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民主中国》2010.1.10.
草根维权+精英奋斗=中国的民主事业
——六四“敢死队长”孔险峰访谈录
赵常青（中国公民）
二十年前的1989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数十万学生卷入其中。六四大屠杀后，几乎所有的学生领袖与学运骨干都被当局“秋后算账”，很多学生被捕入狱。
孔险峰，对外经贸大学日语外贸专业87级学生。1989年夏天，他不仅积极参与了学潮，而且还是北高联学生“敢死队”的重要负责人之一。六四惨案发生后，他与同学又一块去往天津向集会群众做演讲说明北京屠杀之真相，结果被便衣警察跟踪逮捕送往秦城监狱。1991年2月他被北京市中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之后被解往臭名昭著的辽宁省凌源监狱服刑。在监狱里由于抗拒改造等原因被残酷迫害，落下了很多疾病，如慢性胃病、肾炎等。2009年12月当我和友人前去看望他时，他告诉我们他在监狱落下的慢性肾炎已经在两年前转化为尿毒症，医院大夫说“必须换肾”。由于巨额医疗开支无着落，手术拖到现在也无法进行。两年来，每天都要做几次透析，不仅很麻烦，而且同样花费巨大……
这让我的心里感到非常的沉重，一种阴影渐升心头——我想起了蒲勇先生，蒲勇先生因抗议北京当局的六四大屠杀行为而被四川地方当局处刑十年，在狱中落下胃病，后转化为胃癌。由于缺乏医疗保障，更由于经济贫困——2002年11月终于不医而逝……
现在，同样为中国民主事业做出巨大牺牲的孔险峰先生又因尿毒症而病倒了，同样因为难以负担的巨大医疗开支而不得不看着自己的疾病一天比一天恶化，这是令人难以容忍的事。我不希望蒲勇先生曾经的悲剧在孔险峰先生身上继续上演。也因此，2009年的12月24日我对孔险峰先生作了一次专门采访，现将本次采访内容整理出来发表，以期海内外所有良心人士能够关注孔先生的疾病，并给予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帮助。
“也要对内开放”
——峥嵘少年孔险峰
常青：你好，险峰，咱们今天随便聊聊，就从童年开始吧。
险峰：好。我祖籍山东曲阜，为逃荒，爷爷奶奶举家迁往东北。在大连，奶奶遇到了一位传教士，开始信仰并传播基督福音，此后我奶奶成为辽西传教第一人。既就是今天，当地老辈人提到孔老太太时还会赞口不已。我父母是到处流动的基建工程兵，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到七十年代前期参加了西南“大三线”建设。1970年的3月1日，我就出生在父母工作过的贵州六盘水市，77年父母调往唐山工作，我也就随之来到唐山，此后在唐山了度过了自己的小学时代和中学时代。
常青：估计中小学时代你也是“好学生”吧。
险峰：呵呵，坦率的说，在整个中小学时代，我都一直是“三好学生”，学习总在前面，身体特棒，老师夸奖，同学喜欢，甚至有些嫉妒。
常青：当过班干部吗？
险峰：当得不多，最多当过生活委员，我不是当“官”的料。
常青：你在中学时代的思想状况如何？
险峰：我的思想一直比较活跃，除了学习外，还积极参加学生社团的活动，学校有诗社，我写过一些诗、散文，曾经萌生过当“诗人”或“作家”的想法。85年元旦还在学校与其他同学组织过一次“交谊舞会”受到老师批评，学校从此不再召开晚会了。
常青：在高中时代，是否有过思想“异动”的苗头？
险峰：有，还在高二时我就萌芽过“对内开放”的想法，邓小平不是提出要“对外开放”吗？我觉得光“对外开放”是不够的，也要对内开放，尤其是言论自由的开放。而且我当时还认为雷锋是靠不住的，我感到雷锋只不过是上面有意塑造的一个先进人物而已，雷锋的故事里包含着许多人为的夸张和想象。
常青：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异端”的思想端倪呢？
险峰：我当时读过一些很好的书和杂志，如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还有《读书》杂志、《新华文摘》等，还接触过尼采、萨特的东西，读过尼采专家周国平的文章。尽管有些东西我并不能完全理解和消化，但对于我的独立思考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常青：在86年底的合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发生过一次规模不小的学潮，你当时是如何反应的？
险峰：我当时正上高三（第一学期），由于功课紧张，没有过多关心，但我觉得“自由化”是个好东西，对于方励之也很认同。
“邓小平思想已经不适合改革了”
——“天之骄子”孔险峰
常青：87年你参加高考时，年仅17岁，你为什么会报考“对外经贸大学”呢？
险峰：有三点原因，其一，觉得名字好听，新鲜；其二，整个八十年代官方都在喊搞经济建设，这对自己是有影响的；其三，自己有“想出国”的想法，而对外经贸大学能够从这三个方面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所以就报考了。
常青：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因为从数量上讲还很少，中学毕业生只有少数人能够进入高校深造，所以当时的大学生被社会赞誉为“天之骄子”，请问你当时的感受如何？
