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常青：1989年因参与学潮入秦城监狱；1998年因以独立候选人竞选县级人大代表被以“煽颠”名义判刑3年；2002年因为起草《中国公民运动宣言》及相关民主人权活动被判刑5年。2010年因为庆祝和平奖被行政拘留8天，软禁宾馆68天；2008年12月10日签署《零八宪章》；发表文章若干。
《零八宪章》论坛：12月10日是着名的“国际人权日”，六十四年前的这一天，《世界人权宣言》被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运动从此有了一面世界性旗帜。四年前的这一天，由刘晓波先生和张祖桦先生主笔的《零八宪章》横空出世，中国民主人权运动有了一面光辉夺目的旗帜。请问您作为《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之一，能否谈谈四年来《零八宪章》对于当代中国民主维权运动所起的作用？
赵常青：四年前的“世界人权日”，数百位中国各界公民联署签名公佈了《零八宪章》，对于中国民主维权事业来说，《零八宪章》在最近四年所起的作用我认为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进行回答：
第一，从民主转型的“顶层设计”而言，《零八宪章》从实际出发，通过集中精英人士的理性智慧，系统的、全面的规划了中国民主路线图.十九条“基本主张”涵盖了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领域的改革思路，它既可以作为执政党的政治改革纲领，也可以作为民间维权运动的行动纲领.而就民间而言，尽管也有些不同声音，但从主流方面讲《零八宪章》已经成为多数民主维权人士、法律人和知识精英的政治共识.四年来不仅有12000多名各界人士签名支持《零八宪章》，而且尚未签名的秦晖、胡石根、许志永、秦永敏等着名人士对对《零八宪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海外中国民主党人甚至公开宣布奉《零八宪章》为推动中国民主事业的政治纲领.由此可见，《零八宪章》前所未有的成为中国民主维权事业的最光辉旗帜，它的光荣诞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民主维权运动的动员令和集合令！
第二，《零八宪章》的发布，在中华大地掀起了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无论是《零八宪章》本身的签名、网络传播和街头散发，还是官方的野蛮打压，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都是一次典型的思想启蒙运动，许多人因为《零八宪章》而在思想层面发生革命性变化，而晓波荣获“和平奖”又把这场启蒙运动推向一个阶段性高潮。和《独立宣言》、《七七宪章》曾经的历史作用一样，随着岁月的推移，《零八宪章》在中华大地将益发彰显其真理性的光辉！
第三，从实践层面讲，《零八宪章》公开号召朝野上下、体制内外人士都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共同推动民主、宪政中国的早日实现.也因此，无数签署或认可《零八宪章》的人士都从各个方面推进公民“围观”和“维权”活动，无论是平权教育运动、废除劳教运动、公民围观活动、公民维权活动——都可以直接或间接的看到《零八宪章》的存在和影响，这是《零八宪章》对中华大地和中国民主事业的祝福！未来这种祝福会更多、更大、更好！
第四，还有一个重大作用就是促成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将2010年度“和平奖”授予了刘晓波。虽然“和平奖”颁发给晓波与他几十年来的努力分不开，但可以肯定的说，如果不是因为起草和推动《零八宪章》的联署发布，晓波是否会入狱都很难说，更何谈“和平奖”。但是由于《零八宪章》的成功运作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国际影响力，终于促成国际社会将和平奖授予狱中的晓波，这既是对晓波的肯定，也是对《零八宪章》的肯定。这又进一步加大《零八宪章》的国内影响力，并使得国际社会开始不断关注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
《零八宪章》论坛：《零八宪章》还在孕育阶段时就遭到官方的关注和打压，2008年12月9日，也即《零八宪章》正式发布的前一天，北京当局便拘捕了《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刘晓波先生。几乎与此同时，《零八宪章》另一位起草人和发起人张祖桦先生被抄家。宪章公佈后，执政当局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打压《零八宪章》的狂潮，不仅每一位《零八宪章》签署人都受到传唤，而且公然逮捕刘晓波先生，并组织陈奎元、钟哲明等御用学者着文批判《零八宪章》；在08年底和09年初，最高当局还针对《零八宪章》所提出的民主宪政制度设计，公然抛出“邪路论”和“五不搞”的观点，请问执政当局为什么如此惧怕并围剿《零八宪章》？
赵常青：以胡锦涛、吴邦国为代表的第四代中共领袖集团是一个非常平庸的官僚集团，他们的目的仅仅是做官、做大官、做最大的官，对于亿万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病苦他们是漠不关心的（温家宝应该是个“另类”，也因此受排挤打压）。他们最关心的是在所谓的改革开放时代攫取的天量利益能否一世而万世的传承下去，任何可能触及他们自身利益的努力都会受到野蛮打压。也因此“维稳”成为“五不搞”时代最为恶劣的“政绩”。而《零八宪章》则系统的提出了中国民主路线图，它的强大影响力、动员力和感召力使得“五不搞”中央感到了一种大难将至似地威胁和挑战，故不惜以共产党的前途为代价，使劲围剿《零八宪章》，只是他们这样做的后果已经愈来愈严重，中共新一代领袖会因为他们的错误决策而遭遇难以消化的后遗症。
《零八宪章》论坛：《零八宪章》虽然受到执政当局的野蛮封锁和打压，但从第一批303人签名以来，共有28批共计12881人签名支持，在中华大地掀起了一场各界人士蔑视当局打压的《零八宪章》签名运动，请问原因何在？
赵常青：因为《零八宪章》的真理性，因为《零八宪章》对于解决中国问题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而且不是零敲碎打，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提出了完整的中国民主路线图，所以它虽然遭到执政当局的严酷打压，但良知人士还是不畏强暴，“虽千万人吾往矣”！
《零八宪章》论坛：众所周知，执政当局对《零八宪章》的最严酷打压是对刘晓波先生的迫害。2009年6月23日，被软禁半年的刘晓波先生遭到北京当局的逮捕，同一年的“世界人权日”刘晓波先生被正式开庭审理，12月25日被以“煽颠”名义处刑11年——这是迄今为止被以“煽颠”罪名判刑时间最长的民主人士，其主要罪证便是起草《零八宪章》。但中国政府对刘晓波先生的迫害并不能淹没刘晓波先生和《零八宪章》对人类正义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也正因此，2010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将2010年度的“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先生。您能否从“和平奖”的角度谈一下《零八宪章》与刘晓波先生对于中国民主宪政事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赵常青：众所周知，“诺贝尔和平奖”是迄今为止人类设立的最高人权奖项，不仅仅因为这个奖的奖金很高，更重要的是它对人类和平事业的高度赞誉和肯定。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证明，只有在民主宪政和人权的旗帜下，人类和平才会得到相对良好的保证.民主国家和民主制度是？？最能够实现“和平奖”的立奖宗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2010年度和平奖颁发给中国公民刘晓波，既是对刘晓波本人献身民主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民主事业的祝福。尤其，刘晓波主要是因为起草《零八宪章》而入狱的，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在颁奖词中明确提到《零八宪章》，鑑于“和平奖”在世界各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力，可以说，在伟大的中国民主运动中，刘晓波已经取得了世界公认的“精神领袖”地位，与此同时，《零八宪章》作为一部系统的民主变革纲领，也必将引领整个2010年代的中国民主维权运动，直到维稳体制的死亡，直到民主宪政的胜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个人对于和平奖评委会是充满感谢的。感谢他们对于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关心和鼓励！希望中国民主事业在2010年代能够得到国际社会更多更大的祝福！
《零八宪章》论坛：《零八宪章》公佈后，尽管受到各界人士的充分肯定和认可——包括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这样崇高的荣誉，但也遭遇海内外一些“自由人士”的批评，极个别签署人还发生了中途退出签名这样的事情。请问您作为《零八宪章》签署人怎样看待这样的事情？《零八宪章》如果作为一个“运动”存在的话，您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
赵常青：我们这个世界是多彩世界，在价值兴趣上有所区别是正常的，所以，从自由和人权的角度讲，有些人不签署《零八宪章》、个别人签署后又声明退出，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从民主大局讲，我个人不主张争小异、废大同，毕竟民主阵线还不是足够的强大，只要遵从民主宪政的目标，就应该加强彼此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早在2010年3月我就提出“合纵”“连横”的概念，我确实反对“山头主义”、“自留地主义”，反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团结”与“统战”对于中国民主事业来说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否则，会付出十分严重的内耗代价.
《零八宪章》当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文本，这是着名民主人士胡石根先生的原话，在最近几年的民主维权运动中，《零八宪章》已经彰显了它的价值和光辉，这是不用怀疑的。但是，我认为，无论是作为“宪章运动”还是“公民运动”都还“动”得不够，所有的宪章签署人都应该牢记“签名”就是“宣誓”，就是要肩负起自己对于《零八宪章》及其诉求的中国民主事业的神圣责任！所以我强烈的建议，所有内心认可和签名认可《零八宪章》的中国公民确实应该以身作则，积极参与到蓬勃兴起的中国公民运动中，以各种可操作的方式三三两两的“动起来”！十个八个的“动起来”！百个千个的“动起来”！百万千万的“动起来”！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对于《零八宪章》的忠诚，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对于中国民主事业的忠诚！
《零八宪章》论坛：众所周知，“诺贝尔和平奖”是全世界公认的人类最高人权奖项。截至目前为止，所有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世界知名人士都对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过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刘晓波先生也不例外。但中共当局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将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继续关押在监狱中，您能否对北京当局的这一“壮举”做个简单评价？
赵常青：当局对刘晓波的打压已经有20多年了，89年晓波就因为学生民主运动而被捕入狱，90年代后期又因为民主人权活动而被劳教三年，这还不够，2008年因为起草《零八宪章》被以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当局以为这样就可以消除《零八宪章》的影响力，却不料偷鸡不成蚀把米，国际社会将“和平奖”授给了晓波，不但增加了《零八宪章》的世界性影响，也将刘晓波先生推向中国民主事业“精神领袖”的地位，中国民主维权事业也因此而得到了更大更多的激励。遗憾的是，刘晓波还在锦州监狱受难，在当代世界，刘晓波恐怕是唯一一个被关押在监狱的和平奖得主，这当然是执政党和中国政府制造的罪恶，也是整个国家的耻辱，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全部国家公民的耻辱，我个人对此表示谴责！
《零八宪章》论坛：中国作家莫言先生在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答记者问时，明确向最高当局喊话说“释放刘晓波！”，有传言说北京当局有意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将刘晓波先生“送出”大陆。请问您认为执政当局会有这样的诚意吗？此外根据您对刘晓波先生的认知，您认为他会像魏京生、王丹及陈光诚等人一样选择出国过“流亡”天涯的生活吗？在释放刘晓波先生问题上您想对执政当局说点什么呢？还有，您想对仍然在锦州监狱服刑的刘晓波先生说点什么呢？
赵常青：刘晓波作为一位长期从事民主活动和人权活动的知名人士，他对于祖先留下的这片土地和国度有着一种深深的感情，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对于这个国家的重要责任，逃避不是他的风格，知难而进、在黑暗与艰难中抗争才是他的天赋品质，也因此，他公开表达过实现民主前不离开祖国的承诺.愿意与广大同胞共同承载现存制度所造成的种种灾难，更愿意一马当先，为改变一党独大的国家政治生态而努力，可以说为了民主中国和宪政中国的早日到来，他表现出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勇气！这在有着深厚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人文传统的中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据我了解，当局是希望他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出国的，就像许多民主先驱已经做到的那样，就我个人内心的想法而言，我是不希望比较知名的民主人士都去到港台欧美过流亡生活的（真有病国内无法医治的除外），好多人出去后还在为中国民主事业做艰苦奋斗，这当然很宝贵，但是远离本土，总有些空中楼阁、雾中看花的感觉.所以具体到晓波这里，我主观上也同样不希望他远渡重洋、漂流欧美。但以我数度监狱生活的经验，我知道监狱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所以从个人自由角度讲，无论晓波是否答应当局出去，我都尊重他本人的选择！但我估计他不会背叛自己的公开承诺的，否则要出去的话早就出去了。
我特别希望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领袖能够高瞻远瞩，本着对国家负责任和对人类文明负责任的高度来妥善解决中国的政治困境，果断抛弃维稳体制，抛弃“五不搞”和“邪路论”，果断开启中国政改，推动中国走向《零八宪章》所描述的民主、法治和宪政，则是造福整个民族、造福五分之一人类整个未来的事情。
前不久，张祖桦、艾晓明、崔卫平、贺卫方等数十位中国公民发起了签名释放刘晓波的运动，我也是第一批签名人之一，目前已有数千名中国公民参与联署，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提醒执政当局不要对抗人类文明，迅速释放刘晓波及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洗刷胡锦涛、吴邦国等前任中共领袖所制造的人权罪恶和耻辱。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晓波还在狱中，还在背负国家和民族的十字架，还在铁血冷牢中承受强权集团所强加的苦难.而且与他一同受难的还有高智晟、刘贤斌、陈卫、陈西、朱虞夫、许万平、吕加平、郭泉等等良知人士。我们在祝福这些狱中师友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现实努力，尽早完成民主转型，从而在自由民主的晨钟暮鼓中欢迎他们早日出狱！这不仅是我们对于刘晓波们的责任，也是我们对于这个国家的责任！
《零八宪章》论坛：2008年底刘晓波、张祖桦等人通过《零八宪章》提出以“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为核心理念的民主路线图，但前执政党总书记分别于2008年12月和今年11月两次斥之为“邪路论”，顽固死守所谓“中国特色论”，并在中共十八大上获得全党“一致通过”。纵观人类发展趋势，您觉得“特色论”会在中国寻找到自己的未来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您认为十年后的中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零八宪章》所描绘的民主中国梦想会实现吗？
赵常青：所谓的“特色论”在八十年代对于这个国家还是起了作用的，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进入本世纪以来，特色论已经堕落为掩护权贵集团瓜分国家社会财富的遮羞布，执政党各层级的主要官僚也在特色论的掩护下变身为腐败分子的代名词.在特色论的驱动下，造成了官场的极度腐败、社会的两极分化，并导致党民矛盾、官民矛盾成为今日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毫不客气的说，“特色论”已经腐烂、“特色论”已经死亡，“特色论”在中华大地看到的是自己的坟墓。
那么，中国的未来是什么呢，2010年春天我就公开表示，2010年代是一个伟大的民主维权时代，中国民主宪政事业必将在这个十年完成自己的华丽转身，2012年即将过完，在剩下的六七年时间里，将是中国民主事业大联合、大进军的时期，我辈中华儿女自当激流勇进，为人类文明建筑起巍峨的民主中国的不朽丰碑！
《零八宪章》论坛：从广义上讲，中国民主转型事业实际上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公民运动，无论是上个世纪后期的传统“民运”，还是本世纪初兴起的维权运动都可以说是中国公民运动的阶段性演进.而且这个民主转型事业是一场涉及五分之一人类的宏大事业，它需要体制内外、朝野上下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也正因此，《零八宪章》在“结语”部分才公开提出：“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请问，作为《零八宪章》签署人，作为关心中国现代化转型并为之做过巨大努力和牺牲的人士，您认为在未来五年时间应该怎样开展中国公民运动，从而更好地推动民主中国和宪政中国的早日到来？
赵常青：中国民主运动从宏观上看确实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公民运动，只是在上个世纪？？并没有多少人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在2002年就充分考虑过这个问题，并起草了《中国公民运动宣言》（草案）（陕西地方当局2003年判我刑罚的时候还将这个宣言作为我的一大罪证），在渭南监狱服刑期间我又充分思考了这个问题，我认为，如果民主事业继续囿于组党结社这样的小圈子活动，再过100年也完不成，那么应该怎么办，就是开展范围广泛的公民运动。2008年12月10日公佈的《零八宪章》也充分认识到“公民运动”的重要性，所以在“结语”部分公开倡议“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这就为《零八宪章》有关民主宪政的“顶层设计”寻找到了可以“运动”的现实路径！是故在未来的六七年时间里，广泛开展以《零八宪章》为指导的各类公民运动和社会运动，一定会把我们这个国家从执政党权贵集团制造的腐败、两极分化、社会失公、矛盾山大的危机中解脱出来。
如何开展公民运动，我的想法是：
其一，广泛传播《零八宪章》。使更多的国家公民了解《零八宪章》所宣布的理念和主张。在我看来，《零八宪章》是一部最好的中国公民运动宣言，是一部最为有力的中国公民运动动员令和集合令。因此，借助刘晓波-《零八宪章》-和平奖之间的紧密关系，借助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监督和推动，借助互联网所提供的现代传播条件，普及《零八宪章》所宣布的公民常识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二，光宣传还不行，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渴望民主宪政的国家公民都必须“动”起来！怎么动，可以藉助新一代中共领袖前不久所宣布的“实施宪法”的倡导，将宪法已经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逐条推动落实，比如说宪法35条所规定的六大自由就可以通过公民运动的运作做出大文章；《零八宪章》在19条主张中的第一条就是“修改宪法”，那么各界公民尤其是法律界的良知学者能否组成一个“修宪公民圈”，逐条审议现行宪法中有哪些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提出公开的修改意见，并通过各种运作形成影响全社会的“修宪运动”，这也能有力促进公民运动的开展；另外像废除劳教制度、废除“煽颠”恶法废除户籍隔离制度、废除“黑监狱”制度以及财产公开、教育平权、社会保障、等等等等都应该是我们每一位国家公民关心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广泛的参与而形成声势浩大的公民运动和社会运动，并最终促成整个国家向着民主宪政的目的地前进！
最后我想对执政党及其新一届领袖集团说的是，无论是《零八宪章》、刘晓波还是亿万人民大众，都不是你们的敌人，整个社会之所以发生严重的“仇官”现象，是因为执政党官僚权贵集团作恶太甚。而能够放肆作恶的原因正是因为你们所维护的“五不搞”和“特色论”。这是没有任何前途和希望的。光强调反腐败是既反不了腐败，更无法解决“生死存亡”的危机问题，出路在于坦率承认“五不搞”和“特色论”的严重错误，坦率的面向亿万人民承认执政党的失误和错误，果断宣布国家必须走向民主宪政的前方，并藉助于既有的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迅速而稳健的开启政改新局，那么，执政党尚能在人民的谅解与合作中挽回危局。
总之，国家是我们大家的国家，是每一位国家公民的国家，不仅我们的祖先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而且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要继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因此如何建设一个美丽幸福的国家就是我们每个国家公民都必须关心的问题，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天，当我们在各个空间过完第62个“世界人权日”的时候，让我们再重新回顾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在《世界人权宣言。序言》中所宣布的下述内容：
“大会发布这一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家的和国际的渐进措施，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各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辖下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
《世界人权宣言》所宣布的人类共同人权标准，当然也应该是亿万中国公民应该享受的人权标准，我们还达不到这个标准，但只要执政党通过政治改革来努力，只要广大民间通过推动以普遍人权为核心诉求的公民运动和社会运动来努力，则这个共同的人权标准，也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得到我们国家的承认和遵行！
【零八宪章月刊】时间：12/11/2012年
2012年12月11日星期二
2012年8月31日星期五
钟道：为“民主”与“博爱”的事业而奋斗！——赵常青弟兄访谈录
8/31/2012
文/钟道
赵常青简历
赵常青，一九六九年四月出生于陕西南部的秦巴山区，一九八八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学潮爆发后，积极参加和组织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争人权的爱国学生运动。五月中旬与其他同学共同发起成立陕西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并担任自治会宣传部长；北京戒严后，曾组织一学生“声援团”前往天安门广场声援并加入“外高联”；“六四”大屠杀后被捕并先后被关押于劳动人民文化宫、“K字楼”和秦城监狱。
一九九七年九月，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赵常青曾撰写《改革政治体制，走民主化道路》的公开信分寄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各省省委书记（包括各直辖市市委书记和各自治区党委书记），呼吁中共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走民主化道路。
一九九八年元月因竞选人民代表被汉中市国家安全局逮捕，同年七月，被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同年九月赵常青被送往汉中监狱（陕西省第三监狱）服刑。与此同时，赵常青被所在单位国营八一三厂 “开除厂籍”。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因从事民主人权活动（包括起草《中国公民运动宣言》草案、联络国内一百七十余位民主人士签名营救闯关回国而被捕的杨建利、组织全国一百九十二位民主人士联署致信中共十六大要求民主改革等）被西安市公安局逮捕（陕西省公安厅直接参与），二零零三年八月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再次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在渭南监狱服刑期间，赵常青因抗拒改造，被关过四次共计十个月的禁闭。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在陕西省渭南监狱，赵常青蒙神呼召，自己给自己洗了个凉水澡，宣布受洗并归入主耶稣基督的怀抱，成为基督徒。二零零六年初，赵常青因拒绝参与狱中队列训练而被第四次关禁闭，通过祷告，蒙神“给力”，进行了非常成功的维权抗争，为被关禁闭和“严管”的服刑人员争取到吃饱饭的权利。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底刑满出狱后，二零零八年底，积极参与《零八宪章》的讨论和修改工作，是首批三百零三名《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二零零九年到北京后，参与了系列维权活动。并与胡石根、范亚峰等人成功组织两次“挺温”研讨会。
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下午，因集会庆祝刘晓波获得二零一零年度“诺贝尔和奖”，被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八天（与王荔蕻、屠夫吴淦一起）；后被遣送回老家县城一家宾馆里软禁七十八天。
在从事相关民主人权活动的同时，赵常青还先后在海外刊物《民主中国》、《北京之春》、《博讯》、《民主论坛》、《维权网》上发表数十篇文章。
二零一一年，饱经磨难的赵常青在北京爱加倍教会与一主内姊妹结婚成家，二零一二年六月蒙神恩典，喜得一子。
二零零四年，赵常青获得“全美学自联”颁发“自由精神奖”，二零一零年与王荔蕻、吴淦共同获得国内维权界颁发的“纳米诺贝尔奖”。
采访缘起
对于赵常青弟兄我早有耳闻。二零零九年他来北京之后，我们曾经一起参加范亚峰弟兄主持的北京中原教会的周四查经。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之后，我去参加北京守望教会的聚会，并成为守望教会的会友后，彼此就分开了。再后来，就听说常青弟兄在北京爱加倍教会由崔约瑟牧师进行了正式洗礼。到了二零一一年，听说常青弟兄结识了一个主内基督徒姊妹，并结婚了。我当时见到婚后不久的常青弟兄时，就发现他的面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疲惫受伤的心灵获得了休整，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大爱，充满了常青弟兄的心胸，气色和神情都给人一种蒙了神莫大恩典的感觉，重生得救的确信洋溢在常青弟兄的神情和话语之中。
到了二零一二年初，因着北京守望教会持续近一年的户外敬拜，在过了圣诞节之后仍然无法回到室内的缘故，而守望教会治委会也鼓励不能去户外平台敬拜的守望会友，参加北京其他教会的聚会。我经过与朱红弟兄的商谈，就恢复了北京中原教会停了五年的菜市口聚会圣所的聚会，于每周六的上午十至十二点，在其中做些服侍性质的讲道事工，主要是带领查考《罗马书》。其间，常青弟兄来参加过我们的几次聚会，在服侍北京中原教会菜市口聚会圣所的同时，我也写一些访谈类的文章。想起常青弟兄从一九八九年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起，就献身于中国的民主化事业，并为此三次入狱，两度被判刑，在监狱中度过了近八年半的青春时光，经与常青弟兄约定后，做了如下的访谈。
亲历八九民运和秦城监狱的青春无悔
钟道：从你的简历上看，在一九八九年你二十岁的时候被关进秦城监狱四个半月，很多当年因“六四镇压”而被关进秦城监狱的人，都以此为荣，并自称为是“秦城大学”毕业的，你可以对这段经历做个回顾吗？
赵常青：好的，这要从我思想上的转型谈起。实际上，我思想上的转型，在高中时期就表现出一些苗头。在上高二以前我一直是优秀学生，对执政党是完全信任的，接受的是共产主义的传统教育，从少先队员、共青团员一路过来，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当时对共产党是没有任何怀疑的。
在一九八六年，我还是高二学生，当时看到农村搞计划生育，拆房子，抢粮食，抢东西，打人。我心里想，这政策怎么走到这么个地步？以后就开始怀疑。然后把这一现象做了一个社会调查，就计划生育问题在我们村和周边几个村做了一个调查。见到的情况非常令人遗憾，我就写了一篇作文，我们语文老师认为我写的很好，但他没有敢给我写评语，他在班上将这篇文章读了，影响很大，他又将它推荐给高三的语文老师，在老师之间传阅。这篇文章已经表现出对现有一些问题的怀疑，但是就事论事，并没有上升到对制度层面的检讨。
到一九八六年冬，合肥、南京、上海等地发生了学潮，学校老师让我们写批判自由化的文章。尽管我已经处于一种怀疑状态，但还只是就具体问题而言，并没有从更高的层面去思考。所以老师让写文章批判，我便积极写文章批判“方刘王”，即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老师认为我的文章写得好，还贴出去展示。
一九八八年我考上了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考学考的不如意。我当时成绩是我们县第二名，而且是我们家乡的第一个“大学生”，我第一志愿报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但人大没录上就把我给调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去了，我虽然很不高兴，但考虑到一些实际情况，我还是去上学了。
上大学之后，我的眼界和视野空前的扩展，通过在图书馆阅览室的大量阅读，我发现我们中学时代所接受的教育和现实的实际情况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比如说中学课本里会讲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通过比较发现，社会主义整体上比资本主义要差得远，如苏联不如美国，东欧不如西欧，北朝鲜不如南朝鲜，大陆中国不如台港澳，这一比较，结论就出来了。
而且当时正处于八十年代后期，正是中国 “文化大讨论”的高潮阶段，学界和知识界的思想启蒙运动异常热烈，当时有好些书刊影视对我影响非常大，比如《河殇》，严家其写的《文革十年史》，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都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这样一种文化大讨论的背景下，我的视野发生变化，相应的我的思维也发生了变化。
在一九八八年冬的时候，我对社会现实问题非常关心，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危机！危机！！危机！！！》，当时就想将这篇文章修改之后，寄给邓小平和赵紫阳这两位领导人的。这些危机主要指一九八八年的经济危机，农业危机，生态危机，意识形态的危机和道德危机，当时的危机感特别强烈，后来这篇文章放在自己抽屉了，没有发表，留下来了。
一九八九年春，开学后当时校办杂志《大学春秋》和校团委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进行了征文活动，主题是“五四精神与现代化”。我当时思想非常活跃，就写了一篇题为《西化与现代化》的文章，一万多字，评委老师给的评语是“此文体系庞大，前后贯通，但字数过长，可以作为毕业论文入选”。而我当时还是大一的学生。在这篇文章里，我第一次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现实体制的否定，认定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走“西化”的道路，“西化”在某种意义上和“现代化”就是等同的概念。而且在这篇文章中，我第一次为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平反”，对于一九八六年的自由化思潮我起初认为是错误的，但到了一九八九年春，我认为这就是对的，在文章中就谈到中国应该实行民主化和多党制、三权分立等等。
与此同时，我当时的危机感也更加的强烈，在日记及给同学的通信里面，我多次写到：“我现在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希望走上街头，向民众进行宣传，引起民众的注意，来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面临的系列危机。”我心里的这种呼唤和担忧，与一九八九年春的整个社会心理高度吻合。当时我还很年轻，只有二十岁，但心里就有这种呼唤，就有这种焦虑——更加“巧合”的是时间不长，我的这种“危机”感就变成了学潮的现实。我写文章的时候是三月份，四月中旬学潮就发生了。
刚进大学时我就常收听美国之音和BBC，一九八九年春还有一系列件事对我的影响也比较大，这就是方励之、许良英在北京发起的知识分子签名运动，要求释放魏京生。我在收听BBC的时候第一次了解到魏京生，我觉得他很了不起，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对共产党的“四个现代化”形成强烈冲击，还有布什邀请方励之参加宴会。这一系列事件在我心中做了前期的铺垫，在《西化与现代化》文章里我已经给“方刘王”平反了，即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而且对于一九八六年冬因为学潮被迫下台的胡耀邦，引起了我深深的同情，发自内心对他十分认可，当时认为他是中国的民主先驱。
钟道：以上谈了你思想的转型和觉醒，在具有了民主思想的基石后，当胡耀邦去世这件事突然发生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赵常青：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号那天，我们全班同学出去春游，那天是星期六，春游到下午的时候，一个同学拿着收音机在路上听，听到胡耀邦因病去世的消息，我第一句话就说：“胡耀邦去世不仅对于国家是个损失，至少对于我个人是个重大损失。”这是我当时的原话。回到学校当天晚上特别困，特别累，我还是爬在床上写了一篇悼词。有悼词，还有挽联，我不会写毛笔字，把纸就往那一铺，请同宿舍的同学抄写上去。
写好之后在第二天早晨就贴出去了，贴到学校的公告栏了，应该说我是历史系最早悼念胡耀邦的。贴出去之后，在四月十六号我就到其他高校去看情况去了，到西安交大、西北大学去看，不约而同的都有一些悼念文章的大字报。
到四月十七号，我知道西北政法学院有一个悼念胡耀邦的小型集会。上午我连课都没去上，就买了宣纸，扎了两朵有小脸盆大小的大白花，请女生扎的。扎好之后，中午饭后，我就和同宿舍的另外一个同学，拿着大白花前往西北政法学院参加悼念活动，却不料在学校大门口被守在那里的学生处老师和门卫给拦下来了，我就说：“参加悼念活动怎么不可以去呀？”老师就说啥：“你咋不买张飞机票到北京去参加悼念活动呢？”没办法，我们只好退回来，从另外一个小门出去参加了西北政法学院学生的游行悼念活动。
大概在全国性悼念活动的压力下，四月二十二号，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的追悼会。我在学校联合教室看完追悼会的直播现场后，就和其他同学自发的上省政府新城广场去了，那个集会活动非常壮观，整个新城广场是人山人海。当天下午，集会民众遭到驱赶和殴打，但愤怒的市民们进行了勇敢的反击，集会民众与全副武装的警察发生了激烈的拉锯战，停放在省检察院里的汽车也被愤怒的市民放火焚烧了，以至于《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公开点名批评了西安，另一个被点名的是“长沙”——说什么“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悼念胡耀邦的活动结束以后，中文系、历史系、物理系、政教系等系的一些比较活跃的学生，就开始组织学生组织，叫“大家谈”，“大家谈”是学生沙龙性质的，差不多每天晚上一些活跃的学生就聚到学校的一个教室谈论一些时事方面的事情。
到了五月三号那天，我们开始酝酿（在西安的）“五四”大游行，我起草并张贴公布了《五四宣言》和《告师大老师书》，下午黄昏的时候，在学校大操场举行学生集会，我们在上面做了动员。第二天上午，我为学生游行队伍，制作了的第一面横幅，上面写着“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八个大字。虽然我当时只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但是我制作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横幅则成为学校游行队伍里面的第一面旗帜，而且这八个大字此后也成为规范我整个人生、规范我所有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最高宪法，这是我在八九年第一次带领大家扬起了这样一面旗帜。
钟道：在追求宪政民主的道路上，很多人都走过了一条由自发到自觉的道路，请谈谈你是如何经历由自发到自觉的？
赵常青：“（西安）五四大游行”之后，学校还是继续上课，但是北京学生开始绝食以后，对全国各地影响很大。对我也一样，我就与其他学生一起酝酿响应北京学生的绝食运动。在五月十三、十四、十五号这几天，我们就酝酿成立学生自治会，到五月十六号，我们学生自治会就正式成立，有宣传部、联络表、情报部，还有组织部，就四个部，我当时承担了宣传工作，是陕师大学生自治会的首任宣传部长。
五月十六号晚上，在学校教学大楼前，拉了一排桌子，做学生动员。学生很多，在下面讲学生听不见，就喊叫让登到桌子上，我就第一个登上桌子演讲，号召第二天全校罢课，去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这次演讲很成功，一些老师也支持学生，我演讲之后一些老师也登上桌子演讲，五月十七、十八、十九号，我们也组织了一些宣传团，到一些工厂和街道里面向市民宣传，宣传主要是反官倒、反腐败，还有就是争民主。我们的游行队伍唱的歌主要是《国际歌》，当时我们都是无神论的，没有救世主，要靠我们自己来救自己，做天下的主人，从民主的角度，影响都非常好。
五月十九号晚上，李鹏发布戒严令以后，我当时也和自治会其他一些同学和老师去到钟楼和新城广场，把学生往回劝。当时天上下着濛濛雨，学校去了大轿车，我们担心出一些什么事，所以就把学生往回劝。
回来后我就辞去了学生自治会宣传部长的职务，我另外组织了一个学生声援团。在五月二十二号，就从西安到北京，戒严之后西安到北京的直达车停开了，声援学生很多，没办法就先上了西安到郑州的车，在车上我先把各个车厢的学生（包括同一列车上的西安、咸阳、汉中学生）进行了登记，登记后经过与列车长商量，将所有学生集中到一列车厢里。
在火车快到郑州的时候，我站到座位上给全车厢的上百位同学做了一次简单讲话，主要内容是：请大家上下车及转车时要互相照顾，注意安全，有什么问题要相互及时通气，集体解决。最后我翻开记录有北京学生《绝食宣言》的笔记本说：“我请大家跟我一块宣读北京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所宣读的这份《绝食宣言》，也当作我们进京斗争的誓言！”。同学们都说好，一下子全站起来了，气氛变得庄严肃穆，于是我请大家举起右手，我也举起右手，所有同学都举起了右手。接着我照着笔记本领读一句，大家跟着读一句。那一刻不管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不管是本校的还是外校的，所有的人都以非常激昂的声调跟我宣读这份誓言，斩钉截铁般的声音震动着整节车厢。宣誓完毕，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又请大家一块唱《国际歌》，随着我起的头：“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大家便放开青春的嗓门唱了起来，车厢里的气氛很有一些悲壮感，大家都有一种奔赴国难的感觉。“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不仅是一百多年前巴黎工人阶级的呐喊，它也是所有反压迫、反专制、反强权人民的战斗歌声。那一刻，当我站在座椅上看到那一张张青春的脸庞，听着这淹没整节车厢的《国际歌》声，我的心里是无限激动的，我感到了一种澎湃的热血，感到了一种激荡的旋律，感到了一种壮丽无边的时代最强音！
