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常青：悲剧必须结束！——谨以此辩护词献给所有关心中国民主进步的各界人士

尊敬的审判长：

各位尊敬的法官先生并人民陪审员：

当我再次被国家检察官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名义推上法庭被告席上的时候，我知道，一场新的悲剧正在上演。遗憾的是，这场悲剧不仅是我个人和家庭的悲剧，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场伤害国家的悲剧、伤害人民的悲剧、伤害正义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还是一场伤及到执政党自身的悲剧！

为了结束这场悲剧，为了心中的良知、荣誉和责任，现在本人必须从国家公民的立场，就检察官的指控，向各位法官先生做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

这份法庭陈述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我们的逮捕和公诉是对人民和正义的伤害；
二：对我们的逮捕和公诉是对执政党反腐逻辑的伤害；
三：为了下一代，我们必须为民主中国而努力；
四：必须结束悲剧，以无罪释放书写出正义而又光荣的判决。

下面，我将比较具体的展开这份并不轻松的陈述。

一：对我们的逮捕和公诉是对人民和正义的严重伤害

检察官们指控：从2012年12月到2013年的3月，本人与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等人共同策划、组织了发生在北京街头的几次张打横幅、发放传单等行为，但奇怪的是检察官们在《起诉书》中只是语焉不详地指控我们“利用官员财产公示话题”打横幅、发传单，并没有具体说明我们在横幅和传单上究竟书写了什么内容。我认为检察官们的“模糊处理”涉及到本案的最关键问题——那就是有意向公众回避我们开展街头化行动的最主要诉求：反腐败，建设“阳光政府”！

众所周知，腐败问题是执政党建政以来被长期困扰的问题，尤其是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权贵化改革”的深入，腐败已经发展成为中共官场挥之不去的恶梦，官僚阶层的贪腐，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恶性毒瘤，向整个国家有机体进行扩张，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几乎成为民间共识。就拿曾经高调“唱红”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来说，一方面以毛家传人自居，舞红旗，唱红歌，为《重庆日报》题词要“坚持真理”，并驱动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等人整肃了包括文强在内的前重庆官场腐败分子，但是，在2012年的“两会”之后，人们很快发现：薄、王等人在露出原形之后，也是同样的腐败不堪，贪污、受贿、玩女人，样样俱全，甚至在某些方面与以前同样因腐败而倒台的中共高官陈希同、陈良宇等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官场的腐败已越演越烈，也正因此，在中共十八大“当选”总书记的习近平先生，才会发出“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的严肃告诫，他还慷慨陈辞——“打铁还须自身硬”、“老虎”“苍蝇”一起打——摆出一幅对腐败问题要保持“零容忍”的pose（姿态）。

但是，我认为，包括习近平先生在内的历届中共领袖在反腐败问题上都未能超越道德说教与“杀鸡儆猴”式的老套路，因而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社会的腐败问题，对于执政党而言，这也是它不得不面临的最严重危机！

但是，这并不是说，腐败问题就真的无法解决了，真的无药可治了。近现代以来，人类的历史经验表明，根治腐败问题有很多途径，其中一条比较有效的途径就是：公布官员财产，进行社会监督，建设阳光透明的政府和政治。在当今世界，凡是能够公开官员财产的国家和政府都是比较廉洁的国家和政府。

正是基于中国官场恶性腐败的现实，基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公民责任感，我们才决定发起一场具有街头化特色的官员财产公示运动，以帮助执政党彻底清除腐败。考虑到新任中共领袖“打铁还须自身硬”的豪言壮语，我们决定公开敦请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在内的十八届中共中央委员（共205名，薄熙来倒台后，应为204名）以身作则，带头向全体人民公开自己及家庭财产，并接受社会各界力量的监督。我们认为，能否公开财产，是彻底检验中共领袖真假反腐的“试金石”——以总书记为首的205名中央委员如果敢于向全体人民公开自己的家庭收入并接受广大人民的监督核实，便是能够“打铁”的真“硬汉”；如果不敢公开自己家庭的财产，如果只会拍着胸脯象薄熙来那样为自己的“个人清白”和“家庭纯洁”辩护，那么，人民有理由怀疑“打铁还须自身硬”会沦落为新时代的又一次漂亮而又真实的谎言！

遗憾的是我们的街头化反腐败运动很快成为昙花一现的一厢情愿。尽管我们在中关村、西单广场等地举行的反腐活动受到围观群众及网络舆论的大力支持，但执政党和政府的回应却是围追堵截，并展开了全国性的打击行动。2013年3月31日，拘捕了正在西单文化广场进行反腐宣传的袁冬、张宝成、马新立等人；同年四月拘捕了我、丁家喜、李蔚、王永红、孙含会、齐月英等人，后来又陆续拘捕了许志永、王功权、李刚、李焕君、程玉兰、、宋泽等人，加上我尚不知道姓名的，前前后后总共在北京抓捕将近20人；在外地被捕的，还有刘萍（江西）、李化平（上海）、郭飞雄（广东）等人士。在这里，我要向所有这些为推动中国反腐事业而被捕入狱的女士们和先生们表示崇高的敬意！与此同时，对于有关方面的大肆逮捕行径，我表示深度谴责和强烈抗议！

是的，我抗议和谴责这种肆无忌惮的非法逮捕行径！因为这种逮捕行为严重的伤害了广大人民的反腐败愿望，严重地伤害了人民利益和国家正义！

众所周知，人民之所以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不仅因为所有的贪腐资金都直接或间接的来源于对中下层民众的盘剥和掠夺，而且还因为，这种权力寻租，使得广大的中下层民众及其后代，在教育、就业、升迁等关系重大的人生问题上，失去了公平的上升机会和发展机会。一个维护正义和执行正义的政府是绝不会允许自己的人民有这种严重的畸形遭遇的。但非常不幸的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权贵化改革，国家的一切优质资源（包括机会资源）日益被官僚特权阶层所垄断。与此同时，官场的腐败也以无法遏制的趋势向前演进。在此背景下，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不受官僚阶层的进一步伤害，我们志愿者走上街头开展反腐败活动，这显然是符合国家正义和人民利益的，但是，头顶国徽的警官们却对我们执行了全国性抓捕，同样胸佩国徽的国家检察官们将我们推上法庭被告席，公然藐视广大人民的反腐诉求，公然践踏国家正义，这难道不应该被抗议吗？难道不应该被谴责吗？不！必须进行严肃的抗议！必须进行严厉的谴责！

