不明。近期有多重信号表明，业已展开的变革态势无法逆转.
当此之际，民间似不宜错估形势，夸大危险，以为茉莉花式的大镇压又来了，从而惊慌失措，由积极履行公民权利的社会运动立场上后退。见坏就上，坚守温和行动，方为理性抉择。
对于特务体系，我在此珍重地建议，请保持冷静，泼灭兽性，切勿自困绝境，乐祸喜乱，制造敌人，妖魔民间.继续王立军事件以来的缓和进程是明智的，主动寻求和解永远不乏机会，切勿把意识形态冲突转化为丛林生存斗争。
2013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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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三国，审美亦审丑.从某一方面来看，我们不能不说，中央特务体系选准了北京民间两位最有资质、最具行动力的民主精英加以政治迫害，的确很有眼光。然而，同过去曾经发生的一样，这又何尝不是在愚蠢地帮助自由民主阵营培养新的巨星？
自1989.64至今，二十四年来，迎接政治转型历史挑战的民间道义支点和战略性人才，早已在重叠的囚笼、在大地的深处、在实战的水底诞生了。他们也该陆续浮出水面，总有极左狂流为他们鸣鼓开道。
赵常青，民主运动活动家，《零八宪章》主要五六位起草人之一。八九学生运动的重要领袖，曾经担任外高联联络部的秘书长.他祖籍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这位历经数十年极权炉火陶冶的民主精英，近年成为京城公民圈聚餐、交流和学术活动的主要协调者之一，其人格操守、开放胸襟、文才、组织力，皆为一流，堪称全才。24年来，他为民主先后三次入狱，坐牢长达8年半，却日趋温和、善意，坚定地倡导政治改革和有序转型，其与自由民主精神相一致的人道情怀令人感佩。
丁家喜，湖北宜昌人，近年崛起的优秀的维权律师。他毕业于北航飞机制造专业，却转行为专攻知识产权保护的商业律师，此乃一奇。北航创业家协会秘书长、高尔夫球协会会长的身份，印证了他的确属于转型政治学所亲睐的中产精英。然而，他却成功地运作着中产与底层访民的战略联盟，此乃奇中之奇！自丁家喜和许志永联手后，“新公民运动”似乎便风生水起。如果说许志永是新公民运动的头脑、精神领袖，那么丁家喜可称为新公民运动运行的心脏、卓越的组织家。
赵常青和丁家喜，有着共同的特徵：不坚守传统的待时而动、潜伏爪牙策略，而是坐言起行、公开推动社会运动。他们的透明、笨拙，体现了民主运动所需的真正的道义担当。北京的公民社会，由饭局、沙龙，走向堂堂正正地履行公民政治权利阶段，这中间，许志永、胡石根、胡佳、江天勇——赵常青、丁家喜——李蔚、王永红、孙含会、袁冬、张宝成、侯欣、马新立等积极公民的努力，功不可没.新公民运动发起的第一个街头主题就是，“公民要求官员公佈财产！”数月以来，全国反响热烈，几成不可阻挡之势。此次北京市公安局对公佈财产九君子的刑拘，证明这一街头主题的确击中了中国大陆权贵集团的软肋。新公民运动为中国民间有效地完成了一次战略侦察，而特务体系则不幸暴露了极权政体的底裤。未来大陆多元政治力量，都将从中获得深刻的启迪。赵常青、丁家喜作为北京公民社会结构性链条之一，显示了罕见的胆略、洞察力和执行力，而特务体系的抓捕和政治迫害，则进一步反向将二人塑造为民间的战略性道义支点.此事的后续演变，良多趣味。
我与赵常青和丁家喜二人仅仅只有数面之缘，但印象深刻。
2012年7月底，我在北京见到了赵常青，他在数十人聚会中表现出的组织能量，他的豪迈、开朗、从容、温良、醇厚，令我难忘。后来我了解到，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在监狱中受洗，在磨难中走向虔诚与圣洁。他的温和政治主张，不仅有着自由主义理念支撑，而且有着深厚的宗教信仰内蕴.
丁家喜，我的湖北老乡，和我先后在北京和广州数次见面，广州街头民主人士和律师们对他的操作理念演说评价甚高。他沉着，亲和，颇有微笑中四两拨千斤之概，而无形中又展示包容襟怀。他和许志永所倡导的自由公义爱的精神和对民主转型少流血的呼唤，见证了人性的悲悯和宽阔。
鑑于赵常青和丁家喜在北京公民社会中佔据着重要的结构性地位，特务体系可能会认为，刑拘二人，足可斩断北京自由界理论板块和行动板块之间的衔接桥樑，强力抑制民间的街头化倾向。然而，从其后半个多月来北京和全国举牌、拉横幅要求官员公佈财产的街头活动此起彼伏的态势来看，民间早已铸成多元扁平结构，特务体系的这一目的并没有达到，当然也不可能达到。
然而，真正有洞察力的分析家会观察到，特务体系的此举，还有着更深的战略意图，那就是，打击官民合力推动变革的势头，斩断官民和解的链条. 18大以来，我们一再看到，特务体系特别重视要向民间传达习近平和胡锦涛并无区别的信号。越是主张温和、推崇法治、支持政治改革、鼓励官民互动的民间力量，他们越是重手打压，特务体系的此一做派特别凶险，非常蹊跷，早该引起人们的警觉了！
通过系列文字和行动，赵常青和丁家喜已经显示，他们是温和的民主行动者，是对改革派有原则而坚决支持的建设性民间力量。中共新的领导人习近平具有党国体制的程序延续性，而无人民主权下的合法性。他的政治基础核心基元是彭德怀、胡耀邦、习仲勳、赵紫阳、朱鎔基、温家宝以来的中共体制内右倾势力，体制外浩瀚的右派力量则是体制内右派的战略盟友。左右平衡是政治家的基本权略，但是，全社会的右派则是习近平的社会基础.特务体系打击民间右派，打击赵常青、丁家喜这样明确支持改革派和政治改革的独立自由的温和转型力量，实质上就是在侵削习近平的社会基础，进而给可能的改革家套上精神枷锁和人际囚笼.自古庸人皆为樊笼所拘，能否冲决樊笼？这不仅是对习近平的执政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其自我保存能力的考验。
对赵常青和丁家喜等北京九君子的抓捕激起了民间舆论强烈的道义反弹。然而，局势至此，并非暧昧不明。近期有多重信号表明，业已展开的变革态势无法逆转.
当此之际，民间似不宜错估形势，夸大危险，以为茉莉花式的大镇压又来了，从而惊慌失措，由积极履行公民权利的社会运动立场上后退。见坏就上，坚守温和行动，方为理性抉择。
对于特务体系，我在此珍重地建议，请保持冷静，泼灭兽性，切勿自困绝境，乐祸喜乱，制造敌人，妖魔民间.继续王立军事件以来的缓和进程是明智的，主动寻求和解永远不乏机会，切勿把意识形态冲突转化为丛林生存斗争。
2013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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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27日星期六
法广：众律师为丁家喜、赵常青等“非法集会案”发声：和平表达无罪
作者：曹国星
2013年3月31日，袁冬、张宝成、马新立、侯欣四人在北京西单广场，表达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主张，他们有的展示横幅，有的拍照。十来分钟后，四人即被警察带走。
4月15日，另一公民王永红被拘；4月18日曾发起敦促部级以上官员率先公示财产的北京律师丁家喜和孙含会被警方带走，家中电脑、手机及文化衫等被物品被查抄。另一公民赵常青家人收到警方的刑事拘留通知书。
至今，该案至少有8位公民因要求官员财产公示被刑事拘留，所涉罪名都是“非法集会”，他们也被网友们称为“八君子”，连日来，引发了网络上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律师、媒体人和网民的关注，海内外有许多声音，呼吁官方依法办事，应迅速释放上述八人。
上述八人的家人为他们聘请了律师，律师们会见了部分在押的当事人。他们的结论是：当事人的行为，属于单纯而正当的言论表达，并不构成《刑法》第296条规定的非法集会罪。
今天（4月26日），上述八人的律师，共同发出了致正在侦办该“非法集会”案的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的律师信。
律师们依据中国现行法律，提出“和平表达无罪”，建议官方尽速撤销丁家喜、赵常青等涉嫌非法集会罪一案。
首先，律师们认为，袁冬、张宝成、马新立、侯欣四人在西单广场，展示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横幅，并进行拍照的行为，“只是单纯的言论表达行为”。
这些行为，在行使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以及宪法第41条规定的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建议权，不属于中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及《刑法》上非法集会意义上的集会行为。
根据律师们的分析，中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及《刑法》上的集会行为，是一种需要聚集大量人员参与，并可能与他人权利发生冲突或对公共秩序造成重大影响，从而需向警方申报并由警方保障的集体活动。
虽然《集会游行示威法》并未规定集会的人数标准，但像袁冬、张宝成、马新立、侯欣等四个人，在西单广场这种开阔的公共场所，展示横幅并拍照，既不可能对公共秩序造成重大影响，也不可能与他人权利发生冲突，显然不属于需向警方申请并由警方保障的集会活动。
其次，当事人的行为并未严重破坏社会秩序。
根据中国刑法第296条规定：“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未依照法律规定申请或者申请未获许可，或者未按照主管机关许可的起止时间、地点、路线进行，又拒不服从解散命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对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律师们认为，袁冬等人在西单广场拉横幅，并试图拍照发布，表达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主张，只是在行使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批评权、建议权，显然没有破坏社会秩序，更不可能“严重破坏社会秩序”。
此外，就算袁冬等人的行为属于集会行为，其中也不存在被警方命令解散而“拒不服从解散命令”的情形。警方并未首先向他们发出解散命令，并要求他们离开现场，而是直接对他们进行抓捕，恰恰是警方不合法的抓捕行为，引发了人们的围观.
律师们认为，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并有监督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建议权。如果政府极力压制公民的言论自由以及公民的批评权、建议权，那只能表明，政府根本不屑听取民众的真实意愿，而这将会促使人们质疑政府本身的正当性。
此外，对呼吁财产公示的公民进行问罪，也必将对政府形象造成损害。因为它难免会使人们怀疑：政府官员是不是普遍腐败？政府是不是在保护腐败官员？如果政府官员大都是清正廉洁的，他们为什么非但不愿公开自己的财产，而且还要迫害呼吁财产公开的人？
呼吁政府官员公示财产，是言论自由的正当行使，公权力对这种正当行为的打压，不但无法吓阻人们的表达，反而会导致更多人质疑公权力的正当性。
最后，上述“八君子”的律师们提出，中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7条第1款和第9条第1款的规定，任由公安机关专断地决定是否批准公民的集会申请，已经构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剥夺，因而与宪法相抵触.
如果立法机关一定要维持《集会游行示威法》的上述规定，那就应该把宪法第35条的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修改为“？？只有在得到政府批准的前提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才有…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以避免人们因为真诚地相信宪法，而不幸地触犯刑法。
集会、游行和示威自由的作用，是保障公民可以共同表达自身的意愿，特别是向政府共同表达一定的诉求。如果公民能否行使这些权利，完全取决于政府机构的专断决定，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只有旨在取悦政府的表达，才有可能得到批准；任何试图批评政府的表达，都不可能得到批准。
律师们呼吁，公安机关或许不能以法律违宪为由拒不执行法律，但决不能变本加厉地滥用违宪的法律，肆意扩张对'集会'的解释：把当事人非属集会的行为，强行认定为集会。
根据中国《立法法》第78条的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而《集会游行示威法》的规定，却将宪法确立的公民集会、游行和示威自由，变为可任由政府机构随意剥夺的东西，因而完全背离了宪法的文义和精神。
律师们认为，这种与宪法相抵触的规定，不应具有法律规范的效力，并应尽快予以撤销或修改。否则，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就完全成了毫无价值的一纸空文。而丁家喜、赵常青、孙含会、袁冬、张宝成、马新立、侯欣都是无罪的，应依法撤销案件，尽快释放。
律师们会见当事人中註意到，这些当事人都自信他们的行为，是“完全正当和合法的”；即便已经身陷囹圄，他们也没有感到后悔。
律师们转述这些身陷牢狱的人们的话，他们确实为连累家人而感到愧疚。不过，虽然这些当事人感到对不起、放心不下自己的家人，他们仍然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很有价值的。
对行使表达自由、伸张公民权利的人进行打压，并不能让人们因此而屈服。他们甚至会认为，为践行信念、争取自由而受难，不但不是一种惩罚，反而是一种荣耀。
正如其中有人所说：“有些事，律师们现在不去做，律师们的孩子以后也得做。”
【RFI】时间：4/27/2013
2013年3月31日，袁冬、张宝成、马新立、侯欣四人在北京西单广场，表达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主张，他们有的展示横幅，有的拍照。十来分钟后，四人即被警察带走。
4月15日，另一公民王永红被拘；4月18日曾发起敦促部级以上官员率先公示财产的北京律师丁家喜和孙含会被警方带走，家中电脑、手机及文化衫等被物品被查抄。另一公民赵常青家人收到警方的刑事拘留通知书。
至今，该案至少有8位公民因要求官员财产公示被刑事拘留，所涉罪名都是“非法集会”，他们也被网友们称为“八君子”，连日来，引发了网络上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律师、媒体人和网民的关注，海内外有许多声音，呼吁官方依法办事，应迅速释放上述八人。
上述八人的家人为他们聘请了律师，律师们会见了部分在押的当事人。他们的结论是：当事人的行为，属于单纯而正当的言论表达，并不构成《刑法》第296条规定的非法集会罪。
今天（4月26日），上述八人的律师，共同发出了致正在侦办该“非法集会”案的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的律师信。
律师们依据中国现行法律，提出“和平表达无罪”，建议官方尽速撤销丁家喜、赵常青等涉嫌非法集会罪一案。
首先，律师们认为，袁冬、张宝成、马新立、侯欣四人在西单广场，展示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横幅，并进行拍照的行为，“只是单纯的言论表达行为”。
这些行为，在行使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以及宪法第41条规定的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建议权，不属于中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及《刑法》上非法集会意义上的集会行为。
根据律师们的分析，中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及《刑法》上的集会行为，是一种需要聚集大量人员参与，并可能与他人权利发生冲突或对公共秩序造成重大影响，从而需向警方申报并由警方保障的集体活动。
虽然《集会游行示威法》并未规定集会的人数标准，但像袁冬、张宝成、马新立、侯欣等四个人，在西单广场这种开阔的公共场所，展示横幅并拍照，既不可能对公共秩序造成重大影响，也不可能与他人权利发生冲突，显然不属于需向警方申请并由警方保障的集会活动。
其次，当事人的行为并未严重破坏社会秩序。
根据中国刑法第296条规定：“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未依照法律规定申请或者申请未获许可，或者未按照主管机关许可的起止时间、地点、路线进行，又拒不服从解散命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对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律师们认为，袁冬等人在西单广场拉横幅，并试图拍照发布，表达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主张，只是在行使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批评权、建议权，显然没有破坏社会秩序，更不可能“严重破坏社会秩序”。
此外，就算袁冬等人的行为属于集会行为，其中也不存在被警方命令解散而“拒不服从解散命令”的情形。警方并未首先向他们发出解散命令，并要求他们离开现场，而是直接对他们进行抓捕，恰恰是警方不合法的抓捕行为，引发了人们的围观.
律师们认为，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并有监督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权、建议权。如果政府极力压制公民的言论自由以及公民的批评权、建议权，那只能表明，政府根本不屑听取民众的真实意愿，而这将会促使人们质疑政府本身的正当性。
此外，对呼吁财产公示的公民进行问罪，也必将对政府形象造成损害。因为它难免会使人们怀疑：政府官员是不是普遍腐败？政府是不是在保护腐败官员？如果政府官员大都是清正廉洁的，他们为什么非但不愿公开自己的财产，而且还要迫害呼吁财产公开的人？
呼吁政府官员公示财产，是言论自由的正当行使，公权力对这种正当行为的打压，不但无法吓阻人们的表达，反而会导致更多人质疑公权力的正当性。
最后，上述“八君子”的律师们提出，中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7条第1款和第9条第1款的规定，任由公安机关专断地决定是否批准公民的集会申请，已经构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剥夺，因而与宪法相抵触.
如果立法机关一定要维持《集会游行示威法》的上述规定，那就应该把宪法第35条的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修改为“？？只有在得到政府批准的前提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才有…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以避免人们因为真诚地相信宪法，而不幸地触犯刑法。
集会、游行和示威自由的作用，是保障公民可以共同表达自身的意愿，特别是向政府共同表达一定的诉求。如果公民能否行使这些权利，完全取决于政府机构的专断决定，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只有旨在取悦政府的表达，才有可能得到批准；任何试图批评政府的表达，都不可能得到批准。
律师们呼吁，公安机关或许不能以法律违宪为由拒不执行法律，但决不能变本加厉地滥用违宪的法律，肆意扩张对'集会'的解释：把当事人非属集会的行为，强行认定为集会。
根据中国《立法法》第78条的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而《集会游行示威法》的规定，却将宪法确立的公民集会、游行和示威自由，变为可任由政府机构随意剥夺的东西，因而完全背离了宪法的文义和精神。
律师们认为，这种与宪法相抵触的规定，不应具有法律规范的效力，并应尽快予以撤销或修改。否则，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就完全成了毫无价值的一纸空文。而丁家喜、赵常青、孙含会、袁冬、张宝成、马新立、侯欣都是无罪的，应依法撤销案件，尽快释放。
律师们会见当事人中註意到，这些当事人都自信他们的行为，是“完全正当和合法的”；即便已经身陷囹圄，他们也没有感到后悔。
律师们转述这些身陷牢狱的人们的话，他们确实为连累家人而感到愧疚。不过，虽然这些当事人感到对不起、放心不下自己的家人，他们仍然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很有价值的。
对行使表达自由、伸张公民权利的人进行打压，并不能让人们因此而屈服。他们甚至会认为，为践行信念、争取自由而受难，不但不是一种惩罚，反而是一种荣耀。
正如其中有人所说：“有些事，律师们现在不去做，律师们的孩子以后也得做。”
【RFI】时间：4/27/2013
陈树庆：丁家喜、赵常青等八义士案考验习近平“权力入笼”的性质
丁家喜、赵常青等八义士的案件，到底是下面的政法暴力试探和挑战习近平“权力入笼”？还是另有“密旨”有恃无恐、仗势欺人？其结果是否能够做到“让民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到公平正义”，势必成了“习、李新政”尤其是习近平“权力入笼”性质的首个验证！民权必须得到保障，权力（包括执政党的所谓“领导权”）必须受到制衡，公平正义必须得到伸张，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但仍要为之奋斗不止的“中国梦”。为了这个福泽每一个中国公民及其子孙的中国梦，丁家喜、赵常青等八义士的案情进展，我们不但拭目以待、守望相助，还随时准备前赴后继！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成为最高领导人后，有一系列引人瞩目的举措，其中之一就是在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了“权力入笼”的谈论，他说：“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将权力关入笼子并不是习近平第一个讲，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早在2004年7月4日发表国庆节演讲时就说：“人类千百年的历史，最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之经典着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人类社会的运行，需要规则的制定和执行，这都需要权力的运用。但由于每一个人本身都充斥着七情六欲，西方有一种说法生动形像地概括了人的本性，即“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体”，一旦权力握有者劣根性的发作，难免不会以权谋私。权力运行的主体，即国家机器里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们，是由人民供养的，却反过来损害民众利益，侵犯民众尊严，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让民众看不到前途和希望，对未来失去信心，权力就成了社会需要又侵害社会的双刃剑。
经历数千年的历史实践，直到进入近、现代民主和法治的成熟期，人类才找到了运用权力又能有效防范和制止其侵害公众的方式，即通过法治给权力运行的目的、范围及程序规定明确的界限，让权力主体自觉恪守自己的权力边界，互相制衡，不滥用职权，确保权力由社会民主产生并始终处于社会的监督管控之下，这也就是小布什所说的将权力关在笼子里.
因父辈遭受政治迫害而受牵连，少年时曾经被收容教养的习近平，作为从基层逐步走上中南海权势巅峰的习近平，应该了解权势横行暴虐的危害，所以才对权力入笼有所感触.习近平先生一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之讲话，大大振奋了民心，很多网友在网络留言里都不约而同地用到“信心”、“希望”这样的词语.但是习近平的将“权力关入牢笼”对于贪得无厌、专制成性的中共特权既得利益势力，到底是镜花水月？还是存在能够实现的可行性呢？
中国（大陆）社会长期以来，由于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不仅在掠夺财富，还在摧毁社会公平，侮辱人的尊严。肆意妄为的权力之唯一价值，就是让国家的存在对普通人没有价值，让普通人的人生没有价值。无可否定，社会对于大大小小的各级当权者贪暴堕落的愤怒，大多数人出于恐惧，只会从“胡温新政”到“习、李新政”在疑虑、期望中一再“无可奈何”的忍耐和等待……中国人民难道就真的是懦弱可欺吗？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存亡危急之时，鲁迅先生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曾说：“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说到舍身求法，我们不妨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哪些规定：第十二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第十三条第一款“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宪法不能停留在一纸空文，其生命在于实施，尤其是需要有人“舍身求法”的实践.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如今同样需要：2012年12月9日、丁家喜、孙含会、赵常青等发起“要求205名部级以上官员率先财产公示”活动，通过他们的努力，已徵集7000多公民联署，两会期间已将联名建议书递交全国人大常委会。3月31日，袁冬、张宝成、侯欣、马新立四君子在西单街头拉条幅呼吁官员财产公示。4月14号，王永红先生在北京国贸SOHO再次举牌呼吁中共205位新一届官员首先公示财产.他们的行动，出于良知，伸张了正义，表达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呼声！
义士们的行为，无疑触痛了贪官污吏们的要害，是否会遭致滥用公权的打击报复？我一直在替他们挂念和担心。自3月31袁冬、张宝成、侯欣、马新立等四位公民被刑拘以来（注：侯欣因突发心脏疾病获准保外就医，已于4月10日晚上从北京市999急救中心由其家人和律师接回家），4月15日晚王永红先生被刑拘，17日孙含会被刑拘，4月18日丁家喜律师和赵常青先生被刑拘，所有涉嫌罪名均为“非法集会”。正如许志永先生所说的：“财产公示是体制不可触碰的底线，谁要它公示，它就张牙舞爪跟谁急。除了这个，它还有更害怕的，那就是——自由、公义、爱。公安从王永红、赵常青、丁家喜的家里、车里抄走了'公民'徽章、印有'自由、公义、爱'的文化衫和雨伞”。
但愿，习近平先生的“权力入笼”要“实干兴邦”！而不是一个叶公好龙式的“皇帝新衣”来“空谈误国”，更不能是一个忽悠和残害民众的“引蛇出洞”之“阳谋”。正在发生的丁家喜、袁冬、马新立、张宝成、王永红、李蔚、孙含会、赵常青八义士的案件，到底是下面的政法暴力试探和挑战习近平“权力入笼”？还是另有“密旨”有恃无恐、仗势欺人？其结果是否能够做到“让民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到公平正义（习近平语）”，势必成了“习、李新政”尤其是习近平“权力入笼”性质的首个验证！
民权必须得到保障，权力（包括执政党的所谓“领导权”）必须受到制衡，公平正义必须得到伸张，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但仍要为之奋斗不止的“中国梦”。为了这个福泽每一个中国公民及其子孙的中国梦，丁家喜、赵常青等八义士的案情进展，我们不但拭目以待、守望相助，还随时准备前赴后继！
2013年4月22日完稿于浙江杭州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4/27/2013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成为最高领导人后，有一系列引人瞩目的举措，其中之一就是在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了“权力入笼”的谈论，他说：“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将权力关入笼子并不是习近平第一个讲，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早在2004年7月4日发表国庆节演讲时就说：“人类千百年的历史，最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之经典着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人类社会的运行，需要规则的制定和执行，这都需要权力的运用。但由于每一个人本身都充斥着七情六欲，西方有一种说法生动形像地概括了人的本性，即“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体”，一旦权力握有者劣根性的发作，难免不会以权谋私。权力运行的主体，即国家机器里大大小小的“统治者”们，是由人民供养的，却反过来损害民众利益，侵犯民众尊严，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让民众看不到前途和希望，对未来失去信心，权力就成了社会需要又侵害社会的双刃剑。
经历数千年的历史实践，直到进入近、现代民主和法治的成熟期，人类才找到了运用权力又能有效防范和制止其侵害公众的方式，即通过法治给权力运行的目的、范围及程序规定明确的界限，让权力主体自觉恪守自己的权力边界，互相制衡，不滥用职权，确保权力由社会民主产生并始终处于社会的监督管控之下，这也就是小布什所说的将权力关在笼子里.
因父辈遭受政治迫害而受牵连，少年时曾经被收容教养的习近平，作为从基层逐步走上中南海权势巅峰的习近平，应该了解权势横行暴虐的危害，所以才对权力入笼有所感触.习近平先生一说“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之讲话，大大振奋了民心，很多网友在网络留言里都不约而同地用到“信心”、“希望”这样的词语.但是习近平的将“权力关入牢笼”对于贪得无厌、专制成性的中共特权既得利益势力，到底是镜花水月？还是存在能够实现的可行性呢？
中国（大陆）社会长期以来，由于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不仅在掠夺财富，还在摧毁社会公平，侮辱人的尊严。肆意妄为的权力之唯一价值，就是让国家的存在对普通人没有价值，让普通人的人生没有价值。无可否定，社会对于大大小小的各级当权者贪暴堕落的愤怒，大多数人出于恐惧，只会从“胡温新政”到“习、李新政”在疑虑、期望中一再“无可奈何”的忍耐和等待……中国人民难道就真的是懦弱可欺吗？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存亡危急之时，鲁迅先生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曾说：“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说到舍身求法，我们不妨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哪些规定：第十二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第十三条第一款“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宪法不能停留在一纸空文，其生命在于实施，尤其是需要有人“舍身求法”的实践.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如今同样需要：2012年12月9日、丁家喜、孙含会、赵常青等发起“要求205名部级以上官员率先财产公示”活动，通过他们的努力，已徵集7000多公民联署，两会期间已将联名建议书递交全国人大常委会。3月31日，袁冬、张宝成、侯欣、马新立四君子在西单街头拉条幅呼吁官员财产公示。4月14号，王永红先生在北京国贸SOHO再次举牌呼吁中共205位新一届官员首先公示财产.他们的行动，出于良知，伸张了正义，表达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呼声！
义士们的行为，无疑触痛了贪官污吏们的要害，是否会遭致滥用公权的打击报复？我一直在替他们挂念和担心。自3月31袁冬、张宝成、侯欣、马新立等四位公民被刑拘以来（注：侯欣因突发心脏疾病获准保外就医，已于4月10日晚上从北京市999急救中心由其家人和律师接回家），4月15日晚王永红先生被刑拘，17日孙含会被刑拘，4月18日丁家喜律师和赵常青先生被刑拘，所有涉嫌罪名均为“非法集会”。正如许志永先生所说的：“财产公示是体制不可触碰的底线，谁要它公示，它就张牙舞爪跟谁急。除了这个，它还有更害怕的，那就是——自由、公义、爱。公安从王永红、赵常青、丁家喜的家里、车里抄走了'公民'徽章、印有'自由、公义、爱'的文化衫和雨伞”。
但愿，习近平先生的“权力入笼”要“实干兴邦”！而不是一个叶公好龙式的“皇帝新衣”来“空谈误国”，更不能是一个忽悠和残害民众的“引蛇出洞”之“阳谋”。正在发生的丁家喜、袁冬、马新立、张宝成、王永红、李蔚、孙含会、赵常青八义士的案件，到底是下面的政法暴力试探和挑战习近平“权力入笼”？还是另有“密旨”有恃无恐、仗势欺人？其结果是否能够做到“让民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到公平正义（习近平语）”，势必成了“习、李新政”尤其是习近平“权力入笼”性质的首个验证！
民权必须得到保障，权力（包括执政党的所谓“领导权”）必须受到制衡，公平正义必须得到伸张，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但仍要为之奋斗不止的“中国梦”。为了这个福泽每一个中国公民及其子孙的中国梦，丁家喜、赵常青等八义士的案情进展，我们不但拭目以待、守望相助，还随时准备前赴后继！
2013年4月22日完稿于浙江杭州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4/27/2013
2013年4月24日星期三
美国之音：“公示财产”倡导者赵常青刑拘后首见律师
作者：叶兵
中国民主维权人士赵常青（自由微博）
华盛顿—中国民主维权人士、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赵常青4月18日被北京警方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名刑事拘留后于星期一首次会见律师。律师和赵常青家属都表示，当局并没有谈及赵常青所倡导的敦促官员公开财产等行使公民权利的活动。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指出，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八君子被拘捕更加暴露出高唱遵宪和依法治国的中共高层靠秘密警察来维护其特权统治的实质.
*准备无罪坐牢*
赵常青的代理律师蔺其磊和张雪忠星期一在北京第三看守所见到了被关押五天的赵常青，会见持续了40多分钟。
蔺其磊律师星期二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看上去赵常青非常乐观，精神状态也很好，而且对政府如果判他坐牢也有心理准备，尽管他面临的涉嫌非法集会罪名究竟有哪些事实根据目前还不清楚。
蔺律师说：“警察问他，向他了解，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开的，就是说.现在（官方）一直要求反腐败啊什么的。他们（公民）这些官员财产公开要求的，这不是切合反腐败的主题嘛。单纯从非法集会罪这个犯罪构成也不构成这个东西。这个所谓的罪名。”
*避谈公开财产*
这位维权律师披露，赵常青告诉他，警方问过他两件事，一是博讯网登出的一张他行使公民权利的照片，另一个是他策划公民聚餐论坛的事情，而这些活动以及要求官员公佈财产都是公开的，没有触犯刑律。
蔺其磊说：“现在公权力它不能说，公民要求官员财产公示这个是非法的。他们应该不敢这样说.但他们是以非法集会，就是你们这些人违反了游行示威集会法，你们是非法集会。从这个角度切入到，把他们（八位公民）以刑事案件切入的。他们讯问的时候可能也谈到这一点，但是不是以这个角度说你们要求官员财产公示是违法的，他们不敢这样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就说你们这些人经常聚会嘛，是非法的，按这个非法集会做的。”
*妻盼夫快回家*
赵常青的妻子刘晓冬对美国之音表示，她上周六到看守所给赵常青送去一些用品，但是没能见面，听律师说她丈夫在里面没受到不人道的对待。刘晓冬透露，北京石景山公安分局的一位国保在赵常青被拘押后曾上门来问她有什么困难，没有谈论公民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事情，但是她已经得知警方给赵常青的拘留期是一个月。
她说：“昨天律师去会见的时候说是（刑拘）到5月18号。但是5月18号以后，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记者：那你现在希望这个事情怎么样呢？）我当然希望他能够越快回来越好了，因为小孩还特别小，才10个月。”
3月末以来，至少有八名中国公民因涉及要求官员公佈财产信息而遭到北京警方拘捕。其中袁冬、张宝成、侯欣和马新立四人3月31日在北京西单文化广场拉横幅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北京维权人士王永红4月15日被刑拘，4月17日北京律师丁家喜和北京公民孙含会也被刑拘。
孙含会、丁家喜是官员公示财产的积极倡导者，2012年12月9日他们发起要求205名部级以上官员率先财产公示的联署，今年三月北京两会期间他们将有7000多人签名的公民建议书通过邮寄方式递交给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北京的人权活动家胡佳日前捐赠赵常青家1000元人民币，作为给孩子的营养资助。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李克强中共新领导班子去年11月接过权杖以来，虽然口头高喊了“落实宪法”、“把权力关进笼子”和“老虎苍蝇一起打”等诸多可以迷惑公众的漂亮口号，但其骨子里仍然在惋惜苏联共产党集权垮台、认为普世价值是吃饱了撑的。
*特权统治至上？*
胡佳指出，作为官二代，习近平只是把守住江山社稷维护特权统治作为核心，而不是他嘴里讲的反腐肃贪，因此不可能允许公民点中特权利益集团死穴的官员财产公开诉求成为现实。
他说：“就是要用党国的政法体系、秘密警察系统、警察国家甚至到警察帝国的状态，来维护他的特权统治。每个想实现公民权利的都会成为党的敌人，成为这个专制体系压制和迫害的对象。”
三月31日，袁冬等人在北京西单拉出的要求公开财产横幅直接对准了中共高层的七名常委。目前由于涉及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而被警方採取行动的八名公民只有其中的唯一女性侯欣因病取保就医，维权人士李蔚4月10日被警察带走后情况不明。
赵常青是《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曾因参与1989年民主运动入狱半年；1997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3年，2002年又被以“煽颠罪”判刑5年。在狱中，他4次被关禁闭，长达10个月。2007年他出狱后，继续从事维权活动，推动公民聚餐、教育平权、财产公示等公民行动。2011 年春，茉莉花集会遭当局打压后，赵常青和其他民主维权人士倡议开展“同城饭醉”活动，交流信息，推动公民行动。
在美国的中国人权组织上星期发布新闻稿引述消息来源说，中国当局对赵长青、丁家喜等人的拘留，是对公民街头运动的新一轮打压，其目的是遏制公民社会的发展。
由许志永、滕彪、王公权、艾晓明和胡佳等13人4月18日晚上发表公开信，强烈要求北京当局立即释放积极推动官员财产公示的公民。中国公民维权联盟也发表声明，谴责当局剥夺公民言论自由的违法行为，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赵常青和丁家喜等人。
【VOA】时间：4/24/2013
中国民主维权人士赵常青（自由微博）
华盛顿—中国民主维权人士、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赵常青4月18日被北京警方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名刑事拘留后于星期一首次会见律师。律师和赵常青家属都表示，当局并没有谈及赵常青所倡导的敦促官员公开财产等行使公民权利的活动。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指出，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八君子被拘捕更加暴露出高唱遵宪和依法治国的中共高层靠秘密警察来维护其特权统治的实质.
