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宪章》颁布至今已过去了一年多时间，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就《零八宪章》的生命状态而言可以用十二个字来加以概括和总结，那就是：凯歌行进；黑云压城；暗流汹涌。
说“凯歌行进”，是因为《零八宪章》一经颁布便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国内外形成了一个《宪章》共识运动——在《宪章》公布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便有前后十批共计7578名中国公民实名联署以表示对《宪章》的认可和支持，此后又有数千中国公民联署其上。不仅如此，《宪章》及其主要发起人还在国际社会获得了多项重大荣誉，如2009年3月11日，303名《宪章》首批签署人获得捷克前总统哈维尔颁发的Homo Homini人权奖；2009年10月29日，设在美国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宣布将2009年度的“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授予《零八宪章》所有签署人。此外，《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的刘晓波还先后获得2009年度的“自由写作奖”和“自由精神奖”。2009年底，刘晓波还获得了国际知名人士关于“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提名——由此可见，《零八宪章》确实经历了一段凯歌行进的日子。
说“黑云压城”是因为《零八宪章》一经诞生便受到来自党国机器的围攻打压，不仅对《零八宪章》采取信息封锁和信息过滤，而且对《宪章》签署人进行了大规模的问讯和传唤，对《宪章》的灵魂人物张祖桦先生进行全年全天候的监控。09年6月23日则对《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的刘晓波给予正式逮捕，同年12月25日，党国政治裁判所则以所谓“煽颠”的名义判处刘晓波11年有期徒刑。除此之外还对赵达功等人进行了传唤拘押，一时间风声鹤唳，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说“暗流汹涌”，是因为《零八宪章》一经亮相便在国内外的民主维权阵线里引起部分同志的异议甚至怪议。有论者认为《宪章》只不过是众多的签名文件之一，了无新意；有论者认为《宪章》只不过是一次“集体谏言”活动；还有论者认为《宪章》是“跪着造反”。在刘晓波被逮捕判刑后，批评人士更是群体亮相，集体声讨刘晓波和《零八宪章》，认为刘晓波被判刑，《零八宪章》所宣示的“谏言”道路已走不通，和平改良已彻底破产！
应该说，体制内的“压城黑云”和体制外的“汹涌暗流”对《零八宪章》形成了一种颇为默契的两面夹击之势，当然这只是“巧合”，而不会有别的什么弯弯环环。但无论如何，这两种力量对《零八宪章》都构成了一种不小的杀伤力，在此情况下，《零八宪章》正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上的选择，是激流勇进呢还是偃旗息鼓，国内外不同人群都在拭目以待。
上篇：2010年代的中国政治生态及其战略走向
要解决《零八宪章》的未来走向问题，我们就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就必须对2010年代的中国政治生态及其宏观走向做些战略分析。
2010年是整个2010年代的头一年，要看2010年代的中国政治生态就必须先来看一下2010年的中国政治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按照对待“民主”价值观的基本态度来划分，目前大陆的各色政治力量大体可以划分为“民主阵营”和反民主的“保守阵营”。
“民主阵营”可以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板块。
体制外的民主力量大体由以下八个纵队构成：
1，《零八宪章》
2，家庭教会
3，法轮功
4，草根维权
5，法律人
6，多数NGO
7，部分中产阶级经济人
8，自由主义知识界
这些体制外的民主力量虽然互有交叉，但横向划分，大体可以划分为这八大板块，各个板块也有不同于其它板块的一些特色。如基督徒家庭教会正在从隐形民主力量转向显性民主力量，许多基督徒法律人已经积极参与到民间维权当中。虽然在2009年底到2010年初，北京、上海、山西、新疆等地的家庭教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逼迫和打压，但由于家庭教会人士的依法抗争，党国机器也只好且战且退。可以肯定的说，在2010年代，家庭教会将是中国民主事业的强大生力军。
法轮功作为受党国机器迫害最为严重的国内群体，目前依然在受着打压（如笔者前不久路过北京温泉村时便看到有一面横幅上写着“积极检举揭发法轮功分子”），他们也是截止目前为止被党国机器推得最远、最为边缘的人群。不用怀疑，在2010年代法轮功人群会是中国民主事业至为坚定的支撑力量。
草根维权力量是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民主事业最为强大的后备力量。从目前情况看，草根维权已遍及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甚至出现了部分公检法司人员因为拆迁也公开站出来维权。但是这些草根维权中的绝大部分目前还处在具体的“利益”抗争阶段，绝大部分维权者还停留在“就事论事”阶段，还没有看到侵权事件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党国体制的问题，还没有意识到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是伤害自己的最大元凶。因此，草根维权阶层需要民主精英阶层的加速培训和引导，使之在2010年代的民主转型中能够从本能的“条件反射”群体上升为自觉的“非条件反射”的民主大军——能否促成草根维权群体的这种转化，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未来的民主转型是走向失败还是走向成功。
在高层知识界，敢于像堂吉诃德那样公开跳出来叫阵共产主义“风车”的“士”们是越来越多了。在2010年代，这种趋势只会以加速度的方式向前发展而不是相反。很自然这些学界人士不仅在积极构建中国民主转型的软文化，也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打出体制擦边球，甚或直接赤膊上阵，共吹民主冲锋号。
法律人（学者、律师）作为法治社会的理性建构者，不仅诸多人士在努力建构民主法治的软文化，而且通过具体维权事件的直接参与，正在积极地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自孙志刚事件以来，诸多维权事件中的法律人士（如许志永、滕彪、范亚峰、江天勇、李和平等等等）正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毫不怀疑，这些有着良好学术训练和维权操作实践的法律人会成为未来中国民主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精英。
其他如各种NGO、部分新兴企业家、经济人也会成为中国民主转型的加盟力量。前不久发生的一个突出事件是有将近6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平安公司中层精英云集平安总部高喊“维权”。
以上是“体制外”八大民主力量的简要分析（宪章派后文分析）。
“体制内”的民主维权力量大体可划分为以下三块：
首先是共产党内部的民主开明派，在党国高层以温家宝为代表。这一派总体上说在各层级的官僚系统中仍然处于少数地位，在政治局里，目前几乎只有温总一个人在孤独的“仰望星空”。但温总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轻易言败的人，虽然遭遇顽固派们一年多时间的讨伐（普世价值），但在今年两会前的网上活动中，依然深情大喊“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并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公平”、“正义”与“尊严”的问题，要求各方面“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在“封疆大吏”中，湖南“省督”张春贤人也不错，在去年他提出第二次思想解放是“还利于民”，第三次思想解放则是要“还权于民”，今年两会又比湖北那个抢麦克风的“省督”要好得多，认为“湖南不忌讳监督，希望大家监督”，并愿意“带头公布财产”。当然在党国体制内，这样的高官显宦并不多。
虽然在执政党的官僚系统里向“民主”看齐的人并不多，但在他的智囊机构，在“共”姓学者群里，鼓呼民主和普世价值的却也不在少数。而绝大部分的基层共产党员由于所瓜分利益不多或很少，也会对现存体制中的“马太效应”甚为不满，也有一种强烈变革的欲望。这说明什么？说明共产党内存在着相当一批民主改革力量，而且这些党内民主力量从毛太祖时代以来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如彭德怀、胡耀邦、赵紫阳、朱镕基、温家宝等，甚至邓小平也算得上是一个半吊子民主派），如果温家宝能够在未来三年奇迹般地改变高层力量对比（可能性当然很小）甚至不惜登高一呼，那么中国的民主化转型将会大大地节约各样成本和消耗。因此，中共党内民主改革力量是必须争取和保护的，而不是进行这样或者那样的批评和谴责！
其次，是媒体与互联网。在现行体制下，所有媒体都还在党国控制之中，但是媒体倾向自由的先天属性决定了在2010年代的民主转型中，媒体与互联网会成为民主与自由的锣鼓与号角。其实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南方报系对中国民主自由软文化的贡献居功甚伟。互联网的作用就更不用说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两会召开前，竟有国内十三家平面媒体联合刊发“共同社论”要求两会关注“苦民久矣”的户籍制度，这是89年以来数十年间未曾有过的新鲜事，虽然社论作者和相当多的编辑被党国“真理部”所处理，但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浩然正气，正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媒体人士站出来说良心话、做良心事！
第三是接受过89民主洗礼的“89军团”。这里主要不是指89学生领袖群体（这个群体一直在做民主努力），而是指89之后分批进入主流社会并在各行各业中勤奋工作的85级、86级、87级、88级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群体。这个群体出生于60年代，成长于80年代，他们不仅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大讨论”中接受了“欧风美雨”的心灵滋润和渗透，而且也整体接受了89民主运动的“成人礼”。80年代的民主启蒙与街头化的民主操作实践历程成为这一群体最为壮丽、最为难忘的青春记忆！这一群体作为80年代的青年精英现在正处于45岁左右的年龄段，这一年龄段的人无论在哪个领域现在都已成为各自领域的骨干担纲人员，都已进入富有影响力和支配力的社会中坚阶层。既就是有少部分人彻底告别“89”，完全跪拜在党国体制下沦为中国民主事业的绊脚石，但我想其中的绝大部分人还是会为自己当年的“街头化”剪影而骄傲和自豪的，还是会在关键时刻成为中国民主事业的有力推手的。从绝对数量上讲，这个人群大概在300万左右，但就其能够影响的人群而言大概不下一亿。在2010年代中期，这个群体大致进入50岁上下的年龄，正是掌控社会中下层资源的黄金时段，如果“89军团”的整体记忆在最近几年被迅速唤醒并浮出水面的话……主啊，那将会是对中国民主事业的一个多么大的祝福——重要的是，这份祝福是必然存在的、一定存在的！
分析完了国内民主阵线，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内保守阵线的生态构成。
反民主的保守阵线大体分为两块：
一块是体制内的党国中左联盟，这股保守力量的绝大部分集中在官僚贵族集团和财富暴发户集团，官僚集团和暴富集团通过权钱交易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利益联盟，这个联盟不仅掌控了整个国家的暴力机器，还基本垄断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优质资源。从表面上看，这个利益联盟还非常强大，但由于中国社会现存的一切假丑恶现象几乎都来自于这个利益集团的无限制“作案”，因而执掌政权的中左联盟正在大大的丧失一个政权所必须的道义基础和人心基础。本来2003年我初入狱时对胡温政权还非常看好，不仅对温总充满了期待，对胡总也充满了同样的期待。但非常遗憾的是胡总只是当大官的命，而不是做大事的命。胡只热心于做官、做大官、做最大的官，心中根本没有改革计划和改革蓝图，所谓的“科学发展观”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如果说胡在奥运会前的2006年和2007年与温合作还表现出了一点民主改革意向的话，奥运结束后，则明显撇开了温总而回归党国中左联盟的怀抱，其标志性的举动便是2008年12月18日在党国纪念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在讲话里非常有针对性地讲了一句“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把民主化道路说成是“邪路”，不知跌落了多少当今世界高贵的眼镜……，这是闲话，问题在于胡总去日无多，在离任前的两三年内指望胡总修正自己的“邪路”论，恐怕有些不太现实。中间偏左的胡锦涛现在所能做的恐怕也只能是竭尽所能地维护党国已经有些苟延残喘的维稳体制了。
但是如果不有效地进行民主化改革，现存的一切严重问题都不会得到很好解决，如腐败问题、社会失公问题、群体性事件问题、维权问题、两极分化问题、社会财富的马太效应问题乃至于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台海两岸的统一问题，统统都难以解决。甚至会越来越恶化。尤其重要的是党国所赖以生存的“GDP”合法性问题会因为政改滞后而引发更深层的经济危机。在未来两三年内，如果三十年累加起来的所谓“GDP”合法性也因经济危机而消耗殆尽的话（如已经捉襟见肘的财政危机），那么可以肯定的说2010年代的民主转型将会大大的加快，因为党国维稳体制不仅丧失了道义基础，而且连所谓的“政绩合法性”也难以看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胡总抗拒改革可能会加速党国体制的最后崩盘。
反民主的保守阵线的第二个板块是所谓体制外的“极左毛派”。严格的说，极左毛派不仅存在于体制外，也存在于体制内，不仅在野，而且在朝。在野的以“乌有之乡”及新成立的“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中国工人党”为代表，在朝的则以“唱红黑打”的“薄书记”为代表。客观地说，毛左派们也看到了三十年改革进程所产生的诸多社会弊病，如腐败、社会失公、两极分化、道德沦丧等等，但他们不是向前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中寻找解决病苦的良方，而是反身向后试图从毛泽东主义的阴魂里寻找救世道路。这当然犯了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的错误。但是这股极左力量决不可小视，尤其是他们奉行的民粹主义路线可能会蛊惑相当一批底层民众，而且他们在2008年12月26日发表的《告全国人民书》中不仅把中共执政集团说成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反动统治集团”，并一口气喊出十四个“造反有理！”（坦率的说我认为其中的大部分“造反”理由确实是“有理”的），而且公开宣称“《0八宪章》反动精英分子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中国的民主转型以暴力革命的方式进行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毛左派们恐怕会成为下一个传统帝国的制造者！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但这种恶果是必须避免的。当然也不可将拥抱民粹主义的极左派们的力量过分夸大，在目前，他们中的在野力量还大多停留在用舌头进行“造反”的阶段，在朝的“薄书记”虽然在“唱红黑打”中赢得了一定的民众支持，但其汹汹势头则由于各种原因而得到了很好的遏制，幸乎哉！
这便是我所见到的2010年中国政治生态的大致构成。如果不是天神格外恩典这个民族的话，大概在2010年代的初期还会是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可以肯定的说，中国的民主阵营正在以加速度的方式向前运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勃勃英姿逼向威权体制的“紫禁城”。相反，反民主的保守阵营尤其是党国体制内的中左权贵联盟面对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运动却常常是顾此失彼、疲于应付，大有力不从心、日暮途穷之象。也正因此，中国的民主转型不会如有些同志所说的那样，还要等待三、四十年——不会要那么长的时间了，同志们！关键转型期就在2010年代的中期，多则六七年、少则三五年必将迎来两大阵营的“圆桌会议”时期，这不仅是天命所归，也是根据本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生态的发展和演变而得出的必然结论。
下篇：“合纵抗秦”、奏响“立体维权”主旋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在我们弄清了2010年代的中国政治生态和民主转型的战略机遇后，我们就必须进行战略布局，抢占先机，开始一个积极的“英雄创造时势”的战略运筹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合纵抗秦”，其中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合纵”，是民主阵营内部各大板块之间的默契“合纵”，组建民主阵营的权威平台，再由这个权威平台对全国范围的“抗秦”大业做统一部署和安排。
那么，该由谁来主导这个战略平台的构建，看似一个很叫人头痛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政治权威实际上是一个力量对比的问题，谁的力量大、实力强，并有不可遏止的政治抱负和雄心，谁就可以主动来挑这个头、担这个纲。而从目前体制外民主阵营的八大板块（《零八宪章》、家庭教会、法轮功、草根维权、自由主义知识界、法律人、多数NGO、部分中产阶级经济人）的力量对比而言，《零八宪章》与家庭教会显然具有很大的优势，尤其是《零八宪章》独占翘楚、具有最好的战略平台。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是因为其他七大板块还处在一个相对弱小的阶段，如基督徒家庭教会从总体上讲还处在一个自我维权的阶段，尽管许多信仰基督教的学者、法律人有为中国民主事业鞠躬尽瘁的雄心壮志，但就目前的家庭教会而言，绝大部分还将政治关在门外，绝大部分信徒还只是从信仰本身来要求自己的；法轮功因为党国的严厉打压而严重被边缘化、地下化，几乎很难有比较大的地面作为；草根维权、众多NGO也还没有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法律人、自由主义学者大多还处在良知驱动的“个体户”阶段，中产阶级经济人就更少了。但《零八宪章》就不一样了，与其它几个板块相比较它有以下三点特别的优势：
第一，《零八宪章》卜一出世，便鲜明的亮出了自己的“主义”和“旗子”，这便是“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一开始便向世人彰显了自己的“政治雄心”，不屑于拐弯抹角、遮遮掩掩，并公开的提出了包括“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在内的十九条主张，从而一开始便占领了政治制高点。
第二，《零八宪章》一经诞生便在国内和国际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在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文本会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力，这是勿容置辩的事实。
第三，尽管《零八宪章》也曾遭到党国打压，文本主笔之一刘晓波还遭到重刑处理，但除刘之外，一万多联署人的有生力量基本完全保存，这是《零八宪章》开展下一阶段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最好人力储备，其他任何现存板块都不具备这样的人才库存。
由于这三点其他板块目前还不具备的政治优势，所以由《零八宪章》出面来承担“合纵长”的庄严使命应该说是一个相对理想的选项。
但是，《零八宪章》却存在着一种非常虚弱和危险的苗头，那就是将《宪章》“文本化”的倾向。著名民主人士胡石根先生曾说“《零八宪章》绝不仅仅是一部历史文献”，但是《宪章》公布后似乎给外界留下了只是一个静态的政治文本的印象，而很难让人得出一个动态的“宪章运动”的结论。这一年多时间以来，《宪章》做得最好最多的事情便是滚动签名、网络宣传及相关理论建设，但实践层面的维权活动却几乎没有太多作为，这不仅是一个严重失误，也是《宪章》被一些同志诟病为“谏言书”的根本原因。
这种局面必须尽快扭转，“文本化”的不良势头必须尽快得到遏制，“宪章人”必须集体行动起来！
结合2010年的政治生态及其战略演变趋势，我认为《零八宪章》应该迅速着手一下两项工作：
第一，《宪章》决策圈与智库的概念化。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宪章人”是走和平改良路线的，《宪章》必须进行概念化的决策圈建设。如果只把《宪章》当做一个文本，《宪章》的历史使命当然已经完成，但是无论《宪章》发起人还是联署人都不期望是这样一个结果，因此，宪章人必须有自己的战略布局。而要进行战略布局，就必须有一个概念化的决策团队，这是任何政治运作都不可或缺的基本要求。虽然概念明晰化的决策团队有遭遇党国机器打压的风险，但要把《零八宪章》做大、做开、做强就不能指望万无一失，而政治家的魄力正是在“运动”中产生的，是在不断前进的“运动”中产生强势影响力和召唤力的。按照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追随者不仅要能够“看得见”富有政治智慧的领袖，还要看得见一个强大的、富有生机与活力的领袖团队，唯如此，宪章运动才会召唤更多的人心，才会深入持久的开展下去。
第二，迅速开展“立体维权”。
就“维权”和“民运”的关系而言，可以说当年的“民运”（“民主运动”的简称）就是现在的“维权”，因为自79“民主墙”到98组党的二十年，可以说一切民运人士所要维护的权利不外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这是在维护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政治权利，它当然是一种“维权”活动了，可以称之为“早期维权”，它偏重于政治维权或者说偏重于从“上层建筑”角度进行“维权”。而本世纪初兴起的草根维权则偏重于一时一事的具体利益抗争，偏重于从“经济基础”角度来维护自己受到损害的权利。虽然现时期的草根维权还没有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但底层民众在维权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进一步觉醒，这种觉醒的最终归宿必然是公民“政治权利”的觉醒。因此现在的草根维权可以看作是中国民主运动（简称“民运”）在新时期的一个“变异”，这种“变异”不是对传统“民运”的否定，而是一种新的继承和发展，如果加以有效引导和提升，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民间维权必然迅速上升到政治权利的有效抗争。
因此，《宪章》领袖及其核心决策平台必须迅速果断开展新时期的新兴维权运动，用我的话说就是掀起一场持久的“立体维权”运动，这是《零八宪章》从“静态”走向“动态”，从“无为”走向“有为”的最佳路径，是可以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的不二选择。
那么，什么是“立体维权”呢？
所谓“立体维权”就是既要继承早期“民运”偏重于从“上层建筑”领域开展的维权活动（宪法35条），更要重视草根维权偏重于“经济基础”方面的维权活动，既要重视和维护宪法保障的公民政治权利，也要重视和维护同样是受宪法保障的属于广大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与宗教权利。它是“上”和“下”、“宏观”和“微观”相互照应、相互影响又相互提升的维权活动，是点、线、面、体四管其下的维权活动（注意不是点、线、面、体的依次推进，而是四管其下、并驾齐驱），这种“立体维权”的终极目标便是《零八宪章》早已昭告天下的“民主、自由、宪政”国家的诞生！
具体地说，宪章人又该怎样开展“立体维权”呢？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以《零八宪章》联署人为基础，组织大量的法律人系统和学者智库。法律人分为学者智库平台和律师维权平台。学者团队立即着手《零八宪章》所宣示的十九条“基本主张”中能够进行现实操作的内容，偏重于理论、法理和学术建构。比如说十九条“基本主张”中的第一条就是“修改宪法”，那么宪章人就不能坐地等待党国的修改，而是我们自己可以组织一个“修宪小组”，具体讨论现行宪法中有哪些“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需要添加什么内容？要拿出我们自己的具体意见和方案来。又如十九条“基本主张”的第四条有“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内容，我们的学者也可以组织一个民间“违宪审查小组”，专门对党国的一切重大党政行为进行相关“宪法”审查，如对劳教制度和户籍制度进行审查等等，并及时公布于社会大众，引导舆论形成对“恶法”进行修改和废除的强烈民意呼声。其它“主张”（包括具体的房地产、医疗、教育、二次分配及环境问题等）以此类推，均有现实操作空间，这是学者团队要做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律师团队。2003年孙志刚事件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律师介入民间维权活动，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但律师介入的人数和规模远远不够。因此《宪章》核心决策层必须努力重视自身的律师人队伍建设，使得每一个发生重大维权事件的现场都会有《宪章》法律人的存在，切切实实的参与到民间维权案例中，让草根阶级能够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宪章人”的身边存在，并通过媒体和互联网宣传放大这种存在，从而增加《宪章》和“宪章人”的凝聚力和召唤力。
很显然参与底层民众“打土豪，分田地”的维权活动仅有律师人队伍是不够的，还应该动员大量的社会志愿者，使这些志愿者也团结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尽可能的参与各地维权事件，这样《零八宪章》及其领袖群就会在草根阶层拥有更大的凝聚力和动员力，并且会产生滚雪球效应，广大民众的认可度和支持度就会越来越高。
当然，“宪章人”在积极参与民间维权事件的过程中，要有意识的培养和引导各地维权精英的民主法治理念，使他们能够从“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地方官府侵犯民权的政治制度背景，从而引领他们成为民主转型时期能够号令一方的各地政治精英。
《零八宪章》在十九条主张里还具体谈到“公职选举”问题，在未来的两三年内，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会进行换届选举——是否可以从现在开始就动员培训有条件的“宪章人”直接参与地方选举，也是《宪章》决策圈需要重点考虑的事项之一，以笔者98年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与陕西地方人大代表竞选的经验，我认为这块天地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是能够做出大部头的精品文章的。
总之，刘晓波被重判大刑后，《零八宪章》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面对2010年的中国政治生态，《零八宪章》作为国内民主阵线的最好政治平台，“宪章人”应该自珍自爱、奋破困局，奏响“立体维权”的动员号角，广泛深入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的底层维权，张扬《零八宪章》作为民主大旗的凝聚力和召唤力，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国内民主阵营的“合纵”建构，那么在2010年代的中国民主大变局中，“宪章人”必将领袖群伦，尽享风骚，《零八宪章》不仅会因此成为亿万同胞理念上的福音，而且会成为上帝对中华大地的现实祝福！
2010.3.25.
本文首发于《民主中国》2010.4.1.