钟道：听说在发生“六四镇压”的那天，你并不在北京，这是怎么回事？
赵常青：我们是五月二十三号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正是旗正飘飘、人山人海，看到“召开人大，罢免李鹏，要求民主，反对军管”的十六个大字挂在人民纪念碑上，我当时心里非常感叹，我感叹的是什么呀？就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居然是以这样一种从来没有想到的身份出现的，居然是带着这样一种非常强烈的使命感，像五四运动的学生一样，来挽救民族危机，争民主，反腐败，反官倒，争人权。”我觉得这也许就是我一生的使命和异象。
然后我在北京做了一些事，我参加了“外高联”，与连胜德、王醒、哈斯、华夏、刘云等人在一块做一些事情，五月二十九号晚，看到中央工艺美院的师生树立民主女神像，观看了这样的现场场景。到六月初的时候，广场的学生都已经很疲惫，我心里就有种想法，就是广场的学生到底还要不要坚守的问题。我当时是想：学生还一定要坚守，但是我觉得坚守的任务应该是交给北京学生来承担，因为外地学生在广场的生存环境实在是很恶劣，尽管北京市民非常热情，送小笼包子、水、馒头等等，尽管很热情，但是外地学生长时间在广场露天，还是处于非常恶劣的生存状态，而且各地学生回各地开展当地的学生运动也很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就代表“外高联”到北大去，想找“北高联”王丹他们去沟通一下，想看他们对于广场的学生运动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当时没有找到王丹，最后好像是封从德在和我谈这个问题，封从德的意思是外地学生回到本地去开展学生运动，可能更有意义。我当时是说：广场不能丢失。他说：北京学生能够坚守下来。
在六月二号，我当时收集了一些材料后，就跟连胜德（他当时是“外高联”副总指挥）说：“我到这来，差不多十天了，我先回到西安，把有些情况和那边交流一下。这边一旦有紧急情况的话，我会立马赶回来。”所以在六月二号的时候，我就坐火车回西安了。六月三号下午我到的西安，回到学校，匆匆的一洗，当时困得呀，倒头就睡了，一口气睡到六月四号，睡的很沉。
到六月四号早晨，我起来到楼下去买饭，大字报贴出来了。北京发生流血，已经死亡了几百人。我回屋赶紧把收音机打开，一听，果然是这样，美国之音和BBC都在报道，我立马和另外几个学生进行了商量，认为现在是真正需要支援北京的时候了，要往北京那边去。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说：“先去打个前站，需要这边紧急支援的话，我会打电报回来。”就这样跟几个同学匆匆交待后，另外两个要好的同学把我送到前往北京的火车上，就这样，我从北京回到西安不到一天就又匆匆坐上前往北京的火车。
六月五号早晨十一点左右，火车到达北京丰台车站。从丰台上车的人说，北京火车站已经进不去外地学生了，进京的车辆都封锁了，只许从北京出，不能进。听到这样的说法，我立即决定跳车，无论如何不能被挡在北京外面。于是我迅速拉开车窗，从窗户上跳了下去，幸好当时的火车跑的不快，落地后只是翻了两个跟头，除了路基侧面的乱石扎破了我的手掌流了一些血外，其他部位没有受到伤害。我当时就想到广场去，从南礼士路过长安街的时候，就看到满地的瓦砾，街上被烧毁的车辆，广场那边根本进不去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去找“北高联”，那个时候公交都已经瘫痪了。六月五号那天晚上我就住在北京外交学院，外交学院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是章华，章华就跟我谈了六月三号下午到六月四号，北京学生从广场撤退的一些情况，他说“他还要坚守”，我注意到外交学院国旗已经降了半旗，章华手臂上则戴着黑纱，学校的喇叭还播放着哀乐，那个场面很感人。他说“现在已经进入非常时期了”， “北高联”已经自动解散，已经不发生任何作用了。
钟道：在很多学生领袖和民主运动中的活跃分子都往北京之外跑的时候，你却再次来到了北京，这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请谈谈你是怎么进入秦城监狱的？
赵常青：在这种情况下，在外交学院我就决定做调查，我要了解六月三号到六月四号“北京屠杀”的真实情况，我当时给自己定了这样一个任务。考虑到那个时候街上还断断续续的有枪声，我在外交学院就写了封遗书，而且遗书是用红笔写的，一旦被流弹打死了，也好给老家的父母有个交代！
调查了两天，到六月七号，在西单，被戒严部队拦住了，拦住之后就把我一搜查，调查笔记，还有遗书什么的，就落到他们手上了。他们立马就把我捆起来，带到中南海新华门外，在长安街路边的树丛里边，就把我狠打了一顿。当时，天还下着雨，打完之后，我是头破血流。然后就五花大绑着，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四个当兵的，前面一个军官，共有五个人，把我押着从新华门外前面的长安街往东走，走了不远，我就看见我附近的路边还有一个人也在挨打，应该也是学生。
当时整个从西单到天安门广场，全是军人。到天安门广场我一看，发现装甲车和坦克挤占了整个北广场，还有头戴钢盔、身穿迷彩、全副武装的士兵，是黑压压的呀！当时我就想：几天前，广场上还是旗帜飘扬的民主广场；几天后，就成了这样的一个恐怖的军警世界，我必须承认，当我在广场的时候，是根本没有想到这样恐怖主义的画面的。
当几个士兵押着我跨越金水桥向天安门里面走去的瞬间，望着悬挂在天安门上方的毛泽东画像，我心里突然想起了荆轲刺秦王前在易水河畔所发出的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是的，就我当时的身心状况而言，我觉得这两句古诗好像是专门为我而写的——当时的我浑身沾满泥污，被荷枪实弹的四个军人五花大绑地押送着前行，又时值黄昏，阴沉沉的天正下着濛濛细雨，而我的头上还流着血，雨水和着血水从头上顺着脸庞往下淌着——在那一刻我真有一种身赴刑场的感觉。
但是士兵们把我押进天安门，就交给戒严部队指挥部了。当时戒严部队指挥部就设在天安门里面，北京市公安局也在里面设了“服务”中心，戒严部队就把我移交给北京市公安局了。然后是搜身，抽掉我的裤带，剪去裤子上的腰钩，做了一个简单的登记，然后就把我押到车上。北京市公安局又把我从天安门里拉出来，拐了个弯，拉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去了。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我被弄进一个小房子，我一进去，看见审讯的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墙上溅的血点，成爆炸状。估计是在审讯别人的时候，用手抓住头发撞墙，头上的血溅到墙上形成的。四周墙上是血迹斑斑，看上去很恐怖的，由于我已经被戒严部队打得很严重，坐在地上都站不起来了。是故审讯我的公安人员没有再打我，而是给我做笔录，做完笔录，公安人员就当着我的面在房子里面撒尿。估计是外面雨太大，尿急了，他也出不去，也不是故意的要羞辱我，但是他当时那个举动，当着我的面就在房间里撒尿，我当时是非常的吃惊。
然后，两个人就把我架着，我已经站立不起来了，腿都是肿的，就把我拉到另外一个房子，另外一个房子里面已经有一大堆人了，有学生，有市民。我进去以后，看到里面有学生和市民，就往学生这边一靠。靠墙角的地面则躺着一个全身乌黑的人，全身乌黑，从头到脚全身青紫，那是一个壮汉，很壮实的一个年轻人，戴着手铐脚镣躺在地上，半死不活的。我估计是被当做“暴徒”对待的市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前几天，都是几个学生把我扶进扶出，其中包括人民大学的刘希亮、南京建工学院的张建成，还有西北农业大学的柯伟。
到了六月九号下午，突然把我们拉出去照相，当时天色阴沉，照相回来之后，我们几个学生就商量，会不会今天晚上把我们拉出去枪毙，我们几个人讨论的结果是，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然后我们就商量，如果真把我们拉出去枪毙，我们就死之前一定要喊口号，当时商议要喊的口号很简单，就是“民主万岁、自由万岁”。结果是我们虚惊一场，其实把我们拉出去照相，后来也没有其他动作，就是人家的程序，需要你们的资料。
到六月十二号晚上，来了一辆车，把我一个人拉走了。拉到哪去了呢？拉到了半步桥监狱，在那呆了一个晚上。从六月七号到六月十二号五天的时间里，都关押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小房间里，在那里一天只吃一顿饭，一点稀饭，或者是一张饼什么之类的，勉强维持生命嘛！
六月十三号一大早就把我给送到秦城监狱去了。到了秦城监狱，我当时关在六号牢房，一进去，号子里面已经有三个人了。一个人是清华大学的孙建伟，还有一个北京师范学院的陈来，还有一个是我在广场“外高联”时的战友连胜德。我觉得我和连胜德的缘分在哪里呢？广场上在一块共事，都在“外高联”，在秦城监狱又关在同一间牢房里了。我当时就觉得很高兴呀！大家都是学生呀！患难之中见到熟人了，真是很亲切的。当时都戴着手铐，手都是铐着的。
钟道：那些当兵的对于在大街上抓到的学生和市民可真是够狠的呀！你在秦城监狱里是什么样的光景呢？
赵常青：秦城监狱那里睡的铺很低，我简单介绍一下秦城监狱。那个睡的铺是木板的，是木板通铺，那个木板通铺离地面大概不到一尺高，边上有暖气片。窗户是通气窗，靠着房顶的，你站起来是看不到窗外景观的。
六月十五号把熊炎又送来了，熊炎送到我们牢房了，熊炎是八九年上了报纸的二十一个通缉犯之一，北大的研究生。他进来时，牢门一开，刚看到我们就举起带着手铐的双手微笑着说：“我们是革命同志呀！”那镜头非常精彩。六月十五号以后又有北京语言学院的张前进、政法大学的龚志中、清华大学的梁煜陆陆续续的进到我们六号监舍。
我们这些人关在一个号子里，每天三顿饭，有稀饭，有咸菜，有窝窝头，我觉得那个菜很香，尤其那个薄薄的肉片，现在我还回味呢！秦城监狱是带卫生间的，我第一次见到坐式马桶，是在秦城监狱见的。我们学生也是年轻呀！大家一天到晚在一起，谈的火热。
我记得有一天，听见上面楼上，咚咚咚咚的，好像打人的声音。然后我们就都受不了了，当时是孙建伟大喊一声：“不要打了！”之后是整个牢房都开始喊“不要打了”。整个号子都在喊，然后大家开始唱《国际歌》，这样整个楼房都惊动了。实际上呢，不是打人，是武警在那搞训练！
就这样整天都在里面，反正也是没事可做。我当时和熊炎关系是最好的，当时和张前进的关系还不咋样，前进当时是北京语言学院的，留着大胡子，一天都是说些笑话呀什么的，反正我当时是很严肃的人，我就喜欢谈论严肃的话题，就和熊炎谈论民主人权、五四运动、北大精神有关的话题，不愿意和前进谈笑话。从内心来说，我心里也是急，为什么急呢？一个是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理，第二个就是老是想到老家母亲。家在农村嘛，母亲是很爱我惦记我的，整个暑假家里人不知道我人到哪里去了？担心母亲会很焦急和挂念。而且我是在校学生，还要上学，都快开学，这可咋弄呀？
我对于警方的审讯问题早有心理准备，考虑到我在西安的事情北京方面不会去调查，而我在北京的事情除了六月七日被捕时在我书包里搜出的调查记录和遗书外没有其它直接证据能证明我在“外高联”的身份与活动，而且六月中旬连胜德一进六号监舍，我便请他在官方审讯时不要说认识我，不要说我在“外高联”的事。而且六月四日我在火车上，不在北京，这样我的问题就会轻得多。果然，警方在讯问我时一开始要我老实交代自己在北京的活动，我一口咬定就他们直接掌握的那些东西，他们由于拿不到我第一次来京的活动证据，因而便将讯问重点放在我为什么要做调查、为什么要写遗书的问题上。我说做调查、记笔记只是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没有任何目的，而写遗书则是由于六月五日我还看到有人死亡——当想到自己也有死亡的可能性时便写下了遗书。在前后几次的谈话中我始终坚持这样的说法，最后也就不再提审我。
也许正因为我的这种机智，加上我又不是北京学生，结果“秋后算账”时我竟成功地保住了学籍。
为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上下求索并两次获刑入狱八年
钟道：你在二十岁的时候，因为要见证和调查“六四镇压”而第一次入狱四个半月，并且进入的是举世闻名的秦城监狱。后来又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两次入狱，服刑八年，真是为民主事业而历尽苦难。请你谈谈从秦城监狱出来后，以及后两次入狱服刑的经过。
赵常青：到了中秋节前后，西安那边来人，把我从北京接回去了。具体哪天记不清了，已经是九月下旬了。把我接回学校后，系主任首先找我谈话，系主任对我说：“你所有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我知道就行了。”系主任非常爱护我，那一年我们历史系的系主任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他对我说：“将来学校清查办，可能还要找你谈话，向你了解情况，你也什么都不要说。你就说你和当时大多数学生一样。”那是系主任关心我，帮助我，爱护我。我依“计”而行，结果在学校清查过程中，我顺利过关。
大概在早冬之际，学校要对学生党团员做重新分类登记，团员被分成优秀团员—合格团员—经教育合格团员—不合格团员四个等级。班上团支部书记对我说，你可以定为“经教育合格团员”，经教育合格团员是第三类，第四类就是不合格团员。我听了就很生气，因为当时评优秀团员的时候，班上投票，我按照同学投票是班上五个优秀团员之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学生投票评优秀团员，似乎并不是根据你信仰共产主义来投票的，而是根据你的学习、为人、品德等综合因素，觉得他认可你，就会投票给你。
团支部书记的话让我很生气，我立马就找到辅导员，辅导员也是系上团总支的负责人，我就说：这不行，昨天班上评选优秀团员，把我评为五名优秀团员之一。这个“优秀”我不要了，我认为我要么是合格团员，要么是不合格团员，绝没有什么“经教育合格团员”这个说法。我当时的口气非常的坚决，要么合格，要么不合格，经教育合格对我来说是一种严重的侮辱。
辅导员问我，谁告诉你的？我就实话实说，是谁谁谁告诉我的，把他给噎下去了。最后他就把团总支书记叫去训了一通，训了一通之后，我估计他们就私下里讨论了一通，最后还是给了我一个“合格团员”的身份。我的想法就是，要么合格，要么不合格，要想定“经教育合格”，滚远！
从秦城监狱回西安母校后，虽然我并没有受什么处分，但学潮与秦城监狱的洗礼，使我的思想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化，那就是：
第一，六四大屠杀使我对共产党的认识发生了颠覆性转变。
第二，从实践的意义使我第一次认识到民主的重要性。
第三，我决定为祖国的民主事业奋斗终生！
从监狱回来后，已是大学二年级，我就一头扎到哲学的王国里去了，我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来研读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我当时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要从意识形态问题上，要从根本问题上，来解决和颠覆马克思主义。
要颠覆马克思主义就得从哲学这个地方入手，毛泽东当年不是说“要从哲学入手，要从伦理学入手，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吗？我当时就给自己设置了这样的一个使命，要从根本上改造才行。
钟道：你在上大一的时候有了这么一场特殊的历程。在没有第三方介入情况下的民主，常常失败。比如中国建立了第一个亚洲民主共和国，北方是北洋派系，南方是孙中山的革命党，达成协议，结束了第三方的满清。形成了总统制、议会制、宪政等一整套的制度。中国当时民主共和制度得以建立，就是因为有第三方势力的存在，为的是对付清朝和皇权。当第三方势力消失后，只有两方存在，民主就演变成为双方的对决，最终又是走向单一的专制。
西方民主制度的建立，比如美国的民主，是因为有第三方力量，即对上帝的信仰，才约束住双方，在这个圣约的基础上，才有了民主的存在空间。
赵常青：一九八九年所经历过的事情，对于我整个人生来说，是个里程碑。街头化的广场民主运动，再加上秦城监狱这样一个血与火的洗炼，使得民主成为高高的飘扬在我心灵大地上的一面旗帜。从那一刻开始，从一九八九年开始，从六四开始，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一生就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唯一一件能做的事情，就是要将民主的事业进行到底，唯一的规定了的一个方向就是民主的方向，就是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奋斗，这就是一九八九年给我留下来的唯一的人生目标。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就开始比较关心一些组织化的事情，也和一些老师讨论过。一九九二年大学毕业前，我还专门到上海去，与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一批“八九的朋友”，在地下餐厅讨论了这样的话题，就是毕业之后怎样联络的问题。结果是，我人在上海还没有回来呢，上海那边已经把情报交给我们学校了。
结果是我还没有回来，系主任就让班长给宿舍留话了，说系主任要找我：“一回来，让他立马到我这来。”我一回来同学就传达给我，我一到系主任处就问我：“你到上海去，是不是又搞什么活动了？”我在他面前，那是实话实说了，我说：“就是。”他说：“学校已经开始追查这事情了，不管谁找你谈话，你就说你到上海是看同学去了，毕业前去玩去了。请假的事情，我跟学校已经打招呼了，说你跟我请假了。”
我这才意识到我去上海是没有请假的，我去上海差不多十天，光这就够开除了。系主任对学校说“我去上海跟他请假了”。就算是请假也轮不到去跟系主任请假呀，现在他给我挡了，把我给保护起来了，又保护了我一次。因为系主任的保护，我没有受到学校的追究。
毕业分配了，很多同学找张三，找李四，送东西。系主任笑着说：“你就稳坐钓鱼台，也不想想办法。”我说：“我靠谁呀？我能活动谁呀？听天由命吧！”系主任就笑了，他说：“我把你给安排到汉中市，那里有个核工厂，即八一三厂，是个三线企业，估计工厂里人员的素质会比地方高些，将来你不管考研还是调动都会方便些。”按政策规定，我们都是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我是根本分不到那里去的，而且汉中当地的学生也都争抢那个地方。但是，同样因为系主任关照我这个曾经“坐牢”的学生，我就被安排到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下属的八一三厂了。
在这里，我想把我大学时代的这位多次帮我“过关”的恩师的名字公布在这里，他叫邵宏谟，生于一九三六年，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二年是我们历史系的系主任和系党总支书记。今年老人已经七十六岁了，我衷心的祝愿恩师在神的爱和恩典里健康长寿！
钟道：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处于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变动时期，从学校到工作单位，很多人都没有能够长期干下去，以你的丰富经历、理想和性格，也不会例外吧？
赵常青：是的。我在汉中八一三厂子弟中学，工作了五、六年时间，汉中工作的五、六年时间中我读了大量的书，包括大量的关于“苏东剧变”方面的书。我当时就在想，怎样走出汉中的问题？当时系主任还是建议我考研究生，通过考研回到中心城市，然后再来谈理想的问题。
这样，我就在一九九五年投考北大研究生，当时考的是北大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研究生，结果我成绩很好，那年考北大那个专业的全国有四十多人，总共要录取六个人，北大推荐一名，面向全国招五个人，我的成绩排第二。当时我报考的导师都跟我说：“没有问题，你来了以后，再把英语往上提一个档次，每年我们所里都有对外交流的机会，然后你还可以出国去看看。”我非常高兴，就等着到北大读书了，结果时间不长，导师来封信，说：“不行了，北大之上的有关部门，将我的情况，告诉了北京大学保卫处，北大保卫处又将我的情况告诉了研究生院，结果是在政审的关口上，把我给掐掉了。”导师给我的原信上就是这样写的，“北大之上的有关部门”，我想应该就是公安部了，这样就把给我刷掉了，这对我的打击很大。
后来，到一九九八年他们把我逮捕之后，在法庭上，我才知道我的事，原来一九九三年春天，陕西省公安厅就对我立案侦查了。在此情况下，考研这条道路就走不通了，于是就只能从实践层面向民主的方向前进了。
一九九七年底，汉中市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我对选举，尤其是竞选非常感兴趣。为什么呢？我是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每次评选三好学生，选班干部，都是学生投票，当堂画票，几个学生在黑板上写正字、画正字，有监票的，有唱票的，有模有样的。我觉得这就体现了民意，而且我觉得民主就是选票，我们那个时候的老师也很民主，班主任不干预选举，不像现在老师要干预。所以我一知道要举行地方人大的选举，我立马就投身在竞选人大代表这个活动里面了。当时全厂有四千多职工，我就发了公开信，先做民意调查，涉及厂工会问题，厂里面的腐败问题，企业管理问题等等，我设计了好多问题来做民意调查。
钟道：参选地方人大代表，是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很多有民主理想和追求的都人走过的道路，结果很令人失望，其中的故事也很多，而你的故事是因此获刑入狱，也算是很特殊的。
赵常青：实际上在竞选的过程中，就发生冲突了，发生冲突的原因是汉中市国家安全局找到厂里，在厂里的中高层会议上，宣布说：“赵常青这个人是有八九六四背景的，是八九那批学生，打着合法性的旗号来公开与共产党进行较量的，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不能让他当选。”我不是正式候选人，但是在提名初步候选人中有六十一个职工提名我了，按照《选举法》规定有十人提名就可以成为候选人，厂里没有办法挡，在公布初步候选人名单时还是把我给公布了，其他的初步候选人都是副厂长、处长之类的。
在一九九八年元月初竞选的时候，武汉的秦永敏、北京的何德普，对我的竞选都是非常支持的。秦永敏当时对海外发布了很多报道，就是关于我竞选事情的报道，引起了诸多海外媒体的关注，如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的记者都将采访电话打到厂里，我当时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只是从很多同事那里听到这种说法。
一九九八年元月十四号正式投票，投票的前一天晚上，汉中市国家安全局就正式出动了。来了十几个人，到我房间里搜查，到我女朋友的房间搜查，到我办公室搜查，并将我连夜传唤。到第二天元月十四号早上，我就说：“我作为国家公民的政治权力还没有被剥夺，我要回去履行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还要去投票呢。”他们就说：“你不要急，我们一会把投票箱给你抱到这里来，让你投票。”结果到十点的时候，把投票箱真的用车拉来了，还有监票人什么的都来了。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两个副厂长的名给打个叉，然后再写上我的名字，然后再画个“圈”，真的就投了自己一票。
当天下午就把我释放了，释放不到半个小时，就把我监视居住，六个警察就每天住在我房里，三班倒。选举结果是第一轮投票选举，有一个副厂长比我高四十多票，另外一个副厂长比我低二百多票，我得票是第二名，但是我们三个人得票都不过半。按照《选举法》的规定就要搞二次选举，如果搞二次选举的话，我就是当然的候选人，法定的候选人。
为了防止我当选，厂里干脆把二次选举给取消了。听说后来上面为我们厂指定了一个人做“列席代表”，有参加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但是没有任何发言的权力，所以我们厂几千人在后来五年的时间里是没有代表的，他们作为国家主人的身份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过了几天，就把我给刑事拘留了，刑事拘留的理由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一个月后又把我给释放了，转为监视居住。到三月二十五号正式逮捕，逮捕后就要给我个说法，汉中市安全局局长苟光明对我说：“我们认为，选举过程中的事都是合法的，我们现在不追究这个事情了。”那追究什么呀？追究在一九九七年“十五大”召开之前，我写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的题目是《改革政治体制，走民主化道路》，在信里面我建议中共走台湾道路，用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民主化转型。他们就在那里面给我挑了几句话，就把我给判了三年刑。我是因为这封公开信被判的刑，而不是直接因为竞选。但我写公开信是在一九九七年八月，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没有人找我任何麻烦，一旦我进行竞选，麻烦就来了，这不是胡整吗？《宪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国家公民有向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虽然你共产党不是国家机关，但你是国家的执政党，党的决策对国家未来五年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所以国家公民仍然有权力向执政党提出批评和建议。你共产党也有所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的一个思想路线嘛！但是他跟你讲理吗？他跟你讲法吗？你一认真，麻烦就来了，因寻求民主，我第一次被执政当局正式判了三年刑。
钟道：你从第一次获刑入狱到第二次的获刑入狱，其间不到一年零八个月的自由时间，又分别都是在“十五大”和“十六大”之前的所谓敏感期，看来争取民主还是要讲究策略呀！
赵常青：一判刑单位就把我开除厂籍，我的户口就给打回老家了，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了。我在监狱服刑整整三年，一天刑也没有减，我不认罪，不认为自己违反了国家法律，不认罪就不可能给你减刑。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四号我出来之后，就在西安打工。在西安，当时林牧的影响很大，林牧原来是胡耀邦的秘书，后来做过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局长、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八九年公开站出来支持学潮，六四后被整肃。二零零二年我在林牧的指导下，就开始运作一些民主人权方面的活动，比如“营救杨建利”的活动，在全国范围组织了一百七十多人发了一封公开信，因为杨建利从海外回国，到东北开展民运和工运活动，就被以“煽动颠覆罪”被逮捕和判刑了。在二零零二年的时候还没判，没判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营救他。与此同时，我还在林牧先生指导下起草了《中国公民运动宣言》，准备联合其他省市的民主人士共同发起——中国公民运动！
二零零二年又刚好赶上“十六大”，在“十六大”前我又组织了一个一百九十二人签名的联名上书，也是一个政改建议。结果在“十六大”之前，陕西省公安厅直接出面把我又给逮捕了。逮捕之后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了五年刑。
钟道：听说你在渭南监狱（陕西省第二监狱）里的维权抗争得着了上帝恩手的祝福。我们知道在中国的监狱里面，死个把人是很容易的事情，例如躲猫猫死、喝凉水死、打扑克死、高兴死等等的，不一而足，中国监狱里面服刑人员是根本没有人权的，死法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稀奇古怪。在监狱里面维权抗争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情，请你谈谈那次成功维权抗争的经历。
赵常青：从二零零二年到二零零七年我就在陕西省渭南监狱里服刑，逮捕那天是二零零二年的十一月七号。我这一案子，当时在四川是把欧阳懿逮捕了，上海是把桑建成和戴学忠逮捕了，北京是把何德普给逮捕了。在监狱服刑五年中，由于我不认罪，拒绝唱红歌，拒绝队列训练，拒绝劳动，由于这种不认罪悔改的行为，被关了四次禁闭。四次禁闭，总共关了有十个月，就是单独囚禁。在监狱里面第四次关我禁闭时，我进行了成功的维权。
在前三次关禁闭，一天吃半斤粮，把人给饿的半死，头晕眼花。但是前三次我都忍受了，我想“既然到了这样一个处境，我在里面忍受就是了”。到第四次时，我觉得自己无法忍受了，我要抗争。
那是二零零六年的二月十九号，当时我不参加队列训练，就又把我给关禁闭了。我一想又要关三个月，又要饿三个月。不行，得开展斗争，于是我一进去就对禁闭室的值班人员说：“我要见监狱长或者是驻守检察官，我要反映问题，明天下午三点之前如果不来人的话，我将宣布无限期绝食。”
我盼星星，盼月亮，盼到第二天下午三点，没有人来。
没有人来，我当时就特别生气，这就是在把人往绝路上逼，逼着人往绝路上走呀！我就要开始绝食了，但是又不想静悄悄的开始绝食，我要给弄点动静出来。这个时候我就准备喊口号，想了半天，想了四句口号出来。哪四句口号呢？就是“反饥饿，反虐待，要吃饱，要健康。”这都是《监狱法》规定的，是狱方应该给的正当权利，是犯人应有的权利。
在我准备喊口号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底气不足，喊不出来。感到没有力量，喊不出声音来。然后，我就进到禁闭室里面的屋，把门一关，就开始祷告。我说：“主啊！我要斗争，求你给我勇气！给我力量！主啊！我要斗争，求你给我勇气！给我力量！”那是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号下午三点到四点钟发生的事情，我就这样进行祷告……。
非常神奇的是，在我祷告的那一瞬间，我感到一种铺天盖地的的力量，从头顶源源不断的落下来，充满了我整个的心胸。我感到浑身都充满了力量，然后我一转身，一脚把门给踢开。禁闭室是一间小房子，分成两半，里面是一间很小的房子，睡在水泥地上，外间是小小的放风间，两平方米，有铁栅栏隔断的空间。我一脚把里间的门蹬开，冲到外间的铁栅栏前，把手攥拳高高扬起，用我那个最高的声音，喊出了那四句口号。“反饥饿！反虐待！要吃饱！要健康！！”每一句要求都重复三遍。
钟道：在与他人彻底隔绝和饥饿的状况下，寂寞、无助、无力、孤独会把人给逼到一个绝望境况，在当时绝望的处境下，你能够想起向天父上帝祷告，而上帝也垂听了你的祈祷，真是你人生的一大幸事。
赵常青：是啊！我声音本来就比较高，又以自己最高的声音把四句口号喊出来，立马就把看守全部给惊动过来了，监狱的督察人员也过来了，还有由服刑人员所充当的打手也围了过来。他们把铁栅栏门一打开，把我往墙上一推，立马就用背铐给我铐起来了。但是，由于当时有督查监狱的负责人在场，当着负责人的面就没敢打我。
就问我：“你喊啥？”我说：“我喊啥！我要吃饱。我肚子饿。”
陕西省监狱管理局，二零零三年对全省有承诺，就是监狱要保证每个服刑人员吃饱、吃热、吃的健康卫生。我说：“我们这些被关禁闭的，严管的，虽然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关进来了，但是作为服刑人员的身份没有改变，所以我仍然有吃饱、吃热、吃的健康卫生的权利。”我说：“《监狱法》也是这样规定的呀！你们一天给半斤粮食，怎么能吃饱？吃的健康呀？这是虐待！所以我要抗议。”
负责人就说：“你不要喊了，我今天晚上就给你解决。”我说：“不是给我解决一个人的，要把那些所有严管的、关禁闭的都要解决。”有些犯人就是因为打架呀，这样那样犯规的，然后被关禁闭的，好多人呢！我说：“所有这些人，都要吃饱。”他就说：“行！统一解决。”这事就成功了，给大家争取到一点权利嘛！
监狱长知道我被关禁闭的事了，后来监狱长找我谈话，说：“你前半生吃了不少苦，知识文化也比较高，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前途，你看监狱有什么工作需要改善，也请你提下意见。”当时我是关在陕西省渭南监狱，我一听，噫！这是机会呀！渭南监狱是陕西省第二监狱，它那个图书室一本书借给服刑人员看，是一天两毛钱，一本杂志是一天一毛钱，收费的，这当然不合理嘛！然后我就对监狱长说：
“服刑人员本身是家庭的负担，他哪里来钱呀？家庭有亲人来会见的，带来一些钱，来汇款的，他们想学点文化，看本书呢！还有能力看。那些长年没有家人探监，没有汇款的这些人，他到哪去弄钱来看书呢？有好些服刑人员想在监狱里面学点文化，为出狱后重建家园，做点准备的，你们收费这就让好多服刑人员，没有办法为自己出狱之后，重新做人，重返社会，做一些预备。”我说：“根据我了解的一些情况，监狱的文化建设、图书建设，这样的一些建设是纳入国家财政开支的，你现在这种收费是明显的不合理收费。如果你们监狱认为这收费是合理的，我保留向省司法厅，乃至司法部反映这个问题的权力。”
监狱长一听这话，就说：“你别急，我下去调查。如果真有这事，我们改！”结果监狱长下去，真的调查了这事，半个月整顿，从二零零六年的六月一号开始，监狱的所有图书杂志，面向所有的监狱服刑人员免费开放了。
就这两件事情，传出去以后，服刑人员对我还是很认可的。
钟道：你为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经历了三次的牢狱之灾和多次的软禁，在你的谈话中所表现出来的是无怨无悔，四十三岁才结婚生子，这种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大爱实在可以说是感天动地，值得记念！
赵常青：到二零零七年十一月，我的五年刑期就满了，出狱以后，在二零零八年，我又参与了《零八宪章》的讨论修改，成为《零八宪章》的第一批联署人之一，对于《零八宪章》所提到的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的六大理念，以及相应的十九条，我是完全认可的。
到二零零九年，我来到了北京。然后就参与一些维权活动，包括三网友案、刘晓波案、刘贤斌案等等我都进行了关注，二零一零年秋还与范亚峰和胡石根等，组织了两次挺温研讨会，讨论政改。
到二零一零年十月，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发布的当天，因为庆祝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活动，我与王荔蕻、吴淦被北京市局拘留了八天。八天之后就把我送上飞机，送回陕西了。送回陕西后就在老家县城的一家酒店，被软禁了六十八天，这样就到了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我就成立了家，四十二岁终于结婚了。前些年因为从事民主维权活动而坐牢，就把成立家庭问题给耽误了，所以去年才成立了一个小家庭。爱人也是比较虔敬的基督教徒，比较好的，性格非常温和，我自己也觉得很幸福，现在仍继续关注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相信在上帝的祝福，在上帝的爱和恩典里，中华民族的民主转型事业，一定会在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得到完全的实现。
民主的事业就是博爱的事业，博爱的事业也是福音的事业
钟道：我想问一下，你是如何接触到基督教？如何认识耶稣基督的？关于个人归信耶稣基督的事情，请你简单的谈谈。
赵常青：我小时候是什么神都信。佛教呀！道教呀！见神就拜。上了高中了，受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就变成一个唯物主义者，变成无神论者了。但是，一九八九年关进秦城监狱，从北京回到陕西师大继续读书以后，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个外教，是瑞典的女老师，叫英格尔，她了解到我的情况以后，对我特别关心，她就送给我《圣经》，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圣经》，叫我重点读《约翰福音》。
她是基督徒，就常请我和我的几个相好的同学，到她家里去，她就为我们做祷告。点上蜡烛，把灯一拉，她为我们祷告，让我们都闭上眼睛。那种很神秘的，被神祝福的气氛深深的感染了我。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讲，我对西方文化是非常的亲和，非常的认同。主要是指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但是我一直没有公开宣布自己对基督的信仰。为什么呢？我当时是有这样考虑的，我觉中华文化从本质上来讲，是受儒家文化影响比较深的文化，中国是个实用主义的民族。信仰的是啥？信仰的是实用主义。
孔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我当时想，在这样的一个文化价值的主导下，如果我公开宣布对基督的信仰，这可能不利于我将来从事民主和社会活动。
钟道：这是哪一年的事情？
赵常青：那是在一九八九和一九九零年时候的事情，发生在我上大学期间。我认定了自己这一生是要去为民主奋斗的。那么我就想，如果是公开的去信仰一个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属于西方的一个神的话，会与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产生重大冲突，这会影响我将来从事一些社会政治活动，因此我愿意从内心里保留对神对上帝的那种敬畏，但是我不愿意来公开宣布。
那么到什么时候我才感到自己迫切需要回到主耶稣的怀抱呢？就是发生在二零零四年，这时候是我第三次入狱。在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四号的平安夜，在渭南监狱里面，我当时迫切的感到需要回归我主耶稣基督的怀抱，我当时在监狱里面没有办法受洗，也没有人敢给你施洗，我就自己给自己洗了个凉水澡，然后我宣布自己就受洗了，然后就站在了我主耶稣基督的旗帜之下。
钟道：你那个时候没有《圣经》吧？你在监狱里面是怎么得到《圣经》的呢？
赵常青：《圣经》是这样的，二零零四年我所在的渭南监狱里面，有一个贩毒的，被判了无期的这样一个服刑人员。他的老母亲，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是信仰基督教的，就给自己的孩子——那个毒贩子送来一本《圣经》。
这事让我知道了。但是他又不看，他不看我想看呀！我就买了一条烟送给他，对他说：“你现在不看这本《圣经》，能不能你把这本《圣经》给我？我拿过来读。”我说：“我读，可能要在上面划的。”我读书有划的习惯，用笔在上面写划。我说：“我可能在上面要划一些。”我的意思是“我能不能把你的《圣经》给买过来？”
他当然很高兴，监狱里面服刑人员巴不得得些好处，他就喜欢吸烟，贩毒的人、吸毒的人对烟本来就很要命的。他特别高兴，收了一条烟就把《圣经》给我了。然后我就开始读《圣经》，先读《新约》，后读《旧约》。心里喜欢呀！通读了一遍，又挑选了一些章节来读，还做了读经笔记。我在监狱里面读《圣经》的笔记应该还在这里，（常青于是找出当年监狱中的读经笔记），我给你读读我当时读《圣经》的笔记，这是读《新约全书》的笔记，我把我写的一段话给你读一遍：
“从去年夏天，到今年春，我已经断断续续的把《圣经》读过一遍。”
钟道：这是哪一天的笔记？应该有具体的时间和日子吧！
赵常青：这是二零零五年十月六号的笔记，我是从二零零四年夏天开始读《圣经》。“并且从去年圣诞节开始，我已正式宣布自己为我主基督的信徒，但是纵观自己近十个月来，自己的言行，我觉得自己在许多方面，已偏离了我主基督所指引的方向。尤其是最近两个月，我觉得自己的心灵陷入茫茫迷蒙，长此以往，前面的危险将是不言而喻的，我必须醒来，必须从牢狱之苦痛的现实迷蒙中，回归我主的怀抱。为了一种清醒的回归，从今天开始，我准备重温《圣经》，重温我主历经磨难所作出的教导，并将其中最为重要的指示，摘录如下，时时自习，自励自觉，以免再度陷入不测之心灵深渊，与此同时，我祈求我主基督，宽恕我既有的心灵迷蒙，祈求我主，重新点亮我心灵的灯塔。使我能够在这异常艰难的岁月中，穿越夜的黑暗，清醒而有力量的走向前方，走向充满光耀与爱的前方。”
这是我二零零五年十月六号早晨做的祷告，后面就是做的一些《圣经》话语的摘录。我是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四号晚上平安夜，自己洗了个冷水澡受洗的，正式宣布归到我主耶稣基督的旗下。而且最神奇的是啥？最神奇的就是第四次关禁闭，就是在我第四次蹲禁闭喊口号的那次，那是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下午发生的事情，二月十九号我被关进去的，二月二十号我宣布绝食，宣布绝食后以我的性格，那不是做个样子给你看的，那是拿生命在往前冲呢！知道吧！监狱里死一个人很简单，真的很简单。所以，如果我那一天，不喊那些口号的话，我就很可能死在里面了，就可能死掉了。
钟道：你那时候是不是还有肺结核病？身体各个方面的健康状况都很糟糕，体质很差的情况下绝食，确实是在拿生命做赌注。
赵常青：对呀！很可能在里面就死掉了。但是我非常感恩的是啥？就是在我站起来，准备呐喊的时候，在准备发出声音的时候，我却感到没有力量，而在我感到没有力量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啥？向我主呼求！我想到了向上帝呼求给我力量，知道吧！然后我进到房子里面做这样的祷告，而且我祷告的时间很短，就是在很急切中的，我说：“主啊！我要斗争。”我说：“请你给我力量，给我勇气，我要斗争。”正好就是在祷告的一瞬间，上帝把祂那种铺天盖地的力量浇灌到我的全身。
所以这个斗争就很成功，神不但给我力量让我斗争，而且是让我这种斗争成功了呀！斗争的成功等于说是上帝在我生命非常危机的关头，伸出大手拯救了我！救了我的命，免除了我的死亡，所以我就特别的感恩！（讲到这里，常青已是泪流满面，声音哽咽。）
钟道：可以说是你的生命到了最低谷，藉着你的信靠，主耶稣基督救了你。
