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九二年底，我收到一封从陕西汉中寄来的信，翻看是一位陌生的八九年时期的学生叫赵常青写来的，内容是他听到其他朋友的介绍，说我也在参与和中国的黑暗专制进行抗争，于是来信表示愿进行相互交流。
我当时只是简单地给他回了信，做了问候，因那时我正开始协助有关朋友做“人道帮助”方面的事情（即对八九年之后大批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给予帮助）、寻访、送款、联系等等的事情十分多，我觉得自己没有精力和时间与一个还不熟悉的人进行长篇论道。
但后来小赵坚持来信，谈自己的思想，谈对八九民运的反思，谈我们民族今后的前途等。我是一个习惯于有信必复的人，虽然每次回信都简简单单，不过我们还是通过不停顿的信件交流，逐渐熟悉起来。
于是，我知道他在八九年时期是陕西师大历史系的学生，满腔热情地投身民主运动，并进京参加了“外高联”，当局血洗天安门广场之后，他被抓进“秦城”关了一年多；出来后，学校还好，没有加重迫害他，照样安排他毕业，分配在陕西汉中附近山里的某工厂的技校做教师工作。几年来，小赵丝毫也不放弃自己的追求，和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联系，思考着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
有次，他给我寄来一本书，名叫“革命尚未成功——孙中山自述”，说是希望我也能好好地读读，他认为三民主义并没有过时，在今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中，还是有很大影响力的。我受到他的感染，也到单位的图书馆借了不少有关孙中山先生的书籍翻阅，并传给其他朋友看。
小赵还来信，说是想考研究生，我给他寄去了有关的复习材料。
大约是九五年下半年，小赵来信中谈到两次考研未果的情况，说第一次成绩优异，考的是北大，不想安全部门揪住他八九年时期的所谓问题不放，给北大施加压力，不许北大录取；第二次考南京大学，也过了分数线，仍是政审不通过。对此，小赵很苦恼，信中讲原来自己打算能通过考研，到政治、文化的一些中心城市来，结识更多的朋友，一起关注中国政治时局的变化，为中国的变革做必要的准备，如今自己的这一愿望落空了。
我当时对此并未很好地安慰他，如今想起来很后悔，不过已是往事矣。
（二）
九六年下半年间，小赵来信，谈到去了西安等地，和那里的朋友们见个面，进行了交流。他对此很兴奋。但对于大家普遍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每个人只能在各自的位置上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看法，很失望。他信中说，自己很是希望朋友们能冲破黑暗的禁锢，克服恐惧，来探讨组织起来的问题。
我不赞成他的看法，并对此有担心，因当时正是邓小平最后的垂死时期，笼罩全国的政治黑暗相当严重，我忙去信阐述自己的意见，其中提到在民主抗争过程中，因被打成组织遭受重大迫害的事例：一是民主墙后期，有许多人被扣上阴谋组织反革命集团，处以了重刑；二是九二年五月间，北京胡石根、康玉春等十六人，被打成阴谋成立所谓反动组织，遭抓捕判刑，其中胡石根被判二十年之重，康为十七年，其余五年以上不等。
我在信中强调，希望朋友们还是要走和平、理性、公开的道路，这是王丹在九三年初出狱后，通过实践所积极倡导的。虽然王丹在九五年五月间再次遭当局逮捕，被扣上莫须有的阴谋颠覆政府罪，但我认为王丹所倡导的这一政治行为原则是正确的。
（三）
九七年二月，邓小平死掉，然而当局并未放弃继续维持独裁专制的政治方针，仍对国内持不同政见人士采取高压政策。
八月底的一天傍晚，我突然接到小赵电话，说他已到北京，现办完事情，正准备回去。他说和我联系了好几天才终于联系上。
我很激动，有朋自远方来真是不亦乐乎，且又是多年通信而从未谋面的朋友，一定要见见。得知他是乘晚上十点多钟的火车离京，我一看表，快七点了，问清他在人大招待所住，正好不远，约好在人大门口见面，因未曾谋面过，他说他在那里提着一个箱子。我二十分钟跑到了那里，当我们相互报出姓名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们紧紧地握手。
我问他，吃饭了没有，要不咱们找个地方边吃边聊？他说，吃过了。我决定送他，一起到火车站的候车室，边等车边聊。
我们乘车前往北京西站，途中我不时地回头看看，有没有“尾巴”。当时正是当局准备召开十五大期间，警察机关大肆对他们黑名单上的人进行所谓监控。我家的门口也有幸被布上了暗哨。不过不知是他们松懈还是我眼拙，一路上没有发现那令人讨厌和可憎的“影子”。
到了西客站，我们找了一处僻静又便于观察的地方坐下来，买了点冷饮，边喝边聊起来。