险峰：我倒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家里人不这样看，觉得我为他们争光了，因此给我单独腾了间房子，待遇跟以前很不一样了。
常青：谈谈你初入学时的情况。
险峰：87年秋天入学后有几个文化事件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是第一次看麦当娜和杰克逊的演唱录像，觉得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美的音乐和舞蹈，也因此对美国的看法也不一样了；还有一个文化事件就是第一次看《007》，因为它是反共的，觉得：“哦，还有这种观念！”觉得很震撼。
常青：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化讨论很热，校园文化活动也很多，你们学校的情况怎样？
险峰：我们学校里的文化活动也很多，几乎每天都有文化讲座。象刘心武就来做过讲座，讲他的创作历程及对一些不健康文化现象的批评。不过给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刘晓波的一次讲座。
常青：刘晓波去过你们学校做报告？
险峰：是的，刘晓波演讲的题目好像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那天，刘晓波一口气讲了四个多小时，平时只能容纳三四百人的阶梯教室不仅座无虚席，而且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有上千人听讲，大家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刘晓波在台上敢说敢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连许多听讲的老教授们也不停地击节赞赏。我也认真的做了笔记。
常青：听刘晓波的演讲有什么收获？
险峰：听完报告，我有一种冲动，觉得中国社会是该变了。回过头来，我的自由主义思想大概受刘晓波的影响最大。
常青：当时的官方舆论喉舌像曲啸、李燕杰等人是否去过你们学校演讲？
险峰：没有，外经贸大学是经济类院校，号称是“中国红色商人的摇篮”，所以校园的商业文化发达，很多学生都忙着做生意挣钱，如做家教、做翻译、倒外汇、倒电视机什么的，强调实际，对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兴趣不大。老师讲课时，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人爱听，但若讲亚当斯密、李嘉图的古典自由主义贸易理论，大家都爱听。记得有一节课老师提问一个问题让一个同学回答，这个同学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回答，结果老师打断了这个同学的发言，说“别说了，这个不是经济学，经济学要解决实际问题，你这个能解决实际问题吗？”这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们学校要说先进它也很先进，要说堕落它是很堕落的，就是“现实”、就是“钱”，呵呵……
常青：当时北京的文化沙龙特别活跃，你是否去过北大参加沙龙方面的活动？
险峰：我当时属于大学低年级，学校里面的文化讲座已经很多，而且就我本人而言，对政治层面的东西本来就没有太多的兴趣，所以当时没有去过北大听讲座。
常青：十三大之后有一部政论片《河殇》引起全国性的关注，这部片子对你有什么影响？
险峰：这部片子对我影响很大，对好多同学的影响也很大，因为它是一种新的历史观。记得好像苏晓康也到我们学校去演讲了，可惜我当时在忙别的事，没顾得去听。但这个片子对我们触动都很大，觉得很有意思，原来历史也可以这样去写的。
常青：88年下半年经济形势很热，包括物价大涨、通货膨胀、抢购风潮等等，这些现象在你的心里有没有产生一些社会危机的暗示？
险峰：应该说当时心里有些忧患，但还不是很强烈。
常青：看没看过苏晓康的《神圣忧思录》？还有李泽厚与温元凯关于改革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对话，读过没有？
险峰：苏晓康的这本书可能看过，但印象不深。但温元凯与李泽厚的对话我看过，当时的《新华文摘》收录了这篇文章，我觉得温、李二人都有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都在呼唤更进一步的社会改革。
常青：李泽厚作为八十年代的启蒙大师，曾经提出过让官方很不高兴的“西体中用”理论，对此你是否了解？
险峰：了解一些，当时我们购买的比较多的书籍便是“走向未来丛书”，谈的是“三个面向”的问题，觉得很好。我当时就认为资本主义化是必由之路、私有化是必由之路，西化就是自由化，自由化就是好！
常青：读过严家其与其夫人高翱合著的《文革十年史》没有？这是文革后第一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专著。