2010年3月25日星期四
2010年3月6日星期六
赵常青：为刘晓波辩护
（本文首发于《民主中国》2010.3.16.）
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自己都感到有些怪异。
记得王丹96年10月第二次被判刑的时候，著名学者许良英先生曾写过一篇题目叫《为王丹辩护》的文章发在《北京之春》上。但许先生的辩护是讲道理给共产党听的，指出当局强加给王丹的罪名不是“牵强附会”便是“无限上纲”。而我今天的这篇辩护却不是讲道理给共产党听，而是要说给一群“多年来关心并参与中国民主运动的流亡海外作家、异议人士和海外华裔”听的，也顺便说给旅居德国的遇罗锦女士听听——这可能是引火烧身的事，但没关系，道理是必须讲的，而且必须讲明！
众所周知，2009年12月23日，北京市第一中院开庭审理了刘晓波的所谓“煽颠”案，在法庭的最后陈述阶段，被告人刘晓波只被允许用四分钟时间发言，在不能充分表述自己观点的情况下，刘晓波只好授权其夫人刘霞女士将自己本应该在法庭所作的演说文稿《我没有敌人》交给自由亚洲电台发表，却不料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内外引起诸多评论。
本来，不同观点的表达乃至于争论都很正常，或褒或贬、或抑或扬，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都符合“言论自由”的范畴。但春节前后见诸于媒体的几篇批评却让人感到有悖常识。尤其是由二十位“活跃人士”所发的反对刘晓波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公开信》以及由遇罗锦女士所发出的“和谐大使”高论不仅有悖于常识，而且简直是吹毛求疵乃至于对刘晓波先生落井下石了。更有甚者是《公开信》的作者群与锦女士将“共党特工”的大帽子扣在了刘晓波的头上——至少在他们的笔下，刘晓波是有着非常严重的“共特”嫌疑的，这在政治伦理上真正的是一件“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共产党所很难直接做到的事情，出人意料的让这帮似乎应该是“革命战友”的“海外同志”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呜呼，其怪耶欤！
下面我将根据这群“海外同志”的具体指责来为身不由己的刘晓波先生做一下具体的辩护，欢迎《公开信》作者群及锦女士作出新的批评。
刘晓波在“粉饰政权”吗？
“海外同志”在反对刘晓波被提名为“和平奖”的《公开信》中一直认为刘晓波在美化“粉饰政权”，根据有二：一是刘晓波对北京第一看守所“人性化管理”的赞美；二是刘晓波在最后陈述中认可了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某些进步。
我想这种指责是既不客观也不公正的。的确，由于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由于仍在坚持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现政权肯定存在着很多很严重的问题，尤其在人权领域，《宪法》35条所规定的六大民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摆设。对家庭就会、对法轮功的打压仍在继续，对访民、对民间维权人士的高压仍是各级政府的既定“官策”，官府侵犯人权和民权的事件每天都能开列出一长串清单。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党国现存的这些问题就认为刘晓波的某些说法是错误的、是在美化“粉饰”现政权。相反，我认为刘晓波无论从宏观层面还是从微观层面对现政权所作的结论都是比较客观、比较符合实际的。
从宏观层面讲，发端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确实从各个方面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尤其在经济领域，由于推行市场经济并加入WTO使得中国经济不仅在量上有了很大的飞跃，而且在质上也有了很大的提升。虽然由于改革的畸形化导致国家与社会的优质资源大多为权贵阶层所囊括，两极分化严重扩大，但社会中下层在总体上还是受益于改革开放的。如果不放弃毛太祖时代的思想路线，如果近三十年不搞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会和北朝鲜差不多，甚至十多亿人的吃饭穿衣问题仍是一个问题。从政治人权领域讲，比起毛太祖时代，今天的中国肯定是进步多了。想想57年的反右派运动吧，除了储安平的“党天下”概念有些令人醒目外，其他的人又说了什么呢？不就是很简单的批评吗？但五十多万人却因为这些简单的批评就被党国糟蹋得几十年不得翻身。到了文化大革命那就更不得了啦，连党国自己后来都承认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许多人会因为无意中的一句话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甚至出现了诸如林昭、张志新这样的国家悲剧。如果今天的中国还处在毛太祖时代的中国的话，不知有多少签署《零八宪章》的同胞会死于非命……
当然共产党统治下的这种进步是非常有限的，它距离一个民主法治社会要求的标准还差十万八千里，但我们应该做的是继续从各个方面促进这种进步，继续从各个方面促进中国社会发生质的改变，而不是无视这种进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刘晓波所说的“经济走向市场，文化趋于多元，秩序逐渐法治”并不是在“粉饰政权”，而是一种比较符合实际的国情判断了。
“海外同志”指责刘晓波不该“称赞中共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说成是‘标志着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认为这也是刘晓波粉饰现政权的一个表现。我想“海外同志”的这种批评也是不合适的。
尽管宪法35条的规定并没有落到实处，尽管中国政府签署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仍然只是一个摆设，尽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规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句口号，但是我们绝不可以小看这些变化的现实意义。虽然党国将这些理念纳入自己的执政思想体系只是想对人民玩玩形式主义的游戏，但人民却可以据此来个假戏真做——你来假的想忽悠我，对不起，我要来真的。你只想在口号上喊喊“以法治国”，不行，我们要在现实生活里面争取“以法治国”——这也是本世纪初以来民间维权运动风起云涌的制度背景，也是大量的法律界人士介入各种维权事件的法度基础。也正因为法律人士和民间维权人士对党国的“假戏”来个“真做”，才导致维权运动步步为营、节节胜利，维权空间一天比一天大，维权效果一天比一天好。最近的胜利便是艾未未等民间艺术家为维护自己的权利在2月22日下午成功的走上了长安街，打破了89年以来十里长街难以群体示威的记录，而且初步的结局是打人者正被处理。正因此，我也认为执政当局签署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并把相关人权原则写入宪法在中国法治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它确实如刘晓波所说的那样——“标志着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
从微观层面讲，“海外同志”认为刘晓波称赞看守所的“人性化管理”是错误的，认为刘因自己受到“特殊待遇”便去刻意“粉饰中共政权恶劣的人权和司法状况”，因而必须加以谴责。批评者认为刘晓波严重忽视了中国政府在司法人权方面所存在的严重暴行，并以高智晟所遭遇的非人虐待为例证加以说明。其实不光高智晟遭遇过严重的司法暴行，其他既有的案例中如郭飞雄、刘刚、廖亦武以及大量的法轮功人士也曾先后遭遇过类似的狱内酷刑。既就是在一些普通的刑事案件中近年来也发生过诸如“躲猫猫”、“喝开水”这样重大的人权事件。这些司法暴行都是不容回避和遮掩的事实，但不能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就认为刘晓波对“人性化管理”的肯定是错误的。鉴于刘晓波的影响力，当局肯定在某些方面会给刘晓波一些“特殊待遇”，但刘在陈述中所具体提到的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某些管理措施如“温馨广播”、“饭前音乐、起床睡觉的音乐”等我想不会只是为刘晓波一个人准备的。在我三次入狱生活中，先后经历过十二个看守所和监狱的生活，这样的经历使我知道了监狱和监狱、看守所和看守所的管理风格是有很大差别的。比如说在我生活过的十多所监狱和看守所里，我认为秦城监狱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最好的（89年刘刚、张铭、孔险峰等人在秦城监狱没有受到虐待，但转到辽宁凌源监狱后却受尽了酷刑）。而且由于中国社会的法治进程，同一个看守所或监狱的司法管理也在逐渐的进步，如我在渭南监狱服刑时，因抗拒劳动、拒唱改造歌曲、拒绝队列训练曾被关过四次禁闭，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该禁闭室在九十年代进去的人是要被干部“过手续”（殴打）的，但我在四次共计十个月的禁闭中没有看到被禁闭人员进去被“过手续”的情况。我想其它看守所和监狱与过去相比肯定也会发生或大或小的进步。也正因此，我认为刘晓波对“北看”的肯定是无可厚非的，他只是就“北看”的具体情况而做出了一些肯定，这种肯定是通过他将“新北看”与十六年前的“老北看”加以比较后做出的——这种比较性结论我认为是符合事实的。退一万步说，哪怕全中国只有“北看”一个看守所发生了这种“监管上的进步”，我认为都是应该加以肯定和提倡的，更何况有好些个看守所和监狱都在向“进步”与“文明”的方向转化。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亲历”，刘晓波才会肯定地说“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现政权仍然广泛存在的人权侵犯便忽视它在人权领域的某些进步，更不能像一些“海外同志”那样把肯定这种进步说成是“粉饰美化政权”，这样的政治策略恐怕对中国良性政治文化的建设不是一种可取的福音。毕竟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早就教导我们“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便是出于那恶者”（太5：37）。
总之，无论从宏观层面分析，还是从微观层面分析，我们都要从实事求是的态度出发，辩证的、全面的看问题，不能犯片面主义、绝对主义的错误，既不故意涂红，也不刻意抹黑。只要拿事实说话，以法理服人，我想就不会得出刘晓波是在“粉饰政权”的结论了。
“我没有敌人”究竟何指？
当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最后陈述一经公布，便在受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不仅引起一些“海外同志”的非议，就是在国内，包括笔者近距离接触的一些维权人士也不乏这样的批评。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理解刘晓波先生的“无敌”宣言？“我没有敌人”究竟何指？
只要我们忠实于刘晓波先生的原文表达，我们就不难发现刘是从“问题”和“主义”两个维度来谈论自己的“无敌”理论的。
其一，从具体的“问题”层面讲，尽管刘晓波“再次被政权的敌人意识推上了被告席”，但他仍然坚守二十年前广场“四君子”（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在《六二宣言》中所表达的“我们没有敌人”的理念。他说得很明确，“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们的职业与人格”——在这个问题上，我发现自己和刘晓波的态度有着惊人的一致。2004年5月我在渭南监狱第一次被关3个月禁闭出来后，曾向关我禁闭的连队干部写了一封信，原信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面对制度性的政治迫害，我并不想大声嚷嚷什么。社会与国家的进步是需要有人去付出代价的，我愿意以自己的沉重付出去努力谋求我的祖国向民主与现代化的方向前进！正因此，我对于具体执行政治迫害的国家官员从来都是理解的，我不会因为政治警察逮捕我就对他们产生仇恨，不会因为检察官把我送上法庭、法官把我送进监狱就对他们个人产生仇恨情绪。我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是在执行一套不合理的制度”。
我想，无论刘晓波还是我本人对于具体执行政治迫害的办案人员采取一种非敌视、非仇恨的态度从道义上讲应该是能够说得过去的。如果我们的“无敌”态度是错误的，如果千千万万遭遇过现政权迫害的各界人士都抱着一种仇恨并要复仇的心理去对待那些具体办案的人员，那么未来的民主转型时期必将迎来一场人道主义大灾难，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必须意识到那些公检法的具体办案人员是在执行一套不合理的制度，我认为印度圣雄甘地的教导对于我们今天所谋求的民主事业仍然具有真理性的指导意义——甘地说：“文明是非暴力反抗中最困难的部分。这里所说的文明并不是指在这种场合讲话要斯斯文文，而是指对于敌人也要有一种内在的善意的胸怀”，请注意，甘地不仅要求对于敌人要有一种“善意”，而且这种“善意”是必须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而不是装出来的，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我们必须去做这样的努力，否则便会大规模的出现列宁—尼古拉二世那样令人目不忍睹的国家悲剧。
当然，这是指对待那些能够按照现行法律制度“规矩”办案的守法人员而言的，对于那些超越现行法律制度的办案人员（如搞刑讯逼供、人身侮辱、暴力虐待的）则必须追究相关法律责任——但需要说明的是追究法律责任并不是一种仇恨的表现，而是对于国家秩序和法治原则的必要维护。
因此从具体“问题”层面讲，刘晓波对那些“态度平和理性”、“没有不尊重，没有超时，没有逼供”的办案人员采取一种“无敌”态度显然是说得过去的。
其二，从“主义”层面讲，刘晓波的“没有敌人”是什么意思呢？刘晓波也说得非常明确，那就是“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
刘晓波的这段论述并不是无中生有、凭空想象的，而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通过总结毛太祖时代的经验教训得出来的。大家都知道毛太祖是一个喜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家伙，崇拜枪杆子、崇拜暴力、崇拜阶级斗争，认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没有敌人也要不断地制造出“阶级斗争新动向”，并进行不断的所谓“革命”，其结果在毛太祖时代，人类天良被严重践踏，人道、人性被严重毒化，甚至这种敌人意识会渗透到父子、夫妇、朋友、兄弟乃至于恋人关系中，不仅弄得人心惟危、人际关系空前紧张，而且制造出大量的冤假错案，社会经济、文化也破败得近乎沙漠荒芜。正是因为有着这样“殷鉴不远”的历史教训，我们才应该积极地总结和吸取，不要在同一条河流中“第二次被绊倒”。另一方面，中国在近三十年所取得的有限成就也是与执政党有限放弃“阶级斗争”理论的政治决策分不开的，只不过由于执政党还没有完全放弃阶级斗争理论，还没有在一个国家内部完全放弃“敌我”划分的意识，认为“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才导致政治体制的改革长期裹足不前，也才导致大量的“有中国特色”的“颠覆”人士和“煽颠”人士被不断的制造出来，甚至党国会把一部分宗教修炼者（如家庭教会人士、法轮功人士）及民间维权人士也硬性推到所谓“敌对势力”的构架中。
这当然是执政党不负责任的表现——既是对这个国家的不负责任，也是对执政党本身的不负责任。请聆听耶稣基督是怎么说的：“凡 一 國 自 相 紛 爭 ， 就 成 為 荒 場 ； 一 城 一 家 自 相 紛 爭 ， 必 站 立 不 住”，而执政党的“仇恨哲学”便是这种“自相纷争”的理论源头。但执政党所犯的错误我们不能再犯，我们必须努力洁净中华民族被再三污染了的政治伦理和政治文化。这不仅是对我们国家的未来负责，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负责。当刘晓波宣布自己“没有敌人”时，其理论用意正是要净化被执政党严重毒化了的“民族精神”，纯净一个民族曾经被严重污染的心灵，从而恢复人性与人道的光辉，更好更快地推动“东胜神州”走向民主自由的“迦南地”。这种“没有敌人”的胸怀不仅是一种高屋建瓴的政治胸怀，更是一种超越世俗的宗教情怀，怎么能说刘晓波的《无敌宣言》是错误的呢？
在前面提到过的2004年5月我致中队干部的那封信中，我还在附录中向监狱警察介绍过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各位尊敬的中队干部，共产党人信奉的是马列主义政治哲学，尽管马列主义政治哲学也有其真理性的一面，但在它的思想体系里，有一种‘暴力崇拜’，这从《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以及毛泽东的‘枪杆子’理论中都有完备的表述。但我认为暴力崇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福祉问题，而且暴力常常导致新的仇恨和新的暴力，这是违反人道和文明世界所遵循的普世价值和正义法则的。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印度圣雄甘地的政治哲学对我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现将甘地的《论非暴力》一文中的有关内容摘录如下，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将甘地的非暴力哲学与共产主义政治哲学进行一下比较，看看甘地对世界、人类和人生是怎样思考和认识的。”
——在这里，我也建议包括“过渡政府”的“总统”、“总理”、“议长”在内的一些“海外同志”也好好地研读一下甘地先生的政治哲学。
鉴于我和刘晓波先生在“问题”和“主义”两个层面都“没有敌人”，因此，如果有谁指责刘晓波先生的“无敌宣言”是错误的话，那么现在我也公开的站出来宣布：
“尊敬的先生，我也没有敌人！”
其实，2008年7月我就在《北京之春》上公开撰文提出了“去敌对化”的意见，我说：“我们现在应该以建设性的态度去努力改进和共产党的关系，努力减少彼此间的敌视，努力扩大彼此间的‘合作’渠道，坚决摒弃‘消灭’、‘推翻’之类的激愤语言和激愤心理，争取以各种合法的途径参与到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去和民主事业建设中去——去边缘化、去敌对化、去牢狱化、去流亡化，回归对话与协商——我相信只有以这样平和的建设性态度才能与执政党达成良性互动，才能更好更快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化事业！”（参见拙文《面对六四的思考——兼谈中国民主化道路》，首发于《北京之春》2008年7月号）。
我的这种“去敌对化”乃至于“去四化”的观点到现在也没有改变，我想我还会坚持下去的。
当然，当我们说“我们没有敌人”时，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斗争目标，这个斗争目标就是废除共产党一党独大的霸权主义内政局面，在中国实现普世意义上的民主化和自由化。因此如果非要给我们树立一个“敌人”的话，这个“敌人”不是别的，乃是凌驾于亿万中国人民头上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铲除这种体制并建立起以“自由、人权、平等、民主、共和、宪政”为立国基石的中华联邦共和国乃是我们的基本任务。但废除一党独大的政治生态并不意味着必须推翻乃至于消灭共产党，共产党可以继续合法的存在，甚至可以如台湾的国民党那样继续寻求执政机会，只不过共产党在法律地位上和其它任何党派都是平等的，不能再拥有凌驾于其它党派之上的政治特权。我想我的这个观点刘晓波也不会反对的，毕竟名扬天下的《零八宪章》早已向全世界宣布过这样的观点，我在这里只不过是重申了一下而已。
这便是“我们没有敌人”宣言的准确含义！
我认为，“没有敌人”应该成为指导未来中华联邦共和国国家建设的最高政治伦理原则！
“特务”“和平奖”及其它
二十年来，海内外对刘晓波的批评很多，但怀疑刘晓波是“共特”的说法是截止目前为止我所见到的对刘晓波最严重的“判决”。如二十人《公开信》中就认为刘具有“共特”嫌疑，认为刘晓波在很大程度上如当年的米兰.昆德拉一样，是以“苦肉计”的方式在与共产党合演“双簧”。而旅居德国的遇罗锦女士则干脆把刘晓波说成是一贯的“投降派”，认为刘晓波是经过共产党精密包装而即将被“派出监狱”的“和谐大使”，甚至锦女士一扫帚连《零八宪章》也扫到“和谐大使”的垃圾筐中去了。
的确，刘晓波这个人是有一些缺点，有些观点我就完全不同意，如他对杨佳的批评，对温家宝的批评，包括他当年对李泽厚的批评我都是很不以为然的（注：在大学时代，我完全接受刘晓波对李泽厚的批判）。但我总觉得瑕不掩瑜，俗话说“金无赤足，人无完人”，刘晓波作为人类中的一员，他的思想观点肯定也会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总体上讲，我认为刘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有着无上的爱情和恋情的，刘身上的某种叛逆性恰恰显示了他具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人情怀。如果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传统士人操守，他本可以在美国享受中产阶级的“高尚生活”，或者在党国体制内不断的“汪汪汪汪”，也能像北大教授钟哲明那样享受一种悠闲的犬儒文人生活。但是他没有，对祖国和人民的强烈爱情使他选择了一种从炼狱到炼狱的生活。数度铁窗也未能改变他对民主的热爱、对自由的向往，正如他在《我没有敌人》一文中向刘霞女士所深情倾诉的那样：
“亲爱的，有你的爱，我就会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乐观地期待着明天。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记得马克思在一片文章中曾写过这样的话：面对自己的坟墓，高尚的人们将洒下泪水（大意）。我没有见过马克思的坟墓，也很难为他的死亡洒下高尚的泪水。但刘晓波先生在法庭上陈述的这段文字曾无数次搅动着我的情感和灵魂。什么是人世间最美丽的爱情？这便是！这段文字不仅是晓波对刘霞女士的爱情诉说，更是一种超越时空、无疆无际的人类大爱。如果没有对这个国度和生活在这个国度上的人民的赤子之恋，这种诉说是发不出来的。各位请听——“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面对马克思的坟墓，高尚的人们不一定会流下泪水，但面对刘晓波的这段文字，高尚的人们一定会肃然起敬，甚至泪水会不期然而然地洒在这春寒料峭的二月风中……
也因此，当“海外同志”将“共特”的标签或明或暗的贴在刘晓波的脸上时，不仅狱中的晓波会闻之心寒，就连我也有一种十分的震惊，因追求民主自由而被重判十一年大刑，却被怀疑成是米兰.昆德拉式的“共特”，这是什么逻辑？恐怕连周永康先生也会有一种兴奋莫名的惊诧吧……！
当然，这是从个人情感角度来考虑的。
从理性的角度考虑，只有没发生的事情，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作为一种假设，刘晓波作为“共特”身份的可能性并不是完全不存在，但问题在于要拿“证据”来。到哪里拿证据，用具体事实说话，这对于“多年关心中国民主”的“海外同志”而言就是一个难题。就像有些人对“过渡政府”的某些人也持怀疑态度一样，关键是要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拿不出证据就妄断一个人的身份这恐怕不是负责任的表现。在拿不出证据证明刘晓波是“共特”的情况下，按照现代审判原则，只能做无罪推定，而无论从刘晓波的人生历程和奋斗历程观察，还是从刘晓波的当下际遇观察，说刘晓波具有“共特”嫌疑不是“线圈”出错便是别有用心了。
“别有用心”在哪里？
这就不能不谈到与“和平奖”有关的一些问题。
在“海外同志”对刘晓波的批评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所谓“反对刘晓波被提名诺贝尔奖”的所谓“二十名活跃人士”的《公开信》了。因为这封信不仅用了中文发表，而且用了英文发表；不仅写给中国人看，而且主要是写给诺奖评委会、美国国务院和议会、美国民主基金会、美国人权组织、欧洲议会、国际人权组织以及一些国际知名人士如哈维尔、达赖喇嘛、图图大主教等人看的，因而影响巨大，世人侧目。
众所周知，“诺贝尔和平奖”是国际社会现存的有关政治类的最高奖项，获得该奖项的绝大多数人是为人类和平事业做过巨大贡献的在世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或宗教领袖，具有极高的公信力。由于被提名获奖人士不仅自身既有成就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公开承认，而且会获得更多更大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也因此，关于“和平奖”的角逐便成为国际社会年度一次的竞技场，各种人群都会把自己所选择事业的代表人物推向“和平奖”角逐场，以期自己的事业获得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和支持。
中国也不例外。
当然中国政府由于自己的极权主义性质是一贯地反对任何中国公民被提名“和平奖”的，就连胡佳被颁发“欧洲议会人权奖”，中国外交部也“不”了好一阵子。但七十年代以来，在中国民主化事业前进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来的顶级人物如魏京生、吴弘达、王丹、丁子霖等人都先后获得过“和平奖”提名，其中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便是两次判刑长达29年的魏京生先生。但遗憾的是在魏京生被提名和平奖时，也有人公开站出来搅局，结果魏京生数年来也只能是望和平奖而长叹。当然出来搅局的人也是具有一定身份的人，从自由与人权的角度讲，“提名”和“反提名”都是一种正常的表达权，应该无可厚非。但我总觉得这种“我得不到，他也休想”的搅局行为是缺乏大局意识的表现，是中国人早已闻名四海的长于“窝里斗”的表现，这也是海外民运长期乱纷纷、闹哄哄、一盘散沙的根本原因。它损坏的不仅仅是某个优秀人物的声望和资源，它更是对中国民主事业的一种极具破坏力和杀伤力的行为，是一种目光非常短浅的“政客”（politician）行为，而不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statesman）行为！俗话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民主阵营内部的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自相残杀行为只能导致民运的衰败，而且这种残酷内斗的唯一赢家不是别人，只能是窃笑不已的共产党！
这一次，当众多的国际知名人士和国际人权组织共同提名刘晓波先生角逐“和平奖”的时候，一些人心里又痒痒的犯下老毛病了，他们左手拿显微镜，右手拿放大镜开始“审视”刘晓波，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这帮“海外同志”发现刘晓波身上存在如下这些不可饶恕的问题：
其一，粉饰美化现政权；
其二，刘具有严重的“共特”嫌疑，与共产党合作表演双簧戏；
其三，刘有严重的历史问题；
其四，刘没有干成多少事，因为他被判刑本身便说明了和平转型的民主“幻想”已经完全破灭，甚至《零八宪章》也已完全失败。
因为这四个问题的严重存在，这些具有充分话语权的“海外同志”就扯开嗓子四处呼吁，“和平奖”是绝不可以授予刘晓波的，因为刘晓波的道德形象太差，“如果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给刘晓波这样的形象有缺陷的‘合作派’代表人物，这将对中国人民争取人权、自由和民主的事业带来负面影响”、会“对中国民主运动起到误导作用和恶劣影响”。
在这帮“海外同志”所开列的有关刘晓波的四大罪状中，前两点（粉饰论、“共特”论）我已经在前文做过回答，这里就不再重复了。现在来看一下后两点是否是“真问题”。
“海外同志”认为刘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主要证据便是刘晓波在8964问题上的错误表现，认为刘晓波在89年的表现不仅不够英雄，反而“在全国联播的电视台讲话中，为中共在天安门广场的屠杀洗脱罪名、掩盖事实”。的确，就刘晓波在89年的电视言论而言，“广场没有死人”的说法的确是帮了中共大忙，尽管当时的广场中心也许确实没有死人，也许刘晓波本人确实没有看到广场死了人，但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天安门广场”的一般含义，在8964 的特定背景下，这个“广场”实际上已经涵盖了整个长安街乃至整个“北京城”。正是从这个角度讲，刘在电视中的言论肯定是不合适的，它确实极大地洗刷了执政当局所犯下的惊天罪行，而这个电视讲话也让刘晓波在长达二十余年的人生长河中感到十分的不安、痛苦和耻辱，为了清洗这份客观存在的历史“污点”，二十年来，刘晓波过着一种不断抗争的生活，竭尽所能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大“鼓咙喉”，甚至因此在96年—99年还被北京当局处分三年劳教。但劳教过后，刘一如既往地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着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并多次获得国际奖项。及至2008年底更是与张祖桦等人合作以大手笔推出了万民山呼的《零八宪章》，最终于2009年圣诞节被北京当局重处十一年大刑。
我总在想，因为人性的缺陷，没有人不犯错误的，这一点，耶稣基督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的。重要的是犯了错误之后能够自觉悔悟，能够错而改之。为什么耶稣对迷途知返、失而复得的“羔羊”会特别喜悦呢？原因就在于迷途知返的“羔羊”会对“真理”有更大的信仰和见证。一个人犯了过失不要紧，只要觉悟了、悔改了，我们就不能像共产党那样老揪住小辫子不放。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刘晓波在89年的过失便耿耿于怀、小题大做，我们要看他的全局，要看他在整个前半生中的总体表现。我认为相对于刘在后来为中国民主事业所作的努力、贡献和牺牲而言，他在1989年的过失是可以“粗线条处理”的，如果要打比喻的话，其过失与贡献真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而就“和平奖”对受奖人的各种要素要求而言，我认为刘晓波是有足够的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崇高荣誉的！
如果像“海外同志”那样非要对诺奖人选进行吹毛求疵、小题大做的话，那么我认为许多已经获得过“和平奖”的历史人物都应该向诺奖评委会退还奖金和荣誉证书。
如1990年的“和平奖”得主是戈尔巴乔夫，如果按照“海外同志”的逻辑，戈尔巴乔夫哪有资格获得这种荣誉呢？因为戈尔巴乔夫长期混迹于反动透顶的苏联共产党，不仅依靠吃“狼奶”长大，而且自己就是一头大狼。谁都知道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是苏共的一贯传统，戈尔巴乔夫1952年就加入苏共，并一路春风得意、步步高升，1979年就爬上了苏共政治局，最后竟得到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的赏识才入主苏共总书记的位置。1980年1月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洛夫因抗议苏军入侵阿富汗而被苏共流放到高尔基并在此后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受到克格勃的严密监控，对于这件事戈尔巴乔夫虽然不负主要责任，但作为苏共政治局成员他显然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同样，对于苏军入侵阿富汗的事，戈尔巴乔夫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更何况戈尔巴乔夫当政初期，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监控防范仍然是克格勃的主要工作之一，如果按照“海外同志”的“显微放大法”（先显微，再放大）去观照的话，犯有这么多“历史错误”的戈尔巴乔夫怎么能够荣获“和平奖”呢？根本不配！但1990年的“和平奖”就是颁发给他了，而且颁奖的理由理直气壮，诺奖评委会并没有因为戈尔巴乔夫曾经是苏联共产党的No. 1及其显而易见的“历史问题”，就对他说“不”！
同理，按照“海外同志”的“显微放大法”去观照，诸如萨哈洛夫、德.克勒克等人都是没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想一想吧，萨哈洛夫是苏联“核工业之父”，苏联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杀人武器就是由他一手搞出来的，而且至今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包括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存），怎么能把1975年的“和平奖”颁发给萨哈洛夫呢？这不是笑话吗？德.克勒克更可恶，一个在南非种族主义官僚体系里扶摇直上并曾直接担任南非内务部长及种族主义政党头子和种族主义国家元首的家伙怎么能够获取“和平奖”呢，难道他对曼德拉的长期被关押就不负道义责任和政治责任吗？有这样严重历史问题的人怎么还能够与曼德拉一起分享1993年的“和平奖”殊荣呢？但诺奖评委会也没有去理会“海外同志”的这些愤愤不平，而是痛痛快快地将“和平奖”颁发给了这些有着不同“历史问题”的“历史人物”了。
也因此，我认为部分“海外同志”以刘晓波所谓的“历史问题”为理由反对他获取“和平奖”的行为不仅是吹毛求疵，而且是大大的吹毛求疵了。
“海外同志”反对刘晓波获奖的第四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刘被判重刑不仅说明了刘晓波的失败，说明了和平改良道路的失败，还同时宣告了《零八宪章》的破产。所以刘晓波是不配得到“和平奖”的。
这个结论就更加的有问题了，更加的经不起推敲了。
如果单纯地以某个重要人物的是否入狱为标准来衡量某个事业的成败的话，如果认为刘晓波入狱就宣告了和平改良道路走不通的话，那么非常推崇暴力革命的王炳章在2002年的被捕入狱，是不是也宣告了暴力革命道路也该偃旗息鼓了呢？是不是同样鼓吹“暴力革命”的“过渡政府”也应该就地解散或改弦更张呢？我想“过渡政府”的领袖们恐怕是不需要以这样的逻辑要求自己的，而且我也并不认为暴力革命道路因为王炳章的入狱就一定走不通了，可以继续试嘛，如邓小平曾经讲过的那句话一样——“要大胆的试、大胆的闯”，最好是要像王炳章先生那样拿行动说话，而不是只在大洋彼岸竭力的鼓吹这革命、那革命！
同理，如果《零八宪章》运动因为刘晓波的被逮捕判刑就被说成失败破产的话，我请各位先生赶快翻阅一下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变革历史。想当年，《七七宪章》公布后，哈维尔同年10月就被判刑14个月，没过两年，到1979年哈维尔又被当局二度判刑四年半——是不是因此就按照“海外同志”的逻辑宣布《七七宪章》运动失败了呢？感谢上帝，历史的发展并没有遵循这样的逻辑，《七七宪章》运动不但坚持下去了，而且还一直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看《零八宪章》，虽然刘晓波被判刑了，但签署《零八宪章》的有一万多人呢，截止目前还没有一个《零八宪章》签署人因为刘晓波被判刑而声明退出《零八宪章》。不仅没有人被吓倒，而且还有好多人逆流勇进——小女子刘荻等人还在刘晓波被判刑的第二天就主动寻找有关当局要求“自首”；春节前后更有四、五百名中国公民真名实姓的签署了《零八宪章》，以表示自己对当局的抗议、对刘晓波及《零八宪章》的声援和支持！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说明刘晓波的入狱非但没有宣布《零八宪章》走向失败，反而标志着宪章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那就是将《零八宪章》所宣示的六项基本理念和十九条政治主张逐步结合到蓬蓬勃勃的公民维权运动中去，在此起彼伏的公民维权运动中开辟出中国民主事业的新纪元！
因此，部分海外同志对刘晓波的第四点指责也同样无法成立！
既然《公开信》所罗列的前述四点理由都站不住脚，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痛痛快快地推荐刘晓波先生为“和平奖”候选人，痛痛快快地促成诺奖评委会将这份殊荣颁发给狱中的刘晓波！
如此，则民主幸甚！
如此，则中国幸甚！
如此，则我们大家亦统统幸甚也么哥、也么哥！
关于中国民主化事业究竟是选择暴力革命的路径，还是选择和平改良的路径？我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是根本不需要争论的。社会与历史的进步是各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应该允许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尝试。愿意走暴力路径的我们不要反对，愿意走改良路径的我们也应该支持。无论是传统的民运形式还是现在的维权运动，无论是创刊办报还是结社组党，无论是法轮功、家庭教会还是宪章运动，无论体制内的开明派还是体制外的促进派，无论在朝还是在野——总之，只要认同“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大方向，不妨都以自己所认可的方式放开搞、往大搞，弄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弄个齐驱并驾、条条大路通“北京”；既能日日“攻卒”，也能寻机“将军”，我想只有这样才会“运动”出中国民主事业的大气候、大格局！
在本文的最后我还想顺便对旅居德国的遇罗锦女士说两句。
锦女士在今年农历大年初一（2月14日）写出了几小篇令人大跌眼镜的文章，其中最吸引人注意力的论断是将刘晓波说成是经过中共当局严密包装的“和谐大使”，她对刘晓波的所有批评我想我在前文都回应过了，也就不再多论。这里只想就锦女士在文章中所作出的一个“独断论”式的结论在这里提出自己的一点不同看法。
