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第一次监视居住
走出公安局大院后我决定先回学校看看，我想知道选举的情况。但在途经西区时，我遇到了许多熟识和不熟识的厂内职工，他们都很关心我在这一天的遭遇，纷纷围过来向我反映选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譬如说投票前相关领导反复强调不能选我，因为我“被公安局抓起来了”，并威胁说谁选我谁将承担严重后果，有的则说他们单位监控很严，领导让选民排成长队，一个一个去到投票箱前，然后才发选票并让选民就在投票箱前的长桌上画圈，而旁边便是虎视眈眈的领导在监督着，在此情况下他们只好以弃权的方式来表示对我的支持了；最可笑的是主持技校选举的某书记明确宣布我的数十张选票是无效的，理由是投我票的选民（教职工、学生）虽然写了我的名字但没有註明我的性别或者将“赵常青”写成“赵长青”等，因而只能以废票处理。这些情况有的在我意料之中，有的则在我意料之外，但我决定等了解到足够的情况后再作进一步的反应。而当我问到选举的最终结果时他们都说不知道，我对他们的关心表示感谢后又继续向学校走去。
但就在我快走到学校时，一辆警车便从后面开过来，在我面前停下后，下来两个不认识的警察拦住了我，其中一个对我说：“请上车，回到你的房子我们有话对你说。”我说：“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吧”，他说：“回到你房子后再说吧”。然后不容我回话，便将我推上了汽车。
汽车掉转头直奔单身楼，上到四楼我的住处时，我才发现那里早已站着五、六个便衣及厂保卫处政保科的人，我掏出钥匙打开门后，他们八九个便涌进了我的屋子，其中一个年龄在35岁左右的便衣从口袋中掏出一纸公文，另一位50多岁长着一幅鹰钩鼻子的人（后来知道此人是汉中市国家安全局局长）下令说：“读给他听听吧”，只听那位年轻人读到：
“赵常青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诉法第五十条规定，从1998年元月14日起对其实施监视居住”。然后又向我宣读了监视居住期间不能做的许多事情譬如说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行动，不得会见外人，不得离开居住地点等等，并宣布监视居住由汉中市公局二分局执行（即八一三厂保卫处）。从此时开始，汉中市公安局政保科的人不再和我打交道，而是由汉中市国家安全局直接出面负责我的案件，八一三厂保卫处则配合执行对我的监视居住。
本来监视居住是不能进入我的房子的，也就是说值班警察只能站在我的房外执行监视居住任务。但一则由於我当时并没有成家，一个人住了一间房子，二则由於执行监视任务的人员是厂保卫处的人，平时都在一个厂里工作，我和他们虽然平时没有业务往来，但相互还是认识的，因此，当安全局与厂保卫处提出要在我的房内执行监视任务时我也没有表示反对，并将另一张平时堆放书籍的单人床腾出来供他们坐或休息。等挪移完毕后，厂保卫处政保科长向我宣布：“从现在开始你吃饭、打开水都不用自己去啦，由我们的人为你代劳”，另一个警察开了一个玩笑说：“现在级别不一样了，有警卫负责你的安全，有人为你买饭、提水，你看多自在”。在确，在从14日晚到19日下午的五天里，每到开饭时间，值班警察就会去食堂为我买饭，每天下午6：00前后，他们就会去开水房为我打水。每天6个警察，三班轮岗，每岗两人，8小时一换，保卫处长钱俊明和政保科长还时不时地去我的房子看一看，甚至会问我需要什么他们代买，保卫处长有一次还对我说：“如果他们（执行任务的公安）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尽管向我反映。”
执行监视任务的警察有的较好（放得宽），有的比较差，譬如说有一个年轻警察就特别“认真”，在他当班时，气氛是活跃不起来的，不许我接见来探望我的厂内职工，甚至每次去三楼上厕所时他也跟在屁股后面盯着，值夜班时，别的警察可以睡觉，甚至酣声如雷，弄得我都睡不成，但是他却不睡觉，充其量躺在床上半瞇着眼。尽管从执行作务的角度讲，他的认真我能理解，但却无法掩饰自己在内心里对他的反感。
十一、选举结果
但有的警察就比较好，譬如说有一位年龄比较大的警察就对我很关心，而且私下还很谈得来。元月15日下午刚好他和另一位警察当班，但另一个中途有点事需要回去一下，於是我便和这位姓何的警察交谈起来，他谈了自己的经历，谈到厂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对我的竞选行为很推重，他说其实普通职工里支持我的人还是很多的，既就是在控制极严的保卫处选区还有六个警察投了我的票，更何况在高压情况下，好多人只好弃权了，联想到我被传唤的那天下午我在从厕所回来的路上有位女警察向我打“V”字形手势的情形，使我不得不相信在警察里面我也有支持者呢。我问他知不知道选举结果时，他说选举结果没有公佈，但第一次选举没有一个当选，两男两女正式候选人的票数都未过半，听说我的票数是900多票，居第二。选票最多的是一个副厂长，好像也是九百多票。另一个副厂长票数则比我低，大概是700多票。当我问他安全局为什么要对我监视居住时，他说：可能厂里要搞二次选举，因为第一次选举没有选出人民代表，为防止你在二次选举中当选，上面才对你採取了这种措施。不过他说这只是他的个人猜测，因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对我监视居住。