二：逮捕我们是对执政党反腐逻辑的严重伤害

在这里，我还特别想指出的是，当局对我们的大规模拘捕，不仅践踏了国家正义和人民利益，而且，从执政党的角度观察，也深深地伤害了执政党自身的利益。在座的检察官们一定知道，中共一直宣称“为人民服务”是自己的宗旨，历届中共领袖都在大会小会上公开宣布在反腐败，现任中共领袖更是将腐败的危害性提到“亡党亡国”的高度。广大人民当然欢迎这种表态。但光有这种口头宣言是远远不够的。人民对于台上大反腐败、台下大搞腐败的游戏深恶痛绝，人民需要的是言而有信、行而有果；人民需要的是防微杜渐，防患未然。而我们所倡导的通过高官公开财产的反腐模式恰恰能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人民对阳光政治和廉洁政府的期望，这无疑是一项深得民心的举措。但是我们的正义诉求却遭到野蛮打压，我们这些心怀责任和良知的国家公民竟然遭到集体性逮捕，警方的这一“壮举”，象照妖镜一样，立即将中共领袖的反腐宣言打回原形，人们一下子就看清了“打铁还须自身硬”的虚弱本质——它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是“硬”不起来的——这对于执政党的反腐逻辑当然是一次极大的伤害。人们的推理很简单：既然反腐败的健康力量受到警方打压，那说明当局事实上是反“反腐败”的，甚至成为腐败势力的保护伞。也许有人会说，警察只是任务的执行者，警方后面的决策力量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如果那样的话，问题就更加严重，因为，对我们执行集体逮捕的决策，如果是执政党领袖集团做出的话，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受到极大的动摇，执政党所谓“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会被彻底颠覆。人民有理由追问：中共中央到底是在反腐败还是保护腐败？如果是反腐败，就不应该对要求反腐败的人士进行抓捕；如果保护腐败，就不该高谈阔论什么“打老虎”、“拍苍蝇”、“打铁还须自身硬”。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反腐宣教和反腐实践中的“二律背反”现象真实的发生了。面对我们被捕的现实，执政党该如何面对全国人民和全世界舆论的正义追问和质询呢？

当然，从我个人的想法而言，我愿意善意地相信中共领袖的反腐愿望是真诚的，毕竟中共有8200万党员，我相信在这支庞大的队伍里有一支健康进步力量的存在，就如这个党曾经存在过彭德怀、方励之、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历史伟人一样，至少，我希望中共领袖习近平先生的反腐宣教是真诚的，但问题在于：面对我们被推上国家被告席的现实，作为执政党领袖和国家元首的习近平先生又该如何解释呢？又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证明“打铁还须自身硬”不是一次“真实的谎言”呢？

三：为了下一代，我们必须为民主中国而努力

当然，要彻底根治腐败问题，仅仅依靠公布官员财产的举措是不够的，更何况，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腐败问题。正如各位已经看到的那样，在我们的国家，存在着长期的官场腐败，存在着严重的财富集中和两极分化，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官民矛盾日趋增长，公平正义日渐沦丧，中华大地正遭遇一场权贵阶级纵情声色、普通民众如待宰羔羊的危机。面对如此现实，一切心怀良知的中国公民不能不感到忧虑。而这一切不幸的现状，都是由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严重缺席而造成的，诚如在法国大革命产生的《人权宣言》所宣布的那样：“对人权的无知、忽视或蔑视，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要改变这一切不合理的现状，就必须大力推进中国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事业，只有民主、法治实现了，只有广大人民对于执政党、权贵官僚拥有现实的监督力量和制裁力量，我们的国家才会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就我个人而言，自大学时代以来，就在努力为着一个民主中国而努力。早在1989年，我就参加了那场波澜壮阔的学生民主运动，并因此而接受了秦城监狱的洗礼；1998年，我以独立竞选人的身份参加了所在单位（八一三厂）的县级人民代表竞选，结果竟因此被汉中市国家安全局逮捕入狱三年；2002年，我因为起草《中国公民运动宣言》并从事相关民主人权活动，又被西安市中级法院判刑五年；2009年来到北京后，2010年10月又因为和平集会而被北京警方行政拘留八天；现在我又因为“组织策划”街头化反腐败活动而被推上法庭被告席……

回首往事，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和心灵的刺痛，在多次的被捕经历和监狱生涯中，我曾多次遭遇污辱和殴打，多次被监狱严管禁闭，也曾经像奴隶一样承受重体力劳动并因此而患上肺结核……应该说，为寻求民主理想，我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但是，我的这种付出，相对于1989年那些因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争自由而牺牲在机枪坦克前的大学生和市民而言，算得了什么呢——毕竟我还活着，而他们则永远的倒下了。

正因此，我常常感到不安——我羞愧于：在他们牺牲二十五年后，官场之腐败，比1989年更加疯狂和猖獗；我羞愧于：在他们牺牲25年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仍然只是中国人民的一份理想和愿景，而非现实的存在。但是，让我聊以心安的是：我始终没有放弃，不仅早在1989年我就为学生游行队伍制作了第一面书写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八个大字的旗帜；而且在2002年我起草了《中国公民运动宣言》，强调开展公民运动的重要性；2008年我参与起草并签署了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为主要诉求的《零八宪章》；2012年我又和许志永等人讨论议定了“新公民精神”（自由?公义?爱），并发起以街头反腐为标志的“新公民运动”——在数十年的艰难奋斗中，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早已结晶为我的生命、我的宪法，早已成为规范我所有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最高大法。今后，我将继续在民主人权的旗帜下，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继续为“八九一代”的国家社会理想而努力，为十三亿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理想而努力——“子规半夜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今天，在本法庭，让我特别高兴的是我看到了我的妻子刘晓冬女士。亲爱的，委屈你了，你能够来旁听案件审理，我是多么开心！感谢你，在我42岁的时候你所赋予我的爱情！也感谢你，在我43岁的时候，为我生一个可爱的孩子！记得去年4月我被捕的时候，孩子才10个月，小家伙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屈指算来，现在孩子一岁半了，他应该会走路了，应该会喊“妈妈”“爸爸”了——亲爱的，这都是你的功劳，谢谢了，上帝祝福你和孩子！

但是，晓冬，我今天想给你说的，主要不是这个，你知道，平时在家我是不会和你讨论政治问题的，但是今天，在法庭被告席上，我必须给你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如此执着的去寻求那份民主理想，尤其是，寻求这份理想，对于我们家庭的重大意义。

亲爱的，你知道，我和你一样，都是特别爱我们的孩子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在自己的国家，能够拥有健康公平的成长机会和发展机会。

但是，在现行体制下，我们的孩子显然是得不到这种机会的，这当然会严重影响孩子未来的生活品质。尤其，如果这种体制得不到改变的话，不排除我们的孩子长大后会像我一样去争取民主和自由。如果那样，将意味着我们的孩子在未来也有可能遭遇被捕判刑、挨打受辱等等苦难，甚至也会遭遇机枪坦克的杀戮——亲爱的，你希望我们的孩子遭遇这样的悲剧吗？我相信你不希望看到。