*准备无罪坐牢*
赵常青的代理律师蔺其磊和张雪忠星期一在北京第三看守所见到了被关押五天的赵常青，会见持续了40多分钟。
蔺其磊律师星期二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看上去赵常青非常乐观，精神状态也很好，而且对政府如果判他坐牢也有心理准备，尽管他面临的涉嫌非法集会罪名究竟有哪些事实根据目前还不清楚。
蔺律师说：“警察问他，向他了解，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开的，就是说.现在（官方）一直要求反腐败啊什么的。他们（公民）这些官员财产公开要求的，这不是切合反腐败的主题嘛。单纯从非法集会罪这个犯罪构成也不构成这个东西。这个所谓的罪名。”
*避谈公开财产*
这位维权律师披露，赵常青告诉他，警方问过他两件事，一是博讯网登出的一张他行使公民权利的照片，另一个是他策划公民聚餐论坛的事情，而这些活动以及要求官员公佈财产都是公开的，没有触犯刑律。
蔺其磊说：“现在公权力它不能说，公民要求官员财产公示这个是非法的。他们应该不敢这样说.但他们是以非法集会，就是你们这些人违反了游行示威集会法，你们是非法集会。从这个角度切入到，把他们（八位公民）以刑事案件切入的。他们讯问的时候可能也谈到这一点，但是不是以这个角度说你们要求官员财产公示是违法的，他们不敢这样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就说你们这些人经常聚会嘛，是非法的，按这个非法集会做的。”
*妻盼夫快回家*
赵常青的妻子刘晓冬对美国之音表示，她上周六到看守所给赵常青送去一些用品，但是没能见面，听律师说她丈夫在里面没受到不人道的对待。刘晓冬透露，北京石景山公安分局的一位国保在赵常青被拘押后曾上门来问她有什么困难，没有谈论公民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事情，但是她已经得知警方给赵常青的拘留期是一个月。
她说：“昨天律师去会见的时候说是（刑拘）到5月18号。但是5月18号以后，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记者：那你现在希望这个事情怎么样呢？）我当然希望他能够越快回来越好了，因为小孩还特别小，才10个月。”
3月末以来，至少有八名中国公民因涉及要求官员公佈财产信息而遭到北京警方拘捕。其中袁冬、张宝成、侯欣和马新立四人3月31日在北京西单文化广场拉横幅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北京维权人士王永红4月15日被刑拘，4月17日北京律师丁家喜和北京公民孙含会也被刑拘。
孙含会、丁家喜是官员公示财产的积极倡导者，2012年12月9日他们发起要求205名部级以上官员率先财产公示的联署，今年三月北京两会期间他们将有7000多人签名的公民建议书通过邮寄方式递交给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北京的人权活动家胡佳日前捐赠赵常青家1000元人民币，作为给孩子的营养资助。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李克强中共新领导班子去年11月接过权杖以来，虽然口头高喊了“落实宪法”、“把权力关进笼子”和“老虎苍蝇一起打”等诸多可以迷惑公众的漂亮口号，但其骨子里仍然在惋惜苏联共产党集权垮台、认为普世价值是吃饱了撑的。
*特权统治至上？*
胡佳指出，作为官二代，习近平只是把守住江山社稷维护特权统治作为核心，而不是他嘴里讲的反腐肃贪，因此不可能允许公民点中特权利益集团死穴的官员财产公开诉求成为现实。
他说：“就是要用党国的政法体系、秘密警察系统、警察国家甚至到警察帝国的状态，来维护他的特权统治。每个想实现公民权利的都会成为党的敌人，成为这个专制体系压制和迫害的对象。”
三月31日，袁冬等人在北京西单拉出的要求公开财产横幅直接对准了中共高层的七名常委。目前由于涉及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而被警方採取行动的八名公民只有其中的唯一女性侯欣因病取保就医，维权人士李蔚4月10日被警察带走后情况不明。
赵常青是《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曾因参与1989年民主运动入狱半年；1997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3年，2002年又被以“煽颠罪”判刑5年。在狱中，他4次被关禁闭，长达10个月。2007年他出狱后，继续从事维权活动，推动公民聚餐、教育平权、财产公示等公民行动。2011 年春，茉莉花集会遭当局打压后，赵常青和其他民主维权人士倡议开展“同城饭醉”活动，交流信息，推动公民行动。
在美国的中国人权组织上星期发布新闻稿引述消息来源说，中国当局对赵长青、丁家喜等人的拘留，是对公民街头运动的新一轮打压，其目的是遏制公民社会的发展。
由许志永、滕彪、王公权、艾晓明和胡佳等13人4月18日晚上发表公开信，强烈要求北京当局立即释放积极推动官员财产公示的公民。中国公民维权联盟也发表声明，谴责当局剥夺公民言论自由的违法行为，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赵常青和丁家喜等人。
【VOA】时间：4/24/2013
2013年4月22日星期一
孙文广：评赵常青等的“非法集会”
授权“维权网”发
赵常青、丁家喜等因为组织策划要求公示官员财产而被刑拘，罪名是“非法集会”。公佈官员财产，是世界潮流，国人诉求的目的在反贪。北京公安站在贪官立场，拘捕义士，理应受到谴责和查究。
我也曾因为策划“非法集会”，被国保传唤于2011年，起因是我独立参选区人大代表发表的演讲. （见照片）
看来“非法集会”有多种用途，主要是打压民意的表达.什么叫“非法集会”？要请最高法院解释，如果说不清，那就是侵犯人权的恶法。有人说凡是没有被共产党批准的就是“非法集会”，那么街头上卖彩票的，做广告表演的不也成了“非法集会”了吗？
民众在公共场所举牌要求公示官财，独立参选人在学生餐厅的前，向大学生宣讲个人理念，自然会引来一些围观者，如果这种行为可以定做“非法集会”。在中国当局垄断媒体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完全剥夺了公民的表达权。难道要人到深山老林去发表演说、去拉横幅？
使用“非法集会”的另一个目的也是在民众中制造恐惧，阻止民众进行集会。
去年到公共场所举牌要求公佈官员财产的杨崇被判了刑，今年在北京约有更多人，参与筹划和上街的行动，看来很多人不屈不挠，继续维护自己的表达权。这次举牌的地点从南海之滨的广州转移到了党局的心脏地区北京，人数也有所增加。
最近官员们下重手打压要求公佈官财的民众，北京被抓捕之人，除了赵常青和丁家喜之外，还有袁冬、张宝成、马新立、侯欣等共八人。看来这和六四临近有关，因为现在距离六四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当局害怕有人在六四那天，到广场上走走看看，表达他们的哀思。如果有人在那个地方拉出了横幅，那将会惊动海内外，所以先把这几个人刑拘起来，让那些跃跃欲试者六四那天老实在家呆着，不要出门乱说乱动，这是一大背景。
但是刑拘到底能过吓倒多少人呢？去年在广州的杨崇被监禁了一年，最近获释。现在全国有更多人提出这种要求，他们在继承杨崇的未竟之业，如果现在把拘捕的八个人再判一年刑，明年会有多少人再拉横幅呢！如果保持增长的势头，官员公示财产便是迟早的事了
有人总想用抓捕、劳教、判刑等打压手段，让国人在暴政面前屈服，收缩变革之心。看来这些打压能够吓退少数人，但是勇者，却把因维权而被抓捕、判刑看做是一种荣耀，他们会一次一次的，向黑势力冲击。
这次被刑拘的赵常青，毕业于陕西师大，是八九学运领袖之一，担任过北京外高联络络秘书长，六四后被关进监狱四个月，出狱后不改初衷，1997年，他指责当地官员选举中违反选举法，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3年徒刑，再度入狱. 2002年他起草致中共公开信，提出平反六四等要求。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徒刑，2007年11月，刑满出狱.为追求正义他三次入狱，至今不改初衷。今年4月17如他再次被刑拘。看当局是否要判他徒刑。
中国需要赵常青这样的硬汉，造就这些硬汉的是中共的暴政，对这些人来讲，坐牢、判刑是他们的光荣记录。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曼德拉坐牢27年，金大中被判过死刑，刘晓波判刑11年，他们的事蹟会记入历史。将来人们也不会忘记那些中国追求自由民主的硬汉.
有人说不要鸡蛋碰石头，我倒劝人不要忘了，水滴石穿的成语.
2013年4月22日于山东大学电话：136553173560531-88365021
赵常青、丁家喜等因为组织策划要求公示官员财产而被刑拘，罪名是“非法集会”。公佈官员财产，是世界潮流，国人诉求的目的在反贪。北京公安站在贪官立场，拘捕义士，理应受到谴责和查究。
我也曾因为策划“非法集会”，被国保传唤于2011年，起因是我独立参选区人大代表发表的演讲. （见照片）
看来“非法集会”有多种用途，主要是打压民意的表达.什么叫“非法集会”？要请最高法院解释，如果说不清，那就是侵犯人权的恶法。有人说凡是没有被共产党批准的就是“非法集会”，那么街头上卖彩票的，做广告表演的不也成了“非法集会”了吗？
民众在公共场所举牌要求公示官财，独立参选人在学生餐厅的前，向大学生宣讲个人理念，自然会引来一些围观者，如果这种行为可以定做“非法集会”。在中国当局垄断媒体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完全剥夺了公民的表达权。难道要人到深山老林去发表演说、去拉横幅？
使用“非法集会”的另一个目的也是在民众中制造恐惧，阻止民众进行集会。
去年到公共场所举牌要求公佈官员财产的杨崇被判了刑，今年在北京约有更多人，参与筹划和上街的行动，看来很多人不屈不挠，继续维护自己的表达权。这次举牌的地点从南海之滨的广州转移到了党局的心脏地区北京，人数也有所增加。
最近官员们下重手打压要求公佈官财的民众，北京被抓捕之人，除了赵常青和丁家喜之外，还有袁冬、张宝成、马新立、侯欣等共八人。看来这和六四临近有关，因为现在距离六四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当局害怕有人在六四那天，到广场上走走看看，表达他们的哀思。如果有人在那个地方拉出了横幅，那将会惊动海内外，所以先把这几个人刑拘起来，让那些跃跃欲试者六四那天老实在家呆着，不要出门乱说乱动，这是一大背景。
但是刑拘到底能过吓倒多少人呢？去年在广州的杨崇被监禁了一年，最近获释。现在全国有更多人提出这种要求，他们在继承杨崇的未竟之业，如果现在把拘捕的八个人再判一年刑，明年会有多少人再拉横幅呢！如果保持增长的势头，官员公示财产便是迟早的事了
有人总想用抓捕、劳教、判刑等打压手段，让国人在暴政面前屈服，收缩变革之心。看来这些打压能够吓退少数人，但是勇者，却把因维权而被抓捕、判刑看做是一种荣耀，他们会一次一次的，向黑势力冲击。
这次被刑拘的赵常青，毕业于陕西师大，是八九学运领袖之一，担任过北京外高联络络秘书长，六四后被关进监狱四个月，出狱后不改初衷，1997年，他指责当地官员选举中违反选举法，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3年徒刑，再度入狱. 2002年他起草致中共公开信，提出平反六四等要求。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徒刑，2007年11月，刑满出狱.为追求正义他三次入狱，至今不改初衷。今年4月17如他再次被刑拘。看当局是否要判他徒刑。
中国需要赵常青这样的硬汉，造就这些硬汉的是中共的暴政，对这些人来讲，坐牢、判刑是他们的光荣记录。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曼德拉坐牢27年，金大中被判过死刑，刘晓波判刑11年，他们的事蹟会记入历史。将来人们也不会忘记那些中国追求自由民主的硬汉.
有人说不要鸡蛋碰石头，我倒劝人不要忘了，水滴石穿的成语.
2013年4月22日于山东大学电话：136553173560531-88365021
綦彦臣：新的出埃及——继续为赵常青弟兄祷
曾经为一桩政治事件，
有朋友劝我，
以我的文笔来写一篇呼籲。
我没那么做，
以为理应被劝的人，
还不至於没有基本的良心逻辑。
后来，证明我太理性，
他们刚硬到对一切善念，
都置之不理。
当然，很快他们被扇了耳光，
和平奖给了我的文友，
他们噬脐莫及！
今天，有人因没遵守，
权力癫狂者的“有序”，
被抓做犯罪的嫌疑。
我仍不会呼籲，
转向上帝不停地祷告，
坚信上帝必会重複索多玛的末日。
上帝已经发出新的启示：
那些失去愤懑的人呀，
你们应当迈开困苦的步履；
走出罪恶，
摆脱不义，
面前的路——新的出埃及！
2013年4月22日晚，八点半，写於含溪轩（新）书房。
有朋友劝我，
以我的文笔来写一篇呼籲。
我没那么做，
以为理应被劝的人，
还不至於没有基本的良心逻辑。
后来，证明我太理性，
他们刚硬到对一切善念，
都置之不理。
当然，很快他们被扇了耳光，
和平奖给了我的文友，
他们噬脐莫及！
今天，有人因没遵守，
权力癫狂者的“有序”，
被抓做犯罪的嫌疑。
我仍不会呼籲，
转向上帝不停地祷告，
坚信上帝必会重複索多玛的末日。
上帝已经发出新的启示：
那些失去愤懑的人呀，
你们应当迈开困苦的步履；
走出罪恶，
摆脱不义，
面前的路——新的出埃及！
2013年4月22日晚，八点半，写於含溪轩（新）书房。
2013年4月20日星期六
赵常青夫人刘晓冬吁请各界关注其夫
女士们，先生们：
我是北京一个普通上班族刘晓冬，四月十七号，十几名警察闯进我家，带走了我的丈夫赵常青。他们挤满了我的家并查抄它，从下午持续到深夜，我九个月的儿子在我怀里目睹着这一切，他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还在冲着那些警察们笑。
第二天我收到一张拘留通知书，上面说我先生赵常青已经因为涉嫌非法集会被刑事拘留，现正在看守所内。我和孩子一样对此深感迷茫，我的先生平日足不出户，因为我上班繁忙，他每日都在家中带孩子，偶尔出门，也专门挑着那些清净的地方走。我实在想不明白这样一位“家庭妇男”，怎么会和非法聚会牵扯到一起。
我九个月的孩子，还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在看守内和马桶以及十几个人住在同一间屋里.没见到一位戴眼镜的叔叔，他都情不自禁长开双臂想要索取拥抱，因为每次当他作出这动作，他父亲都会将他抱在怀中疼爱。
现在我和我的孩子每天都在盼望和等待着他平安回到我们身边，可我们面临如此境况，既对真相一无所知又深感无能为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先生没有回到我们身边的日子里，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支撑起这个家庭，直到我先生回到我们身边。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被拘捕者赵常青先生的妻子，住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工薪者。为我被拘捕的丈夫吁请各界人士关注，关注他案件的进程和真相，关注他的安全和健康。真诚地感谢大家并满怀期待。
【参与】时间：4/20/2013
我是北京一个普通上班族刘晓冬，四月十七号，十几名警察闯进我家，带走了我的丈夫赵常青。他们挤满了我的家并查抄它，从下午持续到深夜，我九个月的儿子在我怀里目睹着这一切，他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还在冲着那些警察们笑。
第二天我收到一张拘留通知书，上面说我先生赵常青已经因为涉嫌非法集会被刑事拘留，现正在看守所内。我和孩子一样对此深感迷茫，我的先生平日足不出户，因为我上班繁忙，他每日都在家中带孩子，偶尔出门，也专门挑着那些清净的地方走。我实在想不明白这样一位“家庭妇男”，怎么会和非法聚会牵扯到一起。
我九个月的孩子，还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在看守内和马桶以及十几个人住在同一间屋里.没见到一位戴眼镜的叔叔，他都情不自禁长开双臂想要索取拥抱，因为每次当他作出这动作，他父亲都会将他抱在怀中疼爱。
现在我和我的孩子每天都在盼望和等待着他平安回到我们身边，可我们面临如此境况，既对真相一无所知又深感无能为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先生没有回到我们身边的日子里，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支撑起这个家庭，直到我先生回到我们身边。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被拘捕者赵常青先生的妻子，住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工薪者。为我被拘捕的丈夫吁请各界人士关注，关注他案件的进程和真相，关注他的安全和健康。真诚地感谢大家并满怀期待。
【参与】时间：4/20/2013
参与：赵常青的儿子小象的笑与哭
（参与2013年4月20日讯）小像是个十月大的婴儿，十个月来他一直都由爸爸赵常青看顾着，四月十七日晚上七点之后，爸爸被带走了。随后又进来一帮人，对家中的每一件物品进行搜查。小像看见一帮以前没有见过的人进到家中，为了表示友好，向其中的女性不住的笑。但是没有得到回应，严肃的搜查进行了四个小时，晚八点到夜里十二点。小象累了，躺在妈妈的怀抱中睡着了。
第二天（四月十八日），妈妈没有像往常一样去上班，也没有看见爸爸，平时都是妈妈上班，由爸爸来照顾小像一天生活的。对此小像也没有多想，直到中午，进来两个陌生人给了妈妈一纸刑事拘留通知。小象整个下午都在找爸爸，对于每个来到家中探访的戴着眼镜的男子，都误认为是爸爸，并努力发出声音，以吸引来人的注意。
小象的笑与哭，都充满了无奈，是一个婴孩面对世界的无奈。笑是为了表示友好，哭是为了表达需要。熟悉的爸爸不见了，赵常青被关进北京市第三看守所，对此，十个月大的小象无论如何也是难以理解的。
第二天（四月十八日），妈妈没有像往常一样去上班，也没有看见爸爸，平时都是妈妈上班，由爸爸来照顾小像一天生活的。对此小像也没有多想，直到中午，进来两个陌生人给了妈妈一纸刑事拘留通知。小象整个下午都在找爸爸，对于每个来到家中探访的戴着眼镜的男子，都误认为是爸爸，并努力发出声音，以吸引来人的注意。
小象的笑与哭，都充满了无奈，是一个婴孩面对世界的无奈。笑是为了表示友好，哭是为了表达需要。熟悉的爸爸不见了，赵常青被关进北京市第三看守所，对此，十个月大的小象无论如何也是难以理解的。
柳梦醒：“六四”份子赵常青又一次被捕释放的是什么信号？
四月十七日下午四点半，两女六男八个警察，来到赵常青在石景山“八角中里”的家中。当时常青正在家中照看九个月的婴儿小象。
常青的妻子刘晓冬得到消息后，于五点半从单位赶回家中，七点多钟的时候警察就把常青从家中带走。随后，在一个妇女一个婴儿面前，警察进行了搜查，电脑、手机、U盘、相机、录像机、部分图书和笔记本被查收，连刘晓冬的手机也被警察收走。整个搜查过程从八点进行到十二点，查抄过程中，不会说话的小象，还不住的向警察笑。
四月十八日中午，赵常青的妻子刘晓冬收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的“拘留通知书”，以“刑事诉讼法”第八十条的规定，称赵常青涉嫌“非法集会”罪，羁押在北京第三看守所。刘晓冬请假两天，在家看顾小象。近一年来，小象都是由赵常青来看顾的——赵常青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家里带孩子。
赵常青曾两次为民运被捕判刑，从未屈服认罪，是骨头最硬的六四分子之一。有了儿子以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照顾儿子，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妻子的工资。据我所知，他的行动没有任何违背法律。
近期对民运人士的打压变本加厉，对于全中国、全世界向往民主的人们，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信号。中共领导人上已经决定，在专制的路上走到底了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善良的人们就不要再有梦想了，所谓中国梦，仍然是一党专制之恶梦。如果不是，谁在后面操纵？目的是什么？经过、了解六四血腥、黑暗、肮脏、必定遗臭万年的镇压过程的人们，不会再那么天真了吧？
到底是谁干的？必须把主谋找出来！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4月20日来稿）
常青的妻子刘晓冬得到消息后，于五点半从单位赶回家中，七点多钟的时候警察就把常青从家中带走。随后，在一个妇女一个婴儿面前，警察进行了搜查，电脑、手机、U盘、相机、录像机、部分图书和笔记本被查收，连刘晓冬的手机也被警察收走。整个搜查过程从八点进行到十二点，查抄过程中，不会说话的小象，还不住的向警察笑。
四月十八日中午，赵常青的妻子刘晓冬收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的“拘留通知书”，以“刑事诉讼法”第八十条的规定，称赵常青涉嫌“非法集会”罪，羁押在北京第三看守所。刘晓冬请假两天，在家看顾小象。近一年来，小象都是由赵常青来看顾的——赵常青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家里带孩子。
赵常青曾两次为民运被捕判刑，从未屈服认罪，是骨头最硬的六四分子之一。有了儿子以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照顾儿子，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妻子的工资。据我所知，他的行动没有任何违背法律。
近期对民运人士的打压变本加厉，对于全中国、全世界向往民主的人们，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信号。中共领导人上已经决定，在专制的路上走到底了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善良的人们就不要再有梦想了，所谓中国梦，仍然是一党专制之恶梦。如果不是，谁在后面操纵？目的是什么？经过、了解六四血腥、黑暗、肮脏、必定遗臭万年的镇压过程的人们，不会再那么天真了吧？
到底是谁干的？必须把主谋找出来！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4月20日来稿）
2013年4月19日星期五
独立中文笔会关於会员赵常青被刑事拘留的声明
2013年4月19日
图片：2007年11月27日，赵常青从陕西渭南监狱刑满出狱
独立中文笔会严重关注，本会会员赵常青於4月17日晚被北京警方抄家并以涉嫌“非法集会”被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刑事拘留。
根据笔会得到的信息，4月17日晚，赵常青一直应北京市国保的约定等待谈话，直到晚上7时半以后仍不见警察谈话，於是赵与妻子下楼外出晚餐，被四男二女警察带走。随后警察对赵的居所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搜查，抄走两台笔记本电脑、一台摄像机、一部照相机、一个移动硬盘、5个U盘、一个存储卡、公民雨伞一箱、赵常青的12个笔记本、赵妻子的手机，以及光盘、徽章、赵紫阳回忆录等警方认定的非法出版物（警方的解释不是正规出版）等物品。据赵的妻子刘晓冬女士向友人介绍，警方出具了搜查证，并称要分析案子，需要蒐集证据。 18日中午，在赵常青被带走18小时后，辖区派出所警察向赵的妻子刘晓冬女士送达了刑事拘留通知书，通知书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0条之规定，2013年4月18日以“涉嫌非法集会”对赵常青刑事拘留，关押在北京市第三看守所。落款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
赵常青现年44岁，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人，毕业於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是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担任外高联联络部秘书长。因参与八九民运入狱4个月，关押北京秦城监狱。 1997年他在中共十五大前夕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平反六四，释放魏京生、王丹等政治犯等六条建议，并於当年底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与其所在的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人大代表选举，於次年被捕入狱，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是1997年修改《刑法》后已知的首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决。 2001年2月底赵刑满获释后，2002年又因参与起草致中共十六大公开信并徵集全国近二百人联署，提出平反六四、呼籲政治改革等主张，再度被捕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2007年11月27日刑满出狱后，继续从事民主人权活动和自由写作，参与《零八宪章》首批联署，2010年6月加入独立中文笔会，近期推动公民聚餐、教育平权、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等。赵的幼子仅10个月大，妻子平时上班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日常主要是赵负责照看幼子，赵突然被捕，妻子现不得不请假在家照料孩子，身心受创。
笔会还获悉，3月31日，袁冬、张宝成、马新立、侯欣四位公民在北京西单街头拉条幅呼籲官员财产公示被刑拘（侯欣后因病取保候审）；4月15日晚，参与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相关活动的公民王永红先生以涉嫌“非法集会”被刑拘；4月17日晚赵常青被刑拘同时，另一参与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相关活动的公民孙含会先生以涉嫌“非法集会”被刑拘，北京律师丁家喜以涉嫌“非法集会”先被传唤和搜家，18日晚亦被刑拘；另一参与该项活动的公民李蔚失踪，疑亦被警方拘捕。本会浙江会员陈树庆和湖北会员刘飞跃18日亦分别遭当地警方传唤和搜家，被查扣电脑；另一湖北籍会员杜导斌近期赴北京工作，在上班一周后被湖北国保剥夺工作权利强行带回湖北。本会会员张林近日在安徽合肥要求女儿张安妮回合肥学校读书，父女被蚌埠国保强行带回户籍地蚌埠；本会会员孙林以公民记者身份对网友声援张林父女现场报导，将拍摄的视频等资料上传网络，被合肥警方行政拘留10天，妻子被强行带回户籍地南京；本会会员欧阳小戎在去蚌埠访友时被当地国保传唤后强行驱离蚌埠；此外还有多人因声援张林父女被传唤、被遣送回户籍地或行政拘留。笔会认为，赵常青等公民均是合法行使自由表达权利，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等符合现代社会的国际通行惯例，公民的自由迁徙权和未成年人受教育权均受到宪法等国家法律的保障，笔会谴责中国当局对赵常青等合法行使权利的公民的抓捕和打压行为，呼籲国内外各界敦促中国有关当局：
——立即无条件释放赵常青、孙林、袁冬、张宝成、马新立、王永红、孙含会、丁家喜和李蔚等近期被捕公民；
——在上述人员被关押期间，应确保其人身安全和人道待遇，及其联系家人和获得法律代理的法定权利；
——立即无条件释放包括本会会员刘晓波、师涛、杨天水和朱虞夫等在内的所有因言获罪被关押者。
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的146个成员分会之一， 致力於维护全球中文作家的言论和写作自由，维护世界各地因从事其专业工作而遭监禁、威胁、迫害或打压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权益。关於笔会致力於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www.chinesepen.org。
图片：2007年11月27日，赵常青从陕西渭南监狱刑满出狱
独立中文笔会严重关注，本会会员赵常青於4月17日晚被北京警方抄家并以涉嫌“非法集会”被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刑事拘留。
根据笔会得到的信息，4月17日晚，赵常青一直应北京市国保的约定等待谈话，直到晚上7时半以后仍不见警察谈话，於是赵与妻子下楼外出晚餐，被四男二女警察带走。随后警察对赵的居所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搜查，抄走两台笔记本电脑、一台摄像机、一部照相机、一个移动硬盘、5个U盘、一个存储卡、公民雨伞一箱、赵常青的12个笔记本、赵妻子的手机，以及光盘、徽章、赵紫阳回忆录等警方认定的非法出版物（警方的解释不是正规出版）等物品。据赵的妻子刘晓冬女士向友人介绍，警方出具了搜查证，并称要分析案子，需要蒐集证据。 18日中午，在赵常青被带走18小时后，辖区派出所警察向赵的妻子刘晓冬女士送达了刑事拘留通知书，通知书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0条之规定，2013年4月18日以“涉嫌非法集会”对赵常青刑事拘留，关押在北京市第三看守所。落款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
赵常青现年44岁，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人，毕业於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是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担任外高联联络部秘书长。因参与八九民运入狱4个月，关押北京秦城监狱。 1997年他在中共十五大前夕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平反六四，释放魏京生、王丹等政治犯等六条建议，并於当年底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与其所在的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人大代表选举，於次年被捕入狱，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是1997年修改《刑法》后已知的首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决。 2001年2月底赵刑满获释后，2002年又因参与起草致中共十六大公开信并徵集全国近二百人联署，提出平反六四、呼籲政治改革等主张，再度被捕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2007年11月27日刑满出狱后，继续从事民主人权活动和自由写作，参与《零八宪章》首批联署，2010年6月加入独立中文笔会，近期推动公民聚餐、教育平权、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等。赵的幼子仅10个月大，妻子平时上班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日常主要是赵负责照看幼子，赵突然被捕，妻子现不得不请假在家照料孩子，身心受创。
笔会还获悉，3月31日，袁冬、张宝成、马新立、侯欣四位公民在北京西单街头拉条幅呼籲官员财产公示被刑拘（侯欣后因病取保候审）；4月15日晚，参与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相关活动的公民王永红先生以涉嫌“非法集会”被刑拘；4月17日晚赵常青被刑拘同时，另一参与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相关活动的公民孙含会先生以涉嫌“非法集会”被刑拘，北京律师丁家喜以涉嫌“非法集会”先被传唤和搜家，18日晚亦被刑拘；另一参与该项活动的公民李蔚失踪，疑亦被警方拘捕。本会浙江会员陈树庆和湖北会员刘飞跃18日亦分别遭当地警方传唤和搜家，被查扣电脑；另一湖北籍会员杜导斌近期赴北京工作，在上班一周后被湖北国保剥夺工作权利强行带回湖北。本会会员张林近日在安徽合肥要求女儿张安妮回合肥学校读书，父女被蚌埠国保强行带回户籍地蚌埠；本会会员孙林以公民记者身份对网友声援张林父女现场报导，将拍摄的视频等资料上传网络，被合肥警方行政拘留10天，妻子被强行带回户籍地南京；本会会员欧阳小戎在去蚌埠访友时被当地国保传唤后强行驱离蚌埠；此外还有多人因声援张林父女被传唤、被遣送回户籍地或行政拘留。笔会认为，赵常青等公民均是合法行使自由表达权利，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等符合现代社会的国际通行惯例，公民的自由迁徙权和未成年人受教育权均受到宪法等国家法律的保障，笔会谴责中国当局对赵常青等合法行使权利的公民的抓捕和打压行为，呼籲国内外各界敦促中国有关当局：
——立即无条件释放赵常青、孙林、袁冬、张宝成、马新立、王永红、孙含会、丁家喜和李蔚等近期被捕公民；
——在上述人员被关押期间，应确保其人身安全和人道待遇，及其联系家人和获得法律代理的法定权利；
——立即无条件释放包括本会会员刘晓波、师涛、杨天水和朱虞夫等在内的所有因言获罪被关押者。
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的146个成员分会之一， 致力於维护全球中文作家的言论和写作自由，维护世界各地因从事其专业工作而遭监禁、威胁、迫害或打压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权益。关於笔会致力於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www.chinesepen.org。
方斌：维权人士赵常青被抄家后刑事拘留
本网惊悉，4月17日晚8点左右，居住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社区的维权人士赵常青，家被警方查抄，并以“非法集会”的罪名被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刑事拘留。
据本网得到的最新消息，4月17日晚，赵常青一直应市国保的约定等待谈话，直等到7点半以后仍不见警察谈话，赵常青与妻子下楼吃饭时，被4男2女警察带走。随后，警察对赵常青的居所进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查抄。抄走两个笔记本电脑、一台摄像机、一部照相机、一个移动硬盘、5个U盘、一个存储卡、公民雨伞一箱、赵常青的12个笔记本、妻子的手机，还有光盘、徽章、赵紫阳回忆录等警方认定的非法出版物（警方的解释不是正规出版）等物品。
据赵常青的妻子向友人介绍，警察实施搜查时出具了搜查证，并称要分析案子，需要蒐集证据。整个查抄的过程由带走赵常青的4男2女在现场，其中有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身着警服，其他人都是便衣，此时赵常青已不知被带往何处。
18日中午，在赵常青被带走18个小时后，辖区派出所警察送达了刑事拘留通知书。刑事拘留通知书中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0条之规定，2013年4月18日以“涉嫌非法集会”对赵常青刑事拘留，关押在北京市第三看守所内。落款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
赵常青有一个仅10月幼子，妻子需要上班维护一家人的生计，平时主要是赵常青负责看护幼子，赵常青突然被抓，妻子只能在家看护儿子，尤其是经过警察的抄家和赵常青被刑事拘留，令他的妻子身心受到极大的创痛。
本网将会密切关注赵常青及所有因关注中国人权进步参与维权活动的良心人士的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危。
【维权网】时间：4/19/2013
据本网得到的最新消息，4月17日晚，赵常青一直应市国保的约定等待谈话，直等到7点半以后仍不见警察谈话，赵常青与妻子下楼吃饭时，被4男2女警察带走。随后，警察对赵常青的居所进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查抄。抄走两个笔记本电脑、一台摄像机、一部照相机、一个移动硬盘、5个U盘、一个存储卡、公民雨伞一箱、赵常青的12个笔记本、妻子的手机，还有光盘、徽章、赵紫阳回忆录等警方认定的非法出版物（警方的解释不是正规出版）等物品。
据赵常青的妻子向友人介绍，警察实施搜查时出具了搜查证，并称要分析案子，需要蒐集证据。整个查抄的过程由带走赵常青的4男2女在现场，其中有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身着警服，其他人都是便衣，此时赵常青已不知被带往何处。
18日中午，在赵常青被带走18个小时后，辖区派出所警察送达了刑事拘留通知书。刑事拘留通知书中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0条之规定，2013年4月18日以“涉嫌非法集会”对赵常青刑事拘留，关押在北京市第三看守所内。落款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
赵常青有一个仅10月幼子，妻子需要上班维护一家人的生计，平时主要是赵常青负责看护幼子，赵常青突然被抓，妻子只能在家看护儿子，尤其是经过警察的抄家和赵常青被刑事拘留，令他的妻子身心受到极大的创痛。
本网将会密切关注赵常青及所有因关注中国人权进步参与维权活动的良心人士的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危。
【维权网】时间：4/19/2013
钟道：呼之欲出的“公理” ——记赵常青和丁家喜等被刑拘的日子
4/19/2013
文/钟道
看哪，我的仆人，
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
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
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
他不喧嚷，不扬声，
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
他不灰心，也不丧胆，
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
海岛都要等候他的训诲。
（以赛亚书42:1-4）
致每个月定期饭醉一次的人们
我们都吃过他的饭，喝过他的酒，也在遭到逼迫的时候领受过他的关爱。
赵常青，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立志要将基督的爱和公义彰显，也到处去宣扬公理，是上帝所喜悦的儿女。他不完全，有软弱，他因信耶稣基督而知道：“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罗7:21）”但是靠着那在地上设立公理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胜过“与我同在的恶”了。
他也会如同保罗一样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罗马书7:24,25）
想起饭醉喝酒的日子，心中的畅快，人头的攒动，江湖的险恶，人心的不测。在这一切的环境中，他都是甘心乐意的招待各路好汉。如今祂被以涉嫌“非法集会”罪，系狱坐牢了。那些喝过他酒的人，似乎是平安。没有系狱的人，怎么可能还继续心安理得的过“似乎是自由，实际也在捆绑之中”的日子呢？
公理何在？公理难道说，只在人的心中，而没有彰显在地上吗？
不是的，那“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公理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基督已经凭真实将公理传开。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的，在地上设立公理的事业，需要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去彰显出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因着公理的不显，而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
小象的笑与哭
小象是个十月大的婴儿，十个月来他一直都由爸爸赵常青看顾着，四月十七日晚上七点之后，爸爸被带走了。随后又进来一帮人，对家中的每一件物品进行搜查。小象看见一帮以前没有见过的人进到家中，为了表示友好，向其中的女性不住的笑。但是没有得到回应，严肃的搜查进行了四个小时，晚八点到夜里十二点。小象累了，躺在妈妈的怀抱中睡着了。
第二天（四月十八日），妈妈没有像往常一样去上班，也没有看见爸爸，平时都是妈妈上班，由爸爸来照顾小象一天生活的。对此小象也没有多想，直到中午，进来两个陌生人给了妈妈一纸刑事拘留通知。小象整个下午都在找爸爸，对于每个来到家中探访的戴着眼镜的男子，都误认为是爸爸，并努力发出声音，以吸引来人的注意。
小象的笑与哭，都充满了无奈，是一个婴孩面对世界的无奈。笑是为了表示友好，哭是为了表达需要。熟悉的爸爸不见了，赵常青被关进北京市第三看守所，对此，十个月大的小象无论如何也是难以理解的。
下午来到家中照看小象的雪儿兔阿姨说：“刘晓冬姊妹是我的闺蜜，她有一个十个月的孩子，今天（四月十八日）下午一直哭着找爸爸……认识晓冬的，请把她的临时号码记下来，因为她的手机也被炒走了。”
赵常青被刑拘后的祈祷
四月十七日下午四点半，两女六男八个警察，来到赵常青在石景山“八角中里”的家中。当时常青正在家中照看九个月的婴儿：小象。常青的妻子刘晓冬得到消息后，于五点半从单位赶回家中，七点多钟的时候警察就把常青从家中带走。随后，就对其家进行了搜查，电脑、手机、U盘、相机、录像机、部分图书和笔记本被查收，连刘晓冬的手机也被警察收走。整个搜查过程从八点进行到十二点，当时在家中的只有刘晓冬和九个月大的婴孩小象，查抄过程中，不会说话的小象，还不住的向警察笑。
四月十八日中午，赵常青的妻子刘晓冬收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的“拘留通知书”，以“刑事诉讼法”第八十条的规定，称赵常青涉嫌“非法集会”罪，羁押在北京第三看守所。为此，刘晓冬不得不向单位请假两天，在家看顾婴儿小象，而一年来，看顾小象的任务都是由赵常青来完成的。笔者在得到常青被拘留的消息后，在十八日下午五点多钟赶到常青家中，与其他得到消息，赶来看望的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后，于晚九点多钟离开。为此，请求广大的弟兄姊妹一起为赵常青弟兄和他的妻儿刘晓冬与小象祷告，求神救他们一家三口能够脱离凶恶，敬虔平安度日。
常青妻子刘晓冬的手机
手机对于今天的人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可以方便的对我联系的工具，其次是可以很方便的被监听和定位，再就是手机里有很多的个人社会信息被储存在里面。手机的意义还有很多，与手机相关的故事更是无数。通过一部被监控的手机，可以窥测到这个人最为隐秘和隐私的内心。在特别的日子里，我们也常常使用旁人的手机对外联络，前些日子，东北伊春孙文先牧师，就因为使用旁人的手机对外通话，那个借给孙牧师手机的人，就被调查和警告过。
难道借给他人使用自己的手机也犯法吗？也要受到威胁和警告吗？还有没有公理了？
四月十七日晚上，就因为是赵常青的妻子，刘晓冬的手机就被收走了。尽管晓冬声明这是自己的手机，不是赵常青的手机。可是搜查人员还是以不能确定是否是赵常青的手机为由，没收了晓冬的这部手机。
在晓冬的请求下，只来得及记录下手机中储存的单位领导和同事的号码，以便向单位请假两天，在家照顾父亲失去了人身自由的十月大的婴儿——小象，直到两天后母亲来接替自己。
晓冬为了便于生活和工作上的联络，不得不在第二天又购买了一部临时手机：
13701178743 。
于是，公理的网络就在这部手机上延伸。
文/钟道
看哪，我的仆人，
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
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
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
他不喧嚷，不扬声，
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
他不灰心，也不丧胆，
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
海岛都要等候他的训诲。
（以赛亚书42:1-4）
致每个月定期饭醉一次的人们
我们都吃过他的饭，喝过他的酒，也在遭到逼迫的时候领受过他的关爱。
赵常青，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立志要将基督的爱和公义彰显，也到处去宣扬公理，是上帝所喜悦的儿女。他不完全，有软弱，他因信耶稣基督而知道：“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罗7:21）”但是靠着那在地上设立公理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胜过“与我同在的恶”了。
他也会如同保罗一样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罗马书7:24,25）
想起饭醉喝酒的日子，心中的畅快，人头的攒动，江湖的险恶，人心的不测。在这一切的环境中，他都是甘心乐意的招待各路好汉。如今祂被以涉嫌“非法集会”罪，系狱坐牢了。那些喝过他酒的人，似乎是平安。没有系狱的人，怎么可能还继续心安理得的过“似乎是自由，实际也在捆绑之中”的日子呢？
公理何在？公理难道说，只在人的心中，而没有彰显在地上吗？
不是的，那“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公理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基督已经凭真实将公理传开。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的，在地上设立公理的事业，需要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去彰显出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因着公理的不显，而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
小象的笑与哭
小象是个十月大的婴儿，十个月来他一直都由爸爸赵常青看顾着，四月十七日晚上七点之后，爸爸被带走了。随后又进来一帮人，对家中的每一件物品进行搜查。小象看见一帮以前没有见过的人进到家中，为了表示友好，向其中的女性不住的笑。但是没有得到回应，严肃的搜查进行了四个小时，晚八点到夜里十二点。小象累了，躺在妈妈的怀抱中睡着了。
第二天（四月十八日），妈妈没有像往常一样去上班，也没有看见爸爸，平时都是妈妈上班，由爸爸来照顾小象一天生活的。对此小象也没有多想，直到中午，进来两个陌生人给了妈妈一纸刑事拘留通知。小象整个下午都在找爸爸，对于每个来到家中探访的戴着眼镜的男子，都误认为是爸爸，并努力发出声音，以吸引来人的注意。
小象的笑与哭，都充满了无奈，是一个婴孩面对世界的无奈。笑是为了表示友好，哭是为了表达需要。熟悉的爸爸不见了，赵常青被关进北京市第三看守所，对此，十个月大的小象无论如何也是难以理解的。
下午来到家中照看小象的雪儿兔阿姨说：“刘晓冬姊妹是我的闺蜜，她有一个十个月的孩子，今天（四月十八日）下午一直哭着找爸爸……认识晓冬的，请把她的临时号码记下来，因为她的手机也被炒走了。”
赵常青被刑拘后的祈祷
四月十七日下午四点半，两女六男八个警察，来到赵常青在石景山“八角中里”的家中。当时常青正在家中照看九个月的婴儿：小象。常青的妻子刘晓冬得到消息后，于五点半从单位赶回家中，七点多钟的时候警察就把常青从家中带走。随后，就对其家进行了搜查，电脑、手机、U盘、相机、录像机、部分图书和笔记本被查收，连刘晓冬的手机也被警察收走。整个搜查过程从八点进行到十二点，当时在家中的只有刘晓冬和九个月大的婴孩小象，查抄过程中，不会说话的小象，还不住的向警察笑。
四月十八日中午，赵常青的妻子刘晓冬收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分局的“拘留通知书”，以“刑事诉讼法”第八十条的规定，称赵常青涉嫌“非法集会”罪，羁押在北京第三看守所。为此，刘晓冬不得不向单位请假两天，在家看顾婴儿小象，而一年来，看顾小象的任务都是由赵常青来完成的。笔者在得到常青被拘留的消息后，在十八日下午五点多钟赶到常青家中，与其他得到消息，赶来看望的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后，于晚九点多钟离开。为此，请求广大的弟兄姊妹一起为赵常青弟兄和他的妻儿刘晓冬与小象祷告，求神救他们一家三口能够脱离凶恶，敬虔平安度日。
常青妻子刘晓冬的手机
手机对于今天的人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可以方便的对我联系的工具，其次是可以很方便的被监听和定位，再就是手机里有很多的个人社会信息被储存在里面。手机的意义还有很多，与手机相关的故事更是无数。通过一部被监控的手机，可以窥测到这个人最为隐秘和隐私的内心。在特别的日子里，我们也常常使用旁人的手机对外联络，前些日子，东北伊春孙文先牧师，就因为使用旁人的手机对外通话，那个借给孙牧师手机的人，就被调查和警告过。
难道借给他人使用自己的手机也犯法吗？也要受到威胁和警告吗？还有没有公理了？
四月十七日晚上，就因为是赵常青的妻子，刘晓冬的手机就被收走了。尽管晓冬声明这是自己的手机，不是赵常青的手机。可是搜查人员还是以不能确定是否是赵常青的手机为由，没收了晓冬的这部手机。
在晓冬的请求下，只来得及记录下手机中储存的单位领导和同事的号码，以便向单位请假两天，在家照顾父亲失去了人身自由的十月大的婴儿——小象，直到两天后母亲来接替自己。
晓冬为了便于生活和工作上的联络，不得不在第二天又购买了一部临时手机：
13701178743 。
于是，公理的网络就在这部手机上延伸。
2013年4月18日星期四
“零八宪章论坛”声明：立即释放赵常青、丁家喜等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公民