赵常青：这是主对我生命的挽救，而且最为重要的是，这是我对主最为深刻的见证，就是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号的下午的那个祷告。在涉及到民主事业的问题上，我也向主祷告了，而且主给了我答案。
就是在二零零六年的大年初一，我当时在监狱自己的床上祷告。我祷告说什么呀？我说：“主呀！对于我这一生来说，最重要的事业就是中国民主化事业，这是我追求一生的事业。”我说：“中国无数的先驱，已经摸索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直到现在，中国还依然处在非民主的体制下。”我说：“主啊！我现在在监狱里，我希望主在我出狱之前，能够擦亮我的眼睛，能拂去我心灵上面这个蒙昧的灰尘，然后给我指引一条中国民主化的道路，究竟这条路到底应该怎么走？”我说：“主啊！这是我出狱之前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感谢主！那是在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号，在我“关禁闭抗议事件”之后，当时我已经能吃饱了。那天我在监狱房间里面擦地板，边擦边思考，这个民主化的道路，到底该怎么办？我还有一年的时间就出狱了，到外面去怎么办呀？突然就感到心灵宇宙有一种电闪雷鸣，在电闪雷鸣中我的心灵被照亮了，而且是立马就感到有种非常清晰的概念在心里。中国的民主化道路该怎样走呢？这条道路是什么呀？就是中国民间反对派应该先参政，后执政；先做矮子，后做顶天人。就是要与执政党合作，来做这个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民主化的转型事业，光靠民间的力量，是拿不下来的。必须要有执政党这样一个体制内力量的共同合作，必须要有的。神对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启示，而且我还专门写了一首词，来记念这件事。这首词是这样的：
贺新郎
指南针
经几番浮沉，
算而今，
十七年来，
三破牢门。
坎坎坷坷历苦辛，
难平怀中忧愤，
更煎熬风雨黄昏。
自信生来负天令，
却常叹前道雾茫茫，
指南针，
何处寻？
阴阳交化又一春，
谁能料，
四陷牢底，
幽禁缠身。
休道饥寒交迫苦，
惟有愿景牵魂。
三月三，
滚滚霹雳，
万里电光指亮程。
先矮子，
再做顶天人，
望乾坤，
好风云。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在陕西省渭南监狱，尤其是第四次关禁闭时的思考收获，超过了我前此三十七年人生的总和，就是这个收获，这个收获就是主对我的启示。我出狱以后，后来不是到北京来了吗，到北京以后，我接触到家庭教会。
刚开始我是到方舟教会去，到余杰所在的那个教会，后来是接触到陈天石，他建议我到亚峰那个教会，天石是在亚峰那个教会，叫北京中原教会，然后我就到亚峰那个教会去了。亚峰问我：“受洗了吗？”我说：“我已经受洗了”。他说：“你什么时候受洗的？”我说：“我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四号我自己给自己受洗了。”亚峰说：“你耍的大了你，耶稣还在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呢，你自己给自己施洗了。不行，这个不算数，没有哪家教会承认你是已经受洗了的。”结果我就准备受洗呀，后来因为居住地发生变化，我便转到爱加倍教会去了。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号，在爱加倍教会，由崔约瑟牧师给我正式施洗。当时一块受洗的还有李昕艾、古川等弟兄姊妹，当然还有别的弟兄姊妹，我这就不说了。这就是我认识基督，认识主耶稣的一个前后经过。
在福音化问题上，我重点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怎样把福音的事业，把圣经的事业，把主基督的事业，和民主的这样一个事业给对接起来，从理论上和逻辑上给他打通。这样一个关系，我认为我已经打通了。
钟道：怎么打通的呢？你是怎么打通民主和福音之间关系的？
赵常青：怎样打通的呢？民主和福音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民主的事业我认为恰恰就是福音的事业。为什么这样认为呢？我们生活在新约时代，基督第一次来临之后，我们就生活在新约时代。新约的核心思想，最高理念是什么呀？就是主的命令。主的最高命令是什么呀？第一就是爱主，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
那么就是爱神爱人。这个是什么呀？这就是新约的最核心思想，在我看来也是整本《圣经》的最核心思想。主的最高命令嘛！博爱的事业就是《圣经》的事业，博爱的事业就是民主的事业。博爱什么呀？在《圣经》面前，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当你爱人如己，当你寻求民主事业，你如果没有对同胞的这种大爱，你不会去为他们争取这种民主权力的。
民主的前提是什么呀？人人平等，人人一票呀！民主的前提是人人平等，众生平等。而基督教是讲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我们不提上帝，不提天父的话，人世间的众儿女是什么关系呢？是弟兄姊妹关系，是人人平等的关系。因为这是平等的，所以我们在国家、在社会、在政治公共事务问题上，我们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发言权，都有平等的参与的权力。
所以说民主的事业就是博爱的事业，就是圣经的事业，是天父的事业。这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从理念上也是相通一致的，这就打通了呀！圣经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博爱，民主也是实现博爱的事业，就是为了大家争取平等的权力，争尊严，争一个健康的、公正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就是我对民主、对福音在这些年来的一个思考。
钟道：有神论是承认有神的存在，而《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作为人类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是第三方，在祂的面前无论你、我任何双方，还是所有的党派都受限于第三方的干预之下，才会有平等和民主。当无神论者，在不承认上帝存在的情况下，就没有福音，也没有民主化的政治平等。
赵常青：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你刚才谈到了第三方的问题，我的理解是不同的，我觉得不能用第三方，所谓第三方是你把他看成是和你我一样的平等关系，但实际上我们和上帝之间不是平等关系，不是对等关系，我觉得不能把上帝看为第三方，祂就是我们的最高主宰，就是引导我们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向前发展、向前演进的这样一面最高旗帜，所以我认为不能把上帝称为第三方，祂就是最高主宰。
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联系到中国的民主化转型的问题，中国的转型是一个综合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了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的转型，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转型，还包括文化建设，包括道德建设，包括信仰上的一个重新塑造。那么，我认为这个时代，官方之所以能够无限作恶，执政集团之所以能够无限作恶，是因为没有能够对这个制度有所约束，监督不到位，分权制衡不到位，一切都由他们说了算，所以他们可以肆意妄为，可以为所欲为。天下最无耻、最不要脸的事情都让他们干完了，还要自我吹嘘“伟光正”什么的。中国这个社会从传统上讲是一个道德社会，道德是一个很软的东西，起不了约束作用，所以现在是世风日下，对于因官方败坏而引起的整个社会的败坏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我的心里常常有一种非常非常的忧患意识。
忧患什么呢？一个是如果这种制度和体制不改变，还是这种非民主的体制继续搞下去的话，那么我的孩子出生后，第一他不会有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第二他的将来也很成问题。因为我们处于社会最底层，草根阶层，他不会有一个健康的公正的发展环境和生活环境，他依然要受权贵集团的这种压迫、压榨和欺凌。而且这种现实的制度环境、体制环境不改变的话，不排除我的孩子继续走我曾经走过的，争取民主、争取人权的这个道路，不排除我的孩子继续的坐牢、再坐牢，抛洒自己的热血，就像一九八九年天安门的六四青年一样被屠杀掉。
每当我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的灵魂是颤抖的，我之所以灵魂颤抖，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孩子不一定会有我这么坚强，我是挨过那么多打，挨饿，受侮辱，关禁闭……若干次的那种苦难。我觉得好多事情不堪回首，我觉得我的孩子将来要再去承受这些苦难的话，我觉得我们做父亲的就对不起孩子，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如果我的孩子会遭遇这种情况，你的孩子呢？也可能会遭遇这种情况，当官的那些人的孩子，我们的邻居、同事、同学的孩子，其他许许多多人的孩子，他们也会遭遇类似的情形。所以我认为，为了孩子们有一个公平健康的成长环境和发展环境，我们必须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联合一切力量，团结一切力量，把民主转型的事业做下去，而且一定要做成，使得孩子们免于这些苦难。这是从民主转型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种忧患。
还有一种忧患，就是从现实的道德状况产生的。如果这种下沉的、堕落的社会态势得不到遏制，这种腐败、这种不负责任的局面得不到整顿，那么孩子们也会在这样的一个大染缸里面，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污染，这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这是不允许的。
这要靠什么？我觉得第一要靠上帝的祝福，靠上帝的爱；第二就是靠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团结努力和奋斗。
我前两天还到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散步去了，下着雨，我一个人去的。我边散步边思考，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很叫我感到吃惊的现象。北海公园上面的白塔你知道供奉的是谁？供奉的是藏传佛教密宗创始人宗喀巴和他的两个弟子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神像，而白塔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权力中枢——中南海。也就是说中南海后面靠着什么呀？靠着藏传佛教密宗的创始人宗喀巴以及达赖和班禅。然后我又到景山公园，景山公园的山顶万春亭里供奉的则是毗卢遮那佛，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而景山前面是故宫，故宫是皇宫呀，皇宫紫禁城，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现实权力中枢中南海的“靠山”是藏传佛教的宗喀巴，而传统皇权中心（故宫紫禁城）的靠山则是景山山顶万春亭里的毗卢遮那佛也即释迦牟尼，都是佛教佛教至上。我当时就想，难怪咱们这个国家现在堕落到这种状态，因为佛教是忍让，强调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的，而苦的原因是因为你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所以佛教就要消灭人的各种欲望，所以统治者作恶的时候，就让你忍受吧，你要逆来顺受，你忍受到底，你就解脱了。这就是佛教带给中华民族的教化，所以执政党就让民间要忍让，让你逆来顺受。我当时就想，要是什么时候能够在权力中枢的前面，建立起仰望上帝的十字架，建立起奉行平等和博爱原则的基督圣教堂，我觉得中华福音化，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都不成问题了。
钟道：在传福音上，在要实现这个理想上，你有什么特别的负担吗？
赵常青：我认为在福音化问题上，我自己应该承担的是什么使命呢？就是打通福音与民主的逻辑关系。在这个事情上，好多人不明白的，好多人把基督化、把福音与民主的关系没有弄清，认为基督是信仰、是宗教，而民主则是世俗的政治，二者没有关系，秉持的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基督-凯撒”分离观，坚持所谓基督的归基督，凯撒的归凯撒，认为民主和福音是没有交集的，这个问题很严重。
所以如果说在福音化上，我要承担某种责任的话，那就是在这方面写点东西，尽可能打通民主和福音之间的逻辑关系。但是，我认为神给我的最大的使命，不是在福音的传播上，而是为中国民主化的事业而奋斗。民主的事业就是我一生的事业，而且民主的事业就是神的事业，就是神所命令的博爱的事业，所以，我要把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民主的事业当中来，也就等于是投入到神福音的事业当中了。
钟道：我们都知道，按照逻辑的说法，知行合一，言行一致，这是符合逻辑的。但是除了逻辑之外，还有一个中国逻辑。中国逻辑是说了不做，做了不说。按照中国逻辑，说的事不一定去做，要做的事一定不能说。你觉得中国逻辑与逻辑的不同是因为什么？根源是什么？
赵常青：根本原因就是口是心非的问题，是因为中国长期的经历这种中央集权的压迫。长期压迫的结果，使得本来是被动的心理状态，最后转换为一种主动的不自觉、甚至是自觉的反应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剧。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归结为这种专制的制度，所以说专制的制度和体制得不到改变，比较恶劣的这种状况还会继续延续下去。我相信神的祝福，神对中华大地的祝福，福音的祝福，民主的祝福，这个时代已经拉开序幕了。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在2010年代的十年会来临，而今年是到第三年了。神对中国的祝福，对中华大地民主化的祝福，对中华大地福音化的祝福，一定会花开万里、果累云天！
中国家庭教会正在兴起，而且是以几何基数般的增长速度在前进，而且我认为中国执政党里面的健康力量、改良力量和进步力量，也在向着我们所寻求的这样一个共同的方向在前进，必须看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看不到执政党内部存在着这样一个健康力量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的眼光是短见的，是浅薄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党内的健康力量调动起来，朝野良动，做共同的努力。
在二零一零年的一次“挺温”研讨会上，我提出了“合纵连横”的概念。合纵就是民间要联合，民间要团结，而不能说搞什么独立，搞什么小菜园子、小山头，民间要团结，要联合。但是光团结民间还不行，还要连横，连横是连谁呀？要连体制内的改革力量，把他们也要团结起来。然后大家共同来完成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民主化事业，最后大家殊途同归，一个民主、统一、繁荣、博爱的国度，就会覆盖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初稿，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八日修订完稿。
文/钟道
赵常青简历
赵常青，一九六九年四月出生于陕西南部的秦巴山区，一九八八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学潮爆发后，积极参加和组织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争人权的爱国学生运动。五月中旬与其他同学共同发起成立陕西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并担任自治会宣传部长；北京戒严后，曾组织一学生“声援团”前往天安门广场声援并加入“外高联”；“六四”大屠杀后被捕并先后被关押于劳动人民文化宫、“K字楼”和秦城监狱。
一九九七年九月，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赵常青曾撰写《改革政治体制，走民主化道路》的公开信分寄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各省省委书记（包括各直辖市市委书记和各自治区党委书记），呼吁中共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走民主化道路。
一九九八年元月因竞选人民代表被汉中市国家安全局逮捕，同年七月，被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同年九月赵常青被送往汉中监狱（陕西省第三监狱）服刑。与此同时，赵常青被所在单位国营八一三厂 “开除厂籍”。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因从事民主人权活动（包括起草《中国公民运动宣言》草案、联络国内一百七十余位民主人士签名营救闯关回国而被捕的杨建利、组织全国一百九十二位民主人士联署致信中共十六大要求民主改革等）被西安市公安局逮捕（陕西省公安厅直接参与），二零零三年八月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再次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在渭南监狱服刑期间，赵常青因抗拒改造，被关过四次共计十个月的禁闭。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在陕西省渭南监狱，赵常青蒙神呼召，自己给自己洗了个凉水澡，宣布受洗并归入主耶稣基督的怀抱，成为基督徒。二零零六年初，赵常青因拒绝参与狱中队列训练而被第四次关禁闭，通过祷告，蒙神“给力”，进行了非常成功的维权抗争，为被关禁闭和“严管”的服刑人员争取到吃饱饭的权利。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底刑满出狱后，二零零八年底，积极参与《零八宪章》的讨论和修改工作，是首批三百零三名《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二零零九年到北京后，参与了系列维权活动。并与胡石根、范亚峰等人成功组织两次“挺温”研讨会。
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下午，因集会庆祝刘晓波获得二零一零年度“诺贝尔和奖”，被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八天（与王荔蕻、屠夫吴淦一起）；后被遣送回老家县城一家宾馆里软禁七十八天。
在从事相关民主人权活动的同时，赵常青还先后在海外刊物《民主中国》、《北京之春》、《博讯》、《民主论坛》、《维权网》上发表数十篇文章。
二零一一年，饱经磨难的赵常青在北京爱加倍教会与一主内姊妹结婚成家，二零一二年六月蒙神恩典，喜得一子。
二零零四年，赵常青获得“全美学自联”颁发“自由精神奖”，二零一零年与王荔蕻、吴淦共同获得国内维权界颁发的“纳米诺贝尔奖”。
采访缘起
对于赵常青弟兄我早有耳闻。二零零九年他来北京之后，我们曾经一起参加范亚峰弟兄主持的北京中原教会的周四查经。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之后，我去参加北京守望教会的聚会，并成为守望教会的会友后，彼此就分开了。再后来，就听说常青弟兄在北京爱加倍教会由崔约瑟牧师进行了正式洗礼。到了二零一一年，听说常青弟兄结识了一个主内基督徒姊妹，并结婚了。我当时见到婚后不久的常青弟兄时，就发现他的面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疲惫受伤的心灵获得了休整，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大爱，充满了常青弟兄的心胸，气色和神情都给人一种蒙了神莫大恩典的感觉，重生得救的确信洋溢在常青弟兄的神情和话语之中。
到了二零一二年初，因着北京守望教会持续近一年的户外敬拜，在过了圣诞节之后仍然无法回到室内的缘故，而守望教会治委会也鼓励不能去户外平台敬拜的守望会友，参加北京其他教会的聚会。我经过与朱红弟兄的商谈，就恢复了北京中原教会停了五年的菜市口聚会圣所的聚会，于每周六的上午十至十二点，在其中做些服侍性质的讲道事工，主要是带领查考《罗马书》。其间，常青弟兄来参加过我们的几次聚会，在服侍北京中原教会菜市口聚会圣所的同时，我也写一些访谈类的文章。想起常青弟兄从一九八九年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起，就献身于中国的民主化事业，并为此三次入狱，两度被判刑，在监狱中度过了近八年半的青春时光，经与常青弟兄约定后，做了如下的访谈。
亲历八九民运和秦城监狱的青春无悔
钟道：从你的简历上看，在一九八九年你二十岁的时候被关进秦城监狱四个半月，很多当年因“六四镇压”而被关进秦城监狱的人，都以此为荣，并自称为是“秦城大学”毕业的，你可以对这段经历做个回顾吗？
赵常青：好的，这要从我思想上的转型谈起。实际上，我思想上的转型，在高中时期就表现出一些苗头。在上高二以前我一直是优秀学生，对执政党是完全信任的，接受的是共产主义的传统教育，从少先队员、共青团员一路过来，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当时对共产党是没有任何怀疑的。
在一九八六年，我还是高二学生，当时看到农村搞计划生育，拆房子，抢粮食，抢东西，打人。我心里想，这政策怎么走到这么个地步？以后就开始怀疑。然后把这一现象做了一个社会调查，就计划生育问题在我们村和周边几个村做了一个调查。见到的情况非常令人遗憾，我就写了一篇作文，我们语文老师认为我写的很好，但他没有敢给我写评语，他在班上将这篇文章读了，影响很大，他又将它推荐给高三的语文老师，在老师之间传阅。这篇文章已经表现出对现有一些问题的怀疑，但是就事论事，并没有上升到对制度层面的检讨。
到一九八六年冬，合肥、南京、上海等地发生了学潮，学校老师让我们写批判自由化的文章。尽管我已经处于一种怀疑状态，但还只是就具体问题而言，并没有从更高的层面去思考。所以老师让写文章批判，我便积极写文章批判“方刘王”，即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老师认为我的文章写得好，还贴出去展示。
一九八八年我考上了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考学考的不如意。我当时成绩是我们县第二名，而且是我们家乡的第一个“大学生”，我第一志愿报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但人大没录上就把我给调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去了，我虽然很不高兴，但考虑到一些实际情况，我还是去上学了。
上大学之后，我的眼界和视野空前的扩展，通过在图书馆阅览室的大量阅读，我发现我们中学时代所接受的教育和现实的实际情况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比如说中学课本里会讲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通过比较发现，社会主义整体上比资本主义要差得远，如苏联不如美国，东欧不如西欧，北朝鲜不如南朝鲜，大陆中国不如台港澳，这一比较，结论就出来了。
而且当时正处于八十年代后期，正是中国 “文化大讨论”的高潮阶段，学界和知识界的思想启蒙运动异常热烈，当时有好些书刊影视对我影响非常大，比如《河殇》，严家其写的《文革十年史》，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都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这样一种文化大讨论的背景下，我的视野发生变化，相应的我的思维也发生了变化。
在一九八八年冬的时候，我对社会现实问题非常关心，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危机！危机！！危机！！！》，当时就想将这篇文章修改之后，寄给邓小平和赵紫阳这两位领导人的。这些危机主要指一九八八年的经济危机，农业危机，生态危机，意识形态的危机和道德危机，当时的危机感特别强烈，后来这篇文章放在自己抽屉了，没有发表，留下来了。
一九八九年春，开学后当时校办杂志《大学春秋》和校团委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进行了征文活动，主题是“五四精神与现代化”。我当时思想非常活跃，就写了一篇题为《西化与现代化》的文章，一万多字，评委老师给的评语是“此文体系庞大，前后贯通，但字数过长，可以作为毕业论文入选”。而我当时还是大一的学生。在这篇文章里，我第一次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现实体制的否定，认定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走“西化”的道路，“西化”在某种意义上和“现代化”就是等同的概念。而且在这篇文章中，我第一次为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平反”，对于一九八六年的自由化思潮我起初认为是错误的，但到了一九八九年春，我认为这就是对的，在文章中就谈到中国应该实行民主化和多党制、三权分立等等。
与此同时，我当时的危机感也更加的强烈，在日记及给同学的通信里面，我多次写到：“我现在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希望走上街头，向民众进行宣传，引起民众的注意，来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面临的系列危机。”我心里的这种呼唤和担忧，与一九八九年春的整个社会心理高度吻合。当时我还很年轻，只有二十岁，但心里就有这种呼唤，就有这种焦虑——更加“巧合”的是时间不长，我的这种“危机”感就变成了学潮的现实。我写文章的时候是三月份，四月中旬学潮就发生了。
刚进大学时我就常收听美国之音和BBC，一九八九年春还有一系列件事对我的影响也比较大，这就是方励之、许良英在北京发起的知识分子签名运动，要求释放魏京生。我在收听BBC的时候第一次了解到魏京生，我觉得他很了不起，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对共产党的“四个现代化”形成强烈冲击，还有布什邀请方励之参加宴会。这一系列事件在我心中做了前期的铺垫，在《西化与现代化》文章里我已经给“方刘王”平反了，即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而且对于一九八六年冬因为学潮被迫下台的胡耀邦，引起了我深深的同情，发自内心对他十分认可，当时认为他是中国的民主先驱。
钟道：以上谈了你思想的转型和觉醒，在具有了民主思想的基石后，当胡耀邦去世这件事突然发生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赵常青：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号那天，我们全班同学出去春游，那天是星期六，春游到下午的时候，一个同学拿着收音机在路上听，听到胡耀邦因病去世的消息，我第一句话就说：“胡耀邦去世不仅对于国家是个损失，至少对于我个人是个重大损失。”这是我当时的原话。回到学校当天晚上特别困，特别累，我还是爬在床上写了一篇悼词。有悼词，还有挽联，我不会写毛笔字，把纸就往那一铺，请同宿舍的同学抄写上去。
写好之后在第二天早晨就贴出去了，贴到学校的公告栏了，应该说我是历史系最早悼念胡耀邦的。贴出去之后，在四月十六号我就到其他高校去看情况去了，到西安交大、西北大学去看，不约而同的都有一些悼念文章的大字报。
到四月十七号，我知道西北政法学院有一个悼念胡耀邦的小型集会。上午我连课都没去上，就买了宣纸，扎了两朵有小脸盆大小的大白花，请女生扎的。扎好之后，中午饭后，我就和同宿舍的另外一个同学，拿着大白花前往西北政法学院参加悼念活动，却不料在学校大门口被守在那里的学生处老师和门卫给拦下来了，我就说：“参加悼念活动怎么不可以去呀？”老师就说啥：“你咋不买张飞机票到北京去参加悼念活动呢？”没办法，我们只好退回来，从另外一个小门出去参加了西北政法学院学生的游行悼念活动。
大概在全国性悼念活动的压力下，四月二十二号，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的追悼会。我在学校联合教室看完追悼会的直播现场后，就和其他同学自发的上省政府新城广场去了，那个集会活动非常壮观，整个新城广场是人山人海。当天下午，集会民众遭到驱赶和殴打，但愤怒的市民们进行了勇敢的反击，集会民众与全副武装的警察发生了激烈的拉锯战，停放在省检察院里的汽车也被愤怒的市民放火焚烧了，以至于《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公开点名批评了西安，另一个被点名的是“长沙”——说什么“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悼念胡耀邦的活动结束以后，中文系、历史系、物理系、政教系等系的一些比较活跃的学生，就开始组织学生组织，叫“大家谈”，“大家谈”是学生沙龙性质的，差不多每天晚上一些活跃的学生就聚到学校的一个教室谈论一些时事方面的事情。
到了五月三号那天，我们开始酝酿（在西安的）“五四”大游行，我起草并张贴公布了《五四宣言》和《告师大老师书》，下午黄昏的时候，在学校大操场举行学生集会，我们在上面做了动员。第二天上午，我为学生游行队伍，制作了的第一面横幅，上面写着“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八个大字。虽然我当时只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但是我制作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横幅则成为学校游行队伍里面的第一面旗帜，而且这八个大字此后也成为规范我整个人生、规范我所有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最高宪法，这是我在八九年第一次带领大家扬起了这样一面旗帜。
钟道：在追求宪政民主的道路上，很多人都走过了一条由自发到自觉的道路，请谈谈你是如何经历由自发到自觉的？
赵常青：“（西安）五四大游行”之后，学校还是继续上课，但是北京学生开始绝食以后，对全国各地影响很大。对我也一样，我就与其他学生一起酝酿响应北京学生的绝食运动。在五月十三、十四、十五号这几天，我们就酝酿成立学生自治会，到五月十六号，我们学生自治会就正式成立，有宣传部、联络表、情报部，还有组织部，就四个部，我当时承担了宣传工作，是陕师大学生自治会的首任宣传部长。
五月十六号晚上，在学校教学大楼前，拉了一排桌子，做学生动员。学生很多，在下面讲学生听不见，就喊叫让登到桌子上，我就第一个登上桌子演讲，号召第二天全校罢课，去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这次演讲很成功，一些老师也支持学生，我演讲之后一些老师也登上桌子演讲，五月十七、十八、十九号，我们也组织了一些宣传团，到一些工厂和街道里面向市民宣传，宣传主要是反官倒、反腐败，还有就是争民主。我们的游行队伍唱的歌主要是《国际歌》，当时我们都是无神论的，没有救世主，要靠我们自己来救自己，做天下的主人，从民主的角度，影响都非常好。
五月十九号晚上，李鹏发布戒严令以后，我当时也和自治会其他一些同学和老师去到钟楼和新城广场，把学生往回劝。当时天上下着濛濛雨，学校去了大轿车，我们担心出一些什么事，所以就把学生往回劝。
回来后我就辞去了学生自治会宣传部长的职务，我另外组织了一个学生声援团。在五月二十二号，就从西安到北京，戒严之后西安到北京的直达车停开了，声援学生很多，没办法就先上了西安到郑州的车，在车上我先把各个车厢的学生（包括同一列车上的西安、咸阳、汉中学生）进行了登记，登记后经过与列车长商量，将所有学生集中到一列车厢里。
在火车快到郑州的时候，我站到座位上给全车厢的上百位同学做了一次简单讲话，主要内容是：请大家上下车及转车时要互相照顾，注意安全，有什么问题要相互及时通气，集体解决。最后我翻开记录有北京学生《绝食宣言》的笔记本说：“我请大家跟我一块宣读北京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所宣读的这份《绝食宣言》，也当作我们进京斗争的誓言！”。同学们都说好，一下子全站起来了，气氛变得庄严肃穆，于是我请大家举起右手，我也举起右手，所有同学都举起了右手。接着我照着笔记本领读一句，大家跟着读一句。那一刻不管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不管是本校的还是外校的，所有的人都以非常激昂的声调跟我宣读这份誓言，斩钉截铁般的声音震动着整节车厢。宣誓完毕，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又请大家一块唱《国际歌》，随着我起的头：“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大家便放开青春的嗓门唱了起来，车厢里的气氛很有一些悲壮感，大家都有一种奔赴国难的感觉。“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不仅是一百多年前巴黎工人阶级的呐喊，它也是所有反压迫、反专制、反强权人民的战斗歌声。那一刻，当我站在座椅上看到那一张张青春的脸庞，听着这淹没整节车厢的《国际歌》声，我的心里是无限激动的，我感到了一种澎湃的热血，感到了一种激荡的旋律，感到了一种壮丽无边的时代最强音！
钟道：听说在发生“六四镇压”的那天，你并不在北京，这是怎么回事？
赵常青：我们是五月二十三号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正是旗正飘飘、人山人海，看到“召开人大，罢免李鹏，要求民主，反对军管”的十六个大字挂在人民纪念碑上，我当时心里非常感叹，我感叹的是什么呀？就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居然是以这样一种从来没有想到的身份出现的，居然是带着这样一种非常强烈的使命感，像五四运动的学生一样，来挽救民族危机，争民主，反腐败，反官倒，争人权。”我觉得这也许就是我一生的使命和异象。
然后我在北京做了一些事，我参加了“外高联”，与连胜德、王醒、哈斯、华夏、刘云等人在一块做一些事情，五月二十九号晚，看到中央工艺美院的师生树立民主女神像，观看了这样的现场场景。到六月初的时候，广场的学生都已经很疲惫，我心里就有种想法，就是广场的学生到底还要不要坚守的问题。我当时是想：学生还一定要坚守，但是我觉得坚守的任务应该是交给北京学生来承担，因为外地学生在广场的生存环境实在是很恶劣，尽管北京市民非常热情，送小笼包子、水、馒头等等，尽管很热情，但是外地学生长时间在广场露天，还是处于非常恶劣的生存状态，而且各地学生回各地开展当地的学生运动也很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就代表“外高联”到北大去，想找“北高联”王丹他们去沟通一下，想看他们对于广场的学生运动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当时没有找到王丹，最后好像是封从德在和我谈这个问题，封从德的意思是外地学生回到本地去开展学生运动，可能更有意义。我当时是说：广场不能丢失。他说：北京学生能够坚守下来。
在六月二号，我当时收集了一些材料后，就跟连胜德（他当时是“外高联”副总指挥）说：“我到这来，差不多十天了，我先回到西安，把有些情况和那边交流一下。这边一旦有紧急情况的话，我会立马赶回来。”所以在六月二号的时候，我就坐火车回西安了。六月三号下午我到的西安，回到学校，匆匆的一洗，当时困得呀，倒头就睡了，一口气睡到六月四号，睡的很沉。
到六月四号早晨，我起来到楼下去买饭，大字报贴出来了。北京发生流血，已经死亡了几百人。我回屋赶紧把收音机打开，一听，果然是这样，美国之音和BBC都在报道，我立马和另外几个学生进行了商量，认为现在是真正需要支援北京的时候了，要往北京那边去。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说：“先去打个前站，需要这边紧急支援的话，我会打电报回来。”就这样跟几个同学匆匆交待后，另外两个要好的同学把我送到前往北京的火车上，就这样，我从北京回到西安不到一天就又匆匆坐上前往北京的火车。
六月五号早晨十一点左右，火车到达北京丰台车站。从丰台上车的人说，北京火车站已经进不去外地学生了，进京的车辆都封锁了，只许从北京出，不能进。听到这样的说法，我立即决定跳车，无论如何不能被挡在北京外面。于是我迅速拉开车窗，从窗户上跳了下去，幸好当时的火车跑的不快，落地后只是翻了两个跟头，除了路基侧面的乱石扎破了我的手掌流了一些血外，其他部位没有受到伤害。我当时就想到广场去，从南礼士路过长安街的时候，就看到满地的瓦砾，街上被烧毁的车辆，广场那边根本进不去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去找“北高联”，那个时候公交都已经瘫痪了。六月五号那天晚上我就住在北京外交学院，外交学院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是章华，章华就跟我谈了六月三号下午到六月四号，北京学生从广场撤退的一些情况，他说“他还要坚守”，我注意到外交学院国旗已经降了半旗，章华手臂上则戴着黑纱，学校的喇叭还播放着哀乐，那个场面很感人。他说“现在已经进入非常时期了”， “北高联”已经自动解散，已经不发生任何作用了。
钟道：在很多学生领袖和民主运动中的活跃分子都往北京之外跑的时候，你却再次来到了北京，这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请谈谈你是怎么进入秦城监狱的？
赵常青：在这种情况下，在外交学院我就决定做调查，我要了解六月三号到六月四号“北京屠杀”的真实情况，我当时给自己定了这样一个任务。考虑到那个时候街上还断断续续的有枪声，我在外交学院就写了封遗书，而且遗书是用红笔写的，一旦被流弹打死了，也好给老家的父母有个交代！
调查了两天，到六月七号，在西单，被戒严部队拦住了，拦住之后就把我一搜查，调查笔记，还有遗书什么的，就落到他们手上了。他们立马就把我捆起来，带到中南海新华门外，在长安街路边的树丛里边，就把我狠打了一顿。当时，天还下着雨，打完之后，我是头破血流。然后就五花大绑着，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四个当兵的，前面一个军官，共有五个人，把我押着从新华门外前面的长安街往东走，走了不远，我就看见我附近的路边还有一个人也在挨打，应该也是学生。
当时整个从西单到天安门广场，全是军人。到天安门广场我一看，发现装甲车和坦克挤占了整个北广场，还有头戴钢盔、身穿迷彩、全副武装的士兵，是黑压压的呀！当时我就想：几天前，广场上还是旗帜飘扬的民主广场；几天后，就成了这样的一个恐怖的军警世界，我必须承认，当我在广场的时候，是根本没有想到这样恐怖主义的画面的。
当几个士兵押着我跨越金水桥向天安门里面走去的瞬间，望着悬挂在天安门上方的毛泽东画像，我心里突然想起了荆轲刺秦王前在易水河畔所发出的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是的，就我当时的身心状况而言，我觉得这两句古诗好像是专门为我而写的——当时的我浑身沾满泥污，被荷枪实弹的四个军人五花大绑地押送着前行，又时值黄昏，阴沉沉的天正下着濛濛细雨，而我的头上还流着血，雨水和着血水从头上顺着脸庞往下淌着——在那一刻我真有一种身赴刑场的感觉。
但是士兵们把我押进天安门，就交给戒严部队指挥部了。当时戒严部队指挥部就设在天安门里面，北京市公安局也在里面设了“服务”中心，戒严部队就把我移交给北京市公安局了。然后是搜身，抽掉我的裤带，剪去裤子上的腰钩，做了一个简单的登记，然后就把我押到车上。北京市公安局又把我从天安门里拉出来，拐了个弯，拉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去了。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我被弄进一个小房子，我一进去，看见审讯的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墙上溅的血点，成爆炸状。估计是在审讯别人的时候，用手抓住头发撞墙，头上的血溅到墙上形成的。四周墙上是血迹斑斑，看上去很恐怖的，由于我已经被戒严部队打得很严重，坐在地上都站不起来了。是故审讯我的公安人员没有再打我，而是给我做笔录，做完笔录，公安人员就当着我的面在房子里面撒尿。估计是外面雨太大，尿急了，他也出不去，也不是故意的要羞辱我，但是他当时那个举动，当着我的面就在房间里撒尿，我当时是非常的吃惊。
然后，两个人就把我架着，我已经站立不起来了，腿都是肿的，就把我拉到另外一个房子，另外一个房子里面已经有一大堆人了，有学生，有市民。我进去以后，看到里面有学生和市民，就往学生这边一靠。靠墙角的地面则躺着一个全身乌黑的人，全身乌黑，从头到脚全身青紫，那是一个壮汉，很壮实的一个年轻人，戴着手铐脚镣躺在地上，半死不活的。我估计是被当做“暴徒”对待的市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前几天，都是几个学生把我扶进扶出，其中包括人民大学的刘希亮、南京建工学院的张建成，还有西北农业大学的柯伟。
到了六月九号下午，突然把我们拉出去照相，当时天色阴沉，照相回来之后，我们几个学生就商量，会不会今天晚上把我们拉出去枪毙，我们几个人讨论的结果是，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然后我们就商量，如果真把我们拉出去枪毙，我们就死之前一定要喊口号，当时商议要喊的口号很简单，就是“民主万岁、自由万岁”。结果是我们虚惊一场，其实把我们拉出去照相，后来也没有其他动作，就是人家的程序，需要你们的资料。
到六月十二号晚上，来了一辆车，把我一个人拉走了。拉到哪去了呢？拉到了半步桥监狱，在那呆了一个晚上。从六月七号到六月十二号五天的时间里，都关押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小房间里，在那里一天只吃一顿饭，一点稀饭，或者是一张饼什么之类的，勉强维持生命嘛！