我和你一样，同样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毫无疑问，我们也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发生在任何别的孩子身上，也正因此，我这个做父亲的就必须努力，就如我在我们的结婚典礼上所宣布的那样：“我一定要为家庭尽爱的责任，为中华同胞尽爱的责任！”怎样尽这份“爱的责任”呢？我想，对于我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必须为民主自由的理想而努力，必须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和发展打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从而避免孩子再重复我的苦难道路，再重蹈我的悲剧人生——这就是民主理想对于我们家庭的核心利益所在。因此，晓冬，请你别难过，现在，在我因被捕而不在家的日子，你的主要责任就是做一名优秀的母亲，在上帝的爱和恩典里抚育孩子健康的成长。亲爱的，这件事拜托你了，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并因此而向你致以百年的敬礼！

说到这里，我也想对在座的各位法官和检察官先生（女士）说两句心里话，我刚才对我妻子所说的那番道理，也完全适用于你们和你们的家庭。

我想，各位都已经有家庭和孩子，或将来会有家庭和孩子。天下父母谁不爱自己的孩子？当我说我和我的妻子都很爱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相信，你们每一位，对于自己的孩子也有一种深深的爱。同样，爱自己的孩子就必须努力为他们打造一个健康的、充满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否则，不排除你们的孩子长大后也会象我一样走上街头去争取民主、人权和自由——在此情况下，请你们仔细想想，你们的孩子会在这个国家遭遇什么？我的答案是：你们的孩子也会遭遇同样的挨打、受辱、被捕、判刑等等苦难，甚至还会遭遇类似六四大屠杀那样血腥的悲剧。

也许你们会摇头说，不会的，我们的孩子怎么会遭遇这样的命运呢？我却要说，这是完全可能的。你们大概知道王丹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在1989年，王丹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学生民主运动，并作为学生领袖而被捕判刑；吾尔开希，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但在1989年的4月21日晚间，当着前来阻止的高干父亲的面，引领了十万学生走上天安门广场，结果吾尔开希也因红色通辑令而不得不开始了长期流亡海外的生活。还有，以丁子霖女士为代表的众多“天安门母亲”的子女，在1989年的北京，被政府军的子弹射杀在殷红的血泊中，这些“天安门母亲”群体也同样有许多人的身份是高级干部或高级知识分子；更早些时候，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还曾被迫跳楼自杀，导致终身残疾，每天过着陪伴轮椅的生活……这些血淋淋的、目不忍睹的国家悲剧，难道不值得我们引颈深思吗？如果这些悲剧再度发生在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孩子身上，你们又该把悲痛的泪水洒向何处呢？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存的社会政治体制，不仅对我的家庭和孩子构成威胁，它也对你们这些法官、检察官们的家庭和孩子构成同样的威胁，甚至，这种体制对这个国家的所有家庭和所有孩子都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正因此，作为成年国家公民，我们（包括你们这些胸佩国徽、身穿法袍的国家公职人员），都必须肩负起我们对于孩子们的责任，都必须共同努力为孩子们，为我们的下一代，为国家的未来，打造一个健康的、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

怎样努力、怎样打造呢？那就是推动体制内外、朝野上下的一切进步力量，通过政治改造，完成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制度建设。唯如此，我们才能免于恐惧；唯如此，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国家才会拥有一个万紫千红、花果飘香的美好未来！否则，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你们是对不起人民的；作为父母，你们也是对不起自己的孩子的。

四．悲剧必须结束，无罪释放才是正义判决

尊敬的审判长，各位尊敬的法官先生：

法庭是人民的避难所，法庭是正义的最后避难所；法官的审判，是人权的最后救济途径，它将代表一个国家公平与正义的尺度。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海淀是中国知识精英和理性智慧最集中的地方，你们的判决将直接代表着整个国家的法治与文明水准，人民有理由期待你们对本案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判决。

综上所述，我认为，北京警方对我们的逮捕、检察官对我们的指控，严重地违背了国家利益，违背了人民利益，也违背了我们每一个家庭和孩子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不负责的大面积逮捕，也对执政党的执政权威、长期利益和道义基础造成极大的伤害。

因此，本乎一个公民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我严肃要求各位法官在守护公民良知的基础上，做人民利益的护法金刚，做国家正义的护法金刚，立即终止北京警方和检方联袂上演的这场悲剧，当庭宣判我们这些被告席上的国家公民全部无罪释放，从而为中国法治事业书写出神话般的全新篇章！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先后为本案提供法律援助的张雪忠、蔺其磊、张培鸿、王甫四位律师，感谢你们本乎良知正义而为本案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感谢张培鸿先生和王甫先生为本案所做出的精彩辩护。与此同时，我也要感谢所有关注本次人权事件并为之奔走呐喊的中国法律人和社会各界人士——从你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权中国和法治中国的希望！光荣一定属于你们！

最后，请允许我以一名不太合格的基督徒的身份将我的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我亲爱的妻子和孩子！并同时将这份祝福敬送给每一位在座的法官、警官和检察官！敬送给每一位见证本次审判活动的女士和先生！敬送给未来中国！

上帝与我们同在！
上帝保佑我的祖国！

赵常青

2014年4月10日 北京

来源：民主中国

吴玉琴：民运的中坚——我所知晓的赵常青及一些民运人物的印象

2010年10月3日，是山东大学教授已退休的孙文广先生76高寿的诞辰日。之前的9月下旬，我们夫妇受贵州人权研讨会委托，代表贵州人权研讨会到山东去为孙文广先生贺寿。为了顺便探视才刚出狱的浙江民主党人吴义龙和陈树庆先生，我们夫妇决定绕道而行。

买了到杭州的火车票，坐了近28小时的火车，我们于10月1日的凌晨到了杭州，在火车上时与朱虞夫、来金彪先生曾发短信联系，收到了朱虞夫先生的回信，并嘱下车后联系，来金彪先生未见回信。下车后与朱虞夫先生联系，他让我们到火车站前的立交桥下等候，在离立交桥10多米的时候，朱虞夫先生急电告知，他被国保公安堵住，不让出门，并叫我们立即去找杭州的其他朋友。情急之下，为了不让国保人员发现我们的行踪，想着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到山东去为孙文广先生贺寿。我们夫妇2人是连旅馆都没有去住，找了一个非常偏僻的网吧，就在那里上网直至天亮。中午时分我们找到了来金彪先生，一阵寒暄之后，我们把来意说出，来金彪告诉我们，吴义龙已到温州去了，陈树庆家离我们所处的位置很远，毛庆祥已搬家，只是杨建民已生病住院，我们一同来到医院，来金彪打电话时得知杨建民不在，无奈我们只得离开。时间仓促，去找陈树庆先生已不可能，我们只有带着非常遗憾的心情离开杭州。