我们获悉：自3月31日袁冬、张宝成、侯欣、马新立等四位公民在北京西单街头拉条幅呼吁官员财产公示被刑拘以来，截止4月18日，参与推动财产公示的公民至少已有8位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他们是赵常青、丁家喜、袁冬、张宝成、侯欣、马新立、王永红、孙含会。所嫌罪名都是“非法集会”。目前，侯欣因在拘押期间突发心髒病而被警方允许保释回家，其他7位公民均被拘押在看守所。我们认为，北京当局抓捕和拘留赵常青、丁家喜等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公民并欲加之罪，完全是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宪法的不得人心的行为。许志永、笑蜀、王功权、滕彪等各界代表在《呼吁立即释放丁家喜、孙含会、赵常青等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公民》中写道：“公众对当前严重和普遍的腐败现象感到非常愤慨，中央政府虽然也三令五申要整治腐败，但没有切实有效的措施。公民要求官员财产公示完全正当，以拉条幅的形式表达声音完全符合宪法确立的公民言论自由。财产公示喊了三十多年，至今不仅不公示财产，反而要给呼吁公示的公民定罪，公民反腐何罪之有？当今世界绝大部分民主法治国家，政务官员财产公示早已是惯例，但是在中国，袁冬、丁家喜、孙含会、王永红、赵常青等这些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公民却被抓捕！难道这就是'中国梦'？”《零八宪章论坛》完全支持他们的呼吁，要求有关当局尽快纠正自身的违宪行为，立即释放赵常青、丁家喜、袁冬、张宝成、马新立、王永红、孙含会等所有因要求官员财产公示而被抓捕和拘留的公民，撤消对他们的刑事拘留，并对他们给予赔礼道歉和国家赔偿。
零八宪章论坛
2013年4月18日
零八宪章论坛
2013年4月18日
赵常青等被捕，王功权等抗议
非常愤慨，中央政府虽然也三令五申要整治腐败，但没有切实有效的措施。公民要求官员财产公示完全正当，以拉条幅的形式表达声音完全符合宪法确立的公民言论自由。财产公示喊了三十多年，至今不仅不公示财产，反而要给呼吁公示的公民定罪，公民反腐何罪之有？
当今世界绝大部分民主法治国家，政务官员财产公示早已是惯例，但是在中国，袁冬、丁家喜、孙含会、王永红、赵常青等这些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公民却被抓捕！难道这就是“中国梦”？
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自由表达权利不能由公权力恣意剥夺，我们强烈要求，立即释放积极推动官员财产公示的公民袁冬、马新立、张宝成、王永红、李蔚、孙含会、丁家喜、赵常青！
许志永（法学博士）
笑蜀（媒体人）
王功权（企业家）
滕彪（法学博士）
刘卫国（律师）
付永刚（律师）
赵永林（律师）
周兴远（律师）
郭莲辉（律师）
2013年4月18日
当今世界绝大部分民主法治国家，政务官员财产公示早已是惯例，但是在中国，袁冬、丁家喜、孙含会、王永红、赵常青等这些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公民却被抓捕！难道这就是“中国梦”？
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自由表达权利不能由公权力恣意剥夺，我们强烈要求，立即释放积极推动官员财产公示的公民袁冬、马新立、张宝成、王永红、李蔚、孙含会、丁家喜、赵常青！
许志永（法学博士）
笑蜀（媒体人）
王功权（企业家）
滕彪（法学博士）
刘卫国（律师）
付永刚（律师）
赵永林（律师）
周兴远（律师）
郭莲辉（律师）
2013年4月18日
2013年4月5日星期五
博讯：维权人士赵常青被捕前的镜头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4月29日首发-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赵常青是北京维权人士，原是陕西师范大学学生，因六四二次判刑。4月份因发起《公民要求官员公佈财产》被刑事拘留，被称为北京2013年8君子之一。视频是4月初赵常青与北京维权人士、在京访民一起讨论要求官员公佈自己的财产。也有4月5日到赵紫阳家悼念赵紫阳的照片。
赵与赵紫阳儿子赵二军合影
维权人士赵常青被捕前的镜头
[博讯首发，转载请註明出处]
赵常青是北京维权人士，原是陕西师范大学学生，因六四二次判刑。4月份因发起《公民要求官员公佈财产》被刑事拘留，被称为北京2013年8君子之一。视频是4月初赵常青与北京维权人士、在京访民一起讨论要求官员公佈自己的财产。也有4月5日到赵紫阳家悼念赵紫阳的照片。
赵与赵紫阳儿子赵二军合影
维权人士赵常青被捕前的镜头
[博讯首发，转载请註明出处]
2013年4月2日星期二
赵常青：在公民运动中推动中国人权事业——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赵常青：民主人士，《零八宪章》签署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先后多次入狱.
“人权”这个概念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思考和接触的呢？应该是大学一年级。在89年学潮中，我为学生游行队伍制作了第一面大旗，就是那个横幅。上面写的什么内容呢？我告诉大家，上面写着“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八个大字。在当时我感觉到这八个大字能够代表我个人的诉求，也能代表广大学生的政治诉求。后来我看到许良英先生也特别强调这八个大字。许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特别强调这八个大字的重要性，他倒不特别看重“宪政”的重要性，认为“宪政”就包含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八个大字当中，没有必要再单独提出“宪政”的问题.另外好像是于浩成还是杜光也谈过这样的“八字宪法”，只不过他将“自由”排放在“民主”的前面。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我在20岁的政治诉求已经基本到位，尽管对相关理念的理解不像现在这样深刻。后来我读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发现法国人在这场革命中通过了一部《人权宣言》，全称应该是《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我第一次读法国《人权宣言》的时候，心里感到特别的震惊，我觉得200多年前的法国人真是太了不得了，《人权宣言》开篇就说：“对人权的无知、漠视和蔑视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在这里，200多年前的法国人对“人权”重要性的认知已经非常到位了。而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情况呢？还正处在乾隆时代，哪有什么“人权”概念呢？当然在法国《人权宣言》之前，英国人在《权利法案》、美国人在《独立宣言》当中也强调了人权的重要性。如美国《独立宣言》就强调了“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天赋的，是不可转让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等国意识到法西斯主义的残酷性、意识到强权专制和暴政对人类的危害性，于是便促成联合国大会在1948年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使得人权的大旗具有了空前的普世性，但是由于《世界人权宣言》只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份政治性文件，它对于各国政府并无实际约束力，因此，经过努力，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12月通过了着名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国际公约》，并呼吁会员国政府签署该项公约并进行落实。
中国作为共产党统治国家，长期以来实行的是愚民教育，有关人权一类的公民教育完全没有。但在国内民间社会和国际社会压力下，中国国务院于1998年10月签署了这一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但就是所谓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不盖这个章，不盖这个章的话呢，他这个条约呢就对这个国家这个政府没有约束力，那这个是不行的，所以呢我觉得为了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大家要一块来做这个事儿，那么我觉得做这个事，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来着手呢？
第一个，当然啦你得了解它上面写了什么东西，最起码这个文本应该了解一下，然后在此基础上参与这个联署，这是最基础的一步。
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刚才王老师说，如果是中国民主不转型的话，这个条约是通过不了的，我基本上同意这种看法？？，那么我想的是什么呢，为了使这个条约尽早通过，我们需要全方位的推动中国这个人权事业，比如说是财产公开，还有前一段时间废除劳教制度呀，还有最近我们要推动废除一个煽颠法案，户籍制度的废除及教育平权活动等等，所有一切有利于中国人权进步的各种社会运动和公民运动，我们都应该积极地参与进去，那么这里面涵盖的面非常广，包括计划生育问题，上帝教导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生多少是我们做父母的一个天然的权利，是一个基本人权，中国政府在计划生育的这个旗帜之下，造成了许多无辜生命的不正常死亡，这是非常不人道、甚至是惨无人道的！所以我想呢我们推动这个人权公约的签署，不仅仅是强调人权公约文本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应该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到民主运动当中。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就是推动这样一个人权运动，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我相信伴随着中国民主运动和公民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一定会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的。
（本文为赵常青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座谈会上的发言）
【零八宪章月刊】时间：4/2/2013
“人权”这个概念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思考和接触的呢？应该是大学一年级。在89年学潮中，我为学生游行队伍制作了第一面大旗，就是那个横幅。上面写的什么内容呢？我告诉大家，上面写着“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八个大字。在当时我感觉到这八个大字能够代表我个人的诉求，也能代表广大学生的政治诉求。后来我看到许良英先生也特别强调这八个大字。许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特别强调这八个大字的重要性，他倒不特别看重“宪政”的重要性，认为“宪政”就包含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八个大字当中，没有必要再单独提出“宪政”的问题.另外好像是于浩成还是杜光也谈过这样的“八字宪法”，只不过他将“自由”排放在“民主”的前面。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我在20岁的政治诉求已经基本到位，尽管对相关理念的理解不像现在这样深刻。后来我读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发现法国人在这场革命中通过了一部《人权宣言》，全称应该是《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我第一次读法国《人权宣言》的时候，心里感到特别的震惊，我觉得200多年前的法国人真是太了不得了，《人权宣言》开篇就说：“对人权的无知、漠视和蔑视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在这里，200多年前的法国人对“人权”重要性的认知已经非常到位了。而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情况呢？还正处在乾隆时代，哪有什么“人权”概念呢？当然在法国《人权宣言》之前，英国人在《权利法案》、美国人在《独立宣言》当中也强调了人权的重要性。如美国《独立宣言》就强调了“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天赋的，是不可转让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等国意识到法西斯主义的残酷性、意识到强权专制和暴政对人类的危害性，于是便促成联合国大会在1948年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使得人权的大旗具有了空前的普世性，但是由于《世界人权宣言》只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份政治性文件，它对于各国政府并无实际约束力，因此，经过努力，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12月通过了着名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国际公约》，并呼吁会员国政府签署该项公约并进行落实。
中国作为共产党统治国家，长期以来实行的是愚民教育，有关人权一类的公民教育完全没有。但在国内民间社会和国际社会压力下，中国国务院于1998年10月签署了这一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但就是所谓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不盖这个章，不盖这个章的话呢，他这个条约呢就对这个国家这个政府没有约束力，那这个是不行的，所以呢我觉得为了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大家要一块来做这个事儿，那么我觉得做这个事，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来着手呢？
第一个，当然啦你得了解它上面写了什么东西，最起码这个文本应该了解一下，然后在此基础上参与这个联署，这是最基础的一步。
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刚才王老师说，如果是中国民主不转型的话，这个条约是通过不了的，我基本上同意这种看法？？，那么我想的是什么呢，为了使这个条约尽早通过，我们需要全方位的推动中国这个人权事业，比如说是财产公开，还有前一段时间废除劳教制度呀，还有最近我们要推动废除一个煽颠法案，户籍制度的废除及教育平权活动等等，所有一切有利于中国人权进步的各种社会运动和公民运动，我们都应该积极地参与进去，那么这里面涵盖的面非常广，包括计划生育问题，上帝教导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生多少是我们做父母的一个天然的权利，是一个基本人权，中国政府在计划生育的这个旗帜之下，造成了许多无辜生命的不正常死亡，这是非常不人道、甚至是惨无人道的！所以我想呢我们推动这个人权公约的签署，不仅仅是强调人权公约文本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应该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到民主运动当中。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就是推动这样一个人权运动，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我相信伴随着中国民主运动和公民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一定会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的。
（本文为赵常青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座谈会上的发言）
【零八宪章月刊】时间：4/2/2013
2013年3月18日星期一
赵常青：“五不搞”的必然结果就是扫荡权贵阶级的“法国大革命”！
赵常青：民主维权人士，数度入狱，《零八宪章》签署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公民论坛》：年度一次的“两会”盛宴即将结束，主要国家机关（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最高检、最高法、国家军委以及国务院各部委等）负责人的新老交替也已经正式完成，按官方说法所有这些都是人民代表选举或人民代表决策的结果，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充分体现。请问您作为国家公民，这种“民主选举”或决策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您的意志？如果您是“被代表”的话，应该怎样扭转这种现实？
赵常青：如果中国真是一个民主社会的话，习近平、李克强等人的当选我也许会祝贺的。但是地球人都知道中国是一个非民主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选举只不过是一次强迫人民授权的强奸悲剧而已。本人在1998年曾因为竞选人民代表而入狱3年，深深的知道红色民主的欺世盗名。毫无疑问，13亿中国民众又被他们冠冕堂皇的“代表”了一次。
面对人民“被代表”了几十年的现实，一味地悲叹是没有用的，我等国家公民必须奋发起来，必须收回我们被掠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我觉得2008年12月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布的《零八宪章》已经为中国社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深受现行体制危害的各界公民只有通过参与和推动以民主、自由、人权、宪政为核心诉求的公民运动和社会运动，这种“被代表”的现实才会得到有效改变。
《公民论坛》：3月6日，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在全国政协记者招待会上回答《纽约时报》记者有关“你们是否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参与多党竞选”的问题时，回答说： “我们按照这种政党制度跟执政党经过几十年的合作，已经嚐到了目前这种政党制度的甜头”，您是如何理解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的“甜头”的，能否简评一下？
赵常青：万鄂湘们对不起“民主党派”的祖宗们。其“甜头”高论，一方面反映了花瓶党派头头们恬不知耻的嘴脸，一方面也道出了一个真相，那就是他们确实通过对执政党的点头哈腰、俯首贴耳、惟命是从而被执政党赏赐大量掠夺於国家和人民的各类财富，从而将他们自己养得大腹便便、肥肥胖胖。说得不好听一点，万鄂湘们不过就是执政党的“姘头”、“二奶”而已。相对於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主党派，万鄂湘们已经完全沦丧为执政党的叩头虫、跟屁虫，这不仅是中国民主党派的大不幸，也是中国民主事业的大不幸。但我深信随着中国公民运动的蓬勃开展，随着中国民主转型事业在2010年代的光荣完成，万鄂湘们一定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公民论坛》：3月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工作报告”中再次肯定了现行制度的优越性，强调“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而在2009年3月的“两会”期间，这个委员长就提出了着名的“五不搞”观点（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如果吴邦国的观点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和现代化进程构成现实威胁的话，甚至对执政党本身会造成较大危害的话，您能否就此观点谈一下自己的认识？
赵常青：吴邦国的“五不搞”和胡锦涛的“邪路论”一样，无论是对於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还是对於共产党自身都构成了一种极大的伤害，因为沿着“五不搞”的方向走下去，已经非常严重的各类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会更加严重，其必然结果就是扫荡权贵阶级的“法国大革命”。在那种情况下，请想一想，执政党还会在这个国家合法的生存吗？官僚权贵阶级还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翻云覆雨、洋洋自得吗？好在是他们都滚蛋了，新上台的习近平们是否会“萧规曹随”，是否会沿着胡锦涛、吴邦国给出的“五不搞”路线走下去，那要看他们的洞见和智慧了。但愿习近平们能够迷途知返，扭转中国历史的方向，通过民主政改来挽救濒临生死危机中的执政党。
《公民论坛》：3月12日，新当选的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政协闭幕会的讲话中说：“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重複了吴邦国“绝不照搬”的老调，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
赵常青：俞正声重複吴邦国“绝不照搬”老调，对於执政党和中国社会都不是一个福音。这也说明新一届“集体总统”里有人正试图将中国推向一个玉石俱焚的悲惨境地，这是不允许的。我个人对俞正声的如此谬论坚决说“不”！也希望有远见、负责任的中国公民通过各种努力来大声地对俞正声们说“不！”。
《公民论坛》：最近几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是以倡言“改革”而瞩目天下的。在去年“两会”期间，汪洋甚至豪情的宣布：“我们在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政府头上开刀。”但在今年的两会上，汪洋在参加全国人大安徽团小组讨论时竟然说出：“西方担忧中国制度优越性”，认为中国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我们制度和道路的优势进一步显现”。请问您是如何看待汪洋“转向”的？
赵常青：应该说在18大之前，汪洋是被多数民间人士看做“改革派”的，他对於“乌坎事件”的成功处理也给民间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同时因为薄熙来的倒台，汪洋的“改革”声音更高。但是由於李鹏等人的反对，汪洋冲刺十八大常委的梦想破灭。无奈之下迅速转向，通过表达“政治正确”，混得一个副总理的位子来继续做官，这也说明在当今的共产党官场里，“屁股决定脑袋”是从上到下的通行法则，做官、做大官是唯一目标。在此情况下，我们不仅很难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蒋经国，也同样很难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叶利钦。当然如果薄熙来寻求民主宪政的话，他的魄力倒是够的，可惜他走了一条更加邪恶的道路。
《公民论坛》：申纪兰是唯一连任12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被讥讽为“活化石”或“万年国代”。面对民间舆论质疑，山西省委宣传部长辩护说：“若不让申纪兰当选，反对声更大”。而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也公开为申纪兰辩护说：“作为正厅级干部，她保持了人民本色，谁能做得到？这是我们的骄傲和自豪。这就是我们理直气壮的理由。”请简评“申纪兰现象”。
赵常青：山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辩词从侧面暴露了人民代表选举的真相，他说得非常对，申纪兰是他们“让”她当选的，他们也完全可以“不让”她当选。说穿了，申纪兰当不当选完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这便是有中国特色的人大选举。
袁纯清这个愚蠢的省委书记的辩词更是一举扒光了党国高官的外衣和遮羞布，“作为正厅级干部，她保持了人民本色，谁能做得到？”，袁纯清一语道破天机，原来今天的官僚阶级早已远离人民，早已高高在上，作威作福。所谓的“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执政为民”统统只不过是掩饰自己抢劫掠夺的幌子。而申纪兰作为“正厅级干部”，尚能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点朴素本色，那当然是如获至宝，要理直气壮地“让”她当选代表了。诚所谓“一俊遮百丑”。
问题在於，申纪兰本身就是一个小丑，而且小丑了一辈子。对於一个没有灵魂、没有良知、只知道不停举手、跟屁、不找麻烦、不添乱、从不投反对票、和选民从不交流的申纪兰来说，不仅是对“人民代表”的玷污，而且简直就是一个和权力通奸一辈子的女优，“申纪兰现象”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耻辱。必须在中华大地彻底剷除“申纪兰现象”。
《公民论坛》：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小琳（李鹏之女）在接受采访时回应关於自己身份的争议，她表示：“一个人的出身很难选择，但自己也是一步一脚印的努力”，请您简评一下李小琳的“努力”。
赵常青：一个人的出身确实不是自己选择的，官僚子弟当然可以凭藉努力继续走进官贵序列，就如布什家族一样。但问题在於人民有充分的选择权，没有人民的民主选择和授权，仅仅凭藉李鹏们的撑腰便可以佔据垄断各种优质公共资源，还要说这是自己“努力”的结果，那就是比申纪兰现像还要无耻百倍的恶劣行径！
《公民论坛》：3月5日，温家宝在做完《政府工作报告》后有一个“三鞠躬”的动作，至此，温家宝已正式谢幕。体制内外各级人士对於温家宝的评价存在重大分歧，您能否为温家宝十年理政做个简单评价。
赵常青：对於温家宝，他当总理的时候我被逮捕不久，从新闻里得知他当了总理，我有些意外。但自2007年春天之后，他关於普世价值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多次讲话让我对於这位老人有了空前的好感。我认为温家宝是一个有智慧、有思想的人，在共产党的高官序列，他是个难得的“另类”。在他之前，无论是彭德怀、胡耀邦、赵紫阳（还在台上的时候）都没有温家宝走得远，赵紫阳也是在被关进富强胡同“六号监所”后才意识到议会民主制的重要性的。温家宝关於普世价值的言论完全可以位列当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当中。从这个角度而言，温家宝作为“仰望星空”的思想家是说得过去的。我因此而向这位老人致敬！另外从亲民勤政的角度讲，温家宝也是让我非常尊敬的。
但是，从政治家的角度观察，温家宝是非常失败的。
其一，理政十年，房价、物价、环境污染、官场腐败、社会矛盾统统直线上升，圈地、强拆竟然成为最近十年广大人民挥之不去的恶梦；
其二，关於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虽然不断呼号，但他一直没有推出具体的政改纲领。仅限於比较抽象的“改革”口号，令民间大失所望；
其三，温家宝的政治魄力不够，没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勇气。如果他能够推出民主宪政的政改纲领，并效法叶利钦，以辞职向既得利益集团摊牌，他一定能赢得广大人民的支持，那么对於中国的民主进步事业将会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但是这些机会已经错失了。
当然，在处理薄熙来问题上，温家宝几乎起了决定性作用，但由於包括胡锦涛在内的党内保守集团的掣肘，薄熙来事件并没能拉开中国政治改革的序幕。
正是从以上三个方面讲，我认为温家宝3月5号中午谢幕前的“三鞠躬”恰当的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和惆怅。考虑到胡锦涛、吴邦国、李鹏等保守派权贵集团的掣肘因素，我个人愿意宽恕他理政十年所留下的遗憾和失误，并祝福他早日完成自传并拥有一个安静祥和的晚年。
《公民论坛》：在两会召开期间，着名维权人士刘沙沙因探望刘晓波夫人刘霞女士而被警方打伤在派出所（耳膜洞穿），请据此简谈中国人权问题的严重性。
赵常青：其实，中国人权问题一直是很严重的。在国内国际社会压力下，执政党虽然在2004年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但不过是“空头支票”。本次两会期间，不仅刘沙沙耳膜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打穿，着名维权人士胡佳也同样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辱骂殴打长时间，除此之外，国家公民李焕君等人因为要递交财产公开呼籲书便被关押黑监狱，安徽张林父女在合肥被非法绑架遣送，诸多维权人士和良心人士被旅游上岗等等等等，都说明了“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但是，这不是我们放弃抗争的理由，我们要继续努力，继续抗争，通过参与和推动各类公民运动和社会运动来完成中国的民主转型，从而彻底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还国家公民以神圣的权利和尊严！
《公民论坛》：最后一个问题，1998年10月，朱鎔基领导的国务院就已经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签字，但此后李鹏和吴邦国领导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始终不予批准。执政党和全国人大的这一不负责任的行径引起了民间人士的强烈不满。在今年两会期间，一批良心人士、法律人、学者和维权人士共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签名运动要求全国人大批准该国际人权公约的生效。而在此前，7000多位国家公民联署声明要求高官公佈财产。请问您是否签署了相关“呼籲书”？并据此谈谈中国的希望究竟在哪里？两会之后的中国又将走向何方？
赵常青：1989年，李鹏因为镇压“六四”，已经被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后来在盘踞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位子上，又竭力阻挠《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只不过是罪加一等，耻辱之上再添耻辱而已。至於吴邦国，臭名昭着的“五不搞”谬论已经让他自绝於广大人民，所以他阻挠人权公约的批准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里就不提他们这些中华民族的历史败类了。我想说的是，在今年两会期间，民间社会不畏艰险，继续为整个国家的进步而做的努力令我非常感动，如丁家喜、李焕君、王永红等人努力推动财产公示，笑蜀、杨茂东（郭飞雄）等人努力推动人权公约的联署签名（本人亦参加联署签名），刘沙沙、杨匡等人勇敢冲击非法软禁事件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无论执政当局在盘算什么样的黄粱美梦，民主与人权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无论当局镇压还是不镇压，伟大的中国民主维权运动都已经蓬勃兴起，而且将更加波澜壮阔、蒸蒸日上。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呼唤与寻求。本人希望以习近平、李克强为正副班长的新一届中共领袖集体能够看到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团结民间民主进步力量，勇敢扫荡旧官僚、以革命性手段对旧的维稳体制进行改造，共同建设一个美丽的、民主宪政的伟大祖国！
【 零八宪章论坛 】 时间: 3/18/2013
《公民论坛》：年度一次的“两会”盛宴即将结束，主要国家机关（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最高检、最高法、国家军委以及国务院各部委等）负责人的新老交替也已经正式完成，按官方说法所有这些都是人民代表选举或人民代表决策的结果，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充分体现。请问您作为国家公民，这种“民主选举”或决策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您的意志？如果您是“被代表”的话，应该怎样扭转这种现实？
赵常青：如果中国真是一个民主社会的话，习近平、李克强等人的当选我也许会祝贺的。但是地球人都知道中国是一个非民主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选举只不过是一次强迫人民授权的强奸悲剧而已。本人在1998年曾因为竞选人民代表而入狱3年，深深的知道红色民主的欺世盗名。毫无疑问，13亿中国民众又被他们冠冕堂皇的“代表”了一次。
面对人民“被代表”了几十年的现实，一味地悲叹是没有用的，我等国家公民必须奋发起来，必须收回我们被掠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我觉得2008年12月刘晓波、张祖桦等人发布的《零八宪章》已经为中国社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深受现行体制危害的各界公民只有通过参与和推动以民主、自由、人权、宪政为核心诉求的公民运动和社会运动，这种“被代表”的现实才会得到有效改变。
《公民论坛》：3月6日，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在全国政协记者招待会上回答《纽约时报》记者有关“你们是否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参与多党竞选”的问题时，回答说： “我们按照这种政党制度跟执政党经过几十年的合作，已经嚐到了目前这种政党制度的甜头”，您是如何理解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的“甜头”的，能否简评一下？
赵常青：万鄂湘们对不起“民主党派”的祖宗们。其“甜头”高论，一方面反映了花瓶党派头头们恬不知耻的嘴脸，一方面也道出了一个真相，那就是他们确实通过对执政党的点头哈腰、俯首贴耳、惟命是从而被执政党赏赐大量掠夺於国家和人民的各类财富，从而将他们自己养得大腹便便、肥肥胖胖。说得不好听一点，万鄂湘们不过就是执政党的“姘头”、“二奶”而已。相对於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主党派，万鄂湘们已经完全沦丧为执政党的叩头虫、跟屁虫，这不仅是中国民主党派的大不幸，也是中国民主事业的大不幸。但我深信随着中国公民运动的蓬勃开展，随着中国民主转型事业在2010年代的光荣完成，万鄂湘们一定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公民论坛》：3月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工作报告”中再次肯定了现行制度的优越性，强调“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而在2009年3月的“两会”期间，这个委员长就提出了着名的“五不搞”观点（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如果吴邦国的观点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和现代化进程构成现实威胁的话，甚至对执政党本身会造成较大危害的话，您能否就此观点谈一下自己的认识？
赵常青：吴邦国的“五不搞”和胡锦涛的“邪路论”一样，无论是对於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还是对於共产党自身都构成了一种极大的伤害，因为沿着“五不搞”的方向走下去，已经非常严重的各类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会更加严重，其必然结果就是扫荡权贵阶级的“法国大革命”。在那种情况下，请想一想，执政党还会在这个国家合法的生存吗？官僚权贵阶级还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翻云覆雨、洋洋自得吗？好在是他们都滚蛋了，新上台的习近平们是否会“萧规曹随”，是否会沿着胡锦涛、吴邦国给出的“五不搞”路线走下去，那要看他们的洞见和智慧了。但愿习近平们能够迷途知返，扭转中国历史的方向，通过民主政改来挽救濒临生死危机中的执政党。
《公民论坛》：3月12日，新当选的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政协闭幕会的讲话中说：“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重複了吴邦国“绝不照搬”的老调，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
赵常青：俞正声重複吴邦国“绝不照搬”老调，对於执政党和中国社会都不是一个福音。这也说明新一届“集体总统”里有人正试图将中国推向一个玉石俱焚的悲惨境地，这是不允许的。我个人对俞正声的如此谬论坚决说“不”！也希望有远见、负责任的中国公民通过各种努力来大声地对俞正声们说“不！”。
《公民论坛》：最近几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是以倡言“改革”而瞩目天下的。在去年“两会”期间，汪洋甚至豪情的宣布：“我们在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政府头上开刀。”但在今年的两会上，汪洋在参加全国人大安徽团小组讨论时竟然说出：“西方担忧中国制度优越性”，认为中国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我们制度和道路的优势进一步显现”。请问您是如何看待汪洋“转向”的？
赵常青：应该说在18大之前，汪洋是被多数民间人士看做“改革派”的，他对於“乌坎事件”的成功处理也给民间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同时因为薄熙来的倒台，汪洋的“改革”声音更高。但是由於李鹏等人的反对，汪洋冲刺十八大常委的梦想破灭。无奈之下迅速转向，通过表达“政治正确”，混得一个副总理的位子来继续做官，这也说明在当今的共产党官场里，“屁股决定脑袋”是从上到下的通行法则，做官、做大官是唯一目标。在此情况下，我们不仅很难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蒋经国，也同样很难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叶利钦。当然如果薄熙来寻求民主宪政的话，他的魄力倒是够的，可惜他走了一条更加邪恶的道路。
《公民论坛》：申纪兰是唯一连任12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被讥讽为“活化石”或“万年国代”。面对民间舆论质疑，山西省委宣传部长辩护说：“若不让申纪兰当选，反对声更大”。而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也公开为申纪兰辩护说：“作为正厅级干部，她保持了人民本色，谁能做得到？这是我们的骄傲和自豪。这就是我们理直气壮的理由。”请简评“申纪兰现象”。
赵常青：山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辩词从侧面暴露了人民代表选举的真相，他说得非常对，申纪兰是他们“让”她当选的，他们也完全可以“不让”她当选。说穿了，申纪兰当不当选完全在他们的掌控之中。这便是有中国特色的人大选举。
袁纯清这个愚蠢的省委书记的辩词更是一举扒光了党国高官的外衣和遮羞布，“作为正厅级干部，她保持了人民本色，谁能做得到？”，袁纯清一语道破天机，原来今天的官僚阶级早已远离人民，早已高高在上，作威作福。所谓的“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执政为民”统统只不过是掩饰自己抢劫掠夺的幌子。而申纪兰作为“正厅级干部”，尚能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一点朴素本色，那当然是如获至宝，要理直气壮地“让”她当选代表了。诚所谓“一俊遮百丑”。
问题在於，申纪兰本身就是一个小丑，而且小丑了一辈子。对於一个没有灵魂、没有良知、只知道不停举手、跟屁、不找麻烦、不添乱、从不投反对票、和选民从不交流的申纪兰来说，不仅是对“人民代表”的玷污，而且简直就是一个和权力通奸一辈子的女优，“申纪兰现象”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耻辱。必须在中华大地彻底剷除“申纪兰现象”。
《公民论坛》：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小琳（李鹏之女）在接受采访时回应关於自己身份的争议，她表示：“一个人的出身很难选择，但自己也是一步一脚印的努力”，请您简评一下李小琳的“努力”。
赵常青：一个人的出身确实不是自己选择的，官僚子弟当然可以凭藉努力继续走进官贵序列，就如布什家族一样。但问题在於人民有充分的选择权，没有人民的民主选择和授权，仅仅凭藉李鹏们的撑腰便可以佔据垄断各种优质公共资源，还要说这是自己“努力”的结果，那就是比申纪兰现像还要无耻百倍的恶劣行径！
《公民论坛》：3月5日，温家宝在做完《政府工作报告》后有一个“三鞠躬”的动作，至此，温家宝已正式谢幕。体制内外各级人士对於温家宝的评价存在重大分歧，您能否为温家宝十年理政做个简单评价。
赵常青：对於温家宝，他当总理的时候我被逮捕不久，从新闻里得知他当了总理，我有些意外。但自2007年春天之后，他关於普世价值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多次讲话让我对於这位老人有了空前的好感。我认为温家宝是一个有智慧、有思想的人，在共产党的高官序列，他是个难得的“另类”。在他之前，无论是彭德怀、胡耀邦、赵紫阳（还在台上的时候）都没有温家宝走得远，赵紫阳也是在被关进富强胡同“六号监所”后才意识到议会民主制的重要性的。温家宝关於普世价值的言论完全可以位列当代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当中。从这个角度而言，温家宝作为“仰望星空”的思想家是说得过去的。我因此而向这位老人致敬！另外从亲民勤政的角度讲，温家宝也是让我非常尊敬的。
但是，从政治家的角度观察，温家宝是非常失败的。
其一，理政十年，房价、物价、环境污染、官场腐败、社会矛盾统统直线上升，圈地、强拆竟然成为最近十年广大人民挥之不去的恶梦；
其二，关於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虽然不断呼号，但他一直没有推出具体的政改纲领。仅限於比较抽象的“改革”口号，令民间大失所望；
其三，温家宝的政治魄力不够，没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勇气。如果他能够推出民主宪政的政改纲领，并效法叶利钦，以辞职向既得利益集团摊牌，他一定能赢得广大人民的支持，那么对於中国的民主进步事业将会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但是这些机会已经错失了。
当然，在处理薄熙来问题上，温家宝几乎起了决定性作用，但由於包括胡锦涛在内的党内保守集团的掣肘，薄熙来事件并没能拉开中国政治改革的序幕。
正是从以上三个方面讲，我认为温家宝3月5号中午谢幕前的“三鞠躬”恰当的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和惆怅。考虑到胡锦涛、吴邦国、李鹏等保守派权贵集团的掣肘因素，我个人愿意宽恕他理政十年所留下的遗憾和失误，并祝福他早日完成自传并拥有一个安静祥和的晚年。
《公民论坛》：在两会召开期间，着名维权人士刘沙沙因探望刘晓波夫人刘霞女士而被警方打伤在派出所（耳膜洞穿），请据此简谈中国人权问题的严重性。
赵常青：其实，中国人权问题一直是很严重的。在国内国际社会压力下，执政党虽然在2004年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但不过是“空头支票”。本次两会期间，不仅刘沙沙耳膜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打穿，着名维权人士胡佳也同样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辱骂殴打长时间，除此之外，国家公民李焕君等人因为要递交财产公开呼籲书便被关押黑监狱，安徽张林父女在合肥被非法绑架遣送，诸多维权人士和良心人士被旅游上岗等等等等，都说明了“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但是，这不是我们放弃抗争的理由，我们要继续努力，继续抗争，通过参与和推动各类公民运动和社会运动来完成中国的民主转型，从而彻底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还国家公民以神圣的权利和尊严！
《公民论坛》：最后一个问题，1998年10月，朱鎔基领导的国务院就已经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签字，但此后李鹏和吴邦国领导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始终不予批准。执政党和全国人大的这一不负责任的行径引起了民间人士的强烈不满。在今年两会期间，一批良心人士、法律人、学者和维权人士共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签名运动要求全国人大批准该国际人权公约的生效。而在此前，7000多位国家公民联署声明要求高官公佈财产。请问您是否签署了相关“呼籲书”？并据此谈谈中国的希望究竟在哪里？两会之后的中国又将走向何方？
赵常青：1989年，李鹏因为镇压“六四”，已经被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后来在盘踞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位子上，又竭力阻挠《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只不过是罪加一等，耻辱之上再添耻辱而已。至於吴邦国，臭名昭着的“五不搞”谬论已经让他自绝於广大人民，所以他阻挠人权公约的批准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里就不提他们这些中华民族的历史败类了。我想说的是，在今年两会期间，民间社会不畏艰险，继续为整个国家的进步而做的努力令我非常感动，如丁家喜、李焕君、王永红等人努力推动财产公示，笑蜀、杨茂东（郭飞雄）等人努力推动人权公约的联署签名（本人亦参加联署签名），刘沙沙、杨匡等人勇敢冲击非法软禁事件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无论执政当局在盘算什么样的黄粱美梦，民主与人权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无论当局镇压还是不镇压，伟大的中国民主维权运动都已经蓬勃兴起，而且将更加波澜壮阔、蒸蒸日上。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呼唤与寻求。本人希望以习近平、李克强为正副班长的新一届中共领袖集体能够看到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团结民间民主进步力量，勇敢扫荡旧官僚、以革命性手段对旧的维稳体制进行改造，共同建设一个美丽的、民主宪政的伟大祖国！
【 零八宪章论坛 】 时间: 3/18/2013
2013年3月2日星期六
赵常青：团结一致，互相支持，争取公民权！——北京2月“公民聚餐”会发言纪要
2月23日是2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按照惯例，这一天是同城公民聚餐的日子。当天晚上在北京某饭店包间，来自北京、上海、河北、吉林、陕西、山西、河南、江苏、辽宁、广西的60多位人士进行了聚餐活动。饭毕，大家分别作了自我介绍，并围绕“两会”和人民代表制度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
参加聚餐的人士有访民、学者、律师、维权人士、媒体人，包括蒋绥民、李焕君、徐香玉、欧阳劲、丁家喜、许志永、朱金娣、徐崇阳、彭剑、赵常青、宋泽、李宇、张欲晓、韦开珍、李冰、沈金宝、苏翼等等。
下面是部分与会人士的发言整理稿，从这些人士的发言中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其一，公民聚餐活动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其二，对中国维权事业，大家充满了乾劲和信心；
其三，对执政党及其地方政府的诸多违法之事，大家充满了控诉和批评，甚至是尖锐批评；
其四，对现存的人代会制度进行了揭露和批评，认为当下的人代会制度既非人民选举产生，更不代表选民利益，这种选举制度必须改变，必须向民主竞选的方向前进.