小赵是一个个头不高且清瘦的青年。虽然八九六四已过去八年了，他也到了而立之年，但他仍显得青年朝气和思想活跃。言谈中我知道他还没有成家，立志为我们民族的政治进步奋斗到底的思想浓厚，他在山里一直过着刻苦学习、不屈不挠的生活。
他告诉我，此次他是来京给当局的十五大发公开信，因觉得在山沟沟里发公开信不方便，特意跑到北京来办此事。他来京后给前段也曾向当局发过公开信的北京大学商德文教授的家里打去电话，然后决定直接把给当局的公开信通过邮局寄去。他说，已把公开信复印了许多份，给江泽民总书记和三十一个省、市委的第一书记都寄去了。他给了我一份他的公开信，说是原准备联系不上就给我寄去的，现在不用寄了，他还谈到他自己已为此做好了再次被投入监狱的准备。
我被小赵这种关心中国政治进步的社会责任感与热情深深感动着，十分钦佩他的勇敢精神，坚定地认为他是我们民族的真正的好儿郎！
我也当面向他介绍了这几年来北京的一些民主抗争的情况；九三年底“和平宪章”的推出；九四年申请“劳盟”和魏京生再次被捕的前后；九五年王丹、刘念青等人的上书以及被捕遭迫害的基本过程；我也聊了我自己的一些简单情况，告诉他，九五年下半年以后，因开始不停地遭受当局的各种骚扰，已不再具备条件协助有关朋友做事情了，只好把一些具体事情暂告一段落。
时间飞快，转眼他上火车的时间就到了，我们依依惜别，在进站口招手再见。
（四）
回家后，我认真阅读了小赵致当局十五大的公开信，见是一份措辞异常激烈的檄文，强烈痛斥了当局多年来大搞专制主义，历数其对中国人民、中国社会、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并敦促当局猛醒，彻底清算自己的过去以开创未来。
我将小赵的公开信给朋友们看，其中有位北大教授看后说，在汉中那么一个偏僻的山沟里，能写出如此材料详实铿锵有力的文章很不简单，他说有带小赵做自己研究生的意向，后得知小赵在八九年后始终遭受当局的政治监控和不停骚扰，只得做罢。
对于小赵是否会因为公开信而遭到当局的迫害，我心里一直惦念。但因我自己在当局十五大期间也一直被监控（后我写有“走狗”一文进行揭露“，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和他进行联系。直到十月份下旬，在骚扰稍停顿后，我才去信向小赵问安。终于见到了他的回信，说回去后还算平安，没有遭到迫害，我的一颗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
（五）
九七年底，小赵从汉中给我打来长途电话，告之当地准备进行人民代表的换届选举，他想参加竞选，我听后表示支持他的这种行为。认为这是在宪法准许的范围之内进行抗争，这正是王丹等人所倡导的在民主抗争中要坚持和平、理性、公开原则的具体体现。
小赵说，他希望能得到北京以及各地朋友们的支持，一旦自己遭到当局迫害，各地的朋友能了解情况进行呼唤与声援。
我赞成他的意见，并且立即和北京的何德普联系，向他介绍了小赵的情况。何德普曾是七十年代末民主墙运动的活跃份子，当时他在北京东郊的有机化工厂做工人，在那个地区的人民代表的换届选举中，他也勇敢地站出来进行竞选，虽然后来因遭到当局的打压和迫害未取得成功，但取得过不少十分宝贵的经验。我见到过他写的这方面的一些文章，我希望何德普能和小赵进行交流，提供经验并做必要的指导。
我还给海外的傅申奇去了信，傅也是民主墙时期的活跃人物，当时他是上海动力机厂工人，他也参加了当地的人民代表的竞选，我也读过他的总结文章。我希望傅也能和小赵联系上，既把国内的这方面的情况及时地介绍到海外，也能进行十分有益的交流。
后来我听朋友讲，也听到了外电的一些报导，小赵勇敢地站出来在当地进行了人民代表的竞选，得到了单位许多同事的支持，但他那里的执政官员，却诬蔑小赵扰乱社会治安，是什么破坏稳定，叫嚣只有执政党的党员干部才有资格做人民代表，真是无理以极！
以后，当地的警察机关也参与到对小赵的迫害中来，把小赵抓去关了四十多天，四月份又突然以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罪，将小赵宣布逮捕。
我对当局在邓小平死后，继续坚持搞政治迫害的行为，表示强烈的愤慨！赵常青是一个长期关心我们民族的政治进步的好青年，他的所做所为，完全是符合中国的现行法律的。我强烈要求当局立即无条件地释放赵常青，释放一切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在今天，中国当局依旧顽固对抗席卷全球的人权与民主潮流，这是绝没有出路的，必须尽快悬崖勒马。
我祝愿我的朋友赵常青以及许许多多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早获自由！
北京之春2000年3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