当时我的心里很有些激动，如果我的选票居第二的话，那么在二次选举中我就是法定的正式候选人，在此情况下，选民如果选我的话只需要在选票上划圈就是，而不需要像第一次选举时要选我就必须在正式候选人前面打“×”，然后再写上我的名字，再註明性别，再划圆圈，在官方监视非常严密的情况下，这些必须的複杂程序使得想投我票的选民所承受的风险和心理压力就会非常大，自然成功率就较低。但如果我是正式候选人，这些风险就会大大降低，而我当选的可能性也就很大了，於是我觉得自己应该就选举结果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证实。当天下午6：30左右机会来了，我出去上厕所，在楼梯上恰逢刚从宣传部下班回来的陈女士，我便悄悄问她选举结果知道不。她说：“知道，你得了960多票，居第二，得第一的是孙厂长970多票。”果然是这样，我向她表示了感谢，她对我说若需要她做什么尽管吩咐好了，我说暂不需要。当时我想二次选举不可能不搞，因为三、四千人的大厂在五年时间（一届）里没有人民代表该成何体统，因而我认为二次选举是一定要进行的，而按照《选举法》的规定，二次选举的候选人应当是在一次选举中得票最多的两个人，而我在一次选举中选票得第二，因而二次选举中自己必将成为法定的人民代表正式候选人。在此情况下，选民投我票的风险极低，相应地我当选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其实只要想一下在风险极大的一次选举中，都有960多人敢於投我的票，就会知道我在这里的推测就不是自吹自擂、自我夸张了），但遗憾的是当局为了防止我的当选，竟然置选举法於不顾，公然取消了二次选举，指派了一个中共党员干部作为南郑县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列席代表，因而在从98年元月到现在（2002）的五年时间内，八一三厂的数千选民一直没有自己的合法代表，因而他们这个“人民”群体既就是连形式上的“当家作主”也办不到了，这不是很可笑、很荒唐、很可悲的事情么？但是只要想到执政党执行的是一套霸权主义的内政行为时，这种“人民”没有“人民代表”的现像也就见怪不怪了。在现实共产主义政治体制下，有代表和无代表区别不大，甚至有无代表都行，譬如说1993年元月南郑县进行第12届人民代表的选举时，八一三厂是有自己的合法代表两名的，但在我的民意调查中，竟然绝大多数职工不知道上一届人民代表是谁，这足能够说明共产主义政体下的人民代表价值几何了。
十二、师生之情
在元月14日—19日的监视居住期间，有好多厂内职工都赶到我所居住的单身楼上去探望我。最令人感动的是元月17日，那一天大概是个星期六，天气冷，到半上午时，竟然下起纷纷扬扬的大雪了。我在窗前看书，室内监视我的两警察在下棋，我的心情很有些郁闷，不知道这样的监视居住还要进行到什么时间，再说马上就要要过年了，想到母亲一年前才去世，孤居老家的养父一个月前就来信要我带上女友早点回家过年，但是现在天下大雪了，秦岭山上大概又要堵车了，而且自己每天还被警察们绊住，在此情况下，一股思乡的情绪骤然上昇在脑际，我放下书，躺在床上，觉得心里憋得很，但也就在我心情很糟的时候，高二、高三年级补课的几十个学生纷纷敲门进来看我了，警察虽欲阻止，却也无能为力，毕竟是子弟师生关系，因而也就只好听任学生进来对我问寒问暖了。我很感谢学生的看望，但是我要求他们赶快回去，一则上了半天课肚子很饿了，二则大雪纷飞，天气很冷早点回家，免得父母牵挂。同时我要求他们要努力学习，勤奋向上。学生开始不愿意回去，但在我的劝说下，后来又在值班警察的吆喝下还是是陆续回去了。
时间不长，同给高三年级带课的宋老师来了。宋老师腿部有问题，行动很不方便，但这一次为了我的竞选竟然楼上楼下的奔波，帮忙甚多，现在当我被监视居住时，又顶风冒雪前来看望我，真令人感动，尽管警察在场，他也一点不在乎，告诫我要注意保重身体，如果需要他做什么的话他一定会尽力而为的，我说不需要并感谢他的好意。他又给那两警察说：“不要为难他，他也是为了咱们大伙的利益。”两个警察也很客气地笑着说：“你叫赵老师说，看我们为难他没有？“没有为难就好”。宋老师又和我说了上十分钟的话就准备回去。由於天下雪，他的腿脚又不方便，我便对警察说：“请允许我将宋老师送下楼。 ”他们倒也通情达理，说：“去吧，送到楼下就回。 ”於是我便将宋老师送到楼下，天上的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我将他送到路边，说：“下雪路滑，请小心点。 ”他说：“不要紧的，只是你现在身不由已，要多多保重。 ”我说“请放心吧”，望着风雪中他那蹒跚远去的背影，一股暖流激扬在全身，我顿觉浑身充满了力量。我回转身一扬头发现一个警察正在四楼走廊尽头的窗口注意着我，便又匆匆回到楼上。