险峰：读过，但感觉很粗糙。在历史问题上倒是一位给我们开设近代史课的历史老师给我影响很大，他告诉我们八年抗战，国民党的军队是主力军，是“国军”在支撑着中国抗战，这让我有了一个新的历史观，因为原来的中学教科书只是讲共产党多么多么勇敢伟大，说的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现在却不是那回事。这让我开始对历史、世界、中国进行新的独立思考，思想开始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全面的碰撞，这应该算作我上大学之后在思想层面的一个很大的收获。
常青：在89年学潮发生以前，还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影响了你在学潮中的选择？
险峰：有，那就是88年底在我们学校里发生了一次小学潮，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个学生被社会上的流氓打死了，学生群情激愤，纷纷在校园集会进行抗议，最后学校召开了追悼会，当时的外经贸部副部长李岚清出席了这一次追悼会，当时他们领导都坐在前排主席台上，结果中途一个学生站起来发言，要求那些领导都站起来哀悼——领导们面面相觑了一阵子，尽管脸色很难看，也只好站起来。这件事我觉得很受鼓舞，原来学生也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表达政见的。它可以看作是89学潮在一个小范围内的预演。
常青：当时关于改革你都做过什么样的思考？
险峰：89年春关于改革的话题很多，怎么推进改革，新旧思想交锋很激烈。我曾经对邓小平是很迷信的，但89年春我便开始反思邓小平了，我觉得邓小平思想已经不适合改革了，再往前，我觉得邓小平思想开始成为中国改革的最大阻力和改革的桎梏了。
“保卫广场学生，保卫民主运动”
——“敢死队长”孔险峰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
由于胡耀邦在真理标准大讨论问题上、在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在改革问题上的巨大贡献，使得他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留下了很好的改革开明的印象，他的突然辞世，在中国大地尤其是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以高校学生为主体的悼胡运动迅速由北京波及全国。而孔险峰也随着学生运动的演进，由一个“对政治不是很感兴趣”的学生而一步步地迈向了学运的前沿、迈向了历史的深处——
常青：请你谈谈胡耀邦逝世当天的情况。
险峰：胡耀邦作为改革的旗手给人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而且他87年下台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搞改革的人为什么会被赶下台呢？因此他的突然辞世给人震撼很大。记得4月15日耀邦逝世当天，北京下着小雨——真是老天垂泪、大地举哀呀！上苍对耀邦的辞世也感到难过。当天傍晚，校园里就出现了悼念耀邦的条幅、挽联，此后几天有一些学生开始书写大字报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及86年的反自由化思潮。但总体上外经贸大学要比北大、清华、北师大慢半拍，大部分同学都觉得自己的前途很好，将来毕业后去安心的做一个“红顶商人”就是，又能挣钱，又能出国，有社会地位、很风光，因此在前期悼胡阶段，我们学校绝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大的动作。
常青：4月20号，所谓的“冲击新华门”事件，你在场没有？
险峰：没有，我当时不在场。
常青：4月22号的悼胡活动你参加了吗？那一天，当局迫于压力召开了胡耀邦追悼会。
险峰：是的，4月22号的悼念活动我参加了，好多同学、包括好多老师也参加了。我和一些学生的心理一样，觉得胡耀邦就这样走了很遗憾，当局应该有个新的说法。
常青：谈谈你个人对耀邦的认识？
险峰：我觉得他是个改革家，是改革旗手，是邓小平一手把他拉下马的，我觉得邓小平变成了改革的桎梏和障碍，逻辑很简单，你把改革的旗手往下拉，那你还能是什么人？
常青：4.22追悼会结束后，你又参加了哪些活动？
险峰：追悼会结束后，我们学校停了两天课，但很快又复课了。4月25号我去到当时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找同学，却看到他们学校有很多学生在集会演讲，谈腐败问题、官倒问题和改革问题，这让我心里很激动。回到学校后我就开始找其他系的同学商量我们学校的运动问题。4.26社论出来后，大家都很气愤，但我们学校还依然没有什么大的动静。
常青：那么，4.27大游行你们学校参加了吗？
险峰：没有人来组织，学校继续上课，我想参加游行抗议，便独自跑出学校去到北师大，“混”到北师大的队伍里参加抗议游行，那一天的游戏队伍真壮观！
常青：4.27大游行结束后你的生活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参加了哪些活动？
险峰：4.27游行结束后直到五四大游行的这段时间，我们学校处于一种半停课状态，学校内部也有一些小规模的集会演讲，我呢，上午上课，下午和晚上便去到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听演讲、看大字报，再做些串联活动。五四游行结束后，学校又基本全面恢复了教学秩序，直到5月13日北京所有高校的全面罢课！