其五，继续以各种方式努力推进中国公民运动。
（以下便是“聚餐会”后的部分公民交流纪要，根据视频整理出的文字记录没有送交与会者审核，若有参与者认为某些语言和文字是整理者强加所致，可以公开声明否认，本人承担全部文责——赵常青）
侯嘉：
我第一次参加公民同城聚餐的时候，我跟我媳妇说我要去干“大事”，其实所说的大事，我自己理解就是，通过越多的人有这种公民意识的觉醒，能够打破中国传统几千年来的到目前都没有打破的历史循环——暴力革命去除暴政建立新的暴政，到目前还是这样的，所以有句话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真心为了祖国越来越好，咱们自己过的好，咱们的孩子们过的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沈金宝：
大家都说，没有冤不出来上访，所以我来讲下我自己。我是冤仇似海，我在他们的迫害之下，去了香港，我家两次被洗劫财产，父亲得不到自己的财产含冤而死，儿子患抑郁症也经常……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就是他们给我带来的“好处”，这也是我为什么今天来这里参加这个聚会。我要为社会出一点力，同时要自己得到一点保障。这位就是我的妻子，我们因为共产党的谋害而不能够在一起。
李好喜：
我在北京打工有几年了。今天我偶然得到这个消息，觉得这个机会非常好，就来参加这个聚会学习、认识大家了。希望参加这样的聚会，能够多了解些东西，通过彼此之间的沟通、碰撞，唤醒自己的意识，提高自己能力。
单啸天：
我很早的时候就有这方面的觉悟，一直很关注这方面的信息，觉得这样的方式才是了解我所需要信息的真正渠道，所以很久都没有看过报纸了，相信今天能在这方面有大的收穫。
光远：
各位同仁，大家夜里好！我是中国洞察事务监督网的员工，网站在十八大的时候被封了，我已重新註册，可能近期能够重新开放。我将在下周一出一档节目，叫光远看社会，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一点一滴的把这个社会往前推进.
马永涛：
我来自河北廊坊，小村官，来自最基层，像这样的聚会我来过几次了，上次我说过，一开始我们有的人并不熟悉，我想有一天，我们有公民理念的所有人由不熟悉，到了太熟悉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
黄河：
大家好，我很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的地方讲过话，以前总是一个人在某个角落做某种事情，从来没有说过话。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很讨厌“黄河”，所以我改名叫无限，我今年62岁，我的身份是“右二代”，以前，每次我参加聚会的时候都会感觉有点悲哀，因为我们“右派”可能年龄有所偏大，最年轻的也要八十多岁了吧，好像觉得我们能跟他们比吗，能跟这六十多年的专制对抗下去吗，我们都太老了。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这么高兴呢？不是客气，见到了很多中青年的同志，我觉得这是希望的所在。
孙志刚：
我是北京市房山区的孙志刚，与零三年广州的孙志刚事件相似，我的情况应该是在北京发生的孙志刚事件，05年年初，我因冤假错案被判两年，当地政府霸占农村土地，不给村民补贴，我到现在还没有地，所以这个斗争我都将一直坚持下去。很高兴的跟大家见面，刚刚司仪提到警察限制我们见面，我提个小建议，我们不是他们的奴隶，我们不是犯罪嫌疑人，我们有权利不去，这是我们公民的权利。您被传的时候，可以说我是叫什么什么，但是您约我的时间，我不一定有时间.我们跟他们没有必要软弱，我们需要强硬起来。
我也不会说什么，跟大家见面是天大的缘分，大家多多交流。
陈克志：
我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老师，科技发明人，我第一个在知识产权界提出知识产权系统的腐败。昨天我在分局申请知识产权游行，我也做到了。我父亲三八年参加革命，一直都是跟着共产党，但是临死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所经过的黑暗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警察找我好多次，不让我曝光，还找我妻子，我不怕，出来了我还是给它曝光了。
徐崇阳：
首先我给大夥鞠躬了。我谈谈合法犯罪论，政府骗老百姓叫政策，国家骗国家叫外交，老百姓为自己的权利不听政府的叫违法，公民为自己的权利坐牢被判刑叫公民的合法义务，司法欺诈是中国的特色，所以我们要争取权利。我过去是武汉的一个商人，现在是专业维权人，请大家以后多多支持我的维权，推翻我们的黑政府。
韦台升：
我来自上海，过去是医生，从事公共卫生和流行病血事业.零九年因为拆迁走上了维权路，现在免费为访民做公民代理帮他们打官司。今天跟我的姐妹第一次过来学习，谢谢大家。
朱金娣：
我是上海的，因为强制拆迁来到北京，相对激进，09年被刑拘后，稍微学了学法律，现在免费为访民做公民代理帮他们打官司。
张欲晓：
我来自山东，很关心这个国家的前途，我爱我的国家，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希望它更快的走向宪政法治。希望大家在一起更多学学民主法治的知识，更多的做些事情。
赵常青：
很高兴今天在这里和大家相聚。我简单的把自己介绍一下。我今年四十四岁，89年，因为积极参与学潮，被关进秦城监狱进行审查。1997年底，因为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县级人民代表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3年徒刑，而再度入狱.在2002年又因为从事相关民主人权活动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徒刑。2007年11月刑满出狱. 2008年签署《08宪章》。2009年秋来北京，2010年因为参加庆祝和平奖的活动，被拘留八天。从去年开始和志永一块在努力推动公民运动。很高兴认识大家，我希望我们一起来为一个民主、法治、宪政的中国而努力，谢谢大家。
彭剑：
我没有坐牢过，帮助有可能坐牢的朋友。以律师的身份帮助公民朋友们，能力有限，帮不了的也可以用相机文字给大家做做记录。
欧阳劲：
我是《太平洋》月刊的记者，工作主要是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最近习近平不是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嘛，有人写文章说就要先把他关进笼子里去，因为他是权力的顶峰嘛。首先要把最大的权力关进去，只有限制了权力，让它不能肆意妄为、横行霸道，中国才能有希望，这就是我们的方向。我最近在帮助一些失地的农民做些维权，从而使我们的中国走向光明。
许志永：
我一直是学法律的，零二年毕业以后我一直从事社会的公义、维权活动，在过去的十年里，代理过一系列的维权案件。从孙志刚案件开始，后来包括彭剑律师参与代理的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宝宝的维权，大概从零九年开始，特别是12年来，我们维权的行动稍微有点变化，我们原来更多的努力是在做个案，就是遭受极端侵害的个体，发现极端事件的时候过去帮助，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但是到后来，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这样的案子可能根本做不完，在中国太多了，因为这是整个的制度问题.所以12年以来，我们更多的是在做倡导性的工作，今天的聚餐就是这倡导的工作之一，我们倡导新公民运动，我们倡导大家都做公民，？？在这样一个臣民的社会里面，我们大家率先站起来了。现在，像这样的聚会在全国，今天至少有三十个城市，上个月有二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同一时间，我们公民都在吃饭，我们讨论时政，我们关心中国的未来，某种意义上说，大家是这个臣民社会里面率先站起来的公民，也是最勇敢最有担当责任能力的公民，我们都为自己或者别人的权益曾经战斗过，或者以后我们将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战斗，直到建立一个真正“自由、公义和爱”的美好国家。
王宇：
我是来自北京的律师，零八年底因为投诉警察，被警察陷害而坐牢两年。虽然是律师，但是之前并没有很强的公民（权利）意识，但是在我坐牢期间，外面很多朋友包括许志永先生他们一直都在为我维权，我非常感动，所以我出来以后就非常感谢大家，并开始关注公民、人权，并为包括访民在内的一些朋友做了很多维权的工作，而且希望自己以后能够继续为大家维权。
李焕君：
我是丰台石榴庄的，七月十二号，他们多次把我家包围，我就反应强烈，把屋内屋外撒满汽油，没有把我家拆掉，后来把我拘留后，房子就没有了。后来慢慢的参加财产公示的活动，从我自己的小圈子里面跳出来了，化悲痛为力量，现在小家没有了，也照样生活。我二十五号礼拜一开庭，大家谁愿意去旁听非常欢迎。
李冰：
很高兴今天能够来这么多人，我希望：一方面，我们要保持坚持下去的这样一个状态，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勇敢一些。我们光说的话，可能有很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还需要更多的行动，而行动的过程中不需要是很激烈的冲撞性的，我们需要的是“低烈度的组织化”，这是个很好的概念。在一些行动中，可能激烈性不大，咱们却可以把很多人带动起来，坚持下去后，当我们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公民社会是可以实现的。
李成立：
今天这么多朋友，很高兴的啊。我们家一年亲兄弟聚一次都没有能够说到一块，因为他们是体制内的受益者。我是涉嫌煽动颠覆政权罪，所以说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啊。一旦我再因为煽动颠覆罪进去，会有这么多朋友都会为我呼吁的，我觉得很安慰。
我是河北保定的，今天专程过来参加这次聚会。没有身份证，身份证被当地警方找各种理由给扣住了，我差点因找不到住的地方而露宿街头，但是还是来了，还是挺感兴趣，还是挺高兴.
刘华琼：
第三次参加这次聚会，这次见的更多的是生面孔，这说明我们公民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高中的时候我都不写入团申请书，上大学之后吧，慢慢发展，毕业的时候就只有我不是团员，后来他们有事就不通知我了，原来是说就我没入团，大学党员这个身份，根本就是个奸细。从来不想参与，这是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最近，通过自己刷微博，认识了好多我们这些志趣相投的朋友；通过微博把我们这些人组织起来，公盟组织是种低烈度的组织的说法比较好，避开锋芒，蓄势待发.还有就是，下次来的时候，尽量多带一些生人进来，把咱们的队伍不断扩大。最重要最刻不容缓是发展自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对自己的政府认识的程度不一样，我们不敢站出来，怕他们的淫威，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手里有枪，更重要的是他们组织化程度高。
蒋绥民：
今天第一次参加这次聚会，我是个老右派。两次死里逃生，天不怕地不怕，命够大的，今年虚岁80.今天年轻人，佔大多数，这是我非常欣慰的，后继有人，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所谓的公民，根本没有公民权利，现在连知情权都？？没有，怎么参与，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维权。有了权才有力，没有权哪有力啊。我们大家团结一致，互相支持，作为公民我们就要争取公民权，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互相声援，像刘晓波这个事情，全世界朋友都一起声援、联合签名。另外，我们明天右派聚会，我也不怕通报，我说欢迎你们旁听，我们是光明磊落的，无所隐蔽的，我们做的是合法斗争，宪法也不完善，我们争取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但是你们政府也要遵守宪法。有宪法无宪政的话，我们公民权无法兑现.我们需要团结一致。
但是最近看到一些朋友有些泄气了，至于习近平上任的好坏，从他的的定调可以听出来，一个是共产党领导之下，一个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条已经框死了，什么叫政治改革，这样了还改什么？现在好多维权人士都在监狱里，不仅是刘晓波，还有南京的郭泉，东北的吕加平等等，陈光诚能够逃出去也是靠大家的帮助，我们也要互相关注关怀。我们要有抗争的意识，不能屈服。年轻人一定能够看到民主曙光的降临，我也争取能看到。
回地：
现在在北京生活，从事写作工作，……希望能够通过餐桌的聚会，来推动公民意识的觉醒。
陈年：
回地是今天我领过来的，我也是写作的，人家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咱们这个国家看似强大，实际上是专制的强大，我希望将来是民主的强大、法治的强大、公民的强大——这就是我的终极梦。
严国强：
大家好，我是河北廊坊的，参与这次聚会，想接触学习大家对公民理念的理解，努力做到对大众公民意识的传播，对强权说不，对权力说不。谢谢大家。
杨永明：
参加公民聚餐已经有六七次了，我相信中国一定会走向民主宪政。因为时间是专制的敌人，是民主的朋友。很高兴能够与坚持梦想者一路同行。
向金辉：
很高兴今天再次见到大家，特别是今天见到宋泽。我觉得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可能是因为有共同的理念。我们社会的不公也在于国家宏观的规则，今天会议也按照罗伯特的议事规则.这样的话也是一种现设规则，大家按照一定的规则来发言，我觉得民主自由可能更是我们平时的一种行为习惯.可能我们之间的朋友并没有直接参与推动的工作，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参与其他的组织和工作，通过潜移默化，推行民主，将来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议员或者代表，您所培养的的习惯都可能影响其他人，传达给身边的人。然后使我们将来趟过历史的过程，可能更顺利，更快一些。
宋泽：
大家晚上好，因为之前觉得世界实在是太多的不公平和非正义，然后看到关于许志永先生的一篇报导叫做《行侠仗义许志永》，就给他发信去拜会，表示了行侠仗义的意愿，去年青年节的时候因为11年底围观黑监狱救助四个被非法拘禁的访民而被刑拘一个月，然后被监视居住六个月，去年年底的时候才出来，出来的时候看到大家对我的帮助，非常感动。目前还有一年的取保候审的期限，年后申请来北京他们是不允许的，我想我还没有跟这些帮助我声援我的朋友们面对面道谢，我怎么能在家里待一年呢，我待不下去，所以我就奋力的跟这边的朋友联系，跟警察争取，然后终于过来了。现在看到大家这个公民同城聚餐的概念和形式非常不错，感觉目前这个公民联盟的变化是很大的：一是我们公民朋友的“胆子越来越大了”，参与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二是，公民们越来越团结，微博上大家的声援，对这些走在前面的勇士们也是一种安慰，比如说刚刚出来的肖勇；三是，年轻的朋友们越来越多，这是个好迹象，也希望各位前辈们多多提携我们这些晚辈。
雁南飞：
我是零五年才开始介入公共事务的，之前在做一些餐饮小生意，我觉得社会已经很腐败很不公了，自己无能为力，只想着养家糊口改善自己的状况.后来我就想，这个政府的存在，它对百姓已经没有任何益处，完全处于无作为的状态，这个政府应该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然后开始关注公共事务，比如去天安门发传单，认识到社会要改变，根本上要从制度上改变。后来因撒传单被抓捕，接触到了上访人，我就跟他们说，如果制度不改变，您们个人的事情就很难解决，就算解决了，这样的悲剧也还有可以能在你的子孙后代身上继续重现，世世代代沦落在这样的状态中。所以我希望大家齐心合力促进这个制度上的改变。不认识大家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人在战斗，后来去图书大厦去拉横幅，被关了八十多天。现在六七年之后，之前认识的上访人，很多人放弃了，他们的事情还是没有解决.那么我觉得：大家自己经历了委屈，可以去争取，但是不要全部搭进去，可以留一些余力去做改变制度上的争取。
丁家喜：
当前的机会很好，五年以后还会有这么好的机会吗？不好说的。所以要赶快关注这次的两会，刚才我们在那边讨论了什么内容呢？比如说了一个是找出自己所在区的人大代表，给他发信发围脖？？，告诉他您有什么建议并让他代表您把您的的建议传达上去，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那下面我们就围绕着关注两会的方式来发表意见，人比较多，就不按照顺序发言了，现在谁想到了，就请举手说出来，每个人给三分钟时间发言。
徐崇阳：现在是黑代表，他们是我们直选的还是指定的？……我想当人大代表，大家到时候选我当代表，我愿关注人民的疾苦，你们可不可以选我……
雁南飞：
朝鲜边界核试的议题，督促政府对这个核试验有个具体的评估数据，希望政府有所作为，我们要去督促他们。
陈玉庆：
“重複一下啊，不是什么新闻，因为这个事情已经上报了。上到报纸上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湖南，湖南在选举省人大代表的时候，贿选.贿选了多少人呢？320名代表都受贿了。谁举报的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姓黄的，叫黄玉彪。他呢，是一个企业家，身价有十亿左右。他想竞选这个省的人大代表，而且还想竞选全国人大代表。但是他呢，给320名代表每人1000块钱，让他们投他的票。最后，选举结果出来之后，他差20票没有选上，他很生气，别人又给他发了个短信说，祝贺你落选了，他很生气。结果，他把钱都要回来：啊，你们谁收我的钱都给我退回来，而且把退回来的手续都作为证据都给上到网站了。整个通过这件事可见一斑，该找他们找他们，但是他们具体可信不可信，自个心里有数就得了，我就说这么多。”
孙志刚：“我是房山区的，我叫孙志刚。刚才丁律师提议说找咱们当地的人大代表吧！现在这么说啊，我对他们没有信任度。为什么没有信任度呢，就是他们都是政府指定的代表，是为政府贪污腐败说话的人。就是说，只有咱们少数的政协代表，但是据我所了解吧，政协上的好多代表（应是委员，下同）吧，也都是他们指定的人。包括都是什么呢，企业家也好，这家那家也好，都不是老百姓代表的。我身边的人没有可信的了，政府的没有可信的了，共产党也好，现在，共产党又不共产了，大夥都知道，农民的土地都他们收回了，就被他们当成他们的财产了。将来总有一天，他们等于霸占完土地以后，多少的土地掌握在他们那儿，粮食电价由他们定，什么都由他们定，老百姓就等着加多少倍的钱买粮食了，他们搞垄断了。我就说这么多。”
赵常青：
关于人大代表这个话题，我是有点发言权的。98年，我是竞选过人大代表的，98年湖北的姚立法也竞选过，许志永2003年也竞选过海淀人大代表。98年我所在的单位叫813厂，是核工业总公司下属的一家“三线企业”。上面知道我有89学潮背景，就下发了一个文件，文件里面说什么呢，男性候选人，必须中共党员，厂级干部，然后女性候选人呢，就一般群众不限。大家想一想，这个规定啊，直接是针对我的。我既非中共党员，又非厂级干部。但是他这个规定违背什么呢？违背宪法和选举法的。因为宪法和选举法都规定年满18周岁国家公民，不分性别、信仰、民族、职业、教育程度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它这样一规定就把非中共党员和非厂级干部的广大公民的被选举权剥夺了，这当然是违法的。我对此提出了书面抗议，经过斗争，虽然在“初步候选人”名单中将我的名字张榜公佈了，但在“酝酿”正式候选人环节，我还是被“酝酿”出局，成不了正式候选人。当然98年我还是竞选到底了，尽管后来警方介入，没收我散发的竞选材料，开中高层干部会议说我是“89那批学生打着合法性的旗号公开与共产党进行较量”，并对我进行传唤。在投票日当天又控制了我的人身自由，但最后我的得票还是杀入第二名，而另外四个正式候选人得票也全部没有过半，在选票都不过半的情况下，应该进行二次选举，按照选举法规定，得票最多的两个人是二次选举的正式候选人，在那种情况下我的名字就会出现在选票上，当局为了防止我当选，乾脆取消了二次选举，为我们厂数千选民指定了一个列席代表。并以我过去的文章中有要求中共进行民主化改革、走台湾道路为理由将我逮捕判刑。
我举我自己的这个例子想说明什么呢？那就是现存的这个选举制度是完全虚假的，只要你不是当局考虑的人选，无论你有多大才能、无论你多么想为选区选民做好代表，都是不可能的，你要独立竞选，他会给选民施加压力不提名你、不投票给你，如果有10人以上选民大胆提名你为初步候选人，他们会在“酝酿”环节很“合法”的将你赶出去；你还有继续竞选下去，他们还可以动用警察力量来调查你、打击你，甚至会公然违背宪法、选举法来操纵选举.其实我的例子并不是个案，从2003年以来，凡想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人民代表的，都受到过一系列压力。2011年北京的换届选举，我曾经为志永（竞选北京邮电大学选区的代表）、乔木（竞选北京外国语大学选区的代表）拉过选票，但是他们都遭遇了来自官方的种种干扰和压力，最后，所有公开竞选的独立候选人都没有选上。这一切都说明现存的这套选举制度是忽悠老百姓的。但是我们大家确实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们必须要为改变这样的选举制度而努力，使得未来的人民代表确实能够通过民主竞选产生。
常玮平律师：
人大代表，大家反复看一下四周有没有自己认识的人大代表。但是，按照法律来讲的话，这个国家是属于人民的，但是人民管理国家的形式是由人大代表去管理的，而我们所有的人民竟然不认识我们的人大代表，这是一件很诧异的事情。我的建议很简单，就是大家自己去找所属选区选举出来的全国人大代表。在两会之后，也可以去找自己所属选区选举出来的省级市级和县级以及乡镇一级的人大代表。以后有什么事的时候也不用上访啊，以后有什么事去找人大代表，然后找他帮你办这个事，然后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他没帮你办这个事，你也把这个结果发出来，发到微薄上，发给你身边所有的人，告诉他们这个人大代表是没用的。另外一种，他帮你办下这个事来了，那我们通过我们的一己之力，让大家的力量结合起来，让这个人大代表制度变成一种活的制度，激活了它，那也是一件乐见其成的事情。不管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都是一件好事。所以第一步要做的呢，就是大家去找自己所在选区选出来的人大代表是谁，然后把他的电话找出来，然后我们去找他。我想今天在这里很多人说了不公平待遇，或者说一些刚才说的良民嘛都逼成刁民了，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暴露的司法的软弱和妥协，暴露的公务人员的一些碌碌无为甚至是作恶，这些都不是没有效果的，它至少让世人看到我们再不自救的话，这个社会就完了，我们就连最后一个改良这个社会的机会都没有了，最后就只能迎来革命或者很暴力的革命。这时候，那个……人如草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样一个机会，让所有坚信理性能改变这个社会的人一定要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它的成本并不高。
韦开珍：
在上海，对上访的人有中截制度，制度的听证员必须是人大代表和政协代表，但是这些人大代表都是最基层的居委会选出来的，街道里选出来的。他们作为听证员.终极听证会有四个人大代表。这四个人大代表都是街道的居委会选出来的，但是他们的法律知识一点都不懂，问他们法律知识他们都不懂。但是他们就可以说是利用说法律把你徵集了。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懂，因为听证会的时候我帮人家做代理。包括我自己开听证会，我就问他们你们作为听证员，人大代表，你们讲一讲你们懂不懂动迁的专业法律，他们一个都说不出来，我说你们既然说不出来，你们做人大代表做听证员，把每个信访人没有一个不中截的，全部中截。还是信访人不好？还是你们人大代表不懂法？这就说，作为一个人大代表他连法律都不懂，他怎么能代表人民来出来说话？！我就这个建议：让他们先学法。
李焕君：
明天两会，我，李蔚，还有徐香玉大姐，还有一些就是北京市有冤屈的访民。我们联名一共六十个人，我们到北京去交了游行申请，迎接两会，要求司法公正。就像这位大姐说的这样的事情，您可以也交一份游行申请，迎接两会，就是要让这些什么都不懂的人。谁有意愿都可以去交游行申请啊。
于世平：
咱今天讨论什么问题啊，就是两会，每年一度的两会，这是一个机会。这个两会，我们要能做什么，我们要能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这是我们的中心议题.刚才说人大代表问题，直接参与拆迁我的，我们温泉镇的人大代表主席（张振旺），直接参与拆迁.这是我们人大代表，我到北京市人大代表信访处，我去找人大代表，但是我见不着人大代表，给我打发走了。我去那个国家人大代表信访局，我去找去了，不让我进，而且我还是见不到人大代表。我作为一个人民，我有苦我有难，我连见人大代表的资格我都没有！
朱金娣：
因为我一直维权，我也一直都是冒着风险维权的，也把我儿子搭上去了。就是说，现在的人大代表不是说强迁的时候是人大代表，像上海还有一个裴政，他是人大代表，他现在要做老娘舅了，强迁又是他的人大代表，什么都是他的人大代表，人大代表不是人民选出来的，而且我们的人大代表都是官代，市委书记都是人大代表，你说，我们就是利用这次两会，你又代表人民，又代表官员，那我们就要向你提出建议，那法律也是你自己制定出来的，什么红头文件都是你制定出来的。那我们有个建议，就是让我们现在的人大代表，你要是我们人大代表，又是我们国家和中共的领导人，你应该怎样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并不是人大代表的事情，是一个官员的事情。因为他又是代表又是官员嘛。所以我建议这一次，叫他们履行自己的又是人大代表的职责又是当官的职责，为人民真正的办事情！
许志永：
一，刚刚有一个消息，今天为推动财产公示，他们有几个勇敢的公民站到街头，去做了一些勇敢的行为艺术.他们其中的一位，还被看在家里，王永红，张向忠呢现在还看守所，但我觉得可能问题不会太大，主要有点报复性的把他们控制一下。因为那天王永红就被带到派出所待了一天。我觉得像财产公示是可以全国来做的，有很多勇敢的人都参与了，他们表现的更勇敢，本来他们是各自都有组织聚餐的，还有其他的几组聚餐，因为他们都失去自由，有的就没有聚成。等等。
关于公民的理念的问题，我想中国社会大家都知道要联合起来，因为中国社会的健康力量代表了未来的真正的民主法治的公民力量应该联合起来。那怎么联合？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个概念，就是公民这个概念。就是它内涵丰富，它蕴含了充分的民主法治的制度背后还蕴含着公民权力公民社会等等这样一些内容都在里面，它比民主本身都丰富。同时公民它是身份，是每个人的身份，今天我们可以对所有的，面对国保，面对所有的公民的一员，或者我是中国公民的一员，我们用统一的身份，统一的标识把我们标示出来，把我们从这个臣民社会中标识出来。我们是站起来的，率先站起来的公民，然后我们用自由公民联合的方式，用一种最简单的但是最自由的方式。但是要讲规则，今天是我们训练适应这种规则，大家都发言，大家各地的公民都聚起来，都自发的起来，统一的理念身份标识下，各地的公民都自发的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全国的公民都联合起来，一起来推动我们社会的进步。
最后，一个议题，关于人大，我其实蛮熟悉的。当过两届的海淀区人大代表，我还竞选过北京市的人大代表，没当选，但是都经历过.我有一个提议就是我们公民社会是不是可以评议一下，十个最称职的人大代表，十个最不称职的人大代表。比如说那个当了一辈子的人大代表，活化石，她做过什么？申纪兰，那样的人大代表有什么用呢？我们整个人大说实在的是我们中国政治制度的整个的像皇帝的新装表演一样，是最虚假的。所谓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谁都知道是个橡皮图章，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大的话题不谈，我们可以谈个具体的例子：评上十个最好的（人大代表），评上十个最差的（人大代表）。
谈到这儿，至少有两个是实际可以操作的。一，找到我们自己的人大代表，然后向他递提案。二，评十个最好的，十个最差的。然后现在希望我们这个事儿现在就做。就是在北京地盘的，当全国人大代表的那几个人，把他们找出来，把我们的提案提给他，方式，就是在微博上@他，然后寄给他，之后把这些公开，还可以找到有关的媒体进行报导，告诉他们我们这么多东西给了这人大代表，我们来考验一下这个人大代表素质到底如何。
各省可以找各省的，比如上海的可以找上海的，都找本地的能代表自己的那个人大代表，把他找出来，然后跟他发信，发微博。
还有一个提议就是，你把那个提案交给那个人大代表，你要跟踪他，他收到了没有，收到了办了没有，办和没办结果都要公开，这样才能体现出我们作为人民真真正正地监督人大代表的这种含义。
【零八宪章月刊】时间：3/2/2013
参加聚餐的人士有访民、学者、律师、维权人士、媒体人，包括蒋绥民、李焕君、徐香玉、欧阳劲、丁家喜、许志永、朱金娣、徐崇阳、彭剑、赵常青、宋泽、李宇、张欲晓、韦开珍、李冰、沈金宝、苏翼等等。
下面是部分与会人士的发言整理稿，从这些人士的发言中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其一，公民聚餐活动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其二，对中国维权事业，大家充满了乾劲和信心；
其三，对执政党及其地方政府的诸多违法之事，大家充满了控诉和批评，甚至是尖锐批评；
其四，对现存的人代会制度进行了揭露和批评，认为当下的人代会制度既非人民选举产生，更不代表选民利益，这种选举制度必须改变，必须向民主竞选的方向前进.