大概是元月十八日晚上10：00左右，我打开了收音机，听的是VOA，果然一会儿从收音机里传来我被警方拘捕的消息，同时收到的还有山西大同李正、李庆喜父子为争取成立自由工会而被警方拘押的消息，值班警察说：“赵老师这次把事情弄大了”，我没作什么评论，而是洗漱后上床休息了。
就这样，从元月14日到元月18日，警方对我监视了五天，除了保卫处长和政保科长来了两三次问话外，安全局没有任何人来找我谈话，但时间进入元月19日后，事情便有了新的大变化。
十三、第二次传唤
元月19日下午3：00左右，汉中市国家安全局的苟局长一行四人在政保科长及保卫处长的陪同下突然敲开了我的门，其中一个向我宣读了第二次传唤的通知书，宣读完毕后我在通知书上签了字。接着，苟局长说：“这次传唤不在厂里，而是在汉中，因此，你要把被子及洗漱用具、衣服都带上。”我以为既然是传唤，充其量时间为一天，认为带那么多东西干什么，但他们坚持让我带上。带上就带上吧，於是我简单地做了一下收拾，将要带的东西打了一个包裹，之后，我将大衣和围巾整了整，说可以走了，苟局长看到桌子上的收音机，便又对我说：“听说你喜欢听收音机，把收音机也带上吧。”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有这样的好事——我一下子对这个“特务头子”有了一些亲切感，於是将收音机塞入包裹里。一个值班警察帮我将包裹提到楼下警车里。就在我准备上车的时候，一个安全局的警察对我说：“按规定必须给你带上手铐”，我於是将双手伸出去，他给我系上了手铐，之后便上了警车，苟局长上到前座，我的左右各上了一个警察，就这样，警车拉着我向二十里外的汉中市国家安全局驶去。
汉中市国家安全局与汉中市公安局座落在同一个院内，从警车下来后，他们为我打开了手铐，接着便带我上了二楼一个大办公室，里面有五六个人。苟局长让我在一个凳子上坐下说：“收音机我们先给你保管着，以后再还给给你。”我原来还真的以为他们要让我没事时听听收音机呢，原来是没收了。产生还不到两个小时的“亲切感”又一下子全部荡然无存，本来就长得阴森的特务头子现在看起来就更加阴森、更像一个特务头子了。接着他们便开始了提问。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则在一旁作记录，提问的问题有习惯性的姓名、文化程度、简历等等。然后便有人拿来照相机给我照了像。像照完后，已到了下班时间，苟局长让人去给我买了一份晚饭，然后留下两个人看住我便走了。到了晚上8：00左右，又来了四个人将其他两人替换走，这四个人年龄都比较年轻。他们才开始问了我一些问题并作了些记录，诸如民意调查是怎样进行的，印了多少份调查卷，怎样回收的，怎样统计的，原始调查卷放到哪去了等等。对於这些问题有的我作瞭如实回答，如调查卷的下发及回收过程，但对於原始调查卷放到哪去了这个问题我始终不给他们答案。他们看问不出什么，也就不再询问而且好像也不急於询问。於是到了十二点以后他们收起卷宗，围到炉子边烤火闲聊——他们四个人陪着我坐了一整晚上，我因为穿着大衣，裹着围巾，所以也不太冷，只是到了早晨五、六点的时候，困倦得不行，但是没有地方睡觉，因而只好揉揉眼睛强忍着。
元月20日晨八点，苟局长来了，他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又问了一些常规问题，问我肚子饿不，我说不饿，但就是困得很，我问他可不可以在沙发上睡一会儿，他说可以，於是我便一头倒进沙发，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大概是十一点左右，我被他们喊醒了，苟局长让我先吃饭，时至中午，??他们将午饭都给我准备好了。我在沙发上连续睡了三个多小时，基本上已解除困乏，但肚子确实饿了，於是也不客气，将那盒米饭一口气吃了精光。
午饭后，苟局长拿了个本本进来了，我看到他办公室书架的上层竖放着一套有关台湾问题的书，便提出将这几本书借来看一下，他说：“别着急，先回答问题。”於是他便开始向我提问，他当时问的问题主要有一个，那就是我出身於穷苦乡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是共产党培养我上了大学，为什么到头来非要反对社会主义与共产党。我回答说，乡村的穷苦共产党是要负责任的，正因为共产党搞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搞什么高徵购、高积累、同时又割什么资本主义尾巴才把中国社会搞得一团糟，把农村搞得很凋弊，把农村刮得很穷，否则我不会承受长期的贫穷的。同时我告诉他，并不是共产党培养我上了大学，而是人民纳税钱供养我上了大学，共产党所灌输给我的就是如何让我做一个服服贴贴的人，但好在自己对於历史和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共产党及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缺陷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我必须与共产党及其政治哲学进行决裂，围绕这个问题我们争论了好长时间，其结果是他气乎乎地走出了办公室。时间不长，他又和另外几个人进来了，这种阵势是我预感到又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十四、刑事拘留