10月3日凌晨，我们夫妇辗转来到了山东济南，经过一阵踌躇之后，我们打了济南朋友车宏年先生的电话，电话里车宏年那爽朗的笑声传来，使我压抑的心情一下子放松。老车要我们等着，他会来接我们。到了车宏年家里，近半夜老车为我们做了夜宵，就着老车的笑声，我吃得是开心极了！在老车的言谈中，你读不到一点忧伤，不了解他的人，从他的言谈举止上，你会以为他是一个生活得很幸福的人。其实他的实际生活是非常苦的，他的妻子带着孩子与他分居两地，同他生活在一起的是他那年迈多病的母亲，一个非常善良而又慈祥的老人。老车非常孝顺妈妈，为了照顾好老人，为了不让母亲担忧，车宏年总是笑呵呵的把苦日子过甜。可是，知子莫若母，他的母亲就曾拉着我的手歉疚地说，她身体多病无法为车宏年分担家事，还要拖累儿子笨手笨脚的服侍自己，看着儿子为她忙不过来的时候，她心痛极了！在我们离开时，这个因病住院才出院两天的老人，再三的嘱咐我，晚上一定要回到她家里去住。由于后来在山东警方的严密监控和骚扰下，我不想因我们而让这位如我母亲般善良的老人受到惊吓，我们就没有再回去。

为了能给孙老一个特别的礼物贺寿，北京朋友赵常青（这也是我与赵常青的初次相识）和浩然放弃了与大家一同游玩大明湖的机会，陪着我们夫妇一道为孙老准备礼物，中午赵常青请我们夫妇吃饭。饭前，作为虔诚基督徒的他，在为我们夫妇一番祷告平安后，他才吃饭。

来给孙老祝寿的有北京、云南、贵州、江苏、安徽、山东的民主和维权人士及各地朋友。北京来了6位朋友，寿宴上在给孙老致贺词时，赵常青还特别用“新闻联播”的方式拟了一份幽默风趣的贺词，他用充满男性而又不泛温柔的腔调高声念出，大家听得是捧腹大笑。北京的李海也代表北京朋友向孙老致了贺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高风亮节。孙文广先生为中国民主奋斗，至今仍孜孜不倦。看到孙先生身体健康，再放眼看看今日中国自由民主大潮的风起云涌，我们有理由确信，孙先生一定会跟我们在座的各位亲手迎来中国民主化的春天！祝孙先生健康长寿！”贵州人权研讨会的贺词“孙公乃泰山之巅的钢铁巨人而屹立於东方，是中国民运的福气。今日孙公高寿，吾辈前来致贺！愿孙老健康长寿！福如东海！永保与生俱来的精神及气质也！”

孙老的寿宴后，我们夫妇离开济南到了北京，8日我们又一次与赵常青相遇，同他一道的还有胡石根及刘京生先生，我们相约一块游历了30多年前的西单的“民主墙”旧地，刘京生老师作为“七、九”民主墙时期的人向我们讲述了“民主墙”的具体位置及相关情况，之后我们又游历了天安门等地。午饭时，王国齐先生来到，6个人在饭前就中国的民主与宪政谈了自己的看法及见解。当时我不无惭愧的看着我面前的这5个人，他们都是中国民运的中坚，他们都曾为了中国的民运遭受过中共的牢狱之灾。可是你在他们的面部，却是丝毫也找不到半点的遗憾和懊悔。到是那充满斗志力量的神态让你对他们肃然起敬！

午饭后，赵常青说在旧鼓楼大街凤凰竹餐吧可能会有一次“饭醉”活动，问我们是否有兴趣参加，当我们得知是网友们准备在那里聚餐等候有关刘晓波获奖的消息——如果晓波得奖了，我们就庆祝一下；如果晓波没有得奖，就搞一次常规“饭醉”活动，时间是下午5点左右。大家都表示有兴趣参加，于是3点左右我们便乘车前往旧鼓楼大街。

我们到达餐吧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可是只来了一位网友，该餐吧紧闭大门，上面张贴了一张纸条，说是“因为停电停业一天”，而在餐吧附近却游荡着几位形迹可疑的便衣，他们时不时地望着我们。不言而喻，我们也知道所谓停电的原因了。一会儿，王荔蕻大姐也来了，大家便商量该怎么办，赵常青当时就提议说不让我们在室内搞活动，那我们就在露天搞，并问这附近哪里有公园，一位网友说，这附近有地坛公园，赵常青说：“那好，我们就去地坛公园吧”，王荔蕻大姐等人也同意并在推特上发了消息，于是大家便去了地坛公园东门外，一些网友得知我们临时改在地坛公园东门外聚会，也陆续赶来，其中有王荔蕻大姐、赵常青、刘京生、王国齐、许志永、阿尔、张永攀、吴淦、徐小路、天天、赵枫生以及我与丈夫廖双元等等，还有两位外媒记者。（胡石根老师因为片警数次电话催逼，不得已而回去了）。

5点整，当我们大家在美联社记者的证实下，确定是刘晓波先生获诺奖后，大家又是欢呼、又是拥抱，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接着，大家都系上了黄丝带，并当街打出“庆祝刘晓波获诺奖”的广告牌，我们同声高唱《国际歌》，赵常青激动地带领大家一块呼喊“民主万岁！”、“自由万岁！”、“和平万岁！”、“释放晓波！”一类的口号。我们的庆祝活动引来了一些路人的围观，其中有些人还向我们打听详细情况并发出了同样的欢呼。

在大批警察来到之前，刘京生及王国齐先生担心我们夫妇的安全问题，要我们立即离开现场，并说，庆祝活动已基本完成，为了保全自己，你们必须马上离开！听了他们的话，我和丈夫廖双元带着依依不舍的神情离开。9日天安门广场戒严，气氛十分的紧张，我和丈夫不得已匆忙的离开了北京。

赵常青是一位坚定的民主斗士，也是一个民运的实干家。他多次坐牢不改初衷，为了中国的民运大业，直到42岁才结婚他。由于他参与的“公民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活动，导致他在去年4月被现政权拘押，他被拘押时，他的孩子才10个月大。现北京警方已将赵常青的案子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警方先是以“非法集会罪”刑拘当事人，然后又以“寻衅滋事罪”报请批捕，最后却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移送法院审查起诉。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迫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公民依法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其言行是属于《宪法》第三十五条所保障的公民权利范围，他们的行为不仅没有任何犯罪的可能，甚至体现的是目前中国最欠缺、最难得、最可贵的公民精神。如果习近平先生所推崇的“中国梦”是真真正正要造福于中国老百姓的话，那这样的爱国公民应该是习先生极力和国家推崇的模范公民，而决不应该成为政府打压和惩治的对象！

2014年1月20日

来源：民主中国

民主维权人士赵常青被起诉到海淀法院

（维权网信息员雷震报导）今天（12月20日）本网信息员从民主维权人士赵常青代理律师蔺其磊处获悉，赵常青被控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案在12月8日被移送海淀区检察院后，海淀检察院已经于近日将案子起诉到海淀区法院，估计下周（圣诞节期间）将开庭审理。

据蔺其磊律师说，这次北京市针对今年来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而被控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维权人士，採取单独分开审判的方式，即同案也分开为开庭。这样极大地浪费了司法资源，浪费了纳税人的钱财。

赵常青因参与公民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呼吁活动，于今年4月17日被北京警方先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后来改为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提起诉讼.下面是来自蔺其磊律师微博的检察院起诉书：