其五，继续以各种方式努力推进中国公民运动。
（以下便是“聚餐会”后的部分公民交流纪要，根据视频整理出的文字记录没有送交与会者审核，若有参与者认为某些语言和文字是整理者强加所致，可以公开声明否认，本人承担全部文责——赵常青）
侯嘉：
我第一次参加公民同城聚餐的时候，我跟我媳妇说我要去干“大事”，其实所说的大事，我自己理解就是，通过越多的人有这种公民意识的觉醒，能够打破中国传统几千年来的到目前都没有打破的历史循环——暴力革命去除暴政建立新的暴政，到目前还是这样的，所以有句话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真心为了祖国越来越好，咱们自己过的好，咱们的孩子们过的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沈金宝：
大家都说，没有冤不出来上访，所以我来讲下我自己。我是冤仇似海，我在他们的迫害之下，去了香港，我家两次被洗劫财产，父亲得不到自己的财产含冤而死，儿子患抑郁症也经常……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就是他们给我带来的“好处”，这也是我为什么今天来这里参加这个聚会。我要为社会出一点力，同时要自己得到一点保障。这位就是我的妻子，我们因为共产党的谋害而不能够在一起。
李好喜：
我在北京打工有几年了。今天我偶然得到这个消息，觉得这个机会非常好，就来参加这个聚会学习、认识大家了。希望参加这样的聚会，能够多了解些东西，通过彼此之间的沟通、碰撞，唤醒自己的意识，提高自己能力。
单啸天：
我很早的时候就有这方面的觉悟，一直很关注这方面的信息，觉得这样的方式才是了解我所需要信息的真正渠道，所以很久都没有看过报纸了，相信今天能在这方面有大的收穫。
光远：
各位同仁，大家夜里好！我是中国洞察事务监督网的员工，网站在十八大的时候被封了，我已重新註册，可能近期能够重新开放。我将在下周一出一档节目，叫光远看社会，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一点一滴的把这个社会往前推进.
马永涛：
我来自河北廊坊，小村官，来自最基层，像这样的聚会我来过几次了，上次我说过，一开始我们有的人并不熟悉，我想有一天，我们有公民理念的所有人由不熟悉，到了太熟悉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
黄河：
大家好，我很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的地方讲过话，以前总是一个人在某个角落做某种事情，从来没有说过话。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很讨厌“黄河”，所以我改名叫无限，我今年62岁，我的身份是“右二代”，以前，每次我参加聚会的时候都会感觉有点悲哀，因为我们“右派”可能年龄有所偏大，最年轻的也要八十多岁了吧，好像觉得我们能跟他们比吗，能跟这六十多年的专制对抗下去吗，我们都太老了。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这么高兴呢？不是客气，见到了很多中青年的同志，我觉得这是希望的所在。
孙志刚：
我是北京市房山区的孙志刚，与零三年广州的孙志刚事件相似，我的情况应该是在北京发生的孙志刚事件，05年年初，我因冤假错案被判两年，当地政府霸占农村土地，不给村民补贴，我到现在还没有地，所以这个斗争我都将一直坚持下去。很高兴的跟大家见面，刚刚司仪提到警察限制我们见面，我提个小建议，我们不是他们的奴隶，我们不是犯罪嫌疑人，我们有权利不去，这是我们公民的权利。您被传的时候，可以说我是叫什么什么，但是您约我的时间，我不一定有时间.我们跟他们没有必要软弱，我们需要强硬起来。
我也不会说什么，跟大家见面是天大的缘分，大家多多交流。
陈克志：
我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老师，科技发明人，我第一个在知识产权界提出知识产权系统的腐败。昨天我在分局申请知识产权游行，我也做到了。我父亲三八年参加革命，一直都是跟着共产党，但是临死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所经过的黑暗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警察找我好多次，不让我曝光，还找我妻子，我不怕，出来了我还是给它曝光了。
徐崇阳：
首先我给大夥鞠躬了。我谈谈合法犯罪论，政府骗老百姓叫政策，国家骗国家叫外交，老百姓为自己的权利不听政府的叫违法，公民为自己的权利坐牢被判刑叫公民的合法义务，司法欺诈是中国的特色，所以我们要争取权利。我过去是武汉的一个商人，现在是专业维权人，请大家以后多多支持我的维权，推翻我们的黑政府。
韦台升：
我来自上海，过去是医生，从事公共卫生和流行病血事业.零九年因为拆迁走上了维权路，现在免费为访民做公民代理帮他们打官司。今天跟我的姐妹第一次过来学习，谢谢大家。
朱金娣：
我是上海的，因为强制拆迁来到北京，相对激进，09年被刑拘后，稍微学了学法律，现在免费为访民做公民代理帮他们打官司。
张欲晓：
我来自山东，很关心这个国家的前途，我爱我的国家，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希望它更快的走向宪政法治。希望大家在一起更多学学民主法治的知识，更多的做些事情。
赵常青：
很高兴今天在这里和大家相聚。我简单的把自己介绍一下。我今年四十四岁，89年，因为积极参与学潮，被关进秦城监狱进行审查。1997年底，因为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县级人民代表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3年徒刑，而再度入狱.在2002年又因为从事相关民主人权活动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徒刑。2007年11月刑满出狱. 2008年签署《08宪章》。2009年秋来北京，2010年因为参加庆祝和平奖的活动，被拘留八天。从去年开始和志永一块在努力推动公民运动。很高兴认识大家，我希望我们一起来为一个民主、法治、宪政的中国而努力，谢谢大家。
彭剑：
我没有坐牢过，帮助有可能坐牢的朋友。以律师的身份帮助公民朋友们，能力有限，帮不了的也可以用相机文字给大家做做记录。
欧阳劲：
我是《太平洋》月刊的记者，工作主要是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最近习近平不是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嘛，有人写文章说就要先把他关进笼子里去，因为他是权力的顶峰嘛。首先要把最大的权力关进去，只有限制了权力，让它不能肆意妄为、横行霸道，中国才能有希望，这就是我们的方向。我最近在帮助一些失地的农民做些维权，从而使我们的中国走向光明。
许志永：
我一直是学法律的，零二年毕业以后我一直从事社会的公义、维权活动，在过去的十年里，代理过一系列的维权案件。从孙志刚案件开始，后来包括彭剑律师参与代理的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宝宝的维权，大概从零九年开始，特别是12年来，我们维权的行动稍微有点变化，我们原来更多的努力是在做个案，就是遭受极端侵害的个体，发现极端事件的时候过去帮助，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但是到后来，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这样的案子可能根本做不完，在中国太多了，因为这是整个的制度问题.所以12年以来，我们更多的是在做倡导性的工作，今天的聚餐就是这倡导的工作之一，我们倡导新公民运动，我们倡导大家都做公民，？？在这样一个臣民的社会里面，我们大家率先站起来了。现在，像这样的聚会在全国，今天至少有三十个城市，上个月有二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同一时间，我们公民都在吃饭，我们讨论时政，我们关心中国的未来，某种意义上说，大家是这个臣民社会里面率先站起来的公民，也是最勇敢最有担当责任能力的公民，我们都为自己或者别人的权益曾经战斗过，或者以后我们将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战斗，直到建立一个真正“自由、公义和爱”的美好国家。
王宇：
我是来自北京的律师，零八年底因为投诉警察，被警察陷害而坐牢两年。虽然是律师，但是之前并没有很强的公民（权利）意识，但是在我坐牢期间，外面很多朋友包括许志永先生他们一直都在为我维权，我非常感动，所以我出来以后就非常感谢大家，并开始关注公民、人权，并为包括访民在内的一些朋友做了很多维权的工作，而且希望自己以后能够继续为大家维权。
李焕君：
我是丰台石榴庄的，七月十二号，他们多次把我家包围，我就反应强烈，把屋内屋外撒满汽油，没有把我家拆掉，后来把我拘留后，房子就没有了。后来慢慢的参加财产公示的活动，从我自己的小圈子里面跳出来了，化悲痛为力量，现在小家没有了，也照样生活。我二十五号礼拜一开庭，大家谁愿意去旁听非常欢迎。
李冰：
很高兴今天能够来这么多人，我希望：一方面，我们要保持坚持下去的这样一个状态，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勇敢一些。我们光说的话，可能有很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还需要更多的行动，而行动的过程中不需要是很激烈的冲撞性的，我们需要的是“低烈度的组织化”，这是个很好的概念。在一些行动中，可能激烈性不大，咱们却可以把很多人带动起来，坚持下去后，当我们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公民社会是可以实现的。
李成立：
今天这么多朋友，很高兴的啊。我们家一年亲兄弟聚一次都没有能够说到一块，因为他们是体制内的受益者。我是涉嫌煽动颠覆政权罪，所以说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啊。一旦我再因为煽动颠覆罪进去，会有这么多朋友都会为我呼吁的，我觉得很安慰。
我是河北保定的，今天专程过来参加这次聚会。没有身份证，身份证被当地警方找各种理由给扣住了，我差点因找不到住的地方而露宿街头，但是还是来了，还是挺感兴趣，还是挺高兴.
刘华琼：
第三次参加这次聚会，这次见的更多的是生面孔，这说明我们公民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高中的时候我都不写入团申请书，上大学之后吧，慢慢发展，毕业的时候就只有我不是团员，后来他们有事就不通知我了，原来是说就我没入团，大学党员这个身份，根本就是个奸细。从来不想参与，这是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最近，通过自己刷微博，认识了好多我们这些志趣相投的朋友；通过微博把我们这些人组织起来，公盟组织是种低烈度的组织的说法比较好，避开锋芒，蓄势待发.还有就是，下次来的时候，尽量多带一些生人进来，把咱们的队伍不断扩大。最重要最刻不容缓是发展自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对自己的政府认识的程度不一样，我们不敢站出来，怕他们的淫威，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手里有枪，更重要的是他们组织化程度高。
蒋绥民：
今天第一次参加这次聚会，我是个老右派。两次死里逃生，天不怕地不怕，命够大的，今年虚岁80.今天年轻人，佔大多数，这是我非常欣慰的，后继有人，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所谓的公民，根本没有公民权利，现在连知情权都？？没有，怎么参与，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维权。有了权才有力，没有权哪有力啊。我们大家团结一致，互相支持，作为公民我们就要争取公民权，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互相声援，像刘晓波这个事情，全世界朋友都一起声援、联合签名。另外，我们明天右派聚会，我也不怕通报，我说欢迎你们旁听，我们是光明磊落的，无所隐蔽的，我们做的是合法斗争，宪法也不完善，我们争取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但是你们政府也要遵守宪法。有宪法无宪政的话，我们公民权无法兑现.我们需要团结一致。
但是最近看到一些朋友有些泄气了，至于习近平上任的好坏，从他的的定调可以听出来，一个是共产党领导之下，一个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条已经框死了，什么叫政治改革，这样了还改什么？现在好多维权人士都在监狱里，不仅是刘晓波，还有南京的郭泉，东北的吕加平等等，陈光诚能够逃出去也是靠大家的帮助，我们也要互相关注关怀。我们要有抗争的意识，不能屈服。年轻人一定能够看到民主曙光的降临，我也争取能看到。
回地：
现在在北京生活，从事写作工作，……希望能够通过餐桌的聚会，来推动公民意识的觉醒。
陈年：
回地是今天我领过来的，我也是写作的，人家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咱们这个国家看似强大，实际上是专制的强大，我希望将来是民主的强大、法治的强大、公民的强大——这就是我的终极梦。
严国强：
大家好，我是河北廊坊的，参与这次聚会，想接触学习大家对公民理念的理解，努力做到对大众公民意识的传播，对强权说不，对权力说不。谢谢大家。
杨永明：
参加公民聚餐已经有六七次了，我相信中国一定会走向民主宪政。因为时间是专制的敌人，是民主的朋友。很高兴能够与坚持梦想者一路同行。
向金辉：
很高兴今天再次见到大家，特别是今天见到宋泽。我觉得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可能是因为有共同的理念。我们社会的不公也在于国家宏观的规则，今天会议也按照罗伯特的议事规则.这样的话也是一种现设规则，大家按照一定的规则来发言，我觉得民主自由可能更是我们平时的一种行为习惯.可能我们之间的朋友并没有直接参与推动的工作，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参与其他的组织和工作，通过潜移默化，推行民主，将来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议员或者代表，您所培养的的习惯都可能影响其他人，传达给身边的人。然后使我们将来趟过历史的过程，可能更顺利，更快一些。
宋泽：
大家晚上好，因为之前觉得世界实在是太多的不公平和非正义，然后看到关于许志永先生的一篇报导叫做《行侠仗义许志永》，就给他发信去拜会，表示了行侠仗义的意愿，去年青年节的时候因为11年底围观黑监狱救助四个被非法拘禁的访民而被刑拘一个月，然后被监视居住六个月，去年年底的时候才出来，出来的时候看到大家对我的帮助，非常感动。目前还有一年的取保候审的期限，年后申请来北京他们是不允许的，我想我还没有跟这些帮助我声援我的朋友们面对面道谢，我怎么能在家里待一年呢，我待不下去，所以我就奋力的跟这边的朋友联系，跟警察争取，然后终于过来了。现在看到大家这个公民同城聚餐的概念和形式非常不错，感觉目前这个公民联盟的变化是很大的：一是我们公民朋友的“胆子越来越大了”，参与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二是，公民们越来越团结，微博上大家的声援，对这些走在前面的勇士们也是一种安慰，比如说刚刚出来的肖勇；三是，年轻的朋友们越来越多，这是个好迹象，也希望各位前辈们多多提携我们这些晚辈。
雁南飞：
我是零五年才开始介入公共事务的，之前在做一些餐饮小生意，我觉得社会已经很腐败很不公了，自己无能为力，只想着养家糊口改善自己的状况.后来我就想，这个政府的存在，它对百姓已经没有任何益处，完全处于无作为的状态，这个政府应该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然后开始关注公共事务，比如去天安门发传单，认识到社会要改变，根本上要从制度上改变。后来因撒传单被抓捕，接触到了上访人，我就跟他们说，如果制度不改变，您们个人的事情就很难解决，就算解决了，这样的悲剧也还有可以能在你的子孙后代身上继续重现，世世代代沦落在这样的状态中。所以我希望大家齐心合力促进这个制度上的改变。不认识大家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人在战斗，后来去图书大厦去拉横幅，被关了八十多天。现在六七年之后，之前认识的上访人，很多人放弃了，他们的事情还是没有解决.那么我觉得：大家自己经历了委屈，可以去争取，但是不要全部搭进去，可以留一些余力去做改变制度上的争取。
丁家喜：
当前的机会很好，五年以后还会有这么好的机会吗？不好说的。所以要赶快关注这次的两会，刚才我们在那边讨论了什么内容呢？比如说了一个是找出自己所在区的人大代表，给他发信发围脖？？，告诉他您有什么建议并让他代表您把您的的建议传达上去，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那下面我们就围绕着关注两会的方式来发表意见，人比较多，就不按照顺序发言了，现在谁想到了，就请举手说出来，每个人给三分钟时间发言。
徐崇阳：现在是黑代表，他们是我们直选的还是指定的？……我想当人大代表，大家到时候选我当代表，我愿关注人民的疾苦，你们可不可以选我……
雁南飞：
朝鲜边界核试的议题，督促政府对这个核试验有个具体的评估数据，希望政府有所作为，我们要去督促他们。
陈玉庆：
“重複一下啊，不是什么新闻，因为这个事情已经上报了。上到报纸上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湖南，湖南在选举省人大代表的时候，贿选.贿选了多少人呢？320名代表都受贿了。谁举报的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姓黄的，叫黄玉彪。他呢，是一个企业家，身价有十亿左右。他想竞选这个省的人大代表，而且还想竞选全国人大代表。但是他呢，给320名代表每人1000块钱，让他们投他的票。最后，选举结果出来之后，他差20票没有选上，他很生气，别人又给他发了个短信说，祝贺你落选了，他很生气。结果，他把钱都要回来：啊，你们谁收我的钱都给我退回来，而且把退回来的手续都作为证据都给上到网站了。整个通过这件事可见一斑，该找他们找他们，但是他们具体可信不可信，自个心里有数就得了，我就说这么多。”
孙志刚：“我是房山区的，我叫孙志刚。刚才丁律师提议说找咱们当地的人大代表吧！现在这么说啊，我对他们没有信任度。为什么没有信任度呢，就是他们都是政府指定的代表，是为政府贪污腐败说话的人。就是说，只有咱们少数的政协代表，但是据我所了解吧，政协上的好多代表（应是委员，下同）吧，也都是他们指定的人。包括都是什么呢，企业家也好，这家那家也好，都不是老百姓代表的。我身边的人没有可信的了，政府的没有可信的了，共产党也好，现在，共产党又不共产了，大夥都知道，农民的土地都他们收回了，就被他们当成他们的财产了。将来总有一天，他们等于霸占完土地以后，多少的土地掌握在他们那儿，粮食电价由他们定，什么都由他们定，老百姓就等着加多少倍的钱买粮食了，他们搞垄断了。我就说这么多。”
赵常青：
关于人大代表这个话题，我是有点发言权的。98年，我是竞选过人大代表的，98年湖北的姚立法也竞选过，许志永2003年也竞选过海淀人大代表。98年我所在的单位叫813厂，是核工业总公司下属的一家“三线企业”。上面知道我有89学潮背景，就下发了一个文件，文件里面说什么呢，男性候选人，必须中共党员，厂级干部，然后女性候选人呢，就一般群众不限。大家想一想，这个规定啊，直接是针对我的。我既非中共党员，又非厂级干部。但是他这个规定违背什么呢？违背宪法和选举法的。因为宪法和选举法都规定年满18周岁国家公民，不分性别、信仰、民族、职业、教育程度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它这样一规定就把非中共党员和非厂级干部的广大公民的被选举权剥夺了，这当然是违法的。我对此提出了书面抗议，经过斗争，虽然在“初步候选人”名单中将我的名字张榜公佈了，但在“酝酿”正式候选人环节，我还是被“酝酿”出局，成不了正式候选人。当然98年我还是竞选到底了，尽管后来警方介入，没收我散发的竞选材料，开中高层干部会议说我是“89那批学生打着合法性的旗号公开与共产党进行较量”，并对我进行传唤。在投票日当天又控制了我的人身自由，但最后我的得票还是杀入第二名，而另外四个正式候选人得票也全部没有过半，在选票都不过半的情况下，应该进行二次选举，按照选举法规定，得票最多的两个人是二次选举的正式候选人，在那种情况下我的名字就会出现在选票上，当局为了防止我当选，乾脆取消了二次选举，为我们厂数千选民指定了一个列席代表。并以我过去的文章中有要求中共进行民主化改革、走台湾道路为理由将我逮捕判刑。
我举我自己的这个例子想说明什么呢？那就是现存的这个选举制度是完全虚假的，只要你不是当局考虑的人选，无论你有多大才能、无论你多么想为选区选民做好代表，都是不可能的，你要独立竞选，他会给选民施加压力不提名你、不投票给你，如果有10人以上选民大胆提名你为初步候选人，他们会在“酝酿”环节很“合法”的将你赶出去；你还有继续竞选下去，他们还可以动用警察力量来调查你、打击你，甚至会公然违背宪法、选举法来操纵选举.其实我的例子并不是个案，从2003年以来，凡想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人民代表的，都受到过一系列压力。2011年北京的换届选举，我曾经为志永（竞选北京邮电大学选区的代表）、乔木（竞选北京外国语大学选区的代表）拉过选票，但是他们都遭遇了来自官方的种种干扰和压力，最后，所有公开竞选的独立候选人都没有选上。这一切都说明现存的这套选举制度是忽悠老百姓的。但是我们大家确实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们必须要为改变这样的选举制度而努力，使得未来的人民代表确实能够通过民主竞选产生。
常玮平律师：
人大代表，大家反复看一下四周有没有自己认识的人大代表。但是，按照法律来讲的话，这个国家是属于人民的，但是人民管理国家的形式是由人大代表去管理的，而我们所有的人民竟然不认识我们的人大代表，这是一件很诧异的事情。我的建议很简单，就是大家自己去找所属选区选举出来的全国人大代表。在两会之后，也可以去找自己所属选区选举出来的省级市级和县级以及乡镇一级的人大代表。以后有什么事的时候也不用上访啊，以后有什么事去找人大代表，然后找他帮你办这个事，然后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他没帮你办这个事，你也把这个结果发出来，发到微薄上，发给你身边所有的人，告诉他们这个人大代表是没用的。另外一种，他帮你办下这个事来了，那我们通过我们的一己之力，让大家的力量结合起来，让这个人大代表制度变成一种活的制度，激活了它，那也是一件乐见其成的事情。不管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都是一件好事。所以第一步要做的呢，就是大家去找自己所在选区选出来的人大代表是谁，然后把他的电话找出来，然后我们去找他。我想今天在这里很多人说了不公平待遇，或者说一些刚才说的良民嘛都逼成刁民了，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暴露的司法的软弱和妥协，暴露的公务人员的一些碌碌无为甚至是作恶，这些都不是没有效果的，它至少让世人看到我们再不自救的话，这个社会就完了，我们就连最后一个改良这个社会的机会都没有了，最后就只能迎来革命或者很暴力的革命。这时候，那个……人如草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样一个机会，让所有坚信理性能改变这个社会的人一定要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它的成本并不高。
韦开珍：
在上海，对上访的人有中截制度，制度的听证员必须是人大代表和政协代表，但是这些人大代表都是最基层的居委会选出来的，街道里选出来的。他们作为听证员.终极听证会有四个人大代表。这四个人大代表都是街道的居委会选出来的，但是他们的法律知识一点都不懂，问他们法律知识他们都不懂。但是他们就可以说是利用说法律把你徵集了。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懂，因为听证会的时候我帮人家做代理。包括我自己开听证会，我就问他们你们作为听证员，人大代表，你们讲一讲你们懂不懂动迁的专业法律，他们一个都说不出来，我说你们既然说不出来，你们做人大代表做听证员，把每个信访人没有一个不中截的，全部中截。还是信访人不好？还是你们人大代表不懂法？这就说，作为一个人大代表他连法律都不懂，他怎么能代表人民来出来说话？！我就这个建议：让他们先学法。
李焕君：
明天两会，我，李蔚，还有徐香玉大姐，还有一些就是北京市有冤屈的访民。我们联名一共六十个人，我们到北京去交了游行申请，迎接两会，要求司法公正。就像这位大姐说的这样的事情，您可以也交一份游行申请，迎接两会，就是要让这些什么都不懂的人。谁有意愿都可以去交游行申请啊。
于世平：
咱今天讨论什么问题啊，就是两会，每年一度的两会，这是一个机会。这个两会，我们要能做什么，我们要能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这是我们的中心议题.刚才说人大代表问题，直接参与拆迁我的，我们温泉镇的人大代表主席（张振旺），直接参与拆迁.这是我们人大代表，我到北京市人大代表信访处，我去找人大代表，但是我见不着人大代表，给我打发走了。我去那个国家人大代表信访局，我去找去了，不让我进，而且我还是见不到人大代表。我作为一个人民，我有苦我有难，我连见人大代表的资格我都没有！
朱金娣：
因为我一直维权，我也一直都是冒着风险维权的，也把我儿子搭上去了。就是说，现在的人大代表不是说强迁的时候是人大代表，像上海还有一个裴政，他是人大代表，他现在要做老娘舅了，强迁又是他的人大代表，什么都是他的人大代表，人大代表不是人民选出来的，而且我们的人大代表都是官代，市委书记都是人大代表，你说，我们就是利用这次两会，你又代表人民，又代表官员，那我们就要向你提出建议，那法律也是你自己制定出来的，什么红头文件都是你制定出来的。那我们有个建议，就是让我们现在的人大代表，你要是我们人大代表，又是我们国家和中共的领导人，你应该怎样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并不是人大代表的事情，是一个官员的事情。因为他又是代表又是官员嘛。所以我建议这一次，叫他们履行自己的又是人大代表的职责又是当官的职责，为人民真正的办事情！
许志永：
一，刚刚有一个消息，今天为推动财产公示，他们有几个勇敢的公民站到街头，去做了一些勇敢的行为艺术.他们其中的一位，还被看在家里，王永红，张向忠呢现在还看守所，但我觉得可能问题不会太大，主要有点报复性的把他们控制一下。因为那天王永红就被带到派出所待了一天。我觉得像财产公示是可以全国来做的，有很多勇敢的人都参与了，他们表现的更勇敢，本来他们是各自都有组织聚餐的，还有其他的几组聚餐，因为他们都失去自由，有的就没有聚成。等等。
关于公民的理念的问题，我想中国社会大家都知道要联合起来，因为中国社会的健康力量代表了未来的真正的民主法治的公民力量应该联合起来。那怎么联合？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个概念，就是公民这个概念。就是它内涵丰富，它蕴含了充分的民主法治的制度背后还蕴含着公民权力公民社会等等这样一些内容都在里面，它比民主本身都丰富。同时公民它是身份，是每个人的身份，今天我们可以对所有的，面对国保，面对所有的公民的一员，或者我是中国公民的一员，我们用统一的身份，统一的标识把我们标示出来，把我们从这个臣民社会中标识出来。我们是站起来的，率先站起来的公民，然后我们用自由公民联合的方式，用一种最简单的但是最自由的方式。但是要讲规则，今天是我们训练适应这种规则，大家都发言，大家各地的公民都聚起来，都自发的起来，统一的理念身份标识下，各地的公民都自发的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全国的公民都联合起来，一起来推动我们社会的进步。
最后，一个议题，关于人大，我其实蛮熟悉的。当过两届的海淀区人大代表，我还竞选过北京市的人大代表，没当选，但是都经历过.我有一个提议就是我们公民社会是不是可以评议一下，十个最称职的人大代表，十个最不称职的人大代表。比如说那个当了一辈子的人大代表，活化石，她做过什么？申纪兰，那样的人大代表有什么用呢？我们整个人大说实在的是我们中国政治制度的整个的像皇帝的新装表演一样，是最虚假的。所谓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谁都知道是个橡皮图章，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大的话题不谈，我们可以谈个具体的例子：评上十个最好的（人大代表），评上十个最差的（人大代表）。
谈到这儿，至少有两个是实际可以操作的。一，找到我们自己的人大代表，然后向他递提案。二，评十个最好的，十个最差的。然后现在希望我们这个事儿现在就做。就是在北京地盘的，当全国人大代表的那几个人，把他们找出来，把我们的提案提给他，方式，就是在微博上@他，然后寄给他，之后把这些公开，还可以找到有关的媒体进行报导，告诉他们我们这么多东西给了这人大代表，我们来考验一下这个人大代表素质到底如何。
各省可以找各省的，比如上海的可以找上海的，都找本地的能代表自己的那个人大代表，把他找出来，然后跟他发信，发微博。
还有一个提议就是，你把那个提案交给那个人大代表，你要跟踪他，他收到了没有，收到了办了没有，办和没办结果都要公开，这样才能体现出我们作为人民真真正正地监督人大代表的这种含义。
【零八宪章月刊】时间：3/2/2013
2013年1月17日星期四
赵常青：205名高官必须带头公佈财产！——北京“财产公开”问题座谈会纪要
执政党的腐败问题在现行体制下几乎是个不治之症，中共新领袖上台后也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去年11月19日，习近平在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强调反腐败的重要性。而民间人士则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财产公开”运动，要求执政党205名高官带头公佈财产并接受人民监督。
2012年12月24日夜（平安夜），北京的部分律师、学者和民主维权人士在某饭店聚餐共度“平安夜”。饭后，大家围绕财产公开问题进行了座谈，与会人士普遍认为要求205名中共高官公佈财产对於反腐败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许志永、笑蜀等人在聚餐会上谈到公民运动和社会运动的相关问题，强调公民运动必须走低烈度、规模化的道路；范亚峰、杨支柱、李和平等人则谈到政府打压“东方闪电”的问题，指出政府没有定义“邪教”的权力，处理“东方闪电”必须在人权和法治的轨道上进行，从而防止类似法轮功悲剧的再版出现。参加聚餐讨论的人士包括：
笑 蜀：著名记者，前《南方周末》评论员，《历史的先声》主编
许志永：北京邮电大学教师，民主人士，新公民运动发起人
范亚峰：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宪政学者
杨支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胡石根：前北京语言大学教师，民主人士
乔 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独立竞选人
胡 佳：民主维权人士
赵常青：民主维权人士，独立竞选人
肖国珍：北京律师，维权人士
丁家喜：北京律师，维权人士
王江松：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王光泽：学者，和解智库发起人
韩 颖：维权人士，独立竞选人
李和平：北京律师，维权人士
刘 巍：北京律师，维权人士
梁晓军：北京律师，维权人士
王 宇：律师，维权人士
孙含慧：维权人士
赵发琦：维权人士
夏漪兰：维权人士
以下是参加讨论的视频整理文字稿
（需要说明的是：其一，因技术原因，丁家喜、孙含慧、王江松等人的初始发言没有录上，在此特别緻歉；其二，视频文字整理稿没有交付各发言人审核，如果有与会人士认为文字记录失实，本人愿意承担相关文字责任）。
——赵常青
王江松：关於要求中央委员等高官公开财产信息，我是很赞同的，我看到有关签名的信息就立马签了。
梁晓军：实际上这个观点，当时我在郑州跟滕彪等一些律师聚餐的时候就说过，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说这个内容不重要，这个形式非常重要，就说我们通过签名这个活动，然后聚笼大家可以看到谁是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人，谁是和我们有共同理念的人，通过签名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有共同理念的人可以相互联系，我们不会感到自己的孤单，所以我觉得签名这个形式非常好，我当时在郑州就说希望他们都积极参与，而且我觉得能在中国这种高压环境下发起签名这些人，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也跟他们说，我说我们都应该支持他们，就是说让他们感觉到不孤单，让他们感觉到有很多人在支持他们，所以我觉得要继续签名，就这样。
范亚峰：我有两年没有出来了，这两年里面志永是我非常钦佩的一个人，严冬里面应该说做了许多和当局有冲突的事。一个是教育平权，这个事情怎么评价他的意义也不为过，政府现在在这个问题上的松动实实在在受了这个影响，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财产公示，这个事情抓得非常好，非常有意义和价值。志永做的这些事情都让我非常钦佩。我希望志永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坚持做下去。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是需要坚持，坚持比什么都重要。
我呢这两年可以说是用不同的方式在坚持，一个是坚持自己的宪政学术，一个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没有改变，第一个对宪政的信念，没有任何改变，不，第一个应该说对基督的信念没有任何改变，第二个对宪政民主的信念没有任何改变，然后呢方式是什么呢？自己坚持这个学术研究，也读了不少书。
胡佳：哇，该我了，我特别不善於说话，尤其是当着这么多——要么是前辈，要么是兄长的这样一个场合。我觉得这个宪政、普世价值是一个很宏大的东西，宪政呢把权力关在一个笼子里。我们从哪里开始，这个起点是什么，而且要改变现在官方一来他是很蛮横、嚣张的这个，我们要对他有些实际的东西，能对他进行制约。那我觉得呼籲财产公开呀，这方面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共产党现在滥权太厉害了，腐败只是滥权的一种，其他的滥权比如说侵犯人身自由呀、言论自由呀跟跟他这个财产方面的滥权是一个整体吧。
我们先从他这个滥权开始解决，其实以前很多人呼籲过财产公开，从个体的提案到媒体呼籲都有，但是现在应该是狠狠地给他一重拳的时候，这一次大家的签名呼籲呀，很不错，是一个载体，当然这个也不仅仅限於此，等到明年人大政协两会的时候，我们除了提交这些名单之外呢，我觉得还可以有其他的实际行动，甚至如果需要走上街头的话，我觉得我都愿意。
关於这个财产公开，一定要让他无法去逆转这个，无法再有任何的理由去推延这个。因为他们确确实实能想出很多很多的理由——什么制度建设不成熟呀，配不配套呀这些，那些都是谎言，全都是一些托词。现在来讲他们吧，有些官员已经把他们的财产开始变现了，把那些黑钱洗成白的，这些都是来自於一些我们的压力呀，绝对不能给他时间，绝对不能让他在这方面有所喘息，而且我觉得就是205个人很好，他们是权力的最核心的，他们高於省部级，他们是最高危的腐败人群，那就从他们开始，好！
肖国珍：因为12月份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市公安局都??找我，我本来想要低调一点，所以我曾经想暂时不签，结果后来我还是签了，为什么签了呢，就是在局子里找我，就是说刘晓波那个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是做律师的，你为什么要签，我这么回答：我说我的身份主要是一名律师，同时也是一名公民，这是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表达自由，他说刘晓波是敏感人士，这是一个敏感事件，我说：对於我来说不存在敏感与不敏感，只存在於合法与非法，我说我认为刘晓波是因言获罪，所以在我看来，他是无罪的，他应当被释放，而当局如果因为他是有罪的，你说这是一个生效的判决，那么你可以继续关他，但是我的表达自由依然是存在的。
那么这一次有关财产公开的签名，我签了，就说这个我依然行使我作为公民的表达自由权，我作为公民认为你作为高官、作为这个全国人民的受委託者，你应当公佈财产，这是我公民的表达自由，你不公开，你找种种理由，种种藉口，哪怕是法律依据，可以是你的事，就说我觉得是任何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权利来签这个名，如果愿意的话，当然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
韩颖：我说一点，我也不想说这件事（财产公开）做的对或者不对，我的观点就是既然做了，就得坚持做到底，不能半途而废，至於这件事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做得好与不好，我也不想评论，反正我认为就是既然做了就是坚持做下去就行了，也没什么其他的。 （王江松插话：就是你这也不做，那也不做，那你到底做什么呢？我是在想，到底能做什么呢？）只要坚持做下去就行了，这是我的观点，我也不想评论太多，因为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果，还没出结果，所以对与错，都是为这个社会。
杨支柱：我想这个东西（财产公开签名），不能说没有意义，起码说作为这种形式能够把人凝聚起来，这就是意义。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呢，我认为个人能干的事情是有限的。就我目前的看法，我日常的工作就是反计划生育。而我认为财产公开这个意义可能就比我做反计划生育的意义小，所以我就不参与了，但是我认为又比我反计划生育更迫切的事情，就是“全能神教”的事情，他搞得这么气势汹汹。他为什么要这么搞，他首先是给法轮功一耳光，你们不要指望反天，不要指望说新主上来就翻墙变天。其实也给其他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其他的民间的不同的宗教信仰、民间组织，都给你们一个警告，你们要组织大了，就像全能神教的下场。他就是搞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必须给他一巴掌，狠狠的一巴掌，尽可能地有更多的人给他一巴掌，其实上这个比财产公开更敏感，但是我觉得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说话，我说完了。
乔木：财产公示两个层面，现在党内实际上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是有这个财产申报。他们内部组织部门每年会有个申报。但党部都不知道是不是呀，他们象徵性地写一个，也没人去核查，就压到组织部门，这个我知道。我们现在要求他公示，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我不签名，但是我非常支持。
我认为呢有两个层面要解决：第一效果的问题，现在我每天收到各种各样的中国的签名，中国人对这个签名好像不是太像西方人那么讲究，你看银行卡上都有签名，也没有人去核对这个，而且从传播的效果来说，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像欧洲那些国家，有个几百人上万人可能就有了，中国这个签名从传播的效果来说，你只是这边的人多，但这个意义在哪里呢？好多人去找上面这个人，这个张铭是不是你这个张铭，这个杨支柱是不是那个杨支柱，他没有一个身份可以保障的一个平台；第二个就是说人们其实更多地关注那些他认识的人或者是名人，你人多少实际上只是个“数”的概念。