98年元月20日下午5：00左右，苟局长带着另外几个安全官员来到办公室，其中一人对我宣读了汉中市国家安全局对我实施刑事拘留的通知书，理由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我虽然觉得好笑，但还是拿起笔在刑拘通知书上签了字，并打了指印。然后，苟局长让我带着包裹（里面是被子、洗漱用品等）下楼。这时我也才明白头天下午他们对我二次传唤时为什么坚持要我带上被子的原因，原来拘留我的一切手续都提前办好了。
下到一楼的院子后他们让我把东西放到一辆警车里面，然后给我加上手铐。我问要把我送哪里，苟局长说：“送你去看守所过个年吧”。
坦率地说，我对於看守所是陌生的，对於它的职能也是不清楚的。 89年6月4日大镇压后，我虽然被抓了起来，但被关押的地方却是秦城监狱，因而没有与看守所打过交道，现在苟局长要把我往看守所送，不仅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禁不住问道：“看守所是什么地方呵？”“不要问，去了你就知道了。”苟局长说。
半小时后，警车就开到一所大院里，并在一堵坚实厚重的大铁门前停了下来。苟局长他们下了车，我知道看守所到了便也下了车，他们在大铁门旁的值班室办好手续后，过来给我开了手铐，苟局长说：“来到这里要服从管理，不要惹事。”
随后一警官便帮我带了东西迈进了铁门。进了门后，两个看守所警察从门内值班室出来对我的行李物品进行了检查，结果我的钢笔、钥匙、铁制牙缸等均被截留，我穿的大头牛皮鞋也让我脱了下来，说是为了安全，幸好我另外还准备了一双鞋，否则只好赤着脚进去了。
检查完毕后，苟局长与看守所的警察经过一番商量后便对我说：“这些不能带进去的东西我们帮你稍回去，你在这里要遵守制度，好??好反省。”说完又和值班警察嘀咕了一阵，便提了我的东西走了。
随着铁大门“砰”地一声关上，我才发现自己独自一人被留了下来，我的心情有些说不清的怅惘，还有一些阴冷的感觉，但旋即被值班警察的说话声所打断，值班警察让我带上东西跟他往里走，我随他走进一个内院，在一个大厅里，该警察让我先在外边等着，他去到一间办公室。一会儿，里面出来了一位身穿制服满面红光约五十多岁的老头，老头自我介绍说：“我姓杜，你以后叫我杜干事好了。”然后又给我说：“你的事我早已了解，不管你有理没理，我们这里是执行机关，因此，在这里要遵守制度，服从管理，进到号子里不要害怕，我管的这个号被评为文明号（文明监室），号长、副号长也都是大学生，我将有关事项向他们交待过了，你自己在里面不要惹事就是，有什么事给我说，属於职责范围内的事，能解决的我都会解决的。
因为不了解情况，我不知自己该说什么好，索性表示沉默。在做了常规登记后。杜干事又让两个大概是搞“外勤”的在押人员把我的身上和行李包裹又检查了一遍，结果我的裤带（皮带）被抽掉，皮鞋上的鞋带也被解除，140多元现金也被写到帐上，口袋里的香烟也被没收，随后我便被带到最东头的十六号房。
推开厚重的铁门进去后，门在后面??被“咣当”一声反锁了。我扫视了一下新的生活环境，发现这是一个天井，方方正正，有十六个平方，靠左的拐角处有一个水池，大概是洗漱的地方，从门背后至水池上方的墙上拉有一道铁丝，上面整齐的搭着一排毛巾，“天井”的上面被纵横交错的钢筋网死，以防人员逃跑——这个“天井”也就是放风间——顺便说一句，与秦城监狱的放风间相比较，我认为汉中看守所的监舍设计要合理一些，因为秦城监狱的放风间与监舍是隔离的，一周只能去一次放风间，时间很短，但汉中看守所的放风间与监舍是连在一处的，前半截是放风间，后半截是监舍，一周“放风”时间是相对充足的。当然秦城监狱的放风间可以晒到太阳，但汉中看守所的放风间是不行的，因为整个看守所是楼房结构而不是平房结构——正在我环视放风间的时侯，却见从连接放风间的内舍里面走出来两个小伙（后来知道了这两个人就是睡在一、二铺的号长，一个姓赵，一个姓马，姓赵的毕业於中南财大，因为涉嫌经济诈骗，已被关押三年，姓马的毕业於省警校，因为在劳教所打死劳教人员，后被判三缓四），他们好像已经知道了我的情况，对我很客气，实际上——我后来了解到——在我进去的前三天，安全局就给看守所打了招呼，於是看守所就我进去之事专门开会，并给16号全体在押人员反复交待有关规定，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许和我接触等……在经过半个多小时的交谈后，他们对我说：“你的情况我们知道就行了，不要和里面的人谈论，他们是一群真正的社会渣滓，你一定要注意”。我未置可否，而是跟他俩一块进到里面。