锦女士在批评刘晓波的同时很武断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国内的人自然不敢说真话”。这话让人听起来实在是非常不舒服——十分的不舒服。因为这个论断不仅反历史、反常识，而且一棍子将“生活在国内的人”统统赶到由于恐惧而要么沉默、要么说假话的圈圈里了。
的确，由于极权主义的高压统治，说真话确实会遭遇一系列的风险。被告密、被监视、被骚扰、被劳教乃至于被逮捕判刑的命运随时会落到每一个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说真话的国家公民头上，也因此，无论体制内外、朝野上下都不乏大说谎话和假话的人，更多的不愿说谎的人则宁愿加入“沉默的大多数”行列，但纵然如此也难以得出“国内的人自然不敢说真话”这样的绝对主义结论。
如果我们不是过于健忘的话，我们一定还记得既就是在黑暗无边的毛太祖时代，也有无数的中国人敢于为民请命、敢于说真话，敢于为真理而斗争，如反右派时期的罗隆基、储安平，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张闻天，六十年代的林昭、张志新都是这样的人。毛太祖时代结束以后，第一个敢于站出来说真话的人便是魏京生，八十年代以后敢于站出来说真话的人就更多了，举不胜举。这里我只想举出两个“特殊人物”的例子来说明遇罗锦女士的结论是多么的糊涂、多么的荒谬。
第一个“特殊人物”就是遇罗锦女士的哥哥遇罗克先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太子党们共同杜撰出了著名的“血统论”理论，说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为打击迫害“黑五类”子女制造所谓的理论依据。作为“黑五类”子女之一的中学生遇罗克明知红色对手超级强大，还是勇敢地著作了《出身论》，并通过地下渠道油印散发，对反人权的“血统论”做了针锋相对的批判。案发后，作者和林昭、张志新等人一样，誓死捍卫自己的思想立场。遇罗克曾说过这样的话：“假如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见遇罗文《我家》），他以生命捍卫了真理——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当局枪杀。请问锦女士，令兄批判“血统论”难道不是在“说真话”？难道他不是在毛太祖统治下的北京而是在“自由女神”守护下的纽约写的这论文、说的这话？赶紧仰望星空吧，我敢说现居天国的令兄是不会对你的如此“妄语”打“P”的。
我要举的第二个“特殊人物”不是别人，乃是遇罗锦女士本人。
说心里话，我对遇罗锦女士一向是非常尊重的，不仅因为她有那样一位令人敬仰的哥哥，还因为遇罗锦本人也是敢作敢为并在特殊年代敢说真话的一个典范。遇罗锦敢说的最著名“真话”不是有关政治方面的内容，而是涉及个人婚姻问题的《一个冬天的童话》。
《童话》发表于1980年的《当代》杂志第三期，在当时社会风气还比较纯朴、人们视离婚、婚外恋、第三者为洪水猛兽的情况下，锦女士在《童话》里以纪实文学的手法比较详尽地公布了自己的婚姻家庭状况，尤其是遇罗锦在文中不仅承认了自己的婚外恋情，而且对这种第三者插足的事情做了充分肯定和赞美，这在当时不仅需要足够的勇气，而且在同时代的女性群体里恐怕再也无出其右者。也因此，《童话》发表后不仅在民间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了官方的特别注意，结果在有关方面的干预下，不仅《当代》杂志社准备给《童话》颁奖的计划破产，而且官方的新华社在《内参》杂志上还公开发文谴责遇罗锦的私人生活。
话到这里，我想锦女士对发生在青春时代的这段历史自然是不会忘记的。我想问的问题是：难道因讲真话并引起轩然大波的《童话》一文是在德国的莱茵河畔写出来的？难道那篇歌颂爱情（尽管是婚外恋）的报告文学不是在国内发表的？如果答案相反的话，那么又该怎样解释“国内的人自然不敢说真话”这样的结论呢？真是上对不起自己的英雄哥哥，下对不起自己的青春年华，远对不起包括刘晓波、高智晟在内的因说真话而入狱的国内同胞，近对不起因说真话而与自己一同流亡异国他乡的朋友们和同志们……………
也因此，我建议尊敬的遇罗锦女士明智地收回自己的谬论，并同样明智地向敢于在国内说真话的同胞们表示一下歉意。请一定记住，既就是在最最黑暗的年代，都一定会有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的人们——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2010.3.6.凌晨3:36于北京）
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自己都感到有些怪异。
记得王丹96年10月第二次被判刑的时候，著名学者许良英先生曾写过一篇题目叫《为王丹辩护》的文章发在《北京之春》上。但许先生的辩护是讲道理给共产党听的，指出当局强加给王丹的罪名不是“牵强附会”便是“无限上纲”。而我今天的这篇辩护却不是讲道理给共产党听，而是要说给一群“多年来关心并参与中国民主运动的流亡海外作家、异议人士和海外华裔”听的，也顺便说给旅居德国的遇罗锦女士听听——这可能是引火烧身的事，但没关系，道理是必须讲的，而且必须讲明！
众所周知，2009年12月23日，北京市第一中院开庭审理了刘晓波的所谓“煽颠”案，在法庭的最后陈述阶段，被告人刘晓波只被允许用四分钟时间发言，在不能充分表述自己观点的情况下，刘晓波只好授权其夫人刘霞女士将自己本应该在法庭所作的演说文稿《我没有敌人》交给自由亚洲电台发表，却不料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内外引起诸多评论。
本来，不同观点的表达乃至于争论都很正常，或褒或贬、或抑或扬，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都符合“言论自由”的范畴。但春节前后见诸于媒体的几篇批评却让人感到有悖常识。尤其是由二十位“活跃人士”所发的反对刘晓波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公开信》以及由遇罗锦女士所发出的“和谐大使”高论不仅有悖于常识，而且简直是吹毛求疵乃至于对刘晓波先生落井下石了。更有甚者是《公开信》的作者群与锦女士将“共党特工”的大帽子扣在了刘晓波的头上——至少在他们的笔下，刘晓波是有着非常严重的“共特”嫌疑的，这在政治伦理上真正的是一件“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共产党所很难直接做到的事情，出人意料的让这帮似乎应该是“革命战友”的“海外同志”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呜呼，其怪耶欤！
下面我将根据这群“海外同志”的具体指责来为身不由己的刘晓波先生做一下具体的辩护，欢迎《公开信》作者群及锦女士作出新的批评。
刘晓波在“粉饰政权”吗？
“海外同志”在反对刘晓波被提名为“和平奖”的《公开信》中一直认为刘晓波在美化“粉饰政权”，根据有二：一是刘晓波对北京第一看守所“人性化管理”的赞美；二是刘晓波在最后陈述中认可了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某些进步。
我想这种指责是既不客观也不公正的。的确，由于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由于仍在坚持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现政权肯定存在着很多很严重的问题，尤其在人权领域，《宪法》35条所规定的六大民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摆设。对家庭就会、对法轮功的打压仍在继续，对访民、对民间维权人士的高压仍是各级政府的既定“官策”，官府侵犯人权和民权的事件每天都能开列出一长串清单。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党国现存的这些问题就认为刘晓波的某些说法是错误的、是在美化“粉饰”现政权。相反，我认为刘晓波无论从宏观层面还是从微观层面对现政权所作的结论都是比较客观、比较符合实际的。
从宏观层面讲，发端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确实从各个方面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尤其在经济领域，由于推行市场经济并加入WTO使得中国经济不仅在量上有了很大的飞跃，而且在质上也有了很大的提升。虽然由于改革的畸形化导致国家与社会的优质资源大多为权贵阶层所囊括，两极分化严重扩大，但社会中下层在总体上还是受益于改革开放的。如果不放弃毛太祖时代的思想路线，如果近三十年不搞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会和北朝鲜差不多，甚至十多亿人的吃饭穿衣问题仍是一个问题。从政治人权领域讲，比起毛太祖时代，今天的中国肯定是进步多了。想想57年的反右派运动吧，除了储安平的“党天下”概念有些令人醒目外，其他的人又说了什么呢？不就是很简单的批评吗？但五十多万人却因为这些简单的批评就被党国糟蹋得几十年不得翻身。到了文化大革命那就更不得了啦，连党国自己后来都承认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许多人会因为无意中的一句话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甚至出现了诸如林昭、张志新这样的国家悲剧。如果今天的中国还处在毛太祖时代的中国的话，不知有多少签署《零八宪章》的同胞会死于非命……
当然共产党统治下的这种进步是非常有限的，它距离一个民主法治社会要求的标准还差十万八千里，但我们应该做的是继续从各个方面促进这种进步，继续从各个方面促进中国社会发生质的改变，而不是无视这种进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刘晓波所说的“经济走向市场，文化趋于多元，秩序逐渐法治”并不是在“粉饰政权”，而是一种比较符合实际的国情判断了。
“海外同志”指责刘晓波不该“称赞中共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说成是‘标志着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认为这也是刘晓波粉饰现政权的一个表现。我想“海外同志”的这种批评也是不合适的。
尽管宪法35条的规定并没有落到实处，尽管中国政府签署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仍然只是一个摆设，尽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规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句口号，但是我们绝不可以小看这些变化的现实意义。虽然党国将这些理念纳入自己的执政思想体系只是想对人民玩玩形式主义的游戏，但人民却可以据此来个假戏真做——你来假的想忽悠我，对不起，我要来真的。你只想在口号上喊喊“以法治国”，不行，我们要在现实生活里面争取“以法治国”——这也是本世纪初以来民间维权运动风起云涌的制度背景，也是大量的法律界人士介入各种维权事件的法度基础。也正因为法律人士和民间维权人士对党国的“假戏”来个“真做”，才导致维权运动步步为营、节节胜利，维权空间一天比一天大，维权效果一天比一天好。最近的胜利便是艾未未等民间艺术家为维护自己的权利在2月22日下午成功的走上了长安街，打破了89年以来十里长街难以群体示威的记录，而且初步的结局是打人者正被处理。正因此，我也认为执政当局签署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并把相关人权原则写入宪法在中国法治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它确实如刘晓波所说的那样——“标志着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
从微观层面讲，“海外同志”认为刘晓波称赞看守所的“人性化管理”是错误的，认为刘因自己受到“特殊待遇”便去刻意“粉饰中共政权恶劣的人权和司法状况”，因而必须加以谴责。批评者认为刘晓波严重忽视了中国政府在司法人权方面所存在的严重暴行，并以高智晟所遭遇的非人虐待为例证加以说明。其实不光高智晟遭遇过严重的司法暴行，其他既有的案例中如郭飞雄、刘刚、廖亦武以及大量的法轮功人士也曾先后遭遇过类似的狱内酷刑。既就是在一些普通的刑事案件中近年来也发生过诸如“躲猫猫”、“喝开水”这样重大的人权事件。这些司法暴行都是不容回避和遮掩的事实，但不能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就认为刘晓波对“人性化管理”的肯定是错误的。鉴于刘晓波的影响力，当局肯定在某些方面会给刘晓波一些“特殊待遇”，但刘在陈述中所具体提到的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某些管理措施如“温馨广播”、“饭前音乐、起床睡觉的音乐”等我想不会只是为刘晓波一个人准备的。在我三次入狱生活中，先后经历过十二个看守所和监狱的生活，这样的经历使我知道了监狱和监狱、看守所和看守所的管理风格是有很大差别的。比如说在我生活过的十多所监狱和看守所里，我认为秦城监狱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最好的（89年刘刚、张铭、孔险峰等人在秦城监狱没有受到虐待，但转到辽宁凌源监狱后却受尽了酷刑）。而且由于中国社会的法治进程，同一个看守所或监狱的司法管理也在逐渐的进步，如我在渭南监狱服刑时，因抗拒劳动、拒唱改造歌曲、拒绝队列训练曾被关过四次禁闭，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该禁闭室在九十年代进去的人是要被干部“过手续”（殴打）的，但我在四次共计十个月的禁闭中没有看到被禁闭人员进去被“过手续”的情况。我想其它看守所和监狱与过去相比肯定也会发生或大或小的进步。也正因此，我认为刘晓波对“北看”的肯定是无可厚非的，他只是就“北看”的具体情况而做出了一些肯定，这种肯定是通过他将“新北看”与十六年前的“老北看”加以比较后做出的——这种比较性结论我认为是符合事实的。退一万步说，哪怕全中国只有“北看”一个看守所发生了这种“监管上的进步”，我认为都是应该加以肯定和提倡的，更何况有好些个看守所和监狱都在向“进步”与“文明”的方向转化。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亲历”，刘晓波才会肯定地说“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现政权仍然广泛存在的人权侵犯便忽视它在人权领域的某些进步，更不能像一些“海外同志”那样把肯定这种进步说成是“粉饰美化政权”，这样的政治策略恐怕对中国良性政治文化的建设不是一种可取的福音。毕竟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早就教导我们“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便是出于那恶者”（太5：37）。
总之，无论从宏观层面分析，还是从微观层面分析，我们都要从实事求是的态度出发，辩证的、全面的看问题，不能犯片面主义、绝对主义的错误，既不故意涂红，也不刻意抹黑。只要拿事实说话，以法理服人，我想就不会得出刘晓波是在“粉饰政权”的结论了。
“我没有敌人”究竟何指？
当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最后陈述一经公布，便在受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不仅引起一些“海外同志”的非议，就是在国内，包括笔者近距离接触的一些维权人士也不乏这样的批评。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理解刘晓波先生的“无敌”宣言？“我没有敌人”究竟何指？
只要我们忠实于刘晓波先生的原文表达，我们就不难发现刘是从“问题”和“主义”两个维度来谈论自己的“无敌”理论的。
其一，从具体的“问题”层面讲，尽管刘晓波“再次被政权的敌人意识推上了被告席”，但他仍然坚守二十年前广场“四君子”（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在《六二宣言》中所表达的“我们没有敌人”的理念。他说得很明确，“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们的职业与人格”——在这个问题上，我发现自己和刘晓波的态度有着惊人的一致。2004年5月我在渭南监狱第一次被关3个月禁闭出来后，曾向关我禁闭的连队干部写了一封信，原信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面对制度性的政治迫害，我并不想大声嚷嚷什么。社会与国家的进步是需要有人去付出代价的，我愿意以自己的沉重付出去努力谋求我的祖国向民主与现代化的方向前进！正因此，我对于具体执行政治迫害的国家官员从来都是理解的，我不会因为政治警察逮捕我就对他们产生仇恨，不会因为检察官把我送上法庭、法官把我送进监狱就对他们个人产生仇恨情绪。我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是在执行一套不合理的制度”。
我想，无论刘晓波还是我本人对于具体执行政治迫害的办案人员采取一种非敌视、非仇恨的态度从道义上讲应该是能够说得过去的。如果我们的“无敌”态度是错误的，如果千千万万遭遇过现政权迫害的各界人士都抱着一种仇恨并要复仇的心理去对待那些具体办案的人员，那么未来的民主转型时期必将迎来一场人道主义大灾难，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必须意识到那些公检法的具体办案人员是在执行一套不合理的制度，我认为印度圣雄甘地的教导对于我们今天所谋求的民主事业仍然具有真理性的指导意义——甘地说：“文明是非暴力反抗中最困难的部分。这里所说的文明并不是指在这种场合讲话要斯斯文文，而是指对于敌人也要有一种内在的善意的胸怀”，请注意，甘地不仅要求对于敌人要有一种“善意”，而且这种“善意”是必须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而不是装出来的，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我们必须去做这样的努力，否则便会大规模的出现列宁—尼古拉二世那样令人目不忍睹的国家悲剧。
当然，这是指对待那些能够按照现行法律制度“规矩”办案的守法人员而言的，对于那些超越现行法律制度的办案人员（如搞刑讯逼供、人身侮辱、暴力虐待的）则必须追究相关法律责任——但需要说明的是追究法律责任并不是一种仇恨的表现，而是对于国家秩序和法治原则的必要维护。
因此从具体“问题”层面讲，刘晓波对那些“态度平和理性”、“没有不尊重，没有超时，没有逼供”的办案人员采取一种“无敌”态度显然是说得过去的。
其二，从“主义”层面讲，刘晓波的“没有敌人”是什么意思呢？刘晓波也说得非常明确，那就是“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
刘晓波的这段论述并不是无中生有、凭空想象的，而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通过总结毛太祖时代的经验教训得出来的。大家都知道毛太祖是一个喜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家伙，崇拜枪杆子、崇拜暴力、崇拜阶级斗争，认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没有敌人也要不断地制造出“阶级斗争新动向”，并进行不断的所谓“革命”，其结果在毛太祖时代，人类天良被严重践踏，人道、人性被严重毒化，甚至这种敌人意识会渗透到父子、夫妇、朋友、兄弟乃至于恋人关系中，不仅弄得人心惟危、人际关系空前紧张，而且制造出大量的冤假错案，社会经济、文化也破败得近乎沙漠荒芜。正是因为有着这样“殷鉴不远”的历史教训，我们才应该积极地总结和吸取，不要在同一条河流中“第二次被绊倒”。另一方面，中国在近三十年所取得的有限成就也是与执政党有限放弃“阶级斗争”理论的政治决策分不开的，只不过由于执政党还没有完全放弃阶级斗争理论，还没有在一个国家内部完全放弃“敌我”划分的意识，认为“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才导致政治体制的改革长期裹足不前，也才导致大量的“有中国特色”的“颠覆”人士和“煽颠”人士被不断的制造出来，甚至党国会把一部分宗教修炼者（如家庭教会人士、法轮功人士）及民间维权人士也硬性推到所谓“敌对势力”的构架中。
这当然是执政党不负责任的表现——既是对这个国家的不负责任，也是对执政党本身的不负责任。请聆听耶稣基督是怎么说的：“凡 一 國 自 相 紛 爭 ， 就 成 為 荒 場 ； 一 城 一 家 自 相 紛 爭 ， 必 站 立 不 住”，而执政党的“仇恨哲学”便是这种“自相纷争”的理论源头。但执政党所犯的错误我们不能再犯，我们必须努力洁净中华民族被再三污染了的政治伦理和政治文化。这不仅是对我们国家的未来负责，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负责。当刘晓波宣布自己“没有敌人”时，其理论用意正是要净化被执政党严重毒化了的“民族精神”，纯净一个民族曾经被严重污染的心灵，从而恢复人性与人道的光辉，更好更快地推动“东胜神州”走向民主自由的“迦南地”。这种“没有敌人”的胸怀不仅是一种高屋建瓴的政治胸怀，更是一种超越世俗的宗教情怀，怎么能说刘晓波的《无敌宣言》是错误的呢？
在前面提到过的2004年5月我致中队干部的那封信中，我还在附录中向监狱警察介绍过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各位尊敬的中队干部，共产党人信奉的是马列主义政治哲学，尽管马列主义政治哲学也有其真理性的一面，但在它的思想体系里，有一种‘暴力崇拜’，这从《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以及毛泽东的‘枪杆子’理论中都有完备的表述。但我认为暴力崇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福祉问题，而且暴力常常导致新的仇恨和新的暴力，这是违反人道和文明世界所遵循的普世价值和正义法则的。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印度圣雄甘地的政治哲学对我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现将甘地的《论非暴力》一文中的有关内容摘录如下，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将甘地的非暴力哲学与共产主义政治哲学进行一下比较，看看甘地对世界、人类和人生是怎样思考和认识的。”
——在这里，我也建议包括“过渡政府”的“总统”、“总理”、“议长”在内的一些“海外同志”也好好地研读一下甘地先生的政治哲学。
鉴于我和刘晓波先生在“问题”和“主义”两个层面都“没有敌人”，因此，如果有谁指责刘晓波先生的“无敌宣言”是错误的话，那么现在我也公开的站出来宣布：
“尊敬的先生，我也没有敌人！”
其实，2008年7月我就在《北京之春》上公开撰文提出了“去敌对化”的意见，我说：“我们现在应该以建设性的态度去努力改进和共产党的关系，努力减少彼此间的敌视，努力扩大彼此间的‘合作’渠道，坚决摒弃‘消灭’、‘推翻’之类的激愤语言和激愤心理，争取以各种合法的途径参与到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去和民主事业建设中去——去边缘化、去敌对化、去牢狱化、去流亡化，回归对话与协商——我相信只有以这样平和的建设性态度才能与执政党达成良性互动，才能更好更快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化事业！”（参见拙文《面对六四的思考——兼谈中国民主化道路》，首发于《北京之春》2008年7月号）。
我的这种“去敌对化”乃至于“去四化”的观点到现在也没有改变，我想我还会坚持下去的。
当然，当我们说“我们没有敌人”时，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斗争目标，这个斗争目标就是废除共产党一党独大的霸权主义内政局面，在中国实现普世意义上的民主化和自由化。因此如果非要给我们树立一个“敌人”的话，这个“敌人”不是别的，乃是凌驾于亿万中国人民头上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铲除这种体制并建立起以“自由、人权、平等、民主、共和、宪政”为立国基石的中华联邦共和国乃是我们的基本任务。但废除一党独大的政治生态并不意味着必须推翻乃至于消灭共产党，共产党可以继续合法的存在，甚至可以如台湾的国民党那样继续寻求执政机会，只不过共产党在法律地位上和其它任何党派都是平等的，不能再拥有凌驾于其它党派之上的政治特权。我想我的这个观点刘晓波也不会反对的，毕竟名扬天下的《零八宪章》早已向全世界宣布过这样的观点，我在这里只不过是重申了一下而已。
这便是“我们没有敌人”宣言的准确含义！
我认为，“没有敌人”应该成为指导未来中华联邦共和国国家建设的最高政治伦理原则！
“特务”“和平奖”及其它
二十年来，海内外对刘晓波的批评很多，但怀疑刘晓波是“共特”的说法是截止目前为止我所见到的对刘晓波最严重的“判决”。如二十人《公开信》中就认为刘具有“共特”嫌疑，认为刘晓波在很大程度上如当年的米兰.昆德拉一样，是以“苦肉计”的方式在与共产党合演“双簧”。而旅居德国的遇罗锦女士则干脆把刘晓波说成是一贯的“投降派”，认为刘晓波是经过共产党精密包装而即将被“派出监狱”的“和谐大使”，甚至锦女士一扫帚连《零八宪章》也扫到“和谐大使”的垃圾筐中去了。
的确，刘晓波这个人是有一些缺点，有些观点我就完全不同意，如他对杨佳的批评，对温家宝的批评，包括他当年对李泽厚的批评我都是很不以为然的（注：在大学时代，我完全接受刘晓波对李泽厚的批判）。但我总觉得瑕不掩瑜，俗话说“金无赤足，人无完人”，刘晓波作为人类中的一员，他的思想观点肯定也会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总体上讲，我认为刘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有着无上的爱情和恋情的，刘身上的某种叛逆性恰恰显示了他具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人情怀。如果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传统士人操守，他本可以在美国享受中产阶级的“高尚生活”，或者在党国体制内不断的“汪汪汪汪”，也能像北大教授钟哲明那样享受一种悠闲的犬儒文人生活。但是他没有，对祖国和人民的强烈爱情使他选择了一种从炼狱到炼狱的生活。数度铁窗也未能改变他对民主的热爱、对自由的向往，正如他在《我没有敌人》一文中向刘霞女士所深情倾诉的那样：
“亲爱的，有你的爱，我就会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乐观地期待着明天。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记得马克思在一片文章中曾写过这样的话：面对自己的坟墓，高尚的人们将洒下泪水（大意）。我没有见过马克思的坟墓，也很难为他的死亡洒下高尚的泪水。但刘晓波先生在法庭上陈述的这段文字曾无数次搅动着我的情感和灵魂。什么是人世间最美丽的爱情？这便是！这段文字不仅是晓波对刘霞女士的爱情诉说，更是一种超越时空、无疆无际的人类大爱。如果没有对这个国度和生活在这个国度上的人民的赤子之恋，这种诉说是发不出来的。各位请听——“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面对马克思的坟墓，高尚的人们不一定会流下泪水，但面对刘晓波的这段文字，高尚的人们一定会肃然起敬，甚至泪水会不期然而然地洒在这春寒料峭的二月风中……
也因此，当“海外同志”将“共特”的标签或明或暗的贴在刘晓波的脸上时，不仅狱中的晓波会闻之心寒，就连我也有一种十分的震惊，因追求民主自由而被重判十一年大刑，却被怀疑成是米兰.昆德拉式的“共特”，这是什么逻辑？恐怕连周永康先生也会有一种兴奋莫名的惊诧吧……！
当然，这是从个人情感角度来考虑的。
从理性的角度考虑，只有没发生的事情，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作为一种假设，刘晓波作为“共特”身份的可能性并不是完全不存在，但问题在于要拿“证据”来。到哪里拿证据，用具体事实说话，这对于“多年关心中国民主”的“海外同志”而言就是一个难题。就像有些人对“过渡政府”的某些人也持怀疑态度一样，关键是要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拿不出证据就妄断一个人的身份这恐怕不是负责任的表现。在拿不出证据证明刘晓波是“共特”的情况下，按照现代审判原则，只能做无罪推定，而无论从刘晓波的人生历程和奋斗历程观察，还是从刘晓波的当下际遇观察，说刘晓波具有“共特”嫌疑不是“线圈”出错便是别有用心了。
“别有用心”在哪里？
这就不能不谈到与“和平奖”有关的一些问题。
在“海外同志”对刘晓波的批评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所谓“反对刘晓波被提名诺贝尔奖”的所谓“二十名活跃人士”的《公开信》了。因为这封信不仅用了中文发表，而且用了英文发表；不仅写给中国人看，而且主要是写给诺奖评委会、美国国务院和议会、美国民主基金会、美国人权组织、欧洲议会、国际人权组织以及一些国际知名人士如哈维尔、达赖喇嘛、图图大主教等人看的，因而影响巨大，世人侧目。
众所周知，“诺贝尔和平奖”是国际社会现存的有关政治类的最高奖项，获得该奖项的绝大多数人是为人类和平事业做过巨大贡献的在世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或宗教领袖，具有极高的公信力。由于被提名获奖人士不仅自身既有成就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公开承认，而且会获得更多更大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也因此，关于“和平奖”的角逐便成为国际社会年度一次的竞技场，各种人群都会把自己所选择事业的代表人物推向“和平奖”角逐场，以期自己的事业获得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和支持。
中国也不例外。
当然中国政府由于自己的极权主义性质是一贯地反对任何中国公民被提名“和平奖”的，就连胡佳被颁发“欧洲议会人权奖”，中国外交部也“不”了好一阵子。但七十年代以来，在中国民主化事业前进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来的顶级人物如魏京生、吴弘达、王丹、丁子霖等人都先后获得过“和平奖”提名，其中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便是两次判刑长达29年的魏京生先生。但遗憾的是在魏京生被提名和平奖时，也有人公开站出来搅局，结果魏京生数年来也只能是望和平奖而长叹。当然出来搅局的人也是具有一定身份的人，从自由与人权的角度讲，“提名”和“反提名”都是一种正常的表达权，应该无可厚非。但我总觉得这种“我得不到，他也休想”的搅局行为是缺乏大局意识的表现，是中国人早已闻名四海的长于“窝里斗”的表现，这也是海外民运长期乱纷纷、闹哄哄、一盘散沙的根本原因。它损坏的不仅仅是某个优秀人物的声望和资源，它更是对中国民主事业的一种极具破坏力和杀伤力的行为，是一种目光非常短浅的“政客”（politician）行为，而不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statesman）行为！俗话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民主阵营内部的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自相残杀行为只能导致民运的衰败，而且这种残酷内斗的唯一赢家不是别人，只能是窃笑不已的共产党！
这一次，当众多的国际知名人士和国际人权组织共同提名刘晓波先生角逐“和平奖”的时候，一些人心里又痒痒的犯下老毛病了，他们左手拿显微镜，右手拿放大镜开始“审视”刘晓波，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这帮“海外同志”发现刘晓波身上存在如下这些不可饶恕的问题：
其一，粉饰美化现政权；
其二，刘具有严重的“共特”嫌疑，与共产党合作表演双簧戏；
其三，刘有严重的历史问题；
其四，刘没有干成多少事，因为他被判刑本身便说明了和平转型的民主“幻想”已经完全破灭，甚至《零八宪章》也已完全失败。
因为这四个问题的严重存在，这些具有充分话语权的“海外同志”就扯开嗓子四处呼吁，“和平奖”是绝不可以授予刘晓波的，因为刘晓波的道德形象太差，“如果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给刘晓波这样的形象有缺陷的‘合作派’代表人物，这将对中国人民争取人权、自由和民主的事业带来负面影响”、会“对中国民主运动起到误导作用和恶劣影响”。
在这帮“海外同志”所开列的有关刘晓波的四大罪状中，前两点（粉饰论、“共特”论）我已经在前文做过回答，这里就不再重复了。现在来看一下后两点是否是“真问题”。
“海外同志”认为刘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主要证据便是刘晓波在8964问题上的错误表现，认为刘晓波在89年的表现不仅不够英雄，反而“在全国联播的电视台讲话中，为中共在天安门广场的屠杀洗脱罪名、掩盖事实”。的确，就刘晓波在89年的电视言论而言，“广场没有死人”的说法的确是帮了中共大忙，尽管当时的广场中心也许确实没有死人，也许刘晓波本人确实没有看到广场死了人，但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天安门广场”的一般含义，在8964 的特定背景下，这个“广场”实际上已经涵盖了整个长安街乃至整个“北京城”。正是从这个角度讲，刘在电视中的言论肯定是不合适的，它确实极大地洗刷了执政当局所犯下的惊天罪行，而这个电视讲话也让刘晓波在长达二十余年的人生长河中感到十分的不安、痛苦和耻辱，为了清洗这份客观存在的历史“污点”，二十年来，刘晓波过着一种不断抗争的生活，竭尽所能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大“鼓咙喉”，甚至因此在96年—99年还被北京当局处分三年劳教。但劳教过后，刘一如既往地以自己的方式推动着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并多次获得国际奖项。及至2008年底更是与张祖桦等人合作以大手笔推出了万民山呼的《零八宪章》，最终于2009年圣诞节被北京当局重处十一年大刑。
我总在想，因为人性的缺陷，没有人不犯错误的，这一点，耶稣基督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的。重要的是犯了错误之后能够自觉悔悟，能够错而改之。为什么耶稣对迷途知返、失而复得的“羔羊”会特别喜悦呢？原因就在于迷途知返的“羔羊”会对“真理”有更大的信仰和见证。一个人犯了过失不要紧，只要觉悟了、悔改了，我们就不能像共产党那样老揪住小辫子不放。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刘晓波在89年的过失便耿耿于怀、小题大做，我们要看他的全局，要看他在整个前半生中的总体表现。我认为相对于刘在后来为中国民主事业所作的努力、贡献和牺牲而言，他在1989年的过失是可以“粗线条处理”的，如果要打比喻的话，其过失与贡献真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而就“和平奖”对受奖人的各种要素要求而言，我认为刘晓波是有足够的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崇高荣誉的！
如果像“海外同志”那样非要对诺奖人选进行吹毛求疵、小题大做的话，那么我认为许多已经获得过“和平奖”的历史人物都应该向诺奖评委会退还奖金和荣誉证书。
如1990年的“和平奖”得主是戈尔巴乔夫，如果按照“海外同志”的逻辑，戈尔巴乔夫哪有资格获得这种荣誉呢？因为戈尔巴乔夫长期混迹于反动透顶的苏联共产党，不仅依靠吃“狼奶”长大，而且自己就是一头大狼。谁都知道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是苏共的一贯传统，戈尔巴乔夫1952年就加入苏共，并一路春风得意、步步高升，1979年就爬上了苏共政治局，最后竟得到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的赏识才入主苏共总书记的位置。1980年1月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洛夫因抗议苏军入侵阿富汗而被苏共流放到高尔基并在此后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受到克格勃的严密监控，对于这件事戈尔巴乔夫虽然不负主要责任，但作为苏共政治局成员他显然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同样，对于苏军入侵阿富汗的事，戈尔巴乔夫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更何况戈尔巴乔夫当政初期，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监控防范仍然是克格勃的主要工作之一，如果按照“海外同志”的“显微放大法”（先显微，再放大）去观照的话，犯有这么多“历史错误”的戈尔巴乔夫怎么能够荣获“和平奖”呢？根本不配！但1990年的“和平奖”就是颁发给他了，而且颁奖的理由理直气壮，诺奖评委会并没有因为戈尔巴乔夫曾经是苏联共产党的No. 1及其显而易见的“历史问题”，就对他说“不”！
同理，按照“海外同志”的“显微放大法”去观照，诸如萨哈洛夫、德.克勒克等人都是没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想一想吧，萨哈洛夫是苏联“核工业之父”，苏联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杀人武器就是由他一手搞出来的，而且至今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包括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存），怎么能把1975年的“和平奖”颁发给萨哈洛夫呢？这不是笑话吗？德.克勒克更可恶，一个在南非种族主义官僚体系里扶摇直上并曾直接担任南非内务部长及种族主义政党头子和种族主义国家元首的家伙怎么能够获取“和平奖”呢，难道他对曼德拉的长期被关押就不负道义责任和政治责任吗？有这样严重历史问题的人怎么还能够与曼德拉一起分享1993年的“和平奖”殊荣呢？但诺奖评委会也没有去理会“海外同志”的这些愤愤不平，而是痛痛快快地将“和平奖”颁发给了这些有着不同“历史问题”的“历史人物”了。
也因此，我认为部分“海外同志”以刘晓波所谓的“历史问题”为理由反对他获取“和平奖”的行为不仅是吹毛求疵，而且是大大的吹毛求疵了。