我认为这个事情要做光靠签名是不够的，其实应该搞一些类似於行为艺术呀、街头抗议呀，你可以搞一些非暴力的，甚至不组织的散步呀，签名本身的影响不是特别大，所以我们经常收到公益的签名，什么宪政的签名，这个签名太多了，什么这个交通倡议安全的签名，我坚决赞成这个事，但是呢我希望你要做一个配套的这种。
最后说一点，从我个人来说，现在主要做两个事，因为我是搞金融传媒的。第一个呢我非常高兴那天拿到许志永他们给的“公民”徽章，我就别上了。我现在给学生包括我的圈子两个概念：第一你是公民，“公民”有八大自由，不仅仅是有宪法35条那个言论集会结社那六大自由，你还有人身自由，宗教自由；第二个就是咱们说的“纳税人”的概念，传知行最近搞了好多报告。关於减税的报告，我觉得非常好，中国人的税太高了，重複徵税，各种各样的徵税。政府最有钱，这钱来自哪里，都是来自於大家的贡献。比如说房地产商大家都烦任志强，其实任志强是最说实话的商人，政府拿的暴利都把拍子打给开发商去了。所以我希望给民众有这样一个概念，包括民工都在纳税，你消费就在交税呀，但是好多人说我是穷人我又不交个人所得税，那你消费你也得交税呀，所以我想咱们不同的角度，一点点的做事。这个事情我支持，但是我希望有个配套的，孙志刚事件之后，有好多个签名，都虎头蛇尾、无疾而终了。一要有配套的行动，要有公民运动，闹起来可能压力更大。现在连个小科长、县长都不敢公佈，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讲完了，谢谢！
胡石根：财产公开签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认为公民如果没有行动，就不叫公民，不管你思想多么前卫，如果没有一步具体的公民行动，就不叫公民。
那么什么叫公民行动呢？就从网上发个帖子，跟一个帖子，签一个名，你到网下参加各种围观活动，各种的这个活动，包括你在课堂上讲的这个课，产生的这个影响，这也是公民行动，所以我们不要把公民看成是做一同样事情的、说同一句话的公民，那就变成共产党舆论一律、思想一律那样的公民，不是的，我们的公民社会已经多样化了，我们要让公民去做不同的公民，公民去做不同的事情。
乔木，你在大学里要当教授，你就好好地去跟学生更广泛地去传播这个，在社会上更广泛地去传播这个，利用你这个体制内的优势，因为体制内有体制内的优势，体制外有体制外的优势，而跨体制左右逢源有的，他有左右逢源的优势，我们不要随意的攻击人家，也不要随意地去肯定什么，我们只从公民社会发展本身来说，就包括这个签名一样，签名我们是追求这个人数吗？不是的，我们追求的是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公民力量的壮大，如果不能因为这个达到公民力量壮大，我们这个行动就没有多大意义，所以刚才说那个乔木的话很好，就是说他可能没有说的更清楚，搞签名不是你就一味地天天说签名，到网上发签名，而是围绕着这个签名呀展开一系列的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我们动不动像我们专业学者很容易想到，我们要讨论讨论，开个研讨会，开个什么会，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他参加不了这样的研讨会，即使你把这个研讨会发到网上去，他看到的也很少，所以如果你造成一种有创意的，但是对当局无法打压的，很有意思的娱乐性质的、综艺化的这样一种活动，这样的活动就会带动你的签名，使得签名的人数会巨量的增加，你不要指着非要拉一个人，乔木签名，一个乔木才一个人嘛，而我们要拉更多的普通人来签名，普通人签名是我们要做的更重要的工作。
所以我认为，教授、学者包括你（乔木）不签名也没关系。但是你能不能在课堂上启发一下学生呢？你不用直接要求学生进行签名响应。就对学生说：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新闻，现在社会上又有一帮人闹事了，这帮人又闹着让党和国家领导人公佈财产，这个事你们可以看看是怎么回事？就用这种巧妙的方式去宣传就行了，就达到了你的目的，这一个人签名才一个人，你名声再大，在计算那个一万个数目的时候，你不就是一个嘛，那个叫花子他也是一个，他在这个权利上跟你完全平等，权利平等，所以我们要争取的是更多普通人的签名，而要保护更多像他（乔木）这样人去做更多有意义的工作，他签不签名一点关系都没有。
前不久到郑州去的时候，有人说我是个建设性的反对派，我跟他怎么说呀，我说“建设性”三个字很好，“反对派”三个字取消，为什么，因为反对派不少你这俩人，但是如果在建设性那里头，你多为我们做一点事，那你的作用将大多了，是不是呀？
再比如说有人提议我们那个教会应该拉胡佳（信佛教）参加基督教，拉那个杨子立（伊斯兰教）参加基督家庭教会，我说有必要吗？我们就那么一两个好朋友在那个佛教徒里头，在那个穆斯林里头，你弄得那个多一两个基督徒，少了一个很好的穆斯林，少了很好的佛教徒，我说这个得不偿失。我们要从这个政治协议上去比较，利益比较，如果不懂得这种利益比较，我们就无法做政治，无法搞政治。
我不知道诸位能够明白这一点，第一搞签名不是一味地签名，而是围绕着签名呀搞各种综艺活动，有创意的，什么快闪哪，什么举牌呀，什么到哪个街头去唱歌跳舞呀，反腐败呀，你要跟反腐败连在一起，因为老百姓最恨腐败，那么这个签名你说呀不是说，我主要是反腐败，老百姓一听反腐败，那个就浑身这个气呀不打一处来，就这个。这是一个综艺活动带动签名活动，这是第一条建议；第二个活动就是我们要有各种民间的纵深，就是要有不同的分工，不要去一味地去拉那些名人，本来我们这样的朋友就不是太多，说心里话，我们要保护他，要发挥他的更大的长处，要让他能够做更多的事情，（有人插话：乔木现在是个宝了），不，我们每个人都是宝，每个人都有他特殊的宝贝用处，这是上帝不同的恩赐，这个上帝对人不同的恩赐，所以要做不同的事情，并不是说他的信心太小了，他太软弱了，不是的，是他可能做的事情比签这个名更加重要。
笑蜀：我首先向大家道个歉，因为刚好轮到我讲了，我讲完之后就要去对面的鹹亨酒店，这个凤凰播报——凤凰网的兄弟们正等着我，不断地来短信催我，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我还是就这个话题把这个讲完，对这个事情本身我想志永呀你们都知道我的态度了，我是第一批签名的，那当然我是完全认可的，这个就不用讲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在听了胡老师的讲话后，我特别振奋。我这么多年侧重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一个中国公民运动怎么接地气的问题。什么叫地气，什么叫挪地，就是进入社会，进入普通人，让最大多数普通人，让我们自己身边的人，比方说姐姐、妹妹、姐姐妹妹身边的同事，同事的同事，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面，而是我们这个圈子外面的人，他们能够接受。因为我是一直有一个想法、一个观念就是说，中国不缺勇敢的人，远的不讲了，文革以前不讲了，文革中也不讲了，文革之后我想从魏（京生）老师西单民主墙开始，到八十年代中期的方励之、到九十年代的胡老师他们，一拨一拨的，前赴后继，不绝於途。这当然起着一个火车头的作用。但是只有火车头没有车厢，多少个火车头都不可能改变中国，因为火车头不是目的，他要把后面那个车厢带出去，这才是目的。三十多年来，我们那么多的火车头过去了，但是没有车厢，我们要怎么解决一个车厢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说这是他们恨恶我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现在对他们对我销号（指博客、微博等）销的这么彻底，就是说我是很温和，就像那个亚峰讲的一样，那我为什么要温和，就是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我的言论，我的思想，我的判断，我的主张，必须要普通人能够接受，我要考虑一个可传播性、可接受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职业特性，也是我对中国社会运动公民运动的一个思考，如果说是我的那个言论、我的判断、我的主张，就像商人推销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很高端，那他永远停留在概念产品阶段，他不能进入市场，不能为普通人所用，他永远不可能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那对我来说，我不是追求我个人的成功，而是公民运动社会运动本身的成功，像我作媒体一样，我必须要追求我的读者群，我要有读者群，我要有我的受众，那么就是说，也就是说从我个人的职业经验，无论从我个人的职业经验还是从社会运动公民运动本身的需要来说，我一直认为中国要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那么是什么问题呢？规模问题，不解决规模问题，一千个一万个火车头也不能改变中国，必须彻底解决规模问题，只要解决了规模问题，我认为这个转型成本会很低的，转型会很快的，只要够规模了，我认为啥问题都解决了，规模一到，不用讲，力量就出来了，力量取决於规模之中，而规模取决於什么呢，规模不在我们，我们形不成规模，普通人才叫规模，没有最大多数普通人的进来，他没有规模，也就是说社会运动本身是社会的运动，不是精英的运动，社会运动就像市场经济一样，市场经济是企业家的，是企业本身的，不是政府的，那么同样社会运动是社会的运动，社会是什么社会，是普通人构成的社会，我们不叫社会，就是说社会运动，我们很多人都在社会之中本身很边缘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很多人还没有进入社会，我认为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就是说这是我跟很多人的分歧。
为什么后来我主张的一种方式是一种低烈度的一种方式，为什么低烈度的方式，就是说永远需要火车头没有问题，没有火车头多少个车厢就跑不动，但是再有了火车头的时候一定要解决车厢的问题，解决车厢的问题就要降低这个门槛，要低烈度，要普通人能够接受，就是说你要告诉他，你首先要教给他免於恐惧，中国老百姓最大多数人，最大问题呢就是恐惧的问题，政治这个东西不能碰，害人的，就是说多少例子摆在那儿，几十年的历史、血泪史摆在那儿，这个东西一碰，就完了，老婆的问题，儿子的问题，女儿的问题，什么问题都来了，一种巨大的恐惧，那么你要告诉他，就是说没事儿，你试一下，你碰一下，然后你看你还好好的，都好好的，然后他呢试一下，他试两下，他试三下，慢慢、慢慢，然后他觉得没事儿，习惯了，习以为常了，成了习惯了，把这个习惯培养出来了，这就是说社会运动就起来了，到了这个时候才有社会运动，在这之前没有社会运动。这是我跟志永的分歧，志永特别强调那个政治反对，我不否认，这个我说从魏老师就开始了，但是我认为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基础，什么政治反对都是空中楼阁，他要干掉你太简单了，你什么样的政治反对都不是他的对手，有什么样的人能够成国家机器的对手呢？但是如果你规模起来了，基础牢实了，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说的这个东西最后出来了，他接了地气，跟这个结合起来了，他以这个为基础了，他不动你，轻易绝不会动你，这个时候说白了，你就可以谈了，在这之前你没有谈的资格，你跟他谈什么，政治讲什么，政治讲力量，讲实力的，这是我一贯说的。
回到刚才的话题，就我对志永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教育平权运动，你知道我的态度，从来都是高度肯定的，为什么？这种事情是通向普通人的，跟普通人的日常需求，跟他那个基本权利是对接的。什么叫社会运动，就是针对普通人的需求，能够满足普通人、尤其是权利需求的，这种事情就叫社会运动，教育平权就是这样的事情，那么回过头来，为什么这个事情我也赞成，我也签字呢，就是那个财产公示呢，也是同样的原因，他对普通人来说那个要求并不高，教育平权要求不高，你不是去打倒共产党，我们很多圈子里面喜欢比勇敢，看谁敢喊打倒共产党，其实这没有意义，就是说你到这个大街上你去一喊，可能好多老百姓都跑了，对不对，你圈子里头喊，这个人你勇敢，改变不了，那你到大街上去喊喊试一试，你一定要先提出一个不至於把他们吓跑的口号，但是又跟他们的权利能够打通的那么一个事情。
我觉得财产公示就是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本身我是充分肯定的，我认为他属於公民运动的一部分，但是还没到政治反对的高度，他就是公民运动的一部分，或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我完全赞同胡老师的意见和乔木的意见，这个事情不是一个签名就完了，他是你的那一个由头，就说你可以围绕着，他给你提供了一个主题、一个素材，你可以围绕着这个主题，围绕着这个素材，展开一系列的这个活动，你包括刚才您讲的拯救陈光诚事件当中，玩的那个游戏都可以拿过来。比方说你可以出一些政治漫画进行图解。比方说，那个公示财产十万个，不叫十万个为什么，百个为什么，千个为什么，那么你可以把他做成扑克牌，诸如此类，就把这个事情本身变成一个运动，而不是签名就完了，而是围绕签名之后有签名带出来的这个运动，就像教育平权一样，教育平权不是说你拿出个宣言，拿出个口号就完了，你后面是有一系列的事件构成的，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公示财产，我完全赞同他们的意见，就是说公示财产也是个宣言，签了名签了个宣言，宣言背后是一系列的事件，一系列的故事，由这些事件由这些故事构成的一整套的社会运动，这个社会运动他不好打压。
不提过高要求，老百姓有反腐败的要求，我就限定在这个层次，就是满足了老百姓反腐败的要求，这是反腐败必不可少的，那么包括国外是怎么公示财产的，美国总统是怎么公示的，法国总统怎么公示的，诸如此类的，一个一个的，这多少体裁多少故事呀！历史的故事，现实的故事，都可以把他拿出来。
当然我也是个争议人物，这两年被骂的也不少，但是我不改变我的一个判断，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路还很长，就是说要靠这一个一个运动来铺就一步一步、一级一级阶梯，我们没办法一步就跳到这个山顶上，要修一条通天梯，这个通天梯首先是公民运动、社会运动出发，是一步一步把这个样子搭起来，当然永远需要勇者的那种示范意义，需要那种英雄，但是我觉得中国现在从魏京生到现在，不缺英雄，胡佳在这儿，志永在这儿，我们缺英雄吗，不缺！我觉得一个我们可能更多的缺这种阶梯公民运动的阶梯，那种通天梯，社会运动的通天梯，那么公示财产是其中的一个阶梯。
我跟志永多少年了，我们兄弟朋友，我就坦白地说，我跟志永有很多的共识，但是也有分歧，我们的主要分歧在这一点上，没有别的，在这一点上，你的勇气、毅力都没有问题，我倒是非常佩服，我做不到，我做不到这个境界，但是我觉得我们能不能再多点弹性，多一点弹性，多一点选择，然后呢更多地把目光投向普通人，当目光投向普通人之后，社会运动它是个立体的运动，立体构成一个纵深感。胡老师强调另外一个词，我非常同意，纵深感，一定要有纵深感，而不是平面，大家站到一条线上，来面对这个力量，不是，他一定是前后左右，上下中间，有不同的佈局，不同的结构，来构成一个纵深感。
好了，我离开“公示财产”这个主题，讲了一点我对社会运动的这个看法，因为我在这方面争议是比较大的，一直是被追着骂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方面我们真的急不得，需要耐心，公民运动是个非常细的活，需要时间，我就讲这些，谢谢！ （话毕，笑蜀离开了会场）
王宇：其实我如果是看到我肯定要签，我也挺愿意签，之前有这方面的签字呢，我也都是积极地响应，但是财产公示这个我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呢，我可能是微博上什么都有，但是最近这些天确实我也没上微博，可能是有一些事情吧，然后我就是今天早晨韩颖给我爱人包龙军发了一个信息，我是今天早晨才知道的，但是我的那个邮箱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特别赞成胡老师和笑蜀老师的话就是：能够让基层的普通民众，就是各方面的公民，公民社会嘛就是公民，大家都能够知道，才能推动这个公民社会的发展，我就这个观点，谢谢！
刘巍：好，我说一下，就说一下关於签名的感受吧。我是07年来北京，08年就开始参与所谓的公民行动，当时特别激动，特别热情，希望自己参与一些事情能够改变一些事情，很多人给我发邀请要求籤名，我都签了，但签完之后的感觉就是，流於形式，渐渐地我这个热情就淡下去了，所以志永他们这个财产公示这个签名我收到了，但我热情不高，当时我看的时候就热情不高，就想又是流於形式，签完之后也是白签，不会有任何影响。
但是今天志永也透出来，财产公示是一个长远的计划，让我信服，而且呢我也信服志永。志永做这个公民教育非常成功，一直持续地做，我现在才对你们这个签名的行动有一个更大的信心。而且我还想说一点就是，因为财产公示这一块，也不仅是你们在做，之前也有人申请部长的那个财产公开，还有一个是长江什么大学的大学生，也申请这个财产公开，而且有媒体的报导，当时对相关案子也有推动作用。我觉得像那个乔木说的，有很多的其它行动来配合这个签名，是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就这些。
丁家喜：我要说的已经说完了，过了。
王光泽：我觉得现在最有可能发生两个突破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财产公开，第二就是劳教，这两个事件我甚至认为是最重要的，当然难分这个伯仲，难分哪个最重要。但我觉得这两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最有可能破局。其实喊叫财产公开的这十多年，有全国人大代表呀、律师呀不断地建言。但在实际上要推进这个财产公开，其实上都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朱鎔基反腐那么强势，这个事都搞不定，温家宝那么亲民，连个劳教都废除不了，可见在中国做事之难。
现在习李才走上前台，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们不是也要搞这个新政吗，这个势头呢看起来有，但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谁也不知道。但是民间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做点事。我觉得一个是推进劳教制度废除，一个是推进财产公开，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至少值得一试。
再一个来讲呢，中国人上千年都处於物质非常匮乏的状况，中国人都非常爱财，那个官员尤其爱财，官员基本上就是拿到权力后马上就变现，马上就想到变现，不变现的话，他当这个官没什么意思，他有病呀，对不对？财产公开制度不管是真是假，至少这个层面要涉及到“火墙的”，肯定是有好处，但是好处有多大，这个东西就是到实践当中去看，这谁也说不清楚，但至少是有那么一道防火墙，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公开信也好，建议书也好，最好是能提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
这个建议呢一个是包括控制监督，第二是包括异体监督，控制监督就是党内的，党内有什么样的监督方式；异体监督就是党外的监督的模式，可操作性。就是刚才吃饭之前我也看到，我看到一个最新的报导，就是中纪委牵头，来对这个财产公开进行立法，要搞一个草案，中纪委已着手起草《财产申报法》，中纪委是没有这样的立法的起草权的，但是你从网上跟帖来看，因为财产公开跟劳教制度已经地引起了普通老百姓的普遍关注。所以说呢也不排除像王岐山呢，这人不是听说挺硬的嘛，也不排除他一把火能烧起来，把这个事儿能干成，也不排除，但是呢也不能说非常乐观，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你要斩断现在从公权力通向财产权力的这样一个道路，你的压力和阻力是相当大的，是相当大的，也有可能忽悠忽悠就十多年过去了，京华网我看评论说：研究十年，然后起草十年，等到共产党over的那一天，恐怕也公佈不了，也实施不了，这完全有可能，因为你这个直接是釜底抽薪哪！你这不是要他老命嘛，我当官就是为了闹点钱，好傢伙你还不让我捞，对不对，所以说呢这是个持续性的活动，我是非常支持，而且我认为远远比刚才支柱讲的“全能神”的这个事情要重要。行，我讲完了。
许志永：我就说这个事情呢两点意义，第一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贯以来的一个真诚的想法，中国必须实现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法治，权力必须被关到铁笼子里去，不管谁在那个位置上必须经过人民选举，这些理念。所以呢我们这个目标是真诚的，就是要推动这个制度的变革，而财产公开是整个民主法治中的一部分。
第二点我觉得我可能稍微说得多一点的，就是这个行动或者叫这个议题，对於公民社会成长的意义，其实刚才乔木呀、胡老师呀、笑蜀呀都讲了很多，其实这个事情更重要一点可能是在於这个公民社会的成长，就是说我们公民的力量怎么联合，泛宪政派怎么联合，他需要一些议题，那我们以前可能??过去很多年主要是被动防守型的，维权运动也好，或者叫别的名字，哪个地方被他公权力侵害到极致了，就以孙志刚案为典型，我们去救援，然后再随手反击一下，然后呢毁掉了他一个恶法等等，这种模式其实就是实现个案公正的模式。
但是呢从教育平权开始，我们呢是在主动地设计大家一起来搞，包括计划生育也有点这个味道。他固有的一直在那儿了，而我们开始设计大家一起来进攻，当然那个教育平权呢，跟我们直接地针对法治民主建设，还不太一样。民主法治建设是一个刺激敏感的话题，还是一个社会改革层面的议题，但是教育平权这个活动本身跟我们现在要做的财产公示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比如说这个签名，在2009年底，我们就开始为着教育平权签名，到2010年，目标就已经非常明确了，10万人，然后呢每月一次教育部请愿，等等这一整套的活动，都是每月都要统计，这一月增加了多少，围绕着签名无数个街头活动，各种研讨会呀等等都有，然后最后达到了一个什么效果呢，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最后达到了一个北京各区都有召集人。我们北京分七个区嘛，各区召集人核心成员加起来二三十个人，然后呢有一个大约五百到八百人的经常参加活动的人群，有三千人的QQ群里经常参加的活动的人群，有十万有联系方式的群，那么变成三年下来有这么大一个团队，所以说他是极其在乎的。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说，公民社会成长的一个这样的模式，那回到我们当下来说，我们其实12年，我们公民社会的成长，已经开始有了一个一个的议题，实际上有一点点进攻的态势，包括国保他们也说你们12年以来进攻态势很明显呀，比如说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公民徽章，公民的文化衫，雨伞，以及“自由、公义、爱”这面旗帜。我们现在是高举的这个旗帜，你谁来打我敢说，谁要把“自由、公义、爱”当成敌人，那你一定是中华民族的敌人，我们敢这么说，这就是我们的旗帜，这就是我们行路的指南。然后呢这就是我们主动地去推动一些议题，其中包括公民徽章呀、公民聚餐呀这些议题。稍微更加落实一点、落地一点的一个议题，就包括财产公示，这也是一个议题。那么在这种公民首先怀着一种真诚的理念去把权力约束的这种理想的信念支配下，然后呢不断去行动，所以我觉得可能接下来确实要策划很多很多的行动。说实在的，我认为一百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对於到三月份有一百万是有疑问的，我认为我们踏实下来，一年一百万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尽量到三月份能做多一些，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一把，这和以往的仅仅是个签名显然是不一样的，这是整个的公民社会成长的一个重要的议题，我说这么多。
赵常青：发琦，你就这个财产公示说两句。
赵发琦：我是这样想，财产公开签名这个东西有那么难吗？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就说我非常赞同笑蜀老师讲的话，刚才志永老师说一百万，我觉得我自己发动三百万签名都没有问题，就说财产公示几乎作为老百姓来说，这是共识，是官员的底线，你看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愿意公开，那你是王八蛋，你不要提什么太多老百姓听不懂的话，就说一个官员他应该不应该把财产公示，你去签一下字，你站到天安门广场上签字也能签，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说他现在的底线，但是越普通的东西呀，越能说明问题，就说你连最简单的都不愿意说，你还能干啥？很简单的东西，就会给他很大的压力，这就是社会的力量。
我是没有文化的人，好多中国知识份子呀，就犯糊涂，他也老是做些个糊涂事。最近在陕西也有两件事，就说李建国，他原来是陕西省委书记，现在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他非常巧妙的提拔他侄女，把那个侄女从副局提成副厅了，群众实名举报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舆论，你看什么明镜网呀什么博讯呀都把他报导成头条了，很简单，你要做些个很恰当的事情，而且呢要有群众基础，不光是精英，要和普遍的像我们这样的老百姓，非知识层的，联系起来。我不是最近在搞这个陕西省地税局，陕西省地税局的
局长住的那个别墅呀在曲江，他的这一套就一千多万，他才投几十万，他买地也是非法买的，更重要的是他一分税也不上，我们就想把这个给他公开，因为这里面就非常说明问题，就说你企业你逃税了嘛，而且都在逃，有些单位逃税，但是税务局，你省的地税局他逃税，而且他的厅级干部住着巨豪华的房子别墅，而且更重要的这个里面他是以偷税性为典型的，他的老婆也在那儿搞房子，再说了就是我举报的咋啦！你敢把我抓起来吗？对不对，我有真凭实据呀。
你说你现在签字要财产公示，达赖喇嘛来了要我签我都敢签，这没有什么东西，他是很简单的东西，我犯法了吗？你不能说是我犯法，因为你这些东西是最简单的东西，老百姓你到街上去找人去说，咱们要当官的公开财产行不行签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不犯法，这是些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这些很正常的事情能够把他别倒，就说最好能够像笑蜀老师说的，量的问题，能够接入的问题，这个财产公开就是要量，要简单的一种量，你说一百万，我敢打赌三百万人都给你签，这没什么东西，你不要写得什么太複杂的东西，让老百姓看不懂，咱们就要当官的把财产公开，老百姓签字，没问题，但是这很简单，他扒不出你毛病，我让你公开财产我错了吗？这么着，就用简单的办法整他。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写的太複杂了，就说能看懂，我讲完了。
夏漪兰：前天那个吃饭的王小宁来了吗？王小宁他现在在搞一个活动，就是一千名老部长向习近平要房子，那先让那个一千名老部长先签吧，是吧！他既然要房子，他没房子，那他不马上签吧，那都退休了，都在家里都七八十岁了，有的都快死了，他有啥不敢籤的，那一千名老部长单独让他们签了，让王小宁??去干这个事，这是我想的，王小宁他要房子，他要让我们签名，我们给他签名了，那他也发动那一千名到我们这里来签名，是吧！这是我的想法。
丁家喜：那个就剩下常青你了，我刚才临时客串了一下主持人，现在主持人交给你，你最后发言，进行总结。
赵常青：这个不存在总结的问题，我也是履行我的发言权。我觉得呢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一直关心的是怎样把理念层面的东西给落到地上去，怎么推进到社会实践当中。那么，从去年、今年开始呢，志永开始大力地推动这样一个新公民运动，我觉得我很高兴，我确实觉得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公民运动”这个概念呢，我在2002年呀就起草过一个《中国公民运动宣言》，那个时候就是在林牧先生的指导之下准备做中国公民运动，林牧是谁呢？一位民主老人，原来和胡耀邦有过工作搭档关系，人已经去世。我02年起草这个《中国公民运动宣言》，就强调要开展中国公民运动。 2003年西安中院给我判刑的时候呢，把这个宣言还当做我的罪证之一，判决书上有这个东西，我不在这里瞎说啊。 2007年底出狱后，在08年赶上《零八宪章》，非常幸运的是我为《零八宪章》续接的最后一小部分文字被祖桦老师採纳。我在最后部分提出了各界公民都应该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的问题。那么，现在呢，已经有志永等人开始来做这个事，这和笑蜀说的那个社会运动是高度吻合的，所以我刚才说我很高兴。
我要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呀：参与！贵在参与呀！签名他是有意义的，绝对有意义而不是说没有用的，名人、精英圈尤其要带头参与。你像这一次兰州的陈平福的这个案子，如果不是艾哓明、崔卫平她们持续地搞了一千多人，社会舆论这么大，当然加上高层也许一种晦暗不明的这样一种信号，所以呢最后陈平福的这样一个煽颠案竟然被撤诉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情，绝无仅有，我先后两次入狱都是所谓“煽颠煽颠”，把我噁心坏了。
我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贵在参与，一定要参与进去，你影响力越大参与越重要。由名人效应所带动的滚雪球效应会非常好。笑蜀刚才说是重要的是要把火车厢拉上，不要与火车厢脱节，这是??完全对的，就是把社会大众的参与形成规模化，普通的阶层、草根阶层、群众阶层拉进来，这是完全正确的，完全正确。但是这个已经在某些方面得到了社会承认的精英人士，呵呵，这个“精英人士”我要打个引号啊，就是应该参与进来，应该带个头，教育平权需要上街站街的话，咱能不能去站那么一会儿，对吧！你这个财产公示很得人心呀！前天大家一块吃饭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个事，这个财产公示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来做这个事，你执政党总书记、你政治局常委，如果你自己不能带头来公佈财产，你让基层的那些什么七品县官来搞这个事，你不是开玩笑吗，所以呢上樑不正下樑歪，你这个执政党的最核心阶层要带头做这个财产公示，你不做这个财产公示，那就是你心中有鬼，老百姓把你当作腐败分子，那是什么呀，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要洗脱自己的这样一个罪名和嫌疑的话，好，来自证清白，公佈财产来接受体制内外、朝野上下的这种多方面的监督。
所以呢我特别强调不管咱现在属於哪个圈子，咱要把门户打开，院墙打开，不要弄得高墙林立，咱一个互相支撑呢对於一个宏观的全局的，对於整个这个国家的转型呀，太重要了！我2010年春天就提出了“合纵连横”这样一个概念——什么意思呢？民间要“合纵”，你不管是哪个圈子，只要是别人做的这个事对整个社会大转型起着“加法”的作用，好，咱支持一下，哪怕私人之间也许还有一些过节、一些分歧，没关系，把那个先摆在边上，对吧！公是公私是私。
其次之外还有“连横”，“连横”什么呀，连体制之内的，体制内改良派吧对不对，体制内八千万这样一个队伍，他不可能没有一个推动社会前进的进步力量和健康力量，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的话，那就一叶障目了，我们不要犯这些简单的错误，所以呢团结是力量，抗争是力量，既要团结又要抗争，才会是有力的。抗争呢就是要参与进去，一定要参与进去，包括这次财产公开签名活动，我希望在座的都参与进去。我就简单地说这两句。
因为亚峰呢在10年底受的打击非常严重，今天能把亚峰请来很难得。估计在10年冬天受打击之后就没有出来过，今天出来和大家共度平安夜，恐怕是两年来的第一次，所以呢我倒是想请亚峰谈谈自己有什么想法。亚峰，你就给大家表述一下，好吧？
范亚峰：过去两年的事情，就说很简单，日子过得很简单很充实，读了书很多，状态非常好，灵修上、读书上是难得的时机，而且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保持下去。其他的过去我就不谈了，我想谈一点支柱刚才提到的问题，就是“东方闪电”的问题。
我觉得“东方闪电”这个事情非常複杂，就我个人了解呢，基督教里面这么划分，一种叫“正统”，就是纯正的教会；第二种叫“异端”，“异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这个教义发生原则性偏差。但这两个之间还有一个叫极端。但是教会内部呢对“东方闪电”已经定位为“邪教”，为什么称他为“邪教”呢？因为东方闪电呢他的这个是暴力、色情的，都是百分之百属实的。
官方媒体这一轮对东方闪电介绍的材料基本上没有问题，这我跟大家讲，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跟大家讲，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政治性问题，基本上都是事实。基於家庭教会来讲呢，东方闪电不仅仅是异端，而且是邪教，就是说家庭教会掌握了大量的材料，他的确使用暴力和色情，就是说现在中国政府提供的材料，基本上是真实的，是没有问题的，这一条呢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另一方面“东方闪电”他是没有政治倾向的，说他现在有政治倾向是非常荒谬的。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政府打压“东方闪电”呢？从家庭教会的角度讲应该注意两点：
第一点就是：强调家庭教会的内部主流的看法，“东方闪电”就是邪教，这是第一条；
第二点强调什么呢，法治和人权。
就是无论对於任何人被打击，我们都呼籲什么呢，就是尊重人权和法治。任何打击都必须经过正当法律程序的审判，就是说呢整个两点要坚持法治思维，坚持法定程序，推进以法治国，然后这种情况呢不允许任何的超越宪法和法律的作法，那么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的话，我认为是比较恰当的。
另外关於“东方闪电”是不是像支柱所讲的有那么重要的意义，我个人理解觉得没有，我觉得财产公开更有意义，其实选择财产公开来推动公民运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好棋，是非常绝妙的一个好棋，应该大力进行推动。我就谈这些，好！
许志永：我在想一个提议，就是说能不能让和平也说一下“东方闪电”的问题。
赵常青：好呀！
李和平：我以前代理过一系列类似的案件，包括“三班仆人”案。
范亚峰：根据我的研究，“三班仆人”跟“东方闪电”不是一回事，“三班仆人”是介於异端跟邪教之间，就是“三班仆人”他的那个妻子和孩子，老大和老二，到最后他被抓住在那个法庭上的表现，纯正的基督徒也无法做出研判，他们到底是不是有问题，你只能说什么呢，他的这个教义有问题，但你不能说哪一个具体的人有问题，就是说他的组织架构你很难说他已经黑社会化。但是呢“东方闪电”他的黑社会化是暴力跟色情无所不用其极呀！基本上是铁证如山，所以说呢，如果把三班仆人跟东方闪电混合在一块的话，他就会造成很大的偏差，所以在这里面很细微地区分是非常关键的，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在这些问题上，就会站不住脚，和平你说！
李和平：我代理的那个案子，实际上不是代理东方闪电的案子，但它是和那个东方闪电有直接关系的，我们代理的那个案子是“雷霆一号”，是2006年，搞了一整年，一整年都是做那个案子，07年呢那个案子就结束了，就是说那个教会的领袖一下子就杀掉了十个人，并且判了二十二个死刑，当时有六十多人被判刑，在全国应该是很大的，在全国抓了三百多人，很厉害的一个案子，公安部把它定为“雷霆一号”，实际上就是全国各地把一个案子拆成N个案子，大概有八个案子，在全国各地八个省的高院都审过，（旁：这个组织，叫什么？）叫“三班仆人”，这个“三班仆人”，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给它贴的标籤，他自己也不叫“三班仆人”，就是说好比政府为了打击你给你贴个标籤，叫你“三班仆人”，实际上他不叫“三班仆人”，他自己内部说他叫“真理会”，“真理教会”，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三班仆人”这个事情，实际上在04年的时候，他的主要成员都被抓了，06年我去代理的时候，他是已经就收尾了，把这个下面的基层人员已经全抓了，已经判完了，以这个基层的东西给他寻找证据，证明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三班仆人”教会核心的最上层的领袖有罪。在323中院一审、黑龙江高院二审是这样一个案子。他那个当时案情呢主要是他涉及到东方闪电，为什么涉及到东方闪电呢，是东方闪电的人呢，老是钻到他们教会里面去，就是说先暗藏着，暗藏着最后把整个教会的人很多都给带走了，并且呢“三班仆人”教会的人为了防止东方闪电的人来或者有时候识别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就把这个东方闪电的人关起来，关人是个技术活，有时候没搞好，这个人就给关死了，这时候就是非法拘禁至人死亡。后来这里面有几起，还有几起，确实是他们三班仆人教会里面的人，把这个东方闪电的人当做非常坏的人，他们内部有一种好像叫做除奸队那种性质，跑去确实是乾掉几个，杀掉了几个，真是杀掉过，活埋过人，并且把人就搞死过好几个，这样官方后来就认定是他们教会领袖来搞的事儿，来抓人判刑，搞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案子。
这个案子因为当时06年的时候他们封锁的非常的严密，很少有人能複印到卷宗，我们介入的时候，当时就是说其他律师介入的时候，一片纸都複印不出来，我们去的时候，当时他们找到我们，2006年的时候，是正月初九，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就带了四个律师去，四个律师去的时候，经过了非常大的抗争，最后才複印出来，开始才複印出来大部分卷宗，二审的时候基本上把全部的卷宗複印出来了。
我呢就是把那个案子做完了之后呢，使我对宗教的问题有点感觉，后来在2007年做了一个给法轮功辩护的案子，给那个王勃、王新宗、刘淑琴他们一家人做了个辩护，就是我们认为公民有信邪教的权利，政府不能划分邪教，这个政府不能、也没有这个权力，他要一旦有划分邪教的权利，那么就没有公民信仰自由，这个是我得出来的结论，我们后来给法轮功辩护的时候呢，我们得出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辩护的标题就叫：宪法至上，信仰自由，为王勃、王新宗，刘淑琴案联合无罪辩护，当时我们有六个律师在下面签了名。
我觉得我们做法律的人，对现在的东方闪电，也应该持这个观点，我们宪法上写着：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那么宗教信仰自由，它起码要包括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宗教本身生存发展自由，如果宗教本身它就没有生存发展自由，那么你一来就把它连根拨了，那还有信仰自由吗？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信徒和宗教之间，信与不信的自由，信哪一个宗教，我改教，这个权利操在公民手中，这是一种自由，这是我们那个法律课本和现在中国教科书上强调的这一点；还有一个维度就是政教分离，政府不能去干涉宗教，任何宗教都有传教的权利，这就是政教分离，这里面我的一个观点就是，如果说政府有认定邪教的自由和权利的话，那么一神论控制的政府他会说二神论、多神论全是邪教，我信一个神，你们就信俩、信仨，你信N个神，那你们全部都是邪教，那么同理就是说，多神论人控制的政府，他会说一神论的人全是邪教，我信多个你信一个，那你就是邪的，再者说呢现再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无神论者说，你信神的人全是邪教，我们都觉得没神，你还说有神，所以就说政府不能认定邪教，并且邪教本身也不是一个法律词彙，必须从这个观点去说，要不然的话，任何一个宗教都会受到打击，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吧。