六月十三号一大早就把我给送到秦城监狱去了。到了秦城监狱，我当时关在六号牢房，一进去，号子里面已经有三个人了。一个人是清华大学的孙建伟，还有一个北京师范学院的陈来，还有一个是我在广场“外高联”时的战友连胜德。我觉得我和连胜德的缘分在哪里呢？广场上在一块共事，都在“外高联”，在秦城监狱又关在同一间牢房里了。我当时就觉得很高兴呀！大家都是学生呀！患难之中见到熟人了，真是很亲切的。当时都戴着手铐，手都是铐着的。
钟道：那些当兵的对于在大街上抓到的学生和市民可真是够狠的呀！你在秦城监狱里是什么样的光景呢？
赵常青：秦城监狱那里睡的铺很低，我简单介绍一下秦城监狱。那个睡的铺是木板的，是木板通铺，那个木板通铺离地面大概不到一尺高，边上有暖气片。窗户是通气窗，靠着房顶的，你站起来是看不到窗外景观的。
六月十五号把熊炎又送来了，熊炎送到我们牢房了，熊炎是八九年上了报纸的二十一个通缉犯之一，北大的研究生。他进来时，牢门一开，刚看到我们就举起带着手铐的双手微笑着说：“我们是革命同志呀！”那镜头非常精彩。六月十五号以后又有北京语言学院的张前进、政法大学的龚志中、清华大学的梁煜陆陆续续的进到我们六号监舍。
我们这些人关在一个号子里，每天三顿饭，有稀饭，有咸菜，有窝窝头，我觉得那个菜很香，尤其那个薄薄的肉片，现在我还回味呢！秦城监狱是带卫生间的，我第一次见到坐式马桶，是在秦城监狱见的。我们学生也是年轻呀！大家一天到晚在一起，谈的火热。
我记得有一天，听见上面楼上，咚咚咚咚的，好像打人的声音。然后我们就都受不了了，当时是孙建伟大喊一声：“不要打了！”之后是整个牢房都开始喊“不要打了”。整个号子都在喊，然后大家开始唱《国际歌》，这样整个楼房都惊动了。实际上呢，不是打人，是武警在那搞训练！
就这样整天都在里面，反正也是没事可做。我当时和熊炎关系是最好的，当时和张前进的关系还不咋样，前进当时是北京语言学院的，留着大胡子，一天都是说些笑话呀什么的，反正我当时是很严肃的人，我就喜欢谈论严肃的话题，就和熊炎谈论民主人权、五四运动、北大精神有关的话题，不愿意和前进谈笑话。从内心来说，我心里也是急，为什么急呢？一个是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理，第二个就是老是想到老家母亲。家在农村嘛，母亲是很爱我惦记我的，整个暑假家里人不知道我人到哪里去了？担心母亲会很焦急和挂念。而且我是在校学生，还要上学，都快开学，这可咋弄呀？
我对于警方的审讯问题早有心理准备，考虑到我在西安的事情北京方面不会去调查，而我在北京的事情除了六月七日被捕时在我书包里搜出的调查记录和遗书外没有其它直接证据能证明我在“外高联”的身份与活动，而且六月中旬连胜德一进六号监舍，我便请他在官方审讯时不要说认识我，不要说我在“外高联”的事。而且六月四日我在火车上，不在北京，这样我的问题就会轻得多。果然，警方在讯问我时一开始要我老实交代自己在北京的活动，我一口咬定就他们直接掌握的那些东西，他们由于拿不到我第一次来京的活动证据，因而便将讯问重点放在我为什么要做调查、为什么要写遗书的问题上。我说做调查、记笔记只是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没有任何目的，而写遗书则是由于六月五日我还看到有人死亡——当想到自己也有死亡的可能性时便写下了遗书。在前后几次的谈话中我始终坚持这样的说法，最后也就不再提审我。
也许正因为我的这种机智，加上我又不是北京学生，结果“秋后算账”时我竟成功地保住了学籍。
为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上下求索并两次获刑入狱八年
钟道：你在二十岁的时候，因为要见证和调查“六四镇压”而第一次入狱四个半月，并且进入的是举世闻名的秦城监狱。后来又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两次入狱，服刑八年，真是为民主事业而历尽苦难。请你谈谈从秦城监狱出来后，以及后两次入狱服刑的经过。
赵常青：到了中秋节前后，西安那边来人，把我从北京接回去了。具体哪天记不清了，已经是九月下旬了。把我接回学校后，系主任首先找我谈话，系主任对我说：“你所有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我知道就行了。”系主任非常爱护我，那一年我们历史系的系主任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他对我说：“将来学校清查办，可能还要找你谈话，向你了解情况，你也什么都不要说。你就说你和当时大多数学生一样。”那是系主任关心我，帮助我，爱护我。我依“计”而行，结果在学校清查过程中，我顺利过关。
大概在早冬之际，学校要对学生党团员做重新分类登记，团员被分成优秀团员—合格团员—经教育合格团员—不合格团员四个等级。班上团支部书记对我说，你可以定为“经教育合格团员”，经教育合格团员是第三类，第四类就是不合格团员。我听了就很生气，因为当时评优秀团员的时候，班上投票，我按照同学投票是班上五个优秀团员之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学生投票评优秀团员，似乎并不是根据你信仰共产主义来投票的，而是根据你的学习、为人、品德等综合因素，觉得他认可你，就会投票给你。
团支部书记的话让我很生气，我立马就找到辅导员，辅导员也是系上团总支的负责人，我就说：这不行，昨天班上评选优秀团员，把我评为五名优秀团员之一。这个“优秀”我不要了，我认为我要么是合格团员，要么是不合格团员，绝没有什么“经教育合格团员”这个说法。我当时的口气非常的坚决，要么合格，要么不合格，经教育合格对我来说是一种严重的侮辱。
辅导员问我，谁告诉你的？我就实话实说，是谁谁谁告诉我的，把他给噎下去了。最后他就把团总支书记叫去训了一通，训了一通之后，我估计他们就私下里讨论了一通，最后还是给了我一个“合格团员”的身份。我的想法就是，要么合格，要么不合格，要想定“经教育合格”，滚远！
从秦城监狱回西安母校后，虽然我并没有受什么处分，但学潮与秦城监狱的洗礼，使我的思想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化，那就是：
第一，六四大屠杀使我对共产党的认识发生了颠覆性转变。
第二，从实践的意义使我第一次认识到民主的重要性。
第三，我决定为祖国的民主事业奋斗终生！
从监狱回来后，已是大学二年级，我就一头扎到哲学的王国里去了，我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来研读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我当时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要从意识形态问题上，要从根本问题上，来解决和颠覆马克思主义。
要颠覆马克思主义就得从哲学这个地方入手，毛泽东当年不是说“要从哲学入手，要从伦理学入手，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吗？我当时就给自己设置了这样的一个使命，要从根本上改造才行。
钟道：你在上大一的时候有了这么一场特殊的历程。在没有第三方介入情况下的民主，常常失败。比如中国建立了第一个亚洲民主共和国，北方是北洋派系，南方是孙中山的革命党，达成协议，结束了第三方的满清。形成了总统制、议会制、宪政等一整套的制度。中国当时民主共和制度得以建立，就是因为有第三方势力的存在，为的是对付清朝和皇权。当第三方势力消失后，只有两方存在，民主就演变成为双方的对决，最终又是走向单一的专制。
西方民主制度的建立，比如美国的民主，是因为有第三方力量，即对上帝的信仰，才约束住双方，在这个圣约的基础上，才有了民主的存在空间。
赵常青：一九八九年所经历过的事情，对于我整个人生来说，是个里程碑。街头化的广场民主运动，再加上秦城监狱这样一个血与火的洗炼，使得民主成为高高的飘扬在我心灵大地上的一面旗帜。从那一刻开始，从一九八九年开始，从六四开始，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一生就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唯一一件能做的事情，就是要将民主的事业进行到底，唯一的规定了的一个方向就是民主的方向，就是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奋斗，这就是一九八九年给我留下来的唯一的人生目标。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就开始比较关心一些组织化的事情，也和一些老师讨论过。一九九二年大学毕业前，我还专门到上海去，与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一批“八九的朋友”，在地下餐厅讨论了这样的话题，就是毕业之后怎样联络的问题。结果是，我人在上海还没有回来呢，上海那边已经把情报交给我们学校了。
结果是我还没有回来，系主任就让班长给宿舍留话了，说系主任要找我：“一回来，让他立马到我这来。”我一回来同学就传达给我，我一到系主任处就问我：“你到上海去，是不是又搞什么活动了？”我在他面前，那是实话实说了，我说：“就是。”他说：“学校已经开始追查这事情了，不管谁找你谈话，你就说你到上海是看同学去了，毕业前去玩去了。请假的事情，我跟学校已经打招呼了，说你跟我请假了。”
我这才意识到我去上海是没有请假的，我去上海差不多十天，光这就够开除了。系主任对学校说“我去上海跟他请假了”。就算是请假也轮不到去跟系主任请假呀，现在他给我挡了，把我给保护起来了，又保护了我一次。因为系主任的保护，我没有受到学校的追究。
毕业分配了，很多同学找张三，找李四，送东西。系主任笑着说：“你就稳坐钓鱼台，也不想想办法。”我说：“我靠谁呀？我能活动谁呀？听天由命吧！”系主任就笑了，他说：“我把你给安排到汉中市，那里有个核工厂，即八一三厂，是个三线企业，估计工厂里人员的素质会比地方高些，将来你不管考研还是调动都会方便些。”按政策规定，我们都是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我是根本分不到那里去的，而且汉中当地的学生也都争抢那个地方。但是，同样因为系主任关照我这个曾经“坐牢”的学生，我就被安排到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下属的八一三厂了。
在这里，我想把我大学时代的这位多次帮我“过关”的恩师的名字公布在这里，他叫邵宏谟，生于一九三六年，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二年是我们历史系的系主任和系党总支书记。今年老人已经七十六岁了，我衷心的祝愿恩师在神的爱和恩典里健康长寿！
钟道：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处于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变动时期，从学校到工作单位，很多人都没有能够长期干下去，以你的丰富经历、理想和性格，也不会例外吧？
赵常青：是的。我在汉中八一三厂子弟中学，工作了五、六年时间，汉中工作的五、六年时间中我读了大量的书，包括大量的关于“苏东剧变”方面的书。我当时就在想，怎样走出汉中的问题？当时系主任还是建议我考研究生，通过考研回到中心城市，然后再来谈理想的问题。
这样，我就在一九九五年投考北大研究生，当时考的是北大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研究生，结果我成绩很好，那年考北大那个专业的全国有四十多人，总共要录取六个人，北大推荐一名，面向全国招五个人，我的成绩排第二。当时我报考的导师都跟我说：“没有问题，你来了以后，再把英语往上提一个档次，每年我们所里都有对外交流的机会，然后你还可以出国去看看。”我非常高兴，就等着到北大读书了，结果时间不长，导师来封信，说：“不行了，北大之上的有关部门，将我的情况，告诉了北京大学保卫处，北大保卫处又将我的情况告诉了研究生院，结果是在政审的关口上，把我给掐掉了。”导师给我的原信上就是这样写的，“北大之上的有关部门”，我想应该就是公安部了，这样就把给我刷掉了，这对我的打击很大。
后来，到一九九八年他们把我逮捕之后，在法庭上，我才知道我的事，原来一九九三年春天，陕西省公安厅就对我立案侦查了。在此情况下，考研这条道路就走不通了，于是就只能从实践层面向民主的方向前进了。
一九九七年底，汉中市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我对选举，尤其是竞选非常感兴趣。为什么呢？我是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每次评选三好学生，选班干部，都是学生投票，当堂画票，几个学生在黑板上写正字、画正字，有监票的，有唱票的，有模有样的。我觉得这就体现了民意，而且我觉得民主就是选票，我们那个时候的老师也很民主，班主任不干预选举，不像现在老师要干预。所以我一知道要举行地方人大的选举，我立马就投身在竞选人大代表这个活动里面了。当时全厂有四千多职工，我就发了公开信，先做民意调查，涉及厂工会问题，厂里面的腐败问题，企业管理问题等等，我设计了好多问题来做民意调查。
钟道：参选地方人大代表，是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很多有民主理想和追求的都人走过的道路，结果很令人失望，其中的故事也很多，而你的故事是因此获刑入狱，也算是很特殊的。
赵常青：实际上在竞选的过程中，就发生冲突了，发生冲突的原因是汉中市国家安全局找到厂里，在厂里的中高层会议上，宣布说：“赵常青这个人是有八九六四背景的，是八九那批学生，打着合法性的旗号来公开与共产党进行较量的，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不能让他当选。”我不是正式候选人，但是在提名初步候选人中有六十一个职工提名我了，按照《选举法》规定有十人提名就可以成为候选人，厂里没有办法挡，在公布初步候选人名单时还是把我给公布了，其他的初步候选人都是副厂长、处长之类的。
在一九九八年元月初竞选的时候，武汉的秦永敏、北京的何德普，对我的竞选都是非常支持的。秦永敏当时对海外发布了很多报道，就是关于我竞选事情的报道，引起了诸多海外媒体的关注，如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的记者都将采访电话打到厂里，我当时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只是从很多同事那里听到这种说法。
一九九八年元月十四号正式投票，投票的前一天晚上，汉中市国家安全局就正式出动了。来了十几个人，到我房间里搜查，到我女朋友的房间搜查，到我办公室搜查，并将我连夜传唤。到第二天元月十四号早上，我就说：“我作为国家公民的政治权力还没有被剥夺，我要回去履行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还要去投票呢。”他们就说：“你不要急，我们一会把投票箱给你抱到这里来，让你投票。”结果到十点的时候，把投票箱真的用车拉来了，还有监票人什么的都来了。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两个副厂长的名给打个叉，然后再写上我的名字，然后再画个“圈”，真的就投了自己一票。
当天下午就把我释放了，释放不到半个小时，就把我监视居住，六个警察就每天住在我房里，三班倒。选举结果是第一轮投票选举，有一个副厂长比我高四十多票，另外一个副厂长比我低二百多票，我得票是第二名，但是我们三个人得票都不过半。按照《选举法》的规定就要搞二次选举，如果搞二次选举的话，我就是当然的候选人，法定的候选人。
为了防止我当选，厂里干脆把二次选举给取消了。听说后来上面为我们厂指定了一个人做“列席代表”，有参加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但是没有任何发言的权力，所以我们厂几千人在后来五年的时间里是没有代表的，他们作为国家主人的身份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过了几天，就把我给刑事拘留了，刑事拘留的理由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一个月后又把我给释放了，转为监视居住。到三月二十五号正式逮捕，逮捕后就要给我个说法，汉中市安全局局长苟光明对我说：“我们认为，选举过程中的事都是合法的，我们现在不追究这个事情了。”那追究什么呀？追究在一九九七年“十五大”召开之前，我写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的题目是《改革政治体制，走民主化道路》，在信里面我建议中共走台湾道路，用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民主化转型。他们就在那里面给我挑了几句话，就把我给判了三年刑。我是因为这封公开信被判的刑，而不是直接因为竞选。但我写公开信是在一九九七年八月，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没有人找我任何麻烦，一旦我进行竞选，麻烦就来了，这不是胡整吗？《宪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国家公民有向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虽然你共产党不是国家机关，但你是国家的执政党，党的决策对国家未来五年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所以国家公民仍然有权力向执政党提出批评和建议。你共产党也有所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的一个思想路线嘛！但是他跟你讲理吗？他跟你讲法吗？你一认真，麻烦就来了，因寻求民主，我第一次被执政当局正式判了三年刑。
钟道：你从第一次获刑入狱到第二次的获刑入狱，其间不到一年零八个月的自由时间，又分别都是在“十五大”和“十六大”之前的所谓敏感期，看来争取民主还是要讲究策略呀！
赵常青：一判刑单位就把我开除厂籍，我的户口就给打回老家了，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了。我在监狱服刑整整三年，一天刑也没有减，我不认罪，不认为自己违反了国家法律，不认罪就不可能给你减刑。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四号我出来之后，就在西安打工。在西安，当时林牧的影响很大，林牧原来是胡耀邦的秘书，后来做过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局长、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八九年公开站出来支持学潮，六四后被整肃。二零零二年我在林牧的指导下，就开始运作一些民主人权方面的活动，比如“营救杨建利”的活动，在全国范围组织了一百七十多人发了一封公开信，因为杨建利从海外回国，到东北开展民运和工运活动，就被以“煽动颠覆罪”被逮捕和判刑了。在二零零二年的时候还没判，没判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营救他。与此同时，我还在林牧先生指导下起草了《中国公民运动宣言》，准备联合其他省市的民主人士共同发起——中国公民运动！
二零零二年又刚好赶上“十六大”，在“十六大”前我又组织了一个一百九十二人签名的联名上书，也是一个政改建议。结果在“十六大”之前，陕西省公安厅直接出面把我又给逮捕了。逮捕之后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了五年刑。
钟道：听说你在渭南监狱（陕西省第二监狱）里的维权抗争得着了上帝恩手的祝福。我们知道在中国的监狱里面，死个把人是很容易的事情，例如躲猫猫死、喝凉水死、打扑克死、高兴死等等的，不一而足，中国监狱里面服刑人员是根本没有人权的，死法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稀奇古怪。在监狱里面维权抗争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情，请你谈谈那次成功维权抗争的经历。
赵常青：从二零零二年到二零零七年我就在陕西省渭南监狱里服刑，逮捕那天是二零零二年的十一月七号。我这一案子，当时在四川是把欧阳懿逮捕了，上海是把桑建成和戴学忠逮捕了，北京是把何德普给逮捕了。在监狱服刑五年中，由于我不认罪，拒绝唱红歌，拒绝队列训练，拒绝劳动，由于这种不认罪悔改的行为，被关了四次禁闭。四次禁闭，总共关了有十个月，就是单独囚禁。在监狱里面第四次关我禁闭时，我进行了成功的维权。
在前三次关禁闭，一天吃半斤粮，把人给饿的半死，头晕眼花。但是前三次我都忍受了，我想“既然到了这样一个处境，我在里面忍受就是了”。到第四次时，我觉得自己无法忍受了，我要抗争。
那是二零零六年的二月十九号，当时我不参加队列训练，就又把我给关禁闭了。我一想又要关三个月，又要饿三个月。不行，得开展斗争，于是我一进去就对禁闭室的值班人员说：“我要见监狱长或者是驻守检察官，我要反映问题，明天下午三点之前如果不来人的话，我将宣布无限期绝食。”
我盼星星，盼月亮，盼到第二天下午三点，没有人来。
没有人来，我当时就特别生气，这就是在把人往绝路上逼，逼着人往绝路上走呀！我就要开始绝食了，但是又不想静悄悄的开始绝食，我要给弄点动静出来。这个时候我就准备喊口号，想了半天，想了四句口号出来。哪四句口号呢？就是“反饥饿，反虐待，要吃饱，要健康。”这都是《监狱法》规定的，是狱方应该给的正当权利，是犯人应有的权利。
在我准备喊口号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底气不足，喊不出来。感到没有力量，喊不出声音来。然后，我就进到禁闭室里面的屋，把门一关，就开始祷告。我说：“主啊！我要斗争，求你给我勇气！给我力量！主啊！我要斗争，求你给我勇气！给我力量！”那是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号下午三点到四点钟发生的事情，我就这样进行祷告……。
非常神奇的是，在我祷告的那一瞬间，我感到一种铺天盖地的的力量，从头顶源源不断的落下来，充满了我整个的心胸。我感到浑身都充满了力量，然后我一转身，一脚把门给踢开。禁闭室是一间小房子，分成两半，里面是一间很小的房子，睡在水泥地上，外间是小小的放风间，两平方米，有铁栅栏隔断的空间。我一脚把里间的门蹬开，冲到外间的铁栅栏前，把手攥拳高高扬起，用我那个最高的声音，喊出了那四句口号。“反饥饿！反虐待！要吃饱！要健康！！”每一句要求都重复三遍。
钟道：在与他人彻底隔绝和饥饿的状况下，寂寞、无助、无力、孤独会把人给逼到一个绝望境况，在当时绝望的处境下，你能够想起向天父上帝祷告，而上帝也垂听了你的祈祷，真是你人生的一大幸事。
赵常青：是啊！我声音本来就比较高，又以自己最高的声音把四句口号喊出来，立马就把看守全部给惊动过来了，监狱的督察人员也过来了，还有由服刑人员所充当的打手也围了过来。他们把铁栅栏门一打开，把我往墙上一推，立马就用背铐给我铐起来了。但是，由于当时有督查监狱的负责人在场，当着负责人的面就没敢打我。
就问我：“你喊啥？”我说：“我喊啥！我要吃饱。我肚子饿。”
陕西省监狱管理局，二零零三年对全省有承诺，就是监狱要保证每个服刑人员吃饱、吃热、吃的健康卫生。我说：“我们这些被关禁闭的，严管的，虽然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关进来了，但是作为服刑人员的身份没有改变，所以我仍然有吃饱、吃热、吃的健康卫生的权利。”我说：“《监狱法》也是这样规定的呀！你们一天给半斤粮食，怎么能吃饱？吃的健康呀？这是虐待！所以我要抗议。”
负责人就说：“你不要喊了，我今天晚上就给你解决。”我说：“不是给我解决一个人的，要把那些所有严管的、关禁闭的都要解决。”有些犯人就是因为打架呀，这样那样犯规的，然后被关禁闭的，好多人呢！我说：“所有这些人，都要吃饱。”他就说：“行！统一解决。”这事就成功了，给大家争取到一点权利嘛！
监狱长知道我被关禁闭的事了，后来监狱长找我谈话，说：“你前半生吃了不少苦，知识文化也比较高，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前途，你看监狱有什么工作需要改善，也请你提下意见。”当时我是关在陕西省渭南监狱，我一听，噫！这是机会呀！渭南监狱是陕西省第二监狱，它那个图书室一本书借给服刑人员看，是一天两毛钱，一本杂志是一天一毛钱，收费的，这当然不合理嘛！然后我就对监狱长说：
“服刑人员本身是家庭的负担，他哪里来钱呀？家庭有亲人来会见的，带来一些钱，来汇款的，他们想学点文化，看本书呢！还有能力看。那些长年没有家人探监，没有汇款的这些人，他到哪去弄钱来看书呢？有好些服刑人员想在监狱里面学点文化，为出狱后重建家园，做点准备的，你们收费这就让好多服刑人员，没有办法为自己出狱之后，重新做人，重返社会，做一些预备。”我说：“根据我了解的一些情况，监狱的文化建设、图书建设，这样的一些建设是纳入国家财政开支的，你现在这种收费是明显的不合理收费。如果你们监狱认为这收费是合理的，我保留向省司法厅，乃至司法部反映这个问题的权力。”
监狱长一听这话，就说：“你别急，我下去调查。如果真有这事，我们改！”结果监狱长下去，真的调查了这事，半个月整顿，从二零零六年的六月一号开始，监狱的所有图书杂志，面向所有的监狱服刑人员免费开放了。
就这两件事情，传出去以后，服刑人员对我还是很认可的。
钟道：你为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经历了三次的牢狱之灾和多次的软禁，在你的谈话中所表现出来的是无怨无悔，四十三岁才结婚生子，这种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大爱实在可以说是感天动地，值得记念！
赵常青：到二零零七年十一月，我的五年刑期就满了，出狱以后，在二零零八年，我又参与了《零八宪章》的讨论修改，成为《零八宪章》的第一批联署人之一，对于《零八宪章》所提到的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的六大理念，以及相应的十九条，我是完全认可的。
到二零零九年，我来到了北京。然后就参与一些维权活动，包括三网友案、刘晓波案、刘贤斌案等等我都进行了关注，二零一零年秋还与范亚峰和胡石根等，组织了两次挺温研讨会，讨论政改。
到二零一零年十月，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发布的当天，因为庆祝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活动，我与王荔蕻、吴淦被北京市局拘留了八天。八天之后就把我送上飞机，送回陕西了。送回陕西后就在老家县城的一家酒店，被软禁了六十八天，这样就到了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我就成立了家，四十二岁终于结婚了。前些年因为从事民主维权活动而坐牢，就把成立家庭问题给耽误了，所以去年才成立了一个小家庭。爱人也是比较虔敬的基督教徒，比较好的，性格非常温和，我自己也觉得很幸福，现在仍继续关注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相信在上帝的祝福，在上帝的爱和恩典里，中华民族的民主转型事业，一定会在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得到完全的实现。
民主的事业就是博爱的事业，博爱的事业也是福音的事业
钟道：我想问一下，你是如何接触到基督教？如何认识耶稣基督的？关于个人归信耶稣基督的事情，请你简单的谈谈。
赵常青：我小时候是什么神都信。佛教呀！道教呀！见神就拜。上了高中了，受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就变成一个唯物主义者，变成无神论者了。但是，一九八九年关进秦城监狱，从北京回到陕西师大继续读书以后，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个外教，是瑞典的女老师，叫英格尔，她了解到我的情况以后，对我特别关心，她就送给我《圣经》，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圣经》，叫我重点读《约翰福音》。
她是基督徒，就常请我和我的几个相好的同学，到她家里去，她就为我们做祷告。点上蜡烛，把灯一拉，她为我们祷告，让我们都闭上眼睛。那种很神秘的，被神祝福的气氛深深的感染了我。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讲，我对西方文化是非常的亲和，非常的认同。主要是指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但是我一直没有公开宣布自己对基督的信仰。为什么呢？我当时是有这样考虑的，我觉中华文化从本质上来讲，是受儒家文化影响比较深的文化，中国是个实用主义的民族。信仰的是啥？信仰的是实用主义。
孔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我当时想，在这样的一个文化价值的主导下，如果我公开宣布对基督的信仰，这可能不利于我将来从事民主和社会活动。
钟道：这是哪一年的事情？
赵常青：那是在一九八九和一九九零年时候的事情，发生在我上大学期间。我认定了自己这一生是要去为民主奋斗的。那么我就想，如果是公开的去信仰一个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属于西方的一个神的话，会与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产生重大冲突，这会影响我将来从事一些社会政治活动，因此我愿意从内心里保留对神对上帝的那种敬畏，但是我不愿意来公开宣布。
那么到什么时候我才感到自己迫切需要回到主耶稣的怀抱呢？就是发生在二零零四年，这时候是我第三次入狱。在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四号的平安夜，在渭南监狱里面，我当时迫切的感到需要回归我主耶稣基督的怀抱，我当时在监狱里面没有办法受洗，也没有人敢给你施洗，我就自己给自己洗了个凉水澡，然后我宣布自己就受洗了，然后就站在了我主耶稣基督的旗帜之下。
钟道：你那个时候没有《圣经》吧？你在监狱里面是怎么得到《圣经》的呢？
赵常青：《圣经》是这样的，二零零四年我所在的渭南监狱里面，有一个贩毒的，被判了无期的这样一个服刑人员。他的老母亲，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是信仰基督教的，就给自己的孩子——那个毒贩子送来一本《圣经》。
这事让我知道了。但是他又不看，他不看我想看呀！我就买了一条烟送给他，对他说：“你现在不看这本《圣经》，能不能你把这本《圣经》给我？我拿过来读。”我说：“我读，可能要在上面划的。”我读书有划的习惯，用笔在上面写划。我说：“我可能在上面要划一些。”我的意思是“我能不能把你的《圣经》给买过来？”
他当然很高兴，监狱里面服刑人员巴不得得些好处，他就喜欢吸烟，贩毒的人、吸毒的人对烟本来就很要命的。他特别高兴，收了一条烟就把《圣经》给我了。然后我就开始读《圣经》，先读《新约》，后读《旧约》。心里喜欢呀！通读了一遍，又挑选了一些章节来读，还做了读经笔记。我在监狱里面读《圣经》的笔记应该还在这里，（常青于是找出当年监狱中的读经笔记），我给你读读我当时读《圣经》的笔记，这是读《新约全书》的笔记，我把我写的一段话给你读一遍：
“从去年夏天，到今年春，我已经断断续续的把《圣经》读过一遍。”
钟道：这是哪一天的笔记？应该有具体的时间和日子吧！
赵常青：这是二零零五年十月六号的笔记，我是从二零零四年夏天开始读《圣经》。“并且从去年圣诞节开始，我已正式宣布自己为我主基督的信徒，但是纵观自己近十个月来，自己的言行，我觉得自己在许多方面，已偏离了我主基督所指引的方向。尤其是最近两个月，我觉得自己的心灵陷入茫茫迷蒙，长此以往，前面的危险将是不言而喻的，我必须醒来，必须从牢狱之苦痛的现实迷蒙中，回归我主的怀抱。为了一种清醒的回归，从今天开始，我准备重温《圣经》，重温我主历经磨难所作出的教导，并将其中最为重要的指示，摘录如下，时时自习，自励自觉，以免再度陷入不测之心灵深渊，与此同时，我祈求我主基督，宽恕我既有的心灵迷蒙，祈求我主，重新点亮我心灵的灯塔。使我能够在这异常艰难的岁月中，穿越夜的黑暗，清醒而有力量的走向前方，走向充满光耀与爱的前方。”
这是我二零零五年十月六号早晨做的祷告，后面就是做的一些《圣经》话语的摘录。我是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四号晚上平安夜，自己洗了个冷水澡受洗的，正式宣布归到我主耶稣基督的旗下。而且最神奇的是啥？最神奇的就是第四次关禁闭，就是在我第四次蹲禁闭喊口号的那次，那是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下午发生的事情，二月十九号我被关进去的，二月二十号我宣布绝食，宣布绝食后以我的性格，那不是做个样子给你看的，那是拿生命在往前冲呢！知道吧！监狱里死一个人很简单，真的很简单。所以，如果我那一天，不喊那些口号的话，我就很可能死在里面了，就可能死掉了。
钟道：你那时候是不是还有肺结核病？身体各个方面的健康状况都很糟糕，体质很差的情况下绝食，确实是在拿生命做赌注。
赵常青：对呀！很可能在里面就死掉了。但是我非常感恩的是啥？就是在我站起来，准备呐喊的时候，在准备发出声音的时候，我却感到没有力量，而在我感到没有力量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啥？向我主呼求！我想到了向上帝呼求给我力量，知道吧！然后我进到房子里面做这样的祷告，而且我祷告的时间很短，就是在很急切中的，我说：“主啊！我要斗争。”我说：“请你给我力量，给我勇气，我要斗争。”正好就是在祷告的一瞬间，上帝把祂那种铺天盖地的力量浇灌到我的全身。
所以这个斗争就很成功，神不但给我力量让我斗争，而且是让我这种斗争成功了呀！斗争的成功等于说是上帝在我生命非常危机的关头，伸出大手拯救了我！救了我的命，免除了我的死亡，所以我就特别的感恩！（讲到这里，常青已是泪流满面，声音哽咽。）
钟道：可以说是你的生命到了最低谷，藉着你的信靠，主耶稣基督救了你。
赵常青：这是主对我生命的挽救，而且最为重要的是，这是我对主最为深刻的见证，就是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号的下午的那个祷告。在涉及到民主事业的问题上，我也向主祷告了，而且主给了我答案。
就是在二零零六年的大年初一，我当时在监狱自己的床上祷告。我祷告说什么呀？我说：“主呀！对于我这一生来说，最重要的事业就是中国民主化事业，这是我追求一生的事业。”我说：“中国无数的先驱，已经摸索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直到现在，中国还依然处在非民主的体制下。”我说：“主啊！我现在在监狱里，我希望主在我出狱之前，能够擦亮我的眼睛，能拂去我心灵上面这个蒙昧的灰尘，然后给我指引一条中国民主化的道路，究竟这条路到底应该怎么走？”我说：“主啊！这是我出狱之前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感谢主！那是在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号，在我“关禁闭抗议事件”之后，当时我已经能吃饱了。那天我在监狱房间里面擦地板，边擦边思考，这个民主化的道路，到底该怎么办？我还有一年的时间就出狱了，到外面去怎么办呀？突然就感到心灵宇宙有一种电闪雷鸣，在电闪雷鸣中我的心灵被照亮了，而且是立马就感到有种非常清晰的概念在心里。中国的民主化道路该怎样走呢？这条道路是什么呀？就是中国民间反对派应该先参政，后执政；先做矮子，后做顶天人。就是要与执政党合作，来做这个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民主化的转型事业，光靠民间的力量，是拿不下来的。必须要有执政党这样一个体制内力量的共同合作，必须要有的。神对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启示，而且我还专门写了一首词，来记念这件事。这首词是这样的：
贺新郎
指南针
经几番浮沉，
算而今，
十七年来，
三破牢门。
坎坎坷坷历苦辛，
难平怀中忧愤，
更煎熬风雨黄昏。
自信生来负天令，
却常叹前道雾茫茫，
指南针，
何处寻？
阴阳交化又一春，
谁能料，
四陷牢底，
幽禁缠身。
休道饥寒交迫苦，
惟有愿景牵魂。
三月三，
滚滚霹雳，
万里电光指亮程。
先矮子，
再做顶天人，
望乾坤，
好风云。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在陕西省渭南监狱，尤其是第四次关禁闭时的思考收获，超过了我前此三十七年人生的总和，就是这个收获，这个收获就是主对我的启示。我出狱以后，后来不是到北京来了吗，到北京以后，我接触到家庭教会。
刚开始我是到方舟教会去，到余杰所在的那个教会，后来是接触到陈天石，他建议我到亚峰那个教会，天石是在亚峰那个教会，叫北京中原教会，然后我就到亚峰那个教会去了。亚峰问我：“受洗了吗？”我说：“我已经受洗了”。他说：“你什么时候受洗的？”我说：“我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四号我自己给自己受洗了。”亚峰说：“你耍的大了你，耶稣还在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呢，你自己给自己施洗了。不行，这个不算数，没有哪家教会承认你是已经受洗了的。”结果我就准备受洗呀，后来因为居住地发生变化，我便转到爱加倍教会去了。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号，在爱加倍教会，由崔约瑟牧师给我正式施洗。当时一块受洗的还有李昕艾、古川等弟兄姊妹，当然还有别的弟兄姊妹，我这就不说了。这就是我认识基督，认识主耶稣的一个前后经过。
在福音化问题上，我重点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怎样把福音的事业，把圣经的事业，把主基督的事业，和民主的这样一个事业给对接起来，从理论上和逻辑上给他打通。这样一个关系，我认为我已经打通了。
钟道：怎么打通的呢？你是怎么打通民主和福音之间关系的？
赵常青：怎样打通的呢？民主和福音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民主的事业我认为恰恰就是福音的事业。为什么这样认为呢？我们生活在新约时代，基督第一次来临之后，我们就生活在新约时代。新约的核心思想，最高理念是什么呀？就是主的命令。主的最高命令是什么呀？第一就是爱主，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
那么就是爱神爱人。这个是什么呀？这就是新约的最核心思想，在我看来也是整本《圣经》的最核心思想。主的最高命令嘛！博爱的事业就是《圣经》的事业，博爱的事业就是民主的事业。博爱什么呀？在《圣经》面前，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当你爱人如己，当你寻求民主事业，你如果没有对同胞的这种大爱，你不会去为他们争取这种民主权力的。
民主的前提是什么呀？人人平等，人人一票呀！民主的前提是人人平等，众生平等。而基督教是讲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我们不提上帝，不提天父的话，人世间的众儿女是什么关系呢？是弟兄姊妹关系，是人人平等的关系。因为这是平等的，所以我们在国家、在社会、在政治公共事务问题上，我们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发言权，都有平等的参与的权力。
所以说民主的事业就是博爱的事业，就是圣经的事业，是天父的事业。这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从理念上也是相通一致的，这就打通了呀！圣经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博爱，民主也是实现博爱的事业，就是为了大家争取平等的权力，争尊严，争一个健康的、公正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就是我对民主、对福音在这些年来的一个思考。
钟道：有神论是承认有神的存在，而《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作为人类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是第三方，在祂的面前无论你、我任何双方，还是所有的党派都受限于第三方的干预之下，才会有平等和民主。当无神论者，在不承认上帝存在的情况下，就没有福音，也没有民主化的政治平等。
赵常青：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你刚才谈到了第三方的问题，我的理解是不同的，我觉得不能用第三方，所谓第三方是你把他看成是和你我一样的平等关系，但实际上我们和上帝之间不是平等关系，不是对等关系，我觉得不能把上帝看为第三方，祂就是我们的最高主宰，就是引导我们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向前发展、向前演进的这样一面最高旗帜，所以我认为不能把上帝称为第三方，祂就是最高主宰。
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联系到中国的民主化转型的问题，中国的转型是一个综合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了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的转型，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转型，还包括文化建设，包括道德建设，包括信仰上的一个重新塑造。那么，我认为这个时代，官方之所以能够无限作恶，执政集团之所以能够无限作恶，是因为没有能够对这个制度有所约束，监督不到位，分权制衡不到位，一切都由他们说了算，所以他们可以肆意妄为，可以为所欲为。天下最无耻、最不要脸的事情都让他们干完了，还要自我吹嘘“伟光正”什么的。中国这个社会从传统上讲是一个道德社会，道德是一个很软的东西，起不了约束作用，所以现在是世风日下，对于因官方败坏而引起的整个社会的败坏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我的心里常常有一种非常非常的忧患意识。
忧患什么呢？一个是如果这种制度和体制不改变，还是这种非民主的体制继续搞下去的话，那么我的孩子出生后，第一他不会有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第二他的将来也很成问题。因为我们处于社会最底层，草根阶层，他不会有一个健康的公正的发展环境和生活环境，他依然要受权贵集团的这种压迫、压榨和欺凌。而且这种现实的制度环境、体制环境不改变的话，不排除我的孩子继续走我曾经走过的，争取民主、争取人权的这个道路，不排除我的孩子继续的坐牢、再坐牢，抛洒自己的热血，就像一九八九年天安门的六四青年一样被屠杀掉。