肖国珍：“如果我失去自由”——记忆中的赵常青

2013年4月13日肖国珍律师为赵常青拍摄的照片

（一）

第一次见到常青，是在一次小范围的聚会上。常青座位紧临我右，他满怀激情、容光焕发，让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已三进牢狱，历时八年。

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心志、理念如出一辙，对专制极权的憎恶与对自由人权的向往惊人相似，不禁大喜。从此我们几乎每天联系，共同探讨国事，合作办理个案。为某事某人，我们同喜同悲。

有多少次，由于当局的破坏，我们或步行、或乘车，一起寻找公民聚餐的新地点？

有多少次，我们呼朋引伴，举办活动？

有多少次，我们为某一个议题争论得风生水起，甚或面红耳赤？

有多少次，常青是我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又在第一时间帮我发出去？

（二）

对常青的了解，随着与他的交往日渐增加，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我讲的一些小故事。

1989年6月，因参与学生运动被囚的他，突然被拉去照相，他与同道狱友们误以为是要被枪毙，就商量好：被执行枪决前，一定要喊口号“民主万岁！自由万岁！”——时年二十岁的他，已经立定了终生的志向。

在牢狱中，由于他拒绝“悔改”，四次被单独监禁，长达十个月。面对禁闭中非人道的饥饿惩罚，他高喊“反饥饿！反虐待！要吃饱！要健康！”经过斗争，狱方被迫答应解决他的吃饱问题。心系他人的常青，直到狱方同意让所有的囚犯都吃饱后，才放心进食。他还为服刑人员争取到了监狱图书馆免费借书的权利；而此前，服刑人员借书，需要付款。

有一次，他在北京地铁站里散发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传单，正遇马新立（因要求官员财产公示而于3月31日被捕）也在发放。这两位同道战友，当时并不相识，孩子气的常青，装作便衣国保，对马新立进行“讯问”。

“马新立反应怎么样？”我不禁好奇。

“马新立非常镇定，应答得体，”常青开心地回答，“问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就说明了真实身份，说我是赵常青，也是来发传单的。于是两人相与大笑。”

（三）

在第三次系狱期间，他同监一名涉毒犯的母亲送来一本圣经，毒犯搁置不学，常青用一条宝贵的烟换下了这本经书，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读经笔记写道：“我必须醒来，必须从牢狱之苦的现实迷蒙中，回归我主的怀抱”：“祈求我主，重新点亮我心灵的灯塔”：“穿越夜的黑暗，清醒而有力量地走向前方，走向充满光耀与爱的前方。”他告诉我，在一次绝食抗争中，面临死亡，他向神祷告，就在祷告的一瞬间，突然他全身充满了力量。他也常常向神祷告，求神指引中国民主化的道路。

常青不只是一名“自学成才”的基督教徒，他的受洗也与众不同。中国的狱中当然没有牧师。平安夜，在狱中，常青洗了个冷水澡，他称之为“自行施洗，归到主的名下”。后来他出狱，大家都笑说这个不算，常青遂接受牧师的施洗。

常青多次对我背诵圣经里的一句话，以相勉励——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太10：16）他天性善良、质本纯洁，他希望自己能灵巧一些。

为了追求民主事业，屡遭当局迫害的常青，学业被耽误、恋爱被中断、八载余牢狱、被开除工作、户口被打回原籍——他陕西的农村老家。这位充满士大夫情怀的高才生，因此之故，常被我笑称“农夫”。常青告诉我，他也曾有过软弱，就是“恨”；但他成为基督徒后，恨如冰雪消融，大爱充溢心胸——尽管，中国的专政党从来就不曾停止过迫害他。

对他人的痛苦，他常怀悲悯；对不平之事，他难掩义愤。有一次，当他得知胡佳被国保毒打时，他的心疼、他的关爱，溢于言表。他忧心忡忡地对我说：“胡佳那样的身体，怎么经得起打啊。”

在别人需要帮助时，他从不缺位。教会一位弟兄告诉我，常青的人缘非常好。他如同冬日阳光，温暖着他人。有一次家庭教会聚会中，一位姐妹突然晕倒了，这位弟兄赶紧去找车，待他车到时，心急的常青早已把这位姐妹扛起，从三层楼下到一层，在等他。

他告诉我，国保曾向他承认，他们查遍了他所有的银行帐户，发现他除了有限的稿费外，并无其他进项。尽管收入微薄，经济上并不宽裕的他，朋友们聚餐时，总是抢着付帐。他乐呵呵地说：“神必供应。”

（四）

常青是有很深造诣的理论家，他发表了多篇时政文章，发人深省。他在《谁是万物的尺度》中写道：在我们以为成吉思汗们的压迫是错误的时候，不要以为朱元璋们的压迫就是正确的；同样，在我们用铁与血对日本鬼子的侵略奴役进行顽强抵抗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同样勇敢的对蒋介石、毛泽东们的强权统治大声说“不”！

他说：“必须建立起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为核心价值的政治架构……中国大陆……依然笼罩在共产党的威权体制下，而将传统的这种威权体制，改造成为现代的民主自由体制，便是当代中国有识之士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他又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公民社会的建设者。他用他的行动实践和见证他的信念。

各种维权活动，从来不乏他忙碌的身影；他组织研讨会，探讨国事；他整理研讨内容，并发布在网上，启迪民智；他参与公民运动，不论事大事小，无不殚精竭虑、亲力亲为。

他时常忙得喘不过气来，几乎每天工作到深夜——我与他常在深夜通过网络沟通——令我担心他的身体。直到今年4月，因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他与丁家喜律师等诸友同时系狱。

（五）

常青长于诗词，以其文字之胜，堪称一代才子。应我请求，他曾把作品（多未发表）拷给我，供我鉴赏。他写的小说，情节曲折，引人入胜；他的诗词，兼有婉约与豪放，前者纤细温柔、多咏淡风明月；后者勇猛精进、大气豪放，多济世救人之心、吞吐天地之志，兹摘几首如下——

蝶恋花·小雨

小雨点点点前窗，
燕子飞处，
云水两茫茫。
重重远山难遮挡，
心伴佳人归梦乡。

情到深处书不香，
纤纤秀笔，
难画相思长。
只盼两袖化翅膀，
乘风南去浴芬芳。

卜算子·咏松

遥遥百丈崖，
雄立一青松，
亭亭华盖险峰上，
臂指万里程。

朝饮天边露，
暮浴夕阳红。
一俟烈风雷电起，
抖擞舞长空。

一剪梅

又逢一年冷冷冬，
狂吹西风，
狂吹北风。
虽有昏天搅恶雪，
竹是绿竹，
松是青松。

人生如歌唱大风，
去去惆怅，
笑笑伤痛。
待到策马纵横日，
更拔长剑，
更扯长弓。

尽管如此，他非常谦卑，常常表示喜欢读我的文章，有时还请我帮他“润色”，而我何曾能易其一字？

（六）

“六四”屠城，使他确立了一生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国的民主。他多次对我说：“民主就是我的生命”。尽管为此一次又一次地被当局抓捕、处刑，他始终痴心未改，矢志不渝。