赵常青：“全能教”这个问题呀，真的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我主张在法治与人权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你触犯法律了，有刑法在那儿摆着呢，干嘛政府还要搞出所谓“邪教”，搞出第二个法轮功呢。触犯刑律了，执行刑罚就是，一旦政府使用“邪教”这个概念来定义某个人群，公民的基本人权就完蛋了。因此我反对使用“邪教”这个概念来打击任何信仰问题，法轮功这个国家伤口还在淌血，再搞出另一个“邪教”，只能增加整个国家的伤痛和悲剧！
因为时间关系呢，住的远的呢想走的话，或者家里有事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先退，但是呢如果说愿意在平安夜与大家多呆会儿，跟大家再交流交流话，就再自由的发挥一会儿，怎么样？
2012年马上过完了，我想请志永就新公民运动问题给大家聊一聊。
许志永：我给各位解释一下，就是说公民联合的这一套理念吧，因为在12年5月份以后呢，我们经过小范围讨论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包括“新公民运动”、“新公民精神”等概念。其实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公民社会如何联合，因为中国过去传统上一说“反动派”总是地下的、秘密的、那种严密等级的那一套东西，一说“组织”就是那个东西，就是黑帮式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我认为是流毒甚广。
其实现代公民社会成长的模式，组织的架构应该跟那种黑帮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在探讨一种新的一种模式，就是中国的政治、理性的政治反对派如何成长，其实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那首先我们在理念上为什么用“公民”这个词呢？它有很丰富的内涵，它的背后蕴含着国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制度，个人和国家甚么关系以及公民社会独立自由的个体等等，这一套的理念都在一个词里面“公民”，都在一个词里面，这个词比民主、比法制等等概念都要有更为广博的内涵，“公民”能够更好地代表了我们的理想。还有包括我们的方式，我们的温和、理性、建设性的积极方式，这是公民。
再一个就是，我们在摸索一种公民联合的方式，比如说，现在在倡导公民聚餐，最低的门槛，就是很简单，大家在共同的身份标识之下一起聚餐，来讨论一些公共的议题。传统意义上中国民间社会也是有很多山头呀什么的，但是，现在有一点，你认同不认同你是一个公民，第一你认同公民，是一个中国的公民；第二你认同民主规则，就是咱们大家坐在一起呢，是一个共同的平台，这个平台不是哪一个人的、哪一个山头的，它是一个共同的、自由公民的联合，它是由民主规则来决定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所以我们强调各地的公民是自发的成长，是自治的做事，各地做各地??的事情，每个地方都有地方性的议题，广州有广州的议题，成都有成都的议题，但是所有的公民，又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的认同，那就是我们都是“公民”。
至於说我们这个群体，我们叫团队也??好，叫群体也好，我们这一群公民，最后大家逐渐地在做事中、在磨合中，在议题的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地成长，逐渐地能够相互认知、相互的了解，而且能够彼此的全国性的协作，到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决定要给我们整个的公民的整体起一个名字呢？ ！那到时候大家来决定。
但是现在，我们现在就是，实际上找到一种方式，就是涉及一个平台，一整套的规则，一套标识，标识符号和一套规则，然后大家都到一个平台上来，一起来推动中国民主法治的进步，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法治。
我们在各地也给大家讲，就是说，不是要你加入一个成型的组织，我们本来就厌恶“组织”这个概念，我们更愿意称他为是一个团队或者说是一个群体，而是说你自己。每个地方都有一群公民，现在，各地都在成长起来了，你自己搭建你自己的平台，你自己开始决定你自己做事，但是平等的公民、自由的公民，又是一个联合的平台，这是我们目前在做的，所以呢12年下半年其实已经在很多省份推开，那13年呢我想这个模式是继续地往前走。目前看来这个空间还有，时不时的会一些摩擦，但是呢这个公民社会的成长空间还是有的，那因为这个门槛特别的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然后在参与中、在做事中，大家磨合，我觉得这是公民社会或者叫“公民”的，中国政治建设性反对派成长的一个健康的模式，也是一个可行的模式，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啊！
赵常青：乔木老师，你参加这样一个圈子可能也是比较少的，你有什么想法？
乔木：我就讲一些特别具体的吧，就是财产公示跟新闻传播也是一致的，媒体上也比较关注，许志永可能没讲全，我希望13年这个东西呀，应该有一些配套的行动了，就像你们搞的这个教育平权一样，应该有一种的组织形式也罢，不一定是组织形式，有一种集体的一种形式呀、行动呀，街头的呀。你光在网上是不行的。
因为我搞传播，我发现你们太夸大了网络的影响力。我举个例子，我的学生，包括我的老师，出来陈光诚事件以后，都不知道陈光诚是谁，现在好多完全都不知道刘晓波是谁，昨天咱们在那个聚会，有人提出：打倒***，当时群情激奋，但是你要知道咱们是极少数人呀！大多数民众不希望搞得太敏感了，就是他们还是朴实、善良的老百姓，他对共产党有感情，他不认为这个制度好像根上坏了，所以呢，要让人引起注意，刚才小范围内搞一搞这个签名，其实意义肯定是有，就是效果如何，（旁人插话：到公园里去摆个摊去签名是吧？）那你就麻烦了，我跟你讲吧，你把那个想得太简单了，咱们就亮话来说吧，你这一吃饭签名，一个人平均签名一分钟，你要游说他，让他拿个笔，你去算100万分钟是多少天，你有多少团队去做这个事，300万？能拿到一百万就不得了了，天寒地冻，不是说网上忽悠一下转发就行了，那要落实到一个一个具体的签名送到那个地方，很难很难的，实际，人力的投入，你怎么想的就说这个事情，你到街头上别人就容易给你签名吗，过来城管、保安、任何人都可以拦你呀，是不是呀！很难很难的。
我自己也是政治传播学的，搞选举研究的，当你亲身做一次选举，非常非常难，一票一票的拉，你多一票，对方就少一票，这是个技术活，你不要老想政府打压你，最后选票的结果你确实是少於人家第一名，这是你要尊重选民的选择，你不能因为他说我能代表你，为啥你不选我，你不能强迫别人。明年要做财产公开这个事，我支持，甚至我愿意上街。
所以我倒希望搞些行动，我们可以有条件的参与，要考虑到一些人的承受能力，好多年青人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我非常敬佩胡石根老师，这是真正为中国民主付出青春的人，但是说到底你在社会上有多大影响，光咱们认可你不行。另外我们做事时也不可过激，你要温和理性，社会要和解。我们既要民主，也要民主和解，不简单的问题。
我本人也是党员，而且我非常看重我党员的身份，我推崇党内的民主化，我在我们党代部也投反对票，一点点弄呗！是不是，好多党员也是善良的人，所以我希望将来你们适时的配合教育平权有一系列的行动，而且我觉得你不一定要自己设置一个临界点，也许三月份，是多少是多少嘛。一年完不成明年再弄呗。完了。
赵常青：杨老师，说两句。
杨支柱：我还是认为搭的架子比你们搞的教育平权要更小，那这个签名呢难度更大，事实上不是你想的财产公示好像跟任何人都有关，就是任何人都愿意签名。恰恰相反，群体越小，签名支持率越高，教育平权涉及到孩子的切身利益，可能是这个群体的人都要找到那里去签，而这个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更加倾向於有受害人的行动，教育平权是有受害人的行动，劳教是有受害人的，拆迁是有受害人的，计生是有受害人的，有受害人的群体，你签名的目标性明确。而这个目标群体是不明确的，谢谢！
赵常青：韩颖，你有什么想说呢？
韩颖：我没什么高见，各位都是前辈，我初来乍到的，学习学习，刚才几位老师说的都非常好，我没什么可说的，听听就行了。
赵常青：肖律师，你刚才只谈了一点，你说还有补充，你想好了吗？
肖国珍：我原来都忘了想说什么了。我说两个小点啊，就是一个刚才和平说的，宗教信仰应该是完全自由的，因为他是思想自由。自由分为三个层面，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越往后，控制越严，法律上控制越严。而思想是完全自由的，那么哪怕是有神论，都不能对其他的有神论来作一个这样那样的是否“邪教”的一个分类，更何况共产党他是无神论者，他根本就没有权力来搞一个什么宗教事务局来管理他，搞什么“三自教会”，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很搞笑的，这是我要说的一点，还有就是刚才常青说的一点“合纵连横”，这一点很能触动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意见。我是非常赞同的，就是说打破山头，公民力量联合起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只要是有助於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有助於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我们都要联合起来，相互支持。我就说这些，谢谢！
赵常青：胡佳，这个你要给大家说一点东西嘞，把你在微博上、推特上和接受外来採访的时候，那个发挥一下。
胡佳：我没有什么要说了。
肖国珍：胡佳呢是最初的时候，他和那个长江的水是相反的，长江的水一开始是叮叮咚咚，然后慢慢地、平缓地进入大海，胡佳呢先是从大海呢平平缓缓地开始，到后来澎澎澎，激流澎湃，我觉得胡佳是这么一种状态，越说到后面越精彩，胡佳是一名勇士。
王江松：现在的议题很多，有财产公佈的，还有释放刘晓波的等等，异议部分层出不穷，我提一个议题，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议题了——劳工议题。
劳工议题迄今为止没有引起知识界的或者说是自由民主派的一个共同的关注，或者说至少像我那部分文章里说的没有成为舆论界和微博的热点。为什么没有成为热点呢，我做了一个分析，与此同时我又写了一篇文章，也在微博上发表了，转了一千多吧，叫做《劳工维权运动是撬动整个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阿基米德支点”。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民主转型，和西方国家不是一个路径，他那个有中世纪的宪政传统，就是说贵族、宗教、教会对国王的这种三权制衡，近代西方民主制度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在私有财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理所当然的他的中产阶级或者说资产阶级、第三等级成长为革命的主体，那时候工人农民他是靠边站的，或者说是摇旗呐喊的，是后边的，没有到第一线去。没有到第一线去呢，那就是法国大革命也好，美国革命也好等等，他都是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农场主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而且建立了这样一个宪政民主和法制的基本构架。后续的事情就是把这个构架下沉到社会的中层和底层去了。后来的社会民主转型运动如二十世纪的，被这个共和党和社会党把接力棒接过去，西方是这样一个路径。
我们中国是不可能的，这已经得到前一个世纪的印证，就是孙先生的这个三民主义，他为什么没有得到实现，他那个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太弱小了，那么呢，就是说面对这样一个所谓的三座大山，他们根本就不行，够不成一个实质性的对抗力量，於是乎呢，共产党就利用这样一个力量的空缺，一个力量对比的一个缺稀，缺稀了，你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你够不成一个推翻他的、否定他的力量，於是共产党就趁虚而入嘛！也可以这样讲，或者说是利用这个时机，尤其是农民给发动起来了，以后呢他们高扛这个推翻三座大山的旗帜，建立了一个共产专制，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中产阶级和知识界，他对於体制内的这个官僚资产阶级，就是对於官僚阶级他有严重的依附性，我们这个三十年来成长成了一个企业家阶层，他现在是太依附了，他就是官商勾结成长起来的，因为他是计划经济体制过渡来的，那计划体制在解散的过程当中也生出来这样一??个阶级力量，他和这个官僚阶层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利益上的勾连，你想要他成为革命的主体是不可能的，包括我们知识界也有很多联系，也有很多关系，含到普世的、常识性的、宪政民主、法制、自由、平等、正义，那些东西大家都可以说一套，但是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就是你要他拿出一个实际行动的时候，就是谁都不伸手，除了在座这些还可以。
杨支柱：我说一句，你这个劳工的说法呀，这个社会上本身他的这个阶层是分化的，你特别提到一个阶层的时候，其实上可能其他的阶层就不参与这个事了，那我给你一个更好的概念——受害人的概念，这六十年来，各种受害人从镇压反革命、反右、文革、计划生育、拆迁、劳教，多了。
王江松：那是个联盟的问题，我现在就说我这个劳工问题。
肖国珍：他这个劳工就是受害人呀。
杨支柱：我也是受害人。
赵常青：好了好了，不争了。是这样，梁律师今天晚上辛苦了一圈，给大家录像了，我们请梁律师说两句，来，说两句。
梁律师：我刚才说了，没什么说了。
（平安夜茶话会到此结束）
《零八宪章》月刊 1/17/2013
2012年12月24日夜（平安夜），北京的部分律师、学者和民主维权人士在某饭店聚餐共度“平安夜”。饭后，大家围绕财产公开问题进行了座谈，与会人士普遍认为要求205名中共高官公佈财产对於反腐败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许志永、笑蜀等人在聚餐会上谈到公民运动和社会运动的相关问题，强调公民运动必须走低烈度、规模化的道路；范亚峰、杨支柱、李和平等人则谈到政府打压“东方闪电”的问题，指出政府没有定义“邪教”的权力，处理“东方闪电”必须在人权和法治的轨道上进行，从而防止类似法轮功悲剧的再版出现。参加聚餐讨论的人士包括：
笑 蜀：著名记者，前《南方周末》评论员，《历史的先声》主编
许志永：北京邮电大学教师，民主人士，新公民运动发起人
范亚峰：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宪政学者
杨支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胡石根：前北京语言大学教师，民主人士
乔 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独立竞选人
胡 佳：民主维权人士
赵常青：民主维权人士，独立竞选人
肖国珍：北京律师，维权人士
丁家喜：北京律师，维权人士
王江松：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文化传播学院副院长、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
王光泽：学者，和解智库发起人
韩 颖：维权人士，独立竞选人
李和平：北京律师，维权人士
刘 巍：北京律师，维权人士
梁晓军：北京律师，维权人士
王 宇：律师，维权人士
孙含慧：维权人士
赵发琦：维权人士
夏漪兰：维权人士
以下是参加讨论的视频整理文字稿
（需要说明的是：其一，因技术原因，丁家喜、孙含慧、王江松等人的初始发言没有录上，在此特别緻歉；其二，视频文字整理稿没有交付各发言人审核，如果有与会人士认为文字记录失实，本人愿意承担相关文字责任）。
——赵常青
王江松：关於要求中央委员等高官公开财产信息，我是很赞同的，我看到有关签名的信息就立马签了。
梁晓军：实际上这个观点，当时我在郑州跟滕彪等一些律师聚餐的时候就说过，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说这个内容不重要，这个形式非常重要，就说我们通过签名这个活动，然后聚笼大家可以看到谁是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人，谁是和我们有共同理念的人，通过签名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有共同理念的人可以相互联系，我们不会感到自己的孤单，所以我觉得签名这个形式非常好，我当时在郑州就说希望他们都积极参与，而且我觉得能在中国这种高压环境下发起签名这些人，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也跟他们说，我说我们都应该支持他们，就是说让他们感觉到不孤单，让他们感觉到有很多人在支持他们，所以我觉得要继续签名，就这样。
范亚峰：我有两年没有出来了，这两年里面志永是我非常钦佩的一个人，严冬里面应该说做了许多和当局有冲突的事。一个是教育平权，这个事情怎么评价他的意义也不为过，政府现在在这个问题上的松动实实在在受了这个影响，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财产公示，这个事情抓得非常好，非常有意义和价值。志永做的这些事情都让我非常钦佩。我希望志永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坚持做下去。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是需要坚持，坚持比什么都重要。
我呢这两年可以说是用不同的方式在坚持，一个是坚持自己的宪政学术，一个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没有改变，第一个对宪政的信念，没有任何改变，不，第一个应该说对基督的信念没有任何改变，第二个对宪政民主的信念没有任何改变，然后呢方式是什么呢？自己坚持这个学术研究，也读了不少书。
胡佳：哇，该我了，我特别不善於说话，尤其是当着这么多——要么是前辈，要么是兄长的这样一个场合。我觉得这个宪政、普世价值是一个很宏大的东西，宪政呢把权力关在一个笼子里。我们从哪里开始，这个起点是什么，而且要改变现在官方一来他是很蛮横、嚣张的这个，我们要对他有些实际的东西，能对他进行制约。那我觉得呼籲财产公开呀，这方面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共产党现在滥权太厉害了，腐败只是滥权的一种，其他的滥权比如说侵犯人身自由呀、言论自由呀跟跟他这个财产方面的滥权是一个整体吧。
我们先从他这个滥权开始解决，其实以前很多人呼籲过财产公开，从个体的提案到媒体呼籲都有，但是现在应该是狠狠地给他一重拳的时候，这一次大家的签名呼籲呀，很不错，是一个载体，当然这个也不仅仅限於此，等到明年人大政协两会的时候，我们除了提交这些名单之外呢，我觉得还可以有其他的实际行动，甚至如果需要走上街头的话，我觉得我都愿意。
关於这个财产公开，一定要让他无法去逆转这个，无法再有任何的理由去推延这个。因为他们确确实实能想出很多很多的理由——什么制度建设不成熟呀，配不配套呀这些，那些都是谎言，全都是一些托词。现在来讲他们吧，有些官员已经把他们的财产开始变现了，把那些黑钱洗成白的，这些都是来自於一些我们的压力呀，绝对不能给他时间，绝对不能让他在这方面有所喘息，而且我觉得就是205个人很好，他们是权力的最核心的，他们高於省部级，他们是最高危的腐败人群，那就从他们开始，好！
肖国珍：因为12月份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市公安局都??找我，我本来想要低调一点，所以我曾经想暂时不签，结果后来我还是签了，为什么签了呢，就是在局子里找我，就是说刘晓波那个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是做律师的，你为什么要签，我这么回答：我说我的身份主要是一名律师，同时也是一名公民，这是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表达自由，他说刘晓波是敏感人士，这是一个敏感事件，我说：对於我来说不存在敏感与不敏感，只存在於合法与非法，我说我认为刘晓波是因言获罪，所以在我看来，他是无罪的，他应当被释放，而当局如果因为他是有罪的，你说这是一个生效的判决，那么你可以继续关他，但是我的表达自由依然是存在的。
那么这一次有关财产公开的签名，我签了，就说这个我依然行使我作为公民的表达自由权，我作为公民认为你作为高官、作为这个全国人民的受委託者，你应当公佈财产，这是我公民的表达自由，你不公开，你找种种理由，种种藉口，哪怕是法律依据，可以是你的事，就说我觉得是任何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权利来签这个名，如果愿意的话，当然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
韩颖：我说一点，我也不想说这件事（财产公开）做的对或者不对，我的观点就是既然做了，就得坚持做到底，不能半途而废，至於这件事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做得好与不好，我也不想评论，反正我认为就是既然做了就是坚持做下去就行了，也没什么其他的。 （王江松插话：就是你这也不做，那也不做，那你到底做什么呢？我是在想，到底能做什么呢？）只要坚持做下去就行了，这是我的观点，我也不想评论太多，因为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果，还没出结果，所以对与错，都是为这个社会。
杨支柱：我想这个东西（财产公开签名），不能说没有意义，起码说作为这种形式能够把人凝聚起来，这就是意义。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呢，我认为个人能干的事情是有限的。就我目前的看法，我日常的工作就是反计划生育。而我认为财产公开这个意义可能就比我做反计划生育的意义小，所以我就不参与了，但是我认为又比我反计划生育更迫切的事情，就是“全能神教”的事情，他搞得这么气势汹汹。他为什么要这么搞，他首先是给法轮功一耳光，你们不要指望反天，不要指望说新主上来就翻墙变天。其实也给其他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其他的民间的不同的宗教信仰、民间组织，都给你们一个警告，你们要组织大了，就像全能神教的下场。他就是搞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必须给他一巴掌，狠狠的一巴掌，尽可能地有更多的人给他一巴掌，其实上这个比财产公开更敏感，但是我觉得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说话，我说完了。
乔木：财产公示两个层面，现在党内实际上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是有这个财产申报。他们内部组织部门每年会有个申报。但党部都不知道是不是呀，他们象徵性地写一个，也没人去核查，就压到组织部门，这个我知道。我们现在要求他公示，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我不签名，但是我非常支持。
我认为呢有两个层面要解决：第一效果的问题，现在我每天收到各种各样的中国的签名，中国人对这个签名好像不是太像西方人那么讲究，你看银行卡上都有签名，也没有人去核对这个，而且从传播的效果来说，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像欧洲那些国家，有个几百人上万人可能就有了，中国这个签名从传播的效果来说，你只是这边的人多，但这个意义在哪里呢？好多人去找上面这个人，这个张铭是不是你这个张铭，这个杨支柱是不是那个杨支柱，他没有一个身份可以保障的一个平台；第二个就是说人们其实更多地关注那些他认识的人或者是名人，你人多少实际上只是个“数”的概念。
我认为这个事情要做光靠签名是不够的，其实应该搞一些类似於行为艺术呀、街头抗议呀，你可以搞一些非暴力的，甚至不组织的散步呀，签名本身的影响不是特别大，所以我们经常收到公益的签名，什么宪政的签名，这个签名太多了，什么这个交通倡议安全的签名，我坚决赞成这个事，但是呢我希望你要做一个配套的这种。
最后说一点，从我个人来说，现在主要做两个事，因为我是搞金融传媒的。第一个呢我非常高兴那天拿到许志永他们给的“公民”徽章，我就别上了。我现在给学生包括我的圈子两个概念：第一你是公民，“公民”有八大自由，不仅仅是有宪法35条那个言论集会结社那六大自由，你还有人身自由，宗教自由；第二个就是咱们说的“纳税人”的概念，传知行最近搞了好多报告。关於减税的报告，我觉得非常好，中国人的税太高了，重複徵税，各种各样的徵税。政府最有钱，这钱来自哪里，都是来自於大家的贡献。比如说房地产商大家都烦任志强，其实任志强是最说实话的商人，政府拿的暴利都把拍子打给开发商去了。所以我希望给民众有这样一个概念，包括民工都在纳税，你消费就在交税呀，但是好多人说我是穷人我又不交个人所得税，那你消费你也得交税呀，所以我想咱们不同的角度，一点点的做事。这个事情我支持，但是我希望有个配套的，孙志刚事件之后，有好多个签名，都虎头蛇尾、无疾而终了。一要有配套的行动，要有公民运动，闹起来可能压力更大。现在连个小科长、县长都不敢公佈，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讲完了，谢谢！
胡石根：财产公开签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认为公民如果没有行动，就不叫公民，不管你思想多么前卫，如果没有一步具体的公民行动，就不叫公民。
那么什么叫公民行动呢？就从网上发个帖子，跟一个帖子，签一个名，你到网下参加各种围观活动，各种的这个活动，包括你在课堂上讲的这个课，产生的这个影响，这也是公民行动，所以我们不要把公民看成是做一同样事情的、说同一句话的公民，那就变成共产党舆论一律、思想一律那样的公民，不是的，我们的公民社会已经多样化了，我们要让公民去做不同的公民，公民去做不同的事情。
乔木，你在大学里要当教授，你就好好地去跟学生更广泛地去传播这个，在社会上更广泛地去传播这个，利用你这个体制内的优势，因为体制内有体制内的优势，体制外有体制外的优势，而跨体制左右逢源有的，他有左右逢源的优势，我们不要随意的攻击人家，也不要随意地去肯定什么，我们只从公民社会发展本身来说，就包括这个签名一样，签名我们是追求这个人数吗？不是的，我们追求的是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公民力量的壮大，如果不能因为这个达到公民力量壮大，我们这个行动就没有多大意义，所以刚才说那个乔木的话很好，就是说他可能没有说的更清楚，搞签名不是你就一味地天天说签名，到网上发签名，而是围绕着这个签名呀展开一系列的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我们动不动像我们专业学者很容易想到，我们要讨论讨论，开个研讨会，开个什么会，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他参加不了这样的研讨会，即使你把这个研讨会发到网上去，他看到的也很少，所以如果你造成一种有创意的，但是对当局无法打压的，很有意思的娱乐性质的、综艺化的这样一种活动，这样的活动就会带动你的签名，使得签名的人数会巨量的增加，你不要指着非要拉一个人，乔木签名，一个乔木才一个人嘛，而我们要拉更多的普通人来签名，普通人签名是我们要做的更重要的工作。
所以我认为，教授、学者包括你（乔木）不签名也没关系。但是你能不能在课堂上启发一下学生呢？你不用直接要求学生进行签名响应。就对学生说：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新闻，现在社会上又有一帮人闹事了，这帮人又闹着让党和国家领导人公佈财产，这个事你们可以看看是怎么回事？就用这种巧妙的方式去宣传就行了，就达到了你的目的，这一个人签名才一个人，你名声再大，在计算那个一万个数目的时候，你不就是一个嘛，那个叫花子他也是一个，他在这个权利上跟你完全平等，权利平等，所以我们要争取的是更多普通人的签名，而要保护更多像他（乔木）这样人去做更多有意义的工作，他签不签名一点关系都没有。
前不久到郑州去的时候，有人说我是个建设性的反对派，我跟他怎么说呀，我说“建设性”三个字很好，“反对派”三个字取消，为什么，因为反对派不少你这俩人，但是如果在建设性那里头，你多为我们做一点事，那你的作用将大多了，是不是呀？
再比如说有人提议我们那个教会应该拉胡佳（信佛教）参加基督教，拉那个杨子立（伊斯兰教）参加基督家庭教会，我说有必要吗？我们就那么一两个好朋友在那个佛教徒里头，在那个穆斯林里头，你弄得那个多一两个基督徒，少了一个很好的穆斯林，少了很好的佛教徒，我说这个得不偿失。我们要从这个政治协议上去比较，利益比较，如果不懂得这种利益比较，我们就无法做政治，无法搞政治。
我不知道诸位能够明白这一点，第一搞签名不是一味地签名，而是围绕着签名呀搞各种综艺活动，有创意的，什么快闪哪，什么举牌呀，什么到哪个街头去唱歌跳舞呀，反腐败呀，你要跟反腐败连在一起，因为老百姓最恨腐败，那么这个签名你说呀不是说，我主要是反腐败，老百姓一听反腐败，那个就浑身这个气呀不打一处来，就这个。这是一个综艺活动带动签名活动，这是第一条建议；第二个活动就是我们要有各种民间的纵深，就是要有不同的分工，不要去一味地去拉那些名人，本来我们这样的朋友就不是太多，说心里话，我们要保护他，要发挥他的更大的长处，要让他能够做更多的事情，（有人插话：乔木现在是个宝了），不，我们每个人都是宝，每个人都有他特殊的宝贝用处，这是上帝不同的恩赐，这个上帝对人不同的恩赐，所以要做不同的事情，并不是说他的信心太小了，他太软弱了，不是的，是他可能做的事情比签这个名更加重要。
笑蜀：我首先向大家道个歉，因为刚好轮到我讲了，我讲完之后就要去对面的鹹亨酒店，这个凤凰播报——凤凰网的兄弟们正等着我，不断地来短信催我，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我还是就这个话题把这个讲完，对这个事情本身我想志永呀你们都知道我的态度了，我是第一批签名的，那当然我是完全认可的，这个就不用讲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在听了胡老师的讲话后，我特别振奋。我这么多年侧重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一个中国公民运动怎么接地气的问题。什么叫地气，什么叫挪地，就是进入社会，进入普通人，让最大多数普通人，让我们自己身边的人，比方说姐姐、妹妹、姐姐妹妹身边的同事，同事的同事，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面，而是我们这个圈子外面的人，他们能够接受。因为我是一直有一个想法、一个观念就是说，中国不缺勇敢的人，远的不讲了，文革以前不讲了，文革中也不讲了，文革之后我想从魏（京生）老师西单民主墙开始，到八十年代中期的方励之、到九十年代的胡老师他们，一拨一拨的，前赴后继，不绝於途。这当然起着一个火车头的作用。但是只有火车头没有车厢，多少个火车头都不可能改变中国，因为火车头不是目的，他要把后面那个车厢带出去，这才是目的。三十多年来，我们那么多的火车头过去了，但是没有车厢，我们要怎么解决一个车厢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说这是他们恨恶我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现在对他们对我销号（指博客、微博等）销的这么彻底，就是说我是很温和，就像那个亚峰讲的一样，那我为什么要温和，就是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我的言论，我的思想，我的判断，我的主张，必须要普通人能够接受，我要考虑一个可传播性、可接受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职业特性，也是我对中国社会运动公民运动的一个思考，如果说是我的那个言论、我的判断、我的主张，就像商人推销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很高端，那他永远停留在概念产品阶段，他不能进入市场，不能为普通人所用，他永远不可能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那对我来说，我不是追求我个人的成功，而是公民运动社会运动本身的成功，像我作媒体一样，我必须要追求我的读者群，我要有读者群，我要有我的受众，那么就是说，也就是说从我个人的职业经验，无论从我个人的职业经验还是从社会运动公民运动本身的需要来说，我一直认为中国要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那么是什么问题呢？规模问题，不解决规模问题，一千个一万个火车头也不能改变中国，必须彻底解决规模问题，只要解决了规模问题，我认为这个转型成本会很低的，转型会很快的，只要够规模了，我认为啥问题都解决了，规模一到，不用讲，力量就出来了，力量取决於规模之中，而规模取决於什么呢，规模不在我们，我们形不成规模，普通人才叫规模，没有最大多数普通人的进来，他没有规模，也就是说社会运动本身是社会的运动，不是精英的运动，社会运动就像市场经济一样，市场经济是企业家的，是企业本身的，不是政府的，那么同样社会运动是社会的运动，社会是什么社会，是普通人构成的社会，我们不叫社会，就是说社会运动，我们很多人都在社会之中本身很边缘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很多人还没有进入社会，我认为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就是说这是我跟很多人的分歧。
为什么后来我主张的一种方式是一种低烈度的一种方式，为什么低烈度的方式，就是说永远需要火车头没有问题，没有火车头多少个车厢就跑不动，但是再有了火车头的时候一定要解决车厢的问题，解决车厢的问题就要降低这个门槛，要低烈度，要普通人能够接受，就是说你要告诉他，你首先要教给他免於恐惧，中国老百姓最大多数人，最大问题呢就是恐惧的问题，政治这个东西不能碰，害人的，就是说多少例子摆在那儿，几十年的历史、血泪史摆在那儿，这个东西一碰，就完了，老婆的问题，儿子的问题，女儿的问题，什么问题都来了，一种巨大的恐惧，那么你要告诉他，就是说没事儿，你试一下，你碰一下，然后你看你还好好的，都好好的，然后他呢试一下，他试两下，他试三下，慢慢、慢慢，然后他觉得没事儿，习惯了，习以为常了，成了习惯了，把这个习惯培养出来了，这就是说社会运动就起来了，到了这个时候才有社会运动，在这之前没有社会运动。这是我跟志永的分歧，志永特别强调那个政治反对，我不否认，这个我说从魏老师就开始了，但是我认为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基础，什么政治反对都是空中楼阁，他要干掉你太简单了，你什么样的政治反对都不是他的对手，有什么样的人能够成国家机器的对手呢？但是如果你规模起来了，基础牢实了，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说的这个东西最后出来了，他接了地气，跟这个结合起来了，他以这个为基础了，他不动你，轻易绝不会动你，这个时候说白了，你就可以谈了，在这之前你没有谈的资格，你跟他谈什么，政治讲什么，政治讲力量，讲实力的，这是我一贯说的。
回到刚才的话题，就我对志永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教育平权运动，你知道我的态度，从来都是高度肯定的，为什么？这种事情是通向普通人的，跟普通人的日常需求，跟他那个基本权利是对接的。什么叫社会运动，就是针对普通人的需求，能够满足普通人、尤其是权利需求的，这种事情就叫社会运动，教育平权就是这样的事情，那么回过头来，为什么这个事情我也赞成，我也签字呢，就是那个财产公示呢，也是同样的原因，他对普通人来说那个要求并不高，教育平权要求不高，你不是去打倒共产党，我们很多圈子里面喜欢比勇敢，看谁敢喊打倒共产党，其实这没有意义，就是说你到这个大街上你去一喊，可能好多老百姓都跑了，对不对，你圈子里头喊，这个人你勇敢，改变不了，那你到大街上去喊喊试一试，你一定要先提出一个不至於把他们吓跑的口号，但是又跟他们的权利能够打通的那么一个事情。
我觉得财产公示就是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本身我是充分肯定的，我认为他属於公民运动的一部分，但是还没到政治反对的高度，他就是公民运动的一部分，或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我完全赞同胡老师的意见和乔木的意见，这个事情不是一个签名就完了，他是你的那一个由头，就说你可以围绕着，他给你提供了一个主题、一个素材，你可以围绕着这个主题，围绕着这个素材，展开一系列的这个活动，你包括刚才您讲的拯救陈光诚事件当中，玩的那个游戏都可以拿过来。比方说你可以出一些政治漫画进行图解。比方说，那个公示财产十万个，不叫十万个为什么，百个为什么，千个为什么，那么你可以把他做成扑克牌，诸如此类，就把这个事情本身变成一个运动，而不是签名就完了，而是围绕签名之后有签名带出来的这个运动，就像教育平权一样，教育平权不是说你拿出个宣言，拿出个口号就完了，你后面是有一系列的事件构成的，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公示财产，我完全赞同他们的意见，就是说公示财产也是个宣言，签了名签了个宣言，宣言背后是一系列的事件，一系列的故事，由这些事件由这些故事构成的一整套的社会运动，这个社会运动他不好打压。
不提过高要求，老百姓有反腐败的要求，我就限定在这个层次，就是满足了老百姓反腐败的要求，这是反腐败必不可少的，那么包括国外是怎么公示财产的，美国总统是怎么公示的，法国总统怎么公示的，诸如此类的，一个一个的，这多少体裁多少故事呀！历史的故事，现实的故事，都可以把他拿出来。
当然我也是个争议人物，这两年被骂的也不少，但是我不改变我的一个判断，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路还很长，就是说要靠这一个一个运动来铺就一步一步、一级一级阶梯，我们没办法一步就跳到这个山顶上，要修一条通天梯，这个通天梯首先是公民运动、社会运动出发，是一步一步把这个样子搭起来，当然永远需要勇者的那种示范意义，需要那种英雄，但是我觉得中国现在从魏京生到现在，不缺英雄，胡佳在这儿，志永在这儿，我们缺英雄吗，不缺！我觉得一个我们可能更多的缺这种阶梯公民运动的阶梯，那种通天梯，社会运动的通天梯，那么公示财产是其中的一个阶梯。
我跟志永多少年了，我们兄弟朋友，我就坦白地说，我跟志永有很多的共识，但是也有分歧，我们的主要分歧在这一点上，没有别的，在这一点上，你的勇气、毅力都没有问题，我倒是非常佩服，我做不到，我做不到这个境界，但是我觉得我们能不能再多点弹性，多一点弹性，多一点选择，然后呢更多地把目光投向普通人，当目光投向普通人之后，社会运动它是个立体的运动，立体构成一个纵深感。胡老师强调另外一个词，我非常同意，纵深感，一定要有纵深感，而不是平面，大家站到一条线上，来面对这个力量，不是，他一定是前后左右，上下中间，有不同的佈局，不同的结构，来构成一个纵深感。