里面的情况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十几个衣衫不整的人齐刷刷的坐在床沿上，而且最醒目的是除了两个号长外，都剃着青青的光头，看得人心里直发怵。没有人说话，可笑的是我当时的反应，我一进到里面看到那排人便本能地说了一句：“大家好”，可是立马一想这种说法有些不太对劲，因为那些被拘留的不是偷，就是抢，再不就是强奸、杀人一类，并非关押秦城监狱时的那种情况——记得89年6月15日，熊焱被押进我所在的六号牢房时，戴着手铐的他面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是革命同志啊”，在89年6月的背景下，被押进秦城监狱的人相互之间谁没有那种“同志”加“战友”般的亲近感和亲切感呢。但是，现在我面对的不是具有相同背景的人，我面对的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都要严厉打击的一群刑事罪犯（尽管并没有宣判）。这是我进入看守所前没有想到的的事，因而从理性的角度讲，将他们作为“朋友”和“同志”进行交往是肯定不合适的，但“大家好”毕竟说出口了。而令人尴尬的是那些座在床沿上的人对於我的问候没有一个人回应，我有些不自然地望瞭望两个号长，他们则对我说“别理他们，先坐在床沿上休息。”於是我便也在床沿的位置上坐了下来。
坐下来后，我的心里很乱。
其一，剃光头的环境让人非常不舒服，小时候看电影就不喜欢清朝男人剃发留辫的习惯，看守所里的人除了极个别特殊情况的外，绝大多数都剃成了光头皮，实在有一种在无形中就失去了尊严的感觉，这还在其次。
重要的是我该怎样去处理和这一群人的关系，很显然，除了个别冤假错案外，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对社会造成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伤害，从真、善、美和人类正义的角度讲，他们的极端自私只能在我心中引起极端鄙视的感觉，因而从主观心理上讲，我是压根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的。但是从客观环境看，从现在开始，自己整天面对的都是这种人，不打交道是不可能的，若打交道的话，该如何给自己定位，如何把握交往的“度”呢，想过来想过去，心里真是难过极了． ． ． ． ． ．我相信每一位民主人士走进那种地方都将面临上述同一个问题的心理折磨，那种折磨是非常令人苦痛的。最后我终於觉得自己应该调整“居高临下”的心态，应该以“平等”的“常人”的目光去对待他们。我之所以这样想并努力去这样做，主要原因在於：
第一，严酷的客观生活环境需要我与他们打交道，整天生活在一起，不说话，不交往是不可能的。
第二，我觉得尽管他们在外面的世界犯了罪，尽管他们在外面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危害了社会和他人，但是，他们现在毕竟被关押了。如果将司法不公正的因素排除在外的话，等待他们的必将是法律的惩戒，在此情况下我不应该再歧视他们，而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去对待他们，去和他们交往。再说无论他们在外面犯了什么罪，被刑拘或逮捕后，大家在身份上应该是平等的，至少从理论上说应该这样。既然大家在身份上是平等的，就应该以平常心去认识、去交往，就如在社会上与普通人的交往一样，——在给自己作了这样的心理定位后，我觉得自己一进门时说的那句“大家好”也没有错，在散发假、恶、丑的罪犯世界里是需要以真、善、美的良性文化重新影响并塑造他们的主体心灵的，我是这样想的，在以后的看守所生活与监狱生活里我也正是这样做的。
在我被关进看守所后，安全局的人在春节前和春节后分别提审了我几次，审讯的主要问题仍是继续追查有关“罪证”。追查罪证一是：我到底将进行民意调查的原件藏到哪去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做了坚决抵制，我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是不会上交的，也不会说出来的，在我认为应该上交的时候我会主动将其公示於众的，我不说，他们也很无奈，后来我刑满出狱后，了解到安全局的人还传唤过几位曾帮过我忙的厂内职工了解相关情况，但在有关调查卷的问题上让他们大失所望，结果也就只好不问了。