每当我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的灵魂是颤抖的，我之所以灵魂颤抖，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孩子不一定会有我这么坚强，我是挨过那么多打，挨饿，受侮辱，关禁闭……若干次的那种苦难。我觉得好多事情不堪回首，我觉得我的孩子将来要再去承受这些苦难的话，我觉得我们做父亲的就对不起孩子，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如果我的孩子会遭遇这种情况，你的孩子呢？也可能会遭遇这种情况，当官的那些人的孩子，我们的邻居、同事、同学的孩子，其他许许多多人的孩子，他们也会遭遇类似的情形。所以我认为，为了孩子们有一个公平健康的成长环境和发展环境，我们必须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联合一切力量，团结一切力量，把民主转型的事业做下去，而且一定要做成，使得孩子们免于这些苦难。这是从民主转型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种忧患。
还有一种忧患，就是从现实的道德状况产生的。如果这种下沉的、堕落的社会态势得不到遏制，这种腐败、这种不负责任的局面得不到整顿，那么孩子们也会在这样的一个大染缸里面，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污染，这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这是不允许的。
这要靠什么？我觉得第一要靠上帝的祝福，靠上帝的爱；第二就是靠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团结努力和奋斗。
我前两天还到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散步去了，下着雨，我一个人去的。我边散步边思考，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很叫我感到吃惊的现象。北海公园上面的白塔你知道供奉的是谁？供奉的是藏传佛教密宗创始人宗喀巴和他的两个弟子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神像，而白塔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权力中枢——中南海。也就是说中南海后面靠着什么呀？靠着藏传佛教密宗的创始人宗喀巴以及达赖和班禅。然后我又到景山公园，景山公园的山顶万春亭里供奉的则是毗卢遮那佛，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而景山前面是故宫，故宫是皇宫呀，皇宫紫禁城，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现实权力中枢中南海的“靠山”是藏传佛教的宗喀巴，而传统皇权中心（故宫紫禁城）的靠山则是景山山顶万春亭里的毗卢遮那佛也即释迦牟尼，都是佛教佛教至上。我当时就想，难怪咱们这个国家现在堕落到这种状态，因为佛教是忍让，强调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的，而苦的原因是因为你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所以佛教就要消灭人的各种欲望，所以统治者作恶的时候，就让你忍受吧，你要逆来顺受，你忍受到底，你就解脱了。这就是佛教带给中华民族的教化，所以执政党就让民间要忍让，让你逆来顺受。我当时就想，要是什么时候能够在权力中枢的前面，建立起仰望上帝的十字架，建立起奉行平等和博爱原则的基督圣教堂，我觉得中华福音化，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都不成问题了。
钟道：在传福音上，在要实现这个理想上，你有什么特别的负担吗？
赵常青：我认为在福音化问题上，我自己应该承担的是什么使命呢？就是打通福音与民主的逻辑关系。在这个事情上，好多人不明白的，好多人把基督化、把福音与民主的关系没有弄清，认为基督是信仰、是宗教，而民主则是世俗的政治，二者没有关系，秉持的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基督-凯撒”分离观，坚持所谓基督的归基督，凯撒的归凯撒，认为民主和福音是没有交集的，这个问题很严重。
所以如果说在福音化上，我要承担某种责任的话，那就是在这方面写点东西，尽可能打通民主和福音之间的逻辑关系。但是，我认为神给我的最大的使命，不是在福音的传播上，而是为中国民主化的事业而奋斗。民主的事业就是我一生的事业，而且民主的事业就是神的事业，就是神所命令的博爱的事业，所以，我要把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民主的事业当中来，也就等于是投入到神福音的事业当中了。
钟道：我们都知道，按照逻辑的说法，知行合一，言行一致，这是符合逻辑的。但是除了逻辑之外，还有一个中国逻辑。中国逻辑是说了不做，做了不说。按照中国逻辑，说的事不一定去做，要做的事一定不能说。你觉得中国逻辑与逻辑的不同是因为什么？根源是什么？
赵常青：根本原因就是口是心非的问题，是因为中国长期的经历这种中央集权的压迫。长期压迫的结果，使得本来是被动的心理状态，最后转换为一种主动的不自觉、甚至是自觉的反应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剧。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归结为这种专制的制度，所以说专制的制度和体制得不到改变，比较恶劣的这种状况还会继续延续下去。我相信神的祝福，神对中华大地的祝福，福音的祝福，民主的祝福，这个时代已经拉开序幕了。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在2010年代的十年会来临，而今年是到第三年了。神对中国的祝福，对中华大地民主化的祝福，对中华大地福音化的祝福，一定会花开万里、果累云天！
中国家庭教会正在兴起，而且是以几何基数般的增长速度在前进，而且我认为中国执政党里面的健康力量、改良力量和进步力量，也在向着我们所寻求的这样一个共同的方向在前进，必须看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看不到执政党内部存在着这样一个健康力量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的眼光是短见的，是浅薄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党内的健康力量调动起来，朝野良动，做共同的努力。
在二零一零年的一次“挺温”研讨会上，我提出了“合纵连横”的概念。合纵就是民间要联合，民间要团结，而不能说搞什么独立，搞什么小菜园子、小山头，民间要团结，要联合。但是光团结民间还不行，还要连横，连横是连谁呀？要连体制内的改革力量，把他们也要团结起来。然后大家共同来完成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民主化事业，最后大家殊途同归，一个民主、统一、繁荣、博爱的国度，就会覆盖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初稿，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八日修订完稿。
2012年4月20日星期五
赵常青：“八九一代”的历史责任！
民主导师方励之先生已经去世半个多月了。
伴随着方先生的去世，因86学潮而被执政党公开处理的四位民主先辈胡耀邦、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已全部驾鹤仙游——这实在是一个沉重得令人深感窒息的话题！我不知道中南海的政治达人面对方先生的去世会作何感想，但对于成长于八十年代而又在政治风雨中走向中年的我来说，是有许多心里话要说的……
一、批判方、刘、王的中学生
说起来令人惭愧——第一次知道方励之先生的名字是在1986年冬。当时我还是陕西山阳中学高二年级文科班的学生。当合肥、上海、北京等地发生学潮后，政治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了“反自由化”的问题，并要求学习比较好的几个同学写一篇“批判'自由化'”、批判方励之等人“错误观点”的文章，说要办“批判墙报”。我作为“优秀学生”在那个时候是完全相信共产党、相信教科书和政治老师所灌输给我们的那一套的，也相信“中央”对胡耀邦的处理决定。因此积极响应老师的号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写出了一篇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共产党的文章，并通过查阅《人民日报》相关信息点名批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的“自由化”观点，人云亦云的认为这些“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居心不良、妄图搞乱中国，号召青年学生要分辨是非、认清方向，坚定不移地跟随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篇“文章”交上去后，政治老师认为很好，稍作修改后便与其他同学的文章一起贴在外面的黑板报上，看到开饭时间有不少同学前去翻阅，心里还颇为得意，觉得自己在“批自由化”问题上又在其他同学面前“优秀”了一次。
二、在方励之等人的精神影响下
1988年秋天，我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当时正值“文化大讨论”的高潮期，我的眼界、视域空前扩大，我阅读了包括《文革十年史》（高皋严家其着）、《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着），《河殇》以及传统反思与东西方化比较方面的图书和文章，这种阅读使我的思想认识渐渐走出了“中小学时期”的“红色教育”陷阱。通过比较我发现，从物质技术的现代化层面讲，社会主义国家远远不如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苏联不如美国、东欧不如西欧，北朝鲜赶不上南朝鲜，就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也远落后于资本主义的台、港、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差距？为什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会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为期十年的悲剧？资本主义“垂死”了吗？共产主义会实现吗？伴随着这些问题我开始努力寻找答案。
1989年春开学后不久，校团委和《大学春秋》编辑部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在全校范围举行“五四精神与现代化”的徵文活动，我用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写了一篇题为“西化与现代化”的应徵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的思想第一次表现出对官方逻辑的彻底否定和反叛。我认为“西化”与“现代代”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仅作为“五四精神”的“科学”是我们应该追赶的目标，而且作为“五四精神”的“民主”也应该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内容。
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我重新审视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的“自由化”思想，通过在图书馆过刊阅览室的查找，我从1986年12月到87年春的过期报刊中寻找到了许多碎片化的方、刘、王言论，再将这些言论碎片集中整理，我得出的结论便是：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和反思，对“民主”、“自由”、“多党制”、“三权分立”一类理念的倡导和宣扬是正确的。想到自己曾经对他们的批判，心里真是甚为自责和惭愧！好在自己已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迷思中走了出来，我第一次在自己书写的论文中公开表示：中国也必须走民主、自由和多党政治的道路。我的这篇文章写得比较成功，尽管当时还是大一学生，但评委老师的评语是：“全文体系庞大，前后贯通，但字数太多，可作毕业论文入选.”也就在我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通过收听VOA、BBC，我知道了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签名上书要求释放魏京生，心里更是油然而生敬意，就这样，方励之等人在我心中取得了非常崇高的地位。
我对方励之等人的看法变了，自然的我对胡耀邦的看法也变了——既然方、刘、王因为搞“自由化”而受到批判，胡耀邦又因为“纵容自由化”而下台，那么，已经归心于民主、自由阵线的我自然认为“纵容自由化”的胡耀邦才是正确的，相应的，逼迫胡耀邦下台的邓小平就是错误的，这便是我当时的逻辑。在此逻辑支配下，我不仅在自己心中为中国民主“四先驱”评了反，而且胡耀邦、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还成为一个二十岁的中国青年心灵圣殿中的启蒙导师。虽然我没有王丹、刘刚等北大学生那样幸运，能够当面聆听方先生的教诲，但正是在他们的精神影响下，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开始了比较彻底的“哥白尼式革命”。
在此心灵背景下，1989年4月15日，当胡耀邦逝世，而且听说是被李鹏等人“气死”的时候，与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一样，我迅速的投身于“悼胡”运动中。悼胡运动结束后，又积极参与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的学生运动中。我与其他系的同学共同发起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并担任自治会宣传部长，“五四”大游行时，我亲自制作了游行队伍的第一面旗帜，上书“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八个大字。5月19号深夜，李鹏宣布戒严后，我辞去自治会职务，另组学生团体到达北京声援并参加“外高联”，“六四”后我被戒严当局赶入秦城监狱……
学生时代结束后，我开始探索中国民主化的可能道路，并以自己认可的方式投身到民主实践当中，也因此我被执政党以所谓“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两次判刑入狱.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止我对民主中国的向往和追求。2007年底出狱后，2008年底积极参与《零八宪章》的讨论和修改并成为《零八宪章》首批签名人之一。尽管近年来也受到过这样或者那样的打压，但结晶于1989年的民主中国理想仍象冉冉升起的朝阳一样照耀着我人生的前程和方向，我愿意继续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奋斗！
三、“八九一代”的历史责任
什么是“八九一代”？
狭义的说，乃是指1989年春仍在高等学校学习并积极投身于广场民主运动的学生群体，其涵盖的范围大体包括85、86、87、88四届大学生和研究生。这四届学生的绝大部分都参与过89学生民主运动（85级和86级的部分学生还参与过86年的学潮），都经历过街头化民主运动的洗礼，都曾有过为民主、自由、人权而哭泣、歌唱、呐喊的青春记忆——毫无疑问，这四届学生是名副其实的“八九一代”。
广义地说，我认为，所有生于六十年代而在思想上成长于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所有在八十年代接受过“欧风美雨”的心灵滋润、接收过方励之等人思想影响并认可民主、自由、人权、博爱等普世价值的中国青年都可以称为“八九一代”。成长于八十年代的“八九一代”最可宝贵的精神便是民主精神、自由精神，以及为民主、为自由而奋斗抗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从“八九一代”的思想养分上讲，执政党系统对于“文革”的反思和检讨，学者群对“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方励之、王若望等人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引导以及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文化大讨论”名义开展的“民主启蒙”运动，都对“八九一代”的思想成长起到很大影响。八十年代的自由思想运动和多次发生的街头化民主运动使得“民主、自由”成为上帝插向“八九一代”心灵高地的最鲜艳、最光辉的旗帜！
六四之后，迫于形势，“八九一代”也有分野，部分流亡海外，在港、台、欧美为民主理想而呐喊，如王丹、吾尔开希等人；部分坚守国内，继续为民主理想而努力，过着入狱、再入狱的生活，如刘贤斌、陈卫等人。但更多的“八九一代”则选择了沉默——甚至更多的“八九一代”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体制，在各行各业为生活、为家庭而勤勉地工作着。
如今，“八九一代”都已步入中年时期，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人已过“知天命”之年，六十年代末出生的人也早已跨越“不惑之年”，都从当年的“青葱”岁月进入年富力强的时期，“八九一代”大部分人在生活、家庭、工作与个人事业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收穫”。无论体制内外、无论政界、学界还是工商界，“八九一代”都相当有力的进入到把控中下层资源的社会中坚阶层。
从思想层面和阅历上讲，中国民主运动虽然以血腥悲剧而收场，但世界民主运动却波澜起伏，好戏连台。借助现代资讯，“八九一代”不仅见证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民主化，也目睹了苏联东欧各国社会主义政权的民主演进，不仅看到了台湾政权的民主化，也看到了北非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浪潮。“民主”正成为引领全人类阔步前进的理想旗帜！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八九一代”——曾经为民主、为自由而呐喊、抗争的“中国青年”，该重新肩负起青春时代的理想了，该重新肩负起属于我们的历史大使命了。这个使命不是别的，那就是继续为二十多年前曾经选择的中国民主事业而奋斗！
“八九一代”必须明白：今天的中国在制度层面仍然是世界大家庭中的“落后分子”，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中国是少数几十个不民主的国家之一，而在所有的世界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中国则是唯一一个仍然奉行不民主制度的国家，难道——我们的祖国要永远这样落后下去吗？
“八九一代”必须明白：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重重矛盾和危机，由于缺少民主化改革和分权制衡，使得三十年的中国改革渐渐扭曲蜕变为一场官僚权贵集团以合法、变相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侵吞国家社会财富的饕餮盛宴，也因此导致官民矛盾、贫富矛盾、社会失公和两极分化的不断增大，腐败更像不治之症一样侵蚀着整个官僚体系和整个国家的健康。难道——我们的祖国要永远怀抱这些病变和危机吗？
“八九一代”必须明白：中国民主维权运动正在蓬勃兴起，由于分税制的错误设计，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由于民主法治的缺位，使得本世纪初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大量的因徵地、拆迁和人权个案而引发的群体性人民抗议事件，借助于互联网的信息传播陆续引起各地网友的围观和声援，这种“一方维权，八方支援”的公民维权运动正成为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最现实祝福！
“八九一代”必须明白：2010年代必将成为中国民主转型的“黄金时代”。“国际大气候”是这样，中国国内的“小气候”也渐趋成型。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邓小平跛腿鸭式改革已经山穷水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其造成的诸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角度讲已经完全陷入失败，“特色论”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引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论是社会中下层、知识界还是体制内的健康力量都在呼唤新的政治变革，就连最近发生的重庆事件也从另外一个方向表明了人民对于“变革”的强烈诉求。由此可见，整个社会的“求变心理”已经形成不可遏制的意识洪流。既就是邓小平死而复生，也难以继续使用机枪坦克来阻挡人民对于变革的渴望、对于民主的渴望、对于社会公平与国家正义的渴望！
“八九一代”还应该看到：执政党内依然存在着推动中国民主变革的进步力量和健康力量。虽然胡耀邦、赵紫阳等开明领袖已经去世，虽然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曾经的中共党员也先后去世，但中共党内的“好人”并没有死完，甚至还有包括现任“总理”在内的健康力量正在努力推动着这个国家向着改革与民主的方向前进.尽管收效甚微，但我们不能无视“党内好人”的存在。更何况，对于拥有8000万党员的中共来说，能够挤进“权贵集团”的也不过是党员总量的“一小撮”，绝大部分中共党员仍然是非常普通的中国公民，甚至许多中共党员也已经清醒的认识到自己也是现行体制的受害者，“变革”与“民主”同样是他们的诉求！
在这样的社会心理和时代背景下，依然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八九一代”当奋然崛起，团结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团结执政党内的健康力量，重新扛起青春时代的伟大旗帜，重新肩负起学生时代的光荣使命，重新唱响呼唤民主、呼唤自由的“国歌”和“国际歌”，为伟大祖国的民主事业、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事业、为2010年代的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策马扬鞭、勇敢奋斗！
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
2012年4月20日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4/24/2012
伴随着方先生的去世，因86学潮而被执政党公开处理的四位民主先辈胡耀邦、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已全部驾鹤仙游——这实在是一个沉重得令人深感窒息的话题！我不知道中南海的政治达人面对方先生的去世会作何感想，但对于成长于八十年代而又在政治风雨中走向中年的我来说，是有许多心里话要说的……
一、批判方、刘、王的中学生
说起来令人惭愧——第一次知道方励之先生的名字是在1986年冬。当时我还是陕西山阳中学高二年级文科班的学生。当合肥、上海、北京等地发生学潮后，政治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了“反自由化”的问题，并要求学习比较好的几个同学写一篇“批判'自由化'”、批判方励之等人“错误观点”的文章，说要办“批判墙报”。我作为“优秀学生”在那个时候是完全相信共产党、相信教科书和政治老师所灌输给我们的那一套的，也相信“中央”对胡耀邦的处理决定。因此积极响应老师的号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写出了一篇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共产党的文章，并通过查阅《人民日报》相关信息点名批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的“自由化”观点，人云亦云的认为这些“自由化的头面人物”居心不良、妄图搞乱中国，号召青年学生要分辨是非、认清方向，坚定不移地跟随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篇“文章”交上去后，政治老师认为很好，稍作修改后便与其他同学的文章一起贴在外面的黑板报上，看到开饭时间有不少同学前去翻阅，心里还颇为得意，觉得自己在“批自由化”问题上又在其他同学面前“优秀”了一次。
二、在方励之等人的精神影响下
1988年秋天，我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当时正值“文化大讨论”的高潮期，我的眼界、视域空前扩大，我阅读了包括《文革十年史》（高皋严家其着）、《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着），《河殇》以及传统反思与东西方化比较方面的图书和文章，这种阅读使我的思想认识渐渐走出了“中小学时期”的“红色教育”陷阱。通过比较我发现，从物质技术的现代化层面讲，社会主义国家远远不如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苏联不如美国、东欧不如西欧，北朝鲜赶不上南朝鲜，就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也远落后于资本主义的台、港、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差距？为什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会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为期十年的悲剧？资本主义“垂死”了吗？共产主义会实现吗？伴随着这些问题我开始努力寻找答案。
1989年春开学后不久，校团委和《大学春秋》编辑部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在全校范围举行“五四精神与现代化”的徵文活动，我用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写了一篇题为“西化与现代化”的应徵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的思想第一次表现出对官方逻辑的彻底否定和反叛。我认为“西化”与“现代代”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仅作为“五四精神”的“科学”是我们应该追赶的目标，而且作为“五四精神”的“民主”也应该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内容。
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我重新审视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的“自由化”思想，通过在图书馆过刊阅览室的查找，我从1986年12月到87年春的过期报刊中寻找到了许多碎片化的方、刘、王言论，再将这些言论碎片集中整理，我得出的结论便是：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和反思，对“民主”、“自由”、“多党制”、“三权分立”一类理念的倡导和宣扬是正确的。想到自己曾经对他们的批判，心里真是甚为自责和惭愧！好在自己已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迷思中走了出来，我第一次在自己书写的论文中公开表示：中国也必须走民主、自由和多党政治的道路。我的这篇文章写得比较成功，尽管当时还是大一学生，但评委老师的评语是：“全文体系庞大，前后贯通，但字数太多，可作毕业论文入选.”也就在我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通过收听VOA、BBC，我知道了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签名上书要求释放魏京生，心里更是油然而生敬意，就这样，方励之等人在我心中取得了非常崇高的地位。
我对方励之等人的看法变了，自然的我对胡耀邦的看法也变了——既然方、刘、王因为搞“自由化”而受到批判，胡耀邦又因为“纵容自由化”而下台，那么，已经归心于民主、自由阵线的我自然认为“纵容自由化”的胡耀邦才是正确的，相应的，逼迫胡耀邦下台的邓小平就是错误的，这便是我当时的逻辑。在此逻辑支配下，我不仅在自己心中为中国民主“四先驱”评了反，而且胡耀邦、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还成为一个二十岁的中国青年心灵圣殿中的启蒙导师。虽然我没有王丹、刘刚等北大学生那样幸运，能够当面聆听方先生的教诲，但正是在他们的精神影响下，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开始了比较彻底的“哥白尼式革命”。
在此心灵背景下，1989年4月15日，当胡耀邦逝世，而且听说是被李鹏等人“气死”的时候，与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一样，我迅速的投身于“悼胡”运动中。悼胡运动结束后，又积极参与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的学生运动中。我与其他系的同学共同发起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并担任自治会宣传部长，“五四”大游行时，我亲自制作了游行队伍的第一面旗帜，上书“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八个大字。5月19号深夜，李鹏宣布戒严后，我辞去自治会职务，另组学生团体到达北京声援并参加“外高联”，“六四”后我被戒严当局赶入秦城监狱……
学生时代结束后，我开始探索中国民主化的可能道路，并以自己认可的方式投身到民主实践当中，也因此我被执政党以所谓“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两次判刑入狱.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止我对民主中国的向往和追求。2007年底出狱后，2008年底积极参与《零八宪章》的讨论和修改并成为《零八宪章》首批签名人之一。尽管近年来也受到过这样或者那样的打压，但结晶于1989年的民主中国理想仍象冉冉升起的朝阳一样照耀着我人生的前程和方向，我愿意继续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奋斗！
三、“八九一代”的历史责任
什么是“八九一代”？
狭义的说，乃是指1989年春仍在高等学校学习并积极投身于广场民主运动的学生群体，其涵盖的范围大体包括85、86、87、88四届大学生和研究生。这四届学生的绝大部分都参与过89学生民主运动（85级和86级的部分学生还参与过86年的学潮），都经历过街头化民主运动的洗礼，都曾有过为民主、自由、人权而哭泣、歌唱、呐喊的青春记忆——毫无疑问，这四届学生是名副其实的“八九一代”。
广义地说，我认为，所有生于六十年代而在思想上成长于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所有在八十年代接受过“欧风美雨”的心灵滋润、接收过方励之等人思想影响并认可民主、自由、人权、博爱等普世价值的中国青年都可以称为“八九一代”。成长于八十年代的“八九一代”最可宝贵的精神便是民主精神、自由精神，以及为民主、为自由而奋斗抗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从“八九一代”的思想养分上讲，执政党系统对于“文革”的反思和检讨，学者群对“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方励之、王若望等人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引导以及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文化大讨论”名义开展的“民主启蒙”运动，都对“八九一代”的思想成长起到很大影响。八十年代的自由思想运动和多次发生的街头化民主运动使得“民主、自由”成为上帝插向“八九一代”心灵高地的最鲜艳、最光辉的旗帜！
六四之后，迫于形势，“八九一代”也有分野，部分流亡海外，在港、台、欧美为民主理想而呐喊，如王丹、吾尔开希等人；部分坚守国内，继续为民主理想而努力，过着入狱、再入狱的生活，如刘贤斌、陈卫等人。但更多的“八九一代”则选择了沉默——甚至更多的“八九一代”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体制，在各行各业为生活、为家庭而勤勉地工作着。
如今，“八九一代”都已步入中年时期，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人已过“知天命”之年，六十年代末出生的人也早已跨越“不惑之年”，都从当年的“青葱”岁月进入年富力强的时期，“八九一代”大部分人在生活、家庭、工作与个人事业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收穫”。无论体制内外、无论政界、学界还是工商界，“八九一代”都相当有力的进入到把控中下层资源的社会中坚阶层。
从思想层面和阅历上讲，中国民主运动虽然以血腥悲剧而收场，但世界民主运动却波澜起伏，好戏连台。借助现代资讯，“八九一代”不仅见证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民主化，也目睹了苏联东欧各国社会主义政权的民主演进，不仅看到了台湾政权的民主化，也看到了北非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浪潮。“民主”正成为引领全人类阔步前进的理想旗帜！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八九一代”——曾经为民主、为自由而呐喊、抗争的“中国青年”，该重新肩负起青春时代的理想了，该重新肩负起属于我们的历史大使命了。这个使命不是别的，那就是继续为二十多年前曾经选择的中国民主事业而奋斗！
“八九一代”必须明白：今天的中国在制度层面仍然是世界大家庭中的“落后分子”，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中国是少数几十个不民主的国家之一，而在所有的世界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中国则是唯一一个仍然奉行不民主制度的国家，难道——我们的祖国要永远这样落后下去吗？
“八九一代”必须明白：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重重矛盾和危机，由于缺少民主化改革和分权制衡，使得三十年的中国改革渐渐扭曲蜕变为一场官僚权贵集团以合法、变相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侵吞国家社会财富的饕餮盛宴，也因此导致官民矛盾、贫富矛盾、社会失公和两极分化的不断增大，腐败更像不治之症一样侵蚀着整个官僚体系和整个国家的健康。难道——我们的祖国要永远怀抱这些病变和危机吗？
“八九一代”必须明白：中国民主维权运动正在蓬勃兴起，由于分税制的错误设计，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由于民主法治的缺位，使得本世纪初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大量的因徵地、拆迁和人权个案而引发的群体性人民抗议事件，借助于互联网的信息传播陆续引起各地网友的围观和声援，这种“一方维权，八方支援”的公民维权运动正成为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最现实祝福！
“八九一代”必须明白：2010年代必将成为中国民主转型的“黄金时代”。“国际大气候”是这样，中国国内的“小气候”也渐趋成型。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邓小平跛腿鸭式改革已经山穷水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其造成的诸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角度讲已经完全陷入失败，“特色论”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引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论是社会中下层、知识界还是体制内的健康力量都在呼唤新的政治变革，就连最近发生的重庆事件也从另外一个方向表明了人民对于“变革”的强烈诉求。由此可见，整个社会的“求变心理”已经形成不可遏制的意识洪流。既就是邓小平死而复生，也难以继续使用机枪坦克来阻挡人民对于变革的渴望、对于民主的渴望、对于社会公平与国家正义的渴望！
“八九一代”还应该看到：执政党内依然存在着推动中国民主变革的进步力量和健康力量。虽然胡耀邦、赵紫阳等开明领袖已经去世，虽然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曾经的中共党员也先后去世，但中共党内的“好人”并没有死完，甚至还有包括现任“总理”在内的健康力量正在努力推动着这个国家向着改革与民主的方向前进.尽管收效甚微，但我们不能无视“党内好人”的存在。更何况，对于拥有8000万党员的中共来说，能够挤进“权贵集团”的也不过是党员总量的“一小撮”，绝大部分中共党员仍然是非常普通的中国公民，甚至许多中共党员也已经清醒的认识到自己也是现行体制的受害者，“变革”与“民主”同样是他们的诉求！
在这样的社会心理和时代背景下，依然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八九一代”当奋然崛起，团结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团结执政党内的健康力量，重新扛起青春时代的伟大旗帜，重新肩负起学生时代的光荣使命，重新唱响呼唤民主、呼唤自由的“国歌”和“国际歌”，为伟大祖国的民主事业、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事业、为2010年代的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策马扬鞭、勇敢奋斗！
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
2012年4月20日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4/24/2012
2012年2月8日星期三
赵常青：“南巡讲话”与《零八宪章》
二十年前，88岁的离休老头邓小平前往武汉、珠海、深圳、上海等地游玩观光时，发表了一系列引发巨大反响的公民言论，尽管其中的许多言论是错误的，是经不起推敲的（如“不争论”之说），但他在讲话中对深圳经验和改革开放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尤其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进行了辩证分析，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这些话在今天看来，早已成为常识，但在1992年春天，对于中国大地则具有震聋发聩的作用。众所周知，八九六四大屠杀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所谓“治理整顿”的时期，保守派官僚集团在清洗改革派阵营的同时，在舆论上掀起了“左”倾狂澜，中宣部、《人民日报》等“党的喉舌”不仅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反所谓“和平演变”，而且大肆抨击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指责开闢特区、引进外资、发展商品经济都是搞资本主义，主张回归计划经济，回归“传统社会主义”，因为这种批判和否定，由保守派官僚集团把持的“中央”从89年6月到91年底基本完全停止了“改革”实践，中国社会因为这种“治理整顿”而出现了好几年的“停滞”局面。
这种局面当然是作为第二代中共领袖的邓小平所不能允许的。邓小平虽然是六四元凶，但他镇压学生民主运动主要是反对政治民主化，反对自己的权威受到民主挑战。但在经济领域邓小平一直得意于自己所主导的经济改革和开放，认为无论是农村联产承包还是发展商品经济都极大的推动了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而“左”派官僚集团的“治理整顿”则要否定改革开放，污衊改革开放是搞所谓资本主义，这当然是对邓本人的否定和威胁——也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1992年元月的邓小平借外出观光之机才有针对性的发出了被称为“南巡讲话”的系列言论。其目的显然在于继续推动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
尽管邓小平讲这番话时只是一介平民身份，但鑑于他曾经的历史地位和对第三代核心官僚的决定性影响力，“讲话”经媒体披露后，迅速扭转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舆论酝酿，到1992年秋，中共十四大完全吸纳了邓小平有关“南巡讲话”的思想，决定在中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因此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中国经济加入世界经济竞争扫除了制度性障碍.