“海外同志”反对刘晓波获奖的第四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刘被判重刑不仅说明了刘晓波的失败，说明了和平改良道路的失败，还同时宣告了《零八宪章》的破产。所以刘晓波是不配得到“和平奖”的。
这个结论就更加的有问题了，更加的经不起推敲了。
如果单纯地以某个重要人物的是否入狱为标准来衡量某个事业的成败的话，如果认为刘晓波入狱就宣告了和平改良道路走不通的话，那么非常推崇暴力革命的王炳章在2002年的被捕入狱，是不是也宣告了暴力革命道路也该偃旗息鼓了呢？是不是同样鼓吹“暴力革命”的“过渡政府”也应该就地解散或改弦更张呢？我想“过渡政府”的领袖们恐怕是不需要以这样的逻辑要求自己的，而且我也并不认为暴力革命道路因为王炳章的入狱就一定走不通了，可以继续试嘛，如邓小平曾经讲过的那句话一样——“要大胆的试、大胆的闯”，最好是要像王炳章先生那样拿行动说话，而不是只在大洋彼岸竭力的鼓吹这革命、那革命！
同理，如果《零八宪章》运动因为刘晓波的被逮捕判刑就被说成失败破产的话，我请各位先生赶快翻阅一下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变革历史。想当年，《七七宪章》公布后，哈维尔同年10月就被判刑14个月，没过两年，到1979年哈维尔又被当局二度判刑四年半——是不是因此就按照“海外同志”的逻辑宣布《七七宪章》运动失败了呢？感谢上帝，历史的发展并没有遵循这样的逻辑，《七七宪章》运动不但坚持下去了，而且还一直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看《零八宪章》，虽然刘晓波被判刑了，但签署《零八宪章》的有一万多人呢，截止目前还没有一个《零八宪章》签署人因为刘晓波被判刑而声明退出《零八宪章》。不仅没有人被吓倒，而且还有好多人逆流勇进——小女子刘荻等人还在刘晓波被判刑的第二天就主动寻找有关当局要求“自首”；春节前后更有四、五百名中国公民真名实姓的签署了《零八宪章》，以表示自己对当局的抗议、对刘晓波及《零八宪章》的声援和支持！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说明刘晓波的入狱非但没有宣布《零八宪章》走向失败，反而标志着宪章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那就是将《零八宪章》所宣示的六项基本理念和十九条政治主张逐步结合到蓬蓬勃勃的公民维权运动中去，在此起彼伏的公民维权运动中开辟出中国民主事业的新纪元！
因此，部分海外同志对刘晓波的第四点指责也同样无法成立！
既然《公开信》所罗列的前述四点理由都站不住脚，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痛痛快快地推荐刘晓波先生为“和平奖”候选人，痛痛快快地促成诺奖评委会将这份殊荣颁发给狱中的刘晓波！
如此，则民主幸甚！
如此，则中国幸甚！
如此，则我们大家亦统统幸甚也么哥、也么哥！
关于中国民主化事业究竟是选择暴力革命的路径，还是选择和平改良的路径？我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是根本不需要争论的。社会与历史的进步是各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应该允许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尝试。愿意走暴力路径的我们不要反对，愿意走改良路径的我们也应该支持。无论是传统的民运形式还是现在的维权运动，无论是创刊办报还是结社组党，无论是法轮功、家庭教会还是宪章运动，无论体制内的开明派还是体制外的促进派，无论在朝还是在野——总之，只要认同“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大方向，不妨都以自己所认可的方式放开搞、往大搞，弄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弄个齐驱并驾、条条大路通“北京”；既能日日“攻卒”，也能寻机“将军”，我想只有这样才会“运动”出中国民主事业的大气候、大格局！
在本文的最后我还想顺便对旅居德国的遇罗锦女士说两句。
锦女士在今年农历大年初一（2月14日）写出了几小篇令人大跌眼镜的文章，其中最吸引人注意力的论断是将刘晓波说成是经过中共当局严密包装的“和谐大使”，她对刘晓波的所有批评我想我在前文都回应过了，也就不再多论。这里只想就锦女士在文章中所作出的一个“独断论”式的结论在这里提出自己的一点不同看法。
锦女士在批评刘晓波的同时很武断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国内的人自然不敢说真话”。这话让人听起来实在是非常不舒服——十分的不舒服。因为这个论断不仅反历史、反常识，而且一棍子将“生活在国内的人”统统赶到由于恐惧而要么沉默、要么说假话的圈圈里了。
的确，由于极权主义的高压统治，说真话确实会遭遇一系列的风险。被告密、被监视、被骚扰、被劳教乃至于被逮捕判刑的命运随时会落到每一个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说真话的国家公民头上，也因此，无论体制内外、朝野上下都不乏大说谎话和假话的人，更多的不愿说谎的人则宁愿加入“沉默的大多数”行列，但纵然如此也难以得出“国内的人自然不敢说真话”这样的绝对主义结论。
如果我们不是过于健忘的话，我们一定还记得既就是在黑暗无边的毛太祖时代，也有无数的中国人敢于为民请命、敢于说真话，敢于为真理而斗争，如反右派时期的罗隆基、储安平，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张闻天，六十年代的林昭、张志新都是这样的人。毛太祖时代结束以后，第一个敢于站出来说真话的人便是魏京生，八十年代以后敢于站出来说真话的人就更多了，举不胜举。这里我只想举出两个“特殊人物”的例子来说明遇罗锦女士的结论是多么的糊涂、多么的荒谬。
第一个“特殊人物”就是遇罗锦女士的哥哥遇罗克先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太子党们共同杜撰出了著名的“血统论”理论，说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为打击迫害“黑五类”子女制造所谓的理论依据。作为“黑五类”子女之一的中学生遇罗克明知红色对手超级强大，还是勇敢地著作了《出身论》，并通过地下渠道油印散发，对反人权的“血统论”做了针锋相对的批判。案发后，作者和林昭、张志新等人一样，誓死捍卫自己的思想立场。遇罗克曾说过这样的话：“假如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见遇罗文《我家》），他以生命捍卫了真理——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当局枪杀。请问锦女士，令兄批判“血统论”难道不是在“说真话”？难道他不是在毛太祖统治下的北京而是在“自由女神”守护下的纽约写的这论文、说的这话？赶紧仰望星空吧，我敢说现居天国的令兄是不会对你的如此“妄语”打“P”的。
我要举的第二个“特殊人物”不是别人，乃是遇罗锦女士本人。
说心里话，我对遇罗锦女士一向是非常尊重的，不仅因为她有那样一位令人敬仰的哥哥，还因为遇罗锦本人也是敢作敢为并在特殊年代敢说真话的一个典范。遇罗锦敢说的最著名“真话”不是有关政治方面的内容，而是涉及个人婚姻问题的《一个冬天的童话》。
《童话》发表于1980年的《当代》杂志第三期，在当时社会风气还比较纯朴、人们视离婚、婚外恋、第三者为洪水猛兽的情况下，锦女士在《童话》里以纪实文学的手法比较详尽地公布了自己的婚姻家庭状况，尤其是遇罗锦在文中不仅承认了自己的婚外恋情，而且对这种第三者插足的事情做了充分肯定和赞美，这在当时不仅需要足够的勇气，而且在同时代的女性群体里恐怕再也无出其右者。也因此，《童话》发表后不仅在民间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了官方的特别注意，结果在有关方面的干预下，不仅《当代》杂志社准备给《童话》颁奖的计划破产，而且官方的新华社在《内参》杂志上还公开发文谴责遇罗锦的私人生活。
话到这里，我想锦女士对发生在青春时代的这段历史自然是不会忘记的。我想问的问题是：难道因讲真话并引起轩然大波的《童话》一文是在德国的莱茵河畔写出来的？难道那篇歌颂爱情（尽管是婚外恋）的报告文学不是在国内发表的？如果答案相反的话，那么又该怎样解释“国内的人自然不敢说真话”这样的结论呢？真是上对不起自己的英雄哥哥，下对不起自己的青春年华，远对不起包括刘晓波、高智晟在内的因说真话而入狱的国内同胞，近对不起因说真话而与自己一同流亡异国他乡的朋友们和同志们……………
也因此，我建议尊敬的遇罗锦女士明智地收回自己的谬论，并同样明智地向敢于在国内说真话的同胞们表示一下歉意。请一定记住，既就是在最最黑暗的年代，都一定会有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的人们——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2010.3.6.凌晨3:36于北京）
2010年2月22日星期一
赵常青：“民主应该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情”——专访《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北京工自联”领袖白东平
本文首发于《民主中国》2010.2.8.
“民主应该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情”
——专访《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北京工自联”领袖白东平
赵常青
白东平，《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我初见他的时候是在一次偶然的朋友邀请的小型聚会上。当我得知他在1989年是“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发起人之一时，便萌生了采访他的念头。通过电话约请，2010年的元月22日下午我们在一个小茶馆见了面。我们要了一壶茶，便开始漫谈起来。交流过程中，我不时地被他当年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所感动，尤其是当他谈到89年5月29日他被“便衣”诱捕并用细钢丝勒住他的脖子将他绑架的时候、6月17号当他被微型冲锋枪顶到脸上的时候，真是让人惊心动魄的。通过他的回忆，我们可以感受出在英雄的1989年，平凡而又伟大的北京市民是怎样支持和保护学生民主运动的。
“4．26社论是非常愚蠢的”
烈火：这样吧，就按常规先谈谈你89年以前的情况吧。你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吧？
东平：是的，我1963年出生于北京，中学毕业后，1981年便去当兵了，部队驻地在张家口，在那里做了四年大兵，1985年底复员，到北京铁路公安局工作，又做了三年铁路警察，1988年去了北京铁路局北京列车段工作。
烈火：89年胡耀邦去世后，当时北京的高校学生开始了一系列的悼念活动，这件事对你有什么样的心理影响？
东平：耀邦是一位很开明的领导人，在自由化问题上不像邓小平那样总是很顽固。因为他是由于自由化问题在87年初被邓小平赶下台的，这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好多热爱自由的人对他非常同情，觉得邓小平太过分。我当时也一样，认为胡耀邦遭遇了不公平。因此，在耀邦去世后，当学生及一些知识界的人开始起来悼念时，我也参与了进去。
烈火：那么在4月22号胡耀邦追悼会以前，你都具体参与了一些什么活动？
东平：当时我主要是去高校阅读一些大字报，觉得学生提出的要求民主呀、重新评价胡耀邦都很有道理，觉得当局应该以重新评价胡耀邦为契机来启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另外我那一段时间还去了广场了解动态，4月22号追悼会当天，我就在广场南侧参加悼念活动。
烈火：你觉得89年的悼胡运动与76年的四五悼周（恩来）运动有什么区别？
东平：肯定不一样，76年四五运动其主要目的是针对“四人帮”和“文革”的，但还没有直接的民主诉求。但89年发生的悼胡运动，群众的目标是诉求民主和自由，是要推进改革，与76年的四五运动有着本质区别。
烈火：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4月26日《人民日报》发了一个社论，题目叫《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将学潮定性为“动乱”，请问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社论的？
东平：愚蠢，非常愚蠢，本来追悼会结束后，学潮基本平息，学校教学秩序得到恢复，但是“4.26社论”出来后，学生不干了，肯定不干了。我怎么“动乱了”？我们不是动乱，我们是爱国的，连我当时都觉得“4.26社论”非常荒唐，学生不接受，就要给你做出新的证明，于是在4月27日，北京发生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游行，而且游行队伍列队整齐、秩序井然。表明自己不是你说的“动乱”，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是动乱，但那是你共产党搞的，是你“伟光正”搞的，和我们学生有什么关系呢？因此，这个社论真是非常愚蠢的。
烈火：那你当时做了什么反应？
东平：我当时与大多数北京市民一样，很支持学生，学生游行的时候，我与其他市民一样，站在路边夹道欢迎。甚至很希望自己也是一个大学生，那样自己就能从一个旁观者角色进入到“主角”当中去，从而直接推动学潮、推动民主的发展。
烈火：这么说，从你当时的心理活动来说，是特别的希望中国社会发生大变革的。
东平：是的，民主总比不民主好，自由总比不自由好。
“民主应该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情”
烈火：我们知道4.27大游行之后，社会基本恢复平静，但由于学生对于当局的“动乱”定性始终不满，4月29号何东昌、袁木两个老官僚与学生的对话又缺乏诚意，于是愤怒的学生于5月13号又重新走向广场，而且是以更激烈的形式走向广场的，数千学生开始了绝食和静坐抗议，你当时如何看待学生的升级活动的？
东平：从对生命的关爱的角度讲，我是不支持学生绝食的，因为绝食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会非常大，处理不好，后遗症会非常严重。但是，从社会进步的角度讲，绝食请愿也又是一种情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学生的爱国热情很高，民主作为一种世界性潮流，中国人民当然也非常需要，没有人喜欢被别人“当家作主”，因此，我又特别理解学生的绝食行为，当学生愿意以牺牲自己身体健康、甚至愿意牺牲生命来寻求执政者的良心发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还是有希望的。感动之余，我就想我能为学生做点什么，我能为这个民主事业做点什么？
烈火：学生的牺牲精神把你心中的民主激情也给调动起来了？
东平：是的，民主不仅仅是学生的事情，它应该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情，我们每一个国家公民都有责任来关心政治改革和民主进步，顾炎武不是说过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怎能只是一个旁观者。
“我们便在当晚筹建了‘北京市工人自治联合会’”
烈火：于是你便开始考虑筹建“工自联”的事情？
东平：应该说在5月18号以前我就考虑过这方面的事情，但一直没有采取行动，5月19号听说部队要进城，便赶到天安门广场准备保护学生，在当晚召开的党政军万人大会上，李鹏、杨尚昆等人果然宣布要在北京戒严，并将于20日凌晨执行戒严令，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该站出来为学生做点事了，为民主做点事了。
烈火：你还能记得当时都有哪些人与你一块发起筹组“工自联”的？
东平：有岳武，一个山西某工厂的干部，二十多岁；还有两个北京人，一个是贺力力，是北京工人大学的一个教师；一个是刘强，是个北京工人。后来沈银汉、韩东方等人也参加了进来。
烈火：你们当时是怎么商量这事的？
东平：当时大家都觉得在军队开始戒严的时候，如果像“全国总工会”、“青联”、“妇联”等群众组织都能站出来的话，风险就会小得多。但是那些都是官方组织，他不可能站出来，那我们就只好另起炉灶，组织我们工人阶级的“自治”队伍，一则保护学生，二则扩大民主运动的社会基础，使民主运动由先前单纯的学生运动推进到有各种力量参与的社会运动，这样既能降低军事戒严的风险，又能增强民主运动成功的可能性。于是我们便在当晚筹建了“北京市工人自治联合会”，简称“工自联”。
烈火：你们成立了“工自联”后与 “北高联”等学生自治组织是怎样联系的？
东平：当时我们主要聘请了北京大学法律系的一个名叫李进进的博士生做我们的法律顾问，李进进这个人不错，作了不少事。因为我们都是一些文化水平不太高的工人，对于成立相关组织的法律知识是欠缺的，所以就请李进进这个博士生来做我们的“智囊”，他说结社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罢工虽然在法律上被取消了，但法律也没有禁止工人的罢工，因此，罢工也是合法的。而我们才开始和“北高联”的一些联系也主要是通过李进进联系的。
烈火：你们“工自联”成立后主要开展了哪些活动？
东平：“工自联”成立后临时选出了“五人筹委会”，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几个人开始工作，我主要负责组织这一块。当时发表了成立宣言，提出了“罢工”口号，要求工人阶级以自己的罢工行为来保护学生和支援学生。同时我们设立了自己的广播站。
烈火：请谈谈广播站的情况。
东平：5月20号戒严后，我们与“北高联”取得联系，工人和学生开始进行各方面的工作配合，我们决定在天安门的西侧观礼台开设广播站，当时“北高联”的负责人之一周勇军便协助“工自联”在西观礼台架设了大喇叭，这样我们便有了宣传阵地。由于学生的活动场所主要在广场，我们这个广播站主要面对的是上下班的职工和东来西去的市民，我们通过对工人市民的宣传广播来表明我们的态度，来宣传我们反对戒严、保护学生，与学生共命运、与民主共命运的政治主张，我们要求广大工人和市民勇敢地站出来抵制戒严，抵制军队进城。应该说我们的宣传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戒严后有一部分人出于内心的恐惧表现出观望和摇摆的态度，我们“工自联”在关键时刻的及时成立和宣传，使得这一部分人又勇敢地回到了广场，回到了支持学生民主运动的立场上。
“一根钢丝从后面一下子套到我的脖子上”
烈火：当时你们“工自联”在西观礼台开展活动，受到官方干预没有？
东平：有。当时官方的“天安门广场管理中心”要求我们撤掉大喇叭，要把我们从西观礼台赶走，但遭到我们的抗议和拒绝，他们也没有硬来，但是在我们的广播站附近布置了不少暗探和便衣，这是我后来被捕后才知道的，审讯我的人问我：“知道我当时在你们门口卖冰棍、卖汽水吗？”呵呵，他们就会搞这个。
烈火：你当时还是北京列车段的一个职工，你在广场做这些事的时候，单位知道不，是否找过你谈话？
东平：没有，他们都不知道。包括我5月29号被捕他们都不知道。
烈火：能不能谈谈你5月29号被捕的具体情况?
东平：5月29号下午四点左右，有一个自称是“北京大红门木材厂工会负责人”的人找到我说：“我们木材厂工会的工人想集体加入到你们‘工自联’里，行吗？”，我呢也由于缺乏经验，觉得这是个好事，便说“欢迎加入！”，他说：“那是这样，这里不方便说话，我去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咱们具体的将这个事情商谈一下，怎么样？”于是，他便把我带到南长街胡同里面的一个小餐厅里，我们便开始交谈。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餐厅里面陆陆续续的来了七八个人，都是便衣。
烈火：你当时带了几个人去的？
东平：我呢，由于事出仓促，没来得及细想，也没有告诉任何别人，便一个人跟他去的。
烈火：他们来了七八个人后怎么样？
东平：当时就把我绑架走了。
烈火：请说详细点，怎么个绑架法？
东平：当我和那个所谓的木材厂工会负责人正交谈的时候，突然感到脖子一紧，原来一个便衣拿一根钢丝从后面一下子套到我的脖子上，我立马就说不出话来，然后只见他们都围上来，其中一个人用报纸罩在我的脸上，他们就这样把我给绑架了。
烈火：向你出示证件了没有？
东平：没有。
烈火：拿钢丝勒你脖子的时候，跟你说了什么话？
东平：什么话也没有说，直接就把我架到门外推上车，然后一左一右各坐一个人把我夹在中间，我由于脖子上套有钢丝，头顶是报纸，因此什么也看不见。
烈火：然后呢？他们把你带到哪儿去了？
东平：坐上车后，车七弯八拐，最后开到位于雍和宫附近的炮局胡同，把我弄到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关起来了。我是后来才知道那个地方的名字的。
烈火：他们把你关进号子里时，里面有几个人?
东平：没有别人，就我一个人。
烈火：他们审讯你的时候，有没有亮明他们的身份？
东平：亮明了，他们说他们是市公安局的。
烈火：他们问你什么问题呢？
东平：主要是我参加了什么组织？作了些什么事？我什么都没有回答，只承认自己是支持学潮的，支持民主运动的。
烈火：他们对你动粗了没有？
东平：没有。
烈火：吃饭怎么解决？有人送被子吗？
东平：看守所你也知道，水煮菜将就着吃。他们没有通知我家里人送被褥，不过关了我三天时间就把我放出来了。
烈火：怎么回事？
东平：我是后来才知道，他们在绑架我的同时，还有另外两个“工自联”负责人也被绑架了，这事很快让其他负责人知道了，于是“工自联”和“高自联”联合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将这事通报给媒体，同时很多工人和学生聚集到市公安局的门前进行抗议，要求尽快释放我们三个负责人。也许因为这种压力，加上当时局势还没有恶化，于是5月31日他们就让单位把我接回去了。
烈火：哦，是单位来车把你接回去的？
东平：是的。
烈火：当时单位领导给你说什么话了？
东平：什么也没说，让我回家了。
烈火：然后，你又回到了广场。
东平：没有，我5月31日回到家，6月1号，媳妇就生孩子了，于是我只好到医院照顾媳妇去。
“一个人将微型冲锋枪顶到我的脸上”
烈火：6月3号晚上军队就进城开枪了，你当时还在医院吗？
东平：在，在医院听到枪声后，我便把爱人委托给家里人，然后就出来了。医院离崇文门很近，我首先去了崇文门，看到一个当兵的已经被烧死了挂在立交桥上，我又准备去到广场看看，结果广场当时已根本进不去，设在西观礼台的“工自联”广播站也早就没了声音，一切都被打乱。在此情况下，我回家将自己保存的一些工自联材料和名单烧毁了，然后于6月5号我便跑了。
烈火：跑到哪里去了？
东平：四川中江县，我岳母家在那里，我便跑到丈母娘家里躲起来了。我原以为在岳母家很安全，会没事的，却想不到最后还是被他们把我逮捕了。
烈火：哦，你在丈母娘家又被逮捕了，什么时间？
东平：6月17号。那天一大早我还躺在床上，突然听到外面有狗叫声，便通过窗户向外面观望，发现整个小楼已经被警方包围，因为岳母家住的二层小楼，我睡在楼上，我知道自己已经跑不掉了，便又重新躺在床上，不到两分钟，就冲上来五六个人，其中一个人将微型冲锋枪顶到我的脸上，喝令我不许动，然后给我戴上手铐，另外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对我说：“走，你被捕了！”我也懒得反抗，就跟他们下了楼。出到门外，只见外面停了三四辆车，穿便衣的、穿警服的有十多个人，他们将我押上车，送到中江县看守所关了三天，到7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来了七八个人把我带回去了。
烈火：坐飞机还是坐火车？
东平：坐火车，软卧，一路还把我照顾得挺“好”，呵呵……
“能把窝头吃出点心的味道来”
烈火：回到北京后，把你关到什么地方去了？
东平：炮局胡同，还是炮局胡同市局看守所。
烈火：这次你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关了几个人？
东平：还是我一个人，但没过几天，人便多起来了，十几平米的房子，关了二十多个人。
烈火：还能记得里面关了些什么身份的人？
东平：有“工自联”的，“飞虎队”的，一般市民、所谓打砸军人和军车的“暴徒”等等。
烈火：此后你就一直关押在炮局胡同？
东平：是的，把我关押了七个多月，准确的说，221天吧。
烈火：他们以什么理由对你进行收容审查的？
东平：说我涉嫌“反革命组织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烈火：把你总共审查了221天？
东平：是的，到90年春节前给我做了“取保候审”，我就回家了。
烈火：我想问一下看守所的生活咋样？
东平：呵呵，轻易不要去，那不是人呆的地方。
烈火：能不能谈具体一些，让后人知道历史的真相。
东平：首先上厕所很麻烦，号子里又没有厕所，上厕所必须到外面去。而且上厕所是定时定点的。时间一到，听到干部哨子一吹，然后整号子人都要排好队去厕所，时间也就5分钟左右。5分钟一到，又是哨音一响，不管你解完还是没有解完，都要提着裤子往回走。非常糟糕。尤其是晚上，号子里只有一个能通向外面的尿槽，只能撒尿，这就导致很多问题，许多人都得想办法调节自己的代谢规律，有的调整不过来，便得硬忍，直到天亮才能集体出去上厕所。有些人实在忍受不下来或者拉肚子，也就只好在号子里解大手，号子里空气又难以流通，确实让人既难为情，又特别受罪。
烈火：睡的地方呢？
东平：就睡在地板上，早晨起床后就把被子叠好堆放在墙角，晚上睡时再铺开，大通铺。白天，人便面向门口坐成两排或三排，搞什么反思、悔过。
烈火：吃的怎么样？
东平：主要是水煮菜加窝头，很少吃到细粮，就那还吃不饱。能把窝头吃出点心的味道来。
烈火：那么你取保候审出来后单位对你做了什么处理？
东平：让我去刷车皮去了，就是给火车清洗外车皮。
烈火：“换”了个工作岗位，从原来的列车员赶到“清洁工”的岗位上去了。那你的利益影响就大了，首先提升肯定是没戏了。
东平：那是肯定的，本来单位原来有意让我去保卫处工作，但是这事一发生，领导即使想用你也不敢了，谁愿意担这个政治风险？
烈火：工作岗位贬值了，经济收入肯定也下去了，这个对家庭的影响肯定会很大吧？
东平：父母倒还理解，但爱人就不愿意了，跟我闹情绪、闹别扭，勉强维持了两年婚姻，最后爱人还是走了，唉，想起来也让人挺伤感的。不过，相对于那些被判了很长徒刑甚至被判死刑的人来说，我这点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呢？！
“微笑专政”
烈火：你从90年到现在，每年一些敏感时间比如说“六四”前后、两会呀，当局是不是还对你进行监控？
东平：取保候审后，几乎年年的“六四”前后都会对我进行一些监控。后来我因为忙于生活问题不再引起他们的注意，这样中间有七八年时间没有对我采取措施。但到2009年不知怎么突然间又开始“关心”起我来了。在所谓的“建国六十周年”大庆时，他们来了一帮人把我带到密云的一家宾馆软禁了七八天。在软禁期间，不让我自由活动，不让我进城，剥夺了我的起码人身权利。但他们还美其名曰“微笑专政”。
烈火：“微笑专政”？
东平：是的，他们对我说“你也别告去，告也没用，我们这叫‘微笑专政’，陪你吃、陪你喝，还不用你自己出钱，多好啊！”呵呵……
“《零八宪章》能够代表我的思想”
烈火：89年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回过头来，89年对你的人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或者说经过了89年，你得出了哪些真理性认识？
东平：这样说吧，如果我没有坐过牢，我可能现在还是热爱共产党。但坐过牢后，一切都改变了，共产党很可怕，这个制度必须改变，中国必须向着民主宪政的方向前进，否则，类似悲剧将会不断的降临到每一个公民头上。
烈火：根据你的观察，你觉得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存在着哪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东平：首先是严重的腐败、普遍的腐败，整个的烂透了；其次是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当然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广大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连起码的言论自由都没有，刘晓波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是非常可怕的。
烈火：那么，你觉得这些问题又该怎么样去解决？
东平：还是那一句话，国家必须向着民主宪政的方向前进，不根除一党专政，不实行多党制，腐败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
烈火：你好像也参与了《零八宪章》的签署？
东平：是的，我消息不够灵通，大概签到1000多人后面去了。
烈火：签署的前后没有关系，你为什么会签署这份政治性文件呢？
东平：我本质上是个改良主义者，我也不希望看到社会出现大的动荡。而《零八宪章》里的六项基本理念和十九条主张都比较能够反映我的思想，而且自89年以来的这几十年时间里我们一直追求的理想不就是这个东西吗？因为《零八宪章》能够代表我的思想，我就签了。
烈火：关于将来还有什么打算？
东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争取再为中国的民主化事业做点事，使得咱们的国家能够早日实现民主、自由、宪政，这便是我关于未来的最大愿望！
“民主应该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情”
——专访《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北京工自联”领袖白东平
赵常青
白东平，《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我初见他的时候是在一次偶然的朋友邀请的小型聚会上。当我得知他在1989年是“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发起人之一时，便萌生了采访他的念头。通过电话约请，2010年的元月22日下午我们在一个小茶馆见了面。我们要了一壶茶，便开始漫谈起来。交流过程中，我不时地被他当年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所感动，尤其是当他谈到89年5月29日他被“便衣”诱捕并用细钢丝勒住他的脖子将他绑架的时候、6月17号当他被微型冲锋枪顶到脸上的时候，真是让人惊心动魄的。通过他的回忆，我们可以感受出在英雄的1989年，平凡而又伟大的北京市民是怎样支持和保护学生民主运动的。
“4．26社论是非常愚蠢的”
烈火：这样吧，就按常规先谈谈你89年以前的情况吧。你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吧？
东平：是的，我1963年出生于北京，中学毕业后，1981年便去当兵了，部队驻地在张家口，在那里做了四年大兵，1985年底复员，到北京铁路公安局工作，又做了三年铁路警察，1988年去了北京铁路局北京列车段工作。
烈火：89年胡耀邦去世后，当时北京的高校学生开始了一系列的悼念活动，这件事对你有什么样的心理影响？
东平：耀邦是一位很开明的领导人，在自由化问题上不像邓小平那样总是很顽固。因为他是由于自由化问题在87年初被邓小平赶下台的，这便在社会上引起了好多热爱自由的人对他非常同情，觉得邓小平太过分。我当时也一样，认为胡耀邦遭遇了不公平。因此，在耀邦去世后，当学生及一些知识界的人开始起来悼念时，我也参与了进去。
烈火：那么在4月22号胡耀邦追悼会以前，你都具体参与了一些什么活动？
东平：当时我主要是去高校阅读一些大字报，觉得学生提出的要求民主呀、重新评价胡耀邦都很有道理，觉得当局应该以重新评价胡耀邦为契机来启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另外我那一段时间还去了广场了解动态，4月22号追悼会当天，我就在广场南侧参加悼念活动。
烈火：你觉得89年的悼胡运动与76年的四五悼周（恩来）运动有什么区别？
东平：肯定不一样，76年四五运动其主要目的是针对“四人帮”和“文革”的，但还没有直接的民主诉求。但89年发生的悼胡运动，群众的目标是诉求民主和自由，是要推进改革，与76年的四五运动有着本质区别。
烈火：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4月26日《人民日报》发了一个社论，题目叫《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将学潮定性为“动乱”，请问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社论的？
东平：愚蠢，非常愚蠢，本来追悼会结束后，学潮基本平息，学校教学秩序得到恢复，但是“4.26社论”出来后，学生不干了，肯定不干了。我怎么“动乱了”？我们不是动乱，我们是爱国的，连我当时都觉得“4.26社论”非常荒唐，学生不接受，就要给你做出新的证明，于是在4月27日，北京发生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游行，而且游行队伍列队整齐、秩序井然。表明自己不是你说的“动乱”，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是动乱，但那是你共产党搞的，是你“伟光正”搞的，和我们学生有什么关系呢？因此，这个社论真是非常愚蠢的。
烈火：那你当时做了什么反应？
东平：我当时与大多数北京市民一样，很支持学生，学生游行的时候，我与其他市民一样，站在路边夹道欢迎。甚至很希望自己也是一个大学生，那样自己就能从一个旁观者角色进入到“主角”当中去，从而直接推动学潮、推动民主的发展。
烈火：这么说，从你当时的心理活动来说，是特别的希望中国社会发生大变革的。
东平：是的，民主总比不民主好，自由总比不自由好。
“民主应该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情”
烈火：我们知道4.27大游行之后，社会基本恢复平静，但由于学生对于当局的“动乱”定性始终不满，4月29号何东昌、袁木两个老官僚与学生的对话又缺乏诚意，于是愤怒的学生于5月13号又重新走向广场，而且是以更激烈的形式走向广场的，数千学生开始了绝食和静坐抗议，你当时如何看待学生的升级活动的？
东平：从对生命的关爱的角度讲，我是不支持学生绝食的，因为绝食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会非常大，处理不好，后遗症会非常严重。但是，从社会进步的角度讲，绝食请愿也又是一种情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学生的爱国热情很高，民主作为一种世界性潮流，中国人民当然也非常需要，没有人喜欢被别人“当家作主”，因此，我又特别理解学生的绝食行为，当学生愿意以牺牲自己身体健康、甚至愿意牺牲生命来寻求执政者的良心发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还是有希望的。感动之余，我就想我能为学生做点什么，我能为这个民主事业做点什么？
烈火：学生的牺牲精神把你心中的民主激情也给调动起来了？
东平：是的，民主不仅仅是学生的事情，它应该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情，我们每一个国家公民都有责任来关心政治改革和民主进步，顾炎武不是说过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怎能只是一个旁观者。
“我们便在当晚筹建了‘北京市工人自治联合会’”
烈火：于是你便开始考虑筹建“工自联”的事情？
东平：应该说在5月18号以前我就考虑过这方面的事情，但一直没有采取行动，5月19号听说部队要进城，便赶到天安门广场准备保护学生，在当晚召开的党政军万人大会上，李鹏、杨尚昆等人果然宣布要在北京戒严，并将于20日凌晨执行戒严令，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该站出来为学生做点事了，为民主做点事了。
烈火：你还能记得当时都有哪些人与你一块发起筹组“工自联”的？
东平：有岳武，一个山西某工厂的干部，二十多岁；还有两个北京人，一个是贺力力，是北京工人大学的一个教师；一个是刘强，是个北京工人。后来沈银汉、韩东方等人也参加了进来。
烈火：你们当时是怎么商量这事的？
东平：当时大家都觉得在军队开始戒严的时候，如果像“全国总工会”、“青联”、“妇联”等群众组织都能站出来的话，风险就会小得多。但是那些都是官方组织，他不可能站出来，那我们就只好另起炉灶，组织我们工人阶级的“自治”队伍，一则保护学生，二则扩大民主运动的社会基础，使民主运动由先前单纯的学生运动推进到有各种力量参与的社会运动，这样既能降低军事戒严的风险，又能增强民主运动成功的可能性。于是我们便在当晚筹建了“北京市工人自治联合会”，简称“工自联”。
烈火：你们成立了“工自联”后与 “北高联”等学生自治组织是怎样联系的？
东平：当时我们主要聘请了北京大学法律系的一个名叫李进进的博士生做我们的法律顾问，李进进这个人不错，作了不少事。因为我们都是一些文化水平不太高的工人，对于成立相关组织的法律知识是欠缺的，所以就请李进进这个博士生来做我们的“智囊”，他说结社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罢工虽然在法律上被取消了，但法律也没有禁止工人的罢工，因此，罢工也是合法的。而我们才开始和“北高联”的一些联系也主要是通过李进进联系的。
烈火：你们“工自联”成立后主要开展了哪些活动？
东平：“工自联”成立后临时选出了“五人筹委会”，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几个人开始工作，我主要负责组织这一块。当时发表了成立宣言，提出了“罢工”口号，要求工人阶级以自己的罢工行为来保护学生和支援学生。同时我们设立了自己的广播站。
烈火：请谈谈广播站的情况。
东平：5月20号戒严后，我们与“北高联”取得联系，工人和学生开始进行各方面的工作配合，我们决定在天安门的西侧观礼台开设广播站，当时“北高联”的负责人之一周勇军便协助“工自联”在西观礼台架设了大喇叭，这样我们便有了宣传阵地。由于学生的活动场所主要在广场，我们这个广播站主要面对的是上下班的职工和东来西去的市民，我们通过对工人市民的宣传广播来表明我们的态度，来宣传我们反对戒严、保护学生，与学生共命运、与民主共命运的政治主张，我们要求广大工人和市民勇敢地站出来抵制戒严，抵制军队进城。应该说我们的宣传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戒严后有一部分人出于内心的恐惧表现出观望和摇摆的态度，我们“工自联”在关键时刻的及时成立和宣传，使得这一部分人又勇敢地回到了广场，回到了支持学生民主运动的立场上。
“一根钢丝从后面一下子套到我的脖子上”
烈火：当时你们“工自联”在西观礼台开展活动，受到官方干预没有？
东平：有。当时官方的“天安门广场管理中心”要求我们撤掉大喇叭，要把我们从西观礼台赶走，但遭到我们的抗议和拒绝，他们也没有硬来，但是在我们的广播站附近布置了不少暗探和便衣，这是我后来被捕后才知道的，审讯我的人问我：“知道我当时在你们门口卖冰棍、卖汽水吗？”呵呵，他们就会搞这个。
烈火：你当时还是北京列车段的一个职工，你在广场做这些事的时候，单位知道不，是否找过你谈话？
东平：没有，他们都不知道。包括我5月29号被捕他们都不知道。
烈火：能不能谈谈你5月29号被捕的具体情况?