追查罪证二是我的一个红木箱子放到哪儿去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盯得非常紧。不错，我是有个红木箱子，那是97年我在去北京“上书”前，为防止被捕，我提前将高中时代以来的几十本日记、手稿及相关材料统统装在一个红木箱里，加锁后把它放置到我当时自认为靠得住的一个大学同学家里，以防不测。做这件事时只有我和女友、同学夫妇四人知道。元月13日晚警方在对我的房间和办公室进行搜查后，半夜又跑到女友王若兰所在的单位将我藏匿在女友处的最新一本日记抄走。王若兰知道我“出事”后，第二天清晨6点多天还未亮就坐车去到十多里外的同学家里告知我已遇变，请他们一定要将红木箱子藏好或转移。警方怎么会知道我有一个红木箱子且已经藏匿的情况呢，因为若兰的政治品质我非常清楚，也非常看重，她那里是根本不会出什么问题的，至於大学同学根据十年交情我也很放心，那么，问题会出在哪个“环节”呢？我想警方是在敲诈。因而在春节前的几次审讯中我一口咬定没有什么红木箱子，更不会有转移藏匿之事。
快过年时，天气突然变得冷了起来，一天上午忽见窗外的天空飘起白雪来，心中意兴大发，於是便作了这样一首旧体诗来抒发自己心中的感怀——
囚中呤
三九寒天雪花飘，为求民主坐大牢。
俯首三思心无愧，仰天九问魂长啸。
东西南北传良意，日月星辰照丹潮。
今日惆怅何须恨，大翼垂天在明朝。
但是，春节过后，大概是2月10日左右，安全局的人又来了，继续追问红木箱之事，我继续不承认，苟局长说：“我们让你说，是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个主动权，可你这样顽固，非要我们把东西拿出来才承认吗？”说着，便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递给我，说“你看这是什么？”我接过一看，正是一本记於95年上半年的日记，我将之放到红木箱子里交给同学了呀，怎么到了他的手里，我说：“你们从哪弄到这个本子的？ ”苟局长说：“从哪弄到，你以为别人都会像你这样顽固呀，你不说算了，我们说给你听吧。”於是苟局长便向我讲了我是什么时间将红木箱子转移给××同学的，××同学又是如何将箱子交出来的。我听了之后，感到很不舒服，甚至很痛心，因为我託付的同学是与我共读四年、同事两年、相交近十年的大学同学，平时交往中，在谈到理想和社会变革问题时还是很能谈得来的，怎么就轻易将我们的十年友谊给“扔”了呢？想不通，我却又无能为力，我只能是接受这无奈的现实了。想到这里，我对苟局长说“你们查找的最主要的东西找到了，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东西还要还给我的，请你们保护好，不要弄丢了。”
苟局长没有再说什么，同来的另外两位警官又就红木箱子里的东西向我作了印证，最后他们走了。
2月18日上午，我正在睡觉时，外面的铁门突然打开了，一个值班干部进来，让我把东西收拾了拿走，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兴奋，忙把衣物简单收拾了一下就走了出去。
值班干部将我带到看守所的门口，老远就看见苟局长一行几个人站在大门外。我走出看守所的大门，苟局长过来说：“走，送你回厂。”“送我回厂？”我说：“看样子，苟局长准备还我自由了。”就这样闲扯了几句后，我们便上了车。
十五、第二次监视居住
1998年2月18日上午11：00左右，安全局的人将我用车送回八一三厂。路经保卫处时，苟局长下了车，保卫处的领导与苟局长等人在较远的地方作了一阵低声交谈，几分钟后，苟局长又上了车，车径直开到我所居住的单身楼前停了下来。下车后，我们上了楼，来到我所居住的房前，这时我才发现拘留期间我的房门被保卫处贴上封条了，刘建刚取出钥匙将我的门打开后，大家便鱼贯而入，坐下后苟局长对同行的一位路姓警官示了一下意，路便从公文包里拿出一纸公文对我宣读到：
“赵常青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於98年元月20日至2月18日施行刑事拘留，现拘留期满，根据刑诉法51条规定，对之转监视居住。”
路宣读完毕后，让我签了字，苟局长又将监视居住期间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对我作了宣布，并说本次监视居住比上一次自由些，因为上一次有警察24小时陪伴，而这一次没有。之后，又闲扯了一会儿，他们便走了。
我长长地籲了一口气，小房子虽然乱七八糟，但我还是感到很亲切，推开窗户，一股清新的空气迎面而来，我又来到镶在墙上的一面穿衣镜面前照了照，发现在经过一个月的刑事拘留后，自己并没有多大的变化，除了头发有些长了外，便是有了一些硬硬的胡楂，我忙拿出剃须刀刮了刮，再一看镜子，精神状态还不错，於是我便决定出去吃个饭，因为肚子饿了。
下楼来，正是中午下班时间，我的周围迅速围满了关心的人群，他们问长问短、问寒问暖，我简单作了解答后，便请大家回去吃饭，我说来日方长，以后慢慢交流吧。