毫无疑问，因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总体生活水平有了显着提高。到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排名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出口贸易更是雄居世界第一，这些都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也正因此，邓小平之“南巡讲话”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但是，“南巡讲话”的后遗症也是同样的明显，甚至是非常严重的。
从指导思想上讲，无论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还是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大体逃不出“吃饭哲学”那一套。从八十年代的改革到近二十年的改革，差不多也主要是在“经济”领域闪腾挪移，至于政治领域，那就免了吧。这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始终是单向度的经济社会领域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民主化问题始终被当作“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主张而加以顽固抵制，其结果，南巡讲话之后的市场化改革由于人民主体的缺位，由于民主监督和分权制衡的缺位，导致这场改革渐渐扭曲成为一场权贵资本主义盛宴，掌勺者不仅私分大锅饭、私佔大锅饭，而且在最新一轮圈地运动中，还通过国家暴力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公开掠夺人民财富的血腥悲剧。通过强取豪夺及权贵化改革，执政党的各级官僚及其依附势力已完全霸占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各种优质资源，两极分化持续拉大，由拆迁、徵地及各种不公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遍地开花，官僚权贵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执政党不是积极开启政改局面，而是一味高压“维稳”，幻想通过国家暴力来维持自己对于国家和人民的永久统治。
这样的执政理念当然是愚蠢的，“维稳”执政的唯一作用就是使得官僚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更加激化，从唐福珍们的自焚到钱明奇们的爆炸再到乌坎村民的集体“革命”，可以清晰的看到“维稳”政治正在一步步将人民大众从个体牺牲、个体反抗向群体反抗的“革命”轨道上“驱赶”。如果执政党死死抱着“维稳”逻辑不变，其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又一场全社会范围内进行一次“彻底洗牌”的人民革命。
尽管“革命”（反抗压迫）是最权威的天赋人权，但从社会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可持续角度出发，“革命”一旦爆发，也不完全是好事，不仅各级官僚权贵会首先遭遇人民革命的清算，而且整个国家和社会可能迎来大动荡、大骚乱时期，也正因此，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二十周年之际，包括周瑞金先生在内的一些学者高调发出再搞一次“南巡讲话”的呼吁。希望当今“圣上”比照邓小平，发表政改讲话，启动改革，从而避免人民革命的严峻危机.
当然，周瑞金们的动机是良好的。从客观国情分析，2012年初的中国和1992年初的中国有很多方面的可比性，其中最主要的是1992年初，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因所谓“治理整顿”而中止了三年时间，“左”倾思潮蔓延。而2012年初的中国，改革也早已停滞——南巡讲话后的改革实际上到2008年就已“死亡”。从彼时开始，中国社会进入强力维稳时期，对抗普世价值、对抗政改的“六不搞”思维似乎成为官方的主旋律。但是，与92年不同的是，老邓死后，执政党进入寡头统治时期，无论第三代还是第四代的核心领袖都缺乏独裁政治所必须的强大权威，尤其是在第四代寡头集团里，首席“执政官”是当前“维稳政治”的主要推手，其本人思想向来僵化呆滞，甚至在前不久还老调重弹什么“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我们要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在此情况下，周瑞金们指望“胡总”像20年前的邓小平那样发表政改讲话恐怕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至于其他寡头，想要发生“南巡”奇蹟，更不可能。唯有温家宝常藉“出巡”或出国之机发表政改讲话，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得不到大老闆和其他寡头的配合，也只能勉强维持清谈而已。
因此，在2012年类似于“南巡讲话”那种“一锤定音”似的政改决策奇蹟是很难发生的——既然指望“圣上”再来一次“南巡讲话”很不现实，那么，出路又在哪里？难道执政党只能眼睁睁的等待人民掀起又一场针对自己的全盘革命？！
答案是不一定。我认为执政党如果足够的聪明和清醒，不仅针对自己的革命会被避免，而且还有可能光荣体面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继续“风光”下去。
学界所谓呼吁“再来一次南巡”无非是寻找最权威的关于政改的声音，既然从国家的上层乃至顶层寻找不到能够有足够的权威进行“南巡”、进行政改的政治“利维坦”，决策层不妨眼睛向下，从民间寻找真正的权威。其实，自古及今，最权威的声音来自民间的诉求，来自伟大的人民。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广大人民的主要诉求又是什么呢？那要看当代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是什么？
前文说过，由于扭曲的权贵化改革导致官僚权贵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上升为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仇官、仇富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中下层社会心理——“仇官”是反对腐败、反对强权压迫：“仇富”反对的是权贵集团对社会财富的垄断式和掠夺式佔有并由此而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但无论是“仇官”还是“仇富”，其共同的社会心理诉求都是追求公平正义、追求平等自由。这些东西也只有在一个民主宪政的社会才能够较好的实现.正如乌坎村民的维权革命一样，他们不仅提出“还我土地”、“反对腐败”的口号，而且提出“反对独裁”、“还我人权”、“进行民主选举”的口号，甚至直接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村民自治组织，最近正在进行的是通过公正合法程序民主产生新一届村委会——窥斑见豹，一叶知秋，可以说，乌坎村民的诉求恰恰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核心诉求。
如果执政当局认为乌坎村不过一介弹丸之地，乌坎村民的诉求代表不了全国人民的诉求的话，则可以看看《零八宪章》的主张。《零八宪章》从文本上讲虽然出自知识精英，但从联署者的身份观察，13000人的签名来自体制内外的各个社会阶层，正因此，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才认为《零八宪章》“拥有广泛的支持度”。我认为《零八宪章》的六项基本理念和十九项基本主张只不过是广大人民各样诉求的具体化和系统化——无论是杨佳的诉求、唐福珍的诉求、钱云会的诉求、钱明奇的诉求还是刘晓波、高智晟、陈光诚等人的诉求都可以从《零八宪章》里寻找到相应的答案——既就是乌坎村民的多项诉求也同样可以从《零八宪章》中找到相应的答案。因此，在今天这个时代，《零八宪章》最权威地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的基本诉求和核心诉求，书写在《零八宪章》旗帜上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最直接的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期盼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不仅提出了要搞“市场经济”，而且明确强调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尽管邓小平没有具体指出“人类文明成果”有哪些具体内容，尽管邓小平当时的思想还有很大局限性，如强调什么“共产党的领导”，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邓小平的局限性上，我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和实践的眼光来观察和总结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而人类社会的经验历史表明，民主、自由、人权、宪政正是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的最高文明结晶，诚如温家宝先生曾经多次指出的那样——“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见《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见温家宝2007年3月16日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
毫无疑问，从邓小平“南巡讲话”强调“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到温家宝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具体化界定（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再比照《零八宪章》的六项基本理念——“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可以发现，在邓小平、温家宝与《零八宪章》之间是有着很大的交集的。既然温家宝和《零八宪章》都同样认为“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而邓小平又特别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那么，执政党走出危机和困境的路径就自然产生了，那就是果断放弃“维稳”逻辑，重新高举“改革”大旗，“大胆吸收和借鉴”温家宝和《零八宪章》都曾提到的那些“人类文明成果”，从实践层面推进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事业——“如此如此”，不仅势同水火的官民矛盾会被有效化解，不仅因“维稳”高压所产生的人民“革命”风险会消弭于无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执政党还能光荣体面的主导中国社会继续向着更加美好的方向前进！
但问题在于不能再等待了！
对于中国社会的各界人士来说，“时间”具有特别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对于危机四伏的执政党来说，“时间”则具有不容怀疑的“第一重要性”，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只会失去更多甚至失去“全部”——如果“大地像陶轮一样旋转起来”，如果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咆哮起来，搞起一场“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汤武革命”，不仅权贵阶层会首先遭遇严格的清算，而且一旦遇上流氓无产者浑水摸鱼，估计权贵们的太太、小姐、二奶们也会受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伤害和牵连——与其等到将来的某个日子眼泪汪汪的向隅而泣，何若当机立断，从现在开始就大胆地“动”起来、“干”起来、“改”起来！
最后，我想说的是，人生天地间，一碗饭、一张床、一居室足矣，中南海的衮衮诸公应该放远眼光、学会算账——守着那么多财富又有什么用，人民所提供的合法薪水就足够了，百年之后，均逃不过“一抔黄土”的命运.因此，本人不奢望你们“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希望你们不要为权力地位和多余财富所累，努力倾听人民的诉求和呼声，主动接过《零八宪章》的政改建议，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的交响乐中为中华民族开闢出更加灿烂、更加辉煌的未来！
2012-2-8于凤凰村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2/16/2012
这些话在今天看来，早已成为常识，但在1992年春天，对于中国大地则具有震聋发聩的作用。众所周知，八九六四大屠杀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所谓“治理整顿”的时期，保守派官僚集团在清洗改革派阵营的同时，在舆论上掀起了“左”倾狂澜，中宣部、《人民日报》等“党的喉舌”不仅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反所谓“和平演变”，而且大肆抨击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指责开闢特区、引进外资、发展商品经济都是搞资本主义，主张回归计划经济，回归“传统社会主义”，因为这种批判和否定，由保守派官僚集团把持的“中央”从89年6月到91年底基本完全停止了“改革”实践，中国社会因为这种“治理整顿”而出现了好几年的“停滞”局面。
这种局面当然是作为第二代中共领袖的邓小平所不能允许的。邓小平虽然是六四元凶，但他镇压学生民主运动主要是反对政治民主化，反对自己的权威受到民主挑战。但在经济领域邓小平一直得意于自己所主导的经济改革和开放，认为无论是农村联产承包还是发展商品经济都极大的推动了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而“左”派官僚集团的“治理整顿”则要否定改革开放，污衊改革开放是搞所谓资本主义，这当然是对邓本人的否定和威胁——也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1992年元月的邓小平借外出观光之机才有针对性的发出了被称为“南巡讲话”的系列言论。其目的显然在于继续推动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
尽管邓小平讲这番话时只是一介平民身份，但鑑于他曾经的历史地位和对第三代核心官僚的决定性影响力，“讲话”经媒体披露后，迅速扭转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舆论酝酿，到1992年秋，中共十四大完全吸纳了邓小平有关“南巡讲话”的思想，决定在中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因此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中国经济加入世界经济竞争扫除了制度性障碍.
毫无疑问，因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总体生活水平有了显着提高。到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排名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出口贸易更是雄居世界第一，这些都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也正因此，邓小平之“南巡讲话”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但是，“南巡讲话”的后遗症也是同样的明显，甚至是非常严重的。
从指导思想上讲，无论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还是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大体逃不出“吃饭哲学”那一套。从八十年代的改革到近二十年的改革，差不多也主要是在“经济”领域闪腾挪移，至于政治领域，那就免了吧。这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始终是单向度的经济社会领域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民主化问题始终被当作“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主张而加以顽固抵制，其结果，南巡讲话之后的市场化改革由于人民主体的缺位，由于民主监督和分权制衡的缺位，导致这场改革渐渐扭曲成为一场权贵资本主义盛宴，掌勺者不仅私分大锅饭、私佔大锅饭，而且在最新一轮圈地运动中，还通过国家暴力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公开掠夺人民财富的血腥悲剧。通过强取豪夺及权贵化改革，执政党的各级官僚及其依附势力已完全霸占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各种优质资源，两极分化持续拉大，由拆迁、徵地及各种不公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遍地开花，官僚权贵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执政党不是积极开启政改局面，而是一味高压“维稳”，幻想通过国家暴力来维持自己对于国家和人民的永久统治。
这样的执政理念当然是愚蠢的，“维稳”执政的唯一作用就是使得官僚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更加激化，从唐福珍们的自焚到钱明奇们的爆炸再到乌坎村民的集体“革命”，可以清晰的看到“维稳”政治正在一步步将人民大众从个体牺牲、个体反抗向群体反抗的“革命”轨道上“驱赶”。如果执政党死死抱着“维稳”逻辑不变，其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又一场全社会范围内进行一次“彻底洗牌”的人民革命。
尽管“革命”（反抗压迫）是最权威的天赋人权，但从社会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可持续角度出发，“革命”一旦爆发，也不完全是好事，不仅各级官僚权贵会首先遭遇人民革命的清算，而且整个国家和社会可能迎来大动荡、大骚乱时期，也正因此，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二十周年之际，包括周瑞金先生在内的一些学者高调发出再搞一次“南巡讲话”的呼吁。希望当今“圣上”比照邓小平，发表政改讲话，启动改革，从而避免人民革命的严峻危机.
当然，周瑞金们的动机是良好的。从客观国情分析，2012年初的中国和1992年初的中国有很多方面的可比性，其中最主要的是1992年初，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因所谓“治理整顿”而中止了三年时间，“左”倾思潮蔓延。而2012年初的中国，改革也早已停滞——南巡讲话后的改革实际上到2008年就已“死亡”。从彼时开始，中国社会进入强力维稳时期，对抗普世价值、对抗政改的“六不搞”思维似乎成为官方的主旋律。但是，与92年不同的是，老邓死后，执政党进入寡头统治时期，无论第三代还是第四代的核心领袖都缺乏独裁政治所必须的强大权威，尤其是在第四代寡头集团里，首席“执政官”是当前“维稳政治”的主要推手，其本人思想向来僵化呆滞，甚至在前不久还老调重弹什么“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我们要採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在此情况下，周瑞金们指望“胡总”像20年前的邓小平那样发表政改讲话恐怕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至于其他寡头，想要发生“南巡”奇蹟，更不可能。唯有温家宝常藉“出巡”或出国之机发表政改讲话，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得不到大老闆和其他寡头的配合，也只能勉强维持清谈而已。
因此，在2012年类似于“南巡讲话”那种“一锤定音”似的政改决策奇蹟是很难发生的——既然指望“圣上”再来一次“南巡讲话”很不现实，那么，出路又在哪里？难道执政党只能眼睁睁的等待人民掀起又一场针对自己的全盘革命？！
答案是不一定。我认为执政党如果足够的聪明和清醒，不仅针对自己的革命会被避免，而且还有可能光荣体面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继续“风光”下去。
学界所谓呼吁“再来一次南巡”无非是寻找最权威的关于政改的声音，既然从国家的上层乃至顶层寻找不到能够有足够的权威进行“南巡”、进行政改的政治“利维坦”，决策层不妨眼睛向下，从民间寻找真正的权威。其实，自古及今，最权威的声音来自民间的诉求，来自伟大的人民。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广大人民的主要诉求又是什么呢？那要看当代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是什么？
前文说过，由于扭曲的权贵化改革导致官僚权贵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上升为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仇官、仇富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中下层社会心理——“仇官”是反对腐败、反对强权压迫：“仇富”反对的是权贵集团对社会财富的垄断式和掠夺式佔有并由此而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但无论是“仇官”还是“仇富”，其共同的社会心理诉求都是追求公平正义、追求平等自由。这些东西也只有在一个民主宪政的社会才能够较好的实现.正如乌坎村民的维权革命一样，他们不仅提出“还我土地”、“反对腐败”的口号，而且提出“反对独裁”、“还我人权”、“进行民主选举”的口号，甚至直接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村民自治组织，最近正在进行的是通过公正合法程序民主产生新一届村委会——窥斑见豹，一叶知秋，可以说，乌坎村民的诉求恰恰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核心诉求。
如果执政当局认为乌坎村不过一介弹丸之地，乌坎村民的诉求代表不了全国人民的诉求的话，则可以看看《零八宪章》的主张。《零八宪章》从文本上讲虽然出自知识精英，但从联署者的身份观察，13000人的签名来自体制内外的各个社会阶层，正因此，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才认为《零八宪章》“拥有广泛的支持度”。我认为《零八宪章》的六项基本理念和十九项基本主张只不过是广大人民各样诉求的具体化和系统化——无论是杨佳的诉求、唐福珍的诉求、钱云会的诉求、钱明奇的诉求还是刘晓波、高智晟、陈光诚等人的诉求都可以从《零八宪章》里寻找到相应的答案——既就是乌坎村民的多项诉求也同样可以从《零八宪章》中找到相应的答案。因此，在今天这个时代，《零八宪章》最权威地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的基本诉求和核心诉求，书写在《零八宪章》旗帜上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最直接的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期盼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不仅提出了要搞“市场经济”，而且明确强调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尽管邓小平没有具体指出“人类文明成果”有哪些具体内容，尽管邓小平当时的思想还有很大局限性，如强调什么“共产党的领导”，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邓小平的局限性上，我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和实践的眼光来观察和总结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而人类社会的经验历史表明，民主、自由、人权、宪政正是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的最高文明结晶，诚如温家宝先生曾经多次指出的那样——“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见《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见温家宝2007年3月16日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
毫无疑问，从邓小平“南巡讲话”强调“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到温家宝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具体化界定（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再比照《零八宪章》的六项基本理念——“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可以发现，在邓小平、温家宝与《零八宪章》之间是有着很大的交集的。既然温家宝和《零八宪章》都同样认为“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而邓小平又特别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那么，执政党走出危机和困境的路径就自然产生了，那就是果断放弃“维稳”逻辑，重新高举“改革”大旗，“大胆吸收和借鉴”温家宝和《零八宪章》都曾提到的那些“人类文明成果”，从实践层面推进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事业——“如此如此”，不仅势同水火的官民矛盾会被有效化解，不仅因“维稳”高压所产生的人民“革命”风险会消弭于无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执政党还能光荣体面的主导中国社会继续向着更加美好的方向前进！
但问题在于不能再等待了！
对于中国社会的各界人士来说，“时间”具有特别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对于危机四伏的执政党来说，“时间”则具有不容怀疑的“第一重要性”，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只会失去更多甚至失去“全部”——如果“大地像陶轮一样旋转起来”，如果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咆哮起来，搞起一场“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汤武革命”，不仅权贵阶层会首先遭遇严格的清算，而且一旦遇上流氓无产者浑水摸鱼，估计权贵们的太太、小姐、二奶们也会受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伤害和牵连——与其等到将来的某个日子眼泪汪汪的向隅而泣，何若当机立断，从现在开始就大胆地“动”起来、“干”起来、“改”起来！
最后，我想说的是，人生天地间，一碗饭、一张床、一居室足矣，中南海的衮衮诸公应该放远眼光、学会算账——守着那么多财富又有什么用，人民所提供的合法薪水就足够了，百年之后，均逃不过“一抔黄土”的命运.因此，本人不奢望你们“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希望你们不要为权力地位和多余财富所累，努力倾听人民的诉求和呼声，主动接过《零八宪章》的政改建议，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的交响乐中为中华民族开闢出更加灿烂、更加辉煌的未来！
2012-2-8于凤凰村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2/16/2012
2012年1月10日星期二
赵常青：驳李泽厚论“改良”
李泽厚因为看到法国大革命的某些弊病，因为看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乱象，也因为看到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武装割据局面所付出的高昂社会成本，他便一脚将“革命”踢进了垃圾堆，主张“告别革命”，“告别辛亥革命”。他从自己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出发，强调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意义，他在《告别辛亥革命》一文中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经济基础是最重要的，经济是前提。”并提出自己的“社会发展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
我认为李泽厚的“社会发展四顺序”论是既经不起理性论证、也经不起历史实践的检验的。从理性层面讲，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最高目的应该是为了保障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民主是必须的前提。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少数人的基本人权必须得到法治与宪政框架下的制度保护。有了民主不一定实现社会正义，但没有民主绝对实现不了社会正义——因为没有民主就没有个人尊严，一个国家的人民连基本的个体尊严都没有，又谈何社会正义。中国古代也有所谓“包公”一类的“官老爷”明察秋毫，为民做主、为民除害，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正义，但“大老爷”是怎样产生的，能否公平办案，以及相关责任追究机制——所有这些处于社会大多数的“民”是无法参与、也不许参与的。没有参与就没有主体性，就没有尊严，因此这个社会也就缺乏实现正义的必须前提。而且，从逻辑上讲，经济发展也不是个人自由、社会正义与政治民主的前提。
历史的经验事实是——在一个政治民主与个人自由的社会里，大多情况下，经济与社会都会得到更加良好的发展。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发达的国家都是民主自由国家的现实就是证明。而最发达的美、英、法等国并不是在经济高度发展后才实现民主转型的，相反，民主、自由、法治、宪政得以确立后，这些国家才真正进入了经济良性发展期（尽管也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而且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并不必然带来政治民主和社会正义，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日本，现在的中国，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总量都很高，但无论彼时的德国、日本，还是现在的中国都没有成为民主国家，由此可见，无论从逻辑关系还是历史实践上讲，李泽厚的社会发展四顺序论都是大谬不然的。
李泽厚还说：“今天我讲告别革命是为了能够慢慢改良，现在革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关键就是怎样推动执政者进一步改革。”李先生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确实有着突出的地位。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里就“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无论反封建“吃人”文化、宣扬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也无论德先生、赛先生的飘洋过海，甚至白话文的鼓吹都有助于人的觉醒和个体解放。但是由于日本侵略和列强的环伺，中国人首先面临的是国家救亡问题，这导致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放弃争自由、争人权、争个性解放的思想启蒙运动，而转向轰轰烈烈的民族救亡和民族革命当中——也即“救亡压倒了启蒙”。但革命救亡问题解决后，毛泽东时代所发生的专制独裁、个人崇拜等等说明中国需要续接一场新时代的思想启蒙运动。
尽管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理论在1990年代受到李慎之等部分学界人士的批评，但我一直认为李的这个理论分析还是很有道理的，也比较符合历史的实际。而且现实的看，中国的八十年代确是一个改革与思想解放的年代，不仅知识界、文化界的主流人士在进行启蒙与改革的鼓吹，而且执政党也顺应时势，确实在大张旗鼓的推进从农村到城市的经济改革运动，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有关“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正因为1980年代的思想界与执政当局基本实现了良性互动，完成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认为自己“功莫大焉”的李泽厚才会在后来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改良”与启蒙结论，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界、文化界乃至于整个的民间只需要以“笔的自由”鼓吹“政治改良”、“推动执政者进一步改革”就行了。
但是，李泽厚在这里犯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他错把八十年代的中国改革看作自己乃至于思想文化界的功劳了——这是一种完全的错误，至少是一种严重的偏见。八十年代之所以发生伟大的改革实践，根本原因不在于知识界的改革鼓吹，而在于执政党内部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专制后，一部分有经济实用主义头脑的党内大佬通过宫廷政变的方式走上了前台，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在文化革命中因“路线”和权力之争而遭受打击的核心大佬邓小平通过助手胡耀邦等人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并通过组织“平反”途径将一大批受过迫害的党员干部及中高级知识分子纳入自己的干部系统和话语系统，由此才引发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反思，并进而延伸到对封建传统的批判和对民主、自由乃至于人权方面的思想启蒙。
这也就是说，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体制改良运动并不是学界民间主导的，学界民间只是起了积极回应与推波助澜的作用，起主导作用的是执政党核心官僚队伍（包括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改革开放”的决定性口号是执政当局自己喊出来的，“改革开放”的事业（包括联产承包、建设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等等）也是执政当局自身推进的，并不是民间学界大力鼓吹的结果。试设想，如果76年10月6日中南海政变失败，叶剑英、邓小平等人被关进监狱，极左派完全掌权，或者毛泽东到100岁才死（1993年），还会有李泽厚们所念念不忘的八十年代吗？
其实，古今中外，改革的主导权都掌握在执政当局手上。尤其是在非民主自由体制下，所有的改革，无论成功还是不成功，都必须由统治集团的核心官僚说了算，都必须有当权派的重度参与或主导。从中国古代情况看，无论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还是张居正改革，不仅主持改革的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人都身居万人之上，手握相宰大权，而且他们的改革动作都是在最高老闆秦孝公、宋神宗等人的支持下才得以完成（注：张居正改革时，明穆宗刚死，万历皇帝即位，年仅10岁，张居正升内阁首辅，终于得以“任法独断，操持一切”）。
现代的情况也一样。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台湾改革也是在执政党及其领袖人物的直接作用下展开的，国民党核心领袖兼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认为：“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说“我知道自己是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1986年10月10日，蒋经国发表“国庆”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人有个交待。随后很快废除“戒严法”，开放党禁、报禁，实现了“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的承诺——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制度终于在华人社会完成了最成功的试验。
苏联的改革则是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完全主导下完成的。戈尔巴乔夫85年上台不久就提出了“改革与新思维”的理论，在国际外交上放弃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对抗思维，强调“核时代”的和平共处，强调“人类共同利益高于一切”。更重要的是，在内政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苏式官僚社会主义的巨大弊病，认为传统的苏式社会主义是没有民主人道可言的，所以他强调苏联必须改革，建设“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并从“公开性”、“透明度”出发，给社会舆论松绑。最后终于成就苏联乃至整个东欧的和平转型。
如果非民主国家的核心当权者反对改革，或者反对某方面、某领域的改革，既就是有次一级的官僚想推进某方面的改革，也是寸步难行的。就拿当代中国来说，温家宝身为执政党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总理，从权位上讲和古代的商鞅、王安石等人差不多，温本人若干年来也竭力鼓吹“民主、自由”普世价值，鼓吹政治体制改革，无奈他终归只是“二老闆”，在执政党官僚系统的动员能力不是足够的强，尤其是得不到受“毛泽东思想”浸淫的“大老闆”的支持，结果，温公喊烂了嗓子也于事无补，反而被严重边缘化，并被部分民间人士扣上了“中国影帝”的“二尺五”，改革之难可见一斑。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幕迟迟难以拉开，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改革早在2008年就已“死亡”，不是因为学界、民间不呼吁改革，相反，若干年来，公共知识分子竭力鼓呼改革，但见效甚微，甚至执政当局在“维稳”旗帜下，不断倒退，究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改革（改良）主导权”掌握在执政当局的核心官僚手中，这些核心官僚不想改，纵然中央政府总理配合民间千呼万唤也是无济于事的。
但在民主自由体制下，因为国家核心官僚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体制内的分权制衡，体制外的舆论监督，对执政官僚具有强大的制约作用，一旦民间舆论就某项改革形成强大民意基础，执政系统就必须向民意的方向前进，否则，无论是执政官还是执政党都将面临选票危机，因此，在民主自由体制下，民间的改良诉求才会对执政当局达成经常性的良性互动，这也是近代民主自由国家的工人运动大多追随伯恩斯坦？考茨基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
写到这里，本文的结论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改良（改革）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执政当局手中。在民主自由体制下，执政者鑑于选票制约，对于强大的民间改良舆论能够从善如流，社会与国家能够消解各种矛盾肿瘤，并取得各方面的发展与进步。但在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民主自由体制下，是否改革完全取决于执政当局的自身利益考量和良心自觉，如果执政者缺乏良心发现，如果他们自身掠夺的天量国家社会财富因为变革有可能丢失，而广大人民又没有和平有效的选票制裁权，在此情况下，民间再强大的改革呼声也是在“对牛弹琴”。
因此，当李泽厚说：“今天我讲告别革命是为了慢慢改良，现在革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时，我认为他恰恰没有看清中国的国情，恰恰没有弄清改良的主动权掌握在执政当局手上，而不是掌握在民间手上，既就是1980年代的改革也是官方在主导，而不是民间，但他基于错误的经验认知一味地倡导改良，断然地否定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一切革命，这对于他所寻求的“现代化”来说只能起到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的作用。
那么，中国的改革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和平转型能否完成，李泽厚所关心的“怎么样推动执政者改革”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我认为答案不在民间的“改良”呼吁，而在于民间的“革命”压迫——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对此展开分析。
2012年1月10日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2/1/2012
我认为李泽厚的“社会发展四顺序”论是既经不起理性论证、也经不起历史实践的检验的。从理性层面讲，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最高目的应该是为了保障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民主是必须的前提。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少数人的基本人权必须得到法治与宪政框架下的制度保护。有了民主不一定实现社会正义，但没有民主绝对实现不了社会正义——因为没有民主就没有个人尊严，一个国家的人民连基本的个体尊严都没有，又谈何社会正义。中国古代也有所谓“包公”一类的“官老爷”明察秋毫，为民做主、为民除害，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种正义，但“大老爷”是怎样产生的，能否公平办案，以及相关责任追究机制——所有这些处于社会大多数的“民”是无法参与、也不许参与的。没有参与就没有主体性，就没有尊严，因此这个社会也就缺乏实现正义的必须前提。而且，从逻辑上讲，经济发展也不是个人自由、社会正义与政治民主的前提。
历史的经验事实是——在一个政治民主与个人自由的社会里，大多情况下，经济与社会都会得到更加良好的发展。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发达的国家都是民主自由国家的现实就是证明。而最发达的美、英、法等国并不是在经济高度发展后才实现民主转型的，相反，民主、自由、法治、宪政得以确立后，这些国家才真正进入了经济良性发展期（尽管也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而且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并不必然带来政治民主和社会正义，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日本，现在的中国，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总量都很高，但无论彼时的德国、日本，还是现在的中国都没有成为民主国家，由此可见，无论从逻辑关系还是历史实践上讲，李泽厚的社会发展四顺序论都是大谬不然的。
李泽厚还说：“今天我讲告别革命是为了能够慢慢改良，现在革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关键就是怎样推动执政者进一步改革。”李先生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确实有着突出的地位。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里就“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无论反封建“吃人”文化、宣扬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也无论德先生、赛先生的飘洋过海，甚至白话文的鼓吹都有助于人的觉醒和个体解放。但是由于日本侵略和列强的环伺，中国人首先面临的是国家救亡问题，这导致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放弃争自由、争人权、争个性解放的思想启蒙运动，而转向轰轰烈烈的民族救亡和民族革命当中——也即“救亡压倒了启蒙”。但革命救亡问题解决后，毛泽东时代所发生的专制独裁、个人崇拜等等说明中国需要续接一场新时代的思想启蒙运动。
尽管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理论在1990年代受到李慎之等部分学界人士的批评，但我一直认为李的这个理论分析还是很有道理的，也比较符合历史的实际。而且现实的看，中国的八十年代确是一个改革与思想解放的年代，不仅知识界、文化界的主流人士在进行启蒙与改革的鼓吹，而且执政党也顺应时势，确实在大张旗鼓的推进从农村到城市的经济改革运动，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有关“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正因为1980年代的思想界与执政当局基本实现了良性互动，完成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认为自己“功莫大焉”的李泽厚才会在后来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改良”与启蒙结论，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界、文化界乃至于整个的民间只需要以“笔的自由”鼓吹“政治改良”、“推动执政者进一步改革”就行了。
但是，李泽厚在这里犯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他错把八十年代的中国改革看作自己乃至于思想文化界的功劳了——这是一种完全的错误，至少是一种严重的偏见。八十年代之所以发生伟大的改革实践，根本原因不在于知识界的改革鼓吹，而在于执政党内部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专制后，一部分有经济实用主义头脑的党内大佬通过宫廷政变的方式走上了前台，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在文化革命中因“路线”和权力之争而遭受打击的核心大佬邓小平通过助手胡耀邦等人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并通过组织“平反”途径将一大批受过迫害的党员干部及中高级知识分子纳入自己的干部系统和话语系统，由此才引发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反思，并进而延伸到对封建传统的批判和对民主、自由乃至于人权方面的思想启蒙。
这也就是说，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体制改良运动并不是学界民间主导的，学界民间只是起了积极回应与推波助澜的作用，起主导作用的是执政党核心官僚队伍（包括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改革开放”的决定性口号是执政当局自己喊出来的，“改革开放”的事业（包括联产承包、建设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等等）也是执政当局自身推进的，并不是民间学界大力鼓吹的结果。试设想，如果76年10月6日中南海政变失败，叶剑英、邓小平等人被关进监狱，极左派完全掌权，或者毛泽东到100岁才死（1993年），还会有李泽厚们所念念不忘的八十年代吗？
其实，古今中外，改革的主导权都掌握在执政当局手上。尤其是在非民主自由体制下，所有的改革，无论成功还是不成功，都必须由统治集团的核心官僚说了算，都必须有当权派的重度参与或主导。从中国古代情况看，无论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还是张居正改革，不仅主持改革的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人都身居万人之上，手握相宰大权，而且他们的改革动作都是在最高老闆秦孝公、宋神宗等人的支持下才得以完成（注：张居正改革时，明穆宗刚死，万历皇帝即位，年仅10岁，张居正升内阁首辅，终于得以“任法独断，操持一切”）。
现代的情况也一样。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台湾改革也是在执政党及其领袖人物的直接作用下展开的，国民党核心领袖兼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认为：“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说“我知道自己是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1986年10月10日，蒋经国发表“国庆”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人有个交待。随后很快废除“戒严法”，开放党禁、报禁，实现了“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的承诺——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制度终于在华人社会完成了最成功的试验。
苏联的改革则是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完全主导下完成的。戈尔巴乔夫85年上台不久就提出了“改革与新思维”的理论，在国际外交上放弃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对抗思维，强调“核时代”的和平共处，强调“人类共同利益高于一切”。更重要的是，在内政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苏式官僚社会主义的巨大弊病，认为传统的苏式社会主义是没有民主人道可言的，所以他强调苏联必须改革，建设“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并从“公开性”、“透明度”出发，给社会舆论松绑。最后终于成就苏联乃至整个东欧的和平转型。
如果非民主国家的核心当权者反对改革，或者反对某方面、某领域的改革，既就是有次一级的官僚想推进某方面的改革，也是寸步难行的。就拿当代中国来说，温家宝身为执政党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总理，从权位上讲和古代的商鞅、王安石等人差不多，温本人若干年来也竭力鼓吹“民主、自由”普世价值，鼓吹政治体制改革，无奈他终归只是“二老闆”，在执政党官僚系统的动员能力不是足够的强，尤其是得不到受“毛泽东思想”浸淫的“大老闆”的支持，结果，温公喊烂了嗓子也于事无补，反而被严重边缘化，并被部分民间人士扣上了“中国影帝”的“二尺五”，改革之难可见一斑。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幕迟迟难以拉开，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改革早在2008年就已“死亡”，不是因为学界、民间不呼吁改革，相反，若干年来，公共知识分子竭力鼓呼改革，但见效甚微，甚至执政当局在“维稳”旗帜下，不断倒退，究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改革（改良）主导权”掌握在执政当局的核心官僚手中，这些核心官僚不想改，纵然中央政府总理配合民间千呼万唤也是无济于事的。
但在民主自由体制下，因为国家核心官僚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体制内的分权制衡，体制外的舆论监督，对执政官僚具有强大的制约作用，一旦民间舆论就某项改革形成强大民意基础，执政系统就必须向民意的方向前进，否则，无论是执政官还是执政党都将面临选票危机，因此，在民主自由体制下，民间的改良诉求才会对执政当局达成经常性的良性互动，这也是近代民主自由国家的工人运动大多追随伯恩斯坦？考茨基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
写到这里，本文的结论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改良（改革）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执政当局手中。在民主自由体制下，执政者鑑于选票制约，对于强大的民间改良舆论能够从善如流，社会与国家能够消解各种矛盾肿瘤，并取得各方面的发展与进步。但在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民主自由体制下，是否改革完全取决于执政当局的自身利益考量和良心自觉，如果执政者缺乏良心发现，如果他们自身掠夺的天量国家社会财富因为变革有可能丢失，而广大人民又没有和平有效的选票制裁权，在此情况下，民间再强大的改革呼声也是在“对牛弹琴”。
因此，当李泽厚说：“今天我讲告别革命是为了慢慢改良，现在革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时，我认为他恰恰没有看清中国的国情，恰恰没有弄清改良的主动权掌握在执政当局手上，而不是掌握在民间手上，既就是1980年代的改革也是官方在主导，而不是民间，但他基于错误的经验认知一味地倡导改良，断然地否定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一切革命，这对于他所寻求的“现代化”来说只能起到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的作用。
那么，中国的改革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和平转型能否完成，李泽厚所关心的“怎么样推动执政者改革”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我认为答案不在民间的“改良”呼吁，而在于民间的“革命”压迫——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对此展开分析。
2012年1月10日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2/1/2012
赵常青：驳李泽厚论“革命”！
开门见山，本人写这篇小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李泽厚的扭曲“革命”观；如何正确理解“革命”的正义属性？以及民间的“革命压迫权”对于当代中国民主转型的伟大意义.