好了，我离开“公示财产”这个主题，讲了一点我对社会运动的这个看法，因为我在这方面争议是比较大的，一直是被追着骂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方面我们真的急不得，需要耐心，公民运动是个非常细的活，需要时间，我就讲这些，谢谢！ （话毕，笑蜀离开了会场）
王宇：其实我如果是看到我肯定要签，我也挺愿意签，之前有这方面的签字呢，我也都是积极地响应，但是财产公示这个我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呢，我可能是微博上什么都有，但是最近这些天确实我也没上微博，可能是有一些事情吧，然后我就是今天早晨韩颖给我爱人包龙军发了一个信息，我是今天早晨才知道的，但是我的那个邮箱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特别赞成胡老师和笑蜀老师的话就是：能够让基层的普通民众，就是各方面的公民，公民社会嘛就是公民，大家都能够知道，才能推动这个公民社会的发展，我就这个观点，谢谢！
刘巍：好，我说一下，就说一下关於签名的感受吧。我是07年来北京，08年就开始参与所谓的公民行动，当时特别激动，特别热情，希望自己参与一些事情能够改变一些事情，很多人给我发邀请要求籤名，我都签了，但签完之后的感觉就是，流於形式，渐渐地我这个热情就淡下去了，所以志永他们这个财产公示这个签名我收到了，但我热情不高，当时我看的时候就热情不高，就想又是流於形式，签完之后也是白签，不会有任何影响。
但是今天志永也透出来，财产公示是一个长远的计划，让我信服，而且呢我也信服志永。志永做这个公民教育非常成功，一直持续地做，我现在才对你们这个签名的行动有一个更大的信心。而且我还想说一点就是，因为财产公示这一块，也不仅是你们在做，之前也有人申请部长的那个财产公开，还有一个是长江什么大学的大学生，也申请这个财产公开，而且有媒体的报导，当时对相关案子也有推动作用。我觉得像那个乔木说的，有很多的其它行动来配合这个签名，是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就这些。
丁家喜：我要说的已经说完了，过了。
王光泽：我觉得现在最有可能发生两个突破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财产公开，第二就是劳教，这两个事件我甚至认为是最重要的，当然难分这个伯仲，难分哪个最重要。但我觉得这两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最有可能破局。其实喊叫财产公开的这十多年，有全国人大代表呀、律师呀不断地建言。但在实际上要推进这个财产公开，其实上都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朱鎔基反腐那么强势，这个事都搞不定，温家宝那么亲民，连个劳教都废除不了，可见在中国做事之难。
现在习李才走上前台，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们不是也要搞这个新政吗，这个势头呢看起来有，但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谁也不知道。但是民间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做点事。我觉得一个是推进劳教制度废除，一个是推进财产公开，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至少值得一试。
再一个来讲呢，中国人上千年都处於物质非常匮乏的状况，中国人都非常爱财，那个官员尤其爱财，官员基本上就是拿到权力后马上就变现，马上就想到变现，不变现的话，他当这个官没什么意思，他有病呀，对不对？财产公开制度不管是真是假，至少这个层面要涉及到“火墙的”，肯定是有好处，但是好处有多大，这个东西就是到实践当中去看，这谁也说不清楚，但至少是有那么一道防火墙，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公开信也好，建议书也好，最好是能提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
这个建议呢一个是包括控制监督，第二是包括异体监督，控制监督就是党内的，党内有什么样的监督方式；异体监督就是党外的监督的模式，可操作性。就是刚才吃饭之前我也看到，我看到一个最新的报导，就是中纪委牵头，来对这个财产公开进行立法，要搞一个草案，中纪委已着手起草《财产申报法》，中纪委是没有这样的立法的起草权的，但是你从网上跟帖来看，因为财产公开跟劳教制度已经地引起了普通老百姓的普遍关注。所以说呢也不排除像王岐山呢，这人不是听说挺硬的嘛，也不排除他一把火能烧起来，把这个事儿能干成，也不排除，但是呢也不能说非常乐观，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你要斩断现在从公权力通向财产权力的这样一个道路，你的压力和阻力是相当大的，是相当大的，也有可能忽悠忽悠就十多年过去了，京华网我看评论说：研究十年，然后起草十年，等到共产党over的那一天，恐怕也公佈不了，也实施不了，这完全有可能，因为你这个直接是釜底抽薪哪！你这不是要他老命嘛，我当官就是为了闹点钱，好傢伙你还不让我捞，对不对，所以说呢这是个持续性的活动，我是非常支持，而且我认为远远比刚才支柱讲的“全能神”的这个事情要重要。行，我讲完了。
许志永：我就说这个事情呢两点意义，第一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贯以来的一个真诚的想法，中国必须实现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法治，权力必须被关到铁笼子里去，不管谁在那个位置上必须经过人民选举，这些理念。所以呢我们这个目标是真诚的，就是要推动这个制度的变革，而财产公开是整个民主法治中的一部分。
第二点我觉得我可能稍微说得多一点的，就是这个行动或者叫这个议题，对於公民社会成长的意义，其实刚才乔木呀、胡老师呀、笑蜀呀都讲了很多，其实这个事情更重要一点可能是在於这个公民社会的成长，就是说我们公民的力量怎么联合，泛宪政派怎么联合，他需要一些议题，那我们以前可能??过去很多年主要是被动防守型的，维权运动也好，或者叫别的名字，哪个地方被他公权力侵害到极致了，就以孙志刚案为典型，我们去救援，然后再随手反击一下，然后呢毁掉了他一个恶法等等，这种模式其实就是实现个案公正的模式。
但是呢从教育平权开始，我们呢是在主动地设计大家一起来搞，包括计划生育也有点这个味道。他固有的一直在那儿了，而我们开始设计大家一起来进攻，当然那个教育平权呢，跟我们直接地针对法治民主建设，还不太一样。民主法治建设是一个刺激敏感的话题，还是一个社会改革层面的议题，但是教育平权这个活动本身跟我们现在要做的财产公示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比如说这个签名，在2009年底，我们就开始为着教育平权签名，到2010年，目标就已经非常明确了，10万人，然后呢每月一次教育部请愿，等等这一整套的活动，都是每月都要统计，这一月增加了多少，围绕着签名无数个街头活动，各种研讨会呀等等都有，然后最后达到了一个什么效果呢，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最后达到了一个北京各区都有召集人。我们北京分七个区嘛，各区召集人核心成员加起来二三十个人，然后呢有一个大约五百到八百人的经常参加活动的人群，有三千人的QQ群里经常参加的活动的人群，有十万有联系方式的群，那么变成三年下来有这么大一个团队，所以说他是极其在乎的。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说，公民社会成长的一个这样的模式，那回到我们当下来说，我们其实12年，我们公民社会的成长，已经开始有了一个一个的议题，实际上有一点点进攻的态势，包括国保他们也说你们12年以来进攻态势很明显呀，比如说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公民徽章，公民的文化衫，雨伞，以及“自由、公义、爱”这面旗帜。我们现在是高举的这个旗帜，你谁来打我敢说，谁要把“自由、公义、爱”当成敌人，那你一定是中华民族的敌人，我们敢这么说，这就是我们的旗帜，这就是我们行路的指南。然后呢这就是我们主动地去推动一些议题，其中包括公民徽章呀、公民聚餐呀这些议题。稍微更加落实一点、落地一点的一个议题，就包括财产公示，这也是一个议题。那么在这种公民首先怀着一种真诚的理念去把权力约束的这种理想的信念支配下，然后呢不断去行动，所以我觉得可能接下来确实要策划很多很多的行动。说实在的，我认为一百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对於到三月份有一百万是有疑问的，我认为我们踏实下来，一年一百万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尽量到三月份能做多一些，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一把，这和以往的仅仅是个签名显然是不一样的，这是整个的公民社会成长的一个重要的议题，我说这么多。
赵常青：发琦，你就这个财产公示说两句。
赵发琦：我是这样想，财产公开签名这个东西有那么难吗？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就说我非常赞同笑蜀老师讲的话，刚才志永老师说一百万，我觉得我自己发动三百万签名都没有问题，就说财产公示几乎作为老百姓来说，这是共识，是官员的底线，你看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愿意公开，那你是王八蛋，你不要提什么太多老百姓听不懂的话，就说一个官员他应该不应该把财产公示，你去签一下字，你站到天安门广场上签字也能签，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说他现在的底线，但是越普通的东西呀，越能说明问题，就说你连最简单的都不愿意说，你还能干啥？很简单的东西，就会给他很大的压力，这就是社会的力量。
我是没有文化的人，好多中国知识份子呀，就犯糊涂，他也老是做些个糊涂事。最近在陕西也有两件事，就说李建国，他原来是陕西省委书记，现在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他非常巧妙的提拔他侄女，把那个侄女从副局提成副厅了，群众实名举报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舆论，你看什么明镜网呀什么博讯呀都把他报导成头条了，很简单，你要做些个很恰当的事情，而且呢要有群众基础，不光是精英，要和普遍的像我们这样的老百姓，非知识层的，联系起来。我不是最近在搞这个陕西省地税局，陕西省地税局的
局长住的那个别墅呀在曲江，他的这一套就一千多万，他才投几十万，他买地也是非法买的，更重要的是他一分税也不上，我们就想把这个给他公开，因为这里面就非常说明问题，就说你企业你逃税了嘛，而且都在逃，有些单位逃税，但是税务局，你省的地税局他逃税，而且他的厅级干部住着巨豪华的房子别墅，而且更重要的这个里面他是以偷税性为典型的，他的老婆也在那儿搞房子，再说了就是我举报的咋啦！你敢把我抓起来吗？对不对，我有真凭实据呀。
你说你现在签字要财产公示，达赖喇嘛来了要我签我都敢签，这没有什么东西，他是很简单的东西，我犯法了吗？你不能说是我犯法，因为你这些东西是最简单的东西，老百姓你到街上去找人去说，咱们要当官的公开财产行不行签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不犯法，这是些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这些很正常的事情能够把他别倒，就说最好能够像笑蜀老师说的，量的问题，能够接入的问题，这个财产公开就是要量，要简单的一种量，你说一百万，我敢打赌三百万人都给你签，这没什么东西，你不要写得什么太複杂的东西，让老百姓看不懂，咱们就要当官的把财产公开，老百姓签字，没问题，但是这很简单，他扒不出你毛病，我让你公开财产我错了吗？这么着，就用简单的办法整他。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写的太複杂了，就说能看懂，我讲完了。
夏漪兰：前天那个吃饭的王小宁来了吗？王小宁他现在在搞一个活动，就是一千名老部长向习近平要房子，那先让那个一千名老部长先签吧，是吧！他既然要房子，他没房子，那他不马上签吧，那都退休了，都在家里都七八十岁了，有的都快死了，他有啥不敢籤的，那一千名老部长单独让他们签了，让王小宁??去干这个事，这是我想的，王小宁他要房子，他要让我们签名，我们给他签名了，那他也发动那一千名到我们这里来签名，是吧！这是我的想法。
丁家喜：那个就剩下常青你了，我刚才临时客串了一下主持人，现在主持人交给你，你最后发言，进行总结。
赵常青：这个不存在总结的问题，我也是履行我的发言权。我觉得呢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一直关心的是怎样把理念层面的东西给落到地上去，怎么推进到社会实践当中。那么，从去年、今年开始呢，志永开始大力地推动这样一个新公民运动，我觉得我很高兴，我确实觉得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公民运动”这个概念呢，我在2002年呀就起草过一个《中国公民运动宣言》，那个时候就是在林牧先生的指导之下准备做中国公民运动，林牧是谁呢？一位民主老人，原来和胡耀邦有过工作搭档关系，人已经去世。我02年起草这个《中国公民运动宣言》，就强调要开展中国公民运动。 2003年西安中院给我判刑的时候呢，把这个宣言还当做我的罪证之一，判决书上有这个东西，我不在这里瞎说啊。 2007年底出狱后，在08年赶上《零八宪章》，非常幸运的是我为《零八宪章》续接的最后一小部分文字被祖桦老师採纳。我在最后部分提出了各界公民都应该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的问题。那么，现在呢，已经有志永等人开始来做这个事，这和笑蜀说的那个社会运动是高度吻合的，所以我刚才说我很高兴。
我要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呀：参与！贵在参与呀！签名他是有意义的，绝对有意义而不是说没有用的，名人、精英圈尤其要带头参与。你像这一次兰州的陈平福的这个案子，如果不是艾哓明、崔卫平她们持续地搞了一千多人，社会舆论这么大，当然加上高层也许一种晦暗不明的这样一种信号，所以呢最后陈平福的这样一个煽颠案竟然被撤诉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情，绝无仅有，我先后两次入狱都是所谓“煽颠煽颠”，把我噁心坏了。
我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贵在参与，一定要参与进去，你影响力越大参与越重要。由名人效应所带动的滚雪球效应会非常好。笑蜀刚才说是重要的是要把火车厢拉上，不要与火车厢脱节，这是??完全对的，就是把社会大众的参与形成规模化，普通的阶层、草根阶层、群众阶层拉进来，这是完全正确的，完全正确。但是这个已经在某些方面得到了社会承认的精英人士，呵呵，这个“精英人士”我要打个引号啊，就是应该参与进来，应该带个头，教育平权需要上街站街的话，咱能不能去站那么一会儿，对吧！你这个财产公示很得人心呀！前天大家一块吃饭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个事，这个财产公示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来做这个事，你执政党总书记、你政治局常委，如果你自己不能带头来公佈财产，你让基层的那些什么七品县官来搞这个事，你不是开玩笑吗，所以呢上樑不正下樑歪，你这个执政党的最核心阶层要带头做这个财产公示，你不做这个财产公示，那就是你心中有鬼，老百姓把你当作腐败分子，那是什么呀，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要洗脱自己的这样一个罪名和嫌疑的话，好，来自证清白，公佈财产来接受体制内外、朝野上下的这种多方面的监督。
所以呢我特别强调不管咱现在属於哪个圈子，咱要把门户打开，院墙打开，不要弄得高墙林立，咱一个互相支撑呢对於一个宏观的全局的，对於整个这个国家的转型呀，太重要了！我2010年春天就提出了“合纵连横”这样一个概念——什么意思呢？民间要“合纵”，你不管是哪个圈子，只要是别人做的这个事对整个社会大转型起着“加法”的作用，好，咱支持一下，哪怕私人之间也许还有一些过节、一些分歧，没关系，把那个先摆在边上，对吧！公是公私是私。
其次之外还有“连横”，“连横”什么呀，连体制之内的，体制内改良派吧对不对，体制内八千万这样一个队伍，他不可能没有一个推动社会前进的进步力量和健康力量，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的话，那就一叶障目了，我们不要犯这些简单的错误，所以呢团结是力量，抗争是力量，既要团结又要抗争，才会是有力的。抗争呢就是要参与进去，一定要参与进去，包括这次财产公开签名活动，我希望在座的都参与进去。我就简单地说这两句。
因为亚峰呢在10年底受的打击非常严重，今天能把亚峰请来很难得。估计在10年冬天受打击之后就没有出来过，今天出来和大家共度平安夜，恐怕是两年来的第一次，所以呢我倒是想请亚峰谈谈自己有什么想法。亚峰，你就给大家表述一下，好吧？
范亚峰：过去两年的事情，就说很简单，日子过得很简单很充实，读了书很多，状态非常好，灵修上、读书上是难得的时机，而且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保持下去。其他的过去我就不谈了，我想谈一点支柱刚才提到的问题，就是“东方闪电”的问题。
我觉得“东方闪电”这个事情非常複杂，就我个人了解呢，基督教里面这么划分，一种叫“正统”，就是纯正的教会；第二种叫“异端”，“异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这个教义发生原则性偏差。但这两个之间还有一个叫极端。但是教会内部呢对“东方闪电”已经定位为“邪教”，为什么称他为“邪教”呢？因为东方闪电呢他的这个是暴力、色情的，都是百分之百属实的。
官方媒体这一轮对东方闪电介绍的材料基本上没有问题，这我跟大家讲，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跟大家讲，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政治性问题，基本上都是事实。基於家庭教会来讲呢，东方闪电不仅仅是异端，而且是邪教，就是说家庭教会掌握了大量的材料，他的确使用暴力和色情，就是说现在中国政府提供的材料，基本上是真实的，是没有问题的，这一条呢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另一方面“东方闪电”他是没有政治倾向的，说他现在有政治倾向是非常荒谬的。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政府打压“东方闪电”呢？从家庭教会的角度讲应该注意两点：
第一点就是：强调家庭教会的内部主流的看法，“东方闪电”就是邪教，这是第一条；
第二点强调什么呢，法治和人权。
就是无论对於任何人被打击，我们都呼籲什么呢，就是尊重人权和法治。任何打击都必须经过正当法律程序的审判，就是说呢整个两点要坚持法治思维，坚持法定程序，推进以法治国，然后这种情况呢不允许任何的超越宪法和法律的作法，那么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的话，我认为是比较恰当的。
另外关於“东方闪电”是不是像支柱所讲的有那么重要的意义，我个人理解觉得没有，我觉得财产公开更有意义，其实选择财产公开来推动公民运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好棋，是非常绝妙的一个好棋，应该大力进行推动。我就谈这些，好！
许志永：我在想一个提议，就是说能不能让和平也说一下“东方闪电”的问题。
赵常青：好呀！
李和平：我以前代理过一系列类似的案件，包括“三班仆人”案。
范亚峰：根据我的研究，“三班仆人”跟“东方闪电”不是一回事，“三班仆人”是介於异端跟邪教之间，就是“三班仆人”他的那个妻子和孩子，老大和老二，到最后他被抓住在那个法庭上的表现，纯正的基督徒也无法做出研判，他们到底是不是有问题，你只能说什么呢，他的这个教义有问题，但你不能说哪一个具体的人有问题，就是说他的组织架构你很难说他已经黑社会化。但是呢“东方闪电”他的黑社会化是暴力跟色情无所不用其极呀！基本上是铁证如山，所以说呢，如果把三班仆人跟东方闪电混合在一块的话，他就会造成很大的偏差，所以在这里面很细微地区分是非常关键的，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在这些问题上，就会站不住脚，和平你说！
李和平：我代理的那个案子，实际上不是代理东方闪电的案子，但它是和那个东方闪电有直接关系的，我们代理的那个案子是“雷霆一号”，是2006年，搞了一整年，一整年都是做那个案子，07年呢那个案子就结束了，就是说那个教会的领袖一下子就杀掉了十个人，并且判了二十二个死刑，当时有六十多人被判刑，在全国应该是很大的，在全国抓了三百多人，很厉害的一个案子，公安部把它定为“雷霆一号”，实际上就是全国各地把一个案子拆成N个案子，大概有八个案子，在全国各地八个省的高院都审过，（旁：这个组织，叫什么？）叫“三班仆人”，这个“三班仆人”，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给它贴的标籤，他自己也不叫“三班仆人”，就是说好比政府为了打击你给你贴个标籤，叫你“三班仆人”，实际上他不叫“三班仆人”，他自己内部说他叫“真理会”，“真理教会”，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三班仆人”这个事情，实际上在04年的时候，他的主要成员都被抓了，06年我去代理的时候，他是已经就收尾了，把这个下面的基层人员已经全抓了，已经判完了，以这个基层的东西给他寻找证据，证明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三班仆人”教会核心的最上层的领袖有罪。在323中院一审、黑龙江高院二审是这样一个案子。他那个当时案情呢主要是他涉及到东方闪电，为什么涉及到东方闪电呢，是东方闪电的人呢，老是钻到他们教会里面去，就是说先暗藏着，暗藏着最后把整个教会的人很多都给带走了，并且呢“三班仆人”教会的人为了防止东方闪电的人来或者有时候识别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就把这个东方闪电的人关起来，关人是个技术活，有时候没搞好，这个人就给关死了，这时候就是非法拘禁至人死亡。后来这里面有几起，还有几起，确实是他们三班仆人教会里面的人，把这个东方闪电的人当做非常坏的人，他们内部有一种好像叫做除奸队那种性质，跑去确实是乾掉几个，杀掉了几个，真是杀掉过，活埋过人，并且把人就搞死过好几个，这样官方后来就认定是他们教会领袖来搞的事儿，来抓人判刑，搞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案子。
这个案子因为当时06年的时候他们封锁的非常的严密，很少有人能複印到卷宗，我们介入的时候，当时就是说其他律师介入的时候，一片纸都複印不出来，我们去的时候，当时他们找到我们，2006年的时候，是正月初九，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就带了四个律师去，四个律师去的时候，经过了非常大的抗争，最后才複印出来，开始才複印出来大部分卷宗，二审的时候基本上把全部的卷宗複印出来了。
我呢就是把那个案子做完了之后呢，使我对宗教的问题有点感觉，后来在2007年做了一个给法轮功辩护的案子，给那个王勃、王新宗、刘淑琴他们一家人做了个辩护，就是我们认为公民有信邪教的权利，政府不能划分邪教，这个政府不能、也没有这个权力，他要一旦有划分邪教的权利，那么就没有公民信仰自由，这个是我得出来的结论，我们后来给法轮功辩护的时候呢，我们得出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辩护的标题就叫：宪法至上，信仰自由，为王勃、王新宗，刘淑琴案联合无罪辩护，当时我们有六个律师在下面签了名。
我觉得我们做法律的人，对现在的东方闪电，也应该持这个观点，我们宪法上写着：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那么宗教信仰自由，它起码要包括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宗教本身生存发展自由，如果宗教本身它就没有生存发展自由，那么你一来就把它连根拨了，那还有信仰自由吗？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信徒和宗教之间，信与不信的自由，信哪一个宗教，我改教，这个权利操在公民手中，这是一种自由，这是我们那个法律课本和现在中国教科书上强调的这一点；还有一个维度就是政教分离，政府不能去干涉宗教，任何宗教都有传教的权利，这就是政教分离，这里面我的一个观点就是，如果说政府有认定邪教的自由和权利的话，那么一神论控制的政府他会说二神论、多神论全是邪教，我信一个神，你们就信俩、信仨，你信N个神，那你们全部都是邪教，那么同理就是说，多神论人控制的政府，他会说一神论的人全是邪教，我信多个你信一个，那你就是邪的，再者说呢现再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无神论者说，你信神的人全是邪教，我们都觉得没神，你还说有神，所以就说政府不能认定邪教，并且邪教本身也不是一个法律词彙，必须从这个观点去说，要不然的话，任何一个宗教都会受到打击，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吧。
赵常青：“全能教”这个问题呀，真的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我主张在法治与人权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你触犯法律了，有刑法在那儿摆着呢，干嘛政府还要搞出所谓“邪教”，搞出第二个法轮功呢。触犯刑律了，执行刑罚就是，一旦政府使用“邪教”这个概念来定义某个人群，公民的基本人权就完蛋了。因此我反对使用“邪教”这个概念来打击任何信仰问题，法轮功这个国家伤口还在淌血，再搞出另一个“邪教”，只能增加整个国家的伤痛和悲剧！
因为时间关系呢，住的远的呢想走的话，或者家里有事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先退，但是呢如果说愿意在平安夜与大家多呆会儿，跟大家再交流交流话，就再自由的发挥一会儿，怎么样？
2012年马上过完了，我想请志永就新公民运动问题给大家聊一聊。
许志永：我给各位解释一下，就是说公民联合的这一套理念吧，因为在12年5月份以后呢，我们经过小范围讨论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包括“新公民运动”、“新公民精神”等概念。其实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公民社会如何联合，因为中国过去传统上一说“反动派”总是地下的、秘密的、那种严密等级的那一套东西，一说“组织”就是那个东西，就是黑帮式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我认为是流毒甚广。
其实现代公民社会成长的模式，组织的架构应该跟那种黑帮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在探讨一种新的一种模式，就是中国的政治、理性的政治反对派如何成长，其实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那首先我们在理念上为什么用“公民”这个词呢？它有很丰富的内涵，它的背后蕴含着国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制度，个人和国家甚么关系以及公民社会独立自由的个体等等，这一套的理念都在一个词里面“公民”，都在一个词里面，这个词比民主、比法制等等概念都要有更为广博的内涵，“公民”能够更好地代表了我们的理想。还有包括我们的方式，我们的温和、理性、建设性的积极方式，这是公民。
再一个就是，我们在摸索一种公民联合的方式，比如说，现在在倡导公民聚餐，最低的门槛，就是很简单，大家在共同的身份标识之下一起聚餐，来讨论一些公共的议题。传统意义上中国民间社会也是有很多山头呀什么的，但是，现在有一点，你认同不认同你是一个公民，第一你认同公民，是一个中国的公民；第二你认同民主规则，就是咱们大家坐在一起呢，是一个共同的平台，这个平台不是哪一个人的、哪一个山头的，它是一个共同的、自由公民的联合，它是由民主规则来决定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所以我们强调各地的公民是自发的成长，是自治的做事，各地做各地??的事情，每个地方都有地方性的议题，广州有广州的议题，成都有成都的议题，但是所有的公民，又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的认同，那就是我们都是“公民”。
至於说我们这个群体，我们叫团队也??好，叫群体也好，我们这一群公民，最后大家逐渐地在做事中、在磨合中，在议题的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地成长，逐渐地能够相互认知、相互的了解，而且能够彼此的全国性的协作，到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决定要给我们整个的公民的整体起一个名字呢？ ！那到时候大家来决定。
但是现在，我们现在就是，实际上找到一种方式，就是涉及一个平台，一整套的规则，一套标识，标识符号和一套规则，然后大家都到一个平台上来，一起来推动中国民主法治的进步，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法治。
我们在各地也给大家讲，就是说，不是要你加入一个成型的组织，我们本来就厌恶“组织”这个概念，我们更愿意称他为是一个团队或者说是一个群体，而是说你自己。每个地方都有一群公民，现在，各地都在成长起来了，你自己搭建你自己的平台，你自己开始决定你自己做事，但是平等的公民、自由的公民，又是一个联合的平台，这是我们目前在做的，所以呢12年下半年其实已经在很多省份推开，那13年呢我想这个模式是继续地往前走。目前看来这个空间还有，时不时的会一些摩擦，但是呢这个公民社会的成长空间还是有的，那因为这个门槛特别的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然后在参与中、在做事中，大家磨合，我觉得这是公民社会或者叫“公民”的，中国政治建设性反对派成长的一个健康的模式，也是一个可行的模式，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啊！
赵常青：乔木老师，你参加这样一个圈子可能也是比较少的，你有什么想法？
乔木：我就讲一些特别具体的吧，就是财产公示跟新闻传播也是一致的，媒体上也比较关注，许志永可能没讲全，我希望13年这个东西呀，应该有一些配套的行动了，就像你们搞的这个教育平权一样，应该有一种的组织形式也罢，不一定是组织形式，有一种集体的一种形式呀、行动呀，街头的呀。你光在网上是不行的。
因为我搞传播，我发现你们太夸大了网络的影响力。我举个例子，我的学生，包括我的老师，出来陈光诚事件以后，都不知道陈光诚是谁，现在好多完全都不知道刘晓波是谁，昨天咱们在那个聚会，有人提出：打倒***，当时群情激奋，但是你要知道咱们是极少数人呀！大多数民众不希望搞得太敏感了，就是他们还是朴实、善良的老百姓，他对共产党有感情，他不认为这个制度好像根上坏了，所以呢，要让人引起注意，刚才小范围内搞一搞这个签名，其实意义肯定是有，就是效果如何，（旁人插话：到公园里去摆个摊去签名是吧？）那你就麻烦了，我跟你讲吧，你把那个想得太简单了，咱们就亮话来说吧，你这一吃饭签名，一个人平均签名一分钟，你要游说他，让他拿个笔，你去算100万分钟是多少天，你有多少团队去做这个事，300万？能拿到一百万就不得了了，天寒地冻，不是说网上忽悠一下转发就行了，那要落实到一个一个具体的签名送到那个地方，很难很难的，实际，人力的投入，你怎么想的就说这个事情，你到街头上别人就容易给你签名吗，过来城管、保安、任何人都可以拦你呀，是不是呀！很难很难的。
我自己也是政治传播学的，搞选举研究的，当你亲身做一次选举，非常非常难，一票一票的拉，你多一票，对方就少一票，这是个技术活，你不要老想政府打压你，最后选票的结果你确实是少於人家第一名，这是你要尊重选民的选择，你不能因为他说我能代表你，为啥你不选我，你不能强迫别人。明年要做财产公开这个事，我支持，甚至我愿意上街。
所以我倒希望搞些行动，我们可以有条件的参与，要考虑到一些人的承受能力，好多年青人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我非常敬佩胡石根老师，这是真正为中国民主付出青春的人，但是说到底你在社会上有多大影响，光咱们认可你不行。另外我们做事时也不可过激，你要温和理性，社会要和解。我们既要民主，也要民主和解，不简单的问题。
我本人也是党员，而且我非常看重我党员的身份，我推崇党内的民主化，我在我们党代部也投反对票，一点点弄呗！是不是，好多党员也是善良的人，所以我希望将来你们适时的配合教育平权有一系列的行动，而且我觉得你不一定要自己设置一个临界点，也许三月份，是多少是多少嘛。一年完不成明年再弄呗。完了。
赵常青：杨老师，说两句。
杨支柱：我还是认为搭的架子比你们搞的教育平权要更小，那这个签名呢难度更大，事实上不是你想的财产公示好像跟任何人都有关，就是任何人都愿意签名。恰恰相反，群体越小，签名支持率越高，教育平权涉及到孩子的切身利益，可能是这个群体的人都要找到那里去签，而这个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我更加倾向於有受害人的行动，教育平权是有受害人的行动，劳教是有受害人的，拆迁是有受害人的，计生是有受害人的，有受害人的群体，你签名的目标性明确。而这个目标群体是不明确的，谢谢！
赵常青：韩颖，你有什么想说呢？
韩颖：我没什么高见，各位都是前辈，我初来乍到的，学习学习，刚才几位老师说的都非常好，我没什么可说的，听听就行了。
赵常青：肖律师，你刚才只谈了一点，你说还有补充，你想好了吗？
肖国珍：我原来都忘了想说什么了。我说两个小点啊，就是一个刚才和平说的，宗教信仰应该是完全自由的，因为他是思想自由。自由分为三个层面，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越往后，控制越严，法律上控制越严。而思想是完全自由的，那么哪怕是有神论，都不能对其他的有神论来作一个这样那样的是否“邪教”的一个分类，更何况共产党他是无神论者，他根本就没有权力来搞一个什么宗教事务局来管理他，搞什么“三自教会”，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很搞笑的，这是我要说的一点，还有就是刚才常青说的一点“合纵连横”，这一点很能触动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意见。我是非常赞同的，就是说打破山头，公民力量联合起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只要是有助於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有助於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我们都要联合起来，相互支持。我就说这些，谢谢！
赵常青：胡佳，这个你要给大家说一点东西嘞，把你在微博上、推特上和接受外来採访的时候，那个发挥一下。
胡佳：我没有什么要说了。
肖国珍：胡佳呢是最初的时候，他和那个长江的水是相反的，长江的水一开始是叮叮咚咚，然后慢慢地、平缓地进入大海，胡佳呢先是从大海呢平平缓缓地开始，到后来澎澎澎，激流澎湃，我觉得胡佳是这么一种状态，越说到后面越精彩，胡佳是一名勇士。
王江松：现在的议题很多，有财产公佈的，还有释放刘晓波的等等，异议部分层出不穷，我提一个议题，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议题了——劳工议题。
劳工议题迄今为止没有引起知识界的或者说是自由民主派的一个共同的关注，或者说至少像我那部分文章里说的没有成为舆论界和微博的热点。为什么没有成为热点呢，我做了一个分析，与此同时我又写了一篇文章，也在微博上发表了，转了一千多吧，叫做《劳工维权运动是撬动整个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阿基米德支点”。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民主转型，和西方国家不是一个路径，他那个有中世纪的宪政传统，就是说贵族、宗教、教会对国王的这种三权制衡，近代西方民主制度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在私有财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理所当然的他的中产阶级或者说资产阶级、第三等级成长为革命的主体，那时候工人农民他是靠边站的，或者说是摇旗呐喊的，是后边的，没有到第一线去。没有到第一线去呢，那就是法国大革命也好，美国革命也好等等，他都是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农场主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而且建立了这样一个宪政民主和法制的基本构架。后续的事情就是把这个构架下沉到社会的中层和底层去了。后来的社会民主转型运动如二十世纪的，被这个共和党和社会党把接力棒接过去，西方是这样一个路径。
我们中国是不可能的，这已经得到前一个世纪的印证，就是孙先生的这个三民主义，他为什么没有得到实现，他那个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太弱小了，那么呢，就是说面对这样一个所谓的三座大山，他们根本就不行，够不成一个实质性的对抗力量，於是乎呢，共产党就利用这样一个力量的空缺，一个力量对比的一个缺稀，缺稀了，你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你够不成一个推翻他的、否定他的力量，於是共产党就趁虚而入嘛！也可以这样讲，或者说是利用这个时机，尤其是农民给发动起来了，以后呢他们高扛这个推翻三座大山的旗帜，建立了一个共产专制，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中产阶级和知识界，他对於体制内的这个官僚资产阶级，就是对於官僚阶级他有严重的依附性，我们这个三十年来成长成了一个企业家阶层，他现在是太依附了，他就是官商勾结成长起来的，因为他是计划经济体制过渡来的，那计划体制在解散的过程当中也生出来这样一??个阶级力量，他和这个官僚阶层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利益上的勾连，你想要他成为革命的主体是不可能的，包括我们知识界也有很多联系，也有很多关系，含到普世的、常识性的、宪政民主、法制、自由、平等、正义，那些东西大家都可以说一套，但是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就是你要他拿出一个实际行动的时候，就是谁都不伸手，除了在座这些还可以。
杨支柱：我说一句，你这个劳工的说法呀，这个社会上本身他的这个阶层是分化的，你特别提到一个阶层的时候，其实上可能其他的阶层就不参与这个事了，那我给你一个更好的概念——受害人的概念，这六十年来，各种受害人从镇压反革命、反右、文革、计划生育、拆迁、劳教，多了。
王江松：那是个联盟的问题，我现在就说我这个劳工问题。
肖国珍：他这个劳工就是受害人呀。
杨支柱：我也是受害人。
赵常青：好了好了，不争了。是这样，梁律师今天晚上辛苦了一圈，给大家录像了，我们请梁律师说两句，来，说两句。
梁律师：我刚才说了，没什么说了。
（平安夜茶话会到此结束）
《零八宪章》月刊 1/1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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