有司曾试图“策反”常青，游说他：如与有司合作，将获得何等大的好处。我与丁家喜律师曾大笑当局的因无耻而致的无知：居然连对常青也敢动“策反”的念头——且不说常青是何等的理念坚定；至情至性、清澈通灵的常青绝不可能忍受以灵魂换取世俗功利的人格分裂。

家喜常说：“常青是一个圣徒。”是的，他的眼神，他的脸庞，他的文字，他的行为，无不发出自由的光辉。

他曾多次对我说过：“尽管我没有违法，我也知道我随时可能进去。”为了防备突然被抓的情形，2012年10月1日，常青手写了一份委托书交给我：“自即日起，本人若成为任何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委托肖国珍律师为我的代理人或辩护人，为我提供法律帮助。”他知道他随时会因说真话、做义事被抓捕，却依然坚持独立思考、真诚表达、果敢行动。他视牢狱为无物。

今年4月13日，我们有个小型聚会，当时形势已是险恶，我对朋友们说：“为了防止被抓而无法公布照片，现在我给你们一一拍照”。我为常青拍下了照片——他右手握笔，端坐桌前，笑容灿烂。事后我对常青说：“我给你拍了一张最满意的照片。”还没来得及发给他，就惊闻他被抓了！

4月17日晚八点，我收到常青的邮件。“如果我失去自由”——是他邮件的第一句话。他预感到自己会立即被捕，匆匆对我们几位朋友托付他的九个月的幼子小象。此前，他也曾多次叮嘱我：如他出事，希望我与朋友们一起帮他照顾孩子。我故做轻松，淡笑答应，暗暗有一种如同迷信似的担忧——怕我答应了的话，他真的进去。

现在，他进去了。每回上网，看到常青的图标——那不知何时才能响应我的图标——我心如刀割。

有一次，我与王德邦君谈到常青，德邦安慰我说：“好在常青不是第一次进去，他能挺过来的。”

我突然情绪失控，迸发出凄厉的哭声——

“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总是他？！”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5期2013年10月4日—10月17日）

古川：记把宪政民主当“爱情”的赵常青

2013年4月17日，我的好友赵常青被北京当局抓捕。第二天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5月24日，又被以“非法集会罪”批准逮捕。从4月17日到9月17日，赵常青已经失去自由五个月了，但他却依然还被中共当局关押着，并且目前还没有被释放的迹象。


2010年10月8日，在北京地坛东门举行庆祝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活动（左一为赵常青）

赵常青被抓走时，儿子小象才十个月大。由于其妻子刘晓冬上班，小象于2012年六月出生后一直由赵常青照看。赵常青本来是不会照顾小孩的，但却因为小象的出生而使他成为超级“奶爸”。因此，小象与他很有感情。在赵常青被抓走第二天，小像还到处找赵常青。在《赵常青的儿子小象的哭与笑》一文中这样描述：“小象整个下午都在找爸爸，对于每个来到家中探访的戴着眼镜的男子，都误认为是爸爸，并努力发出声音，以吸引来人的注意。”

当我看到这篇文章时，感到十分伤心，也让我想起自己的经历。 2011年2月19日，中共当局开始进行疯狂的“茉莉花”大镇压，北京昌平分局的20多位国保和警察，强行闯入家中，强行将我绑架抬走。当我被抬走时，当时才21个月大的大儿子洛洛，因为看到我被人围住并被抬出了门，哭着喊：“爸爸！爸爸！……”；而当时躺在床上才3个多月大的小儿子恩恩，也因为受到惊吓而大声地哭了起来。在我“被失踪”的63天里，大儿子洛洛的喊声与小儿子恩恩的哭声，时时在敲打着我的心。

因为我“被失踪”，妻子李昕艾照看不了两个孩子，只好把大儿子送到教会，请弟兄姊妹帮助照看，后来大儿子因为顽皮去碰饮水机水龙头，导致其手腕处被烫伤。后来，当国保把大儿子被烫伤的消息告诉我时，当时我还差点哭了。而小儿子因为我“被失踪”，一直肚子拉稀，直到我回家时都没有好。现在回想我自己的经历，我还会觉得伤痛。我不知道，大儿子看着我被绑架抬走的一幕，究竟会在他心里留下什么阴影。

在我“被失踪”63天的时候，赵常青给了李昕艾很多帮忙。其中，特别需要提及的时，2011年4月4日，李昕艾抱着当时才5个月的小儿子恩恩去东小口派出所绝食抗议，并在派出所度过一夜。为此，赵常青在半夜打车赶过来探望李昕艾，当时他住的地方离东小口派出所很远，夜深了也已经没有公交车运行，为此他打车花去了七、八十块。但是，赵常青去了之后，派出所却不让他见李昕艾，也不同意他把孩子带走，无奈他只好在网吧委屈了一宿，等天亮后有公交车运行的时候才回了家。

赵常青被抓走时，小象可能没有像我大儿子一样，看到爸爸被绑架抓走的场景，至少不会在心里留下巨大阴影。但赵常青已经被抓走五个月了，小像也已经五个月没见到爸爸了，虽然他现在还不能清楚的表达，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但我想在他十分幼小的心里，肯定是十分想念爸爸的，而且肯定一直很奇怪，“爸爸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来抱我？”而赵常青已经被拘留五个月了，他也肯定十分想念妻子，十分想念小象。

我与赵常青第一次见面是在2010年5月初。当时，我和李昕艾一起在朋友家见到了赵常青。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我在此之前却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在此之前，我看到他在“民主中国”网刊发表的文章，其中最有印象的就是他当时刚发表《谁是“林昭”呀？ ！ ——4月29日未名湖畔采访记》。

后来，没过多久，赵常青要搬到天通苑来住，我还开着车去帮他搬家。当时我们一家也住在天通苑，就这样我与赵常青就成了邻居。一年以后，赵常青搬到北七家居住，我们也搬到北七家，又成为邻居。也就是说，从2010年到2012年，在将近两年的时间的内，我们和赵常青是邻居，并在同一家教会聚会，因此成为好友。

2010年7月10日，赵常青还与李昕艾在同一天受洗，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在受洗之前，赵常青曾对我们说，他在监狱中的时候，就自己读《圣经》。那是在赵常青第三次入狱的时候，2004年夏天，他从狱友那里得到一本《圣经》，然后开始阅读，先读《新约》，再读《旧约》。通读了一遍之后，又挑选了一些章节来读，还做了读经笔记。在其2005年10月6日做的读经笔记这样写道：“从去年夏天，到今年春，我已经断断续续的把《圣经》读过一遍。”在监狱里，没有办法受洗，也没人敢给他施洗。在2004年圣诞节，赵常青就自己洗了个冷水澡，然后就宣布自己受洗了。