我在家休息了两天，在这两天里，又有些职工朋友去看望我，在交谈中我了解到我被拘留后，厂里高层就多次开会，并採用高压和安抚的两手策略设法清除我的影响，如对曾经给我点歌并请我吃饭的工人师傅，厂领导就採取“抚”的手段，他们亲自下到车间与这些工作在一线上的工人进行对话，并向他们承诺，改善劳动保护和福利待遇等。而对於在选举中我得票较多的几个单位，厂领导则在职工会议中反复强调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分子，认为我是打着“合法”的旗号公开与共产党对着干，说什么选了我的职工是受了我的蒙蔽，犯了原则性的政治错误等等。而相应的没有给本单位职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层党支部书记则不同程度地受到训斥和批评，而厂子校的党支部书记则因工作不力而被免职回家。
当然，我个人在厂里的遭遇也很快就知道了。
那是2月20日上午，也就是我自拘留所回到家后的第三天，我去到了学校，因为当时正是学生开学时间，而我由於在上一学期同时代着高中三个年级的政治课，我便到学校去问我的工作如何安排，是不是继续兼代高一、高二、高三年级的政治课，哪知校长告诉我：“你的人事关系已转到劳人处去了，你现在不归学校管。”於是我又去到劳人处问我的工作如何安排，结果劳人处长对我说：“由於你所知道的原因，你现在已经下岗，你的关系已转到劳务市场办公室，如果有合适的工作，会有人通知你。”
至此，我才知道了我已被迫正式下岗——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因为竞选人民代表在被国家安全局传唤、监视居住又进行了为期一月的刑事拘留后，我便成了一个被强迫失业的下岗者了（更可憎的是五个月后，当汉中法院明确判我三年徒刑时，八一三竟连我的厂籍也开除了……）。
在从2月28日到3月3日的这段时间里，我虽然被宣布监视居住但在实际行动上我是自由的，我给北京、合肥、武汉、长春及西安的朋友打了电话，通报了自己现在的情况，对秦永敏等人在我竞选前后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救助表示了衷心的感谢（武汉的秦永敏先生在我失去自由后曾致书八届人大委员长乔石先生，要求乔石责令有关方面还我自由），同时通过其他一些渠道我还将一些相关材料转到了武汉。
本来我还想到我藏木箱的大学同学处了解一下情况，但一则考虑到自己尚处监视居住期间，二则感到如果自己去质问老同学红木箱子是如何落到警方手里的，又担心伤了十几年的友情，失了和气，而且场面必定尴尬，想过来想过去还是没有去。於是一天在家看看书，写写感受。
但是时间推进到了3月3日，事情突然又有了新的变化。
3月3日下午3点左右，我正在房间看书，楼道上突然响起了一长串脚步声，脚步声在我的房门口停下，接着就听见政保科的刘建刚边敲门边喊叫：“开门，开门。”我心里想着“又有什么事了”便过去开门。门开以后，只见安全局的苟局长等人与厂保卫处的钱俊明、刘建刚及另外两个曾经於年前对我监视居住过的干警等一行六七人又涌进我的屋子，苟局长对我说：“经研究决定，从现在开始，又像上一次一样派人对你监视居住，希望你能配合执行。”
我不明白为什么对我的监视居住在突然间就升了级。但是从3月3日开始，我的房子又是六个警察三班倒，24小时对我进行守护。由於在元月份监视居住时和那帮警察已混熟了，因而在这次监视居住期间，他们对我相对放得较宽松，如我可以自己去买饭，可以自己去打水，甚至轮到年长警察值班时，还带我去到田间或山上散步。记得有一个晴天的上午，又轮到那个年长的警察值班（另一个没来），他为我从家里带了些吃的，我说天气很好，能否上山去转转，他说可以，於是我和他一前一后便上了厂房背后的山上。厂背后的山坡很缓，坡底是一些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属开的荒地，上面种的麦子或油菜。汉中的春天来得早，油菜正开花，麦苗则正泛着春天的绿色。山的中上部则覆盖着郁郁葱葱的松林，山峦起伏，逶迤绵绵。更好看的则是汉江两岸的平原地带，由於油菜和小麦的间种，黄一块、绿一块、黄一带、绿一带，黄绿相间，再加上山坡上、人家旁一树树红的桃花或白的梨花，噫，真有一种江山如画、美不胜收的感觉。我和老警察在山上走着、看着，看着、谈着，都为这美好的自然风光而忘情陶醉。
但不久，我们又回到现实中来，我要老警察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安全局对我的监视居住在突然间给升了一级，他分析说：“现在正开人代会和政协会，也许是为了防止你在两会期间会有什么举动而对你严格看管吧”，未了，他又说：“你现在面临着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监视居住结束了，还你完全自由；另一种可能性是监视居住结束后，把你逮捕了，因而，你要提前做好一些精神准备。”
但我当时想，逮捕是不可能的，因为检讨自己在选举中的所有行为，没有一件是违犯了相关法律的，当局很可能是害怕我在“两会”期间再闹出什么乱子，故而对我加派“岗哨”，我想两会结束后，他们会还我以完全的人身自由的。