一、李泽厚的错误“革命”观
李泽厚认为自己是参加“革命”出身的，早在学生时代就在湖南“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学生运动，他在《告别辛亥革命》一文中说道：“在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中，我曾经把鞋底纳起来，里面夹着的是油印的毛泽东的文告。万一被人怀疑抓起来，命都可能保不住了。所以我曾经对我的学生说，不怕死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怕死。”由此可见，学生时代的李泽厚还是很有一番“革命”热情的。
那么李泽厚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对“革命”的动摇并逐渐发展到对“革命”的反感和“告别”呢？
李泽厚认为自己对“革命”的反感始于“文化大革命”，他说：“文革的时候我对革命的信念彻底动摇了，我发现文革不就是法国大革命吗……于是开始了对革命的怀疑”.
毫无疑问，李泽厚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文化大革命虽然从表面上看带有寻求所谓“理想社会”（一大二公）的性质，但从本质上看是独裁者为巩固权力地位而发动的新一轮政治迫害运动。它给社会带来的是长期的动乱和浩劫，给人民带来的是贫穷愚昧以及彼此之间的怀疑、伤害乃至于大量的冤狱，因此，这样的“革命”是一次完全的伪革命，正如朝鲜这样的国家自我冠名“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样，实际上不仅没有“民主”、没有“共和”，反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专制独裁政权。同样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它打着“革命”的旗号，不是为了反抗压迫和暴政，而是为了更多的压迫、更大的独裁，因此，中国的文革确实是一场浩劫性的社会动乱.
但李泽厚显然将“文化大革命”当作一场真正的“革命”了，他一看，“革命”原来就是这样呀？“为什么就一定是好的，就是正确的呢？”联想到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滚滚人头，联想到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林立、群雄混战，于是，他就一脚踢翻所有的“革命”，大讲特讲对“革命”的“告别”、再“告别”了。那么，真正的“革命”是不是就是李泽厚所理解的类似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革命”呢？答案显然不是。
在中国古代语言系统中，“革命”是具有天赋的正义性的。在中华文明的经典源头《周易。革卦》中对“革命”曾有这样的溢美：“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在这里，“革命”意味着重大变革，“革”就是“去掉”、“替换”的意思，所谓“革命”就是去掉旧政权、换上新政权。“革故鼎新”也是这个意思，“革”卦的下一卦就是“鼎”卦，“革”过旧“命”之后，就要建立起一套新的制度、法规并铸“鼎”昭告天下。为了说明“革命”的合理性，《周易》分别从自然四季的演变与汤武革命的“顺天应人”来证明“革命”的伟大意义的——“革之时大矣哉！”
天演四时就不说了，从“人事”社会角度讲，李泽厚应该注意的是汤武作为夏朝老百姓，为什么要去高举“革命”大旗，领头造反？这个原因，初中生都知道，那就是夏朝的末代头子夏桀身登大宝之后，不仅荒淫无度，而且横徵暴敛，导致民不聊生、民怨四起——既犯“天怒”，更致“人怨”，一个不能带给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权显然是必须去除革掉的，也因此，汤武才领头造反，对夏氏暴政集团执行“革命”权利，并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四起响应。当中国古典文明将“汤武革命”提上“顺天应人”的高度，并盛赞“革命”的伟大意义（“革之时大矣哉！”）时，实际上已经赋予“人民革命”以“天赋人权”的高度，这也就是说，反抗压迫、反抗暴政的“革命”行动是人民的天赋权利，跟伟大的自然法则一样，是不需要用逻辑去证明的。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古代的每？？一次人民起义都是一次反抗压迫、反抗暴政的正义革命！
回过头来再看李泽厚所唾弃的法国大革命是否具有“顺天应人”的正义性呢？答案是肯定的。1789年之所以能够发生攻占巴士底狱的法国大革命，其根本原因首先在于法国社会的严重等级划分。僧侣贵族阶级挥霍无度、生活糜烂，但却控制着国家政权：“三级会议”长期不开；身处第三等级的广大平民生活艰难还要全部承担来自王室的高额税负。当路易十六因为财政危机而要再度增加第三等级的负担时，已经看到英国革命、美国革命美好结果的法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路易王朝的欺压盘剥，终于掀起了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运动，并在革命过程中将专制头子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与此同时，由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部伟大的《人权宣言》（全称是《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指出“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宣布“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不从别的角度考察，仅从《人权宣言》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而言，法国大革命也具有伟大的世界性意义.而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谈到“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时说道：“这场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可见，这场革命具有不容怀疑的历史正义性。李泽厚喜欢讲“启蒙”、喜欢做“青年导师”，却看不到《人权宣言》，看不到自由、人权对于人的意义，还“启蒙”什么呢？难道伏尔泰、卢梭等人是靠整天说什么“经济发展”、“吃饭哲学”才戴上“启蒙大师”的桂冠的吗？！
至于被李泽厚同样一棍子打死的中国辛亥革命的正义性我已另文论述（见拙作《驳李泽厚论辛亥革命》），这里就不重複了。
当然，法国大革命后期的雅各宾派恐怖专政，中国辛亥革命结束后的军阀混战、武装割据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非人民革命的必然逻辑结果。英国革命也曾经历过“砍头”的阶段（查理一世就被送上断头台），美国革命更是经过八年浴血抗战。当杰斐逊们推出反抗大不列颠王室暴政、反抗英王压迫的《独立宣言》的时候，同样不能保证独立战争一定会沿着健康的方向前进.喜剧在于上帝让具有深刻民主共和思想的华盛顿们掌握了革命主导权，最终美国革命花开万里、果累云天。
当李泽厚家将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等同于“文化大革命”时，他显然对什么才是真正的“革命”没有弄清楚，他所理解的“革命”就是无政府状态下的杀人，就是各种野蛮和恐怖——李在《告别辛亥革命》一文中质问说：“现在革命怎么'革'法？上山打游击、城市大暴动，还是哄抢企业家的财产？”这种“革命”观显然是非常错误的，至少是非常片面的。那么如何正确解析“革命”的内涵呢？这是本文要谈的第二个问题——
二、正确的“革命”观
所谓“革命”，广义的讲，一切反抗暴政、反抗压迫的行动都可以称之为“革命”。譬如说，荆轲刺秦、杨佳袭警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一种反抗暴政、反抗压迫的“革命”行为，狭义的讲，“革命”是指人民群体反抗暴政、反抗政府压迫的行为。“革命”的前提必须是政府制造了长期的压迫和暴政；从参与人数上讲，“革命”具有群体性特徵；从目标指向而言，“革命”是指向压迫性政权的；从行为目的上讲是要通过“反抗”行为去除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实现人的解放、自由和幸福。
为什么反抗政府暴政、反抗压迫具有天然合理性？原因正在于人们组织政府并不是为了给自己寻找一个至高无上的压迫者。人们组织政府有公共需要、公共服务的原因，但最核心的目的是保障自己的利益和人权不受侵犯，并在此基础上谋求人民利益最大化。如果一个政府不但脱离了保障人权并造福人民的目的，还反过来成为人民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时，人民的反抗便具有革命正义性，这既是美国《独立宣言》宣布的政治法则，也是法国《人权宣言》宣布的人权法则. “革命权”是一种天赋人权，它是人民捍卫自身基本人权的最后保障，只有当政府看到人民“革命权”的时候，它才会将自己的爪子放在人民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当一个政府看不到人民的革命权而横徵暴敛、为所欲为的时候，“革命”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会出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景观.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人民革命虽然具有天然合理性，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人们所採取的革命手段、革命方式也是有所不同的。
在古代社会，由于文化落后，人们的权利意识也很淡薄，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也没有多少清晰地概念，只是从一种笼统的、朴素的公平正义和平等观念出发，才会掀起反抗暴政、反抗压迫的人民革命。如大泽乡起义者陈胜发出的口号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后来几个朝代的农民起义也大体逃不过“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有饭同食、有钱同使”一类的诉求，一旦“革命”造反成功，複制的也不过是“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前朝政权。这种冷兵器时代的“人民革命”基本上是以非常激烈的暴力手段来完成的，一旦？？发生反抗压迫的人民起义，基本上都要经历长时间的殊死较量，战争、流血、屠杀、死人，几乎成为难以避免的“革命”副产品，“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也常常并不夸张。中国人在从夏代到清代的无数次人民革命基本上都遵循了这一模式。可以说，在古代社会，“革命”的特徵就是李泽厚所说的野蛮杀戮状态（丛林状态）。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杀戮是政府压迫的结果，而不是人民抗议的结果，应该承担责任的是专制政府，而不是进行武装反抗的人民——无论人民反抗暴政后建立了什么样的新政权，都不能否定和剥夺人民的革命权，否则，古今中外的所有历史都将陷入荒谬绝伦的逻辑陷阱。
到了近代，由于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论和人民主权论的影响，虽然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主革命仍然表现为暴力，表现为“武器的批判”，如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以及中国的辛亥革命，但“革命”完成后所建立的新型政权却渐次有了民主、法治与宪政的内容。完全专制独裁的帝王制政权越来越少，自由、人权与国民幸福成为一切民主政权庄严承诺的历史责任。而且由于民主选举、分权制衡的国家“游戏规则”，使得所有的民主宪政国家不会出现政府与人民间的长期矛盾积累，一切矛盾都会因为良性制度而真正“消灭在萌芽状态”。不仅人民的基本人权得到国家与政府的有效保障，而且整个社会的和谐程度、文明程度与福利水平都比较理想的实现了人民组织国家、成立政府的根本目的。因此近代民主革命不仅赋予了“革命动机”以正义性，而且也赋予了“革命结果”的良善性和完美性，只是在革命手段和革命方式上还伴有无法免除的暴力血腥性。当李泽厚谴责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的暴力、血腥与混乱时，一定要看到这些革命的正当性理由以及通过“革命”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如果“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势必会出现“因噎废食”的“反革命”逻辑。
当历史推进到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时候，因为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广泛影响性，在一切非民主国家里发生的“革命”又有了新的外观和内容。如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东欧、苏联乃至南非的民主革命或半民主革命在转型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流血（罗马尼亚除外）尤其是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竟然连一片政府大楼的玻璃都没有打烂过.但从新生政权的性质上讲，苏联东欧国家的政权大多完成了从极权主义专制政权向民主或半民主的政权过渡，从革命成果的角度讲，一点也不亚于英法美等国暴力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所以，当李泽厚质问说“现在革命怎么'革'法？上山打游击、城市大暴动，还是哄抢企业家的财产？”，他的“革命”手段还是毛式革命乃至于古代革命手法，前述“天鹅绒革命”不需要“上山打游击”、不需要“城市大暴动”、也不需要“哄抢企业家的财产”，同样完成了对旧政权的替代，完成了“革故鼎新”这一“革命”动作，而且同样“顺天应人”——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完成民主转型的“天鹅绒式革命”，自然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民主转型的首要选择。但问题在于——当代中国的民主转型能够走上这条美好的捷径吗？
三、民间“革命压迫权”对于当代中国民主转型的重要意义
我曾经在相关文章中分析过，改良（改革）的主导权在统治集团及其核心人物的掌控中，任何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发生的前提主要在于统治集团及其领袖人物有这方面的认知和需要，统治集团及其领袖人物如果缺乏这方面的认知和需要，改革就很难发生（见拙作《驳李泽厚论“改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苏联、东欧及南非等国的民主转型之所以以“和平革命”的方式发生，决定性原因正在于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及其核心领袖接受了民主人权大潮的心灵洗礼，尤其是超级大国领袖——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先生的思想转变。
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上台不久就提出了“改革与新思维”的理论，在国际外交上放弃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对抗思维，强调“核时代”的和平共处，强调“人类共同利益高于一切”。更重要的是，在内政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苏式官僚社会主义的巨大弊病，认为传统的苏式社会主义是没有民主人道可言的，所以他强调苏联必须改革，建设“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并从“公开性”、“透明度”出发，给社会舆论松绑。在国际民主力量、党内民主力量的支持下，甚至在中国六四屠杀的反向力量作用下，戈尔巴乔夫成功的推动了伟大的苏联变革。尽管变革后的独联体国家还不同程度的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戈尔巴乔夫所主导的和平改革是二十世纪以至于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他必将赢得正义人类的永久尊敬！
因为戈尔巴乔夫和苏联的松绑，整个东欧执政集团，除个别人物外纷纷转向，甚至争先恐后地推动本国完成民主转型大合唱。南非也一样，正是在苏东剧变的民主大潮中，白人政权领袖德。克勒克顺势而为，主动推动南非的种族和解与民主转型。中国台湾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民主改革同样遵循了执政集团及其领袖人物主导改革的规律，这些“和平”改革大多完成了对原来压迫政权的民主改造，不用流很多血、不用死很多人——甚至不用流血死人就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
但是，我想提醒李泽厚先生的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除了苏联等个别国家几乎是完全的统治集团内部精英的自觉外，其他国家或地区无一例外的面临着来自民间的“革命”压迫形势。如在波兰有瓦文萨等人领导的团结工会在不断冲击着共产党政权，在捷克斯洛伐克有哈维尔等人领导的“七七宪章”运动，在南非有曼德拉等人领导的“非国大”运动，在中国台湾地区则有民进党人领导的民间民主运动。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间民主运动领袖都毫无例外的被执政当局逮捕入狱，但民间力量的持续抗争和群体抗争，游行、示威、集会规模的不断扩大则对各执政集团产生了强烈的革命压迫感，罗马尼亚“爱国阵线”对齐奥塞斯库的枪毙也加强了邻国执政集团的危机感，正因此，民间力量的各样抗争对于东欧、？？南非、台湾等地的民主转型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革命性”意义！
这种民间的“革命压迫权”在今年春天以来的北非、中东茉莉花革命浪潮中所起的作用尤其重要、尤其明显.无论突尼斯、埃及还是利比亚、也门等国，如果没有发自民间的强大革命压迫态势，如果没有民间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抗争，本阿里既不会逃窜、穆巴拉克也难以下台，利比亚的变局就更难发生，但正因为这些遭遇暴政压迫的中下层力量保持了持续发展的革命压迫态势，突尼斯、埃及上层统治集团发生裂变，才导致变革中朝野双方付出的代价都很小——至于卡扎菲愿意“抱着榆木脑袋”顽固对抗到底，上帝也只好打发他到地狱里去接受惩罚了。
对于当代中国民主转型事业来说，也必须从转型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民间革命压迫权问题.和苏联东欧国家的民主革命一样，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绝不是李泽厚所倡导的点滴改良，也没有遵循他所提供的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这条路径。相反，当代中国民主运动从1979年开始就鲜艳的亮出了民主大旗，“第五个现代化”区别于执政党“四个现代化”的最要害问题是要解决国家政治生活的专制、独裁和压迫问题，“民主化”是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最高目标。尽管民间诉求与执政党统治集团的核心领袖没有达成意见共识，邓小平还胁裹统治集团不仅推倒了民主墙，还数次清洗党内开明派，并以规模化屠杀的方式镇压了学生民主运动。但八九之后，但来自民间的“经济市场化”诉求还是被当局提上了议事日程。与此同时，九十年代的民间呐喊和多次政治结社尝试也从客观上推动了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签署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并先后将“以法治国”、“保障人权”纳入国家最高大法，这一切既离不开民间社会的民主压迫，也离不开执政党领袖集团的局部妥协，可以看作是中国民主运动的阶段性微小成果。
但问题在于当执政党在经济领域推行市场化改革时，在政治领域继续强化威权主义寡头统治，这导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扭曲成为权贵资本主义改革，掌勺者不仅私分大锅饭、私佔大锅饭，而且通过政治垄断先后完成对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各种优质资源的瓜分和抢劫，缺少分权、监督和制约的各级官府及依附于它们的金融地产财团，在本世纪的前十年合谋上演了一部部饱含着人民血泪的财富掠夺大戏，政治压迫、经济掠夺、道德沦丧及官场的腐败和溃烂已经发展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来自于体制内的改革已经因利益格局的变化而裹足不前了。1992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经过近二十年的所谓“财富重组”，使得执政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成为这场改革的最大受益群体——在政治上他们拥有大权，在经济上他们拥有大款，已经尽享荣华富贵，如果进行改革就必须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也正因此，跛腿鸭式的中国改革因缺乏上层利益驱动而裹足泥潭——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到2008年，改革就已经死亡，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权贵集团为维护天量既得利益而依靠国家机器来进行“强力维稳”的时期。
改革死了，“维稳”来了，是否意味着中国民主转型事业跟着完蛋呢？不，答案完全是相反的。如果说90年代之前的中国民主运动基本上还是少数公民在纯粹政治层面上与执政党进行艰苦博弈，因而也缺乏一般性的群众基础的话，那么，到了本世纪初，因权贵集团各种剥压而蓬勃兴起的群体性维权运动则为2010年代的中国民主转型事业提供了盛况空前的群众基础，这当然不是李泽厚们“启蒙”的功劳，而是权贵集团与民争利的结果——通过政府暴力而强行开路的权贵“圈地”运动最直接的威胁到普通民众的现实利益和基本生存，为了捍卫自己的合法财产，各地人民从早期的个体抗争渐渐演变到此起彼伏的群体性抗争。除过土地、房屋维权事件外，各地还有大量的因遭遇冤案、遭遇不公正、遭遇各种欺压而引发的群体上访、群体围观事件，如瓮安事件、石首事件、陇南事件、宜黄事件、马尾三网友事件，钱云会事件、陈光诚事件、艾未未事件以及前不久发生的乌坎维权事件，所有这些群体性抗争运动和“围观”运动都是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最富有力量的表现形式——无论是抗争人群、上访人群还是“围观”人群都毫无例外的成为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美好祝福！
当年共产党搞“革命”时不仅开闢了“第一战线”，还开闢了“第二战线”。所谓“第一战线”就是李泽厚所说的“上山打游击”，就是“你死我活”的军事较量。所谓“第二战线”就是在国统区开展学生民主运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等群众性民主运动。这也就是说共产党当年是把国统区的学生群众运动纳入“革命”范畴的，而李泽厚所说自己的“参加革命”出身，也正是参加学生民主运动出身，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泽厚后来对“革命”的曲解就是一种完全的错误，不仅1940年代的群众抗议运动具有革命性的内涵，而且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天鹅绒”革命，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中的“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也同样是以学生群众的群体抗争为主要特徵的，但它同样被世界称之为“革命”，因为学生群众的斗争指向就是要“革”去旧政权，组建新的民主政权。
以此类推，当代中国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包括房屋维权、土地维权、群体上访、群体围观等等也可以看作是成长中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这些群体性维权运动有些还处在自发的就事论事阶段，但有一些群体性事件则已经从利益保护的自发阶段上升到讲政治、讲民主、讲人权的高度。如马尾4.16围观事件，众网友一方面在为游精佑、范艳琼、吴华英等人呼籲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则将“言论自由”与“世界人权宣言”搬到大街上，具有鲜明的政治诉求；又如前不久发生的乌坎村民维权事件，本来是因财务混乱和土地出卖引起的维权抗争，但村民们在抗争过程中不仅将“反独裁”、“要人权”、“推动全国民主选举”这样的政治口号和标语弄到大街上，而且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两个村民自治组织，直接将原来的腐败“村政权”以民主投票的方式“革”掉，并通过后续动作促使广东地方当局承认了民选组织的合法性，从实践的意义将中国农村的维权运动推上了民主革命的高？？度。如果乌坎村民不做群体抗争而是继续旧的“上访”道路，或者经过简单抗争，一遇政府高压就偃旗息鼓，可以肯定的说，不仅薛昌之流还盘踞在村委会上，而且其它问题也是解决不了的，好在是不仅乌坎村民将集体维权坚持到底了，而且广东汪洋当局也以战略眼光看到了老一套“高压维稳”的不可取，断然做出因势利导、尊重民意的正解决策。
乌坎事件可以看作是中国村级“政权”的一次较为成功的“天鹅绒革命”，虽然也有流血死亡，但总体上讲，最后在“朝野”之间达成了“互利双赢”的结果。从转型成本的角度讲，我个人希望“乌坎”革命是2010年代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一次小型成功预演。从政府角度讲，我不希望十八大后的执政当局继续在前朝“维稳”轨道上继续走到天黑，那是一条黑暗的、没有光明前景的路。准备上台的党内高层必须高瞻远瞩，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卓越的政治智慧积极推动中国政改，庶几，可以化解怨声载道的民间革命风险.
但从民间各界维权人士来说，必须稳步有效的推进各类群众性维权运动和围观运动，拒绝李泽厚式“告别革命”，不承诺放弃天赋之革命权利（就如不承诺对台湾放弃武力压迫一样），以箭在弦上的民间革命压迫权推动十八届中共执政集团主动承担起中国“天鹅绒”革命的历史责任，实现中国民主事业的“乌坎化”转型。
作为普通人民中的一员，我始终希望大陆的民主转型能走海峡对面的台湾道路，我不希望出现利比亚式的转型模式。但中国的民主转型确实不能再拖下去了，中国的“维稳”确实不能再搞下去，中国政治必须“改”起来、“变”起来。2008年12月9日，各界人士共同推出《零八宪章》，这既是一部提供给中国民间的公民运动纲领，也是一部提供给执政当局的政治改革纲领.希望执政党能在《零八宪章》所指示的方向里看到自己的光明出路，团结朝野各界共同完成2010年代的中国民主变革，实现中华民族的民主崛起。
“五年看改，十年看埋”——历史学家章立凡先生已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对于执政党来说，是“改”还是“埋”，我认为还有机会主动选择，但能够主动选择的时间确实不多了，民间抗议已呈“星火燎原”之势。遗憾的是胡氏中央已不愿选择，一味高压“维稳”，能拖就拖，得过且过.那么，最后政改的机会就只能在中共十八大之后的五年里——是“生”还是“死”，是“改”还是“埋”，普天之下，拭目以待……
2012年1月10日于北京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22/2012
一、李泽厚的错误“革命”观
李泽厚认为自己是参加“革命”出身的，早在学生时代就在湖南“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学生运动，他在《告别辛亥革命》一文中说道：“在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中，我曾经把鞋底纳起来，里面夹着的是油印的毛泽东的文告。万一被人怀疑抓起来，命都可能保不住了。所以我曾经对我的学生说，不怕死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怕死。”由此可见，学生时代的李泽厚还是很有一番“革命”热情的。
那么李泽厚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对“革命”的动摇并逐渐发展到对“革命”的反感和“告别”呢？
李泽厚认为自己对“革命”的反感始于“文化大革命”，他说：“文革的时候我对革命的信念彻底动摇了，我发现文革不就是法国大革命吗……于是开始了对革命的怀疑”.
毫无疑问，李泽厚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文化大革命虽然从表面上看带有寻求所谓“理想社会”（一大二公）的性质，但从本质上看是独裁者为巩固权力地位而发动的新一轮政治迫害运动。它给社会带来的是长期的动乱和浩劫，给人民带来的是贫穷愚昧以及彼此之间的怀疑、伤害乃至于大量的冤狱，因此，这样的“革命”是一次完全的伪革命，正如朝鲜这样的国家自我冠名“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样，实际上不仅没有“民主”、没有“共和”，反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专制独裁政权。同样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它打着“革命”的旗号，不是为了反抗压迫和暴政，而是为了更多的压迫、更大的独裁，因此，中国的文革确实是一场浩劫性的社会动乱.