加上现在这次被拘留，赵常青已经是四次入狱了。其第一次入狱是因为参与“六四”民主运动，被关入著名的秦城监狱三个多月。

赵常青是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人，出生于1969年4月6日。 1988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1989年5月3日，当时才是大一的赵常青，起草并张贴了《五四宣言》和《告师大老师书》，号召陕西师大老师和学生在“五四”进行大游行。 “五四”大游行时，赵常青制作了一面写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八个大字的旗帜，并行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5月16日，陕西师大学生自治会成立，赵常青担任首任宣传部长。当天晚上，在学校教学大楼前召开的学生动员大会上，赵常青还第一个登上桌子进行演讲，号召第二天全校罢课，去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活动。

在5月19日李鹏宣布北京戒严之后，赵常青于5月23日来到北京，担任“外高联”秘书长。因为要将北京的情况向西安汇报，赵常青在6月2日回了西安。在中共军队于6月3日晚上在北京进行“大屠杀”之后，赵常青获得消息后，决定回北京进行支援。 6月5日到达北京后，开始对北京“屠杀”的真实情况进行调查。因为那时还断断续续听到枪声，赵常青还写了封遗书，以便一旦被打死了，好给父母有个交代。

但他的调查才进行了两天，却于6月7日在西单被戒严部队拦下，从其身上搜出调查笔记和遗书。戒严部队因此将他带到新华门外、长安街路边的树丛中，对他进行殴打，将他打得头破血流。然后，赵常青被五花大绑，被五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带到天安门的戒严部队指挥部，然后交给北京市公安局，拉到劳动人民文化宫。 6月12日晚上转到半步桥监狱呆了一个晚上，13日被转入秦城监狱。在秦城，他被关在六号牢房，与清华大学的孙建伟、北京师范大学的陈来、北京语言学院的张前进、政法大学的龚志中、清华大学的梁煜、北京大学的熊焱以及连胜德关在同一牢房。由于北京当局没能找到他参加其他抗议活动的证据，赵常青在9月下旬被释放，并回到陕西师大继续上学。

1992年从陕西师大毕业之后，赵常青被分配到位于汉中市的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下属的813厂的子弟中学工作。 1995年，赵常青报考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研究生，其考试成绩排第二，其报考的导师也给他说录取没有问题。但后来却因为“政审”而不被录取。其导师给他写信说：“不行了，北大之上的有关部门，将你的情况，告诉了北京大学保卫处，北大保卫处又将你的情况告诉了研究生院，结果是在政审的关口上，把你给掐掉了。”

在考研道路不通之后，赵常青在1997年开始参加汉中市的人大代表选举，却在正式投票（1998年元月14日）前一天晚上，遭到汉中市国家安全局抄家并传唤。 14日下午被释放。赵常青的得票排在第二，只比一位副厂长少四十多票，比另一位副厂长多200多票。但由于三人都没有过半，需要进行第二次选举。为了防止赵常青当选，厂里干脆把第二次选举取消了，上级为厂里指定一人做“列席代表”。

被释放之后，赵常青被监视居住。过了几天，又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刑事拘留。一个月后又将他释放，继续监视居住。 3月25日，被正式逮捕，不追究他合法参与选举，而追究他在1997年8月中共十五大召开之前写的《改革政治体制，走民主化道路》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建议中共走台湾道路，用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民主化转型。同年7月，陕西汉中市中级法院因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赵常青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同年9月，被送进汉中监狱服刑，同时被813工厂开除厂籍，其户口被打回山阳县农村。由于赵常青拒不认罪，不认为自己违反了法律，导致他在监狱服满了整整三年刑期，一天刑也没有减。直到2001年2月24日才出狱。

出狱之后，赵常青在西安打工，继续从事一些民主人权方面的活动。 2002年6月28日，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发出赵常青组织的有全国各地170名民运人士签名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闯关回国的杨建利的公开信。因为这封公开信，赵常青在同年11月7日被再次抄家，并秘密逮捕。 2003年7月10日，西安中院以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进行不公开审理，8月4日作出有期徒刑五年的判决。

随后，赵常青被送进陕西省第二监狱，即渭南监狱服刑。在服刑期间，由于他拒不认罪，拒绝唱红歌，拒绝队列训练，拒绝劳动，导致他被四次被单独关禁闭，总共长达十个月。在其2006年2月19日第四次被关禁闭时，赵常青还进行了成功的维权。由于关禁闭时，监狱当局每天只给半斤粮吃，把人饿得头晕眼花，饿多半死。为此，赵常青决定抗争，并决定在绝食之前高喊：“反饥饿，反虐待，要吃饱，要健康。”

但是，当他准备喊口号时，却突然感到底气不足，喊不出来。为此，他就开始祷告说：“主啊！我要斗争，求你给我勇气！给我力量！主啊！我要斗争，求你给我勇气！给我力量！”在他祷告的那一瞬间，他感到一种铺天盖地的的力量，从头顶源源不断的落下来，充满了他整个的心胸。他感到浑身都充满了力量，然后用最高声音喊出：“反饥饿！反虐待！要吃饱！要健康！”每一句都重复三遍。

他的喊声立即把看守全部惊动了，监狱的督察也过来了。他们把铁栅栏们打开，将他往墙上一推，给他用背铐铐起来。由于督察也在场，他这次没有挨打。

负责人就问他，“你喊啥？”他说：“我喊啥！我要吃饱。我肚子饿。《监狱法》也是这样规定的呀！你们一天给半斤粮食，怎么能吃饱？吃得健康呀？这是虐待！所以我要抗议。”负责人就说：“你不要喊了，我今天晚上就给你解决。”他说：“不是给我解决一个人的，要把那些所有严管的、关禁闭的都要解决。”负责人就说：“行！统一解决。”于是，他的抗争就成功了。

后来，监狱长又找他谈话说：“你前半生吃了不少苦，知识文化也比较高，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前途，你看监狱有什么工作需要改善，也请你提下意见。 ”当时，渭南监狱图书室的一本书借给服刑人员看，一天要两毛钱，一本杂志一天要一毛钱。赵常青觉得这不合理，于是就对监狱长说：“服刑人员本身是家庭的负担，他哪里来钱呀？家庭有亲人来会见的，带来一些钱来，他们想学点文化，看本书呢，还有能力看。但那些长年没有家人探监，没有汇款的这些人，他到哪去弄钱来看书呢？有好些服刑人员想在监狱里面学点文化，为出狱后重建家园，做点准备的，你们收费这就让好多服刑人员，没有办法为自己出狱之后，重新做人，重返社会，做一些预备。”

赵常青还表示：“根据我了解的一些情况，监狱的文化建设、图书建设，这样的一些建设是纳入国家财政开支的，你现在这种收费是明显的不合理收费。如果你们监狱认为这收费是合理的，我保留向省司法厅，乃至司法部反映这个问题的权力。” 监狱长一听这话，就说：“你别急，我下去调查。如果真有这事，我们改！”半个月之后，从2006年6月1日开始，渭南监狱的所有图书杂志，免费向所有的服刑人员开放了。 2007年11月27日，赵常青刑满出狱。