常青：你们外经贸大学的首次全面罢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险峰：5月13号，当时北京高校已经有好多学生开始在广场绝食、静坐，场面非常感人。
常青：5月18号赵紫阳去广场看望学生时你见到了吗？
险峰：我当时就在广场东北口，离他很近，看到他神情很抑郁，他讲的话也叫人很悲愤，他流泪的时候，我的心里真是很难过的，感到改革派被逼向墙角了。
常青：你对赵紫阳的认识前后有什么变化没有？
险峰：有变化，应该说我对他的印象不是太好，首先，我觉得他在政治上有些骑墙派的色彩，尤其在促使胡耀邦下台的问题上他给我的印象很不好，觉得他好像是抵制自由化的，而我却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其次，关于腐败问题，他们家的问题也出来了，虽然没有得到证实，但民间的大量传说一般不会是空穴来风。所以在学潮前期我对他是谈不上什么好印象的。后来当然不一样了，他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谈话尤其是他拒绝出席万人大会，拒绝军队进城让我感到了他的伟大，感到了他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人道主义者。
常青：我听说你是学生“敢死队”队长，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组织“敢死队”的？能否谈谈你组织敢死队时的心理动机和相关活动？
险峰：5月13号，数千学生在广场纪念碑下宣布绝食，同学们开始以生命为代价呼吁当局进行政治改革，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这让我十分感动，看到每天都有因绝食而被送上救护车的学生，我觉得自己必须将自己的青春也奉献给这一伟大的事业！5月19号晚当局召开万人大会，李鹏、杨尚昆在会上发表了阴森森的讲话，宣布从5月20号凌晨开始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我想到戒严部队会对绝食学生的生命构成巨大威胁，于是决定组织“敢死队”，以保卫广场学生，保卫民主运动。
常青：在你组织敢死队时，有没有意识到组织敢死队的后果和风险？
险峰：意识到了，最严重的风险便是丢掉生命。但当时不管那么多了，我们有那么多男女同学在绝食，他们都能为理想、为改革而牺牲，我为什么就不能？于是决定组织敢死队，决定以血肉之躯来抵挡军队进城，保证学生民主运动不至中途夭折。
常青：听说当时你家里人给你打电报了。
险峰：是的，我母亲害怕我出事，从辽宁给我发电报要我回家，还让我舅舅到北京来找我，可是我能回去吗？我已经决定用行动——用“敢死”的行动来捍卫学生民主运动，我当然不会被母亲的一纸电报就叫回去。
常青：于是你便坚持下去了？
险峰：是的，民主运动正在危急中，我怎么能溜走呢？当时自己的那种牺牲精神现在想起来还会让我自己感动的，比如说，连续几天几夜巡回视察，几天几夜不睡觉，结果有一天因为太疲劳，骑车时，骑着骑着便 “咣当”一下撞在树上了……为什么呢？太疲劳，骑在车上便睡着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当时并不是敢死队长，敢死队长是北京体育学院的一个叫张健的学生，据说他现在在英国，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我只是崇文门地区的敢死队负责人，在5月20号以后军队要进城时，我直接带领其他学生去做军队的工作，比较成功地阻止了军队的入城。
常青：塑造女神像的时候你在不在？
险峰：在，时间应该是在5月29号晚上。
常青：请谈谈你看到女神像时的心理感受。
险峰：中国人被压抑得太久，因此最需要的就是民主和自由。看到女神像在广场竖起，心里很有些激动，觉得今后的中国人再来天安门广场时就不仅仅会看到那些象征专制的符号了（如毛像、毛尸），还会看到民主女神高举的圣火。不过塑像本身很粗糙，仿佛很脆弱，经不起风吹雨打，这可能和当时的条件有关系。希望将来重新塑造女神像时能够塑造成永久性的建筑物。
常青：我认为你的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在将来民主实现了的时候，一定会在原地重新塑造起一座宏伟庄严的民主女神像。同时会将毛像扔到余杰所说的那个“毛厕”中去的。
“向外界宣传北京屠杀真相”
——“反革命宣传分子”孔险峰
1989年5月20号凌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由于广大北京市民和学生的顽强抵挡，特别是由于有着大量的象孔险峰一样准备将青春和生命奉献给中国民主事业的“敢死队员”的存在，导致军队在近乎十余天的时间里无法有效地执行戒严命令，这应该说是孔险峰们和广大市民所创造的奇迹。但是让险峰和广大学生市民都没有想到的是，独裁者实施镇压的意志决绝，于是在公元1989年的6月3日夜晚和6月4清晨，在北京发生了惨绝人寰的血腥一幕……孔险峰，也因为当局的血腥镇压而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革命分子”……