东平：5月29号下午四点左右，有一个自称是“北京大红门木材厂工会负责人”的人找到我说：“我们木材厂工会的工人想集体加入到你们‘工自联’里，行吗？”，我呢也由于缺乏经验，觉得这是个好事，便说“欢迎加入！”，他说：“那是这样，这里不方便说话，我去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咱们具体的将这个事情商谈一下，怎么样？”于是，他便把我带到南长街胡同里面的一个小餐厅里，我们便开始交谈。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餐厅里面陆陆续续的来了七八个人，都是便衣。
烈火：你当时带了几个人去的？
东平：我呢，由于事出仓促，没来得及细想，也没有告诉任何别人，便一个人跟他去的。
烈火：他们来了七八个人后怎么样？
东平：当时就把我绑架走了。
烈火：请说详细点，怎么个绑架法？
东平：当我和那个所谓的木材厂工会负责人正交谈的时候，突然感到脖子一紧，原来一个便衣拿一根钢丝从后面一下子套到我的脖子上，我立马就说不出话来，然后只见他们都围上来，其中一个人用报纸罩在我的脸上，他们就这样把我给绑架了。
烈火：向你出示证件了没有？
东平：没有。
烈火：拿钢丝勒你脖子的时候，跟你说了什么话？
东平：什么话也没有说，直接就把我架到门外推上车，然后一左一右各坐一个人把我夹在中间，我由于脖子上套有钢丝，头顶是报纸，因此什么也看不见。
烈火：然后呢？他们把你带到哪儿去了？
东平：坐上车后，车七弯八拐，最后开到位于雍和宫附近的炮局胡同，把我弄到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关起来了。我是后来才知道那个地方的名字的。
烈火：他们把你关进号子里时，里面有几个人?
东平：没有别人，就我一个人。
烈火：他们审讯你的时候，有没有亮明他们的身份？
东平：亮明了，他们说他们是市公安局的。
烈火：他们问你什么问题呢？
东平：主要是我参加了什么组织？作了些什么事？我什么都没有回答，只承认自己是支持学潮的，支持民主运动的。
烈火：他们对你动粗了没有？
东平：没有。
烈火：吃饭怎么解决？有人送被子吗？
东平：看守所你也知道，水煮菜将就着吃。他们没有通知我家里人送被褥，不过关了我三天时间就把我放出来了。
烈火：怎么回事？
东平：我是后来才知道，他们在绑架我的同时，还有另外两个“工自联”负责人也被绑架了，这事很快让其他负责人知道了，于是“工自联”和“高自联”联合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将这事通报给媒体，同时很多工人和学生聚集到市公安局的门前进行抗议，要求尽快释放我们三个负责人。也许因为这种压力，加上当时局势还没有恶化，于是5月31日他们就让单位把我接回去了。
烈火：哦，是单位来车把你接回去的？
东平：是的。
烈火：当时单位领导给你说什么话了？
东平：什么也没说，让我回家了。
烈火：然后，你又回到了广场。
东平：没有，我5月31日回到家，6月1号，媳妇就生孩子了，于是我只好到医院照顾媳妇去。
“一个人将微型冲锋枪顶到我的脸上”
烈火：6月3号晚上军队就进城开枪了，你当时还在医院吗？
东平：在，在医院听到枪声后，我便把爱人委托给家里人，然后就出来了。医院离崇文门很近，我首先去了崇文门，看到一个当兵的已经被烧死了挂在立交桥上，我又准备去到广场看看，结果广场当时已根本进不去，设在西观礼台的“工自联”广播站也早就没了声音，一切都被打乱。在此情况下，我回家将自己保存的一些工自联材料和名单烧毁了，然后于6月5号我便跑了。
烈火：跑到哪里去了？
东平：四川中江县，我岳母家在那里，我便跑到丈母娘家里躲起来了。我原以为在岳母家很安全，会没事的，却想不到最后还是被他们把我逮捕了。
烈火：哦，你在丈母娘家又被逮捕了，什么时间？
东平：6月17号。那天一大早我还躺在床上，突然听到外面有狗叫声，便通过窗户向外面观望，发现整个小楼已经被警方包围，因为岳母家住的二层小楼，我睡在楼上，我知道自己已经跑不掉了，便又重新躺在床上，不到两分钟，就冲上来五六个人，其中一个人将微型冲锋枪顶到我的脸上，喝令我不许动，然后给我戴上手铐，另外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对我说：“走，你被捕了！”我也懒得反抗，就跟他们下了楼。出到门外，只见外面停了三四辆车，穿便衣的、穿警服的有十多个人，他们将我押上车，送到中江县看守所关了三天，到7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来了七八个人把我带回去了。
烈火：坐飞机还是坐火车？
东平：坐火车，软卧，一路还把我照顾得挺“好”，呵呵……
“能把窝头吃出点心的味道来”
烈火：回到北京后，把你关到什么地方去了？
东平：炮局胡同，还是炮局胡同市局看守所。
烈火：这次你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关了几个人？
东平：还是我一个人，但没过几天，人便多起来了，十几平米的房子，关了二十多个人。
烈火：还能记得里面关了些什么身份的人？
东平：有“工自联”的，“飞虎队”的，一般市民、所谓打砸军人和军车的“暴徒”等等。
烈火：此后你就一直关押在炮局胡同？
东平：是的，把我关押了七个多月，准确的说，221天吧。
烈火：他们以什么理由对你进行收容审查的？
东平：说我涉嫌“反革命组织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烈火：把你总共审查了221天？
东平：是的，到90年春节前给我做了“取保候审”，我就回家了。
烈火：我想问一下看守所的生活咋样？
东平：呵呵，轻易不要去，那不是人呆的地方。
烈火：能不能谈具体一些，让后人知道历史的真相。
东平：首先上厕所很麻烦，号子里又没有厕所，上厕所必须到外面去。而且上厕所是定时定点的。时间一到，听到干部哨子一吹，然后整号子人都要排好队去厕所，时间也就5分钟左右。5分钟一到，又是哨音一响，不管你解完还是没有解完，都要提着裤子往回走。非常糟糕。尤其是晚上，号子里只有一个能通向外面的尿槽，只能撒尿，这就导致很多问题，许多人都得想办法调节自己的代谢规律，有的调整不过来，便得硬忍，直到天亮才能集体出去上厕所。有些人实在忍受不下来或者拉肚子，也就只好在号子里解大手，号子里空气又难以流通，确实让人既难为情，又特别受罪。
烈火：睡的地方呢？
东平：就睡在地板上，早晨起床后就把被子叠好堆放在墙角，晚上睡时再铺开，大通铺。白天，人便面向门口坐成两排或三排，搞什么反思、悔过。
烈火：吃的怎么样？
东平：主要是水煮菜加窝头，很少吃到细粮，就那还吃不饱。能把窝头吃出点心的味道来。
烈火：那么你取保候审出来后单位对你做了什么处理？
东平：让我去刷车皮去了，就是给火车清洗外车皮。
烈火：“换”了个工作岗位，从原来的列车员赶到“清洁工”的岗位上去了。那你的利益影响就大了，首先提升肯定是没戏了。
东平：那是肯定的，本来单位原来有意让我去保卫处工作，但是这事一发生，领导即使想用你也不敢了，谁愿意担这个政治风险？
烈火：工作岗位贬值了，经济收入肯定也下去了，这个对家庭的影响肯定会很大吧？
东平：父母倒还理解，但爱人就不愿意了，跟我闹情绪、闹别扭，勉强维持了两年婚姻，最后爱人还是走了，唉，想起来也让人挺伤感的。不过，相对于那些被判了很长徒刑甚至被判死刑的人来说，我这点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呢？！
“微笑专政”
烈火：你从90年到现在，每年一些敏感时间比如说“六四”前后、两会呀，当局是不是还对你进行监控？
东平：取保候审后，几乎年年的“六四”前后都会对我进行一些监控。后来我因为忙于生活问题不再引起他们的注意，这样中间有七八年时间没有对我采取措施。但到2009年不知怎么突然间又开始“关心”起我来了。在所谓的“建国六十周年”大庆时，他们来了一帮人把我带到密云的一家宾馆软禁了七八天。在软禁期间，不让我自由活动，不让我进城，剥夺了我的起码人身权利。但他们还美其名曰“微笑专政”。
烈火：“微笑专政”？
东平：是的，他们对我说“你也别告去，告也没用，我们这叫‘微笑专政’，陪你吃、陪你喝，还不用你自己出钱，多好啊！”呵呵……
“《零八宪章》能够代表我的思想”
烈火：89年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回过头来，89年对你的人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或者说经过了89年，你得出了哪些真理性认识？
东平：这样说吧，如果我没有坐过牢，我可能现在还是热爱共产党。但坐过牢后，一切都改变了，共产党很可怕，这个制度必须改变，中国必须向着民主宪政的方向前进，否则，类似悲剧将会不断的降临到每一个公民头上。
烈火：根据你的观察，你觉得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存在着哪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东平：首先是严重的腐败、普遍的腐败，整个的烂透了；其次是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当然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广大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连起码的言论自由都没有，刘晓波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是非常可怕的。
烈火：那么，你觉得这些问题又该怎么样去解决？
东平：还是那一句话，国家必须向着民主宪政的方向前进，不根除一党专政，不实行多党制，腐败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
烈火：你好像也参与了《零八宪章》的签署？
东平：是的，我消息不够灵通，大概签到1000多人后面去了。
烈火：签署的前后没有关系，你为什么会签署这份政治性文件呢？
东平：我本质上是个改良主义者，我也不希望看到社会出现大的动荡。而《零八宪章》里的六项基本理念和十九条主张都比较能够反映我的思想，而且自89年以来的这几十年时间里我们一直追求的理想不就是这个东西吗？因为《零八宪章》能够代表我的思想，我就签了。
烈火：关于将来还有什么打算？
东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争取再为中国的民主化事业做点事，使得咱们的国家能够早日实现民主、自由、宪政，这便是我关于未来的最大愿望！
2010年1月29日星期五
赵常青：“通过民主来解决腐败问题和不平等问题！”——“天安门大爷”张燕生采访记
本文首发于《民主中国》2010.2.15.
“通过民主来解决腐败问题和不平等问题！”
——“天安门大爷”张燕生采访记
赵常青
“天安门大爷”这个概念好像是“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会长孙立勇先生最早叫出来的，就像“天安门母亲”的概念有着特定的内涵与外延一样，“天安门大爷”是特指在1989年为声援学生和保护学生而被当局以所谓“打砸抢烧”等罪名逮捕入狱的北京市民们，他们不仅在当年遭遇到严重的身体摧残，而且承担了包括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包括死缓）在内的惩罚。就他们对89民主运动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来说，“天安门大爷”的称呼是当之无愧的。本文所要谈及的张燕生先生便是这些“大爷”中的一位。
张燕生，男，祖籍山东，1967年出生于北京，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展览馆工作，工作轻松，收入稳定。如果没有1989年的残酷遭遇的话，人生的轨迹也许就跟大多数北京市民一样，早过上一种舒适温暖的“小康”生活了。但是他碰上了1989年，碰上了“人民军队”进城镇压“人民”这件事——“那怎么能行？！”于是他像一个真正的“人民卫士”一样冲到了保卫学生、保卫“人民”的“最前线”……
结果，他被当局处以“无期徒刑”赶进大牢……
2010年元月29日，在一家小茶馆，笔者见到张燕生，我们的交流开门见山——就从89年的悼胡运动开始……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烈火：1989年4月15日，因胡耀邦逝世在北京引发了一场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这场运动迅速波及全国。你作为一名北京青年，在学潮起来的时候是怎样反应的？
燕生：1989年我22岁，和你们学生一样，正处于一种血气方刚的年龄，因此当学潮发生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好！”。
烈火：为什么说“好”呢？
燕生：因为当时国家存在着许多让老百姓反感的问题，比如说“官倒”呀、腐败呀，我作为老百姓中的一员，当然对这些问题也是不满的，所以学生起来闹学潮的时候，我就站出来支持学生了。
烈火：但学生首先是起来悼念胡耀邦，你当时对胡耀邦是怎样认识的？
燕生：胡耀邦人很不错。我虽然了解不多，但我知道他很开明，而且他是因为“自由化”问题被老邓赶下台的，我认为这对于胡耀邦来说是很委屈、很不公平的事，所以学生去广场悼念胡耀邦，要求为他平反，这是很好的事。而且4月22 号的追悼会我也去广场参加了，就当时的心情来说，说不清是一种悲愤还是一种抗议，也许两者都有吧。
烈火：追悼会结束以后不久，《人民日报》发了一篇社论，题目叫《要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估计你当时也注意到了这篇社论，看到这篇社论后，你当时有什么想法？
燕生：我觉得“上面”太缺乏智慧了，这不是火上浇油吗？我当时就估计学生不干了，肯定不干了，“动乱”是个啥概念呀，能随便用吗？
烈火：你说得很对，当时的学生特别反感这个社论，所以在第二天，也就是4月27号，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游行，到五月中旬，学潮进一步升级，学生到广场静坐、绝食，学生的静坐绝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广大的北京市民也纷纷起来声援支持学生，请问你当时做了些什么事？
燕生：我当时经常去广场了解情况，5月13号学生开始绝食静坐以后，广场学生一天比一天增多，尤其是外地来北京声援的学生越来越多，广场可以说是人山人海、非常拥挤，而且外地学生来北京以后还直接面临着生活问题，没吃、没喝、住露天地，生活卫生条件非常差，在这种情况下，我和许多北京市民一样，开始自发的对学生进行各种各样的支援活动，当时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相互动员往广场送什么包子呀、烙饼呀、水呀、大衣呀、饮料呀，总之，能送什么就送什么，就是想帮助学生解决一些很现实、很实际的问题。
我认为学生反腐败是特别正确的。
烈火：你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要去做这种支援？
燕生：因为我觉得学生做得对，是正确的。
烈火：能不能说具体一些？
燕生：学生反腐倡廉、反腐败当然正确。你看当官的儿子依靠特权开公司、走私，一倒腾就是一大堆钱；而老百姓辛辛苦苦上班，累死累活也就那么一点死工资，不够人家一个零头，这叫人心里怎么平衡呢？因为他们利用特权将国家资源、将公共资源倒腾到自己腰包里去了，这不是腐败是什么？不反腐败，老百姓就要一直吃亏下去，这当然是不合理的。所以我认为学生反腐败是特别正确的。
烈火：就你当时的思考来说，你认为咱们这个国家到底应该向哪个方向前进？
燕生：思考过，别看我文化不高，这个问题还真是思考过，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应该是民主的。
烈火：“应该是民主的”，什么意思？
燕生：也就是说，从现实层面上讲，我们这个国家是缺乏民主的，是缺乏自由和人权的，也因此才导致官场的严重腐败。因此，国家应该通过改革走向民主，通过民主来解决腐败问题和不平等问题。
不让他们进去镇压学生。
烈火：89年5月19号晚上，李鹏发布《戒严令》，宣布从5月20号凌晨开始在首都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你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燕生：听到戒严令后，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感到他们要对学生下手了，要对民主运动开始镇压了。我就觉得政府又把事情办错了，调集军队只能激化矛盾，正确的做法是政府应该正视学生提出的系列问题，应该平心静气的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镇压。镇压是不对的。
烈火：在做了这样的心理判断后，你又做了些什么事？
燕生：因为我们家就在车公庄附近，听说部队要进城了，市民们也都自发的起来了。在市郊的各个路口进行阻击工作。我和另外一些人就骑着摩托车到处查看哪里有军车、哪里有军队，然后互相通知邻里、街坊、朋友，便开始设路障，堵军车，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军队进城。有些人干脆就把附近的公交车推过来，放到交通要道处，这样军队就被挡在外面了。
烈火：你当时参加过什么组织没有？比如说“飞虎队”、“工自联”一类的工人组织？
燕生：这个没有。我们当时是自发的，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
烈火：你当时为什么要去堵军车呢？因为军队向市中心的挺进是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下的命令。
燕生：我当时也想过，他们会不会就是做做样子——难倒人民军队真要镇压人民吗？我心里确实怀疑过。但因为军队就在面前，顾不得细想，觉得还是要把他们堵在外面，不让他们进城。同时也想通过我们的喊话、通过我们的说服工作，使当兵的能够明白：不要盲目的执行上面的命令，因为上面的命令是错误的。你们（当兵的）应该回去。拦住他们就是想让他们掉转头回去，不让他们进去镇压学生。
烈火：在拦阻军车的过程中，你们和当兵的是一种面对面的情景，那么你们具体的和他们做了哪些交涉？他们又是怎样回应的？能不能将当时的互动情况谈一谈？
燕生：当兵的其实全是一帮小孩，我们问他们“到北京来干嘛？”他们回答说“拉练”，我们说，怕不是吧，你们怕是去天安门镇压学生吧，学生是反腐败、求民主的，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共同利益的，你们进去镇压合适吗？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执行上面的命令。有一些老头、老太太也在那里参加拦堵军车的事情，就劝他们说，孩子呀，拍着良心想一想吧，端着枪去镇压自己的兄弟姊妹、去镇压那些为了国家社会进步的大学生，那是要不得的，保不准大学生里面就有你们自己的亲人呢，你们能对着自己人开枪吗？回去吧！那些当兵的情绪好像受到了一些感染，但他们也没有后退，而是呆到车上不下来。就那样，士兵们被围堵在那里，看到他们的给养也供应不上，我们市民们又给当兵的送水、送食品，怕他们也饿着。
烈火：这真让人感动。那么，在你们的劝阻下当时有没有当兵的往后退的情况？
燕生：也有，他们的头说，那我们不去天安门了，我们回吧。于是他们后撤，但我们又不放心，害怕他们搞欺诈，便继续采取了尾追的方式近距离包围他们，他们走到哪我们跟到哪。如有一部分当兵的就撤到位于车公庄的新华印刷厂里面去了。于是，我们就在印刷厂的门口围着。觉得唯如此，广场才会更安全些。
烈火：那么在你们当时围堵军车的时候，地方政府比如说像街道办、警察他们是否来找过你们麻烦，说你们不该了？
燕生：没有，当时没有任何人来制止我们。
烈火：你们当时和当兵的发生暴力冲突没有？
燕生：没有，双方处于和平对峙状态，我们也没有进行暴力攻击，当兵的当时也很规矩。
市民们用砖头瓦块进行回击
烈火：你围堵军车做士兵工作持续了多长时间？
燕生：一直到六月初。
烈火：6月3号晚上军队就开始行动了。
燕生：是的，6月3号晚上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广播了政府的“最后通牒”，说是士兵奉命戒严，市民不要外出，都呆在家里，否则一切后果自负。我当时正在家里吃饭，看了这个电视通告后，便立马又奔车公庄去了。
烈火：在车公庄你看到了什么？
燕生：当时的车公庄已经是人山人海，好多人又去把公交车拉过来堵在马路上，一些来往的货车也被拦截下来，然后把车堵在马路上。我看到这种情景，又骑车往西长安街的方向去查看动静，这个时候西长安街往天安门的方向已经过不去了，先头部队已经开始动枪了。
烈火：你看到的第一枪发生在什么地方？
燕生：在复兴门，当时大概是晚上十一、二点。
烈火：是个什么样的具体情况？
燕生：当时看到一个男同志骑着自行车正走着呢，突然前面响起了枪声“当当当”，我们立刻趴下，却看到那个男的从自行车上跳下来了，甩开车就跑，好像没伤着，但吓着了。我们过去一看，发现那辆自行车上的护链板被子弹打了好几个窟窿。
烈火：当枪声真到了眼前的时候，你们当时是怎么反应的？
燕生：枪声一响，大家趴下，或者往小胡同里奔逃。但时间不长，市民们便又迅速集结起来，就地拆墙，砖头瓦块的什么就向士兵扔过去了，当时大家被打红了眼，见到什么能往前砸就扔。
烈火：在部队已经真枪实弹的进行开路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当时可能面临的巨大风险？
燕生：没有，顾不得想。当时只是觉得学生与广场正面临着巨大危险，他们如果去到广场，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就一个信念，拼着命也要和他们干到底，不能让他们进广场去。
烈火：也就是说在车公庄你已经投入到“战斗”中去了？
燕生：是的，在那种情况下，估计你在那里也会捡起砖头扔过去的。
烈火：我认为你说得很对，如果我当时在现场的话，肯定会和你一样。那么，你6月3号晚上就一直在复兴门进行抵抗？
燕生：不是，我在复兴门抵抗了一阵，便急着骑车回车公庄报信去了，不过等我回去时，大家早知道先头部队已经进城了。
烈火：车公庄又是一副什么样的情景？
燕生：和复兴门那边差不多，也是人山人海，市民们和当兵的短兵相接。士兵们向市民仍什么催泪瓦斯罐罐之类的东西，市民们则用砖头瓦块进行回击，就那样对阵了好长时间。由于市民们提前已经用公交车设立了重重路障，军车过不去，大概在凌晨四五点左右，当兵的就下车撤回新华印刷厂了。
烈火：车公庄难道没有开枪？
燕生：车公庄没有开枪，当兵的就是用催泪瓦斯之类的东西毒我们。
烧毁录像带
烈火：他们撤回去后你当时又做了些什么？
燕生：当时和我在一块抵挡的有五六个人，我们继续在车公庄一带坚守，这时候我们碰到几个人扛着大摄像机在进行拍照，我们当然不愿意，便围上去质问他们是干啥的，他们说他们是中央电视台的，搞新闻录制。我们要求他们出示工作证，他们鬼鬼祟祟的不愿意，我们五六个人交流意见后，认定他们是便衣，觉得这个录像带很危险，便过去将那台录像机夺过来，将里面的带子抽出来，又将他们背包里的好几盘录像带搜出来，然后将摄像机与所有的录像带一块扔到一辆正在燃烧的军车上烧毁了。而其他市民知道这些人在搞录像时就不客气的把他们也就地“教训”了一顿，最后让他们走了。
烈火：这是发生在6月4号凌晨的事情？
燕生：是的，当时天还没亮。
烈火：天亮以后你们又做了些什么？
燕生，我们一直在车公庄坚守到天明，这时候由于军队也没有再出来，而且听说天安门广场的清场工作已经完成，军队已经完全控制天安门广场，于是到早晨六七点的时候，大家也就陆续散去，各回各家了。
烈火：你当时也回家了？
燕生：我也回家了，在家吃过早饭后，我便去展览馆上班了。
烈火：6月4日当天你还去单位上班了？
燕生：是的，我当天去上班了，虽然展览馆也让军管了，但我们单位是服务行业，还得留人值班，于是我就主动要求值班，直到6月13号下午我被抓。
天亮前打了我七八顿
烈火：你是6月13号下午被捕的？
燕生：是的，6月13号下午派出所的带了七八个当兵的到我单位来抓我了。
烈火：当时的情景是怎样的？
燕生：当兵的看到我就要冲过来打我，警察挡了，因为警察我认识。然后就把我铐起来了，问我6月3号晚上我干嘛去了，我说没干啥呀，在家呆着。当兵的又要来打我，警察又给挡了，说，先带回派出所再说。就这样把我带回派出所了。
烈火：回到派出所是个什么情况？
燕生：回到派出所后那几个警察又继续问我6月3号晚上干什么去了，我继续说什么也没做，结果警察说，那好，你就再考虑考虑吧，然后他们就进去了。但不一会儿，三个当兵的就进来了，他们还是问我同一个问题，我仍然是同样的回答，结果，他们拿起枪托子、棍子就把我一顿狠砸。
烈火：你当时被铐着，只能挨？
燕生：是的，他们将我铐在暖气管上，往我头部、脊背、腹部、大腿狂砸了二十多分钟。我还是不交代。最后他们说到晚上12点之前再不交代就直接拉到戒严指挥部枪毙，以拒捕的名义，死了白死。我还是不交代，最后他们歇一会，再把我打一顿，然后再歇一会，再把我打一顿，到第二天早晨天亮前打了我七八顿。最后打得我实在受不了了，真的生不如死，我就说，你们也别打了，你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给你签字就是。就那样，他们嚓嚓一写，我也懒得看，就把字签了，等于认了。反正是个死，不想忍受那非人的毒打和折磨了。
烈火：然后呢？
燕生：然后6月14号下午就把我送到西城分局看守所了。
烈火：你进看守所的时候，里面已经关了多少人？
燕生：二十多个人，一个个鼻青脸肿，有一个人的眉骨被当兵的用枪托子砸开一个大口子；还有一个人的腮帮子被当兵的砸了一枪托，结果一下子牙齿掉了七八个，脸肿得非常恐怖。总之，没有一个不带伤的。
烈火：你在西城分局呆了多长时间？
燕生：七天，到6月21号又把我转到市局看守所了。
烈火：K字楼？
燕生：是的，把我关在3筒。
地质大学的一个教授都挨打了。
烈火：“K字楼”的情况怎样？是不是进去的人也被殴打过？
燕生：一样，里面的人没有谁没被殴打过，连中国地质大学的一个教授都挨打了。
烈火：怎么回事？
燕生：6月3号下午不是派出所的警察、街道办的人组织人拆除路障吗？这个教授看见了，说你们怎么能拆除路障呢，难倒你们想让军队进城来屠杀学生吗？结果当天这个教授就被抓到派出所了。因为派出所也已被军管，警察说了不算，当兵的想怎么打就怎么打，结果这个教授不仅牙齿被打掉好几颗，而且当兵的用大头皮鞋跺他的后背，因为是夏天，衣服单薄，这个教授后背上留下的青色皮鞋印直到三个月后他出狱时还能看得很清楚。
烈火：哦，这个教授后来释放了？
燕生：是的，他因为只说了这样几句话，没有别的事情，学校就把他保出去了。
烈火：还能记得这个教授叫什么名字吗？
燕生：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叫“师奇政”，老师的“师”、刘少奇的“奇”、政治的“政”。
烈火：你在“K字楼”的这段时间遭遇到暴力没有？
燕生：遭遇过，我在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实在忍受不了那种殴打，便让他们想咋写就咋写，不是等于认了罪吗？
被北京市中院判了无期徒刑
烈火：你是什么时间被判刑的？
燕生：89年11月8日。被北京市中院判了无期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烈火：什么罪？
燕生：破坏国家财物罪。
烈火：就是抢夺摄像机、录像带并加以烧毁的事？
燕生：是的。
烈火：你当时上诉了没有？
燕生：上诉了。当时宣判时有高院的人在，他把无期徒刑判决书递到我的手上后问我上诉不上诉，我说上诉，你猜他怎么着？他当时就对我说：“我代表高院先口头宣布对你维持原判，过几天就给你把裁定书送来。”果然，没几天，就直接把终审裁定书送来了，无期，没变。
烈火：高院根本没有经过重新审理就直接宣布你“维持原判”？
燕生：是的。
烈火：什么时间把你送到监狱的？
燕生：大概是90年春节前，当时把我送到北京市第一监狱去了。但时间不长，又把我们转到第二监狱去了。
烈火：为什么转到第二监狱去呢？
燕生：因为第一监狱在市中心，而90年要召开亚运会吧，当局为了面子上的事情，就把我们转到二监去了，然后好像是把一监给拆了。
把屁股打得黑紫黑紫的
烈火：转到二监后的情况怎样，才开始肯定不适应吧？
燕生：是的，我们转到二监去了以后对我们进行了集中管理，被称为“暴徒”的一百多人放在一个中队，被其他刑事犯罪的犯人称为“暴徒队”。干部对我们进行了入监训练，非常苛刻。而且他们使用普通刑事犯人对我们进行管理，这些刑事犯其实就是干部的打手，他们为了立功受奖，也动不动就对我们这些所谓的“暴徒”施加拳脚。干部对于这些则是视而不见，甚至是暗中怂恿。
烈火：干部是怎样具体惩罚你们的？
燕生：比如说我们认为有什么不合理向他们提出来时，干部就会把我们这些“刺头”拉出来，然后让刑事犯们把“刺头”单独拉到厕所用大皮管子抽打，把屁股打得黑紫黑紫的，肿胀得很大。有些人的屁股由于打得非常严重，淤血无法化解，最后就化脓溃烂，睡觉走路都成问题，真是坐卧不安哪！
烈火：能举一两个例子吗？
燕生：比如说，有一个人叫“刘怀中”，就因为提了一个什么问题被他们拉到厕所去抽皮管子，把他从厕所拉回来时，整个屁股乌黑，过没两天就开始溃烂，最后化脓，监狱医疗又跟不上，他的屁股也好长时间好不起来。
完不成任务干部就会收拾你
烈火：你们在监狱里参加劳动不？
燕生：才开始我们不参加劳动，主要是学习、反思、背诵监规，什么司法部58条、还有一些“顺口溜”什么的。就这样学习了半年，到90年7月份就开始参加劳动了，就是所谓“劳动改造”吧。
烈火：你都参加过哪些劳动？
燕生：摘棉丝，做乳胶手套，搞出口加工之类的。
烈火：有生产任务没有？
燕生：不但有任务，而且任务很重。比如说，一个人一天要检验一大箱乳胶手套，一箱手套是两盒，一盒1000双，两盒就是2000双，一天到晚就用滑石粉之类的检验材料检验手套，弄得好多人都得了肺结核、结肠炎之类的疾病。而且由于任务指标是一天2000双合格产品，但检验过程中会出现许多废品，这样实际工作量就会远远超过2000双，一般都在3000左右，有时甚至达到4000双。由于工作量大，导致许多人在车间完不成任务，于是晚上六点下班后，还得用纸箱子将没完成的任务拿回宿舍晚上加班干，好些人常常是加班到晚上两三点，甚至加班通宵，第二天又接着去上班。把一些人累得半死还是完不成任务，完不成任务干部就会收拾你，就会说你消极怠工什么的，然后便用电警棍电你、打你，这种恶性循环甚至会导致有些人自杀。
烈火：“自杀”，因为任务完不成而“自杀”吗？
燕生：是的，一些完不成任务的人既休息不好，又要挨打，打得实在没办法了，有的人就在出工之前把缝衣服用的针藏到棉袄里，看到干部又要惩罚自己时干脆将针从口腔吞下，或者拿针往自己胸口处扎，就像去年有些人为了抗拒拆迁，用火烧自己一样，没办法，抗拒不过，只好采取自伤自残的路子。
一个严重的生产事故甚至是所谓的“政治事件”
烈火：你刚才谈到你们的产品是“出口”的，主要往哪里“出口”？
燕生：主要出口到美国，因为那些纸箱子上写的是U.S.A.，当然是美国了。一些人因为受不了这种劳动的虐待，看到手套是出口到美国的，就往纸箱子里塞纸条，也就是写给美国人的短信吧，希望能够引起美国人的注意。
烈火：纸条上面写的什么内容?