3月15日人代会的最后一天，通过邻家的电视我观看了新任总理朱鎔基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应该说那个招待会是感奋人心的。当朱谈到人民负担说到“民怨沸腾，民不堪负”时，当他谈到肩负责任慷慨陈辞什么“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我暗自庆幸我们的人民碰到了一位“好”总理。但是我好像又“庆幸”得早了，从5年来这位共产党总理的实际执政情况看，当年的豪言状语也仅仅是豪言状语而已，人民已从对他的满怀期望转到满怀失望再转到现在的不抱任何希望和幻想了。这位朱总理也仅仅是他自己所说的“一位清官”而已——也许连这个目标还说不上来呢。
这里说的是几句闲话，就我当时的心情而言听完新总理的豪言状语后，我想自已也该恢复自由了。但是，监视居住的情况依旧，等一天不见人来恢复我的自由，等了两天、三天还是这样，直到10天后的3月25号，汉中市国家安全局的人终於来了。
十六、被捕
1998年3月25日下午三点钟，我正坐在床边看书，监视我的小警察还在床上睡觉，这时我又听见一长串杂沓的脚步声在我门前停下来，随即响起了粗野的敲门声，监视我的小青年（警察）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去开门，安全局与保卫处的那帮人又涌了进来。苟局长让大家安静下来，随后只见安全局的路警官从公文包里又掏出一张纸条对我宣读道：
“赵常青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的规定，对嫌疑人赵常青执行逮捕。”
执政当局终於以它的惯用手段再次向我下手了，它到底不能容忍一个敢於公开挑战它的选举制度并使其虚伪奸诈的本来面目暴露在全世界面前的青年，它及它的特务机关也许认为我会因此而屈服、而讨饶，政保科长刘建纲甚至在旁边幸灾乐祸的笑着，没想到我会迅疾果断地拿起笔在逮捕证上签了字。
签完字后苟局长说：“收拾一下东西吧。”并叮咛说：“这一次时间可能就比较长了，你把该带的东西都带好，尤其是衣服，要多带一些。”这个共产主义情报机关的特务头子，倒是为我考虑的周到。
东西收拾好以后我环顾了一下我曾经生活憩息了六年的小房子，它虽然狭小、简陋甚至东西被放得很凌乱，但是它终於让我完成了一个时代，完成了一个默然读书、默然观察、又默然炼造的时代。我曾经很欣赏康有为，很为他通过科举道路而谋求政治变革的做法而激动，并在长达六、七年的时间内试图考取研究生，我想通过考研返回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再广结友人，共同谋求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但由於有关方面的强力阻隔，我所谋求的“科举”道路终未走通。在对科举之路不存任何幻想的情况下，我终於选择了决裂。 97年8月我书写并寄发了《改革政治体制，走民主化道路》的政改意见书，用语言宣示了我对现行政治制度的反叛与决裂，98年元月我又通过参予人民代表的竞选而用行动宣布了我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挑战。而不论是用语言反叛还是用行动反叛，就其决策过程来说都是在这所生活了将近六年的小屋里完成的，因而在我行将离开这所小屋子时，我之内心真有一种依依的牵挂和眷恋。我又抬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那首无题自勉诗，诗是这样写的：
无 题
飘风猛消，
骤雨顿散，
如诗斜阳戴崑崙，
秀峨江山画展。
秦山南北，
汉水两岸，
三公逐鹿图中原，
留下千古美谈。
而今我食菜根，
卧薪何惧苦胆，
励精图志，
笑傲做古帝王事，
还要风流万年。
我认为，当执政党的强力部门将我执行逮捕的时候，我之人生不仅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更富挑战性和斗争性的时代；而且也必将在通向理想的征程上给我一次更大的张力和动力！这一点，执政党及其保驾专政机关恐怕没有想到吧。
终於，苟局长发话了，“收拾好了就走吧。”他让另两个人帮我带着行李，并同时给我加戴了手铐，我有些恋恋的走出了小屋子，从此（至今）再也未能回到那间小屋子……
3月25日下午，警车直接将我送到汉中看守所，下车后不知道怎么搞的，安全局锁我的手铐怎么捅也打不开了，最后只好找来了大锤和鏩子将手拷斩断。坦率地说在用大锤斩手铐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恐惧，要知道当时的情况是我的双手放到一个铁砧上，两个工作人员一个手扶着铁鏩对准铐环，一人手拿铁鎚往下砸，手被震得生疼不用说，万一砸偏了，后果将不堪设想，庆幸的是在经过半个小时的折腾后，手铐总算被砸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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