常青：六四大屠杀发生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险峰：说来奇怪，六四大屠杀的时候我刚好错过了，我在6月2号便回到唐山去了。因为从5月20号当局发布戒严令到6月初的这十来天时间里，军队都被成功的阻止在城外，大部分学生都想到军队可能不会进城了，我也是这样想的，因此大家从思想上都松懈下来了，放松了警惕。而且当时的自己已经很疲惫，广场上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也让人很困惑，比如说有三个湖南人往毛像上投掷鸡蛋，却被纠察队员扭送公安局了，我就觉得很不理解，为什么要把他们扭送公安，他们不是反独裁吗，我们不是争民主吗？争民主的怎么把反独裁的送交官府了呢，我觉得这让人很困惑。由于这种思想上的困惑、松懈加上身心两方面的极度疲惫，我于6月2号离开北京回唐山了，但也就在我回唐山的日子里，最血腥的大屠杀却开始了！
常青：你是什么时间知道北京发生了镇压？又是怎样反应的？
险峰：我回唐山后在家呆了两天，6月4号晚上乘火车回到北京，在火车上我听说了北京所发生的事情，当时心里很急，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于是带着一种焦灼的心情从北京站下车后直奔崇文门。沿途还听到此起彼伏的枪声，回到崇文门后看到原来每天聚集的人群早已被冲散，还剩下十来个人，其中有原来的敢死队员。听他们说，军队开枪了，死了很多人，我看到崇文门附近我们原来设为路障的多辆公共汽车已经被烧毁，有的还在燃烧，有的在冒烟，地面上有很明显的血迹，一滩一滩的，防护栏被冲得七扭八咧的。于是我又带着两个人想前往天安门广场了解情况。可走到东单、东长安街一看，发现整个大街的水泥路面已经（被坦克）掀成浮土，地面上还有一些燃烧瓶、石砾、砖头一类的东西，被烧毁的公共汽车到处都是。巷子里面还有一些人在观望，大规模的抵抗已经过去。而通往天安门广场的街面已经被军队控制，广场那边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同时有枪声不断划过夜空，气氛恐怖。
常青：在此情况下，你当时准备怎么办？
险峰：大家都心情沉重、压抑、悲愤满腔，又不敢贸然行事，只好折回崇文门，去到社科院宿舍楼楼顶，当时楼顶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在观望——只见大街上出现了一支大约上百人的部队分三个方阵向广场方向前进，只见他们身着迷彩，头戴钢盔，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步伐整齐地向前走着，看起来和希特勒的党卫军差不多。这时我们对面楼房里的人们开始喊口号，“打到李鹏！”“不许镇压学生！”等等，结果，下面带队的军官一声令下，一百多人的部队齐刷刷地斜端着枪开始向对面楼上射击，“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响了好一阵子，楼上静默了一会儿，又开始响起宏伟的《国际歌》歌声……
常青：你当时注意到有人受伤没有？
险峰：有，附近有一所同仁医院，我没有进去查看，但医院门口停放着许多担架。
常青：请你谈谈6月5号的情况。
险峰：6月4号晚我就住在社科院地下室，6月5号一大早我便赶回学校。但当时的学校已经没有多少人，留下来的人都也人心惶惶，大多同学也都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回家。我当时想，不能回家，北京既然已经发生严重流血事件，那就要将这个情况带出去，让外界了解真相，鼓动更多的人来声援北京。于是我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行李，便和在崇文门结识的一个叫“王**”的工人敢死队员一块乘火车去天津了，这个工人后来被判了七年，但多年来一直为能够联系上。
常青：你去天津开展了一些什么活动？
险峰：当时就两个想法：其一是向外界宣传北京屠杀真相；其二是鼓动，鼓动更多的人起来声援北京。天津是计划中的第一站，然后准备南下济南、上海，甚至前往西安、成都。6月5号晚上到达天津，便去了天津大学，第二天上午在南开大学附近的一个立交桥上向在此集会的数千市民做了宣传和鼓动，号召天津人民起来声援北京，抗议政府的屠杀行为，并带领大家呼喊口号，口号中有“打到李鹏！”“打到共产党！”的内容，结果被便衣警察盯上，当天晚上在天津西站被四五个便衣逮捕。
常青：他们逮捕你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险峰：过来四五个便衣到跟前，其中一个人对我说：“走，跟我们走一趟！”便把我们带走了，简单登记后即将我送往一个看守所关押，6月9号又将我转移到天津监狱关押，到6月14号便将我们在天津被逮捕的几个人转往北京的秦城监狱。
常青：我是6月13号被关进秦城监狱的，我关在六号监室，你关在几号？
险峰：我被关在14号。我进去的时候号子里还没有人，后来又陆陆续续地关进去七个人，他们分别是：
王立刚，首钢工人，17岁。
潘 强，山东大学学生。
刘 俭，廊坊师专学生。
方 克，人民大学博士生，和江棋生是同学。
陶永仪，社科院经济学博士。
哈 斯，内蒙古师范大学学生，外高联负责人之一。
贾爱民，北师大高联秘书长。
这些人在半年之内也都陆陆续续的被放出去了，到89年11月号子还剩下哈斯、贾爱民和我三个人时，把我们又给转了新号子，但时间不长，那两个也被释放了，到90年春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常青：对于秦城监狱你还有哪些记忆深刻的事情？