燕生：也就是要求自由、民主、人权，向民主的美国致敬等等。
烈火：后面的署名呢？
燕生：后面一般不会书写真名，而用“自由民主战士”或“六四战士”之类的名称。
烈火：做这些事干部没有发现吗？
燕生：最后被发现了，一个50多岁的老头实在干不了这种活，任务老完成不了，老受惩罚，于是，他便往纸箱子里塞了这种纸条。由于这些出口商品到天津海关后都要进行“关检”，结果在这种检查中老头塞纸条的箱子被抽检了，而且恰恰将塞有纸条的手套给检查出来了，于是海关就将这些商品给打回来了，这便是一个严重的生产事故甚至是所谓的“政治事件”，于是监狱开始严厉追查这件事。由于这些纸箱子里面的产品都分别标记了生产人的身份代码，结果很快就追查到这个老头身上，这下老头就惨了，被关到监狱专门收拾人的小号里去了，天天打、天天电，把老头几乎给弄出神经病。
烈火：这老头叫啥名字？
燕生：“石学知”，石头的“石”、学习的“学”、知识的“知”。这个老头从小号出来后，对我们说，“我再也不去那种地方了，那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再也不去了！”
烈火：我当年也被关过四次禁闭小号，但没有收到过这种暴力虐待。
燕生：你们这些人跟我们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就说孙立勇吧，他被送进来后，也是死活不参加劳动，不但不参加，还喜欢为我们这些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打抱不平，弄得监狱很恼火，关他小号也没用，最后监狱就进行调整，把我们这个所谓的“暴徒队”里的那些喜欢煽动的、抗拒改造的统统调离到其他普通刑事犯的中队里去了。孙立勇当然也被调走了。
头发哗哗的直往下掉
烈火：你还参加过哪些劳动？
燕生：那可多了，大多是加工活，什么糊纸袋、糊药盒、制作苹果袋等等杂七杂八的。
烈火：在这漫长的刑期中，肯定有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你是怎样解决心理危机的？有没有跟人打过架?
燕生：没有跟人打过架，因为都是难兄难弟，都是从“一个战壕”里出来的，所以不会发生互相打架的事情。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是发愁，尤其是才进监狱的那几年，真是愁呀，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不知道这种煎熬何日才是一个尽头，结果头发哗哗的直往下掉。我年轻时本来头发非常好，就因为这种发愁和各种各样的煎熬，不到三年，头发就掉光了。唉，想起来，真让人心里难受。
烈火：你被逮捕后经过多长时间才和家里人联系上的？
燕生：半年吧。我和家里人的联系还挺富有戏剧性的。我在“七处”（即K字楼，北京市看守所）的时候，看到有些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后由于没事或事情不大便放出去了，就想往外捎个信。恰好不久地质大学的那位“师奇政”教授因为学校保护也要出去，我便想办法在晚上躲到被窝里给家里人写了封信（看守所、监狱晚上都是不关灯的），告诉爸妈他们不管自己被判什么刑期，请他们都要保重。然后就将这个布条塞到师教授的被子里用针缝起来。后来师教授出去后还真把这封信送到我们家里去了，我爸妈他们就利用往看守所给我送衣服的机会，给我送了一件上面有好多英文字母的背心，他们在那些字母的阴影里写了一些字，上面说：信已收到，不要操心我们等等，我当时那个高兴呀，眼泪“哗哗”的就流下来了，终于跟家里人联系上了。
没有后悔！但身体垮了！
烈火：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你在监狱里的心态应该还是非常好的，为了能够早点出来，你排除了一切干扰，一心一意的瞄准了减刑这个目标。
燕生：是的，我当时确实看不到六四短时间能够“平反”的希望，因此只有想办法减刑，才能缩短刑期，才能看到出狱的希望，因此我当时干活非常卖力，非常下功夫，最后我也减了好几次刑。我是93年从无期改为15年，最后陆陆续续的减了5年刑，到2003年4月25日便出来了，总共坐了13年10月的牢。
烈火：应该说在同时被判无期的难友里，你大概是出来得比较早的。
燕生：是的，当年被一块判无期死缓的，现在还有在里面呆着的。
烈火：你被判无期这件事对家里造成了什么影响？
燕生：一言难尽。首先是我父亲因为我被判无期而患上脑梗塞，93年就去世了；其次，我母亲也因为我身体也垮了，她本来就有糖尿病，我一出事，她的病就加重了，有一度时间走路都成问题。还有就是给家里添加了好多经济负担，我坐牢后，我父母、我哥还有我妹他们便经常来看我，我一个大小伙子不能为家庭减轻负担，反而要给他们增加负担，心里真是不舒服。这也是我拼命减刑的一个重要原因。
烈火：听说你的身体也很不好？
燕生：很糟糕，为了减刑我拼命干活，结果身体也给整垮了。首先是02年还没有出狱的时候就患上了糖尿病，现在血糖高达十六点多；还有胆囊炎也很严重。
烈火：遭遇到这么多苦难，你对自己在89年的选择后悔不？
燕生：有什么后悔的，我是坐过牢，但这又不是什么“寒碜事”，我现在仍然认为89年的学生运动是对的，反对官倒、反对腐败、要求民主，这都是合理的，都是应该的。政府使用机枪坦克镇压民主运动当然是不对的。很自然，我觉得自己在当时的选择也是正义的，我有什么可后悔的。没有后悔！但身体垮了！
烈火：那么，20年后来反思89年的学潮，你认为有哪些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同时你又希望我们这个国家向哪个方向前进？
燕生：说实在的，我现在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因为我被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弄得很头疼，我只想能挣点钱把老人孝敬一下，也想把身体疾病解决一下，但我现在却十分的力不从心，很艰难。
烈火：你现在的收入靠什么？
燕生：找工作很难，靠打零工，在旧社会叫“打短工”吧，主要是给一个装潢公司开货车，但由于公司不景气，有活的时候通知我去“上班”，没活的时候就只好在家里呆着。特别是由于自己患有糖尿病和胆囊炎，疾病发作的时候，根本干不了活。非常恼火，一个月收入几百块钱。
烈火：有社保没有？
燕生：社保有，但一个月也就400元，物价这样高，简直难以解决生活问题。原指望能挣点钱孝敬母亲，但现在却反而拖累母亲，全家人主要靠母亲的那点退休金支撑着，每想到这些，我感到自己的心里就像刀扎一样，淌血！疼啊……
烈火：你出狱后，警方还来找你的麻烦没有？
燕生：有，去年六四前几天，外电采访我，第二天，安全局的就来找我，问我为什么要接受外电采访，我说我的困难你们又不给解决，工作没工作，收入没收入，病没办法看，我只不过说了自己的困难，说了些真话而已，又咋了？又惹谁了？你们不是整天喊叫要搞“和谐社会”吗？给过我“和谐”没有？他们一看说不过我，也就走了。不过，在六四那天他们派了两个人在我家门前蹲了一整天，生怕我再给他们弄点什么事。
病看不好就没办法要孩子
烈火：你成家了没有？
燕生：成了，去年十月结的婚，爱人是一个四川农村姑娘。
烈火：恭喜你，成家毕竟是个大事情。这样，老太太也是高兴的。
燕生：问题大着呢，首先户籍问题解决不了，北京的规定是与外地人结婚，需要十年婚龄且年龄满45岁才能迁入北京。户口解决不了，其他的福利问题也就解决不了，包括看病都要自己承担。这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我现在也已经44岁了，该要孩子了吧，但是却没办法要孩子，糖尿病严重，血糖高达十六点多，又有胆囊炎，根本没办法要孩子。尤其是没钱看病，病看不好就没办法要孩子，前几天，我又去医院检查问医生我能不能要孩子，医生说你现在这样的身体怎么要孩子，先看病吧，大夫给我开了一大堆药，我去一划价，上千元，我拿不出，只好空着手从医院出来了。唉，说过来说过去，让经济问题把人给绊倒了。
采访后记
对“天安门大爷”张燕生的采访就这样结束了，说心里话，这种采访是很叫人心疼的，特别是面对贫病交加的现实，我感到自己的采访很难继续下去……
当燕生说他出狱后想挣点钱孝敬一下老太太又力不从心时；
当他说到自己到医院看病却因费用太高而空着双手走出医院时；
尤其是当他说到自己想要一个孩子，却由于严重的糖尿病和胆囊炎无钱治疗，从而无法了却自己做父亲的愿望时——
我觉得人世间的残酷有时真是局外人所无法想象的。在结束这篇采访的时候，我诚挚的希望海内外一切良知人士都能够来关心一下“天安门大爷”张燕生的现实窘境，给他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使他能够早日治好疾病，早日实现做“父亲”的愿望。
张燕生的电话：13381185322（北京）
“通过民主来解决腐败问题和不平等问题！”
——“天安门大爷”张燕生采访记
赵常青
“天安门大爷”这个概念好像是“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会长孙立勇先生最早叫出来的，就像“天安门母亲”的概念有着特定的内涵与外延一样，“天安门大爷”是特指在1989年为声援学生和保护学生而被当局以所谓“打砸抢烧”等罪名逮捕入狱的北京市民们，他们不仅在当年遭遇到严重的身体摧残，而且承担了包括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包括死缓）在内的惩罚。就他们对89民主运动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来说，“天安门大爷”的称呼是当之无愧的。本文所要谈及的张燕生先生便是这些“大爷”中的一位。
张燕生，男，祖籍山东，1967年出生于北京，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展览馆工作，工作轻松，收入稳定。如果没有1989年的残酷遭遇的话，人生的轨迹也许就跟大多数北京市民一样，早过上一种舒适温暖的“小康”生活了。但是他碰上了1989年，碰上了“人民军队”进城镇压“人民”这件事——“那怎么能行？！”于是他像一个真正的“人民卫士”一样冲到了保卫学生、保卫“人民”的“最前线”……
结果，他被当局处以“无期徒刑”赶进大牢……
2010年元月29日，在一家小茶馆，笔者见到张燕生，我们的交流开门见山——就从89年的悼胡运动开始……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烈火：1989年4月15日，因胡耀邦逝世在北京引发了一场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这场运动迅速波及全国。你作为一名北京青年，在学潮起来的时候是怎样反应的？
燕生：1989年我22岁，和你们学生一样，正处于一种血气方刚的年龄，因此当学潮发生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好！”。
烈火：为什么说“好”呢？
燕生：因为当时国家存在着许多让老百姓反感的问题，比如说“官倒”呀、腐败呀，我作为老百姓中的一员，当然对这些问题也是不满的，所以学生起来闹学潮的时候，我就站出来支持学生了。
烈火：但学生首先是起来悼念胡耀邦，你当时对胡耀邦是怎样认识的？
燕生：胡耀邦人很不错。我虽然了解不多，但我知道他很开明，而且他是因为“自由化”问题被老邓赶下台的，我认为这对于胡耀邦来说是很委屈、很不公平的事，所以学生去广场悼念胡耀邦，要求为他平反，这是很好的事。而且4月22 号的追悼会我也去广场参加了，就当时的心情来说，说不清是一种悲愤还是一种抗议，也许两者都有吧。
烈火：追悼会结束以后不久，《人民日报》发了一篇社论，题目叫《要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估计你当时也注意到了这篇社论，看到这篇社论后，你当时有什么想法？
燕生：我觉得“上面”太缺乏智慧了，这不是火上浇油吗？我当时就估计学生不干了，肯定不干了，“动乱”是个啥概念呀，能随便用吗？
烈火：你说得很对，当时的学生特别反感这个社论，所以在第二天，也就是4月27号，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游行，到五月中旬，学潮进一步升级，学生到广场静坐、绝食，学生的静坐绝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广大的北京市民也纷纷起来声援支持学生，请问你当时做了些什么事？
燕生：我当时经常去广场了解情况，5月13号学生开始绝食静坐以后，广场学生一天比一天增多，尤其是外地来北京声援的学生越来越多，广场可以说是人山人海、非常拥挤，而且外地学生来北京以后还直接面临着生活问题，没吃、没喝、住露天地，生活卫生条件非常差，在这种情况下，我和许多北京市民一样，开始自发的对学生进行各种各样的支援活动，当时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相互动员往广场送什么包子呀、烙饼呀、水呀、大衣呀、饮料呀，总之，能送什么就送什么，就是想帮助学生解决一些很现实、很实际的问题。
我认为学生反腐败是特别正确的。
烈火：你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为什么要去做这种支援？
燕生：因为我觉得学生做得对，是正确的。
烈火：能不能说具体一些？
燕生：学生反腐倡廉、反腐败当然正确。你看当官的儿子依靠特权开公司、走私，一倒腾就是一大堆钱；而老百姓辛辛苦苦上班，累死累活也就那么一点死工资，不够人家一个零头，这叫人心里怎么平衡呢？因为他们利用特权将国家资源、将公共资源倒腾到自己腰包里去了，这不是腐败是什么？不反腐败，老百姓就要一直吃亏下去，这当然是不合理的。所以我认为学生反腐败是特别正确的。
烈火：就你当时的思考来说，你认为咱们这个国家到底应该向哪个方向前进？
燕生：思考过，别看我文化不高，这个问题还真是思考过，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应该是民主的。
烈火：“应该是民主的”，什么意思？
燕生：也就是说，从现实层面上讲，我们这个国家是缺乏民主的，是缺乏自由和人权的，也因此才导致官场的严重腐败。因此，国家应该通过改革走向民主，通过民主来解决腐败问题和不平等问题。
不让他们进去镇压学生。
烈火：89年5月19号晚上，李鹏发布《戒严令》，宣布从5月20号凌晨开始在首都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你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燕生：听到戒严令后，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感到他们要对学生下手了，要对民主运动开始镇压了。我就觉得政府又把事情办错了，调集军队只能激化矛盾，正确的做法是政府应该正视学生提出的系列问题，应该平心静气的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镇压。镇压是不对的。
烈火：在做了这样的心理判断后，你又做了些什么事？
燕生：因为我们家就在车公庄附近，听说部队要进城了，市民们也都自发的起来了。在市郊的各个路口进行阻击工作。我和另外一些人就骑着摩托车到处查看哪里有军车、哪里有军队，然后互相通知邻里、街坊、朋友，便开始设路障，堵军车，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军队进城。有些人干脆就把附近的公交车推过来，放到交通要道处，这样军队就被挡在外面了。
烈火：你当时参加过什么组织没有？比如说“飞虎队”、“工自联”一类的工人组织？
燕生：这个没有。我们当时是自发的，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
烈火：你当时为什么要去堵军车呢？因为军队向市中心的挺进是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下的命令。
燕生：我当时也想过，他们会不会就是做做样子——难倒人民军队真要镇压人民吗？我心里确实怀疑过。但因为军队就在面前，顾不得细想，觉得还是要把他们堵在外面，不让他们进城。同时也想通过我们的喊话、通过我们的说服工作，使当兵的能够明白：不要盲目的执行上面的命令，因为上面的命令是错误的。你们（当兵的）应该回去。拦住他们就是想让他们掉转头回去，不让他们进去镇压学生。
烈火：在拦阻军车的过程中，你们和当兵的是一种面对面的情景，那么你们具体的和他们做了哪些交涉？他们又是怎样回应的？能不能将当时的互动情况谈一谈？
燕生：当兵的其实全是一帮小孩，我们问他们“到北京来干嘛？”他们回答说“拉练”，我们说，怕不是吧，你们怕是去天安门镇压学生吧，学生是反腐败、求民主的，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共同利益的，你们进去镇压合适吗？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执行上面的命令。有一些老头、老太太也在那里参加拦堵军车的事情，就劝他们说，孩子呀，拍着良心想一想吧，端着枪去镇压自己的兄弟姊妹、去镇压那些为了国家社会进步的大学生，那是要不得的，保不准大学生里面就有你们自己的亲人呢，你们能对着自己人开枪吗？回去吧！那些当兵的情绪好像受到了一些感染，但他们也没有后退，而是呆到车上不下来。就那样，士兵们被围堵在那里，看到他们的给养也供应不上，我们市民们又给当兵的送水、送食品，怕他们也饿着。
烈火：这真让人感动。那么，在你们的劝阻下当时有没有当兵的往后退的情况？
燕生：也有，他们的头说，那我们不去天安门了，我们回吧。于是他们后撤，但我们又不放心，害怕他们搞欺诈，便继续采取了尾追的方式近距离包围他们，他们走到哪我们跟到哪。如有一部分当兵的就撤到位于车公庄的新华印刷厂里面去了。于是，我们就在印刷厂的门口围着。觉得唯如此，广场才会更安全些。
烈火：那么在你们当时围堵军车的时候，地方政府比如说像街道办、警察他们是否来找过你们麻烦，说你们不该了？
燕生：没有，当时没有任何人来制止我们。
烈火：你们当时和当兵的发生暴力冲突没有？
燕生：没有，双方处于和平对峙状态，我们也没有进行暴力攻击，当兵的当时也很规矩。
市民们用砖头瓦块进行回击
烈火：你围堵军车做士兵工作持续了多长时间？
燕生：一直到六月初。
烈火：6月3号晚上军队就开始行动了。
燕生：是的，6月3号晚上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广播了政府的“最后通牒”，说是士兵奉命戒严，市民不要外出，都呆在家里，否则一切后果自负。我当时正在家里吃饭，看了这个电视通告后，便立马又奔车公庄去了。
烈火：在车公庄你看到了什么？
燕生：当时的车公庄已经是人山人海，好多人又去把公交车拉过来堵在马路上，一些来往的货车也被拦截下来，然后把车堵在马路上。我看到这种情景，又骑车往西长安街的方向去查看动静，这个时候西长安街往天安门的方向已经过不去了，先头部队已经开始动枪了。
烈火：你看到的第一枪发生在什么地方？
燕生：在复兴门，当时大概是晚上十一、二点。
烈火：是个什么样的具体情况？
燕生：当时看到一个男同志骑着自行车正走着呢，突然前面响起了枪声“当当当”，我们立刻趴下，却看到那个男的从自行车上跳下来了，甩开车就跑，好像没伤着，但吓着了。我们过去一看，发现那辆自行车上的护链板被子弹打了好几个窟窿。
烈火：当枪声真到了眼前的时候，你们当时是怎么反应的？
燕生：枪声一响，大家趴下，或者往小胡同里奔逃。但时间不长，市民们便又迅速集结起来，就地拆墙，砖头瓦块的什么就向士兵扔过去了，当时大家被打红了眼，见到什么能往前砸就扔。
烈火：在部队已经真枪实弹的进行开路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当时可能面临的巨大风险？
燕生：没有，顾不得想。当时只是觉得学生与广场正面临着巨大危险，他们如果去到广场，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就一个信念，拼着命也要和他们干到底，不能让他们进广场去。
烈火：也就是说在车公庄你已经投入到“战斗”中去了？
燕生：是的，在那种情况下，估计你在那里也会捡起砖头扔过去的。
烈火：我认为你说得很对，如果我当时在现场的话，肯定会和你一样。那么，你6月3号晚上就一直在复兴门进行抵抗？
燕生：不是，我在复兴门抵抗了一阵，便急着骑车回车公庄报信去了，不过等我回去时，大家早知道先头部队已经进城了。
烈火：车公庄又是一副什么样的情景？
燕生：和复兴门那边差不多，也是人山人海，市民们和当兵的短兵相接。士兵们向市民仍什么催泪瓦斯罐罐之类的东西，市民们则用砖头瓦块进行回击，就那样对阵了好长时间。由于市民们提前已经用公交车设立了重重路障，军车过不去，大概在凌晨四五点左右，当兵的就下车撤回新华印刷厂了。
烈火：车公庄难道没有开枪？
燕生：车公庄没有开枪，当兵的就是用催泪瓦斯之类的东西毒我们。
烧毁录像带
烈火：他们撤回去后你当时又做了些什么？
燕生：当时和我在一块抵挡的有五六个人，我们继续在车公庄一带坚守，这时候我们碰到几个人扛着大摄像机在进行拍照，我们当然不愿意，便围上去质问他们是干啥的，他们说他们是中央电视台的，搞新闻录制。我们要求他们出示工作证，他们鬼鬼祟祟的不愿意，我们五六个人交流意见后，认定他们是便衣，觉得这个录像带很危险，便过去将那台录像机夺过来，将里面的带子抽出来，又将他们背包里的好几盘录像带搜出来，然后将摄像机与所有的录像带一块扔到一辆正在燃烧的军车上烧毁了。而其他市民知道这些人在搞录像时就不客气的把他们也就地“教训”了一顿，最后让他们走了。
烈火：这是发生在6月4号凌晨的事情？
燕生：是的，当时天还没亮。
烈火：天亮以后你们又做了些什么？
燕生，我们一直在车公庄坚守到天明，这时候由于军队也没有再出来，而且听说天安门广场的清场工作已经完成，军队已经完全控制天安门广场，于是到早晨六七点的时候，大家也就陆续散去，各回各家了。
烈火：你当时也回家了？
燕生：我也回家了，在家吃过早饭后，我便去展览馆上班了。
烈火：6月4日当天你还去单位上班了？
燕生：是的，我当天去上班了，虽然展览馆也让军管了，但我们单位是服务行业，还得留人值班，于是我就主动要求值班，直到6月13号下午我被抓。
天亮前打了我七八顿
烈火：你是6月13号下午被捕的？
燕生：是的，6月13号下午派出所的带了七八个当兵的到我单位来抓我了。
烈火：当时的情景是怎样的？
燕生：当兵的看到我就要冲过来打我，警察挡了，因为警察我认识。然后就把我铐起来了，问我6月3号晚上我干嘛去了，我说没干啥呀，在家呆着。当兵的又要来打我，警察又给挡了，说，先带回派出所再说。就这样把我带回派出所了。
烈火：回到派出所是个什么情况？
燕生：回到派出所后那几个警察又继续问我6月3号晚上干什么去了，我继续说什么也没做，结果警察说，那好，你就再考虑考虑吧，然后他们就进去了。但不一会儿，三个当兵的就进来了，他们还是问我同一个问题，我仍然是同样的回答，结果，他们拿起枪托子、棍子就把我一顿狠砸。
烈火：你当时被铐着，只能挨？
燕生：是的，他们将我铐在暖气管上，往我头部、脊背、腹部、大腿狂砸了二十多分钟。我还是不交代。最后他们说到晚上12点之前再不交代就直接拉到戒严指挥部枪毙，以拒捕的名义，死了白死。我还是不交代，最后他们歇一会，再把我打一顿，然后再歇一会，再把我打一顿，到第二天早晨天亮前打了我七八顿。最后打得我实在受不了了，真的生不如死，我就说，你们也别打了，你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给你签字就是。就那样，他们嚓嚓一写，我也懒得看，就把字签了，等于认了。反正是个死，不想忍受那非人的毒打和折磨了。
烈火：然后呢？
燕生：然后6月14号下午就把我送到西城分局看守所了。
烈火：你进看守所的时候，里面已经关了多少人？
燕生：二十多个人，一个个鼻青脸肿，有一个人的眉骨被当兵的用枪托子砸开一个大口子；还有一个人的腮帮子被当兵的砸了一枪托，结果一下子牙齿掉了七八个，脸肿得非常恐怖。总之，没有一个不带伤的。
烈火：你在西城分局呆了多长时间？
燕生：七天，到6月21号又把我转到市局看守所了。
烈火：K字楼？
燕生：是的，把我关在3筒。
地质大学的一个教授都挨打了。
烈火：“K字楼”的情况怎样？是不是进去的人也被殴打过？
燕生：一样，里面的人没有谁没被殴打过，连中国地质大学的一个教授都挨打了。
烈火：怎么回事？
燕生：6月3号下午不是派出所的警察、街道办的人组织人拆除路障吗？这个教授看见了，说你们怎么能拆除路障呢，难倒你们想让军队进城来屠杀学生吗？结果当天这个教授就被抓到派出所了。因为派出所也已被军管，警察说了不算，当兵的想怎么打就怎么打，结果这个教授不仅牙齿被打掉好几颗，而且当兵的用大头皮鞋跺他的后背，因为是夏天，衣服单薄，这个教授后背上留下的青色皮鞋印直到三个月后他出狱时还能看得很清楚。
烈火：哦，这个教授后来释放了？
燕生：是的，他因为只说了这样几句话，没有别的事情，学校就把他保出去了。
烈火：还能记得这个教授叫什么名字吗？
燕生：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叫“师奇政”，老师的“师”、刘少奇的“奇”、政治的“政”。
烈火：你在“K字楼”的这段时间遭遇到暴力没有？
燕生：遭遇过，我在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实在忍受不了那种殴打，便让他们想咋写就咋写，不是等于认了罪吗？
被北京市中院判了无期徒刑
烈火：你是什么时间被判刑的？
燕生：89年11月8日。被北京市中院判了无期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烈火：什么罪？
燕生：破坏国家财物罪。
烈火：就是抢夺摄像机、录像带并加以烧毁的事？
燕生：是的。
烈火：你当时上诉了没有？
燕生：上诉了。当时宣判时有高院的人在，他把无期徒刑判决书递到我的手上后问我上诉不上诉，我说上诉，你猜他怎么着？他当时就对我说：“我代表高院先口头宣布对你维持原判，过几天就给你把裁定书送来。”果然，没几天，就直接把终审裁定书送来了，无期，没变。
烈火：高院根本没有经过重新审理就直接宣布你“维持原判”？
燕生：是的。
烈火：什么时间把你送到监狱的？
燕生：大概是90年春节前，当时把我送到北京市第一监狱去了。但时间不长，又把我们转到第二监狱去了。
烈火：为什么转到第二监狱去呢？
燕生：因为第一监狱在市中心，而90年要召开亚运会吧，当局为了面子上的事情，就把我们转到二监去了，然后好像是把一监给拆了。
把屁股打得黑紫黑紫的
烈火：转到二监后的情况怎样，才开始肯定不适应吧？
燕生：是的，我们转到二监去了以后对我们进行了集中管理，被称为“暴徒”的一百多人放在一个中队，被其他刑事犯罪的犯人称为“暴徒队”。干部对我们进行了入监训练，非常苛刻。而且他们使用普通刑事犯人对我们进行管理，这些刑事犯其实就是干部的打手，他们为了立功受奖，也动不动就对我们这些所谓的“暴徒”施加拳脚。干部对于这些则是视而不见，甚至是暗中怂恿。
烈火：干部是怎样具体惩罚你们的？
燕生：比如说我们认为有什么不合理向他们提出来时，干部就会把我们这些“刺头”拉出来，然后让刑事犯们把“刺头”单独拉到厕所用大皮管子抽打，把屁股打得黑紫黑紫的，肿胀得很大。有些人的屁股由于打得非常严重，淤血无法化解，最后就化脓溃烂，睡觉走路都成问题，真是坐卧不安哪！
烈火：能举一两个例子吗？
燕生：比如说，有一个人叫“刘怀中”，就因为提了一个什么问题被他们拉到厕所去抽皮管子，把他从厕所拉回来时，整个屁股乌黑，过没两天就开始溃烂，最后化脓，监狱医疗又跟不上，他的屁股也好长时间好不起来。
完不成任务干部就会收拾你
烈火：你们在监狱里参加劳动不？
燕生：才开始我们不参加劳动，主要是学习、反思、背诵监规，什么司法部58条、还有一些“顺口溜”什么的。就这样学习了半年，到90年7月份就开始参加劳动了，就是所谓“劳动改造”吧。
烈火：你都参加过哪些劳动？
燕生：摘棉丝，做乳胶手套，搞出口加工之类的。
烈火：有生产任务没有？
燕生：不但有任务，而且任务很重。比如说，一个人一天要检验一大箱乳胶手套，一箱手套是两盒，一盒1000双，两盒就是2000双，一天到晚就用滑石粉之类的检验材料检验手套，弄得好多人都得了肺结核、结肠炎之类的疾病。而且由于任务指标是一天2000双合格产品，但检验过程中会出现许多废品，这样实际工作量就会远远超过2000双，一般都在3000左右，有时甚至达到4000双。由于工作量大，导致许多人在车间完不成任务，于是晚上六点下班后，还得用纸箱子将没完成的任务拿回宿舍晚上加班干，好些人常常是加班到晚上两三点，甚至加班通宵，第二天又接着去上班。把一些人累得半死还是完不成任务，完不成任务干部就会收拾你，就会说你消极怠工什么的，然后便用电警棍电你、打你，这种恶性循环甚至会导致有些人自杀。
烈火：“自杀”，因为任务完不成而“自杀”吗？
燕生：是的，一些完不成任务的人既休息不好，又要挨打，打得实在没办法了，有的人就在出工之前把缝衣服用的针藏到棉袄里，看到干部又要惩罚自己时干脆将针从口腔吞下，或者拿针往自己胸口处扎，就像去年有些人为了抗拒拆迁，用火烧自己一样，没办法，抗拒不过，只好采取自伤自残的路子。
一个严重的生产事故甚至是所谓的“政治事件”
烈火：你刚才谈到你们的产品是“出口”的，主要往哪里“出口”？
燕生：主要出口到美国，因为那些纸箱子上写的是U.S.A.，当然是美国了。一些人因为受不了这种劳动的虐待，看到手套是出口到美国的，就往纸箱子里塞纸条，也就是写给美国人的短信吧，希望能够引起美国人的注意。
烈火：纸条上面写的什么内容?