但李泽厚显然将“文化大革命”当作一场真正的“革命”了，他一看，“革命”原来就是这样呀？“为什么就一定是好的，就是正确的呢？”联想到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滚滚人头，联想到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林立、群雄混战，于是，他就一脚踢翻所有的“革命”，大讲特讲对“革命”的“告别”、再“告别”了。那么，真正的“革命”是不是就是李泽厚所理解的类似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革命”呢？答案显然不是。
在中国古代语言系统中，“革命”是具有天赋的正义性的。在中华文明的经典源头《周易。革卦》中对“革命”曾有这样的溢美：“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在这里，“革命”意味着重大变革，“革”就是“去掉”、“替换”的意思，所谓“革命”就是去掉旧政权、换上新政权。“革故鼎新”也是这个意思，“革”卦的下一卦就是“鼎”卦，“革”过旧“命”之后，就要建立起一套新的制度、法规并铸“鼎”昭告天下。为了说明“革命”的合理性，《周易》分别从自然四季的演变与汤武革命的“顺天应人”来证明“革命”的伟大意义的——“革之时大矣哉！”
天演四时就不说了，从“人事”社会角度讲，李泽厚应该注意的是汤武作为夏朝老百姓，为什么要去高举“革命”大旗，领头造反？这个原因，初中生都知道，那就是夏朝的末代头子夏桀身登大宝之后，不仅荒淫无度，而且横徵暴敛，导致民不聊生、民怨四起——既犯“天怒”，更致“人怨”，一个不能带给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权显然是必须去除革掉的，也因此，汤武才领头造反，对夏氏暴政集团执行“革命”权利，并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四起响应。当中国古典文明将“汤武革命”提上“顺天应人”的高度，并盛赞“革命”的伟大意义（“革之时大矣哉！”）时，实际上已经赋予“人民革命”以“天赋人权”的高度，这也就是说，反抗压迫、反抗暴政的“革命”行动是人民的天赋权利，跟伟大的自然法则一样，是不需要用逻辑去证明的。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古代的每？？一次人民起义都是一次反抗压迫、反抗暴政的正义革命！
回过头来再看李泽厚所唾弃的法国大革命是否具有“顺天应人”的正义性呢？答案是肯定的。1789年之所以能够发生攻占巴士底狱的法国大革命，其根本原因首先在于法国社会的严重等级划分。僧侣贵族阶级挥霍无度、生活糜烂，但却控制着国家政权：“三级会议”长期不开；身处第三等级的广大平民生活艰难还要全部承担来自王室的高额税负。当路易十六因为财政危机而要再度增加第三等级的负担时，已经看到英国革命、美国革命美好结果的法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路易王朝的欺压盘剥，终于掀起了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运动，并在革命过程中将专制头子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与此同时，由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部伟大的《人权宣言》（全称是《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指出“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宣布“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不从别的角度考察，仅从《人权宣言》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而言，法国大革命也具有伟大的世界性意义.而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谈到“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时说道：“这场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可见，这场革命具有不容怀疑的历史正义性。李泽厚喜欢讲“启蒙”、喜欢做“青年导师”，却看不到《人权宣言》，看不到自由、人权对于人的意义，还“启蒙”什么呢？难道伏尔泰、卢梭等人是靠整天说什么“经济发展”、“吃饭哲学”才戴上“启蒙大师”的桂冠的吗？！
至于被李泽厚同样一棍子打死的中国辛亥革命的正义性我已另文论述（见拙作《驳李泽厚论辛亥革命》），这里就不重複了。
当然，法国大革命后期的雅各宾派恐怖专政，中国辛亥革命结束后的军阀混战、武装割据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非人民革命的必然逻辑结果。英国革命也曾经历过“砍头”的阶段（查理一世就被送上断头台），美国革命更是经过八年浴血抗战。当杰斐逊们推出反抗大不列颠王室暴政、反抗英王压迫的《独立宣言》的时候，同样不能保证独立战争一定会沿着健康的方向前进.喜剧在于上帝让具有深刻民主共和思想的华盛顿们掌握了革命主导权，最终美国革命花开万里、果累云天。
当李泽厚家将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等同于“文化大革命”时，他显然对什么才是真正的“革命”没有弄清楚，他所理解的“革命”就是无政府状态下的杀人，就是各种野蛮和恐怖——李在《告别辛亥革命》一文中质问说：“现在革命怎么'革'法？上山打游击、城市大暴动，还是哄抢企业家的财产？”这种“革命”观显然是非常错误的，至少是非常片面的。那么如何正确解析“革命”的内涵呢？这是本文要谈的第二个问题——
二、正确的“革命”观
所谓“革命”，广义的讲，一切反抗暴政、反抗压迫的行动都可以称之为“革命”。譬如说，荆轲刺秦、杨佳袭警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一种反抗暴政、反抗压迫的“革命”行为，狭义的讲，“革命”是指人民群体反抗暴政、反抗政府压迫的行为。“革命”的前提必须是政府制造了长期的压迫和暴政；从参与人数上讲，“革命”具有群体性特徵；从目标指向而言，“革命”是指向压迫性政权的；从行为目的上讲是要通过“反抗”行为去除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实现人的解放、自由和幸福。
为什么反抗政府暴政、反抗压迫具有天然合理性？原因正在于人们组织政府并不是为了给自己寻找一个至高无上的压迫者。人们组织政府有公共需要、公共服务的原因，但最核心的目的是保障自己的利益和人权不受侵犯，并在此基础上谋求人民利益最大化。如果一个政府不但脱离了保障人权并造福人民的目的，还反过来成为人民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时，人民的反抗便具有革命正义性，这既是美国《独立宣言》宣布的政治法则，也是法国《人权宣言》宣布的人权法则. “革命权”是一种天赋人权，它是人民捍卫自身基本人权的最后保障，只有当政府看到人民“革命权”的时候，它才会将自己的爪子放在人民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当一个政府看不到人民的革命权而横徵暴敛、为所欲为的时候，“革命”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会出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景观.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人民革命虽然具有天然合理性，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人们所採取的革命手段、革命方式也是有所不同的。
在古代社会，由于文化落后，人们的权利意识也很淡薄，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也没有多少清晰地概念，只是从一种笼统的、朴素的公平正义和平等观念出发，才会掀起反抗暴政、反抗压迫的人民革命。如大泽乡起义者陈胜发出的口号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后来几个朝代的农民起义也大体逃不过“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有饭同食、有钱同使”一类的诉求，一旦“革命”造反成功，複制的也不过是“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前朝政权。这种冷兵器时代的“人民革命”基本上是以非常激烈的暴力手段来完成的，一旦？？发生反抗压迫的人民起义，基本上都要经历长时间的殊死较量，战争、流血、屠杀、死人，几乎成为难以避免的“革命”副产品，“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也常常并不夸张。中国人在从夏代到清代的无数次人民革命基本上都遵循了这一模式。可以说，在古代社会，“革命”的特徵就是李泽厚所说的野蛮杀戮状态（丛林状态）。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杀戮是政府压迫的结果，而不是人民抗议的结果，应该承担责任的是专制政府，而不是进行武装反抗的人民——无论人民反抗暴政后建立了什么样的新政权，都不能否定和剥夺人民的革命权，否则，古今中外的所有历史都将陷入荒谬绝伦的逻辑陷阱。
到了近代，由于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论和人民主权论的影响，虽然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主革命仍然表现为暴力，表现为“武器的批判”，如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以及中国的辛亥革命，但“革命”完成后所建立的新型政权却渐次有了民主、法治与宪政的内容。完全专制独裁的帝王制政权越来越少，自由、人权与国民幸福成为一切民主政权庄严承诺的历史责任。而且由于民主选举、分权制衡的国家“游戏规则”，使得所有的民主宪政国家不会出现政府与人民间的长期矛盾积累，一切矛盾都会因为良性制度而真正“消灭在萌芽状态”。不仅人民的基本人权得到国家与政府的有效保障，而且整个社会的和谐程度、文明程度与福利水平都比较理想的实现了人民组织国家、成立政府的根本目的。因此近代民主革命不仅赋予了“革命动机”以正义性，而且也赋予了“革命结果”的良善性和完美性，只是在革命手段和革命方式上还伴有无法免除的暴力血腥性。当李泽厚谴责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的暴力、血腥与混乱时，一定要看到这些革命的正当性理由以及通过“革命”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如果“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势必会出现“因噎废食”的“反革命”逻辑。
当历史推进到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时候，因为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广泛影响性，在一切非民主国家里发生的“革命”又有了新的外观和内容。如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东欧、苏联乃至南非的民主革命或半民主革命在转型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流血（罗马尼亚除外）尤其是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竟然连一片政府大楼的玻璃都没有打烂过.但从新生政权的性质上讲，苏联东欧国家的政权大多完成了从极权主义专制政权向民主或半民主的政权过渡，从革命成果的角度讲，一点也不亚于英法美等国暴力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所以，当李泽厚质问说“现在革命怎么'革'法？上山打游击、城市大暴动，还是哄抢企业家的财产？”，他的“革命”手段还是毛式革命乃至于古代革命手法，前述“天鹅绒革命”不需要“上山打游击”、不需要“城市大暴动”、也不需要“哄抢企业家的财产”，同样完成了对旧政权的替代，完成了“革故鼎新”这一“革命”动作，而且同样“顺天应人”——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完成民主转型的“天鹅绒式革命”，自然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民主转型的首要选择。但问题在于——当代中国的民主转型能够走上这条美好的捷径吗？
三、民间“革命压迫权”对于当代中国民主转型的重要意义
我曾经在相关文章中分析过，改良（改革）的主导权在统治集团及其核心人物的掌控中，任何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发生的前提主要在于统治集团及其领袖人物有这方面的认知和需要，统治集团及其领袖人物如果缺乏这方面的认知和需要，改革就很难发生（见拙作《驳李泽厚论“改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苏联、东欧及南非等国的民主转型之所以以“和平革命”的方式发生，决定性原因正在于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及其核心领袖接受了民主人权大潮的心灵洗礼，尤其是超级大国领袖——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先生的思想转变。
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上台不久就提出了“改革与新思维”的理论，在国际外交上放弃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对抗思维，强调“核时代”的和平共处，强调“人类共同利益高于一切”。更重要的是，在内政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苏式官僚社会主义的巨大弊病，认为传统的苏式社会主义是没有民主人道可言的，所以他强调苏联必须改革，建设“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并从“公开性”、“透明度”出发，给社会舆论松绑。在国际民主力量、党内民主力量的支持下，甚至在中国六四屠杀的反向力量作用下，戈尔巴乔夫成功的推动了伟大的苏联变革。尽管变革后的独联体国家还不同程度的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戈尔巴乔夫所主导的和平改革是二十世纪以至于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他必将赢得正义人类的永久尊敬！
因为戈尔巴乔夫和苏联的松绑，整个东欧执政集团，除个别人物外纷纷转向，甚至争先恐后地推动本国完成民主转型大合唱。南非也一样，正是在苏东剧变的民主大潮中，白人政权领袖德。克勒克顺势而为，主动推动南非的种族和解与民主转型。中国台湾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民主改革同样遵循了执政集团及其领袖人物主导改革的规律，这些“和平”改革大多完成了对原来压迫政权的民主改造，不用流很多血、不用死很多人——甚至不用流血死人就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
但是，我想提醒李泽厚先生的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除了苏联等个别国家几乎是完全的统治集团内部精英的自觉外，其他国家或地区无一例外的面临着来自民间的“革命”压迫形势。如在波兰有瓦文萨等人领导的团结工会在不断冲击着共产党政权，在捷克斯洛伐克有哈维尔等人领导的“七七宪章”运动，在南非有曼德拉等人领导的“非国大”运动，在中国台湾地区则有民进党人领导的民间民主运动。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间民主运动领袖都毫无例外的被执政当局逮捕入狱，但民间力量的持续抗争和群体抗争，游行、示威、集会规模的不断扩大则对各执政集团产生了强烈的革命压迫感，罗马尼亚“爱国阵线”对齐奥塞斯库的枪毙也加强了邻国执政集团的危机感，正因此，民间力量的各样抗争对于东欧、？？南非、台湾等地的民主转型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革命性”意义！
这种民间的“革命压迫权”在今年春天以来的北非、中东茉莉花革命浪潮中所起的作用尤其重要、尤其明显.无论突尼斯、埃及还是利比亚、也门等国，如果没有发自民间的强大革命压迫态势，如果没有民间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抗争，本阿里既不会逃窜、穆巴拉克也难以下台，利比亚的变局就更难发生，但正因为这些遭遇暴政压迫的中下层力量保持了持续发展的革命压迫态势，突尼斯、埃及上层统治集团发生裂变，才导致变革中朝野双方付出的代价都很小——至于卡扎菲愿意“抱着榆木脑袋”顽固对抗到底，上帝也只好打发他到地狱里去接受惩罚了。
对于当代中国民主转型事业来说，也必须从转型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民间革命压迫权问题.和苏联东欧国家的民主革命一样，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绝不是李泽厚所倡导的点滴改良，也没有遵循他所提供的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这条路径。相反，当代中国民主运动从1979年开始就鲜艳的亮出了民主大旗，“第五个现代化”区别于执政党“四个现代化”的最要害问题是要解决国家政治生活的专制、独裁和压迫问题，“民主化”是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最高目标。尽管民间诉求与执政党统治集团的核心领袖没有达成意见共识，邓小平还胁裹统治集团不仅推倒了民主墙，还数次清洗党内开明派，并以规模化屠杀的方式镇压了学生民主运动。但八九之后，但来自民间的“经济市场化”诉求还是被当局提上了议事日程。与此同时，九十年代的民间呐喊和多次政治结社尝试也从客观上推动了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签署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并先后将“以法治国”、“保障人权”纳入国家最高大法，这一切既离不开民间社会的民主压迫，也离不开执政党领袖集团的局部妥协，可以看作是中国民主运动的阶段性微小成果。
但问题在于当执政党在经济领域推行市场化改革时，在政治领域继续强化威权主义寡头统治，这导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扭曲成为权贵资本主义改革，掌勺者不仅私分大锅饭、私佔大锅饭，而且通过政治垄断先后完成对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各种优质资源的瓜分和抢劫，缺少分权、监督和制约的各级官府及依附于它们的金融地产财团，在本世纪的前十年合谋上演了一部部饱含着人民血泪的财富掠夺大戏，政治压迫、经济掠夺、道德沦丧及官场的腐败和溃烂已经发展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来自于体制内的改革已经因利益格局的变化而裹足不前了。1992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经过近二十年的所谓“财富重组”，使得执政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成为这场改革的最大受益群体——在政治上他们拥有大权，在经济上他们拥有大款，已经尽享荣华富贵，如果进行改革就必须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也正因此，跛腿鸭式的中国改革因缺乏上层利益驱动而裹足泥潭——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到2008年，改革就已经死亡，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权贵集团为维护天量既得利益而依靠国家机器来进行“强力维稳”的时期。
改革死了，“维稳”来了，是否意味着中国民主转型事业跟着完蛋呢？不，答案完全是相反的。如果说90年代之前的中国民主运动基本上还是少数公民在纯粹政治层面上与执政党进行艰苦博弈，因而也缺乏一般性的群众基础的话，那么，到了本世纪初，因权贵集团各种剥压而蓬勃兴起的群体性维权运动则为2010年代的中国民主转型事业提供了盛况空前的群众基础，这当然不是李泽厚们“启蒙”的功劳，而是权贵集团与民争利的结果——通过政府暴力而强行开路的权贵“圈地”运动最直接的威胁到普通民众的现实利益和基本生存，为了捍卫自己的合法财产，各地人民从早期的个体抗争渐渐演变到此起彼伏的群体性抗争。除过土地、房屋维权事件外，各地还有大量的因遭遇冤案、遭遇不公正、遭遇各种欺压而引发的群体上访、群体围观事件，如瓮安事件、石首事件、陇南事件、宜黄事件、马尾三网友事件，钱云会事件、陈光诚事件、艾未未事件以及前不久发生的乌坎维权事件，所有这些群体性抗争运动和“围观”运动都是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最富有力量的表现形式——无论是抗争人群、上访人群还是“围观”人群都毫无例外的成为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美好祝福！
当年共产党搞“革命”时不仅开闢了“第一战线”，还开闢了“第二战线”。所谓“第一战线”就是李泽厚所说的“上山打游击”，就是“你死我活”的军事较量。所谓“第二战线”就是在国统区开展学生民主运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等群众性民主运动。这也就是说共产党当年是把国统区的学生群众运动纳入“革命”范畴的，而李泽厚所说自己的“参加革命”出身，也正是参加学生民主运动出身，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泽厚后来对“革命”的曲解就是一种完全的错误，不仅1940年代的群众抗议运动具有革命性的内涵，而且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天鹅绒”革命，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中的“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也同样是以学生群众的群体抗争为主要特徵的，但它同样被世界称之为“革命”，因为学生群众的斗争指向就是要“革”去旧政权，组建新的民主政权。
以此类推，当代中国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包括房屋维权、土地维权、群体上访、群体围观等等也可以看作是成长中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这些群体性维权运动有些还处在自发的就事论事阶段，但有一些群体性事件则已经从利益保护的自发阶段上升到讲政治、讲民主、讲人权的高度。如马尾4.16围观事件，众网友一方面在为游精佑、范艳琼、吴华英等人呼籲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则将“言论自由”与“世界人权宣言”搬到大街上，具有鲜明的政治诉求；又如前不久发生的乌坎村民维权事件，本来是因财务混乱和土地出卖引起的维权抗争，但村民们在抗争过程中不仅将“反独裁”、“要人权”、“推动全国民主选举”这样的政治口号和标语弄到大街上，而且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两个村民自治组织，直接将原来的腐败“村政权”以民主投票的方式“革”掉，并通过后续动作促使广东地方当局承认了民选组织的合法性，从实践的意义将中国农村的维权运动推上了民主革命的高？？度。如果乌坎村民不做群体抗争而是继续旧的“上访”道路，或者经过简单抗争，一遇政府高压就偃旗息鼓，可以肯定的说，不仅薛昌之流还盘踞在村委会上，而且其它问题也是解决不了的，好在是不仅乌坎村民将集体维权坚持到底了，而且广东汪洋当局也以战略眼光看到了老一套“高压维稳”的不可取，断然做出因势利导、尊重民意的正解决策。
乌坎事件可以看作是中国村级“政权”的一次较为成功的“天鹅绒革命”，虽然也有流血死亡，但总体上讲，最后在“朝野”之间达成了“互利双赢”的结果。从转型成本的角度讲，我个人希望“乌坎”革命是2010年代中国民主转型事业的一次小型成功预演。从政府角度讲，我不希望十八大后的执政当局继续在前朝“维稳”轨道上继续走到天黑，那是一条黑暗的、没有光明前景的路。准备上台的党内高层必须高瞻远瞩，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卓越的政治智慧积极推动中国政改，庶几，可以化解怨声载道的民间革命风险.
但从民间各界维权人士来说，必须稳步有效的推进各类群众性维权运动和围观运动，拒绝李泽厚式“告别革命”，不承诺放弃天赋之革命权利（就如不承诺对台湾放弃武力压迫一样），以箭在弦上的民间革命压迫权推动十八届中共执政集团主动承担起中国“天鹅绒”革命的历史责任，实现中国民主事业的“乌坎化”转型。
作为普通人民中的一员，我始终希望大陆的民主转型能走海峡对面的台湾道路，我不希望出现利比亚式的转型模式。但中国的民主转型确实不能再拖下去了，中国的“维稳”确实不能再搞下去，中国政治必须“改”起来、“变”起来。2008年12月9日，各界人士共同推出《零八宪章》，这既是一部提供给中国民间的公民运动纲领，也是一部提供给执政当局的政治改革纲领.希望执政党能在《零八宪章》所指示的方向里看到自己的光明出路，团结朝野各界共同完成2010年代的中国民主变革，实现中华民族的民主崛起。
“五年看改，十年看埋”——历史学家章立凡先生已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对于执政党来说，是“改”还是“埋”，我认为还有机会主动选择，但能够主动选择的时间确实不多了，民间抗议已呈“星火燎原”之势。遗憾的是胡氏中央已不愿选择，一味高压“维稳”，能拖就拖，得过且过.那么，最后政改的机会就只能在中共十八大之后的五年里——是“生”还是“死”，是“改”还是“埋”，普天之下，拭目以待……
2012年1月10日于北京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22/2012
2012年1月8日星期日
赵常青：驳李泽厚论辛亥革命
李泽厚先生生于1930年，今年已经82岁了，在此情况下，下笔写这篇短文之前，先从生命伦理的角度讲，祝老先生身体健康，安度晚年。
曾经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李泽厚先生在我的心中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1988年秋我刚进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曾于无意中在宿舍楼下垃圾筐中看到一本被雨水浸泡得皱皱巴巴的书——《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作者：李泽厚，出于对书的爱好，我将之捡起并做了阅读，结果我发现这是一本非常合我胃口的书，李关于“启蒙与救亡”的观点，他对陈独秀、胡适、毛泽东、鲁迅等人的思想分析都让我受益非浅.随后我又先后阅读了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以及《美的历程》，对于他的“心理积淀”说、“美即和谐”说、“主体性实践哲学”、“实践美学”理论颇有涉猎.但他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西体中用”理论，李虽然不是“全盘西化”派，但他的“西体中用论”对中国近代以张之洞为代表“中体西用论”者是一次成功的思想颠覆。对民主自由等现代化的思想追求使得我不自觉的发展成为李的“fans”。
记得有一次在政教系和大学团委举办的一次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周日文化辩论会上，我以自己的理论雄辩极为成功地压倒包括几个青年老师在内的公开辩论，使得一位中文系的研究生在辩论会结束后对我说：“你应该考李泽厚或者刘再复的研究生。”六四屠杀后，我得以侥倖从京城回母校读书，我一头扎进哲学王国中，当西方哲学史从米利都学派研读到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时，我发现康之三大“批判”着作极为晦涩难读，简直读不下去，无奈又开始寻找有关康德哲学的二手读物，结果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帮了我很多忙，使我对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不仅有了自己的认知，而且使我对头顶之“浩瀚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也有了同样的敬畏。与此同时，康德的“普遍立法”、“人是目的”、“意志自由”理论也成为我后来从事一些社会政治活动的哲学基础.从青年时代的思想启蒙和理论训练角度讲，我是应该向李泽厚先生表示应有的谢意和敬意的。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去看望老人家当面表达.
但是，对唯物主义、集体主义和马列主义的反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却使我开始渐渐疏离对李的迷恋，尤其是刘晓波的出现使李泽厚在我心中的偶像地位开始彻底坍塌。
对于刘晓波，坦率地讲，大学一年级时我并没有接触到他的思想，只是在学潮中才具体了解刘晓波的“文坛黑马”身份。在大二开始哲学研读时，我也想办法找来了他的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以及《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虽然我非常反感“300年殖民地”理论，但我对他在《选择的批判》一书中所表述的对理性、对集体主义、对“美即和谐”理论、对阿波罗（太阳神）精神的否定和批判，对感性、对个性、对悲剧审美、对自由选择、对“美即冲突”、对狄奥尼索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精神的渴望和赞美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共鸣，把刘晓波读完再回头来看李泽厚，已经渐行渐远、模糊不清，我所购买的有关李泽厚的书籍只好被摆到书架上最为偏僻的角落。
1995年，李泽厚与刘再复合作推出“告别革命”的对话录，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并未读到原着，只是道听途说只言片语，但当时揣摩他们也许想回国，是对执政当局的一个政治表态，虽然很有些不以为然，但也表示了某种程度的理解。
但是，当时间进展到2011年的时候，李泽厚——这位曾经成为一代青年启蒙导师的精神领袖竟然在“告别革命”的基础上再次发出了“告别辛亥革命”的怪论，认为他的“告别革命”就是要“告别辛亥革命”，这不仅是对辛亥革命伟大历史意义的低估，而且会对正在发生的中国民主人权事业产生错误的舆论引导。因此，李泽厚，纵然曾经俨然“泰山北斗”，也必须接受我的批评.
中华民族自夏王朝统治体系的建立开始，就开创了一套“目中无人”的社会官理制度，无论是夏商周还是自秦代以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都从来没有人民的主体地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历朝历代的执政者都把自己看作天子下凡，代表天帝管理人间，“天子主权论”、“君权神授论”、“朕即国家”论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执政合法性基础.而在专制皇权的淫威下，以孔夫子、董仲舒等人为代表的主流知识混蛋更是投其所好，书写大量以“君君臣臣”、“三纲五常”（核心是“君为臣纲”）为核心思想的普及读物，对“天地君亲师”的烧香、敬拜、下跪磕头成为每个家庭及其成员的日常生活，“儒表法里”的狼狈为奸极大地奴化和伤害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思维，它不仅使皇族世袭“家天下”局面成为“历史的必然”，而且使得反抗压迫、反抗暴政的每一次“人民起义”都习惯性地异化为“改朝换代”，“治乱盛哀”的“周期性”定律像无法去除的大魔咒一样在数千年的中华历史中不断轮回，以至于在英美革命百余年后，炎黄儿女？？还依然生活在“我大清”“皇阿玛”的专制主义统治下。国家依然是帝王的国家，政府依然是居高临下的统治衙门，庶民，只需要耕读传家、交纳“皇粮国库”就行了，至于自由、平等、人权思想是想也不敢想、想也想不来的，“皇阿玛”们依然陶醉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
但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统治者才发现列强已经将自己的经济扩张乃至于领土扩张推进到帝国门前——经过若干次“十全武功”与“坚船利炮”的战争较量，皇阿玛们所能做的除了割地，就是赔款，而且每次因战争失败所产生的损失和负担都毫无例外的转移到广大人民身上，国贼那拉氏甚至堆满微笑讨好列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正是在此悲摧不已的时代大背景下，才有了孙中山等人发起的辛亥革命。
孙中山一开始并不是革命者，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孙与早期改良者一样，曾上书李鸿章希求通过改革建立“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敞其流”的理想社会，但遭到李大人的冷遇。尤其是，甲午战争后康梁维新遭到腰斩，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屠杀于血泊之中时，孙中山等人才毅然放弃“改良”幻想，奋然执起“革命大旗”——辛亥革命终于渐次拉开了序幕。
但与以往王朝末期的“民变”完全不同的是，孙中山是一个完全吸纳了近代人类文明成果的人，他不但为革命立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民族主义目标，而且立定了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建国目标。尤其是“建立民国”的设想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华帝国几千年来专制主义家天下的惯性思维，也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王朝末期“改朝换代”的民变逻辑，向来被帝王贵冑视为草芥的“小民”、“庶民”只有到了孙中山这里才从制度设计上被推上了“国家主人”的地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中华民国的成立，不仅宣告了亚洲第一共和国的光荣诞生，而且光荣宣告以剥压人民为己任的专制主义“王”国历史和“帝”国历史的结束，尤其是带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在《约法》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宣布“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与此同时，《临时约法》还根据“天赋人权”论的原则具体规定了人民应该享有的多项重要权利，包括“言论、着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选举与被选举权”、“居住迁徙之自由”、“信教之自由”等等。此外，《临时约法》还基本规定了政治体制的分权原则，立法权归参议院，法院审判具有独立性，参议院、临时大总统之间能够相互制约.尽管《临时约法》的出台具有仓促性，还有待于完善，但它既是中华民族前进史程上的第一部民主宪章，也是一部伟大的人权宪章，它以最高约法的形式肯定了“天赋人权”思想和“人民主权”思想，“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法则的规定彻底颠覆了帝国时代的等级秩序，民主选举和分权原则的确立不仅宣布了政府的权力来源是基于人民的授权，而且有效防范了国家权力的世袭和独裁，而关键人权的国家保障则使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第一次在国家制度层面看到了自己的神圣和尊严。
普罗泰各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康德说“人是目的”，都从哲学高度规定了人的最高属性，但要实现“人是目的”（而不是“螺丝钉”）的最高属性，就必须建立起保障这一属性的社会政治制度，而人类的经验历史证明，唯有高扬民主大旗和人权大旗的民主宪政国家才能够有效完成“人是目的”的使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的发生、中华民国的成立、《临时约法》的诞生在中华民族史程上具有洗刷山河、整顿乾坤的意义，它是五千年中国文明史程上的第一次人权解放运动，从此，赤裸裸的等级秩序和皇权统治如落花流水，不复人心；从此，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理念成为百余年来先进中国人的最高政治诉求！
当然，客观的说，辛亥革命及其成果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其最典型表现是由于中华民国政府过于脆弱导致袁世凯的上台。袁死后，军阀林立，中国进入一个擂台比武、群雄逐鹿的混战时期，最后，中华民国政权被赶出大陆，客居孤岛，信奉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首都北京到辽阔边疆的成功统治。
但不能因为曾经出现过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和国共相煎，就要完全否定“革命”，就要“告别辛亥革命”，这完全是打错了板子。我们不能因为中华民国政权没有守住自己的果实就认为辛亥革命本身都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满清政府的专制腐败、卖国“维稳”早已失去了一个政权存在的正当目的，在其施加的无限剥压面前，人民革命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也因此，辛亥革命具有不容辩驳的历史正义性！更何况由这次革命产生的政权是一个以“三民主义”为己任的民主政权。这个新生民主政权被颠覆的最根本原因是专制主义历史太长，是民主人权普及不到位，是“救亡压倒启蒙”的结果，而不是辛亥革命本身的必然逻辑结果。美国独立战争也可能失败，但我们不能因为独立战争可能失败，就谴责列剋星敦的“枪声”。
更为可笑的是，李泽厚认为如果不发生辛亥革命，中国的政治改良一定会通过“皇阿玛”乃至“老佛爷”的驱动来完成。甚至李泽厚十分夸张的将改良的希望寄託在窃国女贼叶赫那拉氏身上。李泽厚在马国川对他的採访中不无惆怅的说道：“遗憾的是在1908年，慈禧死掉了，……如果她晚死十年也好了，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了”，“慈禧有权谋……如果慈禧活着，即使发生辛亥革命，很快就会被慈禧压下去的”。在李泽厚看来，那拉氏手上沾满了改良派谭嗣同们的鲜血还不够，如果活着，还应该把孙中山、黄兴等人拉到菜市口砍头——这叫什么逻辑，真是“越老越糊涂”！
但问题在于李泽厚巴望女贼的想法是他相信叶赫那拉氏能够推动中国的政治改良和社会改良，并认为自己有“充分根据”，但问题真是那样吗？历史的真相是早在1840年代就有魏源、林则徐等人呼籲改革。当“有权谋”的慈禧通过宫廷政变垂帘听政后，早期改良派如王韬、冯桂芬、郑观应、薛福成、郭崇焘、徐继畲等人都先后呼籲过包括“设议院、开国会”在内的改良主张，但窃国女贼採纳了吗？改良了吗？中日甲午战争，小日本打败天朝大国，举国震惊，才有声势浩大的康梁维新运动，此时，女贼已操纵大位三十多年，但一旦改良涉及到她的权力和地位问题，改革派便被推上断头台，在此情况下，凭什么说女贼慈禧如果1908年不死，如果再活十年，杀掉孙中山、黄兴等革命人士后就能搞什么“开明专制”、推行君主立宪、甚至倡导民主、自由、人权呢？这不是一厢情愿的癡人说梦是什么？！真是糊涂到了极点！
当然，从言论自由的角度讲，作为“一家之言”，李泽厚先生是可以如此放言胡说的。但作为一个曾经的学界“长老”，他对辛亥革命正义性的肆意否定，对辛亥革命伟大成果的视而不见，对辛亥革命局限性的无限夸大，对窃国女贼慈禧的改革幻想都是一种违背历史、违背常识的偏见。因此，我们应该“告别”的不是“辛亥革命”，而应该“告别”的是李泽厚和他的“告别革命论”——至于李老先生本人，还是放牛桃林、归马华山，静悄悄地享受落日的余晖吧。
2012-1-8于北京西湖新村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14/2012
曾经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李泽厚先生在我的心中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1988年秋我刚进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曾于无意中在宿舍楼下垃圾筐中看到一本被雨水浸泡得皱皱巴巴的书——《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作者：李泽厚，出于对书的爱好，我将之捡起并做了阅读，结果我发现这是一本非常合我胃口的书，李关于“启蒙与救亡”的观点，他对陈独秀、胡适、毛泽东、鲁迅等人的思想分析都让我受益非浅.随后我又先后阅读了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以及《美的历程》，对于他的“心理积淀”说、“美即和谐”说、“主体性实践哲学”、“实践美学”理论颇有涉猎.但他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西体中用”理论，李虽然不是“全盘西化”派，但他的“西体中用论”对中国近代以张之洞为代表“中体西用论”者是一次成功的思想颠覆。对民主自由等现代化的思想追求使得我不自觉的发展成为李的“fans”。
记得有一次在政教系和大学团委举办的一次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周日文化辩论会上，我以自己的理论雄辩极为成功地压倒包括几个青年老师在内的公开辩论，使得一位中文系的研究生在辩论会结束后对我说：“你应该考李泽厚或者刘再复的研究生。”六四屠杀后，我得以侥倖从京城回母校读书，我一头扎进哲学王国中，当西方哲学史从米利都学派研读到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时，我发现康之三大“批判”着作极为晦涩难读，简直读不下去，无奈又开始寻找有关康德哲学的二手读物，结果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帮了我很多忙，使我对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不仅有了自己的认知，而且使我对头顶之“浩瀚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也有了同样的敬畏。与此同时，康德的“普遍立法”、“人是目的”、“意志自由”理论也成为我后来从事一些社会政治活动的哲学基础.从青年时代的思想启蒙和理论训练角度讲，我是应该向李泽厚先生表示应有的谢意和敬意的。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去看望老人家当面表达.
但是，对唯物主义、集体主义和马列主义的反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却使我开始渐渐疏离对李的迷恋，尤其是刘晓波的出现使李泽厚在我心中的偶像地位开始彻底坍塌。
对于刘晓波，坦率地讲，大学一年级时我并没有接触到他的思想，只是在学潮中才具体了解刘晓波的“文坛黑马”身份。在大二开始哲学研读时，我也想办法找来了他的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以及《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虽然我非常反感“300年殖民地”理论，但我对他在《选择的批判》一书中所表述的对理性、对集体主义、对“美即和谐”理论、对阿波罗（太阳神）精神的否定和批判，对感性、对个性、对悲剧审美、对自由选择、对“美即冲突”、对狄奥尼索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精神的渴望和赞美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共鸣，把刘晓波读完再回头来看李泽厚，已经渐行渐远、模糊不清，我所购买的有关李泽厚的书籍只好被摆到书架上最为偏僻的角落。
1995年，李泽厚与刘再复合作推出“告别革命”的对话录，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并未读到原着，只是道听途说只言片语，但当时揣摩他们也许想回国，是对执政当局的一个政治表态，虽然很有些不以为然，但也表示了某种程度的理解。
但是，当时间进展到2011年的时候，李泽厚——这位曾经成为一代青年启蒙导师的精神领袖竟然在“告别革命”的基础上再次发出了“告别辛亥革命”的怪论，认为他的“告别革命”就是要“告别辛亥革命”，这不仅是对辛亥革命伟大历史意义的低估，而且会对正在发生的中国民主人权事业产生错误的舆论引导。因此，李泽厚，纵然曾经俨然“泰山北斗”，也必须接受我的批评.
中华民族自夏王朝统治体系的建立开始，就开创了一套“目中无人”的社会官理制度，无论是夏商周还是自秦代以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都从来没有人民的主体地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历朝历代的执政者都把自己看作天子下凡，代表天帝管理人间，“天子主权论”、“君权神授论”、“朕即国家”论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执政合法性基础.而在专制皇权的淫威下，以孔夫子、董仲舒等人为代表的主流知识混蛋更是投其所好，书写大量以“君君臣臣”、“三纲五常”（核心是“君为臣纲”）为核心思想的普及读物，对“天地君亲师”的烧香、敬拜、下跪磕头成为每个家庭及其成员的日常生活，“儒表法里”的狼狈为奸极大地奴化和伤害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思维，它不仅使皇族世袭“家天下”局面成为“历史的必然”，而且使得反抗压迫、反抗暴政的每一次“人民起义”都习惯性地异化为“改朝换代”，“治乱盛哀”的“周期性”定律像无法去除的大魔咒一样在数千年的中华历史中不断轮回，以至于在英美革命百余年后，炎黄儿女？？还依然生活在“我大清”“皇阿玛”的专制主义统治下。国家依然是帝王的国家，政府依然是居高临下的统治衙门，庶民，只需要耕读传家、交纳“皇粮国库”就行了，至于自由、平等、人权思想是想也不敢想、想也想不来的，“皇阿玛”们依然陶醉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
但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统治者才发现列强已经将自己的经济扩张乃至于领土扩张推进到帝国门前——经过若干次“十全武功”与“坚船利炮”的战争较量，皇阿玛们所能做的除了割地，就是赔款，而且每次因战争失败所产生的损失和负担都毫无例外的转移到广大人民身上，国贼那拉氏甚至堆满微笑讨好列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正是在此悲摧不已的时代大背景下，才有了孙中山等人发起的辛亥革命。
孙中山一开始并不是革命者，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孙与早期改良者一样，曾上书李鸿章希求通过改革建立“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敞其流”的理想社会，但遭到李大人的冷遇。尤其是，甲午战争后康梁维新遭到腰斩，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屠杀于血泊之中时，孙中山等人才毅然放弃“改良”幻想，奋然执起“革命大旗”——辛亥革命终于渐次拉开了序幕。
但与以往王朝末期的“民变”完全不同的是，孙中山是一个完全吸纳了近代人类文明成果的人，他不但为革命立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民族主义目标，而且立定了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建国目标。尤其是“建立民国”的设想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华帝国几千年来专制主义家天下的惯性思维，也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王朝末期“改朝换代”的民变逻辑，向来被帝王贵冑视为草芥的“小民”、“庶民”只有到了孙中山这里才从制度设计上被推上了“国家主人”的地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中华民国的成立，不仅宣告了亚洲第一共和国的光荣诞生，而且光荣宣告以剥压人民为己任的专制主义“王”国历史和“帝”国历史的结束，尤其是带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在《约法》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宣布“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与此同时，《临时约法》还根据“天赋人权”论的原则具体规定了人民应该享有的多项重要权利，包括“言论、着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选举与被选举权”、“居住迁徙之自由”、“信教之自由”等等。此外，《临时约法》还基本规定了政治体制的分权原则，立法权归参议院，法院审判具有独立性，参议院、临时大总统之间能够相互制约.尽管《临时约法》的出台具有仓促性，还有待于完善，但它既是中华民族前进史程上的第一部民主宪章，也是一部伟大的人权宪章，它以最高约法的形式肯定了“天赋人权”思想和“人民主权”思想，“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法则的规定彻底颠覆了帝国时代的等级秩序，民主选举和分权原则的确立不仅宣布了政府的权力来源是基于人民的授权，而且有效防范了国家权力的世袭和独裁，而关键人权的国家保障则使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第一次在国家制度层面看到了自己的神圣和尊严。
普罗泰各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康德说“人是目的”，都从哲学高度规定了人的最高属性，但要实现“人是目的”（而不是“螺丝钉”）的最高属性，就必须建立起保障这一属性的社会政治制度，而人类的经验历史证明，唯有高扬民主大旗和人权大旗的民主宪政国家才能够有效完成“人是目的”的使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的发生、中华民国的成立、《临时约法》的诞生在中华民族史程上具有洗刷山河、整顿乾坤的意义，它是五千年中国文明史程上的第一次人权解放运动，从此，赤裸裸的等级秩序和皇权统治如落花流水，不复人心；从此，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理念成为百余年来先进中国人的最高政治诉求！
当然，客观的说，辛亥革命及其成果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其最典型表现是由于中华民国政府过于脆弱导致袁世凯的上台。袁死后，军阀林立，中国进入一个擂台比武、群雄逐鹿的混战时期，最后，中华民国政权被赶出大陆，客居孤岛，信奉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首都北京到辽阔边疆的成功统治。
但不能因为曾经出现过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和国共相煎，就要完全否定“革命”，就要“告别辛亥革命”，这完全是打错了板子。我们不能因为中华民国政权没有守住自己的果实就认为辛亥革命本身都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满清政府的专制腐败、卖国“维稳”早已失去了一个政权存在的正当目的，在其施加的无限剥压面前，人民革命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也因此，辛亥革命具有不容辩驳的历史正义性！更何况由这次革命产生的政权是一个以“三民主义”为己任的民主政权。这个新生民主政权被颠覆的最根本原因是专制主义历史太长，是民主人权普及不到位，是“救亡压倒启蒙”的结果，而不是辛亥革命本身的必然逻辑结果。美国独立战争也可能失败，但我们不能因为独立战争可能失败，就谴责列剋星敦的“枪声”。
更为可笑的是，李泽厚认为如果不发生辛亥革命，中国的政治改良一定会通过“皇阿玛”乃至“老佛爷”的驱动来完成。甚至李泽厚十分夸张的将改良的希望寄託在窃国女贼叶赫那拉氏身上。李泽厚在马国川对他的採访中不无惆怅的说道：“遗憾的是在1908年，慈禧死掉了，……如果她晚死十年也好了，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了”，“慈禧有权谋……如果慈禧活着，即使发生辛亥革命，很快就会被慈禧压下去的”。在李泽厚看来，那拉氏手上沾满了改良派谭嗣同们的鲜血还不够，如果活着，还应该把孙中山、黄兴等人拉到菜市口砍头——这叫什么逻辑，真是“越老越糊涂”！
但问题在于李泽厚巴望女贼的想法是他相信叶赫那拉氏能够推动中国的政治改良和社会改良，并认为自己有“充分根据”，但问题真是那样吗？历史的真相是早在1840年代就有魏源、林则徐等人呼籲改革。当“有权谋”的慈禧通过宫廷政变垂帘听政后，早期改良派如王韬、冯桂芬、郑观应、薛福成、郭崇焘、徐继畲等人都先后呼籲过包括“设议院、开国会”在内的改良主张，但窃国女贼採纳了吗？改良了吗？中日甲午战争，小日本打败天朝大国，举国震惊，才有声势浩大的康梁维新运动，此时，女贼已操纵大位三十多年，但一旦改良涉及到她的权力和地位问题，改革派便被推上断头台，在此情况下，凭什么说女贼慈禧如果1908年不死，如果再活十年，杀掉孙中山、黄兴等革命人士后就能搞什么“开明专制”、推行君主立宪、甚至倡导民主、自由、人权呢？这不是一厢情愿的癡人说梦是什么？！真是糊涂到了极点！
当然，从言论自由的角度讲，作为“一家之言”，李泽厚先生是可以如此放言胡说的。但作为一个曾经的学界“长老”，他对辛亥革命正义性的肆意否定，对辛亥革命伟大成果的视而不见，对辛亥革命局限性的无限夸大，对窃国女贼慈禧的改革幻想都是一种违背历史、违背常识的偏见。因此，我们应该“告别”的不是“辛亥革命”，而应该“告别”的是李泽厚和他的“告别革命论”——至于李老先生本人，还是放牛桃林、归马华山，静悄悄地享受落日的余晖吧。
2012-1-8于北京西湖新村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1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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