险峰：还记得七月中旬的那个油腔滑调的头头在走廊里给我们训话，还记得有一天全部囚徒齐声高唱《国际歌》，还记得那个“猪大夫”很坏，不管谁生病了都是给两片什么去痛片、阿司匹林什么的；尤其是12月底从广播里听到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被枪毙了的时候，心里感到很振奋——这件事对管教干部的影响也很大，因为从那以后，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明显要比以前要好得多。
常青：你关押的时间比较长，当时关于个人人生方面的思考有哪些？
险峰：当时的我感到很绝望，我想我可能会被拉出去枪毙，也可能会就这样关押一辈子，因而反而懒得去思考，云里雾里糊里糊涂地往前过吧。
常青：他们当时主要审查你哪些问题？
险峰：两个方面，一个是六四期间的活动，另一个是都和哪些人联络。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只承认我一个，和别人没关系。关于六四期间的活动问题，我承认我演讲了，我承认我在演讲中号召“打倒李鹏”、“打倒邓小平”、“打倒反动政府”的事实，并愿意为此承担责任。
常青：能否谈谈起诉和宣判的情况？
险峰：我是91年春节前由北京市检察院发的起诉，当时官方给我指定了两名律师，一个叫彭刚，还有一个忘了，非常恶心，律师对我说什么：家里人好着呢，你要在这里好好反思，认清形势，前途还会有的等等，非常恶心。过完春节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便开始审判，我是第一批审判的。当天把我和我的同案、张铭、王有才一块拉往法庭，法庭只走了一下形式，前后审理总共不到两小时就结束了。尤其是法庭辩论非常糟糕，律师表现极为恶劣。几乎不让我说话。我回到号子后将这个情况讲给大家听，弄得群情激愤。其结果是到第二天审理郑旭光时，郑旭光当庭辞掉律师，开了历史先河。
常青：郑旭光为什么要辞掉律师？
险峰：因为律师开始辩护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郑旭光在学校上学时表现一向良好，并非顽劣”，郑旭光一听炸了，说给我辩护怎么还用“顽劣”这个概念呀，不能接受，当庭要求辞退律师，搞得律师、法官、公诉人都很愕然。郑旭光给自己做了无罪辩护，而且郑旭光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非常有力，表现非常好。由于郑旭光的影响，后来的人如张前进、姚军岭都辞掉律师，都给自己做了无罪辩护。
常青：什么时候宣判的？
险峰：91年3月24日。
常青：单独宣判还是集体宣判？
险峰：20多人集体宣判。
常青：你判了几年？
险峰：三年。
常青：什么罪名？
险峰：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常青：定罪的主要根据是什么？
险峰：就是我6月6号在天津所作的演讲，因为我在演讲中曾带领大家喊口号“打倒李鹏”、“打倒邓小平”、“打倒反动政府”、“打倒共产党”，结果让便衣逮住了。
常青：上诉了吗？
险峰：上诉了，但高院裁定“维持原判”。
狱内的罢考和绝食斗争
—— 铮铮铁骨孔险峰
孔险峰因为在戒严后组织敢死队，特别是由于六四大屠杀后外跑到天津向数千集会群众演讲，要求天津人民起来抗议北京屠杀，并呼口号要求“打倒李鹏”、“打倒邓小平”乃至于“打倒共产党”，最终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所谓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在剩余刑期只剩下一年多时间的情况下，当局竟然把他转往东北凌源监狱，使他生命历程上迎来了至为黑暗的一段受迫害时期！
常青：你是什么时间从秦城监狱转往东北监狱的？
险峰：91年4月当北京高院维持中院的判决裁定书下发后，由于刘刚、张铭还有我老家都是东北人，当局就把我们三个人从秦城监狱转监到东北执行。当时刘刚判刑最长，6年；张铭判刑3年。当局把我们三个人先从北京拉到沈阳第一监狱，会合了从长春监狱转过来的唐元隽、冷万宝、李维、梁立维、安福兴（均因六四而被判刑，其中一汽职工唐元隽被当局重判徒刑20年）等人，最后在91年4月10号将我们一车政治犯送往辽宁省的凌源监狱凌源劳改二支队。
常青：我看过刘刚前不久写出来的一篇回忆性文章，里面谈到凌源监狱的干部非常恶，使你们吃了不少苦头，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险峰：凌源监狱确实有不少很恶的干部管教，尤其是两个姓杨的干部十分恶劣，他们对北京的六四屠杀是拍手称快的，是十足的党棍，他们除了自己直接下手对我们进行殴打、电击、虐待外，还撺掇教唆牢头狱霸及监督我们的普通刑事犯人对我们进行殴打迫害。比如说，4月10号傍晚刚把我们转到凌源监狱，一下车，其中一个干部（后来知道他姓杨）就拿着电警棍直击瘦弱的李维，我们齐声抗议，打人的干部却说“老实点，看我们怎么收拾你们，好戏还在后面！”还把冷万宝、梁立维等人踹了几脚！
接着下来便是所谓的“入监学习”，将我们政治犯都集中关在一个大号子，这些政治犯里除了学生、工人外，还有一个教师、一个乞丐，他们都是支持学生，反对镇压的。
常青：请谈一下91年4月29日罢考的事。