燕生：也就是要求自由、民主、人权，向民主的美国致敬等等。
烈火：后面的署名呢？
燕生：后面一般不会书写真名，而用“自由民主战士”或“六四战士”之类的名称。
烈火：做这些事干部没有发现吗？
燕生：最后被发现了，一个50多岁的老头实在干不了这种活，任务老完成不了，老受惩罚，于是，他便往纸箱子里塞了这种纸条。由于这些出口商品到天津海关后都要进行“关检”，结果在这种检查中老头塞纸条的箱子被抽检了，而且恰恰将塞有纸条的手套给检查出来了，于是海关就将这些商品给打回来了，这便是一个严重的生产事故甚至是所谓的“政治事件”，于是监狱开始严厉追查这件事。由于这些纸箱子里面的产品都分别标记了生产人的身份代码，结果很快就追查到这个老头身上，这下老头就惨了，被关到监狱专门收拾人的小号里去了，天天打、天天电，把老头几乎给弄出神经病。
烈火：这老头叫啥名字？
燕生：“石学知”，石头的“石”、学习的“学”、知识的“知”。这个老头从小号出来后，对我们说，“我再也不去那种地方了，那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再也不去了！”
烈火：我当年也被关过四次禁闭小号，但没有收到过这种暴力虐待。
燕生：你们这些人跟我们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就说孙立勇吧，他被送进来后，也是死活不参加劳动，不但不参加，还喜欢为我们这些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打抱不平，弄得监狱很恼火，关他小号也没用，最后监狱就进行调整，把我们这个所谓的“暴徒队”里的那些喜欢煽动的、抗拒改造的统统调离到其他普通刑事犯的中队里去了。孙立勇当然也被调走了。
头发哗哗的直往下掉
烈火：你还参加过哪些劳动？
燕生：那可多了，大多是加工活，什么糊纸袋、糊药盒、制作苹果袋等等杂七杂八的。
烈火：在这漫长的刑期中，肯定有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你是怎样解决心理危机的？有没有跟人打过架?
燕生：没有跟人打过架，因为都是难兄难弟，都是从“一个战壕”里出来的，所以不会发生互相打架的事情。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是发愁，尤其是才进监狱的那几年，真是愁呀，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不知道这种煎熬何日才是一个尽头，结果头发哗哗的直往下掉。我年轻时本来头发非常好，就因为这种发愁和各种各样的煎熬，不到三年，头发就掉光了。唉，想起来，真让人心里难受。
烈火：你被逮捕后经过多长时间才和家里人联系上的？
燕生：半年吧。我和家里人的联系还挺富有戏剧性的。我在“七处”（即K字楼，北京市看守所）的时候，看到有些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后由于没事或事情不大便放出去了，就想往外捎个信。恰好不久地质大学的那位“师奇政”教授因为学校保护也要出去，我便想办法在晚上躲到被窝里给家里人写了封信（看守所、监狱晚上都是不关灯的），告诉爸妈他们不管自己被判什么刑期，请他们都要保重。然后就将这个布条塞到师教授的被子里用针缝起来。后来师教授出去后还真把这封信送到我们家里去了，我爸妈他们就利用往看守所给我送衣服的机会，给我送了一件上面有好多英文字母的背心，他们在那些字母的阴影里写了一些字，上面说：信已收到，不要操心我们等等，我当时那个高兴呀，眼泪“哗哗”的就流下来了，终于跟家里人联系上了。
没有后悔！但身体垮了！
烈火：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你在监狱里的心态应该还是非常好的，为了能够早点出来，你排除了一切干扰，一心一意的瞄准了减刑这个目标。
燕生：是的，我当时确实看不到六四短时间能够“平反”的希望，因此只有想办法减刑，才能缩短刑期，才能看到出狱的希望，因此我当时干活非常卖力，非常下功夫，最后我也减了好几次刑。我是93年从无期改为15年，最后陆陆续续的减了5年刑，到2003年4月25日便出来了，总共坐了13年10月的牢。
烈火：应该说在同时被判无期的难友里，你大概是出来得比较早的。
燕生：是的，当年被一块判无期死缓的，现在还有在里面呆着的。
烈火：你被判无期这件事对家里造成了什么影响？
燕生：一言难尽。首先是我父亲因为我被判无期而患上脑梗塞，93年就去世了；其次，我母亲也因为我身体也垮了，她本来就有糖尿病，我一出事，她的病就加重了，有一度时间走路都成问题。还有就是给家里添加了好多经济负担，我坐牢后，我父母、我哥还有我妹他们便经常来看我，我一个大小伙子不能为家庭减轻负担，反而要给他们增加负担，心里真是不舒服。这也是我拼命减刑的一个重要原因。
烈火：听说你的身体也很不好？
燕生：很糟糕，为了减刑我拼命干活，结果身体也给整垮了。首先是02年还没有出狱的时候就患上了糖尿病，现在血糖高达十六点多；还有胆囊炎也很严重。
烈火：遭遇到这么多苦难，你对自己在89年的选择后悔不？
燕生：有什么后悔的，我是坐过牢，但这又不是什么“寒碜事”，我现在仍然认为89年的学生运动是对的，反对官倒、反对腐败、要求民主，这都是合理的，都是应该的。政府使用机枪坦克镇压民主运动当然是不对的。很自然，我觉得自己在当时的选择也是正义的，我有什么可后悔的。没有后悔！但身体垮了！
烈火：那么，20年后来反思89年的学潮，你认为有哪些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同时你又希望我们这个国家向哪个方向前进？
燕生：说实在的，我现在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因为我被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弄得很头疼，我只想能挣点钱把老人孝敬一下，也想把身体疾病解决一下，但我现在却十分的力不从心，很艰难。
烈火：你现在的收入靠什么？
燕生：找工作很难，靠打零工，在旧社会叫“打短工”吧，主要是给一个装潢公司开货车，但由于公司不景气，有活的时候通知我去“上班”，没活的时候就只好在家里呆着。特别是由于自己患有糖尿病和胆囊炎，疾病发作的时候，根本干不了活。非常恼火，一个月收入几百块钱。
烈火：有社保没有？
燕生：社保有，但一个月也就400元，物价这样高，简直难以解决生活问题。原指望能挣点钱孝敬母亲，但现在却反而拖累母亲，全家人主要靠母亲的那点退休金支撑着，每想到这些，我感到自己的心里就像刀扎一样，淌血！疼啊……
烈火：你出狱后，警方还来找你的麻烦没有？
燕生：有，去年六四前几天，外电采访我，第二天，安全局的就来找我，问我为什么要接受外电采访，我说我的困难你们又不给解决，工作没工作，收入没收入，病没办法看，我只不过说了自己的困难，说了些真话而已，又咋了？又惹谁了？你们不是整天喊叫要搞“和谐社会”吗？给过我“和谐”没有？他们一看说不过我，也就走了。不过，在六四那天他们派了两个人在我家门前蹲了一整天，生怕我再给他们弄点什么事。
病看不好就没办法要孩子
烈火：你成家了没有？
燕生：成了，去年十月结的婚，爱人是一个四川农村姑娘。
烈火：恭喜你，成家毕竟是个大事情。这样，老太太也是高兴的。
燕生：问题大着呢，首先户籍问题解决不了，北京的规定是与外地人结婚，需要十年婚龄且年龄满45岁才能迁入北京。户口解决不了，其他的福利问题也就解决不了，包括看病都要自己承担。这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我现在也已经44岁了，该要孩子了吧，但是却没办法要孩子，糖尿病严重，血糖高达十六点多，又有胆囊炎，根本没办法要孩子。尤其是没钱看病，病看不好就没办法要孩子，前几天，我又去医院检查问医生我能不能要孩子，医生说你现在这样的身体怎么要孩子，先看病吧，大夫给我开了一大堆药，我去一划价，上千元，我拿不出，只好空着手从医院出来了。唉，说过来说过去，让经济问题把人给绊倒了。
采访后记
对“天安门大爷”张燕生的采访就这样结束了，说心里话，这种采访是很叫人心疼的，特别是面对贫病交加的现实，我感到自己的采访很难继续下去……
当燕生说他出狱后想挣点钱孝敬一下老太太又力不从心时；
当他说到自己到医院看病却因费用太高而空着双手走出医院时；
尤其是当他说到自己想要一个孩子，却由于严重的糖尿病和胆囊炎无钱治疗，从而无法了却自己做父亲的愿望时——
我觉得人世间的残酷有时真是局外人所无法想象的。在结束这篇采访的时候，我诚挚的希望海内外一切良知人士都能够来关心一下“天安门大爷”张燕生的现实窘境，给他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使他能够早日治好疾病，早日实现做“父亲”的愿望。
张燕生的电话：13381185322（北京）
2010年1月23日星期六
赵常青：周文王的“革命”与赵紫阳的“改良”
（本文首发于《民主中国》2010.1.26.）
“西伯拘而演周易”
我们先来看一个“西伯拘而演周易”的故事。
话说商王朝的最后一任“国家主席”商纣王不仅非常好色，而且非常残暴。他不仅发明了炮烙之刑惩罚犯人，而且喜欢乱杀无辜，对于他所看中的女孩子，稍有不从，便会处死甚至连尸骨也荡然无存。有一次，这个“国家主席”又看上了九侯的女儿便征召入宫，不料这个漂亮的女孩子性“不喜淫”，惹得这个老家伙一怒之下不仅将女孩杀了，而且将女孩的尸体做成肉酱送还给了她的父亲。有一个叫“鄂侯”的大臣就此事说了纣王几句，商纣王干脆也将这个进谏的大臣处死并将他的肉也做成了肉酱！
这事传到被封为“西伯”的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耳里，姬昌碍于当时的国家恐怖政策，只轻轻地发了一声叹息来表达自己心中对“国家主席”反人道主义行径的强烈不满，不料西伯之叹被佞臣崇侯虎告发。结果纣王大怒，便将年龄已届82岁的姬昌老头赶进一个叫“羑里”的地方监禁起来——羑里监狱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国家监狱也因此而闻名至今！
姬昌入狱后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潜心于历史哲学的研究。通过对“古典文献”伏羲八卦的深入研究而结晶出一部新的伟大历史文献，那就是作为中华文化总源头的《周易》。
姬昌在《周易》里总结了上古时期人们关于阴阳变化发展的一些具有规律性的高深学问，指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思想，尤其是通过对既往历史的考察，姬昌充分的肯定了广大人民的“革命”权——他在《周易﹒革》卦中响亮地提出了“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的著名论断。指出商汤灭夏、汤武革命有着“顺天应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身为“国家囚徒”的“西北王”姬昌其不便明挑的玄机不在论古，而在谈今。既然当今圣上如此荒淫残暴，听不进臣下的批评和建议，不愿走改革从良的道路，那么剩下的命运就只能是等待人民的革命了。
好在是姬昌入狱七年后——到89岁时，他的亲友们通过向纣王行贿财货美女而将姬昌救了出来。姬昌走出国家监狱后，便开始进行狱中思考的“革命”大业。考虑到自己已是九十余岁的老翁了，便把“革命”理想寄托在儿子姬发（即后来的周武王）身上。他不仅对儿子大力进行革命政治学的教育，指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而且还为儿子聘请了一位大国师——姜太公。虎父无犬子，姬发不负乃父遗志，经过艰苦准备，终于在姬昌死后的第十二年（B.C1105年）与商纣王在牧野展开战略大决战，结果，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国家元首战败自杀，商朝灭亡，周室得控天下，令后世大儒孔夫子礼拜有加的周王朝开始了自己的“礼治”时代。
我之所以在本文开头首先提及“西伯拘而演周易”的故事，是因为我认为“西伯拘而演周易”的悲喜剧与赵公紫阳先生的晚年遭遇在许多方面有得一比。
首先，被商纣王封为“西伯”的姬昌是一位很能干的“封疆大吏”，他把关中大地治理得井井有条，为周王朝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赵紫阳也是由于在治理四川时因敢于改革、政绩突出而跃升为国家总理职务的。
其次，姬昌因为对商纣王的严重反人道行径表示了自己的非议（一声叹息而已），就被赶进羑里监狱关押。而赵紫阳呢，就比姬昌要做得好得多了——面对数千在广场绝食抗议的学生，他以执政党总书记的身份首先力劝同学们恢复进食，希望同学们能够“看到国家实现四化的那一天”，同时在保守派们决定调集军队进城戒严时，赵紫阳从人道主义出发，采取了坚决的抵制政策，不仅拒绝主持决定戒严的万人大会，而且根本拒绝出席会议，其结果，恼羞成怒的“纣王”们不仅罢黜了赵紫阳的所有职务，而且从1989年5月下旬开始，长期将他软禁在北京市富强胡同六号“监所”。
第三，周文王入狱时已是82岁高龄，但商纣王只将他关押了七年时间便释放了；赵紫阳入“狱”时也已71岁高龄。尽管中共强权集团换了好几代，却都一如既往的将赵紫阳软禁在富强胡同六号“监所”——从1989年一口气关押了十六年，直到2005年他去世时，也未能恢复他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这一点上，赵紫阳又比周文王要悲惨多了。
最重要的是两位老人被关进监狱后都没有垮掉。周文王在监狱里为后世子孙贡献了一部《周易》，强调了“穷则思变”的人心法则，指出了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合理性，并在出狱后将自己的“革命”思想授受给儿子周武王，促使周武王率兵对不愿改革、听不进臣民批评建议的商纣王行使了庄严的革命权，并最终开辟了一个新的、相对进步的周王朝。那么同为国家囚徒的赵紫阳又在著名的“富强胡同六号监所”里作了些什么样的思考呢？这便是我在本文中要探究的第二个大问题——
赵紫阳的“政治遗嘱”
1989年5月下旬，七十一岁的赵紫阳因反对戒严被最高当局非法软禁，直到2005年2月去世。在长达16年的软禁岁月里，赵公没有放弃关于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思考。在一些老部下的建议下，赵公就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作了一些讲话录音，录音经过杜导正等人的文字整理于2009年5月在香港公开出版，书的名字叫《改革历程》（在国外也有将书名说成是《国家囚徒》的）。
我有幸在前不久读到了这本书，全书共分六个部分，分别涉及八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反自由化、十三大、治理整顿、89六四等问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但对我本人吸引力最大的乃是全书的第六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在这一章节里，作者首先反思了邓小平的政改思路，多次指出邓小平的所谓政体改革并非民主改革，而不过是做些行政改革，赵紫阳说：“他（邓）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的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赵公充分肯定胡耀邦的政治思想，认为“民主是耀邦追求的目标”。而本章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乃是我称之为赵紫阳“政治遗嘱”的第四小节，即作者“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过程”。
坦率的说，我在读到这本书以前对赵紫阳的定位只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2005年2月我在狱内得到赵紫阳逝世的消息时所写的缅怀文字也是这样的思想认识。我从来没有认为赵紫阳是像胡耀邦那样认可民主制度的，赵所做的十三大报告虽然提出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设想，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被确定为“两个基本点”中的一个。赵在1989年抗拒戒严的有限行为并不能证明赵是在追求民主，而只能证明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这正如周文王看到商纣王煲人肉羹时所发出的人道主义叹息并不能证明周文王具有民主思想一样，赵在89年的作为还不能说成是他对民主的追求，只能说赵在89年与刽子手们的决裂闪耀的是人性的光芒、人道的光辉！
但从赵紫阳的“政治遗嘱”里我明显的读出了他在漫长幽禁岁月中通过思考所发生的重大思想升华和转变。那就是通过富强胡同六号“监所”的多年软禁使得赵公完全抛弃了原来的共产主义思想包袱，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政治哲学的共产党员成功的转变成一个信奉普世价值的民主人士——凤凰在烈火中实现了涅槃、重生和永生！
那么，赵紫阳的“政治遗嘱”究竟是什么内容呢？
简单的说就一句话：必须在中国建立起“议会民主制”，而在这之前要有一个较长时期的过渡。
赵紫阳在89年下台以前跟许多保守的共产党领袖一样，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也正因此，他说：“我当时所想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到1987年，不是想在中国搞多党制，搞西方的议会民主制”。但经过“六四”及其以后黑暗岁月的洗礼，赵公终于意识到“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既然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本来面目让他识破了，那么出路在哪里呢？
赵紫阳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认为诸如君主制、法西斯独裁、军人政权都已被历史淘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他还说：“为什么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实行另外一种制度呢？这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
由此可见，赵紫阳已完全由一个共产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了，他不仅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达”中认识到了议会民主制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而且也认识到了当今中国社会所存在的系列问题——包括权力市场化、腐败问题、两极分化问题等均是由于缺少这种议会民主制造成的，正因为“西方议会制是现在可以找到的最好的政治体制”，赵紫阳才会斩钉截铁的宣布“在中国目前条件下，首先必须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实行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这便是赵紫阳“政治遗嘱”的最核心内容——首先确立议会民主制的改革目标。
与此同时，赵紫阳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也提出了在实行议会民主制以前是需要创造一定条件的，不能仓促贸然的一下子建立。尤其是为了避免社会国家在转型时期的过于动荡而导致过多的改革成本的付出，赵紫阳认为需要一个稳定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里，人民应该继续支持共产党执政，继续保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是，执政党必须改变自己的“执政方式”，必须在社会政治领域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从而为建立良好的议会民主制创造必须的条件。具体说来，在这个过渡期里，执政党应该解决以下问题：
增加党和国家决策工作的透明度，使人民享有知情权；
培育社会团体，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更多更好的容纳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
保障公民权利，尤其是通过有效立法来保障宪法第35条所规定的六大公民政治权利，向法治化前进；
改革选举制度，扩大民主选举范围，执政党在向人大推荐领导人选的时候应多推荐几位，由人大代表从中选择，并且这种差额选举应从基层推广至中央一级；
党内民主关要过，一定要允许不同意见、甚至不同派别在党内的合法存在；
改善多党合作制度，使民主党派真正起到既能参政、又能监督的作用。允许民主党派在人大开会期间，可以以党派、党组的形式活动；
逐步开放舆论、逐步开放报禁；
逐步开放党禁；
军队国家化；
实现司法独立。
这些都是执政党在过渡期必须大力解决的问题。
最后赵紫阳提醒共产党执政集团说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靠宪法的规定来垄断”，而是要靠自己去竞争。议会民主制已是一种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无可阻挡，顺之者昌。“我们自觉这样搞，对党有好处，对社会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反之，那就对党没有好处，对社会没有好处，对人民没有好处”，“如果我们一切都很主动，一切都搞得很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可以保持很久。”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延，“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以上便是赵紫阳在《改革历程》这本书中所要表达的最核心内容，由于这些内容直到他逝世之前都没有公开过，因此，赵紫阳在漫长幽禁岁月里所结晶出来的上述真理性思考便是他对中国共产主义执政集团的嘱托和期望，是他对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最后嘱托和期望！
“改良”还是“革命”？
从前文的表述中，我们知道周文王和赵紫阳作为自己所处时代的国家囚徒在黑暗漫长的囚禁岁月都没有放弃对自己所处国家和社会的命运思考，而且都为自己国家的未来变化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所不同的是周文王果断地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尽管他在狱内大作《周易》里没有明确号召自己的人民起来完成对商纣政权的革命性颠覆，但“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响亮论断则为商纣政权的执政危机提供了历史哲学方面的精辟论证，周文王也在自己的这种“革命”理论中为自己出狱后的“革命”事业寻找到了充分的合法性依据。
而赵紫阳则选择了继续“改良”的道路，通过赵紫阳的“政治遗嘱”，我们虽然发现他在“囚徒”岁月顺利的完成了自己思想的“哥白尼式革命”——顺利的从一个信奉马列的共产主义者转变为一个信奉普世价值的民主主义者，但从内心里他对于他曾长期供职的中国共产党还是非常关心的，尽管这个党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强加给他的是种种虐待和迫害，但他并没有呼吁人民“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而是反复提醒执政当局民主化已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世界性潮流，赶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赶紧向着“议会民主制”的方向前进，并提出了十余条在过渡时期具有很大操作性价值的改革意见和建议。
周文王出狱后领导自己的同志们积极的执行了自己的“革命”事业，虽然文王出狱后不到七年时间就死了，但他的革命理想被包括姜太公和自己儿子在内的同志们所继承，到公元前1105年，也就是在周文王去世后的第十二年，周武王在著名的牧野之战中取得了对纣王的决定性胜利，纣王战败自杀，商纣政权被成功颠覆，周武王掌控了“北京”，这使得周文王在监狱里所谋划的“革命”大业终于得到了理想的实现！
那么，赵紫阳在“狱中”所谋划的民主“改良”事业能否得到很好的执行呢？赵紫阳的改革理想能否实现呢？“议会民主制”的政治蓝图能否在中国成为美丽的现实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则是需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色政治力量来共同回答的。
就中国民间现存的各种比较活跃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来说，绝大部分是认同“议会民主制”这一总体目标的，如自由主义学者、家庭教会人士、法轮功、民间维权人士、NGO组织以及于2008年年底横空出世的“宪章派”都在向这个目标前进。尽管这些力量受到当局不同程度的打压，但都在以自己所能认可的方式向着“议会民主制”的方向“加油”。尤其是“零八宪章”团队作为议会民主制的最健康力量受到当局的高度戒备，其代表人物刘晓波甚至被当局重判11年徒刑。但当局的打压不仅未能达到其所觊觎的战略目标，相反，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集结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从而动员起更多的社会力量向着“议会民主制”的方向前进。而家庭教会力量及民间维权力量作为与“草根阶层”结合最紧密的“步兵”队伍，虽然还没有比较引人瞩目的“将军”行动，但却几乎天天都在做着“攻卒”的训练，大战不见，小战不断，四面出击，到处开花。在未来，如果宪章领袖与家庭教会的领袖们能够从民主战略的高度统合起各色民间维权力量，使之从“自在”的阶级上升为“自为”的阶级，完成思想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则“议会民主制”的目标一定会是为期不远的中国风景！
但从“毛左派”的角度讲，他们是坚决抵制和抗拒“议会民主制”这一目标的，他们虽然也对当下的现实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满，甚至对执政集团也投之以辛辣的批判，但遗憾的是他们将方向搞错了。“毛左派”分子似乎都同时具有“虐待狂”和“受虐狂”的病患嫌疑，他们大都想在中国大地搞“毛泽东主义”复辟，甚至希冀再度动员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派力量不可小觑，它是需要其他各色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警惕的最具危险性的力量。
当然，从赵紫阳的政治理想角度讲，他的“政治遗嘱”显然主要是说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集团听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各色政治力量中的最为强大的力量，其领袖集团是否认可和接受赵紫阳的“政治遗嘱”则直接关系到“议会民主制”的命运，关系到中国未来的政治变革究竟是遵循周文王的“革命”路径还是赵紫阳的“改良”路径！
在本世纪初，我曾对中国共产党的“第四代”领导集团抱有很大的期望，我认为“第四代”领导集团既没有任何直接的政治包袱（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等他们都不是始作俑者），又应该是最具世界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的领导集体。尤其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的2006年底到2007年下半年，中国社会表现出种种的民主转型迹象，如电视片《大国崛起》的制播，民主话题与普世价值的热烈议论，甚至连一向偏左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都转载了《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让全世界都叫好不已的重量级文章。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的2月和3月也分别以论文和答记者问的形式肯定了自由、法制、人权、平等、博爱等价值的普适性问题。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决策集团如果沿着这样的思想路径前进的话，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恐怕现在已开始了实质性的进程。
遗憾的是，在核心决策层里温家宝的声音是如此的孤独和虚弱，以至于在2008年的奥运会闭幕不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为代表的“左”派人士便开始公开批判普世价值，到2008年12月18号，中共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又公开表示中国“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将走向民主的道路定性为“邪路”，这是让世人感到非常震惊的事情，以此逻辑推论，所有采用议会民主制的西方发达国家（包括北美、西欧、北欧及日、韩等）都是走上“邪路”了，呵呵，呵呵，真“晕”呀！随后中共中央的其他几个巨头如吴邦国、贾庆林等人分别公开表示“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多党制”等等。到2009年，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出现了全面的大倒退，不仅经济领域“国进民退”的调子越来越高、力度越来越大，而且在人权领域全面收网，人权个案此起彼伏。不仅对刘晓波、许志永、赵达功等人先后动用专政手段，甚至出现了维权律师高智晟被“失踪”的“雷人”事件；在文化领域，以所谓“扫黄打非”的名义大力压缩“自由传播”的边界，逼迫“谷歌中国”准备“出走”中国，在学术重镇中国社科院甚至出现了法学所的范亚峰、哲学所的张博树先后“被下岗”的事情，还有三十多个律师则被“清理”出律师队伍。
奥运结束以来中国最高执政集团的这种集体“变脸”行为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拒绝在中国进行民主化改革，拒绝在政治体制上向“议会民主制”方向前进。执政当局不认为“议会民主制”是一种世界潮流，继续认为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这些东西只是西方人的专利，强调中国要走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连越南也不如的顽固保守心态无疑会让已逝世五周年的赵紫阳非常失望，他在“政治遗嘱”里所指出的让执政党和国家都付出最小代价的“改良”路径显然被决策集团所否决。而“第四代”领导集团的常规“做王”时间只有两年多了，在此情况下，指望中央政治局的寡头们在余下的两年时间里来个180°大转弯，高扬起“议会民主制”的改革大旗还有可能吗？
怎么办？
难倒和平改良的民主化道路真的在中国共产党那里行不通？难到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共产党正在等待中国人民的又一次推翻专制制度的“解放战争”？显然，执政党领袖集团是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的出现的，是不希望自己从当年的“革命党”沦为新一轮人民革命的对象的。也因此，自六四以来的20余年时间里，“稳定压倒一切”成为执政集团喊得最多、喊得最响亮的口号，“维稳”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主管的第一使命！
但是，不容怀疑的事实是，“维稳”工作越来越难做。据福建省公安厅统计，2009年上半年，福建全省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462起——以此比例推算，31个大陆省市在2009年的群体性事件大概在20000多起。在这些事件中不仅类似于厦门反污染、重庆的哥罢工那样的和平抗议事件屡有发生，而且因征地、因拆迁、因税改、因企改、甚至因为个体公民遭遇不公或偶发死亡事件便会引发起大规模的暴力抗议活动，如2008年的瓮安事件、、孟连事件、陇南事件、杨佳事件，2009年的石首事件、南康事件、通钢事件等等均属此列。这些事件一旦发生，便会出现局部性的街头革命症状，地方政府机关如公安局、派出所、政府大楼便会首当其冲。堵交通、烧砸警车、乃至冲击政府大楼的事情屡见不鲜。甚至在群情汹汹之下，会发生通钢总经理被殴致死事件。
在这些群体性事件中，除了因直接利益相关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如吉林通钢事件、江西南康事件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是由大量的“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而成，如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等。为什么会发生大量的“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这些事件？2010年度《社会蓝皮书》的主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培林认为是“由于基层财政的薄弱，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当中，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集资等等，这些事情当中都向群众欠了很多债，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所以一旦突发事件产生以后，就造成了所谓的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性的群体冲突。”
其实，这种分析也只是看到了比较肤浅的表层原因。其深层原因正在于中国共产党所引领的改革是经济单行的“跛腿鸭”式改革所造成的，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无动于衷造成的，是由于中国社会民主、法治的缺位造成的。正如赵紫阳在“政治遗嘱”中所分析的那样“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在改革缺乏民主、在人民不能当家作主、在人民对于各级执政者缺乏刚性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所谓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会沦为权贵集团瓜分国家财富、侵吞人民财产的“高端盛宴”，这不仅是近年来所谓人民“仇官”、“仇富”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好多人将今天的中国社会定性为“权贵资本主义”或“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种最坏的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
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如果执政当局仍然执迷不悟，仍然刻意阻挠中国政治体制上的民主化改革，仍然将“议会民主制”视为西方专利而抗拒门外，那么中国社会的腐败问题、两极分化问题、各级权贵集团对人民的掠夺问题就会象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作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的“官民”矛盾会越积越深，其最终结果恐怕不仅仅是发生像现在这样的群体性事件问题，而极有可能是一场新的倾覆整个专制大厦的“汤武革命”——只不过包括“左派”民粹主义者在内的各色政治力量都在等待一个天赐的事件和时机而已，比如说，在“北京”发生某件足以广泛刺激人民神经的“意外”事件……
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恐吓，执政党必须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执政危机性问题，必须清醒的意识到因为土地问题把农民得罪了，因为企改问题把工人得罪了，因为拆迁问题把城市居民得罪了，因为自由问题把知识分子得罪了——总之因为扭曲的“权贵资本主义”改革，而将广大人民得罪了，而且这种得罪行为还在日益扩张和深化，长此以往，其将党乎？其将国乎？一旦“陈胜、吴广”站起来，恐怕执政党连“向隅而泣”的机会都没有——千万别忘了三千年中国历史，人民“革命”总是具有广泛的烧杀传统的。
很自然，这种“革命”对于整个社会财富和社会秩序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扫荡性，执政党和各级权贵集团的利益自然会首当其冲，为了防止新的“革命悲剧”的发生，本人提醒执政党应集体学习赵紫阳的“政治遗嘱”，充分意识到这份“遗嘱”是赵紫阳拯救执政党的最后努力，也是执政党自我救赎的唯一途径，意识到“议会民主制”的先进性、科学性和优越性，掌握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动权，确立“议会民主制”的改革目标，并充分考虑赵紫阳有关“过渡时期”的改革意见和建议，使得中国的民主化改革成为执政党主导下的“光荣革命”（英国式革命），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千年发展和繁荣开辟出全新的康庄大道！
当然，执政党决策集团可以继续固执己见，可以继续将赵紫阳的“政治遗嘱”尘封于富强胡同六号“监所”，可以继续维护权贵集团掠夺于人民的既得利益，可以继续拖延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可以继续无视和蔑视广大人民的正义诉求，但是——
但是人民的耐心是有限的，在赵紫阳式的“改良”道路真走不通的情况下，民间反对派是否会拿起周文王的“革命”武器甚至重张“替天行道”的大旗则只有“天”知道了，也许会，也许不会，但至少也有50%的可能性吧。在“50%”的可能性面前，中南海的衮衮诸公能睡得踏实吗？因此，我希望各位党国领袖在夜半醒来的时候思考这样一个也许很荒唐的问题：
在周文王去世后的第十二年，由他所指导的周武“革命”取得了成功，商朝灭亡；那么在赵紫阳去世后的第十二年——也就是2017年，在我们共同的祖国又会发生什么呢？
天佑民主！天佑中华！
Amn !