2007年11月27日，赵常青第三次出狱照片

对于赵常青的第三次入狱，我感到遗憾的是，当时我没有关注到他。虽然我从2002年大学毕业之后，从2003年开始关注各种维权事件，但我却没有看到过有关他入狱的报导，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这实在让我现在都感到遗憾，当时没有为他发出呼吁。

在出狱之后，赵常青继续参与各种维权活动，2008年《零八宪章》发布，赵常青成为首批签名人员。不仅如此，赵常青还参与了《零八宪章》的修改，其提出关于各界公民都应该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的建议还被采纳。对于“公民运动”，早在2002年，赵常青就起草了一个《中国公民运动宣言》，后来第三次入狱，这份宣言还成为其罪证之一。

对于《零八宪章》，赵常青撰写了十多篇评论文章。 2009年11月18日，赵常青在“民主中国”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零八宪章〉与我的“爱情”》的文章表示：“爱之若何？曰：若初恋，若寻之而不得、寻之又寻的爱情！是的，《零八宪章》，我的美丽的’爱情’！”

在这篇文章中，赵常青称他将民主和自由当作“政治爱情”来进行追求，叙述了他三次入狱的经历。赵常青表示，“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不仅仅成为规范和引导他所有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最高宪法，而且还成为他的“政治初恋”，成为二十年来他始终不渝的“政治爱情”。赵常青当时表示：“既然二十年前就拥抱了这份爱情，二十年后，我自然会更加热烈地拥抱这份爱情！”为了追求终身不渝的“政治爱情”，赵常青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坚贞不屈，令人感佩！

也正是因为追求“政治爱情”，导致赵常青失去了真正的爱情。当他1998年入狱时，本来他的女朋友已经怀了孕，后来却因为他的入狱导致女友在家人压力之下，将孩子打掉，并选择离开他。当我与赵常青刚认识之时，他看到我的大儿子洛洛，还很痛心地对我们说，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第二次入狱，他的孩子也已经十来岁了。

我们认识后不久，在朋友的介绍之下，他开始与刘晓冬女士谈恋爱。然后，他们之间的恋爱却经常被国保打断。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被宣布获得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赵常青、王荔蕻、屠夫等一批网友为此在北京进行“饭醉”庆祝，却因此与王荔蕻、屠夫一起被拘留八天。 10月17日拘留期满后，赵常青被强行遣送回山阳老家。 10月24日，赵常青回到北京，当天又再次被遣送回山阳老家。随后，由山阳国保将他软禁在山阳一家招待所，直到同年12月31日才被释放。

在恋爱半多时间之后，赵常青与刘晓冬终于在2011年7月16日结婚。那时，正值中共对“茉莉花”进行大规模镇压之后，原计划在位于天通苑的北京爱加倍教会的礼堂举行，却遭到昌平区国保的骚扰，不让在昌平地盘上举行。后来，被迫改在立水桥附近属于朝阳区的一家饭馆举行。婚礼举行之前，北京国保就告知胡石根、何德普、查建国、高洪明、刘京生、徐永海、王国齐等异议人士，称“北京市公安局的决定，不许参加赵常青的婚礼”。当时参加婚礼张博树，在致贺词时讲道：今天亲朋好友欢聚一堂，这也许是今年以来我们大家最值得高兴的事情之一！

我和李昕艾也参加了他的婚礼。这时赵常青已经42岁。在其43岁之时，小象才出生。这就是说，因为被“政治爱情”耽搁，才导致他人到中年才收获爱情，才喜得贵子。

正是看到中共镇压“茉莉花”之后，民间社会的冷清，赵常青从2011年8月开始发起北京公民“饭醉”活动。为此，赵常青2013年1月在《零八宪章月刊》上发表的《北京年末“公民聚餐会”发言纪要》表示：“2011年春，中国’茉莉花革命’遭遇当局严酷打压后，一时间黑云压城、万马齐喑，北京形势一片肃杀。连本人7月16号的婚礼地点都受到有关方面干预而不得不临时转移。我觉得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为了去除笼罩在北京上空的恐怖氛围，从2011年8月份开始，我决定每个月底邀请部分民主维权人士在一块吃饭聊天。通过几个月的坚持，到2011年12月底敢来参加’公民聚餐’活动的人士达到30多人。 2012年我继续坚持，期间虽然有过一些波折，转移过几处聚餐地点，但聚餐活动还想对顺利，是故这个’公民聚餐’活动就慢慢的有些影响了。特别是2012年春夏之际，当’新公民运动’蓬勃兴起后，’公民聚餐’活动作为公民运动的一种最为简单的形式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扩展和推广。至岁末，公民聚餐活动在北京、上海及许多省会城市如广州、郑州、西安等地都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也正是赵常青发起“饭醉”活动以及他参与的“公民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的活动，导致赵常青现在被拘留。实际上，赵常青并没有参与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街头举牌活动，只是在2012年12月24日平安夜组织一些人“饭醉”时，讨论了财产公开的问题。后来，赵常青将这次讨论的文字以《205名高官必须带头公布财产！ ——北京“财产公开”问题座谈会纪要》为题发表在《零八宪章月刊》。

由于赵常青参加的各种维权活动，妻子刘晓冬一直比较担心。当2012年三月中共当局在其召开的“两会”上通过“被失踪”的“73条”时，几个朋友在一起讨论这一条款。当刘晓冬听说这一条款消息之后，她的脸色一下子就变白了。

在赵常青被拘留后的第三天，即4月20日，刘晓冬发出一封要求各界紧急关注赵常青的呼吁信。刘晓冬表示：“现在我和我的孩子每天都在盼望和等待着他平安回到我们身边，可我们面临如此境况，既对真相一无所知又深感无能为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先生没有回到我们身边的日子里，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支撑起这个家庭，直到我先生回到我们身边。”

刘晓冬本来期望赵常青早日回家，但赵常青在4月23日会见律师时却表示准备再次坐牢。代理律师蔺其磊对美国之音表示，看上去赵常青非常乐观，精神状态也很好，而且对政府如果判他坐牢也有心理准备。

对于中共当局再一次抓捕赵常青，作为朋友，我们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将他无罪释放。在此，我高声呼吁：“自由赵常青！”“释放赵常青！”“赵常青，你妻子刘晓冬喊你回家吃饭！”“赵常青，你儿子小象喊你回家抱他！”

为此，9月14日，李昕艾和我带着两个孩子，到纽约时代广场，举起了“自由赵常青（Free Zhao Changqing）”、“释放赵常青（Release Zhao Changqing）”的牌子抗议。李昕艾还决定，今后每周六晚上去时代广场举起“自由赵常青”、“释放赵常青”的牌子抗议。


李昕艾在纽约时代广场举起“自由赵常青”的牌子

写于2013年9月17日赵常青被拘留整整五个月的日子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9/25/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