险峰：监狱让我们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便进行考试，但我们提前已经商量好了，不参加考试，拒绝答卷。临考试时，我们全部政治犯集体罢考，监狱当局恼羞成怒，在考试快结束时监狱领导带领好多干部及牢头狱霸来到考试现场，他们带着警犬、挥舞着警棍、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只见他们三人一组分别走到每一个政治犯的座位前，问“答不答卷？”当得到对方“不答”的回答时，他们便象一群疯狗一样扑过来开始殴打，包括脚踹、拳击、警棍击打，进行非人折磨后，开始区别处理，将刘刚单独关了小号，由于大家齐心，死不认错，监狱又让我们参加劳动，糊火柴盒。但大家又继续团结起来，抗拒劳动。当局没办法，只好不让我们劳动，继续让我们进行所谓的“学习”。
常青：后来11月的绝食斗争是怎么回事？
险峰：由于管教干部唆使其他刑事犯人给我们找茬、穿小鞋，想尽办法侮辱我们、虐待我们，我们觉得忍无可忍，于是到91年11月15日，我们又开始集体绝食抗议。当天上午姓杨的管教大队长进监舍来劝我们吃饭，大家没人理他，刘刚则干脆背着手与他开展针锋相对的辩论。到下午监舍里来了大批武警和刑事犯，他们将每位政治犯都戴上背铐拖出去毒打、审讯，当天晚上又将几个主要人物包括刘刚、张铭、我、唐元隽、安福兴等人关进地下室小号，三四个干部加五六个犯人对我们每一个人进行审讯、殴打，我被带着背铐，打倒地上无数次，几个人摁住我们，其他人则轮番对我进行践踏、电击、棍打，真可谓是受尽了折磨。
那天晚上他们把我打了个半死不活，但我还是坚持不吃，第二天、第三天，他们继续对我进行折磨，我仍然坚持不吃，他们便开始给我插胃管灌浆，把人弄得生不如死，只好开始恢复进食。
常青：你的牙齿是不是就是在里面受折磨的结果？（交谈过程中我注意到他的牙齿掉了很多）
险峰：是的，狱警下手非常残忍，他们不光用拳头击打我，而且还用电警棍击打我的腮帮和耳根，记得绝食当天他们用电警棍将我的头部和耳根处打得鲜血直流，我的槽牙被他们打得严重松动，腮帮处肿胀了半年，直到出狱还是肿胀的，吃饭都是将窝头用开水泡软后吞服的。因为吃不成饭，他们又让狱医给看，结果这些松动的牙齿便被狱内牙医直接一个一个地敲掉了……他们还用电警棍击打我的前胸、后背、腰部、腹部，黒捅、黑戳、黑打，我估计我后来的肾病就是在监狱受虐待而种下的祸根。因为我后来出狱不到半个月，突然有一天晚上跑了十几趟厕所，肾病就此而生……
常青：这次绝食斗争有没有收获？
险峰：应该有，因为后来基本平静了，除了让张铭脱光衣服在小号里冻了一宿外，再没有对我们采取过其他虐待。而且十分奇怪的是我们绝食抗争的事情在绝食当天就被外电报道了，我到现在也不清楚是怎么报道出去的，我猜想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刘刚的弟弟在绝食当天就将消息发了出去。再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别的狱警的良心发现，将这事给捅出去了！由于外电的关注，听说也由于大赦国际的关注，最后我们的服刑环境有所缓和。后来他们把我又单独关押了几个月，但92年春便发生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事情，风向又一次发生重大变化，加上我又快出狱了，他们就把我从严管号给释放了。不过，刘刚继续单独关押小号，一直不让回队。
常青：你是什么时间出狱的？
险峰：92年6月8号。出狱前那个特别恶毒的杨姓管教还找我威胁说：“这里面的规矩你也知道，别看你现在要出去了，但你的家还在辽宁，你要是不安分，我们还会随时把你抓回来，无产阶级专政机器是随时随地准备‘伺候’你们的！”
草根维权+精英奋斗=中国的民主事业
——二十年后的反思和期望
常青：回过头来，89年的民主运动和三年艰苦的牢狱生活对你个人的人生有哪些影响？
险峰：影响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让我认识到在中国，政治距离每一个人都很近。我原来是一个对政治并不十分关心的人，上大学后，只是想到将来怎样做一个“红色商人”，但学潮的爆发以及六四大屠杀让我意识到——你可以冷淡政治，但政治可能很关心你，它和我们每个国家公民的关系都很近。同时它也使我对现行政治看得更透，思想上更坚定，极权体制是靠不住的，对它不要抱任何希望，必须打破。一些圈内人士要求当局对“六四”进行平反，这等于是让罪犯为受害者恢复名誉，哪有这样的逻辑，想都不要想。
其次，我走的不是政治家的路子，象刘刚、唐元隽等人可能走的是政治家的路子，但我不是，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可能更喜欢哈维尔，做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有尊严的人，但也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第三，在经济上的影响就更大了，你知道我原来是对外经贸大学的学生，学的又是外贸专业，如果我不参与89年的事情的话，红色商人的路子一定是很不错的。但现在我连治病的能力都没有。