赵常青 2010.1.23.草
“西伯拘而演周易”
我们先来看一个“西伯拘而演周易”的故事。
话说商王朝的最后一任“国家主席”商纣王不仅非常好色，而且非常残暴。他不仅发明了炮烙之刑惩罚犯人，而且喜欢乱杀无辜，对于他所看中的女孩子，稍有不从，便会处死甚至连尸骨也荡然无存。有一次，这个“国家主席”又看上了九侯的女儿便征召入宫，不料这个漂亮的女孩子性“不喜淫”，惹得这个老家伙一怒之下不仅将女孩杀了，而且将女孩的尸体做成肉酱送还给了她的父亲。有一个叫“鄂侯”的大臣就此事说了纣王几句，商纣王干脆也将这个进谏的大臣处死并将他的肉也做成了肉酱！
这事传到被封为“西伯”的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耳里，姬昌碍于当时的国家恐怖政策，只轻轻地发了一声叹息来表达自己心中对“国家主席”反人道主义行径的强烈不满，不料西伯之叹被佞臣崇侯虎告发。结果纣王大怒，便将年龄已届82岁的姬昌老头赶进一个叫“羑里”的地方监禁起来——羑里监狱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国家监狱也因此而闻名至今！
姬昌入狱后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潜心于历史哲学的研究。通过对“古典文献”伏羲八卦的深入研究而结晶出一部新的伟大历史文献，那就是作为中华文化总源头的《周易》。
姬昌在《周易》里总结了上古时期人们关于阴阳变化发展的一些具有规律性的高深学问，指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思想，尤其是通过对既往历史的考察，姬昌充分的肯定了广大人民的“革命”权——他在《周易﹒革》卦中响亮地提出了“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的著名论断。指出商汤灭夏、汤武革命有着“顺天应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身为“国家囚徒”的“西北王”姬昌其不便明挑的玄机不在论古，而在谈今。既然当今圣上如此荒淫残暴，听不进臣下的批评和建议，不愿走改革从良的道路，那么剩下的命运就只能是等待人民的革命了。
好在是姬昌入狱七年后——到89岁时，他的亲友们通过向纣王行贿财货美女而将姬昌救了出来。姬昌走出国家监狱后，便开始进行狱中思考的“革命”大业。考虑到自己已是九十余岁的老翁了，便把“革命”理想寄托在儿子姬发（即后来的周武王）身上。他不仅对儿子大力进行革命政治学的教育，指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而且还为儿子聘请了一位大国师——姜太公。虎父无犬子，姬发不负乃父遗志，经过艰苦准备，终于在姬昌死后的第十二年（B.C1105年）与商纣王在牧野展开战略大决战，结果，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国家元首战败自杀，商朝灭亡，周室得控天下，令后世大儒孔夫子礼拜有加的周王朝开始了自己的“礼治”时代。
我之所以在本文开头首先提及“西伯拘而演周易”的故事，是因为我认为“西伯拘而演周易”的悲喜剧与赵公紫阳先生的晚年遭遇在许多方面有得一比。
首先，被商纣王封为“西伯”的姬昌是一位很能干的“封疆大吏”，他把关中大地治理得井井有条，为周王朝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赵紫阳也是由于在治理四川时因敢于改革、政绩突出而跃升为国家总理职务的。
其次，姬昌因为对商纣王的严重反人道行径表示了自己的非议（一声叹息而已），就被赶进羑里监狱关押。而赵紫阳呢，就比姬昌要做得好得多了——面对数千在广场绝食抗议的学生，他以执政党总书记的身份首先力劝同学们恢复进食，希望同学们能够“看到国家实现四化的那一天”，同时在保守派们决定调集军队进城戒严时，赵紫阳从人道主义出发，采取了坚决的抵制政策，不仅拒绝主持决定戒严的万人大会，而且根本拒绝出席会议，其结果，恼羞成怒的“纣王”们不仅罢黜了赵紫阳的所有职务，而且从1989年5月下旬开始，长期将他软禁在北京市富强胡同六号“监所”。
第三，周文王入狱时已是82岁高龄，但商纣王只将他关押了七年时间便释放了；赵紫阳入“狱”时也已71岁高龄。尽管中共强权集团换了好几代，却都一如既往的将赵紫阳软禁在富强胡同六号“监所”——从1989年一口气关押了十六年，直到2005年他去世时，也未能恢复他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这一点上，赵紫阳又比周文王要悲惨多了。
最重要的是两位老人被关进监狱后都没有垮掉。周文王在监狱里为后世子孙贡献了一部《周易》，强调了“穷则思变”的人心法则，指出了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合理性，并在出狱后将自己的“革命”思想授受给儿子周武王，促使周武王率兵对不愿改革、听不进臣民批评建议的商纣王行使了庄严的革命权，并最终开辟了一个新的、相对进步的周王朝。那么同为国家囚徒的赵紫阳又在著名的“富强胡同六号监所”里作了些什么样的思考呢？这便是我在本文中要探究的第二个大问题——
赵紫阳的“政治遗嘱”
1989年5月下旬，七十一岁的赵紫阳因反对戒严被最高当局非法软禁，直到2005年2月去世。在长达16年的软禁岁月里，赵公没有放弃关于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思考。在一些老部下的建议下，赵公就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作了一些讲话录音，录音经过杜导正等人的文字整理于2009年5月在香港公开出版，书的名字叫《改革历程》（在国外也有将书名说成是《国家囚徒》的）。
我有幸在前不久读到了这本书，全书共分六个部分，分别涉及八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反自由化、十三大、治理整顿、89六四等问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但对我本人吸引力最大的乃是全书的第六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在这一章节里，作者首先反思了邓小平的政改思路，多次指出邓小平的所谓政体改革并非民主改革，而不过是做些行政改革，赵紫阳说：“他（邓）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的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赵公充分肯定胡耀邦的政治思想，认为“民主是耀邦追求的目标”。而本章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乃是我称之为赵紫阳“政治遗嘱”的第四小节，即作者“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过程”。
坦率的说，我在读到这本书以前对赵紫阳的定位只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2005年2月我在狱内得到赵紫阳逝世的消息时所写的缅怀文字也是这样的思想认识。我从来没有认为赵紫阳是像胡耀邦那样认可民主制度的，赵所做的十三大报告虽然提出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设想，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被确定为“两个基本点”中的一个。赵在1989年抗拒戒严的有限行为并不能证明赵是在追求民主，而只能证明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这正如周文王看到商纣王煲人肉羹时所发出的人道主义叹息并不能证明周文王具有民主思想一样，赵在89年的作为还不能说成是他对民主的追求，只能说赵在89年与刽子手们的决裂闪耀的是人性的光芒、人道的光辉！
但从赵紫阳的“政治遗嘱”里我明显的读出了他在漫长幽禁岁月中通过思考所发生的重大思想升华和转变。那就是通过富强胡同六号“监所”的多年软禁使得赵公完全抛弃了原来的共产主义思想包袱，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政治哲学的共产党员成功的转变成一个信奉普世价值的民主人士——凤凰在烈火中实现了涅槃、重生和永生！
那么，赵紫阳的“政治遗嘱”究竟是什么内容呢？
简单的说就一句话：必须在中国建立起“议会民主制”，而在这之前要有一个较长时期的过渡。
赵紫阳在89年下台以前跟许多保守的共产党领袖一样，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也正因此，他说：“我当时所想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到1987年，不是想在中国搞多党制，搞西方的议会民主制”。但经过“六四”及其以后黑暗岁月的洗礼，赵公终于意识到“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既然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本来面目让他识破了，那么出路在哪里呢？
赵紫阳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认为诸如君主制、法西斯独裁、军人政权都已被历史淘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他还说：“为什么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实行另外一种制度呢？这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
由此可见，赵紫阳已完全由一个共产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了，他不仅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达”中认识到了议会民主制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而且也认识到了当今中国社会所存在的系列问题——包括权力市场化、腐败问题、两极分化问题等均是由于缺少这种议会民主制造成的，正因为“西方议会制是现在可以找到的最好的政治体制”，赵紫阳才会斩钉截铁的宣布“在中国目前条件下，首先必须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实行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这便是赵紫阳“政治遗嘱”的最核心内容——首先确立议会民主制的改革目标。
与此同时，赵紫阳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也提出了在实行议会民主制以前是需要创造一定条件的，不能仓促贸然的一下子建立。尤其是为了避免社会国家在转型时期的过于动荡而导致过多的改革成本的付出，赵紫阳认为需要一个稳定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里，人民应该继续支持共产党执政，继续保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是，执政党必须改变自己的“执政方式”，必须在社会政治领域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从而为建立良好的议会民主制创造必须的条件。具体说来，在这个过渡期里，执政党应该解决以下问题：
增加党和国家决策工作的透明度，使人民享有知情权；
培育社会团体，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更多更好的容纳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
保障公民权利，尤其是通过有效立法来保障宪法第35条所规定的六大公民政治权利，向法治化前进；
改革选举制度，扩大民主选举范围，执政党在向人大推荐领导人选的时候应多推荐几位，由人大代表从中选择，并且这种差额选举应从基层推广至中央一级；
党内民主关要过，一定要允许不同意见、甚至不同派别在党内的合法存在；
改善多党合作制度，使民主党派真正起到既能参政、又能监督的作用。允许民主党派在人大开会期间，可以以党派、党组的形式活动；
逐步开放舆论、逐步开放报禁；
逐步开放党禁；
军队国家化；
实现司法独立。
这些都是执政党在过渡期必须大力解决的问题。
最后赵紫阳提醒共产党执政集团说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靠宪法的规定来垄断”，而是要靠自己去竞争。议会民主制已是一种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无可阻挡，顺之者昌。“我们自觉这样搞，对党有好处，对社会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反之，那就对党没有好处，对社会没有好处，对人民没有好处”，“如果我们一切都很主动，一切都搞得很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可以保持很久。”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延，“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以上便是赵紫阳在《改革历程》这本书中所要表达的最核心内容，由于这些内容直到他逝世之前都没有公开过，因此，赵紫阳在漫长幽禁岁月里所结晶出来的上述真理性思考便是他对中国共产主义执政集团的嘱托和期望，是他对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最后嘱托和期望！
“改良”还是“革命”？
从前文的表述中，我们知道周文王和赵紫阳作为自己所处时代的国家囚徒在黑暗漫长的囚禁岁月都没有放弃对自己所处国家和社会的命运思考，而且都为自己国家的未来变化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所不同的是周文王果断地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尽管他在狱内大作《周易》里没有明确号召自己的人民起来完成对商纣政权的革命性颠覆，但“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响亮论断则为商纣政权的执政危机提供了历史哲学方面的精辟论证，周文王也在自己的这种“革命”理论中为自己出狱后的“革命”事业寻找到了充分的合法性依据。
而赵紫阳则选择了继续“改良”的道路，通过赵紫阳的“政治遗嘱”，我们虽然发现他在“囚徒”岁月顺利的完成了自己思想的“哥白尼式革命”——顺利的从一个信奉马列的共产主义者转变为一个信奉普世价值的民主主义者，但从内心里他对于他曾长期供职的中国共产党还是非常关心的，尽管这个党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强加给他的是种种虐待和迫害，但他并没有呼吁人民“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而是反复提醒执政当局民主化已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世界性潮流，赶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赶紧向着“议会民主制”的方向前进，并提出了十余条在过渡时期具有很大操作性价值的改革意见和建议。
周文王出狱后领导自己的同志们积极的执行了自己的“革命”事业，虽然文王出狱后不到七年时间就死了，但他的革命理想被包括姜太公和自己儿子在内的同志们所继承，到公元前1105年，也就是在周文王去世后的第十二年，周武王在著名的牧野之战中取得了对纣王的决定性胜利，纣王战败自杀，商纣政权被成功颠覆，周武王掌控了“北京”，这使得周文王在监狱里所谋划的“革命”大业终于得到了理想的实现！
那么，赵紫阳在“狱中”所谋划的民主“改良”事业能否得到很好的执行呢？赵紫阳的改革理想能否实现呢？“议会民主制”的政治蓝图能否在中国成为美丽的现实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则是需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色政治力量来共同回答的。
就中国民间现存的各种比较活跃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来说，绝大部分是认同“议会民主制”这一总体目标的，如自由主义学者、家庭教会人士、法轮功、民间维权人士、NGO组织以及于2008年年底横空出世的“宪章派”都在向这个目标前进。尽管这些力量受到当局不同程度的打压，但都在以自己所能认可的方式向着“议会民主制”的方向“加油”。尤其是“零八宪章”团队作为议会民主制的最健康力量受到当局的高度戒备，其代表人物刘晓波甚至被当局重判11年徒刑。但当局的打压不仅未能达到其所觊觎的战略目标，相反，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集结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从而动员起更多的社会力量向着“议会民主制”的方向前进。而家庭教会力量及民间维权力量作为与“草根阶层”结合最紧密的“步兵”队伍，虽然还没有比较引人瞩目的“将军”行动，但却几乎天天都在做着“攻卒”的训练，大战不见，小战不断，四面出击，到处开花。在未来，如果宪章领袖与家庭教会的领袖们能够从民主战略的高度统合起各色民间维权力量，使之从“自在”的阶级上升为“自为”的阶级，完成思想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则“议会民主制”的目标一定会是为期不远的中国风景！
但从“毛左派”的角度讲，他们是坚决抵制和抗拒“议会民主制”这一目标的，他们虽然也对当下的现实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满，甚至对执政集团也投之以辛辣的批判，但遗憾的是他们将方向搞错了。“毛左派”分子似乎都同时具有“虐待狂”和“受虐狂”的病患嫌疑，他们大都想在中国大地搞“毛泽东主义”复辟，甚至希冀再度动员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派力量不可小觑，它是需要其他各色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警惕的最具危险性的力量。
当然，从赵紫阳的政治理想角度讲，他的“政治遗嘱”显然主要是说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集团听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各色政治力量中的最为强大的力量，其领袖集团是否认可和接受赵紫阳的“政治遗嘱”则直接关系到“议会民主制”的命运，关系到中国未来的政治变革究竟是遵循周文王的“革命”路径还是赵紫阳的“改良”路径！
在本世纪初，我曾对中国共产党的“第四代”领导集团抱有很大的期望，我认为“第四代”领导集团既没有任何直接的政治包袱（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等他们都不是始作俑者），又应该是最具世界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的领导集体。尤其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的2006年底到2007年下半年，中国社会表现出种种的民主转型迹象，如电视片《大国崛起》的制播，民主话题与普世价值的热烈议论，甚至连一向偏左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都转载了《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让全世界都叫好不已的重量级文章。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的2月和3月也分别以论文和答记者问的形式肯定了自由、法制、人权、平等、博爱等价值的普适性问题。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决策集团如果沿着这样的思想路径前进的话，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恐怕现在已开始了实质性的进程。
遗憾的是，在核心决策层里温家宝的声音是如此的孤独和虚弱，以至于在2008年的奥运会闭幕不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为代表的“左”派人士便开始公开批判普世价值，到2008年12月18号，中共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又公开表示中国“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将走向民主的道路定性为“邪路”，这是让世人感到非常震惊的事情，以此逻辑推论，所有采用议会民主制的西方发达国家（包括北美、西欧、北欧及日、韩等）都是走上“邪路”了，呵呵，呵呵，真“晕”呀！随后中共中央的其他几个巨头如吴邦国、贾庆林等人分别公开表示“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多党制”等等。到2009年，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出现了全面的大倒退，不仅经济领域“国进民退”的调子越来越高、力度越来越大，而且在人权领域全面收网，人权个案此起彼伏。不仅对刘晓波、许志永、赵达功等人先后动用专政手段，甚至出现了维权律师高智晟被“失踪”的“雷人”事件；在文化领域，以所谓“扫黄打非”的名义大力压缩“自由传播”的边界，逼迫“谷歌中国”准备“出走”中国，在学术重镇中国社科院甚至出现了法学所的范亚峰、哲学所的张博树先后“被下岗”的事情，还有三十多个律师则被“清理”出律师队伍。
奥运结束以来中国最高执政集团的这种集体“变脸”行为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拒绝在中国进行民主化改革，拒绝在政治体制上向“议会民主制”方向前进。执政当局不认为“议会民主制”是一种世界潮流，继续认为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这些东西只是西方人的专利，强调中国要走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连越南也不如的顽固保守心态无疑会让已逝世五周年的赵紫阳非常失望，他在“政治遗嘱”里所指出的让执政党和国家都付出最小代价的“改良”路径显然被决策集团所否决。而“第四代”领导集团的常规“做王”时间只有两年多了，在此情况下，指望中央政治局的寡头们在余下的两年时间里来个180°大转弯，高扬起“议会民主制”的改革大旗还有可能吗？
怎么办？
难倒和平改良的民主化道路真的在中国共产党那里行不通？难到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共产党正在等待中国人民的又一次推翻专制制度的“解放战争”？显然，执政党领袖集团是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的出现的，是不希望自己从当年的“革命党”沦为新一轮人民革命的对象的。也因此，自六四以来的20余年时间里，“稳定压倒一切”成为执政集团喊得最多、喊得最响亮的口号，“维稳”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主管的第一使命！
但是，不容怀疑的事实是，“维稳”工作越来越难做。据福建省公安厅统计，2009年上半年，福建全省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462起——以此比例推算，31个大陆省市在2009年的群体性事件大概在20000多起。在这些事件中不仅类似于厦门反污染、重庆的哥罢工那样的和平抗议事件屡有发生，而且因征地、因拆迁、因税改、因企改、甚至因为个体公民遭遇不公或偶发死亡事件便会引发起大规模的暴力抗议活动，如2008年的瓮安事件、、孟连事件、陇南事件、杨佳事件，2009年的石首事件、南康事件、通钢事件等等均属此列。这些事件一旦发生，便会出现局部性的街头革命症状，地方政府机关如公安局、派出所、政府大楼便会首当其冲。堵交通、烧砸警车、乃至冲击政府大楼的事情屡见不鲜。甚至在群情汹汹之下，会发生通钢总经理被殴致死事件。
在这些群体性事件中，除了因直接利益相关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如吉林通钢事件、江西南康事件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是由大量的“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而成，如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等。为什么会发生大量的“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这些事件？2010年度《社会蓝皮书》的主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培林认为是“由于基层财政的薄弱，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当中，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集资等等，这些事情当中都向群众欠了很多债，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所以一旦突发事件产生以后，就造成了所谓的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性的群体冲突。”
其实，这种分析也只是看到了比较肤浅的表层原因。其深层原因正在于中国共产党所引领的改革是经济单行的“跛腿鸭”式改革所造成的，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无动于衷造成的，是由于中国社会民主、法治的缺位造成的。正如赵紫阳在“政治遗嘱”中所分析的那样“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在改革缺乏民主、在人民不能当家作主、在人民对于各级执政者缺乏刚性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所谓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会沦为权贵集团瓜分国家财富、侵吞人民财产的“高端盛宴”，这不仅是近年来所谓人民“仇官”、“仇富”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好多人将今天的中国社会定性为“权贵资本主义”或“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种最坏的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
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如果执政当局仍然执迷不悟，仍然刻意阻挠中国政治体制上的民主化改革，仍然将“议会民主制”视为西方专利而抗拒门外，那么中国社会的腐败问题、两极分化问题、各级权贵集团对人民的掠夺问题就会象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作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的“官民”矛盾会越积越深，其最终结果恐怕不仅仅是发生像现在这样的群体性事件问题，而极有可能是一场新的倾覆整个专制大厦的“汤武革命”——只不过包括“左派”民粹主义者在内的各色政治力量都在等待一个天赐的事件和时机而已，比如说，在“北京”发生某件足以广泛刺激人民神经的“意外”事件……
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恐吓，执政党必须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执政危机性问题，必须清醒的意识到因为土地问题把农民得罪了，因为企改问题把工人得罪了，因为拆迁问题把城市居民得罪了，因为自由问题把知识分子得罪了——总之因为扭曲的“权贵资本主义”改革，而将广大人民得罪了，而且这种得罪行为还在日益扩张和深化，长此以往，其将党乎？其将国乎？一旦“陈胜、吴广”站起来，恐怕执政党连“向隅而泣”的机会都没有——千万别忘了三千年中国历史，人民“革命”总是具有广泛的烧杀传统的。
很自然，这种“革命”对于整个社会财富和社会秩序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扫荡性，执政党和各级权贵集团的利益自然会首当其冲，为了防止新的“革命悲剧”的发生，本人提醒执政党应集体学习赵紫阳的“政治遗嘱”，充分意识到这份“遗嘱”是赵紫阳拯救执政党的最后努力，也是执政党自我救赎的唯一途径，意识到“议会民主制”的先进性、科学性和优越性，掌握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动权，确立“议会民主制”的改革目标，并充分考虑赵紫阳有关“过渡时期”的改革意见和建议，使得中国的民主化改革成为执政党主导下的“光荣革命”（英国式革命），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千年发展和繁荣开辟出全新的康庄大道！
当然，执政党决策集团可以继续固执己见，可以继续将赵紫阳的“政治遗嘱”尘封于富强胡同六号“监所”，可以继续维护权贵集团掠夺于人民的既得利益，可以继续拖延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可以继续无视和蔑视广大人民的正义诉求，但是——
但是人民的耐心是有限的，在赵紫阳式的“改良”道路真走不通的情况下，民间反对派是否会拿起周文王的“革命”武器甚至重张“替天行道”的大旗则只有“天”知道了，也许会，也许不会，但至少也有50%的可能性吧。在“50%”的可能性面前，中南海的衮衮诸公能睡得踏实吗？因此，我希望各位党国领袖在夜半醒来的时候思考这样一个也许很荒唐的问题：
在周文王去世后的第十二年，由他所指导的周武“革命”取得了成功，商朝灭亡；那么在赵紫阳去世后的第十二年——也就是2017年，在我们共同的祖国又会发生什么呢？
天佑民主！天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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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常青 2010.1.23.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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