第四，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身体垮了，我过去的身体是非常棒的，但几年牢狱的折磨使我现在落下了一身的疾病。但我没有仇恨，我不会因为自己曾经遭遇的那些苦难便会产生仇恨，我不会。我唯一感到痛心的是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因为六四镇压而出现了夭折、出现了停滞，这让我十分地痛心。
常青：你92年出狱以来感到很郁闷、很忧心的事情是什么？
险峰：社会的犬儒化，这最让人揪心，就是说大家对于大屠杀、大镇压后的社会现实给予默认了、接受了，就像当年的德国犹太人接受了德国法西斯的现实一样，这很可怕。如果当权的向北朝鲜看齐，再利用一下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左的东西，那么中国走向法西斯化的可能性都是有的。尤其中国现在强调什么民族复兴、强调什么和平崛起，同时强调所谓国家利益、集体主义，这实际上在把中国引向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因为极权、集权总是和集体主义相联系的，集体主义的极致便是极权和法西斯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中国的民主自由事业是不太乐观的，不过我们还得努力。
常青：你对教育问题好像很感兴趣，你认为中国的教育领域存在什么问题？
险峰：从教育角度讲，九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个令人非常痛心的大倒退，大学校园的学生被洗脑非常严重，校园里的思想禁锢更为严格。表面上看好像有些自由思想的空间，但事实上，好多人对共产党的信任、对现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更加推崇，用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话来说就是——现行制度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很多所谓的精英人士、既得利益者甚至温饱小民都在说现行体制的好话，都在叨叨什么要维持现状，维护所谓的“社会稳定”。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政治不解放、社会不自由的话，镇压的大棒及思想的禁锢会随时落下来。经过六四大屠杀，当局已经彻底撕破了温情的假面，对异端的镇压已经成了惯性常态，没有了道德禁锢，专制的魔力被彻底“解放”了。具体到执行层面，专制机器更加完备，手段更加恶毒，警察政治更加有恃无恐，凌源劳改二支队杨大队长之流反倒更有市场了。
常青：根据你这么多年的观察和思考，你认为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方式来更好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变革事业？
险峰：关于这个问题说来复杂，根据我的观察，有几条道路已经被堵死：其一，所谓经济决定政治的路子是不对的，原来认为只要经济自由化了，政治自由化就会自动到来，但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是错误的。
其次，精英改制的路子也是行不通的，期望共产党内出一个戈尔巴乔夫，我认为很不现实。而且知识精英阶层离广大的底层民众也越来越远。
其三，宗教复兴的路子在中国社会层面的价值显而易见，人民信仰心中的上帝比依靠腐败的政府对中国人更为可靠，虽任重道远，但前途光明；在政治层面的影响，不要抱太多奢望，毕竟中国的文化政治传统不同于东欧诸国。希求依靠宗教力量来改变中国政治现实的可能性有些渺茫。
尤其糟糕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禁锢，中国的普通百姓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对大一统的政府与强权的依赖，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始终无法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这种依附关系不打破，极权的根基就不会动摇，全社会的“犬儒化”就不会改变。因此营造便于公民意识成长的公民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便是精英阶层当前的首要历史使命。只有每个人都站起来为自己负责，不放弃哪怕最简单的权利，并且有尊严的活着，中国才有希望。
不过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3年以来，草根维权运动正蓬勃开展，民间力量正借助于互联网的发展而不断地冲击着着现政权的统治边界，这是一个好事。而从精英层面讲，2008年底自由主义知识界推出了影响广泛的《零八宪章》，为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提供了一个宏观框架和总体思路，如果精英奋斗和草根维权能够产生有效的结合的话，中国的民主事业还是很有希望的。
2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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